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论文十篇

媒体监督论文篇1

关键词：舆论监督；主流媒体

今年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这番话体现了中央政府“进一步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广开言路、打造责任政府的决心。”。但同时也显示了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一、主流媒体观

对于什么是主流媒体，有很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强调媒体的政治属性。如复且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

第二类，注重对受众的关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

第三类，突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玄洪友：“在我看来，主流媒体就是社会公认的，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要的媒体。”。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什么是主流媒体的讨论文章，见仁见智，各有特点，但假以传播学视角审视，则大多仍是以传者本位观来看待主流媒体。这在当下受众本位观的回归环境下，有些定义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介，关键是看社会公众是否认可。因此，讲主流媒体就不能不把媒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考核衡量的首要标准。西方对主流媒体的理解大致有这样几个要素：严肃，报道政治新闻，能影响社会的政治进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其实，对媒体要求以报道客观公正的新闻也好，或是要求报道严肃新闻也好，抑或者宣传主流价值观也好等等，其终极追求不外乎是取得公众信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以期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一种良好的媒介形象。是故，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关键看在社会中有没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度。

二、主流媒体与舆论监督

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主要源自于舆论监督。

1.从理论上讲，开展舆论监督是媒介的基本功能，通过舆论监督，充当社会的“雷达”，社会风气的“守望者”，舆论监督是社会体系之树的“啄木鸟”，能起到祛邪去病之功效。梁启超在1902年《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徐宝璜：“代表舆论，亦新闻纸重要职务之一。”“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舆论监督时，同样主张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189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要使人民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他和马克思始终认为，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报的神圣权利。

2.从实践应用上看，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还需要看受众是否认可。实践证明，那些在重大社会事件当中，在矛盾冲突的顶端，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往往是受众最认可，最钦佩的媒体。譬如曾经以舆论监督而名闻当代的《南方周末》，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骤然暴起，与其强大的尖锐的舆论监督报道密不可分。如果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或重大突发事件当中，出于某种利益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承担起媒介的基本功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样的媒体，即使规模再大，发行量再多，也不能称之为主流媒体。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媒体或集团媒体，而不是社会所承认的主流媒体。社会的主流媒体在社会重大事件当中往往能言公众之欲言、想言，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对社会问题进行及时的舆论监督。譬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人民网首次揭发广西南丹矿难的黑幕，新华社关于对中国“”事件的监督，湖北巴东的邓玉娇事件，以及近年兴起的利用网络对众多贪污分子、黑恶势力的监督等。

三、媒体如何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开展要讲究正确与否。开展舆论监督不是刻意“揭丑”，不是哗众取宠式的一哄而上，也不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公权进行打击报复。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弘扬，是对社会丑陋的揭露，对罪恶进行鞭挞的有力武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新闻舆论应对关系国计民生、社会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监督

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敏感问题，同时也是最广大社会群体关注的核心问题。利用新闻媒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督，既符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理论，又能较好的满足最广大群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的实现。能够在年这一领域进行较为广泛的舆论监督，既能体现党和国家勇于面对社会前进中的挫折，又极大程度地调动社会群众力量进行舆论监督，使社会形成合理监督的良好风尚。而且，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监督也往往具有示范的价值和效果。譬如对重庆打击黑恶势力的监督报道就具有非常显著的示范作用。新闻媒体在整个的打黑过程中始终能够进行合理的监督报道；同时，重庆市主要领导也能虚怀如，奋，勇于和敢于面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监督对配合做好党和政府的重大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反，那些只是在社会的枝枝叶叶上做文章，做些隔靴搔痒式所谓监督，不涉及社会的深层次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的监督，是起不到真正的舆论监督功效，也体现不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

2.舆论监督要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要。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所有的舆论监督最终都是为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服务的，是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服务的。因此，舆论监督不能简单化，不能为监督而监督，为此，在实际监督中我们要坚持两点：

其一，是坚持舆论监督的“敢言”。所谓敢言，就是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不为利益、权势和黑暗所屈服，敢于伸张正义，言别人之不敢言，及时道出事实真相，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让人民在解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事件是非曲直，让新闻当事人的丑态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昭然若揭，起到鞭打丑恶，扶正怯邪的功效，最终促使事件向好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2009年的湖北巴东县邓玉娇事件就是得益于新闻媒介的适时跟进监督，才使事件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二，要警惕“批评就是一切”的错误认识。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问题的妥善解决，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还无法解决，这就要求监督者能认清形势，从政府的大局出发，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化解社会矛盾。我们反对那些只顾“为民请命”，不顾党和政府的工作实际的做法，更反对利用舆论监督之便，对被监督对象进行打击、报复，这样的监督是对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甚至是适得其反，造成党和政府工作的被动局面，加深群众的不满情绪。超级秘书网

3.舆论监督应该得到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媒体监督论文篇2

【关键词】媒介审判新媒体时代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它是指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与传统媒体有着本质区别的各种新型媒体的总称，具有信息海量性、传播便捷性和主体自主性的特点。媒体与司法存在监督关系，但是近年来媒体对司法入侵的现象随着许多重大影响性案件的发生而成为社会与司法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现代政治中，新闻媒体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随着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媒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种权力的媒体，在西方政治学中，它主要作为一种政治沟通工具出现，而媒体权力的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影响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社会舆论，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①。而媒介审判就是媒体权力政治功能在司法领域的一种异化表现，表现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不恰当地干预了司法作为一种公权力的独立性。

媒介审判的概念考察

“媒介审判”一词源于西方，英文是“trial by media”，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伦理中的一个术语，“意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②，也指新闻媒体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前就先于司法程序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等结论的现象。因此，按照传统界定，媒介审判被认为主要发生在普通法系国家，那里存在媒介审判的基础——陪审员制度，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官主要由精英人士组成，不容易受舆论所左右。然而，在中国语境下，司法制度与新闻制度都与西方不同，司法独立并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独立，各级法院检察院都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受它监督，受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领导。新闻媒介则直接或间接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媒介的意见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一些党政部门的意见，也很容易影响有权过问司法的领导干部以及人大代表，如果后者轻信不全面的报道，对司法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法官就很难抗衡，间接地影响了司法进程。

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公正，容易造成误判或错判，新闻媒体是媒介审判的载体，其背后代表的是强大的舆论力量，公众舆论遵照自身的“审判模式”，依照自身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拥有公权力的党政机关影响审判进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媒介职能的越位，在媒介审判中，媒体往往超出自身的监督职能，将自己定位为媒介审判者，使自身置于与司法机关对立的位置，将监督异化为介入，从而激化了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对抗性。媒介审判多数是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这是一种新闻媒体依靠其影响舆论的功能干预司法独立，将新闻置于司法之上的现实性悲剧。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涉法性案件的专门活动。而司法独立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法官独立，司法独立的价值在审判自由，即法官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在遵循其法律和职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自主判断而不会受到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二是法院独立，这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首先是指法院独立于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二者的干涉和制约，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其次是指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自由地依据法律作出判决，而不受外在的先决的条件束缚，也即“技术性的司法规则”。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等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不论审判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在中国，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两院是全部司法机构中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所谓干涉是指“违反法律规定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强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服从，或以行贿、请客送礼等非法手段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施加影响，而非正常的批评、建议和意见。”③这使得司法得以独立于行政，也即我国宪法中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能够保持客观、独立、廉洁。司法独立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公平公正公开审判的基本权利，司法独立对于中国的依法治国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来说，更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司法独立原则也日益获得更高程度的认同。

媒介监督在新媒体时代的新表现

在传统媒体引导舆论的时代，媒介监督通常由传统媒体发起，舆论跟进，同时引导网络媒体与网络舆论的方向，而如今，媒介监督通常由网络媒体发起，传统媒体跟进。当下“自媒体”的广泛兴起更使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当今的媒介监督现象向多方位发展，有愈演愈烈之势。

发源主体不同。与传统媒体的新闻媒体对外，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传播方式不同，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来源是网络，“网络媒介”时代更多强调的是全民参与性。网络的便捷自由、低门槛并且广泛联通的特点决定了每一个会上网的公民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发源点。公众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自媒体”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拥有话语权，网民成为舆论的主体，而不再单单只是媒体的报道。

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以网络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媒介监督表现的是网络民意风向，主要在于形成强大的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而不是如传统媒体以党政部门的官方态度或是机关领导的意见批示为手段干预司法。在媒介参与的案件中，当事人身份往往特殊，容易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案件内容多牵涉公众关注的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或是与时下公众关注热点相关，进而激起全社会的论辩甚至产生对抗，产生巨大的舆论效果，进而影响传统媒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压力，通过民意的方式对司法机关产生影响。

更易诱发非理性的社会舆论。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双向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意性等特质，使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④而网络缺乏必要的把关人，部分有影响的个人在不拥有侦查手段且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掌握案情的全部事实并判断真伪的情况下，轻率表态，一旦发生重大司法案件，更易使舆论监督“异化”，从而直接产生“网络媒介审判”。

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机制

“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暗示着二者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只有在二者中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才能将二者互动的效果最大化，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带上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媒体本应对司法存在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媒介审判”却扭曲了这种监督功能。媒体常常利用自身优势，对案件事实加以夸大，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引导社会舆论。在互联网时代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以及非理性等特征，使得媒体监督更容易异化成为媒介审判。媒体对司法有着一种“柔性监督”的力量，媒体对司法的审判报道和评论是代表公众行使监督权，有利于使司法接受民众的监督，保障司法公正，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不当的传媒干扰会影响司法独立，造成媒介审判，使得二者之间本应相互促进的关系恶化，媒体与司法相互冲突对立。要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之间的平衡，需要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共同合作，不仅是媒体，司法机关也应当加快改革进程。因此要形成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必须完善媒体监督准则，完善司法公开措施，坚持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

完善司法公开措施，提高法官素质。司法公开是媒体监督的前提。媒体只有充分了解司法程序信息，知晓司法机关如何认定事实、适用哪些法律、依照什么程序进行，监督才能有序、理性地进行。虽然2009年12月，最高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但是我国司法整体仍处在发展转型之中，在司法公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增加司法活动透明度与公开度，满足公众的知情诉求，为媒体监督创造更加有力的途径和条件。例如，在制度上，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依法主动披露案件相关内容，建立与媒体沟通的有效渠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允许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依法公开的相关法律文书也应当允许媒体进行查阅，不为媒体设置障碍；建立完善的判决说明制度，避免因信息产生误解而导致媒体监督异化。

法官在司法独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要保证法官的独立，一方面要提升法官自身的素质，法官是专业化的队伍，法官群体应当是一个经过良好训练、只为法律和事实服务的职业队伍，法官应当对自主作出的裁判有足够确信力，能够分辨新闻事实和案件事实。在我国，法官处于案件审判中的主导地位，法官素质的高低与案件是否会受到媒体报道影响或是媒介审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要提高法官自身抗干扰的能力，在遇到外界施加的各种压力时，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以一种理性、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和应对当前的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以一种中立的身份进行公平的审判，还能够取得公众对法官的信任，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水平。

完备媒体监督准则，合理引导网络舆论。媒体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监督应当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明确媒体监督的原则。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该表现为媒体将司法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对其审判程序运行之中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而不是预设某种审判结果进而试图影响审判。“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总体原则，应为监督不能侵犯司法独立，不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得侵犯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⑤在此基础之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该体现在媒体对司法机关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性监督：一是对司法机关人员是否有受贿等违法现象的监督；二是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监督程序上是否违法；三是对司法机制的监督；四是对是否有外力影响司法的监督等。面对案件报道，应当坚持准确权威、专业规范、合法受德、不妄发评论等原则。同时，在完善媒体监督原则的基础之上，还应加强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培养，新闻工作者应秉承新闻报道的原则，在监督过程中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做独立、公正的旁观者，保持足够的冷静，不妄下论断，不为夺噱头作出片面报道。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公开透明成为权力运行的新方式，但由于司法透明度缺失，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如果司法部门不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对司法过程形成巨大压力。面对网络媒介审判，司法部门应当主动出击，积极面对，有效整合手中各种媒体的资源，建立相关法律宣传网站，增强司法宣传的影响力，提高权威法院网站公信力，善于收集碎片信息，利用多种网络平台，及时信息，通过官方与民间互动报道，使公众对事件能够获得较为全面认知，引导舆论走向客观，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公开审判的制度化。在众多西方国家中，除了英美两国，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对媒体设定了权利，也明确了媒体责任。与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一样，我国是实行成文法的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和监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同样需要法律的指引与监督。将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纳入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实现二者的相互制约，互相促进，有利于促进我国司法与媒体二者之间的平衡。对于媒体报道司法、司法限制媒体的各方面，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普通适用的法律，被限制的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可以申诉的途径。这不但容易造成媒介审判，同时也容易造成司法权的滥用。在其他国家，其现代媒体与司法独立发展较早，其问题也更早涌现出来，并在多年的经验中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规制与典范，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借鉴。

公开审判并不意味着司法事务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向公众披露，但是究竟哪些信息是可以披露的，哪些信息不能披露，这需要法律的规定与指导。同样，哪些案件属于不公开审理，法律中同样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以实现公开审判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这样便于媒体和司法机关更容易把握二者之间的界限。为了尊重和保证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的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就必须适度地对新闻媒介的介入加以限制，这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公理。反观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都正处于建立和发展之中，这方面的经验和法规都相对空白，这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进程，早日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机制。

总之，要实现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恰巧是一项巨大工程，这需要多方的努力与协调。在互联网时代下，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以及非理性等特征，使得媒体监督更容易异化成为媒介审判。我们只有先认清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的重要性，深刻了解网络催生下的新媒体时代特点和司法的独立性，具体分析二者的密切联系性和独立性，才能真正施行一系列推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切实形成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遵循媒体监督准则，完善司法公开措施，坚持媒体监督司法的法治化。(来源：人民论坛；文/魏金辉；编选：)

【注释】

①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3~224页。

②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③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06~112页。

媒体监督论文篇3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发展让人民群众有了新的参与社会监督的途径，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对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系统说明，进而提出了帮助推进其发展的建议措施，希望借此能够推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更好发展。

【关键词】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

1 相关理论概述

1.1 舆论监督

监督权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舆论监督则是这种权利在新闻媒体领域的使用和发展。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中指出，舆论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社会公众针对某一公共事件，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观点，舆论监督就是利用这种公众关注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公共事务，利益问题等内容给予监督的活动，现在，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了报纸，电视，网络等一系列的媒体监督平台，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2 舆论监督的特点

1.公开性。这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最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新闻媒体的工作是公开的，他们监督的内容，监督的立场被人们广泛熟知，另一方面，被监督的事件曝光后，其内容也是公开的，全面的展示在公众面前，受到更多人的监督议论。2.广泛性。新闻包含的方面很多，娱乐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等，其内容是丰富的也是广泛的，所以，新闻媒体能够涉及到的监督领域也是宽泛的，另外，监督权是我国公民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所以，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媒体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从这一方面来说，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是广泛的。3.及时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在特点的时间发生的，这也就要求新闻媒体的监督要有一定的时效性，通常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对当下热点话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监督。

2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意义

2.1 有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表现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物的管理，参与政治生活，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效却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中。比如，当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开幕，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人民群众即使不能直接参加会议表达自己的观点，却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让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2.2 有效帮助抵制腐败犯罪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让问题曝光在太阳下，让这些阴暗行为无处躲藏。自十召开以来，防腐倡廉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分不开的，大量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一再宣传防腐倡廉的重要性，让这一话题前所未有的成为舆论热点，人民群众广泛的投身到反腐倡廉工作中，集思广益，广泛监督，有效的抑制了贪腐的滋生。

2.3 有助于维护人民各方面的合法利益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方面非常广泛，人民群众的很多合法利益在新闻舆论监督下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比如之前为落户口往返多次无果的事件，办理准生证迟迟没有答复的事件，诸多事件因为有了新闻媒体的帮助才更好的得到了解决，而这些事件的曝光就是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让社会公众更多的参与到事件本身的讨论中，这是新闻媒体对政府职能的监督，对政府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这种监督无疑让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2.4 帮助宣传社会文化价值

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说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说明了道德取向，价值标准，引导社会公众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舆论监督并不是报道社会的阴暗面，引起社会的不满，激发激愤情绪，相反，舆论监督通过这种正反对比更加清楚的说明社会中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帮助人们规范社会行为，端正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态度。

3 如何更好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3.1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使用监督权

言论自由与监督权相同，都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而这两个权利在新闻媒体监督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冲突，一方面，新闻监督有时候会遇到对隐私问题的报道，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要让新闻媒体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的效能，就必须要求新闻媒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监督权利。新闻媒体应该充分认识到，权利与义务不是分开存在的，所以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一切行为都要以法律为基础，规范执行。

3.2 建立健全规范新闻媒体监督的法律法规

从目前来看，我国专门的管理新闻媒体的法律并不存在，而新闻媒体又在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几次全国性会议中国家领导人对其作用也给出了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新闻媒体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很有可能会通过新闻媒体制造舆论风波，严重影响社会舆论的正常发展。所以，我们想让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好的发挥它在社会监管中的效能，就应该有配套的法律法规出台，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端正他们对个人角色的认识。

3.3 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素质

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会出现积极地功能还是会出现消极的影响，新闻工作者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同样一件事，新闻记者从正面说明则会引人深思，引导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相反，如果从反面报道，就会增加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有很大影响。所以，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较高的个人素养，能够确定监督的方向和角度，让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功能在当今社会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并且逐渐被社会公众认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本文重点对其发展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说明，还提出了一些促进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更好发展的建议措施，希望借此能够帮助完善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让其发挥更多的正价值能量。

【参考文献】

[1]童兵.新闻舆论监督的五个关键词[J].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09）

媒体监督论文篇4

关键词 广播电台；舆论监督；多元化；运作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66-0048-02

新闻媒体最为基本的任务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节目能够对社会上丑恶现象进行揭露，能够向社会受众传播正义，体现出媒体的内在与真实品质。近年来，与大众舆论监督相关的栏目越来越多，这些节目能够对受众的生活以及社会法制进行监督，为老百姓办实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将这类节目办得绘声绘色，为了受众提供新的信息传播平台，是每一位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广播电台媒体发展现状以及舆论监督类节目内容

1.1 广播电台媒体发展现状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在2015年我国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在98.6%，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在98%，从数据中表明，电视覆盖率与广播节目相比高出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广播节目的发展与电视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劣势。近年来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信息技术的改变，带动了广播节目的发展，但是随着新媒体的诞生，广播节目发展依然存在着危机。“互联网+”模式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2015年底，移动用户数量超过了9亿，人们通过手机客户端来实现信息分享，为传统模式下的媒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基于广播电台的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举步维艰[1]。

1.2 舆论监督类节目内容

舆论监督类节目是政府部门的警示钟，同时也是百姓代言人，在弘扬正义以及维护受众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类节目是传统媒体在自身优势基础上，为了获取关注度，以及提升节目公信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该类节目与社会受众所接触的比较广泛，与新闻当事人直接接触，反应的都是民间事实，并直接与政府部门工作直接接触。舆论监督类节目是传统广播电台发展中所不能缺失的，其地位不容小觑。如政府大老虎的落马等与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离不开。

2 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多遇到的挑战

2.1 来自上级媒体的压力

在地级的舆论监督类节目中，其发展受到多方面机制的阻碍，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上级政府部门以及省级的监督类节目所施加的压力。政府部门对国家媒体资源有着不同方向的倾斜，无论在人力、技术、财力以及信息渠道方面都具有品牌效应，而省级部门在信息发送上优势明显，地级的监督类节目，在这两个上级中缺乏技术支持以及经济支持，使得广播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发展受到阻碍与制约。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但是地级舆论监督类节目的资金不足是事实，与上级媒体相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2.2 来自下级媒体的挑战

与地级舆论监督类节目相比，区级以及更小些的节目秉持着“船小好调头”的模式，通过比较小的运行特点以及发展模式，提升收视率，在社会受众中的亲和力比较强，同时能够达到很好的新闻监督效果，这为地级舆论监督栏目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于上于下，该类节目的市场资源都在被瓜分，同时在围追堵截的状况中难以发展[2]。

2.3 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

近年来，传统媒体发展缓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受众关注度有所下降。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在舆论监督方面起到较好的效果，还对电视媒体发展带来阻碍，可以说新媒体是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的拦路虎。以其信息传播速度高效性，和互动性，舆论监督发展带来打击。

3 促进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多元化运作建议

3.1 与新媒体舆论监督机制相结合

在新媒体中新闻传播的意义与电视新闻传播所有不同，随着媒介技术不断提升，不同类型的客户端在新闻传播中得以应用。广播电台舆论监督栏目发展，不能脱离了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而独立存在，而是需要在结合其他媒体的不同形式，来实现其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手机是新闻传播中最为重要媒介之一，手机新闻以及快速性以及间接性，被广大手机用户所接受，在新媒体新闻传播中，人本主义倾向的体现，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新闻传播以及新闻讨论，需要发动社会受众的力量与智慧，而不是单一的官方新闻平台进行监督与信息输出。

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为社会受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新闻平台，任何人对新闻事件的发生，都有抒发观点的权利。目前在用户手机中，二者相互结合的新闻传播客户端有新浪新闻、腾讯新闻、搜狐新闻等，用户只要注册账号，就能够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时间进行评论，参与线上互动。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下的新闻传播，充分的发挥出了社会受众的新闻参与力以及新闻传播力。同时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与新媒体运行机制相互结合形式的出现，将单一方向的新闻传播方式改变，在提升社会受众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了媒体与大众的双向信息传输。该种方式虽然充分体现出了人本主义，但是需要提升言论自由在新闻传播中的法律约束力度。

3.2 栏目内容精细化处理

栏目内容的精细化是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的关键，节目的关键是其内容。内容实现精细化，选题是关键，如果选题与人们生活距离比较远，将会降低关注度。在实际选题环节中，首先需要具有清晰的思路，采访环节需要层层深入，并对新闻事实的剖析要深刻。把舆论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够实现节目内容拓展，实现多元化发展。

3.3 栏目形式精细化处理

广播电台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实现其形式的多元化，一方面是从其内容上进行分析，将其内容进行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是对其形式进行精细化处理。形式是节目发展的外衣，没有优秀形式的节目难以吸引受众。因此需要对节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在实际的工作环节中，实现精细化的节目形式，需要从以下方面的做起：

第一，监督的迅速性。无论是电视新闻还是广播电台新闻，其实现监督功能，最为主要的就是其监督的迅速性。也就是说，迅速是新闻发展的第一要素。对于一件事，其发生时，所受到的舆论监督越迅速，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同时直接的体现了媒体监督的态度，避免监督性行动与实际发生时间相隔比较远，使得监督效力下降。

第二，信息报道的客观性。新闻信息报道中最忌讳的就是失真，因此，在实际新闻报道中，不仅要实现监督，还需要充分实现监督栏目评价的客观性，不能加入新闻人的主观臆断，而失去了是新闻的真实性，对新闻受众的判断带来干扰。

第三，信息报道的全面性。在舆论节目监督中，首先需要将实际报道中的信息全部披露出来，不能有所隐瞒。

4 结论

综上所述，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让发展是传统媒介向着现代化的媒介方向中发展的重要内容。舆论监督类节目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上级政府部门所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下级节目的竞争与挑战。为了促进广播电台舆论监督节目的多元化让发展，在本文中提出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媒体监督论文篇5

【关键词】舆论监督；传播；社会引导力

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中指出，新闻媒体揭露问题要富于建设性，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维护稳定、服务大局出发，密切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向积极的方面引导，力求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只是手段，不是新闻媒体的目的，如何迅速有效地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才是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因此，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该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引导力，更好地促进矛盾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是当前媒介生态不断变化的必然要求

媒介生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因素。[1]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和其他子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新闻媒体所开展的活动，包括舆论监督，必然离不开其所置身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当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日益多元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将催生更多个体矛盾和维权事件的出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方面，是真正的“社会矛盾凸显期”。[2]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矛盾凸显而又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下，仇富、仇官等社会情绪不断积累，甚至失控，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维权意识的高涨。当下社会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市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同时，市场经济“逐利”和“自主”本质，也决定了市民意识向“自我选择、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转变。因此，作为新闻受众，市民更加独立、自主，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需要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需要新闻媒体来反映不同利益和要求，协调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其三，传播渠道的多元。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IPTV、博客、播客、网络视频、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不断发力，不但快速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更是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传播网络。而且，由于传播技术和渠道的不断多元，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复杂，政府过去那种企图通过“选择”、“封锁”新闻来控制舆论的做法，放在如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显然是笨拙的，也是无法达到控制目的的。因此，传播渠道的多元改变了媒介生态，而这种被改变的媒介生态势必反作用于新闻媒体，迫使其协助政府和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力争新闻传播更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其四，阳光政府的打造。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要实现这个目的，应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主要的平台和渠道。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铺张浪费、打击报复、贪污腐化等等，都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表达民意，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然政府都有让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开明和信心，那么新闻媒体同样也要具备批评和监督的勇气和智慧，更主动地配合政府工作，更及时、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综上所述，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新闻媒体不能再墨守成规、畏首畏尾，而应以更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时代变革，以一种更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姿态去进行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社会引导能力，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推动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积极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随着媒介生态不断变化，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冲击，传播方式和信息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主流媒体或者说传统媒体的发声也就显得极其重要。由于主流媒体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内容方面的真实性、权威性依然无可替代，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的当下，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应该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和谐和进步，也更能彰显其强大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前提：改变观念服从全局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但舆论监督不等于乱监督，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忙而不添乱”，促进政府解决问题，社会和谐进步。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改变观念，服从全局，从促进矛盾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

在当前信息时代，虽然新闻封锁难成可能，但一味曝光揭丑，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与收视率，同样证明不适应新闻和现代媒介生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毕竟，舆论监督一旦失控，负面情绪积累，新闻报道只会放大、激化矛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导致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这显然与舆论监督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具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中，主流媒体应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首先，舆论监督一般从一个时期内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角度来确定新闻报道选题，并要求选题体现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密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其次，舆论监督应该遵守新闻纪律，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主流媒体必须按照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统一新闻报道口径和尺度，有序进行舆论监督。最后，要进行艺术性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在文稿处理和编排方面艺术处理，负面新闻正面引导，合理释放负面情绪，点出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等，譬如在标题、点评等方面适当正面引导，让受众看到光明和希望；或者说差异化编排，不要让负面新闻扎堆等等。这样的舆论监督，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也才能促进工作的解决，达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效果。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方式：客观真实 加强策划

其一，坚持舆论监督的时效性。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新闻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新闻时效性已经进入“秒争”时代，舆论监督首要注重时效性。问题是主流媒体如何在保持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又不违反宣传纪律，不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添乱，这就需要掌握采和播的配合艺术。对于任何舆论监督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应该要求记者到达现场，掌握第一手新闻，保证舆论监督不失声，并持续进行关注和追踪，避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事件程度不同逐级上报，根据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进行相应程度的报道和解释，实现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和建设性相结合。

其二，坚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真实，才谈得上舆论监督，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新闻媒体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要求记者必须采访对立双方甚至多方观点，听取不同的声音，同时还提倡明察暗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去年3月，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对市场上涉及的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等进行了持续报道，记者不但暗访了相关黑作坊，配合执法部门现场查处，同时积极走进餐馆厨房，实地调查用油情况、消毒餐具存在的问题等，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的危害进行分析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如此一来，舆论监督显得有理有据，也有充分的说服力，避免出现混淆真假、杜撰事实、合理想象等报道失误，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监督效果。

其三，坚持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来自新闻报道的深度，应该通过对事件主题的深化挖掘，在报道中独辟蹊径，寻找到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内容。我们认为，强化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就是要提倡调查报道和新闻评论。调查报道虽然费时、费力、风险大，但作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影响很大，效果也很明显。而新闻评论，则依托报道案例发表意见、评论，揭露、抨击相关不法现象，从而提升整个报道的力度和深度，彰显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在民生新闻大行其道的当下，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栏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就在于它能够坚持每天播发一条深度调查，同时就当天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新闻评论，要求特约评论员做客演播室现场直播访谈，观众则可参与短信互动。在具体的话题选择和观点阐述中，做到了具象性、专业性和平民化。首先，新闻评论有具体的新闻事件作为依托，再加上直播的进行时态，更加彰显电视评论的直接性和说服力；其次，栏目在遴选特约评论员的时候，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专业领域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评论内容具备专业化和个性化，再加上主持人的个性化评论风格，因此比较能吸引受众的目光；最后，有关选题的策划尽量从民生的角度做文章，其评论的主体事件具有“三贴近”的内涵，评论方式都是以平民角度和平民化的叙述方式，因此新闻评论和节目本身的风格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坚持舆论监督的策划性。坚持策划性并不是说主流媒体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舆论监督，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的主动性、组织性和持续性，通过改进报道方式、提高报道效果，促进新闻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尤其在新媒体传播优势凸显的今天，新闻信息量已经不是竞争的重点，主流媒体要想突破其封锁的话，就应该加强策划，强调舆论监督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譬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的接力让郭美美炫富“人肉”，演化为对整个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调查，而在经过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和持续跟进后，红十字会不得不出面多次澄清，使得整个事件在策划报道中达到了舆论监督的目的，最后也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更加阳光透明的制度反思。可以说，一个好的舆论监督案例，新闻选题经过严格的把控、策划分析和论证才能出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新闻事件作为由头，持续进行策划报道，形成舆论监督的气场，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打造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目的：及时联动 解决问题

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目的在于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要怎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主流媒体不是政府部门，没有更多的权限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它就应该和政府部门合作，及时将掌握的情况与政府部门沟通到位，通过政府部门来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是，主流媒体所要求的联动，其主动权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和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纠正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以更开放的姿态应对新闻媒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现在的舆论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4]舆论监督不是负面报道，而是正面报道。政府部门应积极面对舆论监督，积极介入事件、化解矛盾，扭转负面事件为正面影响。尤其是当前，一些基层政府视媒体为洪水猛兽，不知也不敢应对媒体，事件无论好坏一律封杀不报。因此，如何改变观念，培育正确面对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心态，各级政府部门还需更开放、更有睿智。其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新闻会机制，甚至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保证市民的知情权。目前，现代互联网发达，新媒体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和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情势凸显。以往传统政府的逻辑中，对于信息的“延报、缓报甚至不报”的“宣传政策”无法延续，全球化的即时信息传播使得政府对于部分信息的封闭也很难实现。

因此，在传媒发达的社会，现代政府应利用新闻会来信息，执行政务公开，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尤其在处置突发事件时能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起到稳定民心，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有全面的了解，行使监督权，对于政府各项工作好的做法能够及时倡导，错误的做法也可及时批评指正。

其三，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监控相关事件的进展，积极主动舒缓矛盾，解决问题。在主流媒体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介入相关事件，主动协调各方矛盾，和新闻媒体一起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新闻舆论监督中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有“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满腔热情地邀请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真诚欢迎监督，认真改进工作。对于一些实在不能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则可以通过新闻内参的形式上报，以实现“版面外”和“屏幕下”的舆论监督。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每一次舆论监督就是一次议程设置的过程，建设性舆论监督，无论是对突发事件揭露式监督、对公共政策参与式监督，还是对公共权力协商式监督，对于促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代政府要打造开明、责任和阳光政府，需要主流媒体积极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主流媒体也应该主动从建设性的角度进行舆论监督，积极提升自身社会引导能力，多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决策性建议和依据，为政府传声、为人民请命，切实搭建好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信任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张卫华.从媒介生态的变迁看“三贴近”［J］.传媒观察，2009(9).

[2]李培林.中国社会矛盾的三个级重点［J］.求知，2005(9).

媒体监督论文篇6

【关键词】反腐倡廉；媒体舆论监督；研究综述

一、媒体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功能

针对媒体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功能，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及正面的评价，突出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1、威慑警戒功能

于春燕认为，媒体舆论监督对社会非公正现象威慑力大。吴黎认为，其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广泛的警示作用，有着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李禾丰和李艳则将媒体舆论监督比喻为，威力大的利刃，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蔡成认为，媒体经常对政府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处理的违纪违法案件进行报道，这可以壮大反腐败斗争的声势、扩大警示教育面。刘彦章认为，媒介监督以其公诸于众产生的强大威力，成为一切违法乱纪者最害怕的“克星”。

2、揭露曝光功能

刘源泉和李良明认为，通过舆论这一特殊的载体，公开权利运行过程和曝光社会阴暗面，能使相关部门发现存在的问题，为查处违法乱纪创造条件。李禾丰和李艳说到，近年来，我国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覆盖面广，辐射力强的优势，以多种形式开展反腐倡廉活动，诸如开设“曝光台”等系列专栏专题成效显著。蔡成也说到，近年来，经媒体披露、追踪的生态环保、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突发事件不少，黑暗故事背后失职渎职行为的腐败问题得以曝光。刘彦章认识到，媒介监督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维护和保障主要通过对各种丑恶现象的公开报道，事实的彻底曝光，等于把监督对象推上社会的道德法庭，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接受“审判”，使腐败分子无可遁逃，使违法乱纪者声名狼藉，使者无地自容，这是最严厉的精神惩戒！

3、引导教育功能

刘源泉和李良明认为，舆论具有正面宣传和教育意义。其作为表达民意的重要途径，不仅揭露违法乱纪现象、反映人民群众诉求，也潜移默化地宣传了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官员亲政廉洁。黄丽认为，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媒体舆论监督需要综合发挥好引导教育功能，即告诉人们及执政官员，什么是对的，是值得提倡的，是人民所拥护的；什么的错的，不被人们拥戴的，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包含了对假恶丑的鞭挞和批评，对真善美的呼唤和渴求。蔡成进步一加深了对舆论引导功能的评述，他提到引导并不只有批评，也有正面评价。表扬正面典型的同时，也是对腐败行为的鞭策，抨击腐败的同时，也是对廉洁的鼓励，这是相辅相成的。

除以上三种主要功能外，还有诸如批评通告、传达民意、宣传思想等作用。

二、媒体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存在问题

对于存在问题的研究是重头戏，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为媒体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现状问题“把脉问药”。归纳后发现，他们主要是从当权机关、媒体舆论与法律制度三大角度讨论的，择期要着，总结如下：

1、当权机关

这一点强烈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力主要来自被批评者单位部门或团体的领导，这些人借口“自己的下属或自己主管的部门因某种错误被新闻媒体曝光，从而影响单位声誉”，或者借口“保护属下是领导的责任，做一地领导就要保一方平安”等等，一旦记者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团体的问题进行调查采访，这些人或不积极配合，不如实反映情况，或者以各种手段拒绝、抵制、刁难，甚至指示下属或亲自出马打骂采访人员，混坏设备；干扰采访无效后，在稿件尚未刊登前托关系，会想方设法阻止稿件与受众见面；问题被曝光后，不正视问题，不思整改，而是反调查，对错误行为辩解、掩饰。孙洪波认为，在媒体实行监督的过程中与权力机构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当今的条块分割政治安排下，地方党政机关对当地利益相当敏感，会主动干涉媒体监督。王认为，很多政府官员会通过组织和私人关系阻止批评性言论的发表，更有甚者会打击报复新闻媒体。

2、媒体舆论

首先，是媒体报道事件深度和广度的不够。

陈相雨认为，对比西方国家的调查性报道，应该承认目前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介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深度报道还远远不够。比如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权力腐败、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等案，一般记者很少敢于触及。对于权力犯罪尤其是高官犯罪，一般只经过司法部门立案进行披露和报道，记者很少对进行中的犯罪或丑行调查报道。周涛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远远没有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制衡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道德等相关社会领域较少。黄丽认为，当今社会舆论的采集、整合、分析、吸纳、反馈等一系列环节还存在粗放化、被动化、临时化的不良现象，而且目前舆论监督对象还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比如，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但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焦伟也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介至今从来没有独立揭发过真正的政治问题。

其次，是媒体舆论真实性和规范性有待提高。

就媒体工作而言，吴黎认为，有时媒体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这主要指上级一提以“正面宣传为主”，其就不敢揭露批评了，这会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放弃监督、听之任之。李禾丰和李艳认为，近些年，围绕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部分原因是报道对象对媒体揭露的事实有不同看法。因此，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于春燕认为，新闻要求真实可靠的，若有以偏概全、搜奇猎异、言辞激化或故意捏造行为，如此异化的报道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就舆论本身而言，黄丽认为，这点尤其表现在目前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任。随着我国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也导致了各种信息良莠不齐，有的是发表看法，有的则完全是一种情绪发泄，起哄跟风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且对某些事情的舆论监督正因为有了目的不纯的人员介入，致使其舆论的产生及效果常变得“扑朔迷离”，偏离事实真相。苏青场和杨新红认为，不可否认，舆论监督在维护个人权利、揭露时间真相、表达民情民意、促进法制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不对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加以约束，任其无序、无节制的扩散，那么就很容易被有用心的人利用，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网络上进行声援，对案件的办理和审判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

再次，是媒体报道自身的腐败和侵权现象。

于春燕认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使其掌握了较多的话语权，长久以来被公众赋予了充分的信任感，但是受市场经济物质利益和权力诱惑的驱动，有些媒体和从业人员却借此作为谋利的工具。刘源泉和李良明也提到，有的媒体从业者利用被监督方害怕曝光的心理，就以舆论监督要挟，从中谋利。陈相雨认为，有时媒体也过于强化自身利益追求，一味提升发行量、收视率，有的甚至全然不顾公众利益。孙洪波认为，媒体活动的非职业化指的一是操作手法不规范，缺乏专业主义精神和素养，二是媒体伦理道德的失序和失效。李禾丰和李艳认为，有时媒体的一些报道还会涉及被曝光人或无辜者的隐私，这便是不合法的侵权现象。

3、法律制度

许小川和刘光佑认为，我国新闻法制不健全及滞后，尤其是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不力，是制约新闻媒体在监督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极其重要的原因。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的新闻法制建设尚处于整体性“失语”状态，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来保护目前面临重重困难的新闻舆论事业。黄丽也认为，没有新闻法，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无法确定，媒体的活动范围和社会职能暧昧不清，媒体的权力和义务得不到有效保障。新闻机构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媒介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驶，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依法监督，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孙洪波认为，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给媒体监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无法可依”。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只有两部法律，一个的《著作权法》，一个是《文物保护法》。这直接导致缺乏一直认可的标准，从而新闻诉讼大量出现：导致正当的舆论监督和滥用的舆论监督的区分缺乏明确的法律界限。舆论监督没有明确清晰的法律地位，在法律和行政制度上支持的缺乏，使得媒体在舆论监督尤其是对于公权力进行监督时，经常遭遇理直气壮的干扰和拒绝。

三、媒体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规范与完善

针对问题，研究者们都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下几个方面是被提及最多的。

1、政府和媒体的信息公开化是前提要求

刘源泉和李良明认为，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是最基础的要求。其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就无法深入。李禾丰和李艳也认为，媒体舆论监督要正常运行，其前提是公众知情，即公众对公共事务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进行全面、及时、客观的掌握。只有公众知情，舆论才能产生监督的效应。黄丽认为，要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苏青场和杨新红认为，要运用新媒体推行党委政务公开工作，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孙洪波认为，信息公开势不可挡，乃世界大势，符合国家潮流和现代政府的发展方向，因此也很期待公开之后的阳光行政。

2、加强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媒体自律

从理论上说，孙有中指出，英国的媒体自律管理有报业投诉委员会PCC支持，美国则有全国媒体观察组织FAIR，两个组织对英美两国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要求。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执行了《新闻工作者守则》。1991年1月，中国记协正式通过并公布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7年1月，中国记协又对准则进行了修订。

从实践上说，李禾丰和李艳认为，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应该采取积极慎重和理智的态度，提高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水平，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思想修养。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百姓的情感载体。新闻从业人员拥有着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是属于党、属于社会、属于人民。吴雨蓉认为，在使用与接触媒介过程中，媒介人要正确地使用资源，并对信息进行正确的选择、评估与解读，以提高媒介传播的效率与促进社会进步。并且不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管理者都有对公开的信息和报道依法进行审查的责任和义务。吴黎则认为，要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贺来生认为，传媒作为重要的监督渠道，报道活动应受到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条文的监督和制约。许小川和刘光佑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队伍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新闻舆论监督的质量水平。遵循客观公正报道原则，防止捕风捉影、笔下生花，说过头话，高绝对化，产生负面影响。

3、新旧结合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孙有中认为，中央和地方的“网络问政”途径越来越广，网络使公民权利的行驶成为可能，这种权利也在不断推动着反腐倡廉的进程。张金明认为，新媒体使用主题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大众性决定了新媒体观察社会是以大众文化、民生问题的视角为根本反映社会现实。新媒体的虚拟世界，使其拥有相对自由的空间，网名来自四面八方，处于社会各个阶层，各自的社会阅历不同，反映的一件和建议往往最直接、最真实，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最大众的、最关乎自身利益的民生问题。

但是，至于前面提及过的问题，即随着电脑的普及，发表网络言论可以说是“零门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舆论监督。由此，一些偏激的言行会引起一些不正确的舆论引导或舆论被不法之徒利用而谋利。

因此，张建华认为，利用新旧结合的模式，使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齐在反腐倡廉中发挥作用。融合是两类媒体发展的新起点，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是新媒体的出路，向新媒体学习是传统媒体保存实力的关键。

4、加强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的法律保障

回顾历史，周涛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新闻和宣传工具，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与各种不正之风斗争。”这说明“媒体舆论监督”正式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话语体系，进入到中国政治生活。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有力的政治保障。

尽管如此，始终没有一部法律支撑。借鉴西方国家，有专门制定新闻法或报刊法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也有没有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以不成文的判例法为主要法律存在形式，对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实行法律规范的国家，如英美等。

综上叙述，焦伟认为，中外历史经验表明，我国亟待建立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在其中尽可能得列出权利清单和义务清单。于春燕认为，我国也应尽快出台保障媒体舆论监督权的相关法律，如《新闻法》、《新闻媒体监督法》等，保障媒体及记者实施舆论监督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规范其行为操守，制约其权力的滥用。黄丽认为，要加强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建设，尤其是举报制度对举报人的保护，这些机制的健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公民的人生安全和财产保障，从而使批评者无后顾之忧。

5、媒体监督结合其他监督并完善问责制度

吴黎认为，要将媒体舆论监督与人大监督等相辅相成。李禾丰和李艳认为，媒体监督与监督对象不构成上下级关系，因而不能直接进行法律上组织上和行政上的处理应把新闻舆论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构筑起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纪检监察机关是反腐败斗争中的职能部门，取得纪检监察机关的支持，腐败分子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最终会使媒体舆论监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于春燕.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如何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8（2）.

[2]焦伟.我国新闻媒介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及发展途径[D].中共中央党校，2007.

[3]李禾丰，李艳.从传媒监督到舆论引导――新形势下媒体反腐倡廉新闻舆论监督刍议[J].声屏世界，2010（12）.

[4]蔡成.论反腐倡廉中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3）.

[5]贺来生.舆论监督是反腐败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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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雨蓉.自媒体舆论监督现状与发展探析[J]. 新闻爱好者，2012（18）.

[12]张金明.略论新媒体与反腐倡廉建设[A].教育系统廉政探索（第四卷）[C].2012.

[13]周涛.舆论监督理论的由来及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9（10）.

[14]孙洪波.信息公开下的媒体监督――以媒体监督制度为视角[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媒体监督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媒体监督；规范化；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23-02

一、网络媒体监督的现实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努力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制。监督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党的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各种内部监督。但是，无论是监督的方式还是监督的力度，都和大众所期望的监督有一定的差距。互联网络的新兴发展无疑给新闻媒体监督带来了一缕阳光，网络媒体监督应运而生，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方式更加直接地参与到社会监督当中，更加有利于公民进行公众表达诉求，行使话语权。和其他的监督形式相比较，网络媒体监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监督的限制，在各种监督形式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网络媒体监督及时有效。网络媒体的时效性很强，它的制作过程没有报刊和电视那样复杂，记者可以对刚刚发生过的新闻事件进行实时报道。如两会期间的报道，人民网就是很好的平台，每隔10分钟或5分钟进行一次更新。

其次，网络媒体监督激发公民意识，更好地与公民进行互动。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监督的性质，将单一的灌输形式变为点对点的互动启发，通过论坛、邮件、网友留言等方式使公民通过自己的舆论表达公共诉求。

再次，网络媒体监督公平公开。网络媒体可以给公众带来多方面全角度的信息。政府管理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法的事件通过网络媒体公开后，公众和网络媒体的监督使得政府部门没有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有利于政府部门进行依法行政。

最后，网络媒体监督帮助政府进行廉洁政府建设，反腐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前的“陕西安全局长名表门”事件、“榆林房姐龚爱爱”事件、以及“广州房妹”事件，网络媒体监督将网络技术与民主监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传统的行政监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具有时代意义。网络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新形式下的反腐工作和政府工作考核中的先进手段。

二、网络媒体监督的典型事件

（一）“事件”显示网络媒体监督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2010年9月7日上午，一艘中国渔船在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随后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当晚，日本海上保安厅以嫌疑妨碍公务逮捕这艘中国渔船的船长，同时以涉嫌违反《渔业法》对该船展开调查。于此同时网络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实时的跟踪报道，许多的爱国人士在网上进行“保钓”运动，表达对事件的不满，形成网络媒体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日本才释放被扣押的渔船。

（二）“微笑表哥事件”网络媒体监督中的反腐作用

2012年8月26日，陕西延安发生了特大交通事故，导致36人遇难。可是很快人们的关注重点不再是这36人遇难的交通事故，而是转移到了身在特大交通事故现场却依然笑得很灿烂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身上。杨局长不合时宜的笑容，被人拍下来，通过微博进入了公众视线，引发了亿万网民的愤怒，义愤之下网友启动强大的“人肉”搜索，于是这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安监局局长被搜索出“名表门”。其腐败的丑行公之于众，网络媒体监督在微博时代彰显出惊人的作用，为政府官员敲响警钟。

（三）“上海死猪事件”引起人们对网络媒体监督的及时性思考

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的情况，漂浮的死猪来自于黄浦江上游。这些都是最早来自于网络媒体的报道，但是有关部门却对这样的新闻避而不谈，直到事件已经大面积报道之后才开始向公众进行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网络媒体宣传并将网络媒体作为直接的信息接收媒介。

关于网络媒体监督的例子还很多，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无论怎样都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都对社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网络媒体监督的发展弊端

其一，信息的真实性有待提高。众所周知，网络是开放的平台，让网民可以进行公开、自由表达意见。但是，网络的自由性，网络中的信息缺少监管机制。网络信息数量庞大增长迅速，让许多经过专业训练的网络媒体也难辨真伪。网络信息共享程度高，利用价值低，网络媒体监督的新颖性则是它信息的独特性，由于网络信息的共享程度高，使得许多网络媒体集中对同一类事件的报道和监督，产生了资源的浪费。

其二，网络舆论中情绪化严重。当今网络上充斥着很多情绪发泄的网络舆论。网络暴力事件也频频出现，对于网络媒体监督产生不少的负面影响。在网络媒体的监督过程中，由于网络的互动性，舆论称为监督中的民主心声；在网络暴力事件中，部分网民声称坚持公平正义的口号，对当事人恶语相向，造谣中伤。但网络暴力已经远远超出“不文明的粗口”的界限，个别网民利用“网络通缉”、“人肉搜索”等手段了解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照片、手机号、父母的住址，并将之公布于众，不少人对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了无休止的骚扰羞辱。而且，网民的语言充满暴力色彩，有人呼吁全社会封杀当事人；一些网民甚至组织虚拟审判，以静坐、游行、谩骂等虚拟形式进行集体声讨等，这些行为都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这显然是对法律和社会道德的一种破坏。

其三，网络媒体监督缺乏相关法律的监管。网络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新闻自由的限度和政府管制媒体的边界问题。新闻自由是网络媒体人的权利，包括发表批评政府及官员的言论不受事后的处罚，但是网络媒体的开发性和自由度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的新闻自由度，会造成网络媒体监督中的权力扩大化、操作失常化，这样会导致网络媒体监督的失真。

摘 要：思辨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而“思辨缺席”是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必须克服的顽疾。学术界曾展开讨论和研究，列举了“思辨缺席”的种种表现，然而这些描述相对笼统和模糊。为了更好地了解“思辨缺席”的具体症状，本研究通过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现状调查，发现学生在认知能力和情感特质的薄弱环节，梳理“思辨缺席”症状的种类，为实际教学工作和思辨能力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思辨能力；思辨缺席；英语专业；具体症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261-04

一、引言

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也译为批判性思维，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Ennis把思辨能力定义为“对所学东西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及价值进行的个人判断”。Paul和Elder认为思辨能力是“为了判断事物的价值，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并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美国特尔斐项目组（The Delphi Project）构建了思辨能力的双维结构模型，认为思辨能力包括认知技能和情感特质两个维度。Paul提出了三元结构模型，指出思辨能力包括思维标准、元素和智力特征。思维元素是思辨能力的核心要素，思维标准是检验元素的工具，而智力特征应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而显现出相应的特点。

我国外语教育者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状况及思辨能力培养。林崇德提出了思维的三凌结构模型。在双维模型、三元模型和三凌模型的基础上，文秋芳等提出了层级模型，将思辨能力分为元思辨能力和思辨能力两个层次。元思辨能力监管思辨能力，而思辨能力分为认知技能和情感特质。文秋芳等通过理论框架构建、先导性研究、信度效度检验，经过逐步修订，设计出了适合我国大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测评量具，可用于测量外语类及其他文科专业大学生的思辨能力。

二、思辨缺席

在关于思辨能力的研究中，黄渊深教授率先撰文提出“思辨缺席”这个概念。“思辨缺席”是指因为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所造成的辩论时无理可依，论述时无例可举，质疑时无问可提，写作时无话可说等现象，而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容易患这种病症。思辨缺席会使人逻辑思维能力较差，说理和辩驳能力不高，缺乏创造力，难以运用分析、比较、综合等能力解决科研和现实中的问题。孙有中认为思辨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然而却是英语专业学生的软肋，应当在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模式、课程设置、教法教材、测试方法和师资发展等方面进行改革。此后，黄渊深再谈“思辨缺席”，发现学生写作内容老生常谈、缺乏新意、题目大内容空、堆砌材料、缺乏论述和辨析、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相关研究支持了黄教授的论断，证明“思辨缺席症”确实存在，并指出学生患有“不加思考而死记硬背”、“缺乏概括归纳能力”、“习惯照搬照抄”、“演讲中缺乏逻辑性，简单堆砌逻辑关联不紧密的观点和事实”等通病。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思辨能力在学习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思辨缺席会影响个体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家学者对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思辨缺席现象感到忧虑，并列举了出现的一些症状。然而，以往研究中，关于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描述比较笼统，“思辨缺席”的症状包含哪些方面，有哪些种类，都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和概述。而且在具体的技能课程中，学生思辨能力的表现更加复杂。既然“思辨缺席”广泛存在于学生之中，教师要对症下药，帮助学生提高思辨能力之前，那就要先了解“思辨缺席症”的内容。因此，要弄清楚“思辨缺席”的具体症状，首先要调查学生在各项思辨能力上的表现，找出不足并进行归纳。

三、研究过程

媒体监督论文篇8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运用舆论手段所实行的社会监督。搞好舆论监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和呼声，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多年来，舆论监督得到了有序发展，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舆论监督连续五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将舆论监督列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制度。长期以来，一大批群众的诉求通过舆论监督得到了解决，一大批腐败分子倒在了舆论监督的“枪”下。

但是，舆论监督的发展也遇到了不少阻碍。首先是来自政府部门或某些官员的阻碍，一些官员认为，只有正面报道、政绩宣传的报道才是主旋律，负面报道就是“破坏”和谐社会，给政府“添乱”，于是不断地给媒体施加压力，挤压舆论监督的空间。其次，给予舆论监督记者的保护不够，阻挠记者采访甚至打击报复记者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媒体队伍的自我约束力不够，“给红包就摆平”和假记者泛滥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论监督的公信力。

《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中就发现受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满意程度一般。舆论监督从业人员中有70.01%的人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50.08%的人认为“对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批评报道不充分”。受众也批评了少数记者畏惧权贵、缩手缩脚等不良作风。①

“监督”类栏目运作的情况

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主流作用，直到新媒体出现后，地位才有所动摇。例如，“山东某副市长下跪”事件、“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和“邓玉娇案”等，都是通过网络媒体率先公开信息或报道后，传统主流媒体才跟进的。

面对新形势下的要求和压力，传统主流媒体保持在舆论监督中的“主流”地位，提高舆论监督的效果，成为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于是，传统主流媒体和纪检部门共同开办的“监督”类栏目应运而生。

从2006年开始，《厦门日报》开辟了“监督在线”版，配合当地市纪委、监察、纠风、效能、工作，报道内容涉及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公用服务单位的窗口建设、行风评议、效能建设……紧紧围绕民生，直指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海口监督在线”是由海口市纪委、监察局、海口市委宣传部和《海口晚报》联合创办的监督性栏目。媒体监督最尴尬的莫过于曝光的问题没有引起被曝光单位的重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该栏目之所以要由实施行政监督的纪检部门和舆论监督的媒体联合开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强曝光问题的解决力度，群众举报问题经曝光后，由当地纠风办“发文”要求有关部门给予答复和解决。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两家报社的“监督在线”开办后，确实体现了这种合作形式的优势。《海口晚报》“海口监督在线”在开办的3年中，对一大批社会重大问题和涉及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现象进行曝光。《为何折腾大半年还立不了项》一文就曝光了一个投资6000万元，建成后产值1.5亿元，可以解决200多人就业的项目，因为有关部门的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而立不了项。该问题曝光后，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几天后有关部门便下文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银川晚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刊登由当地纪委提供的“典型案例”，通过媒体曝光对当地广大干部起到警示作用。《贵阳晚报》每周五在该报的“互动平台”与当地纪委、纠风办联合开辟定期专栏，名为“监督热线”。该栏目主要刊登一些市民投诉。

当然，这些媒体的“监督”类栏目在运作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不少问题。

首先是对有关部门问题的曝光，必然会让一些部门“一把手”感觉“面子上过不去”、“报社故意跟我过不去”，想尽办法给报社施压，而报社的发展往往跟这些部门的支持分不开，这有时候会让报社处于“两难”境地。

其次，对重要部门和主要领导的监督不够，“监督”类栏目目前还是主要对一些基层部门、基层干部和一些社会问题进行监督，监督力度还不够，影响力势必有限，因曝光问题被问责的领导干部也很少。

另外，“监督”类栏目审查环节过多、独立性较弱导致的新闻时效性、新闻性不强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不断探索中发展

“监督”类栏目是传统主流媒体保持舆论监督“主流”地位的很好尝试，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比网络等新媒体要高，对曝光的问题有关部门更愿意花大力气去解决。

传统主流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继续引领舆论监督。

第一，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

一些职能部门不要将舆论监督视为“负面”因素，尤其是以行政的力量直接干预、压制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支持，群众就有可能通过在网上发帖等形式反映诉求，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造成谣言满天飞，这样的局面将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更难收场。

第二，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新闻对口单位的作用

现在大部分职能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或者新闻宣传对口科室，但是大多仅仅是起到一个信息的作用。这些新闻对口单位应该与传统主流媒体加强联系，通过传统主流媒体的热线平台及时地发现群众反映的问题，支持传统主流媒体对反映的问题进行报道，特别要对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报道，力争让“负面报道”变成“正面报道”。

第三，制定和完善新闻法律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必须对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舆论监督的对象、原则和方法，新闻从业人员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舆论监督遭暴力妨碍的解决办法等从法律上进行界定和规范，这样才能让传统主流媒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做到自我监督。另外，做舆论监督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采编人员，不畏权贵、不惧危险，富有正义感而又能把握尺度、不意气用事，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用事实说话。

第四，批评与表扬稿件共存

传统主流媒体做舆论监督的主要目的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要褒贬有度，在做批评报道的同时，还要对一些及时解决问题的情况进行报道并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表扬。坚持以公共利益为主，让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真正成为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

注释：

①乔云霞 胡连利 王俊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郑保卫：《“三股推力”与“三重阻力”下的舆论监督》[J]，《新闻界》，2007年第2期

②范以锦 杨凡：《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J]，《现代传播》，2010年第12期

媒体监督论文篇9

[关键词] 新媒体；网络舆论监督；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 D630.9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07—04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以其开放性、即时性、多元性和互动性的特点，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沟通、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以网络为传播手段的新媒体已经成为群众表达意愿的重要渠道，由此形成的舆论力量显现出其日益强大的舆论监督职能，已经成为舆论监督阵营中的主力军。加强对网络舆论监督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正确发挥和引导网络舆论监督作用，是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新空间。

一、新媒体推动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1]近年来，以计算机、手机和平板电脑为平台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格局，形成了“全民皆媒体”的舆论环境。这些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模式和交流方式，利用微博等网络新媒体进行政务公开和网络舆论监督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舆论监督的新形式。

（一）新媒体推动网络舆论监督大众化

近年来，网络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为69.3%，其使用率正不断逼近传统台式电脑[2]。目前，智能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手持阅读器等移动上网终端已经超过个人电脑，正逐步成为人们接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互联网正在向“可移动”、“便携化”方向加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正逐步从以个人电脑为中心向移动智能终端为中心转变，手机微博、手机新闻、手机即时通信等移动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我国9亿手机用户都是移动互联网的潜在用户，移动互联网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庞大的网民数量已经形成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话语权专属于媒体资源控制者，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控制，并使每个人都有了传播思想、传播信息的能力，都可以发表自己独立思考的想法和意见。新媒体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参与监督的方式，推进了人们观察社会现象、政府活动及参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为实现了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话提供了新渠道。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论监督可以更直接也反映出群众身边发生的事件。对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人民群众看得清、感受深，可直接借助网络直接给予揭示，为体现群众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技术条件。

（二）网络舆论已成为集民情、通民意的重要渠道

媒体的报道一般需要进行多层严格的审核和把关，一般呈单向性，互动时信息传递经历环节多，新闻的即时性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往往能借助各种网络终端在第一时间把身边所见所闻、对新闻事件的评论、反馈、辩解及信息进行沟通交流， 用更快的速度、更广泛的地区和更多样的群体表达他们的意见看法。同时，交流中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丰富的表现形式使人们相互间虽相距千里但却有面对面和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将众多人的意见进行汇集和碰撞，会很快形成舆论焦点和热点，将群众关心、反映强烈的问题集中反映出来。

（三）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一支重要的舆论监督力量

新媒体体现出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大众参与程度高、社会轰动效应强等特点，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3]。近年来，从“躲猫猫”到“开胸验肺”，从“跨省追捕”到“钓鱼式执法”，从“香烟门”到“日记门”，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南京“天价烟局长”、“史上最牛团长夫人”到“郭美美”、“温州动车追尾”等一系列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网络媒体在揭露事实、反映公共意见、发动舆论、营造舆论方面的作用，展示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这些案例也说明，在全民参与下，网络舆论在推动政务公开、民主管理、曝光腐败案件和违法行为，以及揭发各种社会不公等方面，发挥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其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是一种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新生力量。

二、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主要存在的问题

尽管网络舆论能真实直接地反映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问题，对权力运行及工作人员履职行为进行监督，但是其作为一种监督方式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网络舆论中信息的真实性影响其监督的客观性

网络的开放性使每个人的信息不需核实可直接，这可能带来一个负面结果：虚假信息[4]。如果人们获得不真实信息，会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严重的还会使人们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和极端的行为。“网络水军”的出现，会严重误导民意，引发网络腐败，导致许多网民在未获得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对事件作出不客观的评价，从而引发各种失真信息和诬陷在网络上泛滥和讹传。另外，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生活阅历，对待同一件事情评判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观点，难免具有片面性，也会影响到言论的客观公正。由于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是要保证信息的真实，而虚假信息和主观因素的存在，会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监督的客观性。

（二）网络舆论中存在的情绪化言论削弱了监督的公正性

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巨大压力的人们往往需要寻求减压的出口，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使人们更容易宣泄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而带有这种情绪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会干扰人们对监督客体进行客观的判断。如果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带有情绪性，被偏激的观点所感染的网民聚焦成的网络舆论，会使正常的舆论监督变成非正常的舆论暴力，使得监督失去公正性。

（三）负面网络舆论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伤害降低了其公信力

网络的及时性和快捷性也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渠道，有的谣言者出于种种目的，在网上对政府和政府的政策加以诽谤和诋毁，混淆人们的视听，甚至影响到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人肉搜索”还构成了对人的名誉权和人身权的严重侵犯。随意公布、传播个人隐私的行为以及对他人带有明显恶意的攻击性语言本身已经构成侵权，即便它是为了追求良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滥用网络舆论监督，也会直接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

网络舆论监督的上述缺陷，导致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都无法与传统的媒体相比。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8月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部分网民倾向于认为网络内容可信度一般，认为可信和非常可信的仅占15.7%[5]。这说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互联网持怀疑态度。而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所起的作用，恰恰应是建立在公众对它的信任之上的。

三、借力网络新媒体，探索网络舆论监督新途径

据统计，截至2011年6月，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6]。截止到2011年底，有将近半数网民在使用，比例达到48.7%[7]。在这种形势下，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全新的监督形式已经成为共识。因此，顺应时展，发挥网络新媒体优势，因势利导，促进网络舆论监督健康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畅通网络新媒体传播渠道，创造网络舆论监督条件

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迅速发展的环境下，人们对身边事物的关注会很快借助新媒体出来，对促进政务公开、开展阳光工程、监督权力运行构建了崭新快捷的监督平台。贺国强同志强调：“要大力实施各项公开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加强和改进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8]按照中央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网络监督平台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强透明度，大力实施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等阳光工程，创造网络监督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要畅通各种网络沟通渠道，借助“微博”等新途径，回应网民的疑问、及时核查网上反映的问题，利用新媒体强大的交互功能建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与沟通的机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顺畅地表达诉求，有答疑释惑的网络沟通渠道。2011年，中央各部委在网上公布“三公”经费，一时成为网民议论热点，这不仅体现出党和政府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决心，也说明网络新媒体的在舆论监督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加强网络舆论道德建设，培育健康网络舆论监督文化

网络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而道德观、价值观又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加强网络舆论道德建设，提高网络舆论的客观公正性，是发挥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基本条件。首先，网络主流媒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主流的声音、权威的言论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形成“客观反映，理性表达”的健康网络监督文化氛围。其次，要对网民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网民的法律法规意识，加强正面引导，依法查处编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营造积极健康有序的网络舆论监督环境。第三，要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把网络诚信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真理，发挥民主，尊重他人，做到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文明监督。

（三）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坚决惩处网络侵权行为

面对网络广泛、快速、多元的海量信息和全民参与的特征，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科学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合理利用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监督，是确保网络监督的健康发展的保障。首先，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网络监督的合法性，将网络监督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并依法保证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要建立法规，厘清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舆论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法律界限，明确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与内容、权利与保障以及网络侵权的法律责任等，使网络舆论监督行为都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9]。第三、要建立规范网络监督行为的法规，对那些恶意散布虚假信息、诬陷他人、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名誉权的行为，有关主管机关要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四、要建立网站管理法规，加强对各类综合性网站、新闻网站、特色网站、商业网站的管理，坚持依法办网、文明办网、诚信办网，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求政府网站和专业类网站都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积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网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监督活动，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合法合理地开展监督。

（四）构建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形成舆论监督合力

媒体监督论文篇10

对于此案的结局，人们的看法之所以出现巨大反差，核心在于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仍处于体制外，其合法性未被切实确认。要切实保障舆论监督，使之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首要问题便是建构其合法性基础。

一、舆论监督合法性缺失的法理根源

从理论上说，舆论监督的主体是通过各种媒介发表意见的公民，而且传媒也并非实现舆论监督的唯一渠道。但在现实社会中，传媒却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最核心的途径，传媒代表公民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

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无数学者都在论述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基础，但他们引用的宪法条款却五花八门――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最根本依据。对社会丑恶现象和党内腐败现象实施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增强党报的战斗力、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工作。①这里引用的是宪法第二条。

更多学者则引用宪法中有关公民言论自由权、批评和建议权的规范――在我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而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规定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②媒介代表公民行使这种“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既是言论、出版自由的体现，也是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宪法依据。③也有学者提出：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内容）。④还有人把舆论监督视为社会权利：新闻监督是社会监督。由于新闻监督有着对其他公共权力监督的制衡权，因此，对在公共范围中享有各类权力的人士遵守和执行“社会契约”有着强大的制约和威慑作用。⑤

但是，将舆论监督直接视为人民权利或权利的延伸，在我国显然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许多学者都谈到过这一点：

我国法律对传播活动的授权性规范是相当不完备的。我们谈到舆论监督是一种由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派生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在现实中却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对于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任何规范，对以保护名誉权为由实则抵制舆论监督的行为无法予以制裁；除此之外，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亟须具备的权利尚未进入法律领域，如采访权、报道权等仍仅仅是习惯权利，没有成为法定权利。⑥《中国法治新闻》杂志社副总编辑余少祥说过：现行宪法第二十七条有一个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规定，很多人将这一条作为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的依据，实际上并不确切。一是这一条款虽然确立了“人民监督权”，但“人民监督权”和“新闻舆论监督权”是有很大区别的。⑦

还有学者直接否认舆论监督是人民权利延伸的观点――“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国的传媒是官办的性质，因此传媒监督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传媒监督不具有法理根据。不过中国的传媒监督司法具有其他几种根据：一是伦理的根据，即‘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抱负；二是职业的根据，即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作用；三是竞争的根据，即从官方化机构向非官方、市场化转变而提出的要求。这种种因素，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⑧

正因为舆论监督在法理层面缺乏合法性，所以出现了许多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一些单位和个人可以随意拒绝媒体采访，可以任意阻止和封杀舆论监督稿件，可以对实施舆论监督的人进行打击和报复；而一些媒体和记者在上述情况面前则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无力按新闻规律开展正常的舆论监督，无力使舆论监督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舆论监督合法性缺失的司法表现

由于缺乏保障舆论监督的法理渊源，我国司法机关审理涉及舆论监督的案件时，明显也出现了态度不一、尺度迥异的现象。

在“海龙厂诉央视案”的审理中，法院的确最大限度保护了传媒的舆论监督活动。类似的个案还有一些，如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东方体育日报》胜诉：“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被告的新闻报道是以为社会公众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应当受法律保护。”

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基本上适用了源于美国的“主观恶意”原则，这一原则堪称是对舆论监督最大限度的保护：公众人物或企业、机构等欲反击舆论监督行为，必须证明被告言论不实，且有实际恶意，否则将无法胜诉。“海龙厂诉央视案”二审法官胡沛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主观恶意，从法律上来讲，是有意识地要损害你。此案在诉讼中举证责任应该是企业（海龙厂）这一方的。诉讼中我们没看到这方面证据。”

但在更多个案中，法院确定的证明责任规则对传媒非常不利――“谁报道，谁举证”：在新闻侵权纠纷诉讼中，原告大多为否定媒体所报道的事实发生的一方，而媒体均为肯定该事实发生的一方。根据民事诉讼证明规则，主张事实发生的一方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发生。因此，不管原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体构成侵权，只要媒体不能证明自己的报道是真实的、评论是准确的、引用是正确的、使用照片或公开隐私是被允许的、合法的，就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败诉――这就是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即媒体只有证明自己无过错或有法定事由才能免除责任。⑨在这里，原告甚至无须证明传媒构成侵权，传媒却必须证明自己的报道是完全真实的。收集证据的过程，简直就像一场疲惫的马拉松。“谁报道，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导致传媒在名誉侵权诉讼中败诉的风险极大：200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了15起新闻侵权案件，其中名誉侵权占新闻侵权案件的绝大多数，15起案件中有10起是名誉侵权案；而且新闻媒体败诉比例高，15起案件中只有1起是媒体胜诉。⑩如此现实，很容易导致我国传媒在逻辑上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舆论监督报道能不做就不做了，毕竟成本太高；第二，要做就得像律师打官司那样做，“确切地说是使新闻采访所获得的材料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形式要求”。但是，一旦传媒放弃了舆论监督，受损的必然是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损害人民的合法权益。

对于传媒舆论监督的合理边界，国内一些学者更愿意将其归纳为平台、渠道和载体功能，视之为实现人民、公众监督权利的重要工具――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制度性权利，其在国家首要的传统的功能是监督政府行为，承担“社会监督人”的角色，即新闻传媒被认为在社会政治事务中是一位单纯且中立的旁观者。因而新闻传媒虽是政治进程中的一环，但并不参与政治程序的运作，因此新闻自由在民主政治中仅仅是整合人民监督权利的一种工具。

传媒为了履行监视、监测环境的职能，有必要在舆论监督中适当转变监督主体的身份，为公众参与监督铺设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让公众积极、自愿地承担起舆论监督的主体角色。而传媒，则悄然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

由此可见，我国传媒的舆论监督必须广泛展开，才能满足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需要。而舆论监督活动要稳步推开，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必要的保障：低层次的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合理保护舆论监督，更高层次的则是通过国家立法，给予舆论监督充分的合法性，使之真正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1.司法权力合理保护舆论监督

沿着我国法律的逻辑考量，不难发现“谁报道，谁举证”是一项“伪原则”，因为它直接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相冲突――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其中并没有“新闻侵权”案件；因此，新闻侵权、包括名誉侵权诉讼的证明规则应按该规定的第一条执行：“原告向人民法院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由此，原告方面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四个要件：侵权作品播出或刊登、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对方有过错，否则应由原告一方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证明责任号称“民事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是诉讼当事人最大的负担。司法机关应按现有的法律规范分配原被告双方的证明责任，依法减轻传媒在侵权诉讼中不必要的证明责任，有效制止某些人、机构、团体滥用诉权，肆意新闻传媒侵权的行为。例如2002年“世纪星源公司”《财经》杂志的诉状竟然只有7句话，未承担证明责任，传媒却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经费和精力应付诉讼，双方的责任极不对等。而从合理的证明责任规则出发，法院应该判决原告败诉，减少针对传媒舆论监督的恶意诉讼，在客观上起到保护舆论监督的效果。

2.建构舆论监督的合法性

从终极目标而言，构建传媒舆论监督合法性的举措，是通过法律规范，使舆论监督获得明确的法律权利地位。

从原理上说，传媒发挥舆论监督的制度，取决于公民拥有监督权的民主制度，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而且近年来国家始终把保障人民的监督权、重视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作为基本价值取向：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把舆论监督定性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总书记2008年6月《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再度重申：“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去年底，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可见，将传媒的舆论监督确定为人民行使监督权利的主渠道，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将其以明确的法律规范稳固化，使传媒的舆论监督切实具有合法性，有利于促使人民的监督权利真正得到保障，正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所言：“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

在传播学上，传媒被赋予了监测环境的职责，即准确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促成信息交流；而在法学领域，传媒则被赋予了公民话语权、监督权代言人的角色，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传媒的舆论监督活动理应被纳入法律权利的范畴，使之得以规范行使，真正促进社会进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教授，新闻传播学、法学博士后。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2006年度项目《新闻媒体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的阶段成果）

注释：

本报评论员：《共同构建和谐的舆论监督环境》，《法制日报》2008年1月10日

邹志梅：《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

孙旭培、林爱B:《规范举证责任，保障舆论监督――质疑“谁报道，谁举证”》，《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

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乔闻钟、刘永强：《新闻监督与预防职务犯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尹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界限》，《新闻战线》2000年第12期

余少祥在“当代中国传媒与法律高峰论坛”（2004年5月，北京）上的发言

王好立、何海波：《“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民三庭：《新闻侵权纠纷中的权利冲突与衡平――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新闻侵权案件的调研报告》，/theory/artilce_list.asp?id=4509&l_class=4

郭京霞：《新闻侵权：为何媒体总败诉》，/public/detail.php?id=144507

卞建林、焦洪昌等：《传媒与司法》第75~76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