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学论文范文10篇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

[2]荒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26.

[3][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P9.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00.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

[2]荒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26.

[3][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P9.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00.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禁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

进入200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承接新世纪东风，展示出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与上一个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从论文、论著数量看，不但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选题也时有关注。

2000-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薛中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徐琴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陈昌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两岸中美新闻传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专著的陆续出版为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的日臻完善进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从2002年郑州大学研究生张鸿勋发表第一篇有关比较新闻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两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分析比较研究———AHCHOR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美国到中国》至今，不过短短八年时间，硕士学位论文总数已达50余篇，且比较研究选题之科学、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论文难以企及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论文，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张西明的《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比较研究》，也已开始把比较新闻学作为主修方向。以上数据只是笔者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简单检索所得，实际的硕博论文以比较新闻学为选题的应该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研究实力的不断扩大。从队伍的构成看，新世纪1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人员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年轻化、高校化特点。除了童兵、单波、张威、顾潜等老资格比较新闻学领军人物仍然在此领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张咏华、陈昌凤、李希光、朱颖、朱清河、庹继光、钟瑛等一批学界新秀逐渐步入比较新闻学研究梯队，为新世界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夯实了人力基础。随着比较新闻学学科体系与专业教材的完备、研究队伍及研究水准的提升与优化，比较新闻学专业课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起来，像武汉大学设置了比较新闻学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新世纪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热潮迭起，一个个高质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出来：经过数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纪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该书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闻传播史、中西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功能观、性质观、真实观、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权利观、受众观等）、中西新闻传播体制、中西新闻传播控制、中西新闻传播法制、中西新闻传播实务与中西新闻传播教育等诸方面存在的异同给予了粗细有致、点面结合的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而且更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因此，本书不失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比较新闻学专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外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传播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宽领域梳理。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姚里军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将中美新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质，令人豁然开朗。

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顾潜的《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传播为大背景，透过理论思想视角，从历史和现状对中西方新闻传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与评比，发人深思。

2003年2月，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张威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通过对中西新闻学相对平衡的介绍，尝试对传统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解答，并就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作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以良好外语教育背景与所在院所资源为平台，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具新媒体代表意义的中外网络新闻业的关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一书，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外网络新闻业在与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背景下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现状与意义、影响；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闻业同物质经济运作的最新发展，指出网络新闻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来自经济运作发展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资鉴。

以关注美国新闻传媒业为研究志趣的一批学者，21世纪以来开始陆续发力并结出硕果。清华大学新闻史学者陈昌凤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一书，兼重实践性和学术性，作者力图将新闻教育放在新闻业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概论其历史传承和走向，探讨其理念与潮流的发展，对于新闻教育在中国（包括大陆、港台）的兴起和本土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对于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新闻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闻教育从人文传统起步、逐渐融会多学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的新闻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这本书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青年学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样的思考视角推出自己比较新闻学专著《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这本专著运用文化结构理论，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式、体制形态、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入手，透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闻传媒的发展变迁、态势、前路。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就”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4]、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孙玮就媒体如何报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就主流新闻网站报道的”客观性“[6]、陕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朱清河就新闻报道整体取向及其根源[7]、复旦硕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标准[8]等所作的中美新闻比较研究都从某个方面拓展与丰富了中美（西）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术积淀。

3.研究取向逐渐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

随着传媒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的突飞猛进，比较新闻学近年来由过去所探讨与关注的范畴、深度越来越走向细微通幽的境地，其热点与重点追随着时代大势而起伏、呈现出大异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来，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最大变化就是开始把研究热点与重点从”宏大叙事“的整体关照逐步转向”精细入微“的具象解构。

通过对近十年280篇有关中外比较新闻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发稿量占去十年总数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寻味的是，2000到2006年7年所发表的论文做宏观比较研究的超过三分之一，经典论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叙事“，而2007年以来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外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个具体现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开，鲜见既往通而化之整体比较选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总体取向越来越趋向局部、具体、细节、精细的微观选题。

与学术研究论文成果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没见到一本比较新闻学类书籍正式出版，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较新闻学”宏观学术问题“研究的式微，换句话说，也许是由于比较新闻学学术体系已经完备，学者的兴趣已经从”宏大叙事“建构转向”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完善。

四、比较新闻学研究现存的偏向与问题。

比较新闻学研究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表面上看，在繁荣的同时，有头绪较乱的现象，譬如简单比附问题，结论草率问题，”视野“窄化问题，方法老套问题，推论模式化问题、资料陈旧问题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研究队伍知识储备不够多元，选题涵盖范围渐趋单向度。

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闻体制、各种新闻现象之间的互订与比对，以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照优劣，扬长补短，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此类学术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凯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语教育背景、西方留学访问背景的人的不断加入。

像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近年来的研究选题，也是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充实、改善的佐证。但只要我们稍微对科研队伍与研究成果的构成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专业人才与研究选项太过于英语化及美国化、欧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闻某某方面比较“的论文、专著，实际上讨论的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中西新闻比较，因为美国在西方的独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国现象为主也不为过，但”为主“不可”唯独“。尤其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博采众家之长，抱着多看、多听、多了解的态度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度关照，这是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襟怀。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过于倾向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较新闻学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互促共进。因此针对它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与鲜活的。经过长期学术研究实践磨练，除了传统的分析和综合贯穿其中外，比较新闻学应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与手段：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际研究；四是阐发研究；五是”模子—寻根“法。对照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创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闻传播的几次接触高潮，以中、西两种视角，从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几个方面，全面阐释中西新闻传播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试图建构比较新闻传播学科框架体系的努力。

3.学术争鸣不足，学术流派没有形成。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只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竞争局面，才能吐故纳新，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遏制了学界求新思变的热情，使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研究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几年来，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所遭遇的发展瓶颈问题，比如研究选题的简单重复、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与模式化等。面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浪潮，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要想推动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论创新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威，在整个比较新闻界（甚至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展开经久不衰的学术互动活动，形成良好的观念争鸣与商榷氛围，培养一批学有专攻、关注前沿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专门人才，定期开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沙龙、论坛、研讨会，让不同观点、理念、意见、建议在阳光下相互碰撞、激荡，让真知灼见在观念交锋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转化为业界行动与学术实践”增长极“。惟其如此，比较新闻学研究才能在未来发展征途上，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参考文献。

[1]周鸿书。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J].中国记者，1989,（4）。

[2]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1）。

[3]高金萍。从《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悉尼奥运报道论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4]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包丽敏。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1,（1）。

[5]孙玮。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J].新闻大学，2000,（3）。

[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2,（2）。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4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5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作者在“后记”就就此书写道：“笔者撰写此书，意在总结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体会和思索，……力图从多学科视角（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新闻舆论，并使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笔者相信，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之相互关系以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相互关系是国内舆论研究界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研究课题，但这一类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切近、急迫的现实意义。”（第403、404页）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6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7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

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

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

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

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8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page_break]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page_break]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page_break]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page_break]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page_break]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page_break]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page_break]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page_break]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page_break]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9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新闻法学论文范文篇10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