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论文十篇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1

现时的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社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医疗改革、教育乱收费、食品安全、养老保险、环境保护、房价上涨过快等。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在民众中产生怨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为此，新闻媒体有义务承担起揭露社会时弊，反映民众呼声的社会职责，在督促问题解决的同时，充当社会的解压阀，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

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存环境因素

行政干预力量过强。新闻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往往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频频干扰。当今一些权力部门常用红头文件限制记者采访，逃避新闻舆论监督，如2002年，兰州市公安局以“违背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损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为由，对16名记者予以“封杀”。

近来行政力量干预媒体监督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又出现了变相干预，如2007年安徽枞阳县实行的“全程陪同采访”。表面上看，似乎是当地政府重视和善待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将这一重视方式解读为“全程监视”。

法律保障相对薄弱。我国缺乏比较完善的舆论监督法律、法规体系，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舆论监督的地位、性质和权利。已有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办法，也都比较抽象，操作性差，难以作为评判标准。

当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司法规范和保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经常遭到外部权力的侵害。不仅新闻媒体要承受种种压力，而且身处第一线的采访记者更是首当其冲：遭刁难、谩骂、恐吓威胁、拘禁、殴打，更有甚者则被陷害而身陷囹圄。如曾经揭露山西运城地区假渗灌事件的高勤荣就经历了8年牢狱生活。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执行舆论监督功能时，缺乏规范，有时损害了他人的权利。由于法律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界定，新闻媒体很难保证自身的监督行为不越位。可见，缺乏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是没有自由的，因而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

信息环境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我国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公开只对一些特定的政府信息进行了规定，而且缺乏全盘规划和部署，并且公民在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方面缺乏保障和救济机制。如2006年北京市4名食用福寿螺的患者北京市卫生局，要求赔偿的案例。由于行政部门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导致了这一严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从中也暴露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不健全所导致的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护。

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中，各级党委直属的新闻单位被称为主流媒体，而其余绝大多数市场化的媒体被归类为非主流媒体。尽管非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正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有一种倾向不应忽视，即非主流媒体及其记者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非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困难程度远大于主流媒体，原因除了采访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硬件建设严重不足，不能及时捕捉新闻信息并进行公开报道，从而无法完成其监督社会、监督政府的社会职责。

新闻舆论监督生存环境的优化

协调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机制中，五大监督类型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新闻舆论监督只有与其他监督形式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要强化新闻舆论监督权。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的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称它为“第三种权力”。有学者认为，要实现媒体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必须强调媒体的独立性，媒体始终要处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主导地位。

其次，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中的一种非权力型监督形式，要保证其有效性需要通过权力监督机制的启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此外，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都是现代文明社会赖以维持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也都存在缺陷。舆论监督往往缺乏刚性，而法律监督却缺少主动。所以，要使这两个监督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使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密切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加快新闻立法，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新闻媒体要依法履行舆论监督，同时新闻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强有力的保护。目前新闻舆论监督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法制还不够完备。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大法、基本法和各类法规，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从法制上明确和具体界定。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除了新闻单位必须严格依法实施舆论监督，依靠和正确地运用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外，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法律保障的另一方面是要求司法部门重视新闻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着眼新闻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实际，正确运用有关法律、法规，秉公办案，排除外界的干扰。司法部门对蓄意阻挠、破坏舆论监督的当事人，即那些威胁恐吓、打击报复、殴人致伤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严格执法，处置到位。

求得党和政府的深度理解与广泛支持。舆论监督的实践一再证明，凡是舆论监督推进比较顺利，必然有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力的支持不仅在于其对舆论监督的鲜明态度，而且在于能把舆论监督列入议事日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领导机关应该充分认识到，对舆论监督的支持，是防止公务人员的得力措施，也是遏制不正之风的有效手段。时下，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政令贯彻不畅通，现实中的阻力和干扰，更多的是来自一些地区中层或基层的部门单位和=F部。对此，特别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直接介入，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要一插到底，不仅要抓观念的端正，更要切实地为新闻舆论监督排除各种阻力，帮助媒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态度，也应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如此，新闻舆论监督才能顺利推进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培育新闻舆论监督的土壤。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稀缺公民教育，百姓不知道公民权利，而与百姓权利平等的官员更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常以“父母官”自居。

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公民缴纳税赋的基础上，因此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设施和

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发展，公民也因此而纳税。公民社会的政府必须服务于人民，要保护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2

一、当前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认识及观念方面的偏差。新闻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利，通过书刊、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渠道，从善治的角度对政府和社会机构以及个人的言行进行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和指责。当前。一些社会公共权力部门及公职人员片面认识新闻媒体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只盼着新闻媒体给予锦上添花，把新闻舆论当成昭显自己政绩的工具。所以，对新闻采访，如果是搞正面的宣传，他们很支持，如果是批评报道就不予支持，有的甚至还设置障碍。认为只要曝光，就是给他们的工作添了麻烦。给政绩抹了黑，即使事实基本准确。被批评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也以种种借口施加压力。这种观念不改变，舆论监督就会障碍重重。

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足。我国媒体一向比较重视对腐败的报道，许多媒体都将反腐报道列为重要新闻。但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力度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仍有很大的距离。为什么媒体还受到监督不力的指责呢?只要仔细看一下反腐新闻就可知道，这些见诸媒体的反腐报道，从被揭露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只限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已经被或立案的；二是正在被诉讼和庭审的；三是已被审判和结案的。对于那些开始萌芽的、正在发生的腐败，在未经有关上级领导的允诺下，媒体的监督或报道往往受到种种限制，也就是说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因此，加大反腐倡廉舆论监督的力度任重而道远。

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开展新闻舆论监督。虽然我国《宪法》、《民法》等法律对包括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公民权利作了全面的、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至今没有出台《新闻法》，这样新闻工作的具体权限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及其他有关权利，也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由于具体法规不健全，以至于常见的新闻媒体在进行正常的采访业务时。往往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新闻记者甚至还可能面临野蛮的暴力，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营造氛围。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宣传教育作用，营造使官员不想腐败的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廉政文化依赖着环境氛围的孵化和铺垫。当前。不少官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走上腐败犯罪的不归路，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我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些腐败成分是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因素。诸如“笑贫不笑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好的不香，坏的不臭”等流行程度不同的腐败文化，是导致官员们放弃廉政观念、开始腐败行为的发酵剂或催化剂。要遏制或这种恶俗文化。不能仅靠法治。还必须用优秀的廉政文化去取代消极颓废的、愚昧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腐朽文化。以正压邪，激浊扬清。新闻宣传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正确的舆论教育人”。通过新闻媒体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大力宣传党中央反腐倡廉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宣传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进展、新经验、新成效，大张旗鼓地宣传勤政廉政的先进典型，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得廉洁从政的官员，受到社会足够的褒扬，获得自身良好声望的正面激励，从而坚定其廉政观念与廉政行为，产生不想腐败的自律行为。

威慑遏制。新闻舆论监督施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具有使官员不敢腐败的威慑遏制作用。建设廉政文化要构筑官员不敢腐败的制约机制，除建立刚性的惩罚机制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隐藏在阴暗角落的腐败现象是最怕曝光的，一旦被及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会受到全社会的鄙夷、挟击和鞭挞，也可使犯罪者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保护层”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能够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促使司法机关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及时依法严惩。“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从廉政文化建设角度看。新闻舆论监督就是一种能使人们受到惩罚的有效的外在机制。它通过持续性的新闻传播，广大群众的投诉和问题的揭露。加大了舆论的震慑力。减少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增大了他们的犯罪成本，使他们身败名裂。并借助这种传播所释放出的强大的舆论力量，对腐败官员产生政治、伦理、人格形象上的压力和震慑。使他们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灵痛苦。所谓“众口铄金，积销毁骨”，就表明了舆论监督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很大程度地威慑腐败分子，遏制犯罪行为的继续。

监督制约。新闻舆论监督具有独特的监督作用。形成官员不能腐败的制约机制。腐败之所以不断滋生。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公共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因此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廉洁用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而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公开性。新闻舆论监督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它的监督是通过公开报道、公开讨论表现出来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整个社会的正义、良知和公理，将各种丑恶现象、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暴露于阳光之下。使之无藏身之地。二是广泛性。新闻舆论监督在监督对象、监督影响、监督内容等方面具有广泛性。三是及时性。新闻舆论能以敏锐的嗅觉及时发现腐败问题。并以最快的速度对腐败行为进行披露。产生社会反响。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推动力。来进一步提高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和接受监督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让腐败者付出沉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形成震慑力，促进领导干部廉洁用权。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建立和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的工作指导体系。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新闻工作的客观要求。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认识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思想认识上扫除阻碍舆论监督的各种障碍，关心和支持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把舆论监督作为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渠道和途径，作为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和行使民利的一种手段。以此推动新闻舆论工作的正常开展。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3

1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特征

1.1 广泛性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广泛性。广泛性具体表现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范围广泛且内容丰富。作为舆论监督工具，新闻媒体不仅对党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普通群众也在监督的范围之内，舆论监督涉及到受众的点滴生活。在监督的内容上，新闻媒体涉及到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公共领域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民众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参与到各项事务之中，从而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1.2 及时性

及时性是媒体舆论监督区别于其他形式舆论监督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一直是配合党内监督、司法监督、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的，从而形成监督合力，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相关监督部门相比，新闻媒体可直接地、迅速地把某些事件和问题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压力，引起相关部门关注，及时产生社会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新闻事业甚至数小时后就能产生监督效果，这是其它形式的舆论监督所不可比拟的。

1.3 公开性

新闻媒体被喻为社会问题的“放大器”和“扩音器”，这也就决定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的特征。新闻媒体面对的受众分布于各个阶层，所报道的新闻内容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经过媒体报道后的社会问题将会被放大与强化，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未来趋势将会被社会公众广泛讨论，公众与新闻媒体良性互动，形成一个立体化、多角度与多层次的舆论监督系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效果。

1.4 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媒体保证舆论监督公信力与权威性的基础。大多数情况下，新闻媒体主要是指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不同于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要经过层层“把关”，内容的真实性则是“把关”的基本标准，一直以来，真实性被认为是新闻媒体的生命。而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得新闻内容生产中的“把关”环节大大弱化，假新闻、谣言在网络中大量存在，比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一些网友纷纷把自己的猜测到网络中，阻碍了有效信息的传播。因此在全媒体时代下，新闻媒体有义务查清真相，向广大受众提供真实、权威的新闻。

2 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问题

2.1 舆论监督力度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新闻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然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按照高度统一原则建立起来的集中式新闻体制。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的落后是导致舆论监督力度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与行业“舆论监督事先要得到官方许可”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监督基层多、高层少；监督一般问题多、重大问题少等现象广泛存在；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党报党刊中监督报道偏少，能起到良好监督效果的报道则是少之又少。

2.2 舆论监督缺乏法律支持

法律是舆论监督取得良好效果的有力保障。没有法律支持的舆论监督就像是不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后患无穷。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专业的《新闻法》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这就造成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正当监督权利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护。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保障，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愿或者不敢进行舆论监督。所以，我国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只有早日拟定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才能保障舆论监督的规范化与法制化。

2.3 领导思想意识落后

部分领导思想意识落后也是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西方新闻报道中的“乌鸦文化”不同，我国推崇的是“喜鹊文化”即只报喜不报忧。因此部分领导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揭丑与自毁形象，并且会损害某些人或某些组织的利益，所以有些领导对负面新闻习惯于隐瞒，排斥媒体采访，经常对记者设置重重障碍、百般刁难；更有甚者，对记者暴力殴打，砸坏采访设备，毁灭采访资料，妨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

3 完善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对策

3.1 改革新闻管理制度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媒体管理体制具有其独特性。当今，我们的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国的新闻媒介机构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的新闻媒体拥有相对的自主权和独立空间。所以，在当前的党纪和国情下，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不仅要报道正面信息，还要敢于、善于揭露社会问题，报道内容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从而获得民众的信任，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3.2 完善新闻法律制度

目前，不少国家都是在确保政务公开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度”的问题。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信息披露法》中提出国民享有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而政府拥有最小程度的隐私权。该法规定除法律特别禁止的文件外，任何公民在无需请求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有权看到所有政府文件。信息公开法已被更多的国家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1998年韩国实施《公共信息公开法》，2001年日本颁布《情报公开法》，南非也成为了目前非洲最早并唯一指定信息公开法的国家。因此在我国立法部门应加紧相关专业新闻法律建设以确保完善新闻舆论引导功能。

3.3 改进媒体内部管理制度

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如果新闻媒体使用不当将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加强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监督势在必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首先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新闻纪律与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做好舆论监督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又有媒体自身的原因。加强和改进媒体内部管理同样至关重要，新闻媒体与其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坚决抵制虚假新闻、有偿报道等新闻腐败现象，依靠行业自律，维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严肃性、正义性和权威性。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4

对舆论监督主体的几种阐释

权利主体是指权利的所有者和实施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资格，享有某项权利，就是意味着你有资格去做某项所确定的事项。作了这样的替换之后，就可以更清地看到，讨论舆论监督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探讨谁有资格享有舆论监督，反过来说就是舆论监督的所有者和实施者是谁。

由于舆论监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因而对舆论监督的主体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多数未能揭示舆论监督主体的本质特征。

有学者在论述舆论监督主体时，先提出：“舆论监督主体即公众”，接着论述：“从舆论监督的形式看，公众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是间接的，舆论监督是由新闻媒介进行并实现的。新闻媒介通过向公众提供新闻事实或对新闻事实的评价，引起公众的关心和注意，从而引导舆论，达到监督的效果。有人据此认为新闻媒介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实际上，如前所述，新闻媒介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它既要将监督客体的行为过程及时告知监督主体，又要及时将监督主体的意见反馈给监督客体。它既是监督主体的重要的表现形式，又是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沟通的中介。所以，从本质上说，新闻媒介可以代表舆论监督主体，但不能代替舆论监督主体。”这段论述明显可以看出，这位学者在新闻媒介到底是不是舆论监督主体上存在犹疑，一会儿说媒介是“监督主体的重要的表现形式”，“可以代表舆论监督主体”，又说“不能代替舆论监督主体”。不过，这段论述的倾向是明显的，即新闻媒介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

这位学者还引用舆论学研究者陈力丹的话证明媒介不能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1]然而，他又看到了“舆论监督是通过新闻媒介实现的”，新闻媒介“掌握报道对象的采访权、报道内容的选择权、报道力度的控制权。”因此，又指出：“新闻媒介也属于舆论监督主体的范畴。在舆论监督主体的范畴体系中，新闻媒介实际成为舆论监督的法律主体。”“权利主体与法律主体，共存于监督主体范畴中。”[2]他又在此证明新闻媒介是舆论监督的主体，那么，舆论监督的主体到底包不包括新闻媒介，到底是一个主体还是两个主体？这位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将舆论监督的主体分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权利主体”和“法律主体”，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意思是公众与新闻媒介都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不过，两个主体有本质的不同，公众是舆论监督的权利，媒介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主体。

笔者认为，将舆论监督主体分为“权利主体”和“法律主体”，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首先，“法律主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概念，从语义结构上分析，“某某主体”意指“某某的所有者”，如“权利主体”就是权利的所有者。那么“法律主体”就应是“法律的所有者”，“法律的所有者”所指为何？新闻媒介是“法律的所有者吗”？显然这是没法回答或在理论上进行论证的问题。其次，“法律主体”也可能是“法律上的主体”之意，但法律上的主体与权利主体是两回事吗？显然不是。主体的权利属性与法律属性是不可分离的，舆论监督本身并不是自然权利，而是法定权利，准确地说是需要法律确认的权利，也就是说其权利主体也是法律确认的，法律确认的权利主体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法律体”），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反过来说，法律实际上是确认权利与义务的章程，法律上的主体却不是权利上的主体，在逻辑上也存在谬误。每一个权利主体同时也应是法律上的主体，二者不可分割。这位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论述显示出舆论监督主体问题的复杂性。

在王强华、魏永征主编的《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一书中，对舆论监督主体的论述同样在两个主体之间犹疑难决。该书认为，舆论的本质和它所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舆论监督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人民的利益和愿，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批评，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考虑，这就是舆论监督。但科学的主体概念指的是为属性所依附的实体，从法律意义上说，主体就是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人民大众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它不仅不能承担义务（责任），而且如果不通过传播者，也难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传播者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只有通过新闻媒介才得以实现，因此，新闻媒介才是能享舆论监督利和承担由此引起的义务（责任）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本质意义上的主体与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二者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强调人民大众是本质意义上的主体，就是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地位和权威性，要求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强调新闻媒介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则可加重新闻媒介作为人民大众代言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要求它必须坚决履行和努力做好舆论监督的使命，同时要求它作为一个实体，对舆论监督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3]

该书作者实际上是持双重主体论，认为舆论监督有本质意义上的主体和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之分，本质意义上的主体是人民大众，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是新闻媒介。这种划分很有见地，特别是作者对这种划分的意义的阐述很有意义。但是，仔细分析，该书的论证却存在问题，建立在错误论证基础上的结论也经不起推敲。该书作者实际上是运用演绎推理中三段论的方法推出人民大众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新闻媒介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的结论的。

作者推论人民大众不是法律上的主体的具体推论方式是：

大前提：“从法律意义上说，主体就是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

小前提：人民大众“不能承担义务（责任），而且如果不通过传播者，也难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够享有权利）”；

结论：人民大众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

在这个推论中，小前提很显然有错误，由此推出的结论存在问题。在作者看来，人民大众是“抽象的群体概念”，因此不能够享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不通过传播者难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承担责任）；而新闻媒介是“实体”，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这个判断和分析是不恰当的。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享有权利每一个人。比如，我们说名誉权的主体是公民和法人，公民在这里就是指每一个自然人，而不是“抽象的群体概念”。由于对“人民大众”不正确的理解推导出人民大众在舆论监督中不能承担义务（责任），进而断定人民大众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则完全走入了歧途。

笔者不清楚作者所说的人民大众“不能承担义务（责任）”一句中“义务（责任）”何所指，如果是指不能承担舆论监督的义务（责任），那么作者在这里似乎将权利、义务这些有各自特定内涵的概念搞混淆了。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舆论监督是一项权利，不是义务或责任。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资格，享有权利就是享有某种资格。除了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和放弃外，许多权利其权利主体可以自由处分，舆论监督就是可自由处分的权利，人民大众享有这项权利，但他也可以不行使这项权利，他不行使这项权利，这是对权利的放弃，不是“不承担义务”。同样，媒介也可以不从事舆论监督，放弃舆论监督的权利。如果这里的“义务”是指舆论监督所引起的法律责任，那么，人民大众不是“不能承担”，而是必须承担。人民大众既有权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文章（行使舆论监督），也有义务在发表批评文章时（包括向媒体主动提供新闻材料时）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就要承担法律责任。[4]如果在法律意义上，人民大众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也就意味着人民大众在行使舆论监督时不受法律保护，在舆论监督侵犯他人权益时也不受法律追究，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的确如作者所言，人民大众确实只有通过传播者（媒介）才能行使舆论监督，但是，权利主体行使某一权利时需要借助其他条件，并不意味着权利的主体就变成了它所依托的条件。比如，人民大众主动、直接在媒介上发表文章披露事件，主动、直接用发表文章的方式表达意见和批评，这时，媒体只是人民大众行使舆论监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我们不能说，这时舆论监督的主体由人民大众转换成为媒体了。这时的舆论监督虽以媒介报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文章的所有者并没有丧失主体资格，他仍要对他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过，这时媒介也参与进来成了主体之一。

有人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新闻媒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政府机构等公共权力部门的信息传递给人民，监督主体（人民）在对各种信息进行判断、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介反馈于被监督客体，以舆论的力量达到约束和监督的目的。在这里，新闻媒介只是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5]显然，该作者不承认媒介在舆论监督中的自主性，完全将媒介看作是一种表达的被动的工具，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来认识舆论监督也是有害的，因为，它没有将新闻媒介作为一支制约权力的独立的力量，新闻媒介就成了任人支配的东西。这是新闻媒介工具论，在历史上曾产生了极坏的作用，当新闻媒介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工具来使的时候，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应强调新闻媒介的自主性。

还有一种观点是，只认为媒介是舆论监督的主体。杨明品先生谈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时说：“新闻舆论监督主体包括记者、通讯员、编辑、总编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记者。”[6]这实际上只承认新闻媒介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显而易见是片面的，或者说，作者不是在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来讨论舆论监督主体问题。这里就不详加分析了。

舆论监督主体的二元结构

从上面的评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上述对舆论监督主体的阐释都存在不恰当之处，但他们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监督主体不是单一的，具有复合性，或说呈现二元结构。笔者认为，这也恰恰是舆论监督主体的本质特征。

从本源上看，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7]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社会是由公众组成的，舆论监督的主体自然是公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公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需要作详细的论证。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公众，必须能够自主和自由表达，这是能够成为真正主体的必要条件，公众没有表达自由，公众的意见无法表现出来，舆论监督之“舆论”也许并不是真正来自公众。陈力丹认为，自主公众的形成，对于估量舆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将血缘、宗法的伦理法则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法则，修齐治平的精神原则高度一致，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消解了私人生活空间存在的可能性。[8]在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舆论监督的主体，舆论监督实际上也很难存在。只有当公民社会形成以后，社会结构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公众才能真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考察现实中舆论监督行为发生过程，我们看到，实际上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公众很少“作为”，或者说很难作为。公众是分散的，公众作为个体时基本上无法独立行使舆论监督。作为个体，公众的调查手段有限，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而充分占有信息是行使舆论监督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作为个体，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也受限制，在信息传播电子化、规模化了的社会，个人信息传播如果不借助大众传播工具，根本无法迅速扩大范围和影响，无法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公众必须利用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才能有效行使舆论监督，可以说，没有大众媒介，实际上不可能有舆论监督存在。面对高度组织化、系统化了的社会，分散的公众没有媒介参与传播信息，根本形成不了舆论，也就不可能对被监督对象施加影响。

在现实中，个人可以向新闻媒介反映有关情况，或直接向新闻媒介投稿，由新闻媒介刊发出来，实施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一看，媒体似乎成了公众发言的平台，类似于议会的讲台，发表言论的公众是主体，新闻媒介只是表达的工具。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新闻媒介实际上成了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新闻媒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已不是生活在一个感性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新闻媒介营造的拷贝世界中。各种拷贝信息成为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重要力量。制造拷贝信息的新闻媒介也因之成为社会结构中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对社会行为起到制约、引导等作用。因此，今天的新闻媒介不是一个毫无自主选择性的公众自由发言的“公共广场”，新闻媒介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这种选择既是媒介资源的有限性等客观因素――报纸有固定的版面、电视广播有时间限制等――决定的，主要还是新闻媒介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决定的。从新闻媒介的责任角度说，公众向媒介反映的情况（舆论）有可能出现错误，新闻媒介如果不加分辨，就有可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媒体接受公众自主自发地直接利用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是公众向新闻媒介投的稿件，媒介发表出来也经过了新闻媒介的主观选择，也体现了新闻媒介的价值取向，新闻媒介也要为它的刊发行为承担责任。

现实的情况是，舆论监督行为绝大多数不是公民的行为，而是新闻媒介的组织行为。新闻媒介的专业从事人员主动深入公众中了解舆情，反映公众舆论、反映人民呼声，成为公众的“代言人”；训练有素的媒介工作者运用调查手段，主动调查公共权力的运作情况，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对那些侵犯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披露、批评，促其纠正。总之，是新闻媒介主动“代表”或“代替”公众行使舆论监督。媒体成了舆论监督的主角，承担了舆论监督的职能，而公众则成了舆论监督的“幕后者”，是舆论监督的力量源泉，而不是舆论监督的前沿战士。

有人认为，媒介与公众的关系是一种“代表”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关系。田大宪先生认为：“舆论监督是大众传播媒介社会控制功能的集中体现，是由公众授权新闻媒介进行的督察、管理社会的行为，是保证人民群众民利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授权给新闻媒介，新闻媒介从人民利益出发，掌握报道对象的采访权、报道内容的选择权、报道力度的控制权。”[9]

这实际上是将公众与新闻媒介的关系看成了公民与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公众与新闻媒介的关系并没有构成法律上的授权或代表关系。公众与媒介的关系与公民与议会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关系。议会是公民经法定的选举程序产生的，议会的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议会代表公民行使立法权、监督权，议会对选民负责，为选民服务。媒介并不是公众选举产生的。在国家，新闻媒介是一群人的自为组合。媒介与公众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新闻媒介的成立并不需要公众的同意，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不是来自公众的授予，新闻媒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是自主形成的，公众似乎从来也没有“授权”新闻媒介进行督察、管理社会。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新闻媒介是经政府审批成立的，新闻媒介隶属于政府，更不是基于公众的授权组成的代表机构。因此，议会是民意机关，代表民意、服从民意是议会的义务。新闻媒介则不是法定的民意代表机构（虽然从功能上看，新闻媒介经常代表民意），从理论上说，它没有代表民意的义务，可以不对公众负责（新闻媒介的责任是另一回事）。将新闻媒介的性质等同于议会是错误的。平时人们所说的新闻媒介代民立言，为民请命，实际上是说新闻媒介的功能，并不是表述新闻媒介与公众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将公众与新闻媒介看成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不符合实际状况，以此为前提，进而认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只能是公众，新闻媒介从事舆论监督是公众的授权行为，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意断。

笔者认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呈二元结构，公众是舆论监督当然的主体，新闻媒介也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是舆论监督独有的特点。

新闻媒介也是舆论监督主体

为什么说新闻媒介也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呢？这是由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决定的。西方第四权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第四权力理论主要是讨论新闻自由是不是宪法专门赋予新闻媒介的权利问题，也就是说，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到底是公众还是新闻媒介的问题。这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是公众还是媒介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特瓦特（Potter Stewart）提出来的。1974年11月2日，斯特瓦特在一次演讲中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够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制度。根据第四权力理论，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不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享有的，但新闻自由必须是新闻媒体才可以享有。每个个人都可以享有言论自由来监督政府，新闻媒体则享用新闻自由来监督政府。新闻自由保障一些特殊的权利，使得新闻媒体可以更有效地发挥监督政府的责任。[10]

与新闻自由权一样，舆论监督也应是一项制度性组织权利，应是新闻媒介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现实中，公众离开了新闻媒介无法行使舆论监督；从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上看，舆论监督总是表现为新闻媒介的自觉行为。现代国家虽然都确认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是，人民的监督力量十分分散，要整合人民的力量很难。相比之下，政府的组织非常庞大、复杂，远超过任何一个私人组织，加上它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其滥用权力，所造成的危害将远大于任何一个私人组织。而且政府的组织非常严密，可以动用其掌握的人员、机构和信息资源使人民服从。所以，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很困难的。要监督这样的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负责，这个组织应该拥有一批专职信息收集人员、调查人员、解说人员和评论人员，只有新闻媒介才具有这种能力。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个人虽然拥有言论自由，但在一些情况下，如记者招待会、犯罪现场、火灾现场、监狱等，个人很难运用这种自由来监督政府。而现代新闻媒介有能力代替一般民众收集政府的信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评论，监督政府的行政、政策。[11]如果，只确认公众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而新闻媒介不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主体，则公众只是空有权利之名，无法真正行使权利，没法行使的权利存在又有何意义呢？这就意味着舆论监督在现实中不可能生存，等于取消了对政府有效的监督。

第二，新闻媒介已成为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保障新闻媒介舆论监督就是保障新闻媒介的自主性，使之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也就是保护民主制度本身。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的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新闻媒介的力量发展到足以制造、中止或改变政治局势，在国家的权力的分配和运作中，新闻媒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一些国家为使政府权力不至腐化，各国法律都采取某种措施，限制政府的权力滥用。他们试图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来限制各政府机构的权力。理论上说，三权之间的监督应是自主的，但实际上政府权力的相互制衡均是受到来自人民的舆论压力后才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充分保障了媒介舆论监督的自由权，才能使三权制衡制度的活力与作用真正被激活和发挥出来，民主制度也才真正落到实处。因此，舆论监督不是普通的个人基本权利，而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它是为了保障新闻媒介特殊的监督功能、实现民主所必须确认的权利。如果新闻媒介不享有舆论监督的权利，这项权利的主体只是公众，那么，媒介只是被当作表达的载体和工具，仅仅被当作一种形式，本身没有自主性。按照这样理解，新闻媒介享有的舆论监督等同于在媒介工作的每个个人享有的权利，与普遍个人没有什么差别。新闻媒介不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来行使权利，这既不符合实际，也无法保证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西方新闻法研究者注意到，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的题为《自由而负责的报刊》的报告，未采用以往言论自由理论中政府对人民的两极模式，而是提出“政府”、“报刊”、“公众”三极结构。可见，报刊自由委会员会认为报刊（媒介）是民主自由的一支独立力量，具有独立的主体价值。

从另一方面看，新闻媒介作为一支权力的制约力量，没有合法的暴力作为权力后盾，缺乏强制力，同时还具有间接性，因此，在权力制约的几股力量中，新闻媒介虽有社会基础和道义上的强势，但存在制度上的弱势，特别容易受到来自政府权力的制约和侵害。尤其是在专制的社会，更是害怕新闻媒介有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宪法确认和保障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利，为国家或其他合法组织的权力划出边界，以保护新闻媒介的独立自主地位，使其能够提供不被政府控制或影响的信息、意见，促使人们关心政府及公共事务，引导人们进行有关政治等问题的讨论，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假如媒介没有自主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要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事。

确认和保障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主体地位不是为了新闻媒介自身利益，而是为了确立一种制度保障，以制衡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民利。

第三，新闻媒介是自为的组织，媒介的舆论监督是自主自觉的行为，主体属性明显。如前所述，新闻媒介不是公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新闻媒介中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公众推举出来的人民代表，新闻媒体是一个自为的组织。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行为不是公众的授权行为，是新闻媒介的自觉自主行为。因此，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利不是来自于公众，既然这项权利不是他人授予，就只能来自它自身，它自身也自然是权利的主体。从现实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这个自为组织本身特点所获得的一项制度性权利，它的权利来源于民主制度安排，而不是公众。由于新闻媒介是公众自为的组织，它与公众有天然的联系，公众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和后盾，新闻媒介总是不断从公众那里吸取力量之源；与此同时，新闻媒介又是现代社会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独特的权力制约力量，它自觉地代替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因此，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有自己的权利来源，这个来源是法律规定，新闻媒介自身就是这项权利的主体。

第四，公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与新闻媒介也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并不矛盾，确认两个主体有利于舆论监督的落实。笔者提出舆论监督利主体的二元结构，是着眼于舆论监督的现状。在坐在书斋中单纯从事逻辑推理的理论看来，提出主体的二元结构也许是谬说，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来自于现实，是对现实的总结和归纳，同时又能解释现实中的现象。坚持舆论监督主体“一元论”，单纯从逻辑论证角度看，也不难作自圆其说的论证。问题是舆论监督主体的“一元论”无法解释舆论监督的客观现象。“二元论”才可以对复杂的舆论监督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合理的解释。

二元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舆论监督的主体特征。一方面，它从本源和理论的角度确认公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有利于保障公民通过舆论的方式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为公众自由组织、设立新闻媒介，并进行舆论监督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从民主制度构成角度承认新闻媒介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是从舆论监督现实的运作状况出发得出的结论，为新闻媒介自主反映民众意见，自觉监督政府提供了合法基础。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自为的新闻媒介看成是“模拟公众”，它与公众一样享有舆论监督的主体资格。

舆论监督主体二元结构之间并不矛盾，相反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公民拥有舆论监督权，但实现中必须借助媒介去实现，否则空有权利无法实现，是“死”权利；新闻媒介享有舆论监督权，可以不断从公众舆论监督权利中获得力量源泉和支持。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使舆论监督得到有效实现，使舆论监督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陈力丹的话是：“媒介作为一种人群的自为结合，是‘模拟公众’，不能作为真正的舆论主体。”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将舆论与舆论监督两个概念混淆了，舆论的主体自然是公众，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主体。但舆论监督却不同，舆论监督的主体与舆论的主体并不同一，二者不能混淆。陈力丹只是证明媒介不是舆论的主体，从中不能必然推论出媒介也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

[2]以上内容见田大宪著：《新闻舆论监督研究》，第90―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王强华、魏永征主编：《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第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1998年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名誉权纠纷，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因被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由此可见公民在舆论监督活动中，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杨宣春：《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思考》，《新闻战线》2003年第8期。

[6]杨明品：《新闻舆论监督》，第1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7]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8]同上。

[9]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第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对该理论的更详细论述参见刘迪著《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第10―15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5

【关键词】舆论监督；娱乐化；负效应

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对社会权利、公共政策、社会事态中的偏差行为进行披露、建议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①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软监督，由于它的公开性和权威性、广泛性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娱乐化大潮的影响下，新闻舆论监督也带上娱乐化的色彩。新闻舆论监督娱乐化，是用娱乐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报道，侧重于煽情性和低俗化内容的描述，大篇幅描写与舆论监督无关的情节和细节，甚至为了制造热点致使新闻某种程度上的失实。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而且也带来了负效应，给舆论监督的对象以及媒体自身造成不良影响。

一、新闻舆论监督娱乐化倾向

（一）注重故事性、细节化的描述

一些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时，有意大量披露与公众无关的细节性问题，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吸引公众眼球。不少对暴力犯罪事件的监督报道，过度关注犯罪行为过程及动机，故事化情节过多。如“妻子被，丈夫躲一边落泪”的报道中详细描写了社区联防队员的经过，以及丈夫躲在隔壁落泪的懦弱，并配有丈夫痛哭流涕的大幅照片。文中更多的是对这位丈夫懦弱的指责，而对施暴者的违法行为不以为然。这不仅没有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反而易让受众把新闻事件当成故事来围观。

（二）渲染猎奇、低俗化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渲染猎奇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反腐报道中，大量描写官员的生活丑闻。以抢人眼目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类似“XX官员遭情妇网络举报婚外情和腐败被免”，把官员生活丑闻大肆渲染。这些官员们的生活作风问题确实需要监督，而如果一味地放大渲染这些问题，就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忽视对国家和人民公共利益的更大危害，这些才是新闻监督的根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局限于表面现象，不触及根本问题

不少舆论监督报道就事论事，局限于表面现象，虽然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讨论，但不触及根本问题，把严肃的新闻事件演化为一场闹剧，最终随着新的事件的产生、热点的转移而不了了之，以后出现类似事件也只是单纯重复。对摔倒老人“扶与不扶”的论争持续了很多年，然而很多新闻把它仅仅定位于一个道德问题，一味地探讨以后出现类似事件人们应该扶还是不扶，而不触及法律、制度等深层面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作用。

二、新闻舆论监督娱乐化倾向的负效应

舆论监督的这些娱乐化倾向不仅削弱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负效应，给媒体自身、舆论监督对象以及公众带来消极的影响。

（一）造成新闻侵权，给当事人带来困扰

“所谓新闻侵权，一般是通过新闻手段，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名称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②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新闻侵权事件屡有发生，纠纷不断，比较常见的是侵犯隐私权。有的媒体往往不注意舆论监督的内容与保护被监督者隐私权的界限，以为享有舆论监督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都可以报道。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不雅视频照的女主角赵某及其家人的隐私被曝光，一些媒体为了迎合网民的窥私心理找到赵家，有报道称赵家人经常都被以要求采访为由围追堵截，打听隐私，其精神和生活上受到严重困扰，给其及家人带来不良的影响。

（二）损害受众知情权，降低媒体公信力。由于娱乐化的方式，可能使舆论监督报道局部失真，损害了受众知情权。同时娱乐化地传播低俗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受众产生反感，致使媒介的公信力下降。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新闻舆论监督应对社会负责也应对受众负责。媒介肩负着惩恶扬善的使命，舆论监督娱乐化倾向使受众对媒介舆论监督功能的期望得不到满足而失去信任。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某栏目报道的黑心“纸箱馅包子”被查实为该台一名临时工作人员制造出来的虚假新闻，这种利用舆论监督权人为制造热点的行为，使该电视台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新闻媒体代表公众实行监督社会的责任，而娱乐化倾向致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利受挫，最终失去受众的信任。

（三）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舆论监督娱乐化倾向最直接的负效应是削弱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转移公众对深层问题的关注，降低了促进问题解决的功能，还会煽动受众情绪做出非法行为，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医患矛盾由来已久，不少媒体对医院舆论监督的报道带有偏见，深圳“八毛门”事件中“婴儿被诊断要做10万元手术 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的报道，听信患者父亲的片面之词，称八毛钱治好了医院需要十万元做手术的病。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渲染大波，谴责医院为了赚钱泯灭良心，使得医患矛盾更加深化。甚至“八毛门”发生后，据当地媒体报道市儿童医院有3例有手术指征的患儿家长疑受事件影响拒绝手术。后“八毛门”事件中患儿父亲称儿童医院当初的诊断是正确的，因自己的无知及一时冲动使儿童医院受社会舆论的冲击，表示道歉。“八毛门”的报道不仅激化了医患矛盾，损害了医院的声誉，也影响其他患者的正常治疗。

三、新闻舆论监督娱乐化倾向出现的原因及启示

舆论监督出现娱乐化倾向，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吸引受众的眼球，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常常想出奇制胜，在舆论监督类新闻中也不失娱乐化色彩，偏离了监督的正常轨道。舆论监督虽然普遍存在，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舆论监督破坏社会稳定的旧思想还存在，使得舆论监督主体避重就轻，对于需要监督的事件只是带有娱乐化的色彩泛泛而谈。另外，新媒体迅速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低门槛、简单便捷的特性，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监督者。不少新闻事件由自媒体引来众多网民的围观，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一些新闻媒体为了成为焦点事件的参与者不甘示弱，成为自媒体的盲目跟随者，舆论监督报道不免带上娱乐化的色彩。

新闻舆论监督是基于社会稳定、有序的目标所作出的报道，因此舆论监督主体要从大局出发，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准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去掉娱乐化的外衣，针砭时弊，弘扬正气。这需要新闻工作者提高职业素质、道德素养和辨别力，在社会娱乐化大潮中独善其身，不被同化。同时要把握大局，及时有效引导网络舆论，不盲目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正确面对热点、焦点和难点，以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感，承担舆论监督的责任和义务，极力避免负效应的产生。

注释：

①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

②孙旭培.新闻侵权与诉讼[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1.

【参考文献】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6

【关键词】新闻媒体；以人为本；舆论监督力；提升；研究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舆论监督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实践来看，当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弘扬正气、维持社会稳定性以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与不完善之处，比如监督乏力、监督不能以及监督不畅等问题。

1、当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活动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形式上表现为从传统的小心谨慎发展至现在的锋芒毕露；由最初的凤毛麟角到现在的百家争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新闻媒体具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与社会影响力，同时舆论导向性也非常的明显；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点滴。就当前新闻媒体的监督现状而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活动与党内监督、制度监督以及组织和民主监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监督合力。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与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利方面也获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法制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舆论监督模式、方式方法等，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免出现监督乏力、后劲不足以及监督彻底等问题，给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部分新闻媒体为了制造所谓的噱头，引发关注，甚至不惜违反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这一本质，通过不实报道极大地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形象与存在的价值。

2、以人为本――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力

（1）将以人为本作为新闻媒体的价值尺度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可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如果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消费在观念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将它作为一种内心图像、作为目的，甚至是动力提出来。新闻媒体也是这样，若想实现其存在的价值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要以不断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生产与发展之基础。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体活动通常是以受众的客观需求为活动目标，因此新闻媒体在实际业务活动均应当充分考虑、满足广大受众的现实需求，并把握好这一尺度。从本质上来讲，新闻使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党的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新闻事业从属性上来讲应当是人民的事业。基于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活动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的原则。将以人为本作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尺度，既要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活动效果进行定性分析，又要对实践活动中的客体进行定量规定。

（2）以人为本基础上的新闻媒体舆论效果分析

任何新闻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新闻价值观的指导与控制。只有自觉地运用既合目的又合规律的先进新闻价值观指导与控制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新闻细胞与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才能积极地、有效地影响传者、受众，以至于整个社会。新闻需要方是新闻价值的发出者，可称为新闻价值源、新闻价值取向、新闻价值尺度，在新闻价值的产生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被需要方即新闻事实信息，是新闻价值的承担者，可称为新闻价值载体。”新闻媒体传播的价值就在于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体把新闻事实整合为有用的信息并到达接受主体，从而形成信息分享的过程；新闻媒体的活动就是新闻媒体从人民群众中发现有趣的新闻事实，并通过新闻活动达到向受众传播信息的目的。由此可知人们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是新闻媒体活动的信源，满足人民群众的接受信息的要求是目的。人民群众既是新闻活动产生的基础，同时又是新闻活动的最终落脚点。

3、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督就可以少走弯路。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相对立。

结语

新闻媒体应当搭建大众知情权平台，分发挥信息渠道优势，坚持以人为本、立足舆论先行，随时将有价值的相关信息，及时、客观以及真实地提供给广大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媒体舆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冯新章.论提高舆论监督的质量[J].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2（09）.

[2]吴黎.浅析当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不足与完善措施[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3]范秀晖.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红旗文稿，2011（16）.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7

（喀什电视台社教文艺中心新疆喀什844000）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新闻事业也在不断改革进步。但同时也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多元化，出现了各种问题。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对权力部门进行约束和监督的主要方式，近些年以来，我国的舆论监督在发展改革的过程中问题不少。本文通过论证我国舆论监督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可以为有关媒介及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促使相关部门重视新闻领域的改革，尤其加强舆论监督的改革力度，推进政务的公开透明，督促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义务。

关键词 舆论监督 法律地位 监督力度 监督不当

舆论监督报道对社会的各种丑态和劣行公开揭露，进行曝光，是深受大众欢迎、社会效果强烈的一种新闻形式。进行舆论监督，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有一定的传统，它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又是党和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的权力。在监督进行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我们必须能够及时发现并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才能更好地履行新闻媒体的职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综合论述，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为相关媒介及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参考意见及建议。

一、什么是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通过媒体将政府机构等公共权力部门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反映出来，进行公正恰当有力的批评，以舆论的力量达到约束和监督的目的，具有实效性快、辐射面广、透明度高、震慑力大的特点。

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时对舆论监督所做的定位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可以看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责任。舆论监督报道对社会的各种丑态和劣行公开揭露，进行曝光，是深受读者欢迎、社会效果强烈的一种新闻形式。进行舆论监督，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它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又是党和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一些敢于揭露时弊、除恶扬善的舆论监督栏目的增设及报道的不断深化，舆论监督更加普及和深入人心。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不仅与党内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而且是几大监督中最特殊的一种监督形式。它不具有司法监督中所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一种最具权威的监督；它不像党内监督、立法监督、行政监督那样特定化、具体化，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和民主监督一样是一种软监督，但它本质上是群众监督。它具有其他监督手段不具备的特点，有着别的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能发挥的作用。

新闻媒体通过正当舆论监督，把一些假、恶、丑的事物不加掩饰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去衡量、去评判，这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它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发生。提醒和告诫人们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使人们从中引起警戒、受到教育。

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相继出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变化，给舆论监督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善于发现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改进，才能更好地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负起其应尽的责任。

二、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新闻媒介和记者的合法权益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步伐也在进一步加快，可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新闻改革立法就相对滞后。舆论监督难，究竟难在何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到现在，我国尚无新闻法，支持和保护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机制仍不完善。各种新闻监督活动的合法性甚至常常遭到质疑，例如隐性采访活动中的偷拍、偷录等行为。记者常常是出于对社会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去揭露一些重大违法违纪、违反社会公德或日常准则，对社会有重大危害的事件，但却因为牵涉到公民的隐私权问题，被监督对象告上法庭，惹上新闻官司。有时甚至发生新闻从业者为维护正义却受到法律追责的情况，让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本来出于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的目的去进行新闻工作，却又因缺乏合法性遭到不合理对待，这使很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大受打击。长此以往，有谁还愿意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谁还愿意去当这个“无冕之王”？

2.监督力度不足。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尽管频度相对较高，但力度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1）监督对象上，监督基层多，监督领导部门少；监督与本单位无隶属关系的部门多，监督与本单位有关的上级部门少。监督过程中涉及的大多是驾驶员无照驾驶、超载拒载；服务员态度恶劣；管理员善离职守以及街道和乡镇的基层干部失职渎职等等。而许多县级以上包括县级干部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的腐败行为却很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还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影响了新闻改革的不完善，让有些腐败分子钻了空子，做了社会的蛀虫。如果能出台一些强有力的法规，让腐败分子有贼心没贼胆，并且可以杀一儆百，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腐败风的滋长。

（2）监督的内容上，监督群众中存在问题的多，监督领导出现的问题的少；监督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多，监督腐败问题的少；监督权力运行造成不良后果的多，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问题的少。

3.监督存在不当之处。（1）监督意识还不够强，监督的敏感性不高。一部分舆论工作者对权利的滥用行为只是“马后炮”式的报道，或是只看见了其表面而忽视了其实质，对一些腐败行为的监督也只是“蜻蜓点水”，不敢深入探秘，唯恐“引火烧身”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把人民赋予他的神圣使命抛诸脑后，抱得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去面对工作。现在反腐败报道有一种反常现象，往往是腐败官员的职务越高，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越是关心，但媒体却越是谨小慎微、惜墨如金，就拿因“生活腐化堕落，情节严重”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免职这条新闻来说，读者对反腐工作能够钓出这样的“大鱼”拍手称快，也算是大快人心，但是仔细看看媒体的报道却又让人乐不起来。这样全国百姓都很关注的大新闻，媒体却用寥寥数语就把读者打发了。整条新闻包括标题在内仅150 余字，其简洁程度可以和电报相媲美，而且全国各媒体基本上是“统一口径”，谁也不越雷池一步。

(2)有的从业者感情用事，图一时痛快，把握不好舆论监督的“度”，在公开报道中夸大甚至是歪曲事实，侵犯了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或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有的社会责任感不强，甚至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破坏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形象。

三、舆论监督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要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当前，人民群众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舆论监督作为一项事关党和人民的大事，应有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证，否则就很难正常开展，健康发展。因此，必须顺应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介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等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对舆论监督的地位作用、工作原则、监督重点等作出明确的规定。逐步推进和实现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最终达到法治化，这是确保舆论监督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

大量的实践也表明，舆论监督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才是舆论监督的保护神，为新闻舆论监督建章立制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社会要发展，势必会伴随一些不良现象的产生。凡事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这些不良现象，社会就找不到不足之处，就无法向前推进。正是在纠正这些不良现象的同时，社会才会不断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要纠正就必须先去寻找发现症结所在，找到症结所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规矩办事。这个规矩便是“法制”。如果无法可依，下面所谓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根本就无从谈起。社会历史的巨轮不可逆行，唯有遵循，才可在时间长河中生存下去。

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首先确立新闻法，让各项新闻活动能够有序开展。在法的环境中进行各项活动，将新闻事业纳入正规的法制轨道，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让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2.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加强对高层次的监督，创造一个更加民主公开的监督环境。舆论监督的范围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首先应该是对重大决策、领导干部权力运用的高层监督，然后才是对一般公务员的低层监督。

近年来，我国的各种监督机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由过去单纯强调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到现在承认它也是人民的喉舌；由过去只讲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到现在实事求是的正视具体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但是，我国的媒介进行较为重大的批评、揭露、调查、监督等，都依附并受制于权力执行机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效力的发挥程度取决于民主的程度，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舆论监督的重点应该是政府行为，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当前，应首先从保障公众，尤其是新闻媒介的知情权着眼，可以先制定《政务公开条例》，在行政领域初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事务公开制度。在立法、司法等领域实行适度公开，并建立行之有效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确保国家事务向社会公众公开，为媒介的正当监督提供实在的条件。

3.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还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法律规定新闻舆论机构不准公开抨击和诋毁人民民主专政，不准公开抨击国家专政机关，不能干涉司法审判。同时，舆论监督在实施的每一步骤中，都不能违背这一点：新闻舆论机构在监督公民和法人的言行时，应负有法律责任，无中生有、弯曲事实、揭露隐私等都是法律不允许的。这就必须做到：

第一，保持客观公正，用事实说话。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都有切身的体验，采写舆论监督稿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掌握一些必要的采访手段和写作技巧很重要，但保持客观公正，把握好度则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提高法律意识，避免新闻官司。作为从业者，应具备必要的法律修养，即学习掌握法律的基本常识，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文件。这样既可以避免新闻官司和纠纷，也有利于保护记者的正当权利。

总之，国家要加快新闻改革的步伐,尽快出台新闻法,保证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媒体要迎难而上,加强对高层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地方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积极配合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政务的透明度和公开化,避免徇私舞弊,阻碍社会主义建设。新闻媒体和从业者要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个人素质,避免监督不当，引发新闻纠纷。良好的新闻舆论监督环境要靠大家共同创造，良好的新闻宣传局面要靠大家去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的改革都在不断向前推进，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舆论监督局面也将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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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8

新闻舆论监督需要开新局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压力，它以社会公理、正义、良知和社会道德观念为准则，向社会中违规的成员施压。它的任务就是要揭短、亮丑，这个短或丑往往事关权力、事关大局、事关大德、事关大理、事关大利。大凡有了短处、做了丑事的（包括党政干部、普通公民、法人），都惧怕媒体曝光。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害怕丢掉既得利益。普通公民如果因违规受到新闻舆论的批评，那么他在一定时期内会失去社会其他成员对他的信任，从而失去许多个人发展的机遇；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部门如果因违规遭到舆论的谴责，就有可能丧失某些与外界的合作机遇，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面对这样的结局，某些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当然不情愿、不高兴、不自在，要抗争，要躲避，要千方百计对付你、阻挠你，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必然使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陷入困境。

一、新闻舆论监督疲软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我国的新闻媒体较多的只是对社会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进行曝光，而在维护民主与法治、弘扬科学和进步，反映舆情民意，抨击社会腐败诸方面，力不从心或轻描淡写。第二，新闻媒体往往将批评报道与新闻舆论监督等同，不善于按照新闻规律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的要求来形成公众舆论、舆论压力和舆论威慑力，对于事实的把握、监督热点和监督对象的选择、监督信息的有效传递等均有不尽人意之处。第三，对政府工作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其监督的对象大多集中于县处级部门及其人员。有些媒体担心对高层批评多了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有些媒体体制上缺乏相对的独立性，有些媒体甚至害怕打击报复。第四，以会议、政绩新闻报道为主的同时，新闻媒体的笔头和镜头过多地围着会场、领导转，涉嫌“报喜不报忧”“有偿新闻”的事件时常发生。第五，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不善于保护个人自由，往往出现一些新闻侵权现象。而新闻官司的增多，容易冲淡新闻舆论监督的效果，也容易在内部引起分歧，对记者形成压力。凡此种种，给公众的基本感觉就是新闻舆论监督疲软。在若干地区不同层级人群中开展的民意调查表明，广大民众和党政机关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备加推崇和支持，但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感到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不尽人意。

二、新闻舆论监督法规不健全的问题。我国目前尚缺乏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法规体系，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地位、性质、权力等予以确立，没有对新闻采访、报道、监督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予以界定，没有对新闻自由、新闻调控、新闻自律、新闻侵权、新闻记者的权利义务、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国家信息的安全以及新闻诉讼等做出详细规定。应当说，我国政府历来是重视新闻工作的。在新闻媒体的地位、性质、报道方针、运营模式和经费来源、信息传播准则、特殊事件报道、禁载与保密、新闻审读，以及广告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政策和纪律。监管新闻传播的相关法规和规章也不少，但是总体上看，它们显得零散而不系统。我国尚无完整的新闻法和监督法，这就使得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制保障力度不够，也就使得新闻舆论监督权力不明确，监督义务不确定，容易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和领导层的左右，不利于依法治国。

三、新闻从业者素质不高的问题。近几年来，新闻媒体的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形成，对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素质状况严重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治态度有待端正。有些人随风倒，不讲原则，不讲调查研究，人云亦云，不能自觉地坚持新闻工作的正确导向，搞有偿新闻，炒作明星，甚至不惜当某些集团的“操刀手”，散布虚假新闻。二是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在高度社会化、信息化的时代里，社会和时代都要求新闻工作者用最敏锐的眼光、最快捷的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捕捉新闻。但现实生活中，一些新闻工作者不是用大量的时间去调研、去思考和发现，而是“泡会议”，转“摘要”，或进行“电话采访”，照抄、照转、照发宣传稿，无特色可言。因此，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加强新闻媒体的队伍建设，是新闻舆论监督中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新闻舆论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保障。尽管我国宪法有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一些法律和行政规章等也肯定了舆论监督，但大多偏重于禁止性的义务规范，如关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的规范、保护尊重公民人格权利的义务规范等。缺乏授权性的权利规范，对于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无明文法律授权，这些权利还只能是一种习惯性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妨碍新闻舆论监督的现象，如某些政府机构或官员封锁消息，拒绝采访；通过组织或私人的关系阻止批评性言论的发表；运用组织手段或其他手段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等。总之，未来的媒体要从容行使“话语权”或“表述权”，应当通过立法增强和保障新闻媒体的自主性，使其免于被监督者的支配和控制，扩大一般公民的言论自由空间。

新闻舆论监督行为需要法律限权。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既要获得法律保障，也要受到法律约束。究其原因，在于新闻自由在制度层面上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实践运用中也易于“不得要领”。例如，报刊传媒可能进行夸张扭曲的描述，新闻记者可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训练，利害关系人可能利用个案的处理结论去激化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等。所以，新闻活动必须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如果说新闻自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治，那么这种自治必须以自律为基础”。即使标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欧美国家，也反对将新闻权力绝对化。如果新闻界有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破坏治安秩序、妨害社会风气、妨碍司法独立、侮辱诽谤公民等类似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非常严厉的制裁，这保证了新闻界不敢超越法律，否则会走上引火烧身、咎由自取的道路。现根据各国的法律与实践，总结新闻舆论监督和新闻特许权的“度量”界限如下。

一、公共福祉的限制标准。现代国家，社会公众的概念已取代独立个人的概念而深入人心，一切国家活动的最高目的既不是为了抽象的国家本身，也不是为了具体的个人。因此在审查新闻行为时，要判断新闻自由维护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大小，如果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的利益，就会对新闻活动适当加以限制。

二、真实性原则的限制标准。新闻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判断、描述或反映，是体现着新闻传播主体的主观性的‘经验事实’；‘新闻事实’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化，或者说，它是主观化的客观事实。”新闻传播特有的监督功能，决定了传播者必须揭示、揭露、反映一些“有些人”极力掩盖的事实，这无疑增加了认识的难度，增加了出错的几率。“有些人”会想方设法设下圈套，挖下陷阱，对这类新闻事实的认识反映，只能是有限的，其报道的事实性必然也是有限的。诚如马克思所言：“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不管客观事实多么复杂，通过分工与连续性的再现，就会“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为此，虚假的、编造的、夸大的、歪曲事实的、愚弄大众的“新闻”或“信息”都应当受到谴责，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三、违反善良道德观念的限制标准。道德要求是法律的内在指标。各国的新闻立法，一般对于、猥亵物品的出版发行等都做了限制性规定。如果作品品位低下，超过社会容忍的限度描写色情，或者有侮辱性、诽谤性、攻击性言辞，诱发人们无视道德秩序甚至犯罪，则不属于被保护的表达自由的范畴。

四、国家秘密和隐私权的限制标准。现代国家之间充满着激烈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线的较量与竞争，因而，各国往往以防止泄露“国家秘密”的理由对新闻报道进行约束，特别是推定某种政府资料，如军事情报、重要会议、外交资料、犯罪搜查、国内治安政策、高级官员的档案等，属于机密而拒绝公众的批评。

五、“明显而即刻危险”的限制标准。新闻自由要排除鼓励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的内容。如果表现自由具有“恶”的倾向，发表具有暴力效果的或者成为某种犯罪“导火索”的言论，则不受法律保护，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言论信息更不能受到鼓励。在此方面，法律的尺度不分国度、时空、领域而惊人地相似。

六、新闻机构设置和新闻人员职位的限制标准。新闻机构和新闻人员同时也是被监督对象，必须符合一定的从业审批标准。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掌握着广播电视业的制定法规权、决策权、批准权、关闭权。在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在管理上不能脱离政府的约束。为此，国家成立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等政府管理部门，通过起草规章、审批申请、管理市场、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等进行新闻活动本身的监督。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体现新闻舆论监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媒体传播行为，也与其市场和服务等相关功能有联系。新闻舆论监督必须与政治文明、市场经济、先进文化、依法治国等制度相配套，才能发挥有效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展现政治文明。新闻舆论监督的客体虽然是一切关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并且以国家权力机构及官员和公务员为最主要的监督对象，但其目标与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党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批评和议论使社会各界达成共识，使社会的陈腐和坏死的病症得到医治，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有力的制衡手段，并最终展示政治文明的威力。

保护市场经济。对于群众的难点、热点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消极因素，甚至损害市场经济的活力。新闻工作者要深深理解新闻舆论监督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性。新闻舆论监督就是要使“不满意的群众满意，不满意的事情解决，不满意的矛盾化解”。把这些困难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解决了，就是化解了最难化解的消极因素，就能最广泛地保护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市场经济的社会始终充满活力。《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纵横》《新华视点》等一系列新闻舆论监督的报道充分说明，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地帮助困难群众，既能化解社会矛盾，又能激发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对英美俄等国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思路：首先，政府传媒与商业活动的分离；其次，加强政府对传媒市场的规制；再次，加大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最后，新闻舆论监督的指向对象应该是公共领域。

追求先进文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没有企业文化武装的企业是无前途的企业，没有企业文化武装的队伍将是僵化死板的机器。因此，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亟需用先进文化来武装、塑造、引导、鼓舞自身。只有这样，传媒文化才能彰显新闻舆论监督的强大功能，才能更好地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我们亟需用先进的传媒文化重振新闻舆论监督的声威，必须从提升媒体公信力、强化新闻自律意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这三个方面着手。在帮助一个个群众化解一件件冲突中，新闻舆论监督维护了社会公平，主持了社会公道，弘扬了社会正气，彰显了先进文化。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9

【关键词】舆论监督；传播；社会引导力

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中指出，新闻媒体揭露问题要富于建设性，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维护稳定、服务大局出发，密切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向积极的方面引导，力求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只是手段，不是新闻媒体的目的，如何迅速有效地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才是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因此，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该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引导力，更好地促进矛盾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是当前媒介生态不断变化的必然要求

媒介生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因素。[1]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和其他子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新闻媒体所开展的活动，包括舆论监督，必然离不开其所置身的媒介生态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当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日益多元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将催生更多个体矛盾和维权事件的出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方面，是真正的“社会矛盾凸显期”。[2]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矛盾凸显而又不断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下，仇富、仇官等社会情绪不断积累，甚至失控，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维权意识的高涨。当下社会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市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同时，市场经济“逐利”和“自主”本质，也决定了市民意识向“自我选择、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转变。因此，作为新闻受众，市民更加独立、自主，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需要更多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需要新闻媒体来反映不同利益和要求，协调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其三，传播渠道的多元。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IPTV、博客、播客、网络视频、微博等新的媒体形态不断发力，不但快速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更是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传播网络。而且，由于传播技术和渠道的不断多元，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复杂，政府过去那种企图通过“选择”、“封锁”新闻来控制舆论的做法，放在如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显然是笨拙的，也是无法达到控制目的的。因此，传播渠道的多元改变了媒介生态，而这种被改变的媒介生态势必反作用于新闻媒体，迫使其协助政府和社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变，力争新闻传播更客观公正、公开透明。

其四，阳光政府的打造。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要实现这个目的，应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主要的平台和渠道。、假公济私、铺张浪费、打击报复、贪污腐化等等，都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表达民意，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既然政府都有让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开明和信心，那么新闻媒体同样也要具备批评和监督的勇气和智慧，更主动地配合政府工作，更及时、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

综上所述，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新闻媒体不能再墨守成规、畏首畏尾，而应以更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时代变革，以一种更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姿态去进行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社会引导能力，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推动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积极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随着媒介生态不断变化，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冲击，传播方式和信息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主流媒体或者说传统媒体的发声也就显得极其重要。由于主流媒体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内容方面的真实性、权威性依然无可替代，因此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的当下，主流媒体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应该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和谐和进步，也更能彰显其强大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前提：改变观念服从全局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但舆论监督不等于乱监督，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忙而不添乱”，促进政府解决问题，社会和谐进步。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改变观念，服从全局，从促进矛盾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

在当前信息时代，虽然新闻封锁难成可能，但一味曝光揭丑，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与收视率，同样证明不适应新闻和现代媒介生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毕竟，舆论监督一旦失控，负面情绪积累，新闻报道只会放大、激化矛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导致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这显然与舆论监督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具体的舆论监督实践中，主流媒体应当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结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首先，舆论监督一般从一个时期内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角度来确定新闻报道选题，并要求选题体现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密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其次，舆论监督应该遵守新闻纪律，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主流媒体必须按照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统一新闻报道口径和尺度，有序进行舆论监督。最后，要进行艺术性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在文稿处理和编排方面艺术处理，负面新闻正面引导，合理释放负面情绪，点出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等，譬如在标题、点评等方面适当正面引导，让受众看到光明和希望；或者说差异化编排，不要让负面新闻扎堆等等。这样的舆论监督，才会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密切关注，也才能促进工作的解决，达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效果。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方式：客观真实 加强策划

其一，坚持舆论监督的时效性。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新闻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新闻时效性已经进入“秒争”时代，舆论监督首要注重时效性。问题是主流媒体如何在保持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又不违反宣传纪律，不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添乱，这就需要掌握采和播的配合艺术。对于任何舆论监督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应该要求记者到达现场，掌握第一手新闻，保证舆论监督不失声，并持续进行关注和追踪，避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事件程度不同逐级上报，根据宣传主管部门的指示进行相应程度的报道和解释，实现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和建设性相结合。

其二，坚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真实，才谈得上舆论监督，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新闻媒体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很多时候，主流媒体要求记者必须采访对立双方甚至多方观点，听取不同的声音，同时还提倡明察暗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去年3月，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对市场上涉及的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等进行了持续报道，记者不但暗访了相关黑作坊，配合执法部门现场查处，同时积极走进餐馆厨房，实地调查用油情况、消毒餐具存在的问题等，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潲水油、问题消毒餐具的危害进行分析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如此一来，舆论监督显得有理有据，也有充分的说服力，避免出现混淆真假、杜撰事实、合理想象等报道失误，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监督效果。

其三，坚持舆论监督的权威性。舆论监督的权威性来自新闻报道的深度，应该通过对事件主题的深化挖掘，在报道中独辟蹊径，寻找到独特的视角和独家的内容。我们认为，强化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就是要提倡调查报道和新闻评论。调查报道虽然费时、费力、风险大，但作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影响很大，效果也很明显。而新闻评论，则依托报道案例发表意见、评论，揭露、抨击相关不法现象，从而提升整个报道的力度和深度，彰显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在民生新闻大行其道的当下，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栏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就在于它能够坚持每天播发一条深度调查，同时就当天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新闻评论，要求特约评论员做客演播室现场直播访谈，观众则可参与短信互动。在具体的话题选择和观点阐述中，做到了具象性、专业性和平民化。首先，新闻评论有具体的新闻事件作为依托，再加上直播的进行时态，更加彰显电视评论的直接性和说服力；其次，栏目在遴选特约评论员的时候，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专业领域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评论内容具备专业化和个性化，再加上主持人的个性化评论风格，因此比较能吸引受众的目光；最后，有关选题的策划尽量从民生的角度做文章，其评论的主体事件具有“三贴近”的内涵，评论方式都是以平民角度和平民化的叙述方式，因此新闻评论和节目本身的风格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坚持舆论监督的策划性。坚持策划性并不是说主流媒体可以无中生有地进行舆论监督，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的主动性、组织性和持续性，通过改进报道方式、提高报道效果，促进新闻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尤其在新媒体传播优势凸显的今天，新闻信息量已经不是竞争的重点，主流媒体要想突破其封锁的话，就应该加强策划，强调舆论监督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譬如在“郭美美事件”中，网络的接力让郭美美炫富“人肉”，演化为对整个红十字会的不信任调查，而在经过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和持续跟进后，红十字会不得不出面多次澄清，使得整个事件在策划报道中达到了舆论监督的目的，最后也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更加阳光透明的制度反思。可以说，一个好的舆论监督案例，新闻选题经过严格的把控、策划分析和论证才能出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新闻事件作为由头，持续进行策划报道，形成舆论监督的气场，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打造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能力。

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目的：及时联动 解决问题

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目的在于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要怎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主流媒体不是政府部门，没有更多的权限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它就应该和政府部门合作，及时将掌握的情况与政府部门沟通到位，通过政府部门来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但是，主流媒体所要求的联动，其主动权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和作为。

其一，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纠正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以更开放的姿态应对新闻媒体。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现在的舆论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4]舆论监督不是负面报道，而是正面报道。政府部门应积极面对舆论监督，积极介入事件、化解矛盾，扭转负面事件为正面影响。尤其是当前，一些基层政府视媒体为洪水猛兽，不知也不敢应对媒体，事件无论好坏一律封杀不报。因此，如何改变观念，培育正确面对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心态，各级政府部门还需更开放、更有睿智。

其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新闻会机制，甚至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保证市民的知情权。目前，现代互联网发达，新媒体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社会生态的“去中心化”和传媒生态的“碎片化”情势凸显。以往传统政府的逻辑中，对于信息的“延报、缓报甚至不报”的“宣传政策”无法延续，全球化的即时信息传播使得政府对于部分信息的封闭也很难实现。

因此，在传媒发达的社会，现代政府应利用新闻会来信息，执行政务公开，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尤其在处置突发事件时能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起到稳定民心，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有全面的了解，行使监督权，对于政府各项工作好的做法能够及时倡导，错误的做法也可及时批评指正。

其三，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监控相关事件的进展，积极主动舒缓矛盾，解决问题。在主流媒体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介入相关事件，主动协调各方矛盾，和新闻媒体一起促进问题的解决，形成新闻舆论监督中政府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有“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满腔热情地邀请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真诚欢迎监督，认真改进工作。对于一些实在不能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则可以通过新闻内参的形式上报，以实现“版面外”和“屏幕下”的舆论监督。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每一次舆论监督就是一次议程设置的过程，建设性舆论监督，无论是对突发事件揭露式监督、对公共政策参与式监督，还是对公共权力协商式监督，对于促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代政府要打造开明、责任和阳光政府，需要主流媒体积极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主流媒体也应该主动从建设性的角度进行舆论监督，积极提升自身社会引导能力，多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决策性建议和依据，为政府传声、为人民请命，切实搭建好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信任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张卫华.从媒介生态的变迁看“三贴近”［J］.传媒观察，2009(9).

[2]李培林.中国社会矛盾的三个级重点［J］.求知，2005(9).

[3].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R].（2010-03-05）

[4]“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说得好［N］.燕赵晚报，（新浪网2010-03-15）

新闻舆论监督论文篇10

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政治神秘主义的倾向，各级官员都惯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唯我独尊，除非上司，本地盘上的任何人都对其行为无可奈何，根本谈不上接受监督。历史上周厉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就是实例。社会意识不同于社会存在变革的那么迅速，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目前，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公仆意识不强，或多或少地还有“父母官”为民做主的落后意识。除工作中搞一言堂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只喜欢报喜，不愿听报忧；只乐意听赞歌，不允许唱反调。上几级媒体对其行使舆论监督，敢怒不敢言，同级媒体，甚至上一级媒体对其辖区、责任内的工作曝光，某些官员则认为自己失了面子，就想摆谱，利用本官员的能量和媒体较劲。结果给舆论监督工作制造了困难，以至于形成了现在新闻媒体不敢监督同级或下一级，只能监督下两级以下单位的潜规则。

妨害舆论监督的心理偏见因素

一些人天天将辩证法挂在嘴上，就是不懂坏事变好事的道理，总是处理不好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问题，片面地认为新闻报道应以正面报道为主，舆论监督可有可无。甚至认为舆论监督不利于社会稳定，会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这种看法把批评报道与错误导向等同起来，视舆论监督为正面宣传的对立面。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制约舆论监督工作的瓶颈所在。实际上，舆论监督工作的真正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只有开展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才能揭露那些阻碍社会进步、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做到防患于未然。舆论监督难免造成一定的舆论震荡，但这种震荡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为了求稳而排斥舆论监督，掩盖矛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妨害舆论监督的行政干预因素

某些领导干部认识不到舆论监督在密切干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对舆论监督持排斥、反感态度，一味坚持地方保护主义，利用职权肆意妨害舆论监督。他们视记者为洪水猛兽，时刻提防，唯恐曝光会影响地方形象和本人权威。在这种情形下，记者执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常常得不到被采访单位或当事人的理解与配合，遭遇种种阻挠和刁难。特别是一些重特大责任、恶性事件发生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会以各种不正常的手段阻挠记者深入现场采访。据悉，《焦点访谈》栏目70%的节目在播出以前都有人说情，即使曝光之后，被批评者也不会罢休，有的让单位或上级部门领导出面，以权压法，以权否定媒体批评；有的组织反调查，极力进行诡辩。如果在个别细节上发现丝毫的不当，就对媒体和记者大肆发难。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敷衍搪塞，推诿了事，使受害者对舆论监督的作用产生怀疑。更有一些单位或个人在被媒体批评后，便打通关节，在当地其他媒体进行反报道。由于现在的新闻传播渠道众多，缺乏宏观调控，从而形成了媒体打架、相互矛盾的不良宣传效应。

妨害舆论监督的暴力抗拒因素

为了反映事实真相，伸张公平正义，记者在履行职责、客观公正地对热点新闻进行采访报道的过程中，遭围攻、被殴打的事件屡见不鲜。不仅是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老板指使打，也不仅局限于殴打地方媒体记者，有的已经发展到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打，一直打到“国字号”媒体。2008年11月3日，河南新闻网记者齐勇、赵杰到濮阳县采访某局长借祭祀母亲去世一周年聚敛钱财的事件，结果被砸坏车辆，抢走采访器材，将记者打伤，一时间在全国几大新闻网引起许多网民的愤慨。这样的事件在网上一搜索就能跳出一百多条相关链接。暴力抗拒舆论监督、野蛮伤害主持正义的记者的现象，已成为当前阻碍新闻工作正常开展、妨碍民众声音正常传递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妨害舆论监督的法制因素

新闻纠纷是干扰舆论监督的新动向。舆论监督的初衷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许多时候，新闻媒体及记者又往往因为替别人维权而自身陷入纠缠不清的新闻官司之中。近年来，新闻从业人员遇到的新闻纠纷越来越多，而报道某些细节失实，成为状告记者的主要原因。一些人故意混淆“名誉损失”与“侵犯名誉权”的界限，动辄以新闻官司相要挟，将侵权诉讼作为阻挠舆论监督、报复记者的手段。在新闻媒体进行批评报道的过程中，新闻官司缠身几乎成为媒体的普遍困惑，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和记者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

舆论监督需要法律保障和规范，但现有的相关法律还远远不够完善。现行的我国法律对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禁止性规范较为严密，对公民的人格权、隐私权、名誉权的保护性条款比较完善。但是对新闻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所应具备的报道权、批评权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定条文。目前因无明确的法律可循，在记者和受访者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责、权关系，仅靠个人的努力、方法的改进，已经很难坚持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无法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效能，甚至已危及记者的人身安全。新闻舆论是一种社会力量，是净化社会风气、弘扬公平正义、促进“三大文明”建设的无形资源，是人民群众赖以表达意志、传达心声、行使民利的重要渠道，因此对新闻舆论务必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由于新闻工作的自身特点，使其在干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而对新闻舆论监督也需要加以规范，一方面需要政府与社会为其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新闻媒体的自律，但更重要的是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需要法定，新闻舆论监督的责任也需要法定。在依法保护新闻舆论监督权的同时，对新闻报道中的违规行为进行相应处罚，这正是法制时代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