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2 16:38:59

耕地保护论文

耕地保护论文篇1

论文摘要:农地征收直接造成农村耕地减少,损害农民利益,危及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有执法者政治思想素质与业务能力低下,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阐述了农地征收的现状及危害,分析了过量征收的原因,并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对策。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造成了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对农村土地征收已不可避免。但是,作为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命地的耕地,如何有效保护既是直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需要,也是间接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因思想认识不正确,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违法征收耕地,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经济的一时发展,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还严重危及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措施,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达到既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对土地的合理需求,又能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而,研究探讨农村土地征收中耕地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村土地征收已成为近些年学术界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学者大都将土地征收与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结合起来研究,但却未关注耕地的保护;或者研究土地征收导致耕地大量减少,危害粮食安全,却未关注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为此,笔者探讨在土地征收中如何有效保护农村耕地,从而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1农地征收现状及危害

目前,由于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各地政府部门依据《土地管理法》中的“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规定,对“公共利益”作扩大化理解。实践中,地方政府经常凭借这条依据无视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强行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谁都可以强行征用集体土地。有占必征,使公共利益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因此,在为文化、卫生、国防、军事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业等真正公共利益进行征地的同时,伴随着一些个人或集团的商业行为,征收耕地动辄上千亩,甚至上万亩,而且80%用的是农村集体土地。这不仅导致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各类开发区、园区过多过滥,而且致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据统计,1986——1995年,我国耕地减少了328.9万hm2,大约平均每年减少33.33万hm2,尽管开发复垦258.6万hm2,但耕地还是减少了193.3万hm2,平均每年减少19.27万hm2,相当于一年减少3个中等县的耕地数。1997——2003年底7年间耕地减少了0.067亿hm2,2003年建设占用的耕地22.9万hm2,实毁耕地5万hm2。目前,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上公认的0.053hm2的警戒线。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仅此将增加用地约200万hm2,加上其他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今后一个时期,年均建设占用耕地量预计不会低于13万hm2。我国耕地面积1.33亿hm2,人均占有量0.12hm2,仅为世界水平的1/3,这反映出我国切实保护有限耕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农村耕地减少既损害农民利益又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8亿农民中相当部分仍以耕作农地为生,即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和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征收农村耕地不仅减少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而且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问题,还出现了土地补偿安置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危及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耕地资源不足,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隐患可能日益凸现。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与膳食结构不断改善,粮食需求量将刚性增长,而耕地资源的不足将抵消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影响粮食供给,转而依赖国际粮食市场,这是必须引起警惕的。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立足于土地生产能力,即耕地资源的保护。美国布朗博士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形势的确会发生逆转,中华民族可能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到2010年耕地保有量必须保持1.2亿hm2(18亿亩),这是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是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2农地征收过量的原因

2.1错误思想指导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往往以投人和消耗大量耕地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靠拼耕地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做法,必然导致大量耕地被征收。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测算为例,该省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600hm2土地。在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表现其所谓的政绩,热衷于上项目,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开发区、园林示范区,广场修得越来越大,马路修得越来越宽,互相攀比,相互比阔,还搞土地优惠招商引资。于是,大量的耕地不断被征收。因此,错误的思想认识是导致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法律制度不健全

2.2.1“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困难。应当指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其本身的确切范围含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个法律领域而有所差异,这是我国宪法规定公益要件而现实中不能贯彻公益原则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其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所谓“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是指界定公共利益的“公共性”不明确,即公共利益既然是由人们的私益构成的,那么存在需要多少私益组成公共利益这个问题界定“公共性”的标准,一种是地域标准,即地区内的大多数人共同利益,就足以构成公益。“一定范围内”是指不同级别的政府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同时也看到公共利益分成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种是利益标准,即公共利益的受益人具有“开放性”并因而人数不确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公共性”即体现在有不确定的社会上多数人收益,将“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界定为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所谓“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是指利益与价值判断紧密关联,因为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导致了利益的内容含有不确定性,即利益不限于物质上利益,也包含文化、风俗、政治等利益。利益以及价值是无法在实际中以恒定标准加以测定的,是由“弹性的、浮动的、受到一些判断公共利益的要素所决定”。因而,所谓“利益”,既包括事实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正当利益,如财产,也包括可能获得的或者丢失的各种正当利益,如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等。因此,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正是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

2.2.2现行征地程序存在不足之处。从征地的审批、执行、监督的过程分析,我国现行征地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首先,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9条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此可见,在土地审批之前,政府并没有将征地信息告知被征地人的义务,被征地人对征地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在审批通过后的征地过程中,其才有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权利。尤其是对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量耕地的征收,没有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程序,其科学与否,可行与否,值得怀疑。缺乏广泛有效的民主参与,使得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最有力的监督——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次,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一方面,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时,往往出现不依法行政,对土地利用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负责任,,,,不执行和不遵守土地管理法律规定,使有关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得不到全面贯彻和落实。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性、科学性没有得到确立;土地利用尤其是征地计划随意突破;耕地征收上,常常先征后批,甚至“先开发后审批”或者根本不办审批手续。实践中,对一些严重的违法征地事件,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仿佛“见怪不怪”。他们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用地法规,普遍采取“先开发后审批”、“土地跟着项目走”的“潜规则”。即在土地出让前,基本确定了开发单位,并将前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征地拆迁费用推给开发单位,最后在交土地出让金时统一结算。缺乏制约的权力,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政府征地权如没有受到约束,就会恣意妄为,严重侵犯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先征地,后拍卖”现象是行政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显示了土地征收程序中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另一方面,土地监察执行不力。土地监察是指土地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依法对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遵守土地管理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制裁的行政活动。

它是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执法职能,其本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现行的土地监察体制是以“块块”为主,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只是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土地执法队伍只能听命于地方政府,往往不务“监察”正业,沦为政府的工具。事实证明,目前土地监察实施“块块”管理的传统模式,势必影响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导致执法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其中“块块”管理体制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地方政府从某地区甚至某部门利益出发,在批地、征地上违反法律法规时,土地管理监察部门往往不敢过问,甚至纵容包庇。

2.3不完善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近些年来,某些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受“政绩”及考评与晋升的驱动,违法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低价补偿农民,高价出让给各类开发商,从中获取巨额差价,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然后,运用征地收入“经营城市”、“造福市民”。可以说,征收土地可以快速出政绩,快速出效益,快速致富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立竿见影的“政绩”为某些地方行政长官带来优秀的考评与官位的晋升。

2.4执法者业务能力与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依靠具体的人和组织来执行,执法者的素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律规定,有权制定并实施征地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对政府征地行为合法与否进行有效监督制约主要也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执法者对涉及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理应熟悉并掌握,从而指导征地实践;面对广大集体农民对自己耕地被征收的不理解甚至有意阻挠,理应积极宣传教育,做好农民群众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作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和土地监察部门的执法者理应依法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但是,现实中的征地者对土地征收的意义认识不够,对法定的征地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处理问题简单粗暴,滥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征地,损害农民利益;对征地行为履行监督制约的执法者听命于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行为,由此引发许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2.5严格责任追究制的弱化违法征地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对违法征地案件,往往认为是“出于公心,为了发展”,睁只眼闭只眼。事实上,在所谓“因公违法”、“良性违法”的外衣下,往往是为了少数部门或地方利益或少数人,甚至是开发商不正当的利益,其涉案土地面积更大,影响更坏,它严重干扰和破坏土地管理的正常秩序,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尽管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但在结案的9万余件中,只处理了相关责任人3593名,其中2名省级干部受到党纪处分。4%的低处罚率,意味着超过96%的土地违法案件并未追究责任人,而刑事处罚率更是低到5‰,出现权责明显不对称的局面。缺乏对违法征地责任的追究是征地之风盛行、耕地屡遭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3耕地保护对策

经济要持续增长,城镇用地要持续增多,耕地又必须严格保护,这似乎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其实,除了转变城镇粗放经营用地模式外,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建立健全土地征收法律与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可以兼顾两方面的。

3.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

3.1.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保护耕地,思想认识是关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底子又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农民问题则是关系我国发展的最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土地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经济发展的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耕地资源节约意识,严格依法征地,切实保护耕地。

3.1.2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考核绩效考评,除了具备一定条件外,还应采用违法征地“一票否决”制度。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依法处理违法征地特别是非法征收耕地的行为,要根据情况给予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国土部门、规划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得提拔、调动、就地免职或降级使用等行政处理或处分。对违法征收耕地建设情况知道或应当知道,但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或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的,给予应当承担领导责任的县级以下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就地免职的处分,同时提请乡人大罢免乡长或由村民会议罢免村长。考评行政长官绩效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耕地面积不要不适当地减少。总之,要将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工作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工作的重要内容。

3.2建立健全法律与制度

3.2.1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征收范围。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征地权是为了发展文化、卫生、国防及其他公共事业,然而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尽管“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种种困难,为了尽量减少滥用,依照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可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并举的方式,尽可能对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从正反两方面予以界定,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与保护划定较为明确的界限,为执法和司法活动提供良好的操作规则。在具体的做法上,笔者赞同姜明安教授的观点:首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其次,尽可能较全面地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范围。其中包括国防建设用地;国家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能源、交通、水利、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用地;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慈善事业用地;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事业用地;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最后,设立一个非公共利益条款,即明确列举些明显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事项用地不得启动征地权尽管通过立法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会存在法律的疏漏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但在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权起步较晚、公权力强大与私权利弱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理念有待提高及注重成文法的我国,这样做,具有其时空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法律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后,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对农村耕地实行征收。

3.2.2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合理有效利用土地。由于耕地征收费低,许多人以建设用地为名占用土地,行非法倒卖土地之实,大量的土地征收后被闲置,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7年统计,全国被征收后闲置的土地高达11.65万hm2,占征地总面积的5.8%。其中,耕地6.28万hm2,占闲置土地总面积的54%,且有3.45万hm2闲置耕地已无法耕种。2000—2001年共征地16.46万hm2,其中,耕地11.43万hm2,失地农民236万人。大体上每征667m2土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同时也造成了土地闲置较多,被征收土地浪费严重。因此,必须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以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首先,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城镇社会发展规划、土地供给能力和各项建设等对土地的客观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特别是土地征收计划。用地总体规划应当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该总体规划是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土地的重要体现,加强土地宏观管理的关键措施,也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然后,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等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征地年度计划。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使征地合理有序进行,实现土地的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认真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坚决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潘明才司长说:“只有把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变成‘高压线’,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

3.2.3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合理限制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防止征收权滥用,控制土地流失,保护耕地的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在征地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项旨在保护耕地不受侵犯的新型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除法律规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同时要求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3.2.4建立科学的土地监察制度,严防政府征地权的滥用。针对现行土地监察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块块”体制弊端,保证土地监察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应改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为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国土资源部直接设立国家土地督察局,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这样土地监察部门从事“监察”正业,有效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特别是监督政府一把手对本行政区内土地管理、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及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情况,并制约政府征地权的行使。此外,应该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专司土地利用变化监测的任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让社会来监督政府行为。

3.3严格执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好的法律与制度,如果不能严格地执行和有效地遵守,那只不过是书面的法律与制度而已。因此,建立健全与征地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以后,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必须带头切实地遵守、更严格地执行。

3.3.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必须依靠具体的组织和人来执行,执法者素质能力的高低对其实施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提高他们依法管地用地尤其是征地的水平和能力。首先,学习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依法征地的必要性和违法征地的严重性。其中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

其次,学习土地征收相关政策,懂得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和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再次,熟悉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后,有计划地主动向广大农民宣传教育,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使征地工作能顺利进行。总之,执法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3.3.2规范政府征地行为。首先,预防违法征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在预防违法征地,遏制乱征行为,保护土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并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违法预防征地制度。目前,应抓紧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严格审批程序。任何权力都容易滥用。为了防止政府征地权的滥用,有效规范政府征地权的行使,减少政府及其部门违法征地现象的发生,对一切非农建设用地,尤其是征收耕地,各级政府部门都必须严格按法定的审批程序办事。并且,尽快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制度。严禁未批先征、边批边征、少批多征,把政府违法征地行为的漏洞堵死,真正使保护耕地工作落实到实处。第二,加强征地过程监督。除了用法律约束政府征地权行使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借助新闻媒体力量,加强监督,不断健全征地过程监督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的土地违法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查处违法征地。违法征地查处是防止征地权滥用,有效遏制征地热的重要保障。征地违法行为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查处,是一项事关土地管理法能否得到全面实施,土地管理秩序能否实现根本好转的全局性工作,更是依法征地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12月18日了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国土资源部也于1999年5月7日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早发现、早处理是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制度的2个基本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及早发现土地违法行为。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耕地。

3.3.3强化违法征地责任追究制。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得以贯彻和落实的根本保障,也是国家法律强制力的具体体现。在征地之风盛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我们不是缺政策,而是如何增强执行力的问题。问责制必须问到实处,才能保持政令畅通”。笔者认为,除了追究违法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违纪责任外,还应该强化下列法律责任。

3.3.3.1民事责任。对于违法征收土地,尤其是可耕地,应当由有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责令其恢复原状,恢复到可以耕种的程度并退还给农民集体;对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其损失,决不能冈为土地已经被开发、被建设而心慈手软姑息养奸。

耕地保护论文篇2

关键词:耕地保护;社会责任;外部性理论;对策分析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因此,保护耕地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国民义务。对于耕地均衡性不足的情况来说,提升保护耕地的效率,实施相应的保护政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专家学者致力于耕地保护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但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成员对耕地保护没有较高的意识,因此,保护耕地这一国策长期被忽视。另外,我国还积极地借鉴其他国家对耕地保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全方位地提升国民的耕地保护意识。

1 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制度

1.1 耕地保护的外部性

这一理论最早是有英国学者提出,所谓的外部性就是指个人的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第三方在获得或者是没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得到一部分收益。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就是指耕地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土地使用者所创造的收益被其他人分享,这种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土地使用者本身的利益受到严重地影响,更不利于耕地的生态性。

众所周知,耕地也可以看做是自然资源的一种资源,经济性较强。耕地的经济性是可以被使用者独享的,作为特殊的资源类型,耕地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耕地的社会稳定作用。粮食是保证国泰民安的基本条件,不容忽视。粮食在国际竞争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只有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能够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保证代代人能够繁衍生息。第二,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虽然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长期以来,农村还需要依靠耕地来解决诸多问题,包括养老问题,吃饭问题等。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的保障性就受到了严重地威胁,必然会给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带来严重地影响。可见,耕地对于社会的稳定作用巨大。第三,耕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地必然需要被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土地乃立国之本。如果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就会出现以过度开发土地作为前提的经济发展,这样人类本身就会受到大自然的严惩。

1.2 耕地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耕地的社会责任

公共物品属性本身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所谓的公共物品就是指物品本身具有非竞争性,为社会成员所共享。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从经济效益方面看,私人对其进行保护就具有竞争性。在耕地耕种的过程中,使用者需要播种作物,在最终的农产品竞争的环节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从社会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来说,其又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不会随着社会成员的增加而变化,因此,又表现出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从后两个性质上看,社会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耕地进行保护,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可见,为了提升耕地的公共效益,促进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和发展,社会公众需要对耕地进行保护。这样还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调动农民工作的积极性,在降低农民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性。

1.3 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保护耕地

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的耕地只是由农民掌握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耕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者,因此,可以将土地的所有者看做是社会公众。公众在享受土地资源所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将公众对耕地的权利、责任相互结合。虽然耕地的使用者是农民,但国家也根据耕地使用的现状采取了多种优惠政策,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对耕地的社会保护责任提上日程。可见,公有制对耕地的保护上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2 增强我国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

在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研究课题,很多相关的理论依据、责任量化标准与方法、相关责任行为等都在不断完善之中。因此,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已成为推行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的一个客观要求。当前,特别要加强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方式的理论研究。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行为都必须明确执行主体,落实具体的责任人,如果社会行为的主体虚化或缺位,就很有可能落入“公地的悲哀”的境地,即名义上人人都有责任,实际上人人都无行动。而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承担责任方式,是社会采取耕地保护的具体措施的落实,是通过国家加大农田基础建设投入或进一步加大对农户的经济直补,还是采取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分别有什么理论依据与优缺点等,都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提供理论支持。

2.2 提高全社会耕地保护意识

要在全社会中形成耕地保护的自觉行动,让全民都把耕地保护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需要形成全民的耕地保护意识。然而,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耕地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能否顺利实现等重大问题,但目前我国民众的耕地保护意识并不强,有相当部分民众认为耕地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因此,提高全社会的耕地保护意识,是推行耕地保护社会行为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加大耕地在保证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重要作用的宣传,还要普及耕地在农田耕作传统文化、开放空间、农村独特景观、生物栖息、空气与地下水的净化等方面为社会提供的生态功能方面的知识,让人们认识到耕地不只是为农户带来经济收益,更多是为全社会带来了诸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全社会人人都是耕地保护的受益者,只有这样,才有望形成全民提倡耕地保护的氛围。

结束语

总而言之,耕地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由此决定了耕地保护并非是某个集体或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在国外,许多国家在耕地保护的社会化扶持方面已相继建立了一些较为完善的措施体系,而在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地保护由社会承担责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积极探索构建具有我同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化机制与模式,从而使耕地保护这一基本国策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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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论文篇3

关键词:农田保护,建设用地,目标对策

 

随着固始区域化经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等重多因素,是导致耕地损失根本原因。因而我们固始的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村保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耕地田的数量在减少,质量在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固始县政府已在逐步加强耕地工作,切实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整体保护,将质量好的土地优先用地农业,特别是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的生产,大力整治中低产品,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土地产出率,通过土地整理、复垦与开发增加耕地数量,从而在耕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保持动态平衡。

1.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是耕地中土壤肥力和水利、交通设施较好的土地,是粮棉油生产基地,是农民的“吃饭田”“保命田”,是一定时期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固始县根据上级分解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的数量指标和本县的实际情况,到2010年全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确定为138524.61公顷,保护率为86.98%。论文参考网。县政府将基本农田规划中的耕地数量指标和保护区布局向各乡分解下达,各乡负责落实,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论文参考网。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化区定界。由固始县国土资源规划局与农业局组织实施,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政府统一设立保护标志,并予以公告。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国土资源规划局建立档案并抄送农业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必须经上级政府组织验收方能生效,县政府要求各乡(镇)把保护好基本农田列入政府日常的工作。论文参考网。

2.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

严格控制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城镇发展用地尽量少占耕地,不占好地,占用的耕地必须进行补偿,对能源、交通、水利等建设项目用地本着节约用地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安排。为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对砖瓦窑等工矿废弃地和村庄空闲地、废弃地、边角地进行整理复垦,加以利用,同时,逐步对旧村庄进行改建,提高土地利用率。

3.规定保护区内的严格禁止行为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果业和挖潜塘养鱼。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设立保护区标志,并设立公开告示保护区内的严格禁止行为。禁止行为包括: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建窑、建房、建坟或者擅自挖砂、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擅自将保护区内的耕地转为非耕地的行为。一经发现,严厉查处,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4.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一经破坏难以再恢复耕种条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可以使基本农田长期处于保护之中。县政府将保护基金专款用于土地的再造、规划、水利和管理。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包括:造地补偿费,荒芜费,耕地占用税。建设单位用地除交纳其他用地款外,应交纳造地补偿款。造地补偿款收费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用地都必须交纳造地补偿款。固始县政府出台文件适当提高征地款,这样可以养活土地资源只开发不利用现象。社会建设项目难免要战胜耕地,适当开发复垦一些耕地,作为后备土地资源,补充到基本农田中。土地开发复垦须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一定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成符合耕种条件的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基金专项专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利用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者有保持和培肥地力的责任

保持和培肥地力是生产者应尽的责任,对保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提高单产有十分重要意义。固始县是农业大县,经济条件不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民超出农村,到处打工或从事第三产业,农村中耕地出现荒芜现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推选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农民利益,提高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种地的利益和积极性。同时,也相应制定一些奖惩措施,对荒芜田地的农民进行一定的处罚,或签订一定的合同,对于确实有别的生存门路不愿种田的可以将其土地承包给有种田经验的能手,这样可以利益兼顾,又可保持土地肥力。对于土地的种植要注意科学化,机械化,信息化,不能走传统农业的老路。

6.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监督检查制度

政府在宏观管理上一直要紧紧跟上,各乡(镇)要管理好本辖区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组织专门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对错误的做法及时进行纠正,对违法用地的单位或个人及时上报县政府进行依法查处。县国土资源局对各乡(镇)进行动态监测,发现问题,联合有关部门立即查处。解决不了的,上报上一级政府解决。保证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县设立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实践告诉我们,保护耕地是一项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大事业,仅靠喊口号、讲道理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套有目标、有考核、有问责的过硬制度,从根本上改变耕地保护工作责任缺位的现象。同时,完善和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的新机制。主管部门还要把耕地保护列为重要考核指标,要更多地关注资源保护特别是耕地保护情况,指导基层领导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保护资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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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论文篇4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保护;补偿标准

中图分类号:F30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30-09

收稿日期:20160522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630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600704);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523-1)

作者简介:刘利花(1981 -),女,中山大学广东决策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通讯作者

引言

粮食安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十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等观点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安全理论与实践创新。而耕地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推进,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建设用地侵占了大量优质农田。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1997-2008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从130 039.2×103公顷减少至121 715.9×103公顷,绝对数减少8 323.3×103公顷,下降6.4%。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虽然国家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耕地日趋减少的态势。其中核心问题便是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制定尚不明确。

目前,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确定多依据耕地资源的价值、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和投入成本、耕地发展权价格、耕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等方面[17]。其中,耕地资源综合价值作为实施耕地保护与补偿决策的前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810]。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耕地资源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1113]。但由于所采用方法的不同,导致对同一地区耕地资源的价值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如贺锡平等测算出全国耕地资源价值为2.34万亿元[14],而周建春测算的该值为139.6万亿元[15],后者是前者的59.66倍。

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资源价值测算方法体系十分重要,通过结合所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测算的结果将更贴近客观现实,从而使制定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具有实践可操作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其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损失等于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的纯收益。农户保护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出去务工的收入,也失去了将耕地用于种植其他收入更高的经济作物的机会。由于我国当前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基于产品数量目标,而且是普惠性,没有体现区域差异性,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确定农业生产补偿额度,仍采用传统GDP核算方式核算农业利益和价值。因此,仅仅依靠生产者出售粮食的单一经济收益和国家较低的农业生产补贴,难以调动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本文基于粮食安全目标,以湖南省为例,依据机会成本损失测算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由于农户已经获得了耕地的经济价值,依据动态调整后的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希望利用有效的经济补偿手段提高地方政府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为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思路,促使耕地保护的补偿真正进入可操作阶段。

二、实证分析

(一)湖南省各市域耕地面积标准化折算系数

根据公式(2)、(3)、(4),可计算得出湖南地区各市域耕地面积标准化折算系数(见表2),该系数最大的为湘潭市,为1.37,耕地标准面积粮食单产为9 968.99 千克/公顷。该系数最小的为湘西州,为0.58,耕地标准面积粮食单产仅为4 244.39 千克/公顷。

(二)湖南省各市域耕地赤字/盈余量测算

2014年湖南省粮食总产量为3 001.26×104吨,按照粮食自给率100%,结合湖南省常住人口数,可得出湖南省人均粮食消费量为445.47千克/人。根据公式(1)、(5)、(6)、(7)、(8),首先测算出湖南省各市域的粮食需求量,进而测算出湖南省各市域耕地赤字/盈余量,确定耕地保护的支付补偿地区与接收补偿地区。在湖南省14个市域中,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见表3)。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赤字市域支付补偿。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3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其次为怀化市。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3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其次为永州市。

(三)湖南省耕地盈余市域耕地保护的地方政府补偿标准

1.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P1)。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收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财综[2004]49号)以县、县级市、区为单位,将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分为15个等级。

其中,湖南省各区、县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集中在第四、第六至第十四等级。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可得出2004年湖南省各区、县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为36.11万元/公顷。根据统计资料,2004年至今,各年土地出让净收益占土地出让总价款的比例比较稳定。由此可假设各年土地出让净收益占土地出让价格的比例相等,则2014年湖南省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计算公式如下:

2014年湖南省综合地价指数/2004年湖南省综合地价指数=2014年湖南省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2004年湖南省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18)

式(18)中,地价指数=报告期地价/基期地价×100%,地价指数是反映地价波动情况和评定合理地价的重要指标。

由于缺乏2004年和2014年湖南省综合地价指数的数据资料,以全国的综合地价指数代替,并根据当年湖南省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进行修正,使计算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根据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网显示,2004年和2014年全国综合地价指数分别为124和234,2004年和2014年湖南省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分别为0.74和0.86,则修正后的2004年和2014年湖南省综合地价指数分别为92和201,将其代入公式(18)可得出:2014年湖南省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为P1=78.89万元/公顷。

2.土地使用权出让契税(P2)。耕地主要分布在各乡(镇),其建设用地价格水平更接近于建制镇。根据已有研究和中国的地价分布情况,包括建制镇在内的城镇城乡交错带平均地价水平约为城市水平的1/9[15]。由于缺乏湖南省各地类综合地价的数据,本研究仍以全国的综合地价数据代替,并根据2014年湖南省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进行修正。根据国土资源部《2014年第四季度各地类地价动态监测价格》可知,全国各地类综合地价为1 470元/平方米,修正后的各地类综合地价为1 264元/平方米。由《契税暂行条例》可知: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成交价格为契税的计税依据,税率为3%,则土地使用权出让契税为P2=(1 264/9×3%)×104=4.2(万元/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令第49号)可知,湖南省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为25元/平方米,则耕地占用税税额为P3=25万元/公顷。

将P1、P2、P3代入公式(9),可计算出建设用地使用权年收益α为14.2万元/公顷,可进一步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市域耕地保护的地方政府补偿标准为7.1万元/公顷。

(四)对湖南省农户及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

1.湖南省耕地资源生态价值测算。根据公式(16)、(17),计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生态价值。首先计算出Ea,2014年湖南省主要农作物产出情况如表4所示。湖南省的稻谷品种主要为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出售价格分别为2.63元/千克、2.65元/千克和2.68元/千克,则湖南省稻谷的出售价格按照三者的均值来计算,为2.65元/千克。最终得出Ea=2 104.78元/公顷,Ji为1.73,进一步得出2014年湖南省耕地资源生态价值为19.18万元/公顷。

2.湖南省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测算。根据表1公式,首先计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社会稳定价值VW。由上文可知,耕地占用税P3=25万元/公顷。根据《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按照加权平均法,可知湖南省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Z1为26.46万元/公顷。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0]47号)可知,湖南省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准分为4个区域等级,分别为1.6万元/亩、1.4万元/亩、1.2万元/亩、1万元/亩,并将水浇地的征收标准归入旱地,按照加权平均法,可求得湖南省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准为1.21万/亩,即Z2=18.15万元/公顷。将以上数据代入表1公式,可得出湖南省占取耕地收取的费用Z为69.61万元/公顷。根据《2015年湖南省投资历史遗留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项目资金明细表》,可知湖南省土地复垦建设规模为7 542.05亩,复垦资金为3 985.71万元,即灾毁耕地复垦费C1=7.93万元/公顷。根据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2014年12月20日联合的《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可知: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费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1.5元一次性计征,即C2=1.5万元/公顷。则湖南省保护耕地支出的费用C=9.43万元/公顷,进一步可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社会稳定价值为VW=79.04万元/公顷。

3.计算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 VB。根据湖南省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情况专栏可知,2014年湖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k为204元/月。乡村户籍人口为3 653万人,耕地面积为4 153.2×103 公顷,即s=0.11 公顷/人。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4〕24号)的要求,2014年湖南省已经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湖南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可知,2014年,湖南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 398万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 120.4亿元,则人均养老保险支出为2 547.52元/人,即E1=E2=2 547.52元/人。则湖南省耕地资源的养老保障价值Y=17.65万元/公顷。采用任纲核算的人均农民年培训费用为1 262 元/年[22],结合2014 年财政部公布的20 年期国债利率:t=4.77%,可计算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就业保障价值L=10.82万元/公顷。进一步可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VB=28.47万元/公顷。则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社会价值V2i=107.51万元/公顷。根据公式(11),可计算得出湖南省农民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即1.92万元/亩。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本研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确立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了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使计算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以此结果为依据,确立了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该思路与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构建和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3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其次为怀化市。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3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其次为永州市。

3. 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107.51万元/公顷,后者是前者的5.61倍,说明耕地资源在社会保障与稳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者之和为126.69 万元/公顷,结合2014年湖南省的耕地面积4 153.22×103公顷,可知2014年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为5 261.71亿元,是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9.45%。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即1.92万元/亩。

(二)讨论

1.耕地是中国具有战略性的稀缺资源,如何对耕地保护主体进行补偿,提高耕地保护主体的收益,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抑制其将耕地非农化的冲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在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集中区进行耕地保护补偿试点,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耕地资源的价值评估较为复杂,涉及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动态的标准化评估指标体系,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确定提供技术支撑。在现有的研究中,将耕地保护分为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

耕地质量保护是建立在对其数量保护的基础之上。本文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研究耕地数量的保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地区耕地质量的保护、种植方式的合理化等因素,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耕地全要素保护。

2.建立专门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委,设立专项基金,负责收缴和管理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将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保障补偿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建立耕地保护契约式管理机制和监管机制,逐级签订耕地保护合同。省财政统一调控耕地赤字市域上缴的补偿资金,按照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耕地盈余市域之间合理分配,形成对耕地赤字地区与耕地盈余地区的双重激励。并按照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将补偿资金划拨到保护耕地的农户和农村集体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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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论文篇5

关键词:基本农田;LESA;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27-02

引言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问题,农业的关键是粮食的生产,而粮食的高产稳产主要依赖耕地,依赖高质量的基本农田。我国总体上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快速时期,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巨大。同时,我国的后备耕地资源并不充足且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另外,耕地质量因区域性的退化,加之污染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耕地资源的紧张、人地关系的矛盾。基本农田作为高质精优的耕地资源,是国人的“口中粮、保命田”,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基本农田及红线的划定是保护耕地的有效方式,也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一方良药,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基本农田保护的概况

基本农田作为高质精优的耕地资源,是国人的“口中粮、保命田”,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我国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指出,耕地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将1.2亿公顷耕地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8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并提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且对基本农田由最初单一的保护到逐渐有质有量的保护,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实行特殊保护;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完成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划定的标准一是要保证数量的足够,二是保证质量的优越,三是要可落地。基本农田及红线的划定是保护耕地的有效方式,也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一方良药,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基本农田划定的研究

(一)以耕地质量评价为主的评价指标

汤思阳、雷国平[1]对二九一农场和任艳敏、唐秀美等[2]对海南省屯昌县均建立以耕地质量评价为主的基本农田划定指标体系来确定该区域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二)以综合指标评价为主的评价指标

除考虑耕地质量外,还将土壤肥力、坡度、水利基础设施水平、交通区位、连片性等综合性指标应用于划定和评价基本农田上[3]。

(三)以耕地质量(LE)和立地条件(SA)的评价指标

胡伟静[4]、王莹[5]、尤明英[6]等和单傲[7]、邹温鹏[8]等分别以市域和县域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LESA模型综合评价体系,对基本农田的经济质量进行评价,最后综合确定其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数量和空间分布。

三、基于LESA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的探讨

(一)LESA的概念和内涵

LESA全名是Land Evalu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即农用地质量与立地条件评估,LE反映农用地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的是地力分类、重要农地鉴定、土壤潜在等级、土壤生产力等几个部分,SA则反映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农用地的因素,主要包括农用地的区位条件、农用地周边的城市基础设施情况、农用地与周围用地的适应性、土地用途管制、税收政策等方面,是美国土壤局于1981年提出的,用于确定农用地的保护范围,并以伊利诺伊州为例,用LESA体系进行评估[9]。

(二) LESA综合评价体系的基本思路

1.数据收集和数据库的建立。地质数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件及文本确定地质灾害地点及等级;土壤地形等数据:包括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土层厚度、障碍层次、土壤质地、灌溉条件、地形坡度;土地数据:提取耕地斑块、交通情况、居民点分布等数据;城市数据:包括城市的自然及经济发展现状、城市发展规划及交通规划等相关资料。

2.确定评价单元。通常以土地利用现状中的耕地斑块为评价单元。

3.建立耕地质量、立地条件评价体系。选取指标构建其指标体系。耕地质量(LE)是指影响耕地质量的自身因素的集合。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与植物生长息息相关的土壤条件、地形地质条件、气温、降水及海拔高度、灌溉条件及排水条件等;耕地的立地条件(SA)是非耕地自身条件之外的那些外部的影响耕地产出的因素,包括区位条件、连片性、景观格局、耕地到城镇的距离等指标。

4.计算耕地质量和立地条件的得分。首先,确定耕地质量和立地条件权重。运用特尔菲等方法分别确定耕地质量和立地条件权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n表示专家的个数;fij表示第j个专家对第i个指标的打分值,取值的范围为(0-1]。

然后,计算耕地质量和立地条件指标分值,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m代表评价因素个数;Tij代表的是耕地质量或立地条件的得分;Xij为第i个单元的j指标分数;Wij为第i个单元的j指标权重。

5.耕地综合评价模型构建。耕地质量与立地条件综合模型的构建主要在于LE和SA的比例关系的确定,而LESA综合评价体系的最大优点除了其综合性以外,就是LE和SA的比例调节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与需要来确定。具体的综合评价模型如下:

Tij=a・Fij+b・Sij (a+ b =1)

其中,Tij表示耕地质量与立地条件的综合得分;Fij表示耕地质量得分,即LE的得分;Sij表示立地条件得分,即SA的得分;a表示耕地质量的权重;b表示立地条件的权重,a、b∈(0,1 ]。

6.确定耕地等级划定基本农田。根据综合得分确定耕地等级,并依据耕地等级阈值标准划定基本农田。

总体来说,关于LESA评价体系方法主要是借鉴美国,美国在评估农用地上设计的指标涉及的因素较宽泛,我国所涉及的指标与美国学者研究的指标相比,涵盖范围较窄、在数据获取方式上比较单一,这也与国家的体制和数据的统计方式与渠道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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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论文篇6

作者简介: 钟太洋,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

通讯作者: 黄贤金,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801063;40971104)。

摘要 为分析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对耕地保护的效果,论文把目标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是否对耕地流失面积的减少产生了影响;二是如果有显著影响,效果有多大,即因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耕地流失面积减少了多少。论文收集了2004-2007年的省级面版数据,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不优于混合OLS模型。在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对耕地流失的影响,并计算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

关键词 土地经济学;政策效果评价;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09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5

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是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管理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具体数量指标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分解下达”。自从1994年出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以来,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业已实施16年多,那么,以保护耕地为目标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效果如何?从已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有不少文献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的运行效果,有研究将耕地保护的各类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的综合效果[1-6],而有的研究则具体分析耕地保政策体系中具体某项政策的运行效果,例如分析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效果[7-8]、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效果[9]等,只有少量的文献对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进行了分析[10-11]。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关基本农田政策效果的研究还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一是,在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表达指标方面,除采用虚拟变量和根据对政策强度的主观赋值之外,可以采用更为科学的定量指标来表达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二是,评价方法方面,除选择有关指标进行描述统计和对比分析、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之外,还可以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一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是否对遏止耕地面积减少有效?二是,如果有效,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即因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耕地流失面积减少了多少?

1 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演变

1994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1998年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在耕地保护方面区分了一般农田和基本农田,并对基本农田规定了相对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在数量保护方面,明确只有国务院才有批准征收基本农田的权利。《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也在1998年作了相应的修改。2003年,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03]388号),进一步强调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提出了“基本农田五不准”,即“一是不准除法律规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的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二是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将平原(平坝)地区耕作条件良好的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意减少基本农田面积;三是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四是不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以及其他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建设。”2004年,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国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工作。2006年5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土资电发[2006]17号)和2006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这两个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大了基本农田保护的力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变量选择

本文以年内减少耕地面积为因变量,选择以下一些因素作为自变量:

(1)固定资产投资,有不少研究已证明了固定资产投资与耕地面积减少之间的关系[8],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要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通常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耕地面积减少之间具有正向关关系;

(2)人均GDP,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减少尤其是建设占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12-13],已有的研究对于人均GDP与耕地面积减少之间关系形式还存在争议[14];

(3)路网密度,有研究认为与耕地减少之间存在联系[1,15],一般认为路网密度的提高会增加耕地占用的可能,因此,路网密度与耕地面积减少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4)年初耕地面积,一个地区某一年度耕地减少面积不应超过该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从土地占用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一地区耕地面积比较大,在区域土地总面积总耕地比重相对较高的话,耕地被占用的可能性也相应会更高,也就是说某有地区年内减少耕地面积与该地区年初耕地面积应有正向关系;

(5)年度虚拟变量,在不同年份,除实施基本农田政策之外,国家还可能出台其他有关耕地保护的政策,这就导致耕地保护实际执行力度在年度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又很难将每年的政策力度加以量化,因此,这里设置年度虚拟变量以解决这一问题;

(6)基本农田保护率,在现行的土地统计体系中,基本农田面积包括耕地面积和非耕地面积,考虑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9条的规定以及上一轮规划,即《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的规划期限是1997-2010,基期年为1996年,因此,这里采用每年年初基本农田中耕地面积与1996年耕地面积之比作为年度实际的基本农田保护率;之所以不用基本农田面积除以耕地面积计算基本农田保护率,是因为基本农田中包含耕地和非耕地,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主要包括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这就导致有的地方基本农田面积大于耕地面积,因此,这里采用基本农田中的耕地面积与1996年耕地面积的比值作为基本农田保护率。因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的征转审批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某一地区的基本农田保护率越高,则其耕地占用的难度就更大,因此基本农田保护率对于耕地面积减少具有负向作用。

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期望符号具体见表1。

其中,yit为第i区第t年年内减少耕地面积,a0为常数项,basicit为第i区第t年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变量,Zit为第i区第t年影响耕地面积减少的其他因素,vit为残差项;δ为basicit的系数,β为Zit的系数向量,i为区域,t为年度。

为避免共线性的影响,计算了表1中除年度虚拟变量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固定资产投资与路网密度、人均 GDP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0.585和0.417)且均在1%水平上检验显著,因此回归模型中,未把这两个变量包含在内。经过变量筛选之后的回归模型为:

yit =a0+δbasicit+β1arableit+β2investit

+β3year2005+β4year2006+β5year2007+vit (2)

其中,β1、β2、β3、β4和β5分别为arableit、investit、year2005、year2006和year2007的系数,其余同式(1)。

2.3 效果评价方法

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是否对遏止耕地面积减少有效?如果有效,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判断和计算方法如下:

(1)是否有效的判断。如果δ0且检验显著,则认为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对遏止耕地面积减少有效;否则,认为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对遏止耕地面积减少无效;

(2)效果大小,这里定义为绝对效果。通过模型估计得到各变量的系数,并将自变量的实际观测值代入模型,

2.4 数据来源

各省年内减少耕地面积的数据来自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只有2005年和2007年的《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有基本农田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有2004年年初和年末基本农田数据,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有2006年年初和年末基本农田数据,这相当于具备2004年年初、2005年年初、2006年初和2007年初的基本农田面积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1996年耕地面积数据对应的时点是1996年10月31日,在其他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1996年年末耕地面积数据,因此,1996年年末各省耕地面积数据采用了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提供的数据。

人均GDP数据来自2005、2006、2007和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用GDP指数修正为可比价人均GDP。

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2005、2006、2007和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修正为可比价固定资产投资。

路网密度则根据2005、2006、2007和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公路里程数据和区域土地面积计算得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在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没有天津2004年初的基本农田数据,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未把天津包含在内;当然,本文分析所涉及的数据均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另外,数据均为省级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为省级面板数据,这里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并分别用F检验和B-P检验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加以检验。固定效应检验的F值为1.93,对应的P值为0.0109;B-P检验的卡方值为1.15,对应P值为0.2842。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不明显优于混合OLS模型。因此,这里只报告混合OLS模型估计结果。估计结果具体见表2。

模型检验的F=16.48,其对应的P值为0.000 0,R2为0.47,N=120;各系数的T检验均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模型拟合较好,可以用于解释。

从表2可以知道, arable、invest和basic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年度虚拟变量year2005、year2006和year2008均检验显著,这三个年度虚拟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负,这说明与2004年相比较,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有更小的截距项。这可能是由于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2005〕52号),开始实施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2006年5月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土资电发〔2006〕17号)和2006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这些文件的出台加强了耕地保护的力度,使得相对于2004年,2005、2006和2007年耕地保护的力度相对更大、形成更为严格的用地政策和耕地保护政策环境。比较年度虚拟变量year2005、year2006和year2007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这三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越来越大,这说明,在2004-2007年期间,耕地保护的政策力度逐步加大,可能在2004-2007年期间地方各级政府面临着更大的耕地保护压力,2006年9月,国土资源部上报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纲要》在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上没有被通过,2007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25号),其中明确“原定‘十一五’期间退耕还林2 000万亩的规模,除2006年已安排400万亩外,其余暂不安排”,即暂停了退耕还林。

和预期一样,固定资产投资的符号为正,回归系数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约需增加4.3 hm2 耕地,这与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绩效采用基本建设投资数据的一项研究的估计结果比较接近[8]。年初耕地面积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与预期一致,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且系数检验显著,表明区域耕地减少面积与该区域的资源基础相关的,耕地面积相对多的地区其耕地减少面积也相应多一些。

3.2 政策效果评价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δ的符号为负且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检验显著,这说明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对遏止耕地面积减少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δ等于-364.435 5,这说明,基本农田保护率每提高1%,每省每年平均约能减少耕地流失面积364.4 hm2。

采用式(5),计算各区域各年度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效果,计算结果见表3。

表3的数据是根据式(5)计算的,从式(5)来看,式(5)的计算出来的值的含义是与不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不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相比较,各地区各年度(2004年-2007年)以不同比例的基本农田保护率划定基本农田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减少耕地面积减少量。从表3可以看出,2004年-2007年期间,由于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全国(不包括天津市和港澳台地区,下同)分别减少了耕地流失面积为853 44519 hm2、847 72491 hm2、859 55937 hm2和857 96126 hm2,4年合计减少耕地流失面积3 418 69073 hm2,约为期间实际耕地流失面积3 020 76949 hm2的113倍。可见,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的确有效地遏止了耕地面积减少。

将表3中各地区各年数据与各地区1996年年末耕地面积相比,计算相对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从表4可以看出2004-2007年之间,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青海、宁夏和等地的相对效果比较明显。以表4中的相对效果(r)为因变量,因人均GDP和路网密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拟合效果不好,因此,还不能确定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相对效果与和人均GDP、路网密度的关系。

4 主要结论

通过前面有关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效果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在2004-2007年期间,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实施对于减少耕地流失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基本农田保护率每提高1%,约能减少耕地流失面积364.4 hm2;

(2)2004年-2007年期间,由于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全国分别减少了耕地流失面积为853 44519 hm2、847 72491 hm2、859 55937 hm2和 857 96126 hm2,4年合计减少耕地流失面积3 418 69073 hm2,约为期间实际耕地流失面积3 020 76949 hm2的1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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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ble Land Conversion Effects of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y

ZHONG Taiyang HUANG Xianjin CHEN Yi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 and Tourism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耕地保护论文篇7

关键词:耕地;能力;规模;保护

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的减少,粮食安全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在于建立粮食生产要素的保障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应从产量安全逐步转向能力安全。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一定数量、质量的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自然基础,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生产,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立足于中国正在开展的耕地分等研究成果,估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土地质量、土地生产力和国家粮食安全链接相关研究,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全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耕地生产能力核算,掌握宏观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及其区域分布和变化规律,作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和基本农田建设的重要依据,同时协调粮食安全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重要耕地概念

耕地保护缘起于城镇扩张中优质农田过快损失、土地生产力退化及无公害食品生产的环境保护需求。当前,有关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研究多从规划、管理、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推进土地整理等角度探讨,也有学者从耕地保护的相关利益主体角度研究耕地利用与保护的联系[9]。目前耕地保护片面强调数量平衡,不重视或根本不考虑质量平衡或生态平衡,从而导致耕地数量平衡与质量下降错位、经济效益低下、生态效益多呈负面的局面。因此,一些学者强调耕地保护要以质量保护为基础,以数量保护为基本要求,重新审视耕地保护内涵,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耕地的质量保护提供借鉴意义。以前的研究对于生产能力核算提供了依据,目前已形成耕地生产能力核算的完整方法体系,然而基于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核算的耕地保护研究比较少。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保护好18亿亩耕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并要求18亿亩耕地要保持到2020年。近年来,国家实施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耕地总量控制管理,耕地占补平衡管理,闲置、荒芜耕地管理,建设占用耕地管理,耕地质量和环境保护管理,农地整理等耕地保护管理,但仍有部分耕地遭到了破坏,在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不但是行政主体,而且是经济主体,各级组织执行农地保护政策时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目标。耕地保护的实质是要保护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按耕地生产能力等划定重要耕地是保护耕地资源安全,最终实现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的根本举措。

2 重要耕地的划定和保护

2.1 大区域重要耕地的划定

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划定重要耕地,本文以沈阳市为例来说明大区域重要耕地的划定。考虑到粮食安全及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耕地保护达到80%的比例,沈阳市应该把耕地产量高,投入多,易于耕种的耕地确定为重要耕地保护区来进行保护,对耕地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施加压力加强耕地保护的力度。具体分析如下:

从图1可以看出,沈阳市一级保护和四级保护较少,而二级和三级较多,面积较大。保护区域划定时,两个极端数量较小,中间级别数量较大,统计的结果符合实际。统计共分四个级别,各级别的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级别,综合评价分值为>2.0,主要分布在新民市。这一区域耕地面积共有217473.6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8.16%。本级别耕地面积不大,但是自然质量高,耕地的实际产出能力高。这类耕地主要分布于平原地带,光热条件好、土壤水肥状况及利用系数较高,是沈阳市耕地粮食生产的高产稳产区。这些区域划为沈阳市一级耕地保护区,应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占用,实施重点保护,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现代规模高效生态农业,有利于保障沈阳市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级别,1.75

第三级别,1.5

第四级别,综合评价分值≤1.5,主要分布在东陵区和康平县。这一区域耕地面积共有160945.8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0.84%。该区域耕地面积不大,生产能力很低,该区域经济不发达,农业投入少、生产条件差,耕作粗放,产量较低,是粮食生产能力最低的地区。发展经济,改善粗放的耕作条件,是提高该区产量的主要方法。

2.2 小区域重要耕地的划定

沈阳为大区域范围划定重要耕地,能从宏观上划定重要耕地,确定哪一区域为重要保护区,不能从微观角度具体的分析哪部分为重要耕地具体保护,所以,为了具体的划定重要耕地,要以小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康平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图2可以看出,康平县一级保护和四级保护面积相对较小,而二级和三级较多,面积较大。保护区域划定时,两个极端数量较小,中间级别数量较大,统计的结果符合实际。统计共分四个级别,各级别的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级别,综合评价分值为>1.9,主要分布在两家子乡和东升满族蒙古族乡。这一区域耕地面积共有13169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3.38%。本级别耕地面积不大,但是自然质量高,耕地的实际产出能力高。这类耕地主要分布于平原地带,光热条件好、土壤水肥状况及利用系数较高,是康平县耕地粮食生产的高产稳产区。这些区域划为康平县一级耕地保护区,为了完成沈阳市等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应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占用,实施重点保护,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现代规模高效生态农业,同时要保证农民的经济收入,以调动他们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第二级别,1.6

第三级别,1.3

第四级别,综合评价分值≤1.3。这一区域主要分布在康平镇和海洲窝堡乡。这一区域耕地面积共有11048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1.22%。该区域耕地面积不大,生产能力很低,该区域经济不发达,农业投入少、生产条件差,耕作粗放,产量较低,是全县粮食生产能力最低的地区。发展经济,改善粗放的耕作条件,是提高该区产量的主要方法。

3 研究结论

(1)本文分别以沈阳市2010年的土地数据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耕地潜在生产能力、农业投入能力和农业产出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耕地保护级别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评价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分析,采用综合评分的方法确定评价分值,将综合评价分值划定为4个级别,并据此将耕地保护的区域划定为4个级别,为建设占用耕地项目选址等土地利用行为与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提供了依据。

(2)根据耕地保护等级的划定,结合数据的计算和分析,把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确定为重要耕地,应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占用,实施重点保护,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现代规模高效生态农业,为地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保障。

(3)三级保护耕地和四级保护耕地在耕地总量中占据很大比重,所以也需要提出保护的措施与方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土地整治等手段改善土地自身情况,提高土地质量,加大经济投入,发展现代规模高效生态农业。

本文耕地保护研究是在耕地生产能力核算基础上,综合采用耕地生产能力、农业投入能力、农产品产值水平多项指标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划分耕地重点保护区,确定耕地保有量与保护级别,这样不但保护了优质的耕地,而且通过耕地保护区域的划分,明确并突出了不同行政主体的保护职责,科学性更高,可行性更强。因此本文认为通过明确不同行政主体进行划分耕地保护区与规划修编思想并不矛盾,而是对耕地保护实质即生产能力的更深层次的揭示。

4 讨论

(1)由于农用地分等、耕地资源数量和空间分布一系列成果的基期年、基础数据和相关图件等有一定的差异,研究空间尺度太大,有关图件比例尺小,对于叠加分析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和局限性,导致最终评价的相关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

耕地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 保护性耕作 长效机制 实践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 S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1-0211-01

引言

周至县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总面积297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0.43万亩,是西安市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属一年两作地区以小麦、玉米为主。2007年以来先后承担省部级保护性耕作示范项目,项目实施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县保护性耕作示范区面积7.85万亩,推广辐射面积达15万多亩,占全县粮食种植面积的39%。通过保护性耕作项目的实施,秸秆粉碎还田、浅旋、机械深松、免耕播种、高效植保等农机化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充分显现了保护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培肥地力,减少生产工序,节约作业成本,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为农民年节本增效2160余万元。

一、建立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的必备条件

1.成熟的技术模式和合理的工艺路线

我县区域内耕种条件参差不齐,西宝沿线土地平坦,水利条件好;西南为丘陵地形,土层厚实,水利条件差;渭河沿岸水利条件好,土壤中含砂量较高。针对不同的耕种条件,我们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中建立多个对比试验测试点,进行多种技术模式的对比试验研究,最终探索出了适合我县不同土壤结构作业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最佳技术模式和工艺路线:

西宝沿线:小麦机收—(地表处理 +免耕播种)—田间管理—玉米机收—机械深松—免耕播种—田间管理

西南丘陵:小麦机收—高留茬—玉米硬茬播种—田间管理—玉米机收—秸秆还田—机械深松—小麦免耕播种—田间管理

渭河流域:小麦机收—玉米免耕播种—田间管理—玉米机收—秸秆还田—小麦免耕播种—田间管理

2.优质的保护性耕作机具

保护性耕作机具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有效保障,我县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项目积极做好保护性耕作机具推广工作,采取宣传培训、作业演示,对比试验等方式使农民充分认识保护性耕作机具的作业优点,乐意采用保护性耕作机具作业。近年来新增秸秆还田机781台,玉米免耕播种机472台,小麦(玉米)两用免耕播种机154台,深松机30台,高效植保机械2710台(件),为保护性耕作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具保障。

3.良好的经济效益

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农户与机手是否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建立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的关键。在项目实施初期针对农户不愿使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机手没有足够的作业量,为提高机具利用效率,我们积极争取乡镇、村组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组织开展联片耕作,通过联片耕作比分散作业提高工效3倍,作业周期缩短3—5天。通过六年来对小麦、玉米两茬轮作周年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平均小麦亩增产15—20公斤,节省工序作业费用35-60元/亩;玉米平均亩增产17公斤,节约工序作业费用50元/亩,亩节本增效144元左右。

二、如何建立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

只有广大农户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积极主动的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那么,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就能够健康发展。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建立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需作好以下工作:

1.实施项目带动

通过建设项目示范区,确立当地的主推技术模式和工艺流程,确定适合当地的成熟机型,培养实施推广技术的技术人员和农民队伍,为大面积的推广应用积累经验;根据农民的认识变化,在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支持重点,依靠农民实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创办试验示范区,向农民宣传示范,让农民逐步掌握保护性耕作的核心技术和操作要领,看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实施效果和经济效益。

2.抓好宣传培训

做好宣传工作是扩大保护性耕作影响和提高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搞好技术培训是保证实施效果的重要保证。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农民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转变农民传统耕作观念,树立科学种田意识。注重加强对农民的培训,让机手熟练掌握保护性耕作技术要领和机具操作规程;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作业中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3.坚持农机与农艺相结合

在借鉴国内外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必须针对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种植制度、经济水平,开展适应不同类型区、不同作物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病虫草害防治方法、配套机具等方面的试验创新,逐步解决当前示范推广中的机具、植保、水肥高效利用、技术模式等瓶颈问题,坚持农机与农艺相结合,加快技术的组装、集成、配套和示范,不断创新和完善技术体系。

4.强化生产管理

在实施保护性耕作项目过程中,要积极与农技各部门协作,安排专人做好土肥、苗情、墒情、病虫草害的监视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分析、研究,及时制订技术指导及防治方案,由村民委员会组织群众按要求进行生产管理和及时防治,做到配方施肥、科学管理、综合防治,从而减少农业生产费用,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生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结论

保护性耕作长效机制的建立是个较漫长的过程,目前,影响长效机制建立的关键因素是农民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因此,当前政府行为仍应占主导地位,也就是借助行政力量的督导作用,资金的引导作用,技术推广部门的技术支撑作用,建立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的长效机制,健全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使农民和农机手在利益的驱动作用下,能够自觉长期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参考文献

[1]张永斌,吕新民,张勋.关中地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J].农机化研究,2010,32(3).

耕地保护论文篇9

关键词:土地资源,法律制度,耕地保护,土地登记

 

一、我国耕地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

(一)耕地整体素质下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加快,耕地总量的增加是困难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减少,更糟的是耕地整体素质趋于恶化:优质高产农田在减少,劣质低产农田在增加。论文格式。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资料,中国位于城镇郊区和村镇周围的耕地减少2/5,有些地方甚至超过3/5,这些区位的耕地通常都属于优质高产田。

(二)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从合理开发的角度看,在0.35亿公顷成片荒地中,约有0.133亿公顷可作为耕地用,按垦殖率60%计,可净得耕地800万公顷,后备耕地严重不足,甚至难以弥补现有耕地的损失已基本成为事实。并且宜耕地0.133亿公顷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极易受风蚀、沙化、盐渍化和潜育化影响,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三)耕地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较小

建国50多年来,中国耕地统计面积累计减少4273万公顷,扣除开荒造田的2633万公顷,耕地净减少1640万公顷。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耕地占用不可避免,加之后备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中国耕地总量和人均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进一步下降,中国耕地总量和人均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减少,必将加重本已紧张的人地、人粮矛盾,直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耕地资源恶化的原因

(一)认识原因:

认识到耕地保护重要性的主要以学术界和中央有关部门为主,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迫切性,更不知道保护耕地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一样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论文格式。值得注意的是,也存在不少政府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将发展城市经济和保护耕地对立起来,缺乏保护意识。另外,我国的耕地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民来说,失去耕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在我国还不能将失去耕地的农民很好安置的情况下,现在的征地补偿不足以让农民安身立命,社会成本很高。考虑耕地的这许多功能,将包括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它的产出价值都算在征地成本中去,提高征地的经济成本,从而保护耕地。

(二)深层次原因:

(1)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与新《土地管理法》相配套的各种单行法律还欠缺或不够翔实完善,使全国土地管理工作缺乏很好的法律依据,对各级领导部门、单位和个人的约束力不够,不能很好指导操作。如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用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既可以是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民委员会,还可以是乡镇农民集体等等,这种土地所有权产权界定不明晰,产权主体模糊的直接后果,会造成土地保护、监督上的乏力,集体对耕地保护非不为,而是不能为,无权为;如仍缺乏土地征用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致使征地权力的滥用并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农用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导致耕地大量损失。(2)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念。现在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城市扩张,而不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政府官员的耕地保护的积极性难以提高。 三、关于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法律思考

我国对耕地进行保护的主要法律有《环境法》、《刑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更多是从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的权属问题进行规定。但对具体实施则比较笼统。如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对耕地保护的一些特殊制度如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与审批、节约用地与耕地、土地整理与开发生产区相结合制度等,只规定了制度而对具体的实施没有应对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因此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配套的各种单行法律,如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权利、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登记、土地征用、耕地保护、土地保护、土地租税、土地监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且这些配套法律应目的明确,针对性强,条目内容详细,便于实际操作。一旦这些土地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就应作为全国土地管理工作的依据,成为约束全国各级领导部门、单位和个人的统一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快土地管理立法工作,建立以新《土地管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下的土地法律体系。

四、完善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法律制度

(一)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我国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十分紧张的国家,当前,我国的经济又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征用土地是土地管理的一个经常性工作,尽管《土地管理法》对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但修改后的土地征用制度在征用目的、补偿标准、征地程序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补充和完善。论文格式。因此,征用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农地基准地价为基础测算征地补偿,提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标准,调整征地过程中政府、用地单位和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利益分配关系,加上规划、计划等行政管理措施,有利于建立保护耕地,高效利用土地的制约机制。

(二)完善土地整理制度

在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的前提下,土地整理力争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并重,保证补充的耕地质量不下降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使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不仅仅是数量的平衡,而是数量和质量的双平衡,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能制定出相应得可操作的土地整理质量标准,使土地整理质量的提高有章可循;其次,应对整理增加的耕地进行地力鉴定,凡是对整理对象的土地其适宜性评价不宜用耕地的土地,政府部门不应投资对其进行整理;凡是通过土地整理用作补充耕地的地力或耕地的总生产能力与已占用的耕地不相对等的,政府部门在验收时坚决不予验收合格。

(三)污染综合防治制度

污染综合防治制度强调队土壤的综合治理与保护,这实质上是一项严格的许可准入制度,要求利用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洁净的原材料和有效的污染防治手段,同时对生产者的生产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对耕地保护最大的一块是农村土壤的污染防治和保护,这要求对耕地生产者实施严格的管制,特别是对农药化肥的生产者进行控制,鼓励支持企业提高技术,生产无害得制品,鼓励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因此加强“三废治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防止农田污染是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必不可少的措施(四)建立检查考核制度

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土地管理职能,强化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特别要加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职能,树立规划的权威性,省级土地管理部门每年要将本地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情况向国务院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报告,要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领导责任制,把完成耕地保护和节地挖掘指标的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1]郝晓辉,《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00年,174页

[2]叶枕,《完善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走城市化与耕地保护并重之路》,载民主法制综合网

[3]钟京涛,《我国土地立法评价》,载于《国土资源管理与科技》,03-07-05

[4]戈华清,《西部地区土壤保护法律制度分析》,2002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

耕地保护论文篇10

关键词:比较优势;区域协调发展;利益互动机制;耕地保护;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耕地资源极其匮乏,人与地的矛盾日趋尖锐,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均耕地数量少、空间分布失衡以及耕地总体质量差。其中:中国大陆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39亩,低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在全国2800多个区县中,已有600多个县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全国90%以上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人口、工业也都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现有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耕地不到40%,有将近亿亩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需要逐步退耕,约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同时,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中也“占优补差”而导致耕地总体质量下降。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国内耕地急剧减少。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表明,1996年以来的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240万亩;以2005年的18.27亿亩为基点, 到2020年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那么在未来十几年间允许的耕地净减少量不得超过2700万亩,平均每年减少不应该超过193万亩,参照以往耕地占有量的经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要实现耕地保护的这个总体目标极为困难;同时,污染问题也成为保护耕地的重大障碍,因土质、水质以及空气受到污染必然会导致耕地质量的降低,甚至还使耕地丧失功能,从而使耕地数量减少。事实上,这部分耕地减少在数据统计方面比较困难,也使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隐含了更多的不利变数。如果再加入人口变量,人地关系形势更加严峻。

显然,耕地资源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近些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成果。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对耕地保护问题的研究源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但近年的研究转向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区域土地资源配置、耕地保护制度创新等问题上,如:黄贤金等(2001)、艾建国(2003)、谭永忠等(2005)结合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实施的效果,从不同角度指出这一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带来的影响;刘兆顺等(2005)分析了中国耕地总量平衡政策的缺陷,指出实现耕地的异地占补平衡是中国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有效措施,并具体分析了异地占补平衡的运行机制。在耕地保护制度构建和创新问题上,曲福田等(1998)结合西方农地保护的制度与法规,探索了中国农地保护与管理制度体系,并对与此相关的农地产权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整理等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翟文侠等(2003)计量分析了1984—1999年间中国耕地保护政策运行效果,从而为进一步增强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依据;吴次芳等(2002)从经济、政治、法律、管理四个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的制度因素,从而提出了完善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构想;梁振杰等(2004)、肖顺武(2006)对完善中国当前耕地资源保护法律制度

作了探讨,提出构建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想;张效军等(2006,2007)探讨了建立耕地保护的区域补偿机制;刘友兆(2001)、蔡运龙(2001)、钱忠好(2002)、曲福田等(2004)还研究了农业结构调整与耕地保护、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等问题;陈志刚(2002)以江苏省为例,从比较优势与区域耕地总量、土地利用的关系入手展开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当地耕地保护的有效的结论;姜开宏等(2004)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以江苏省为例,研究了区域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

在对国内文献进行综合回顾中我们发现,国内对耕地保护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全面的,研究成果的循序渐进性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过相关研究的成果也比较零乱,有“理论丛林”之感,鲜有把耕地保护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之下,因此,大多数学者仍未能脱离单纯性的耕地保护思路,还没有摆脱习惯修补式惯性思路的束缚。即使在关于耕地保护的制度设计问题上,几乎很少有人考虑如何突破中国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框架去进行制度创新。可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如何突破以往研究的思维框框,从耕地、人口、区域的关系进行解构,从一个全新视角探讨耕地保护制度的构建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开展区域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问题的互动研究,探讨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的互动机制、

互动发展模式,实现经济与耕地保护“双赢”的切合点,寻求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命题的解决途径,这既符合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又与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架构的基本要求相一致。

有鉴于此,本文在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及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重点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创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区域利益的互动机制,以耕地制度创新来实现中国耕地保护、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等多重目标。

二、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及其效应分析

当前,中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耕地保护压力,主要体现在: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耕地数量严重不足、质量下降,而且耕地流失势猛,已经危及到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弱化了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新圈地”特指中国分别于1984年前后、1994年、1998—2003年出现过三次大规模“圈地”高潮。[ZW)]现象屡禁不止,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走形;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现象尤为突出,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食品安全压力,国家粮食安全受到挑战和威胁;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且开发潜力较小,有限的耕地资源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的渴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等等。可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党和政府根据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量不足的基本国情,为满足当前和未来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基本的制度框架

耕地保护制度是围绕着耕地保护目标的一些法律法规、管理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是耕地保护制度的基石,《宪法》(2004年修正)第九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十一条第5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些条款确立了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和法理基础。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的设立以及《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标志着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框架的基本成型。目前,中国有关耕地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等一些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以及1999年以来连续下发的一些相关重要文件。

概而言之,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线,遵循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严格实施土地用途、强化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及加强土地执法监察的基本原则,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农用地转用审批制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耕地保护法律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中国耕地总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统一。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见图1。

(二)制度效应分析

出于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国内耕地资源相对稀缺性的考虑,自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及其政策措施,如严格的耕地占用审批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占补平衡”等制度及政策措施,近年来已经显现政策效果,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变化情况得到反映,具体数据参见表1。2001—2008年的8年间,全国耕地年净减少全国耕地净减少量为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耕地等因素引起的耕地减少量与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耕地增加量的差值。分别为61.73万公顷、168.62万公顷、253.74万公顷、80.03万公顷、36.16万公顷(542.4万亩)、30.7万公顷(460.2万亩)、4.07万公顷(60万亩)、1.27万公顷(29万亩),在这些年份的耕地减少量中相当一部分主要是由于政府加强了退耕还林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的缘故,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耕地减少速度呈现急剧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0.03%降到2008年的0.01%,使耕地减少的势头得到明显的控制;来自于对全国各省(区、市)耕地“占补平衡”的达标情况的检查,1998年全国达标17个,1999年24个,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几乎都实现了省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

数据对比分析表明,伴随着上个世纪末以来的非理性的三次“新圈地运动”,耕地总量经历了一个高速的锐减时期,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中国的耕地总量为19.51亿亩,2006年则下降到18.27亿亩,10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24亿亩,年均减少1240万亩;而自2005年以来,特别是在政府加强了对耕地最严格的保护之后,耕地减少趋于明显减缓,如,2008年耕地总面积为18.2574亿亩,耕地净减少仅29万亩,耕地变化幅度仅0.01%,参见图2。

(三)制度缺陷的内生性

自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来,中国虽然在保护耕地上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使全国耕地总面积目前仍没有突破18亿亩的保护底线。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耕地减少的速度得到了延缓,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杜绝和遏制,即使按照目前的低速度,突破警戒线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事实上,加快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急剧膨胀的人口、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频繁的自然地质灾害以及目前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政府启动的4万亿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所涉及的七大领域无不需要土地的有效支撑,这些投资项目将有可能催生出新一轮的圈地热。等因素成为中国保护耕地的主要障碍,进而会加剧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的脆弱性,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又弱化甚至扭曲了中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这些都充分暴露出中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的缺陷。

1.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配置包括耕地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正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也日趋合理。但问题是,由于各地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加上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不同步,因此,各地所面临的土地资源稀缺程度及压力也不一样,这就对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提出了挑战,显然,以县级以上政府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单位的“占补”平衡耕地占补平衡是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制度安排,将导致各地区在耕地保护方面以邻为壑,既不利于发达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和区位优势,也不利于欠发达地区加强耕地资源开发,发挥其土地资源优势。

2.阻碍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行耕地保护制度强调全国耕地总量目标和区域性耕地保护责任单位,没有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耕地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忽视了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中国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环渤海湾地区中的一些省、市,由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也较大,要实现本区域内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目标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模式导致了福利的流失和低效的制度运行,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在确立地区发展规划和实施经济产业布局时顾虑重重。有研究表明,中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不利于构建区域间的利益互动机制,也不利于区域之间利益“双赢”和成果“共享”。

3.扭曲了耕地动态平衡机制。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创立初衷就是通过确保各个区域内耕地的总量和质量,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地总量、质量和结构的动态平衡。事实上,在具体运作中发现,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及其后备土地资源不足甚至于枯竭,因此,一方面对耕地有强烈的渴求,但另外一方面却存在“无地可补”,通常一般选择“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近补远”来应付考核;同时,对于欠发达地区则往往面临“无钱开发”的窘境,最终使其潜在资源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制度安排最终不仅使得全国耕地动态平衡目标难以真正地达到,也使全国耕地质量水平下降。

此外,现行制度还存在着不健全、不配套以及执法不力等问题,难以遏止的“大学城热”、“开发区热”、“高新园区热”,“化整为零”的报批方式,等等,已经充分地暴露出现行制度的缺陷。

三、基于区域利益互动的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框架

(一)区域利益互动机制的基本内涵

当前,我们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要求,这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建立互动机制提供了发展机遇。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内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耕地保护方面的合作机制,关键是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建立起多维的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机制,这样既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显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已逐渐成熟,市场正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借助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东部的富余资金、技术与中西部丰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全方位整合,通过制定适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发挥区域间利益互动机制的功效,在保持国民经济总体较高增速的同时,着力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东中西部以及区域内部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互动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区域之间互利为目标,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关注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良性的互动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区域间各利益主体以互惠互利为宗旨,从动态的、开放的、全方位的良性角度纵横联合、相互合作、协同发展,促使资源、知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流动和扩散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优化配置与整合,形成促进、诱导、反馈激励效应,最终达到区域增值创新、协调“双赢”的跨越式发展目标。这是一种强调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相结合的动态协调发展战略。这种新型发展战略使得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既能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实现各区域的协调互动、共同发展。 由于在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以及产业优势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以及各区域内部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也为开展各层次的区域互动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合作基础,因此,在耕地保护方面构建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多维利益互动机制有着良好的前景。事实上,国家实施“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等战略性工程既有力地说明了区域发展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也为耕地保护的区域利益互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如何实现区域优势的互补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如何促进公平与效益的有机结合,理应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焦点问题。

(二)从区域利益互动发展实现耕地保护:一个新视角

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禀赋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一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人口密度大,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这一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激化了该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耕地资源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相应地,中国中西部地区虽在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相对落后,缺乏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及其人才等基础性平台,但却拥有丰富的土地及耕地资源;同时,各省区内部在土地资源优势上也存在不均衡,这就为各省区内部以及省域之间在耕地保护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利益互动机制提供了现实条件。因此,区域互动发展将有利于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和利益互动,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中国东部地区由于过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压力,土地及其耕地已经成为该区域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如何突破制约,有三条基本的现实途径本文审稿专家提出:是否在本文中提出人口迁移的思路,即通过人口迁移缓解区域的人地矛盾,最终实现区域人地资源的均衡状态。这是一个“固地流人”新思路,作者深受启发,但由于涉及问题较大,作者考虑将另撰文专题探讨,借此感谢匿名审稿专家。[ZW)]:一是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合理优化布局,在东部地区建立土地集约型的产业布局,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要发展土地密集型的产业,立足市场实现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共享;二是通过东部地区的产业西移,实现产业的东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既缓解了东部地区的耕地压力,又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东部地区可以在国家耕地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允许有一定的耕地占用指标的浮动空间,其所多占的耕地指标可以利用市场交易的方式从中西部地区购买,中西部地区可以由此获得耕地开发的补偿,通过这样的利益互动机制,中西部地区既享受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获得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显然,前两条途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常见的,与此相比,第三条途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摆脱了耕地资源不动性特点的束缚,突破以往耕地保护狭隘的视角,实现了耕地保护在更大区域范围的合作,通过构建耕地保护的利益机制,既可以实现确保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总体目标,又实现了区域产业优势的合理布局和提升,还能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全面推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从区域利益互动角度探寻新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和市场化改革三个目标的统一。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区域利益互动,形成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良性互动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在耕地保护方面实现区域统筹发展与优势互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制度创新丰富了互动发展观的内容。

(三)基于区域利益互动的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创新

我们注意到,对现有耕地保护制度的简单修补无助于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与耕地紧缺的矛盾,也难以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国家耕地保护相统一的目标。究其根源在于,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变革思维并没有真正摆脱原有行政区划观念的束缚,只是强调单纯的耕地保护问题,一味地追求保护耕地数量、质量的硬性指标来安排耕地保护制度。这是传统的固守耕地的做法,它必将造成耕地保护制度改革方案的片面性与冲突,从而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耕地保护诉求,也有悖于我们当前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初衷。因此,要统筹兼顾耕地保护目标、区域经济协调和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耕地保护制度进行彻底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创新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以政府耕地保护的基本规划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功能,立足于各地区的产业及其资源优势,通过构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多维的区域利益互动机制,实现耕地保护总体目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统一。

1.加强政府在耕地保护中的调控作用。政治家基辛格曾言: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人类。耕地作为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的战略性资源,同时,耕地资源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以及不动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市场在面对耕地资源时会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看得见”之手在耕地保护中进行调控成为必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调控不是通过行政规划固化现有的耕地资源的非均衡分布,而是通过对国家耕地资源的科学合理规划,完善耕地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严格耕地用途及其转用的审批,加强对耕地占用进行执法监督,通过激励制度强化人们的耕地保护意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确保耕地目标的实现。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耕地保护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耕地保护的实质就是合理配置和利用耕地资源,耕地保护也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作为配置资源或要素的手段,市场机制有着较强的渗透性,其利润标准能够摧毁各种障碍,因此,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有助于打破现有的区域行政性界限,以经济区域来整合包括耕地要素在内的各种资源。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使各主体的经济利益通过交易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基于区域利益互动的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创新就是要通过建立区域之间的利益纽带,实现资金、劳动力、耕地等资源在全国的合理配置。

3.建立多维的区域利益互动机制。区域利益互动机制有助于各区域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以便于突破区域内部资源的限制。因此,建立各区域在耕地保护上的利益互动机制,实质上是通过区际耕地资源和要素的移动和重新配置,变静态耕地保护为动态耕地保护。该机制将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耕地保护的目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其多维性体现在该利益互动机制省域内部的各地之间、省域之间、大经济区域之间、三大经济带之间以及彼此交叉的利益纽带关系。

4.实现耕地保护、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统一。通过区域利益互动机制,可以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进行耕地占用指标的交易,确保国家在耕地保护目标总量和结构上的动态平衡;通过该机制,各地区可以合理布局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各地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通过该机制,有助于完善中国的市场体系,将耕地资源纳入到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中正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产业布局日趋合理,各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同步以及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对中国现有的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单位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出了挑战。显然,政府绝对不能在全国用整齐划一办法来解决耕地保护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区域利益互动机制对现有耕地保护制度进行创新,使其既保证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又能确保全国耕地总量的稳定,既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其经济成果在更大地区获得共享,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构想的题中之意。为此,政府需要加强以下方面工作:

1.科学合理地制定耕地保护的长远规划。根据国情,科学确立耕地保护的总量和结构目标;结合各地实际,合理制定各省区耕地总量指标指导性的浮动限度;科学设置耕地质量的评价体系,确保耕地质量的改善;完善耕地保护的行政法规,落实耕地占用的执法监督,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强化全社会保护耕地的意识。

2.加强市场机制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将耕地保护任务和指标市场化,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交易原则,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提高耕地保护效率。

3.完善耕地保护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要在实施耕地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基础上,给地方政府合理的自主权,以便其发挥耕地保护的积极性;要对耕地保护的区域合作加强引导,通过设立专门转移账户制度,确保区域之间利益互动关系的顺畅。

此外,要完善耕地保护的配套政策,为区域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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