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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6 09:16:59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1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民族性；理论语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1-0043-04

理解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年来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要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存在的一个深层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重新遭遇马克思主义？当下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给我们提供何种理论给养？未来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路径在哪里？这些基本问题不弄清楚，继承和发展就会陷入新一轮的理论混乱。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基本前提

1．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真正遭遇马克思所分析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三个理论层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二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论述；三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勾画。在这三个层面中，哲学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基础。特别是随着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从哲学上进行科学分析与批判，构成了他当时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

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联来看，我们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在于下面两个层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建国之后，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描述，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断裂。虽然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如果没有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与批判，这两个部分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们一直面对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转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轨道上以来，才第一次真正遭遇马克思所言说的根本问题。可以说，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而言，才具有真正的生活基础。

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中国所进入的市场经济比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市场经济的语境更为复杂。西方市场经济具有源生性和线性发展特征，即市场经济是按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自然承继顺序发展的。而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则既面临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提升，又接受着后工业文明的挑战。这种双重转换就决定着我们在面对市场经济时，必须充分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华：肯定之中的批判反思。马克思在论述工业文明时指出，工业文明虽然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是走向人的全面解放的物质前提。因此，马克思既反对浪漫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批判，又反对走向资本主义视界的自由主义。这也是今天需要廓清的重大问题。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浪漫主义的批评，任何想回到过去的思想都是荒诞的；但也要意识到，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堕落到市场的逻辑之中，必须提出市场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否则，就无法真正将自己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中独立出来，这是自由主义者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因此，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首先必须意识到这一复杂的语境，弄清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话。

2．全球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民族性构成密不可分

资本的本性要求世界历史过程，在今天，也就是全球化运动，而每一个民族国家则力求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的民族性，这种对立的运动恰好构成了当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换，或者说，依然以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进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能否保证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回顾历史，中国的民族独立过程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战，使中国摆脱了各种形式的殖民、半殖民、大国附庸的危险，实现了民族自决和独立。同样，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不管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她已经同我们的民族国家不可分离，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现代的民族性构成中。对这样一种历史前提认识不清，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国家的解体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当他们简单地全盘否定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时，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由历史培植起来的民族精神，从而最终否定了自己的民族国家。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要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而意在说明：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必须着眼现实，紧扣国情和历史，简单地否定历史，也就丧失了未来。

3．在复杂文化背景中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语境

由于我国同时处于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三重转换中，各种文化思潮同时在这里碰撞，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复杂的理论语境。既有传统教科书理论体系的作用，也有从现代思潮中借鉴各种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从后现代思潮而来的对传统观念的解构。如何澄清这些语境，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发掘。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梳理理论进程。一是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实践标准讨论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呈现出带有学派特征的局面，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有出现了学派性的争论，才能真正发展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从国内的一些争论来看，依然停留在各说各话的水平上，缺乏学术共识的累积。二是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语境，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话语。在这里，要注意避免一厢情愿地将一种国外思潮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打着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旗号行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之实。为此，我们要追踪国外学术研究的逻辑进程，厘清各家各派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的逻辑线索，挖掘其合理创新之处，借鉴整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去，以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可能路径

1．文本解读

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时代性意义的创新。借用学术界的流行话语就是“回到马克思”。当然，这里的回到并不是说死抱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放，而是带着今天最新的方法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对其出场的语境和路径作客观的考察，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相，以期找到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把文本解读片面地理解为“返本”，其实，我们所讲的文本解读是“返本”和“开新”的辩证统一。“返本”,就是要通过原著精读和深研,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但是,从解释学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伸手可及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理解和解释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而且越是“创造性地解释”,就越符合马克思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创造性解释是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必然要求,舍此不仅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也谈不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忠实”。马克思本人就不止一次把那些不顾历史条件变化,只知道简单“复述”他的“原话”的人，看做自己的不肖子孙。可见,“返本”的内在要求蕴涵着“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的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不断深入地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返本”,否则，“开新”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根基和前提。显然,这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

2．深层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各种思潮、理论、学说、观点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在对话中面向世界发言，在比较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其实，在诸如世界的存在方式、世界的辩证图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运行、人的价值与困境等诸多哲学议题上，不同的学说虽然有所差异，但差异不是对立，而是互补。

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多年前刚进入我国学界的学术视野时，曾遭遇过多方的责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贡献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探索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框框，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反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哲学固步自封的做法，通过对“正统”概念的重新思考，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理论进行反思，并力图使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发展，构成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探索启示我们，要在当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中，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效应，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并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对新的理论资源进行逻辑整合。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文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积极吸收当代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力图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基础，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如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构成了相互融合、相互支援的理论资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总体批判。这种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主导，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理论逻辑整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哲学研究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问题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所当然地依赖于人们对时代性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解析。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我们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遇，对全球性问题、对中国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在当代，由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全球布展以及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催生的新问题，是影响人类目前及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并及时回答这些重大的时代课题，才能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和当代价值，从而真正成为“我们同时代的人”。

然而，我们一方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克服两种偏差：其一，为了凸显问题意识，动辄从现实问题出发到马克思历史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收集当代现实和观念的合理性说明或合法性依据。比如，没有弄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确定内涵，就把它当做对当今全球化情景的解释，当作直接论证现实的工具，这种做法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越来越面目模糊。其二，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可供使用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从而紧紧追赶时代的潮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加入原来所没有的诸多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新型的哲学观念。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声称当今的知识经济、网络文化、虚拟世界等早就被马克思所预见。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仿佛拔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地位，实质上是遮蔽甚至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和完整性，从而最终损害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4．形态创新

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三种可能路径各有自己的向度、特点和功能：文本解读旨在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交流和对话呈现真实的历史前提，为反思和解答时代课题提供理论源泉；深层对话旨在开放创新、去蔽求明，通过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双向解读”、相互阐释，从而更好地回溯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为当代人类遭遇到的现实困境找到更为优化的道路；问题反思则意在把握时代，与时俱进。三种思路最终的逻辑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这也是最高意义上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对当下中国而言，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就是在科学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既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就是活生生的、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充分重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充分重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这一新形态的出场和在场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正如高清海先生生前所说：“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2］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維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徐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维范式》，辽宁师范大學2009年硕士论文。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4

【正文】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最先开始研究的是哲学，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他的哲学著作集中在前期，青年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哲学时期．曾有过一个站在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时期，而后出现过“否定哲学”，否定思辨哲学提倡实证科学转向，是什么促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转变，本文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德国唯心思辨哲学和它们与现实角度来说明。本文认为马克思否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是一致的，而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不久前读到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的《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一文，他认为马克思否定哲学是否定站在哲学立场上看问题，提出我们不要再回到马克思曾经否定过的站在哲学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观点，也就是从原则理论出发看问题，依靠纯粹的思辨获得对世界的终极认识。因此，要“反对哲学”，要离开哲学基地，抛弃哲学幻想，主张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论文百事通本文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来分析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

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曾说过“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和莱茵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最后关于摩赛尔农民状况的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的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

这里马克思提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出于为劳苦大众辩护的需要，还有一方面是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微弱的哲学色彩的肤浅的言论有关，也就是说他研究经济学和否定哲学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是一方面出于为农民服务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哲学的微弱。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土就是他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分析的开始，也是他否定哲学的开始。

马克思接着说“为了解决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的哲学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成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前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的研究昵也就是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在1843年lO月底决定出版《德法年鉴》移居巴黎的。在1843年lO月马克思就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但就在这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哲学创作，如果说他否定哲学，就很难解释他在后面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这些重要的哲学大作了。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哲学，反对哲学，他所发对的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抽象空洞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而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哲学上的转变过程，标志就是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资本主义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人道主义的失落，社会增加的财富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数量急剧增加的

工人日益贫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人农民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陷人非人的境地。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工作献出了他的毕生。马克思早在青年时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伟大理想，在他离开大学校园接触社会时，真正面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不合理的现实的时候，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为劳苦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都没有失去信心。马克思最关注的是人，是现实的人，是现实的工人。马克思不论研究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他只围绕一个事实，那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寻找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人得以解放使人的本质得以复归。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马克思需要唤醒的带动的就是工人。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显示冲突中解释”。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根源，这促使马克思进入对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在人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完成哲学上的伟大革命。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派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从阶级斗争追溯到经济利益，从政治斗争探究到财产关系的方法启发了马克思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经济学中去寻找，朝着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深化了此前到市民社会中寻找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的收获，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本身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反对主体自身马克思的兴趣并不是经济学，而他研究经济学，完全是因为他的理想，他的奋斗目标。只有研究经济学才能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了实现他解放全人类，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理想，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他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

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脱离现实的空洞抽象促使马克思走出哲学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及随后的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局限于思辨哲学的基地，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甚至敌视人民，最终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不应成为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而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成思辨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处处可见马克思反对思辨的表述。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神圣家族》中的“所以必然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问的联系问题，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事实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思想的色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的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里马克思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了。“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马克思反对“实体”，“宇宙精神”，“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一种思想活动，马克思把这些人称作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

在这之前马克思有过一个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时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他曾用哲学来构造法学体系，在大学时期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中并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在《莱茵报》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主义哲学基础上，从理念出发批判德国的现实，批判现实的国家，现实的法，现实的婚姻等。例如，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离开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需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存在的问题。当现实的法庭站在私有者利益的立场上审判林木盗窃案时，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国家(即符合国家观念的国家)就应当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在1843到1844年间马克思又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去批判现实，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

思辨哲学就是这样，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引伸出人们的一切是关于社会自然，即得出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在这时期马克思思想特点是，从哲学基地上出发，先设想出理想的哲学理念，然后再用理想的哲学理念去批判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在《莱茵报》为劳苦大众辩护时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时的马克思也还是从想象、从理念出发，还不是从现实出发，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想哲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丢掉唯心主义的脱离现实的思想，从现实出发，他说“德国哲学从天而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问上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三、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主张研究实证科学，看重人民群众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以下面的方式发展：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轻视物质利益重视思想观念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青年黑格尔派提出“英雄=精神，群众=粗糙的物质”当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时，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利益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德国唯心主义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现实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立。青年黑格尔派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革命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只有伟大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革命才能成功。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的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嘲而思辨哲学认为革命不成功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唤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所以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只有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前面，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提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问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种哲学观从其致力于哲学理论研究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有过明确的表述。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实现的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缺陷。正式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

实际上马克思就是反对从原则出发反对从抽象思辨出发来分析问题，他提倡从现实出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来解决问题，提供解释世界的总原则总公式从原则出发解释世界被看作是哲学的任务，从原则出发解释世界必然具有幻想的性质，马克思反对脱离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哲学道德体系。马克思说过不应该像德国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从人的概念来想象现实的人。

马克思反对哲学实质上是反对德国唯心主义思辨的精神实质，马克思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利对立的解决绝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是理论的任务。

从马克思说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到马克思否定哲学，否定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主要是现实的需要。虽然哲学是马克思的兴趣，但马克思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牺牲理想的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不是为了哲学而去研究哲学，马克思也并不是单纯为了建立理论体系而研究理论，他们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活动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以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在以前的哲学是没有的。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主张研究实证科学，他从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转变为从现实出发，从现宴的人，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全部上层建筑，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转变。马克思否定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全部哲学，他所否定的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空洞抽象和思辨因为这样的哲学除了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以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哲学不和现实联系，不能指导现实。而马克思否定思辨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它的新体现在“改造世界”体现在实践，体现在人民群众中的应用，体现在哲学为改变现在不合理的现实而发挥作用，而且，这样的哲学能正确的发挥指导作用。这样的哲学只能是强调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新唯物主义而不是思辨哲学。

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和宣传中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防止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过去革命年代我们存在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我们仍然存在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条条框框化，庸俗化，老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应付各种考试在背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根本不去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就造成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教条，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东西，只是写在党的文件里的口号，这样就容易造成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这就很难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向往未来的社会是消灭贫穷，消灭剥削，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人的本质得到完全复归的社会。我们今天的理想和马克思当时的理想有一致的地方，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的体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对人的异化要遏止，要改革制度中的弊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党。在于党的思想、宣传、舆论引导，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6

不久前读到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的《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一文，他认为马克思否定哲学是否定站在哲学立场上看问题，提出我们不要再回到马克思曾经否定过的站在哲学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观点，也就是从原则理论出发看问题，依靠纯粹的思辨获得对世界的终极认识。因此，要“反对哲学”，要离开哲学基地，抛弃哲学幻想，主张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本文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来分析马克思为什么要“否定哲学”。

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的研究昵也就是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在 1843年 lO月底决定出版《德法年鉴》移居巴黎的。在 1843年 lO月马克思就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但就在这时，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哲学创作，如果说他否定哲学，就很难解释他在后面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这些重要的哲学大作了。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否定哲学，反对哲学，他所发对的是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抽象空洞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而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哲学上的转变过程，标志就是马克思从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资本主义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人道主义的失落，社会增加的财富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数量急剧增加的工人日益贫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人农民这些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陷人非人的境地。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工作献出了他的毕生。马克思早在青年时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伟大理想，在他离开大学校园接触社会时，真正面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不合理的现实的时候，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为劳苦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都没有失去信心。马克思最关注的是人，是现实的人，是现实的工人。马克思不论研究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他只围绕一个事实，那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寻找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人得以解放使人的本质得以复归。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马克思需要唤醒的带动的就是工人。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显示冲突中解释”。

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脱离现实的空洞抽象促使马克思走出哲学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及随后的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局限于思辨哲学的基地，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甚至敌视人民，最终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不应成为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和自己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而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成思辨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处处可见马克思反对思辨的表述。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神圣家族》中的“所以必然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问的联系问题，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事实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思想的色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的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不是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里马克思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问题了。“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 马克思反对“实体”，“宇宙精神”，“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一种思想活动，马克思把这些人称作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

在这之前马克思有过一个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看问题的时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他曾用哲学来构造法学体系，在大学时期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中并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在《莱茵报》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主义哲学基础上，从理念出发批判德国的现实，批判现实的国家，现实的法，现实的婚姻等。例如，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离开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需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存在的问题。当现实的法庭站在私有者利益的立场上审判林木盗窃案时，马克思提出真正的国家(即符合国家观念的国家)就应当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在 1843到 1844年间马克思又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去批判现实，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

三、马克思反对思辨哲学，主张研究实证科学，看重人民群众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前面，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提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问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7

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 ,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 ,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 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 18 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 、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 ? 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 ? 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 1932 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 1932 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 20 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

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 :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 ;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 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 1845 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 1845 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 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

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

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

[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8

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 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苏东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 :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 ;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苏东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 年手稿》发表之后，前苏东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 1845 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 1845 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 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苏东学者的观点。

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

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

[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42-02

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诞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自身积极深入实践、认真总结19世纪30至40年代工人运动经验、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科学地推断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并最终形成了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思想指导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内容及其意义都显示出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一、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各组成部分的思想来源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对以上三大理论批判性继承的结果，具体体现在：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第一次历史性地将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予以修正，避开了前人在研究历史发展时常陷入的唯心主义陷阱。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扬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利润理论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文明成果，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涉及资本主义命运问题时暴露了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片面性，批判他们把资本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同时，又极力掩饰工业革命过程中就已经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断然否定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马克思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出发，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其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体现了马克思对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2]。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辩证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哲学基础，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经济学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史观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体系，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综上所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它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因此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备的科学

（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还系统地回答了所有的哲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世界总处于相互联系而发展的状态，经研究最终确立了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三大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此外，他们还论述了认识事物应遵守的辩证方法即我们熟知的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并得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基础上，确立了人类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指出了埋葬资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无产阶级，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

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研究商品、货币的基础上研究了商品的基本属性，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为切入点，研究得出劳动二重性及必要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商品与劳动二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得出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此外，马克思、恩格斯以劳动二重性为起点，分析得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及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以生产过程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商品销售社会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这对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

就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而得出的正确结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断认为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剥削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联系密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5]其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实现了它的第一次飞跃；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条件的相关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埋葬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同时也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相统一的理论体系，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严密的逻辑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三、指出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决定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的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529。马克思认为，人的主观认识本身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客观事物本身也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所以检验认识的标准既不能以主观认识也不能以客观事物为标准，只有也只能以把主观认识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实践为标准；此外，就实践的特点而言，实践具有直接性、现实性。“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156这就是说，主体只要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去实践，不管认识正确与否，都可以引出某种现实的结果，这是逻辑证明无法完成的，也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主要依据。

实践是检验人们是否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标准。马克思要求我们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四、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的诞生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但“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742-743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8]494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为基础而产生的，因此，时代背景的变化难免会导致他们的某些具体理论与当代社会不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根本观点和价值立场，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并没有过时。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最终获得革命胜利。此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及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态度不动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N].人民日报，2005-11-27.

[3]杨丽娟.马克思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8）.

[4]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哲学转向历史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

在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历史的研究中，关于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的“语言学转向”，似已成为把握西方哲学问题发展逻辑线索的共识。我认为，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中，仅以“语言学转向”还不足以把握从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并且易于以“学院派的正统哲学”遮蔽哲学本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实际上，西方哲学问题及哲学的发问方式在从“认识论”向“语言学转向”的同时，还发生了更重要的另一哲学转向，这就是由马克思哲学为始端的从近代的“解释”（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①]。确立这样的认识，对重新看待西方哲学的历史和走向，对修正我们既有的哲学观，对确立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②]，对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思维特质都会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从哲学问题的历史与逻辑演化的视阈，以历史解释学的方法，试对这个论题做出合乎人们接受习惯的说明，以确立这种判断的合理性。

一、哲学发问方式及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型及逻辑

学界似已经达成共识的所谓西方哲学历史有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和从“近代认识论”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实际指的是哲学主题的转向，也就是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向。在这些哲学发问方式与哲学主题的转换中，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所以，我们只能循着哲学历史的这种逻辑去寻找哲学主题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

我们之所以从哲学问题的演化逻辑中寻找哲学向“历史”转向的历史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叙述前提和原则：1、历史进化的原则。确信哲学问题在历史中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哲学问题有自身独立的运演逻辑的原则，这种逻辑体现为哲学问题在哲学的发问方式的转型中形成自己的历史。3、语言作为存在方式对哲学问题有限制作用的原则，亦即西方哲学的问题难以超越西语式的叙述方式而形成某种话语系统。我们在这些原则底线内来看西方近代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化。哲学问题的转向也不能超越这些原则来思考。

我们知道，近代哲学是面对古希腊的哲学问题的困境来建立自己的问题域的。面对基督教神学的“不可言说”的窘境，面对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欲求，在人文精神观照下的西方近代哲学，只能在神学与科学的夹缝中为人类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的说明。所以，人类作为在近代“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如何，在西方的解释系统中，无不是以揭示人本身的理性存在本性作为路径，亦即在“解释”的哲学追求中，近代哲学只能在“理性”所可能规定的问题域中开始并结束哲学的言说。这种“解释”意义的哲学叙述的文化背景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感觉。这时，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历史”的解说还没有进入哲学的视野，亦即：这时的哲学还只是“哲学”的，还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更不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这时的哲学只是对作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对象的观照，而没有进入作为“存在”本身的“历史”。哲学向何处去，关涉到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自觉，哲学需要走出“解释”的怪圈吗？如何走出“解释”的知识论世界？知识论立场之外的哲学如何言说？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哲学发问方式与问题的逻辑转换中寻觅。

从古希腊哲学文本的解读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一方面在不断地追问能够说明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始基、本原、理念、本体）；另一方面又都是在使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进行追问，试图对那个本原或本体说出它“是”“什么”，从而形成了西方语式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之“非”“是什么”的悖论。在思想史中，这个悖论规定了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个“是什么”的言说方式所蕴涵的以抽象同一性为基础的逻辑与经验，引导着西方哲学不得不进入近代的“解释”（知识论立场）哲学的语境。应该说西方近代哲学从古代哲学的对“本体”的“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对作为“对本体追问能力”的追问，亦即哲学由从知识论的立场对本体的“是什么”的规定进行述说，转换成对我们对本体是否有述说能力的发问。这种转向体现为哲学的对本体“是什么”的发问，变成哲学对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实在性的发问，亦即对本体的“是什么”进行述说的知识论立场的合理性的发问。真正对这一问题有清醒认识的是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应该说在哲学历史上，是康德的哲学明确了古希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这个“存在论”悖论，并以他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为以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

康德是以“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来发问的。因为康德面对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对两个世界（现象与本体、感性与理性）的划分，针对的是这些哲学作为本质主义的理性主义试图统一两个世界的思维倾向，康德是想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明确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在纯粹理性的预设中确定知性和理性的使用界限。他告诉我们的是：“先验综合判断”的“可能”是在人类作为理性的能力所能达至的“应该”的界限内给予的。康德哲学的结论是：“是什么”只能去说是“什么”，只能对那个“什么”说“什么”，而不能僭越，否则就成为独断。独断是人的理性所不能接受的。而那个“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作为“应该”，其意义在于其作为实践理性给予人们以“应该如何”的指向。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是“是”本身；“应该”不是那个“什么”，“应该”只能是“应该的”。概括地说，康德哲学谋划的精义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该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可以说，康德在对理性作为知识之如何可能的发问中，以知识论的“同一性”逻辑，为理性的使用划出了界限。在这种对理性的使用划界的努力中，康德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是：⑴我们只能用“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感性、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本体，但这种言说方式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那个应该作为“存在”本身的本体，却在这种“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成了那个本应该超越的“什么”。本来区分开的两个世界，如何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统一为一个世界呢？由此，康德认为，哲学应该反身自问：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或言说方式能把握那个本体吗？如果不能怎么办？⑵如果放弃本质主义的“统一”两个世界的欲望，让知性、理性在现象界和本体界各司其职，我们可以用作为先验范畴的“是什么”的语式去言说感性、经验、现象，那么，作为本体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言说呢？如果我们只有“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吝啬的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们别的言说方式），如果那个与感性、经验、现象不同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是不可言说的，我们该怎么办？可以看到，康德哲学作为近代哲学在哲学发问方式上的转变，使哲学问题也发生了转变。但是，哲学作为对“合理性”的解释系统的性格没有改变，这时的哲学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对理性的存在状态的“解释”。这时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其知识论的立场与发问方式，还游离于“历史”之外。

针对康德哲学的根本性发问，在后来哲学的发展中大致有三种应对方式：一是黑格尔的方式。这种方式坚持本质主义的理性统一（同一）原则，坚信通过辩证法可以实现本体和现象两界的统一，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体。这种方式最后走向绝对主义。二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方式。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本质主义那种“统一”的思考。我们应该超越“存在者”或那个“是什么”的“什么”，回到“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在对“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追问中，必须放弃那种对“存在者”进行诉说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对这种言说方式的放弃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言说。放弃言说的结果是：或者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而走向了“虚无”（海德格尔），或者对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三是马克思的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我们之所以陷入既要面对追问“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宿命，又必须放弃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言说“存在”本身的二难困境，是因为以前的哲学“只是”拘泥于对存在的言说，“只是解释世界”。面对这种困境，哲学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放弃对“存在”本身所以如此（理性根据）的追寻，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穿衣、吃饭，人与人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作为“类”总要存在下去。所以马克思才说，满足吃喝住穿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所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哲学要走进“历史”才有哲学的生命。

从这三种哲学问题应对方式与路经中可以看到，近代哲学在康德以后，除了黑格尔保留了古典的“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在逻辑的“同一性”原则中寻找终极的统一原点，从而使哲学成为一个封闭的理性僵尸之外，哲学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向：一个是由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引导的“学院派”的走向“语言”的哲学转向；另一个是马克思开创的在消解“解释”性的哲学中，通过“生活世界”让哲学走进“历史”的哲学转向。这两个转向都是面对康德提出的哲学难题所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产生的哲学态度和取向。第一个转向已经成为学院派哲学的共识，而将哲学的触角转向作为“存在”本身的“历史”，还没有得到掌控哲学话语权的学院派哲学的肯定。而对这个判断的肯定就需要我们的哲学思维要走出“知识论立场”，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当代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介入，这也有益于对哲学本性的理解。如果把马克思的哲学看作哲学向“历史”转向的一个开端的话，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让哲学走进历史的呢？哲学的这个转向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二、如何让哲学走进“历史”——马克思的哲学观

如果站在“学院派”的“纯哲学立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文本解读，就很难把马克思的那些“哲学文本”看作是“纯哲学著作”。我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类学笔记》等著作，都不是学院派哲学所习惯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符合某种学术规范的哲学著作。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完整的纯哲学著作？而留下的不是“提纲”，就是“手稿”。按马克思的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出现这种情况的确令人费解。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或蕴涵着马克思对哲学极其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呢？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何以留下半成品的“提纲”、“手稿”，而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社会批判”呢？这是否蕴含着哲学走向“历史”的某种思想通道呢？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还应从对现有文本如何解读入手。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经历了两个转向，一个是从“言说”（解释）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另一个是从“哲学观上的实践论”向“社会批判”哲学态度的转向。第一个转向要解决的是找到如何超越由康德哲学所凸现的“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作为“本体”不可言说的二难悖论的路径。马克思的超越是从改变哲学的发问方式做起的。马克思的哲学对哲学发问方式的改变体现在从“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把握那个‘存在’的本体”，变成“我们应该做（实践）什么，我们能做（实践）什么，怎么去做（实践）”。由此，哲学视阈也就从黑格尔所理解的“无人性的理性”（抽象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的直观”的关系，转变为“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实践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③]。所以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这样，马克思才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走向“改变世界”的哲学；从对“本体”的“言说”走向“实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实践轮转向”。但是，第二个转向是要解决如何将哲学视域中的抽象的“知识论”的“实践”，转变成感性直观中的脱离了知识论羁绊的“具体的实践”。这就是说，不是在抽象的空洞的“实践”的说教中，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实践”的概念去规范世界的“应该”还是“不应该”，而是脱去“实践”的哲学概念性的“知识论”（对象化思维）的外衣，走到无语的现实中，让“实践论”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走进”“实践”，从而让哲学走进“历史”。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认识，有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如何看待哲学，这关涉到怎样看待马克思消解并超越哲学的“解释”功能的问题；另一个是为什么要通过“社会批判”走进“实践”，走进“历史”，在“实践”与“历史”中“改变世界”。

从现有的哲学文本看，马克思留下的“提纲”、“手稿”、“序言”和“导言”、以及各种“通信”，都透露出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意向。我以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确切表述。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思想的基本路向。从这些文本中我们似可以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以往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功能与作用只是“解释世界”，不具有实践性的对现实的干预能力，马克思说过：“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⑥]所以，哲学要从对天国的叙述回到对人间事务的介入，“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⑦]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形态，其批判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在对哲学的抽象形式进行批判中，哲学的解放也就有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指向。

其次，哲学问题视阈的转换在于对人类的存在意义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体现在从哲学的视阈对人、世界、社会、历史的认识转换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世界是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社会存在是“历史”（时间）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人的真正本质；理论的意义与目的，不在于解释（言说）世界，而在于改变（实践）世界。改变（实践）世界应该是马克思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应然”的价值指向和人类的生存境界。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在理论上超越“哲学”（“解释世界”意义上的哲学），走向“社会批判”，“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⑧]这就是对现实历史的批判。

其三，马克思在哲学的自我批判中，为哲学找到了从“言说”走向“实践”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尽其毕生所进行的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阈中，哲学的“实践”品格，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自身的自我欣赏，而是要在具体的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体现哲学对“实践”的旨趣。所以，如何将“新世界观”对实践的理论性概念崇尚，变成对现实历史的批判行为，是哲学向历史转向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通过对抽象哲学的消解，才能使哲学摆脱“天国”的理论束缚，哲学才能走进历史。这种消解就是将哲学的原则贯彻到以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中，以实现哲学对“世界”的“改变”性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在实践上有了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进行的社会革命，从而才有了异化与异化的克服，资本的秘密，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扬弃，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不仅作为现实的、可即的一种社会实体，或某个时空中的平台，而且还作为“意义”“价值”与“境界”的设定[⑨]，也才有了《共产党宣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通过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才能使哲学从“概念”走进了“历史”[⑩]。

如果说以上叙述的内容可以称作马克思哲学的原则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就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检讨中所树立起来的对哲学自恋性的批判中，使得哲学在具体、现实的历史中消解自身的抽象性身份，在具体的对现实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进行干预。这就是马克思强调哲学之“实践性”的应有之意。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11]可以说，消解哲学是马克思哲学观的起点，通过政治经济批判使哲学进入历史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结论。马克思由此确立了哲学通过“实践”走进“历史”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哲学向“历史”的转向。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没有为后人留下一部“纯粹哲学”专著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并不是那种符合某种规范的哲学家，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思想者。马克思的这种消解哲学哲学观，使那种在希腊城邦广场上崇尚言说的哲学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哲学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清议，而且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导下走进了生活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马克思完成的这个哲学转向的实质就是使哲学非哲学化。

如何来确定马克思所确立这些哲学原则完成了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向“历史（学）”的转向，这需要考察马克思提出的以“实践”的指向为核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内容的“社会批判”原则在现代西方思想界的历史传承，从而说明马克思完成的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对后来的哲学产生的影响作用。

三、“哲学的非哲学化”——“历史”中的哲学走向哪里？

当我们从“学院派哲学”的立场超脱出来看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显得富有生命和亲近感了。从此视阈来看，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原则，既不是要构造什么哲学体系，留下一些千古不变的普遍命题，也不是为了明天的心理期盼，给出一些具有心理安慰功能的哲学谋划，而是要在对以往哲学的批判中，消解哲学，走进历史。哲学不要说“谁也听不懂”的哲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经济学的话，哲学要讲法学的话，哲学要讲政治学的话，哲学的话语指向、叙述方式及其功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哲学要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哲学就是在非哲学化中走进历史。

马克思之后，无论是第二国际和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还是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詹明信等学理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以马克思为其理论鼻祖和叙述起点的。尽管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和理论结论，但马克思所建立起来的对哲学自身的“学院派身份”的消解，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的精神，以及经邦救世的历史使命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传承。马克思之后，不排除有以传统的知识论立场和“学院派”的话语习惯，在“解释”和“言说”中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的努力，但这种只具有“解释”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意图，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却使得马克思哲学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活力。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真正传承马克思这种哲学精神的应该有两条线索，一个是第二国际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进行的社会革命；另一个是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消亡之后，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塞、萨特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前者是将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原则通过与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对世界的“改变”，但这种对世界的“改变”，是在对马克思的哲学精神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哲学的非知识化与知识论立场的悖论性缠绕，这样，上个世纪出现的斯大林式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概念性理解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在这条线索中，哲学经过非哲学化的社会革命最后又回到了概念化的哲学。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在场缺失宣告了这种对马克思哲学概念化理解的意义死亡。对后者而言，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与原则更多地体现在建立哲学之外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哲学的概念化表述，而是在介入“生活世界”中，对社会的现实历史进行干预，这也是哲学对世界的“改变”。应该说，当代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运动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有所不同，他们实行的是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资本对资本的批判表现为非哲学化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我们从卢卡奇、葛兰西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从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对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从詹明信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文化批判，都不难看出哲学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消解，在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批判中，哲学就从以往的身份构造中解脱了出来，走进历史的哲学就消解了概念性构造的哲学。可以说，概念性哲学的自身消解所带来的是哲学的非哲学化。对这个问题，我们从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向“历史”的指向，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解构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以及阿尔都塞站在现代性之后的语境中对哲学消解的看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激进解读”等，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将哲学引向“历史”之后的哲学非哲学化倾向。阿尔都塞对当代哲学的解读表明了哲学的这种意向。

阿尔都塞在1967年在《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中，对哲学在今天的意义和身份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这些哲学论点就其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和验证而言，都是“独断的命题”。[12]哲学在科学之外，是超越知识论立场的“独断”。其次，哲学论点不能被说成是“真实的”，只能被说成是“正确的”；“真实的”是对“认识”的关系，“正确的”是对实践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哲学中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把哲学命题公然宣称的对于充分存在的真理的忠诚抛到一边，同时看到这些命题与它们所干预的世界是以一种迥然不同的关系——正确性的关系——紧密相联的。”[13]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哲学（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是基于这种实践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经过不断的修正后而得到的，尽管它们表面上是在求助于预先确定的真理和法则。[14]哲学就是要对实践进行干预。其三，哲学不指涉对象（“对象”是“知识论”立场中的要素），只有赌注。哲学超越了知识，屈从于对现实（实践和政治）的依赖关系。“哲学本身就是它所干预的形势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这个形势内部，存在于‘整体’内部，由此看来，哲学不可能对这个形势持有一种外在的、纯思辨的关系或者纯认识的关系，因为它加入到这个集合体当中去了。这表明了，论点没有‘对象’，只有赌注；在论点和那个作为它的赌注的东西之间，不可能有一种‘真理’关系，因而不可能有一种纯认识的关系；相反，这必定是一种实践的关系，一种起修正作用的实践的关系。”[15]

可见，哲学的这种非知识论的立场所招致的就是对以往意义的哲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解，导致了哲学在实践的性格和身份中与阶级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联姻。当代西方思想界正是依哲学的这种联姻，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批判中，使哲学走向了非哲学。这也是马克思所确立的让哲学走进历史和对哲学的消解原则的当代拓展。可以说，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中，有这样一个从“解释”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马克思的哲学引领了这个转向。从“解释”哲学向“历史”的转向是西方哲学思潮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解读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张奎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

6．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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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使用的“历史学”一词，不是指学术分科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而是指作为人类精神与思想的一种指向，是指对人类的存在状态与本质的把握，是指对人类具有生命意义的行为进行观照的精神语境。“历史”在这里就有了生命、社会、存在的意义。使用“历史学”的提法，更多的是从叙述技术上方便的考虑。

[②]在流行的罗素著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著的《西方哲学史》中，介绍马克思哲学的篇幅很小，并且没有给予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这应该缘于他们的哲学观对哲学历史的不同理解。

[③]参见孙正聿著：《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