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农民范文10篇

耕地农民范文篇1

关键词：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其中城镇老年人口3180万，占城镇总人口的6.30％，农村老年人口为5631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7.35％，农村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是城镇人口的1.7倍，老年人口中有64％居住在农村。因此，当前中国养老问题的真正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个人劳动收入，丧失劳动能力时才依靠儿女供养，生活保障主要依靠土地等生产资料。其中以耕地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数量最多，且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占有的社会资源很少。同时由于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平，使得以耕地为主的农民生活日益窘迫。本文以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为切入点，拟按照低水平、广覆盖和可持续的方针，对适合耕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思路进行探讨。

一、耕地农民及其养老保险现状

(一)耕地农民的界定。耕地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拥有农村户籍且长期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的农村劳动力。耕地农民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户籍在农村；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河流、草原等天然资源；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活动。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对耕地农民做精确的统计比较困难。因为统计面上的农业从业人口常常包含那些长期或短期在外打工的流动人口。根据相关学者的估计，1999年乡镇企业职工约为1.4亿人，流动人口约为1亿人，两者相加为2.4亿，如再加上其无劳动能力的直系亲属，这一数据将达到3亿。从总计8.07亿农村人口扣除，则耕地农民数目约为5.0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总规模的62.5％。2001年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从业人员”项目下的普查数据表明，2000年全国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约为5.19亿人。在全国各省区中，农业从业人员超过l000万的省份有20个；农业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的省份有11个；而农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的省份则只有6个，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四川，其中山东、河南与四川三省的农业从业人口甚至超出了4000万。

(二)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农村还未真正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于1986年开始探索。1991年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开展了建立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向商业保险过渡。1998年，农村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转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开始进入清理整顿阶段，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2002年。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下降，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在这一阶段，耕地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和效果更加不理想。具体表现在：

1.参保的耕地农民少。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这种以个人储蓄为主的完全积累模式近乎于商业性养老保险，偏离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时的本质要求。其最大弊端是能参保的多是有收入保障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而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往往被排除在养老保险之外，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使得该制度既无法体现社会保障性质，更无法体现济弱扶困的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态度、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及其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所在地的经济实力等，均会影响其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参保农民的工作业态细分，以村干部、民办教师、农业大户等收入稳定、收入水平较高或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参保居多，而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参保较少。

2.耕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低。对大多数的耕地农民来说，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非现代化和农业收入的水平较低，这部分人大部分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老体弱者，除维护家庭的日常开支和必要的教育、医疗外，其用于养老的积蓄极其有限。现行保险费征缴实行的是低标准、多档次，从2元到20元分为十个档次，由农民自由选择。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政府推行中的问题，加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最低档次。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低下，农民可支配的收入更少，所以针对各地现行的大多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投保大多选择缴费基数低、缴费额度小的档次，这直接导致农民年老时所领取的保险金少，根本无法满足农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障碍

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认同度低，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以致良好意愿难以实现，农村养老保险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养老观念影响深远，耕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社会保险的使用价值是分担的，作为公共品，不存在排他性和可让渡性，每个人都有使用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险体系外。当时的原因是认为农民拥有了国家给予土地的使用权，从而获得了土地保障。因此，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目前中国的养老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在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在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主，自养为辅，社会养老次之。有关资料显示，从农村年轻人对自己将来养老问题的打算来看，94％的农村青年人希望将来在家中养老，72.2％的青年人希望将来依靠子女养老。可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起主要作用。

(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耕地农民参保能力不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1979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602元的水平相比，2007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已达到4140元，提高了近6倍。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且绝对水平也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和子女教育费用支出之和甚至大于其总收入，这就使得农民存在收不抵支的现象，根本无力缴纳保费。另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农业收入较低及城市生活的影响，年轻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更加具有非农转化的趋势，外出打工的人以年轻人为主，外出流动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并且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学历以上者的占比为59.5％，比全部调查对象的比例高出16％。因此，留在农村务农的往往是一些文化水平低、年纪较大的农民，这一群体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对养老保险有迫切的需求。因此，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耕地农民属于农村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参保能力明显不足。

(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低，转移支付能力弱。无论是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的实践都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城镇，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保险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而在农村1991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集原则。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保险的社会公平性原则，实际上是农民个人的养老保险或理解为农村居民的个人储蓄型的养老保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对以耕地为主的农民而言，更加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为例：投保对象应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乡镇企业对职工及其他人员的集体补助，应在缴纳所得税前按允许扣除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最高不超过17％)提取并税前列支，意在调动农民加入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但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很少在乡镇企业工作，并且集体经济不断萎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级三项提留，大部分村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加之债务包袱沉重，无力对农民养老保险进行补贴。从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调研的情况看，得到集体补助的主要是村干部、民办教师，而普通的耕地农民很少得到补助。’

(四)农村保险制度存在缺陷，经营管理状况不佳。农村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障范畴，需要政策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显然对此考虑不足。政策层面，尽管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出台了各种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但至今10多年没有明确的调整和完善，在保险费缴费方式、管理机构经费保障、保险基金运营管理、养老金的计发办法等方面，都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国家支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相比，形成巨大反差。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农村养老保险机构依靠按保费一定比例提取的管理费难以维持运转，养老金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加之参保农民少，收缴保费少，提取管理费少，养老金收益少，陷入机构难运转、业务难开展、兑付难保障的恶性循环和尴尬境地。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

(一)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构建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殊性。按照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就是相当不易的成绩，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很难低于9％，城乡差距将继续扩大。因此，制度构建时要综合考虑耕地农民与企业职工参保的不同特点、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地方财政支持的承受能力等诸多因素。耕地农民数量大、收入不稳定，因此，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应从制度构建上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更优惠，要体现国家财政的作用，要将游离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之外的全部农村居民纳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保费标准的合理性。设计的保费标准要与耕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匹配，避免形成农民参保动机上的瓶颈。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核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养老金计发标准是国际通行做法，既是考察现阶段参保人员缴费能力的标准，也是今后参保人员养老生活保障水平的参考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考察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的缴费能力和生活保障水平。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方式可由个人账户资金和财政补贴的统筹账户组成。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原则上按照预期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高于本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规定农村社会养老金的缴费率，确定缴费金额，并根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该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变化做相应调整。在个人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自身劳动贡献差别。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缴纳保费的灵活性。保险费的缴纳要体现灵活性，可按月缴纳，也可按年缴。财政补贴账户设计类似城镇居民的统筹账户，财政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并记入耕地农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账户。政府应承担耕地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费用。中国城镇养老保险管理费用是由国家财政列支，同样，耕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费由国家财政列支才更能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同时也有利于将来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设立农村养老金待遇调整储备金。各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消费指数、物价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因素，制定本地区待遇调整方案，合理安排专项资金，作为调整储备金，用于对参保的耕地农民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进行调整。

耕地农民范文篇2

关键词：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其中城镇老年人口3180万，占城镇总人口的6.30％，农村老年人口为5631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7.35％，农村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是城镇人口的1.7倍，老年人口中有64％居住在农村。因此，当前中国养老问题的真正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个人劳动收入，丧失劳动能力时才依靠儿女供养，生活保障主要依靠土地等生产资料。其中以耕地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数量最多，且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占有的社会资源很少。同时由于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平，使得以耕地为主的农民生活日益窘迫。本文以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为切入点，拟按照低水平、广覆盖和可持续的方针，对适合耕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思路进行探讨。

一、耕地农民及其养老保险现状

(一)耕地农民的界定。耕地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拥有农村户籍且长期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的农村劳动力。耕地农民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户籍在农村；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河流、草原等天然资源；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活动。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对耕地农民做精确的统计比较困难。因为统计面上的农业从业人口常常包含那些长期或短期在外打工的流动人口。根据相关学者的估计，1999年乡镇企业职工约为1.4亿人，流动人口约为1亿人，两者相加为2.4亿，如再加上其无劳动能力的直系亲属，这一数据将达到3亿。从总计8.07亿农村人口扣除，则耕地农民数目约为5.0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总规模的62.5％。2001年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从业人员”项目下的普查数据表明，2000年全国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约为5.19亿人。在全国各省区中，农业从业人员超过l000万的省份有20个；农业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的省份有11个；而农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的省份则只有6个，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四川，其中山东、河南与四川三省的农业从业人口甚至超出了4000万。

(二)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农村还未真正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于1986年开始探索。1991年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开展了建立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向商业保险过渡。1998年，农村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转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开始进入清理整顿阶段，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2002年。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下降，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在这一阶段，耕地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和效果更加不理想。具体表现在：

1.参保的耕地农民少。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这种以个人储蓄为主的完全积累模式近乎于商业性养老保险，偏离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时的本质要求。其最大弊端是能参保的多是有收入保障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而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往往被排除在养老保险之外，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使得该制度既无法体现社会保障性质，更无法体现济弱扶困的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态度、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及其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所在地的经济实力等，均会影响其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参保农民的工作业态细分，以村干部、民办教师、农业大户等收入稳定、收入水平较高或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参保居多，而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参保较少。

2.耕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低。对大多数的耕地农民来说，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非现代化和农业收入的水平较低，这部分人大部分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老体弱者，除维护家庭的日常开支和必要的教育、医疗外，其用于养老的积蓄极其有限。现行保险费征缴实行的是低标准、多档次，从2元到20元分为十个档次，由农民自由选择。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政府推行中的问题，加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最低档次。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低下，农民可支配的收入更少，所以针对各地现行的大多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投保大多选择缴费基数低、缴费额度小的档次，这直接导致农民年老时所领取的保险金少，根本无法满足农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障碍

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认同度低，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以致良好意愿难以实现，农村养老保险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养老观念影响深远，耕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社会保险的使用价值是分担的，作为公共品，不存在排他性和可让渡性，每个人都有使用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险体系外。当时的原因是认为农民拥有了国家给予土地的使用权，从而获得了土地保障。因此，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目前中国的养老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在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在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主，自养为辅，社会养老次之。有关资料显示，从农村年轻人对自己将来养老问题的打算来看，94％的农村青年人希望将来在家中养老，72.2％的青年人希望将来依靠子女养老。可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起主要作用。(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耕地农民参保能力不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1979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602元的水平相比，2007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已达到4140元，提高了近6倍。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且绝对水平也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和子女教育费用支出之和甚至大于其总收入，这就使得农民存在收不抵支的现象，根本无力缴纳保费。另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农业收入较低及城市生活的影响，年轻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更加具有非农转化的趋势，外出打工的人以年轻人为主，外出流动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并且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学历以上者的占比为59.5％，比全部调查对象的比例高出16％。因此，留在农村务农的往往是一些文化水平低、年纪较大的农民，这一群体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对养老保险有迫切的需求。因此，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耕地农民属于农村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参保能力明显不足。

(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低，转移支付能力弱。无论是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的实践都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城镇，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保险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而在农村1991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集原则。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保险的社会公平性原则，实际上是农民个人的养老保险或理解为农村居民的个人储蓄型的养老保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对以耕地为主的农民而言，更加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为例：投保对象应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乡镇企业对职工及其他人员的集体补助，应在缴纳所得税前按允许扣除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最高不超过17％)提取并税前列支，意在调动农民加入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但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很少在乡镇企业工作，并且集体经济不断萎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级三项提留，大部分村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加之债务包袱沉重，无力对农民养老保险进行补贴。从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调研的情况看，得到集体补助的主要是村干部、民办教师，而普通的耕地农民很少得到补助。’

(四)农村保险制度存在缺陷，经营管理状况不佳。农村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障范畴，需要政策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显然对此考虑不足。政策层面，尽管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出台了各种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但至今10多年没有明确的调整和完善，在保险费缴费方式、管理机构经费保障、保险基金运营管理、养老金的计发办法等方面，都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国家支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相比，形成巨大反差。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农村养老保险机构依靠按保费一定比例提取的管理费难以维持运转，养老金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加之参保农民少，收缴保费少，提取管理费少，养老金收益少，陷入机构难运转、业务难开展、兑付难保障的恶性循环和尴尬境地。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

(一)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构建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殊性。按照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就是相当不易的成绩，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很难低于9％，城乡差距将继续扩大。因此，制度构建时要综合考虑耕地农民与企业职工参保的不同特点、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地方财政支持的承受能力等诸多因素。耕地农民数量大、收入不稳定，因此，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应从制度构建上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更优惠，要体现国家财政的作用，要将游离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之外的全部农村居民纳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保费标准的合理性。设计的保费标准要与耕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匹配，避免形成农民参保动机上的瓶颈。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核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养老金计发标准是国际通行做法，既是考察现阶段参保人员缴费能力的标准，也是今后参保人员养老生活保障水平的参考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考察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的缴费能力和生活保障水平。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方式可由个人账户资金和财政补贴的统筹账户组成。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原则上按照预期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高于本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规定农村社会养老金的缴费率，确定缴费金额，并根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该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变化做相应调整。在个人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自身劳动贡献差别。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缴纳保费的灵活性。保险费的缴纳要体现灵活性，可按月缴纳，也可按年缴。财政补贴账户设计类似城镇居民的统筹账户，财政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并记入耕地农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账户。政府应承担耕地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费用。中国城镇养老保险管理费用是由国家财政列支，同样，耕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费由国家财政列支才更能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同时也有利于将来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设立农村养老金待遇调整储备金。各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消费指数、物价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因素，制定本地区待遇调整方案，合理安排专项资金，作为调整储备金，用于对参保的耕地农民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进行调整。

耕地农民范文篇3

(一)耕地农民的界定。耕地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拥有农村户籍且长期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的农村劳动力。耕地农民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户籍在农村；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河流、草原等天然资源；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活动。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对耕地农民做精确的统计比较困难。因为统计面上的农业从业人口常常包含那些长期或短期在外打工的流动人口。根据相关学者的估计，1999年乡镇企业职工约为1.4亿人，流动人口约为1亿人，两者相加为2.4亿，如再加上其无劳动能力的直系亲属，这一数据将达到3亿。从总计8.07亿农村人口扣除，则耕地农民数目约为5.0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总规模的62.5％。2001年全国农业普查中“农业从业人员”项目下的普查数据表明，2000年全国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约为5.19亿人。在全国各省区中，农业从业人员超过l000万的省份有20个；农业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的省份有11个；而农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的省份则只有6个，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四川，其中山东、河南与四川三省的农业从业人口甚至超出了4000万。

(二)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农村还未真正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于1986年开始探索。1991年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开展了建立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向商业保险过渡。1998年，农村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转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开始进入清理整顿阶段，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2002年。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下降，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在这一阶段，耕地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状况和效果更加不理想。具体表现在：

1.参保的耕地农民少。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这种以个人储蓄为主的完全积累模式近乎于商业性养老保险，偏离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时的本质要求。其最大弊端是能参保的多是有收入保障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而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往往被排除在养老保险之外，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使得该制度既无法体现社会保障性质，更无法体现济弱扶困的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态度、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及其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所在地的经济实力等，均会影响其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参保农民的工作业态细分，以村干部、民办教师、农业大户等收入稳定、收入水平较高或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参保居多，而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参保较少。

2.耕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低。对大多数的耕地农民来说，由于目前农业生产的非现代化和农业收入的水平较低，这部分人大部分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老体弱者，除维护家庭的日常开支和必要的教育、医疗外，其用于养老的积蓄极其有限。现行保险费征缴实行的是低标准、多档次，从2元到20元分为十个档次，由农民自由选择。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政府推行中的问题，加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最低档次。同时，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低下，农民可支配的收入更少，所以针对各地现行的大多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投保大多选择缴费基数低、缴费额度小的档次，这直接导致农民年老时所领取的保险金少，根本无法满足农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障碍

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认同度低，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以致良好意愿难以实现，农村养老保险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养老观念影响深远，耕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社会保险的使用价值是分担的，作为公共品，不存在排他性和可让渡性，每个人都有使用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险体系外。当时的原因是认为农民拥有了国家给予土地的使用权，从而获得了土地保障。因此，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目前中国的养老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在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在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主，自养为辅，社会养老次之。有关资料显示，从农村年轻人对自己将来养老问题的打算来看，94％的农村青年人希望将来在家中养老，72.2％的青年人希望将来依靠子女养老。可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在相当长的时期起主要作用。

(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耕地农民参保能力不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1979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602元的水平相比，2007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已达到4140元，提高了近6倍。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且绝对水平也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和子女教育费用支出之和甚至大于其总收入，这就使得农民存在收不抵支的现象，根本无力缴纳保费。另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农业收入较低及城市生活的影响，年轻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更加具有非农转化的趋势，外出打工的人以年轻人为主，外出流动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并且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学历以上者的占比为59.5％，比全部调查对象的比例高出16％。因此，留在农村务农的往往是一些文化水平低、年纪较大的农民，这一群体的老龄化程度较高，对养老保险有迫切的需求。因此，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耕地农民属于农村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参保能力明显不足。

(三)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低，转移支付能力弱。无论是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的实践都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城镇，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保险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而在农村1991年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集原则。这严重违背了社会保险的社会公平性原则，实际上是农民个人的养老保险或理解为农村居民的个人储蓄型的养老保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对以耕地为主的农民而言，更加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为例：投保对象应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乡镇企业对职工及其他人员的集体补助，应在缴纳所得税前按允许扣除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最高不超过17％)提取并税前列支，意在调动农民加入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但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很少在乡镇企业工作，并且集体经济不断萎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村级三项提留，大部分村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加之债务包袱沉重，无力对农民养老保险进行补贴。从湖北省农村养老保险调研的情况看，得到集体补助的主要是村干部、民办教师，而普通的耕地农民很少得到补助。’

(四)农村保险制度存在缺陷，经营管理状况不佳。农村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障范畴，需要政策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显然对此考虑不足。政策层面，尽管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出台了各种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但至今10多年没有明确的调整和完善，在保险费缴费方式、管理机构经费保障、保险基金运营管理、养老金的计发办法等方面，都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国家支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相比，形成巨大反差。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农村养老保险机构依靠按保费一定比例提取的管理费难以维持运转，养老金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加之参保农民少，收缴保费少，提取管理费少，养老金收益少，陷入机构难运转、业务难开展、兑付难保障的恶性循环和尴尬境地。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

(一)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构建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殊性。按照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就是相当不易的成绩，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很难低于9％，城乡差距将继续扩大。因此，制度构建时要综合考虑耕地农民与企业职工参保的不同特点、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地方财政支持的承受能力等诸多因素。耕地农民数量大、收入不稳定，因此，耕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应从制度构建上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更优惠，要体现国家财政的作用，要将游离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之外的全部农村居民纳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二)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保费标准的合理性。设计的保费标准要与耕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匹配，避免形成农民参保动机上的瓶颈。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核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养老金计发标准是国际通行做法，既是考察现阶段参保人员缴费能力的标准，也是今后参保人员养老生活保障水平的参考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考察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的缴费能力和生活保障水平。耕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方式可由个人账户资金和财政补贴的统筹账户组成。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原则上按照预期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高于本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规定农村社会养老金的缴费率，确定缴费金额，并根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该地区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变化做相应调整。在个人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自身劳动贡献差别。

(三)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缴纳保费的灵活性。保险费的缴纳要体现灵活性，可按月缴纳，也可按年缴。财政补贴账户设计类似城镇居民的统筹账户，财政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并记入耕地农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账户。政府应承担耕地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费用。中国城镇养老保险管理费用是由国家财政列支，同样，耕地农民养老保险管理费由国家财政列支才更能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同时也有利于将来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设立农村养老金待遇调整储备金。各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消费指数、物价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因素，制定本地区待遇调整方案，合理安排专项资金，作为调整储备金，用于对参保的耕地农民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进行调整。

(四)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保险层次的多样性。制度设计的保险层次要与以耕地为主的农民发展趋势吻合，避免造成农民养老保险个性化需求障碍。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耕地为主的农民群体分化加快，一些种植、养殖的农业大户的出现，客观上要求提高养老保障标准。应发展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便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选择较高层次的养老保险，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对基本养老保险，要控制其保障水平，扩大其保障面，养老金的领取数额应高于最低保障线且低于五保户的保障水平。同时，要充分考虑耕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耕地是以耕地为主农民养老底线，应重视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养老保障功能。一要严格土地征用制度，征用土地补偿金首先用于农民的养老保险。二要建立耕地流转制度，解决当前耕地流转无序状态，耕地流转收益分配重点考虑农民养老保险。

(五)耕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要考虑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性。制度设计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来接轨问题。当前在中国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农民养老保险。如，有针对耕地农民的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针对失地农民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针对农民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针对乡镇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针对农村计划生育对象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等等。这种人为的制度分割带来很多问题。因为首先要对农村户籍人口进行身份鉴定，根据其属性将其归人某一类帐户，按照一定的参数进行缴费，这种定格式的管理模式势必引起管理的混乱；多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共存造成了制度衔接的困难，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发展。因此保险制度的构建要考虑农民的不同职业群体，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保人职业的变化，打通各类不同层次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转换渠道。设计出与老农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多种“接口”，以便参保人可根据自己的职业变换自主选择养老保险门类。

耕地农民范文篇4

一、基本情况

（一）被征地农民量大面广。到今年6月底止，全区共产生被征地农民70300人，占农民总数的34.6%，涉及除昌国街道外的14个乡镇、街道，预计可以参保的被征地农民数约为52000人。

（二）补参保任务基本完成。在20*、2007年，全区全力抓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补参保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20*年8月之前征地项目的补参保任务，实际补参保率达到99.2%。尚未办理参保手续的20*年8月之前征地项目有58个，涉及被征地农民约2100名。

（三）新的被征地农民快速增加。由于近两年我区经济开发势头迅猛，新增了许多建设征地项目，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被征地农民。20*年9月以来，新增征地项目115个，新产生被征地农民约8200人。

（四）参保享受人数急剧增加。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全区新增参保人员39031人。历年累计参保人数达46004人，约占全市参保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缴费类参保人员为72人，缴费金额为121.8万元。因死亡等原因退出参保关系的有1553人。新增享受人员15807人，享受人员总数达到19134人。其中享受养老金的45人，享受生活补助费的19089人。

（五）保障金及时发放到位。养老保障事关群众基本生活，各职能部门都高度重视，财政部门极力确保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经办机构切实做到了将保障金(生活补助费)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从20*年1月至今年6月份，财政拨款达7600万元，发放金额达7300万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生活补助费）全部实现了社会化发放。

（六）风险资金征收力度较大。20*年，区政府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风险资金征收管理办法，严格明确行政区域内各类土地的征用单位必须缴纳征地风险资金。两年多来，风险资金征收额达到10300万元，目前，已专款使用1800万元。

（七）尚未办结参保手续的征地项目较多。至今年6月底，尚未办结参保手续的征地项目有153个，涉及被征地农民8152人。未及时办结的原因：有的是风险资金未征缴到位；有的是打算待全部完成整体建设项目的征地后，再一同办理参保手续；有的是村民对参保方案存在分歧意见，使得参保对象的确定成为参保工作中的难题；有的是征地时间虽早，而且也有了批准文件，然而征地协议却于近段时间才签订完（有些建设项目是委托乡镇征地的，在征地时没有签订协议，而实际用地部门因为项目建设需要，很快在没有征地协议的情况下获得了批准文件）；有的是征地虽然已经结束，但补偿款还未发放到位。

二、问题和建议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所涉及的被征地农民面广量大，情况复杂，问题解决难度大。自20*年1月全面实施该项政策以来，区政策协调领导小组曾多次召开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专题会议，形成会议纪要6只，出台配套政策2个，解决问题25个，切实推进了工作的开展，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然而尚有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关于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被征用的耕地能否列入参保范围的问题。

市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对允许参保的征地在征用时间上予以了明确：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发生征地，并且征地后未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获得承包耕地。即最近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的征地项目才可以列入参保范畴。对于只实施过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行政村（队）来说，从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的征地都可以列入参保范畴，而对于实施过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行政村（队）来说，从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的征地才能列入参保范畴。目前为止，我区都是按照这一规定处理征地项目的。然而，也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要求，将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被征用的耕地均列入参保范畴。

我们认为，实施过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行政村（队）在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的征地不宜列入参保范畴。如果允许这类征地列入参保范畴，势必要修改政策，而且修改的是参保基本条件。首先，我区政策延续和承接了市里的政策框架，目前突破政策框架还存在诸多困难，同时要考虑与市本级、普陀区之间的平衡。其次，基本参保条件的改动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

（二）关于家庭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后，征地时未满16周岁的人员是否可以列入参保范围的问题。

由于我区大量耕地被征用，出现了大量被征地农民。在这些人中，有的家庭耕地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被全部征用。他们及其后代成为无耕地的名不符实的农民。耕地被征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对参保年龄的规定，为征地时达到16周岁及以上的被征地农民才能列为参保对象。但群众认为，政策不够合理，家庭耕地大部分或全部被征用后，征地时未满16周岁的人员也应该列入参保范围。少量失土的家庭，其征地时不满16周岁的人员待成为劳动力后还可以耕作家庭耕地，可以从耕地上得到生活保障。而绝大部分失土，甚至全部失土的家庭，其征地时不满16周岁的人员在年满16周岁后既无耕地，又无法享受养老保障，这就显得不公平。

我们认为，征地时16周岁以下的人员目前都还比较年轻，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保障是就业，进入社会后，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寻找工作，就业后可以参加更高保障层次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因此建议，对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的家庭，其征地时未满16周岁的人员，可以列入参保范围，但参保手续待其满16周岁后再予办理。

（三）关于小沙镇采用“联平”方式处理家庭承包耕地的行政村（队）1994年之前的征地是否可以列入参保范围的问题。

小沙镇部分行政村未曾实施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采用“联平”方式处理家庭承包耕地，即以队组为单位，每被征用一次耕地，所得劳动力安置补偿款在队里进行平分，然后各家庭耕地再次全队整合平分。这种方式使得每户家庭都达不到政策规定的征地后未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获得承包耕地的参保条件。为此，小沙镇针对这些村（队）的特殊情况，规定了一个参保起始时限，将征地可参保时间确定为1994年，1993年底之前被征用的耕地不进行参保申报。

原小沙镇辖区内各村（队）耕地被征用后，采用“联平”方式处理承包耕地的做法具有普遍性，但未真正实施过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鉴于情况特殊性和已有个别村将93年前被征地农民纳入参保范围的实际情况，建议允许原小沙镇辖区范围的各村（队），将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的征地视作集体流转地被征用，列入可以参保范围。

（四）关于渔业村被征用的耕地是否可以列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参保范畴的问题。

渔业村群众强烈要求将渔业村征地也列入参保范畴。经统计，2007年底，我区有在册渔业总人口15412人（区统计部门统计的渔业村人口数为12235人），有19个渔业村（队）分布在8个乡镇（街道）。16—60周岁人口数为1*57人（区统计部门统计的劳动力数为4871人）。全区渔业村原有耕地695亩（区统计部门统计数为898.82亩）。据区国土资源部门统计，已有223.25亩耕地被征用，分别是盐仓街道螺头村101.88亩，白泉镇浪西村20亩，干览镇西码头村29亩，北禅乡海峰村4亩，长白乡白马村2.8亩耕地、云龙村57.77亩、蛟龙村7.8亩。

考虑到渔业村村民性质虽属渔民，但也是大农民概念中的成员，而且被征土地属于耕地，符合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对参保土地的界定要求。同时，耕地的失去，也给一部分渔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因此，建议将渔业村征地纳入参保范畴。但渔业村地少人多，相比于农村，人土比例严重失衡。为防止出现不平衡性、不公平性，应该对渔业村征地的可参保人数有所限制。我们认为，按照本乡镇农业村的最少劳土比例为系数，核定渔业村征地的可参保人数为妥。

（五）关于征而未用耕地是否可以参保的问题。

双桥镇存在着征而未用的耕地，征用面积4343亩，征地部门与村里都签有征地协议，涉及8个村4300个被征地农民，其中有三个村（里岙村、南山村、顺溪村）的征地补偿款已经全额支付。这些被征耕地至今未被征地单位收回使用，村民仍旧在耕作，一直未能办理参保手续，群众反响很大。

应该说，至少全额支付了征地补偿款的三个村的征地是符合参保条件的。但给予参保后却不收回耕地，似乎不妥，可能会对周边农民造成不平衡心理。作收回处理，不让村民继续耕作，却又没建设项目，则会荒芜耕地。但是，若不给予解决，可能会引发群体信访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认为，可以从“符合参保条件的征地项目应该给予参保”的角度出发，将补偿款已按征地协议商定的价格发放到位的这些征地先予参保，收回耕地后可通过运作将这些耕地暂时以反租、它租等方式租赁或承包出去。这样既遂了村民的心愿，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不致使耕地荒芜。

（六）关于提高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问题。

耕地农民范文篇5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宜万铁路、沪蓉西高速公路等国家重点项目相继动工，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失地农民逐渐增多。为了解当前我市失地农民现状，市委政研室近期专题对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及城市建设导致农民失地情况及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失地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范围为宜万铁路、沪蓉西高速公路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及城市建设征地数量较大的龙凤、白果、崔家坝、白杨坪等4个乡镇及舞阳坝、六角亭、小渡船等3个城区办事处。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以上乡、镇、街道办事处因国家重点工程及城市建设而失地的农民共有7453户约24000人，共失地10150亩，户均失地1.36亩。

㈠宜万铁路建设导致农民失地情况

宜万铁路恩施市段全长65.5公里，自东向西途经白杨坪、龙凤坝、舞阳坝、小渡船、六角亭、白果、屯堡等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7个村。全线共征用耕地3246亩，涉及农户2073户，户均征地1.57亩。按照《宜万铁路恩施段土地征用安置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标准最高为8800元/亩(一类耕地)，最低为4505元/亩。目前铁路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已基本兑现到农户(仅约300万元未兑现)，共补偿资金2993.03万元(含青苗、地面附着物补偿等)，亩均补偿9221元，户均补偿14438元。其中枫香坪、白杨坪、安家堡3个火车站建设征地462亩，涉及农户348户，补偿总金额376.3万元，亩均补偿8146元，户均补偿10813元。

㈡沪蓉西高速公路建设导致农民失地情况

沪蓉西高速公路恩施段全长93公里，途经崔坝、白杨坪、龙凤坝、舞阳坝、六角亭、白果等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宜恩段经崔坝镇、白杨坪乡、龙凤镇10个村，2004年3月9日开始征地拆迁，2004年4月开工建设。该段共征用耕地1928.48亩，涉及农户1678户，户均征地1.15亩（宜恩段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最高为8800元/亩）。目前安置补偿已基本结束，共补偿资金1771.98万元。恩利段经龙凤坝、舞阳坝、六角亭、白果等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1个村，征用耕地2660.26亩，涉及农户2575户，户均征地1.03亩。该段于2005年8月20日开始征地拆迁，目前征地工作已基本结束，补偿兑现安置正在进行之中(恩利段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现未正式公布，预计略高于宜恩段)。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㈢城市建设及其它重点项目导致农民失地情况

近年来，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城区“三办”一部分农户的耕地被征用，涉及到的主要建设项目有许家坪机场改扩建、硒都工业园建设、大龙潭水电枢纽工程、忠武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湖北民院扩建、学院路改扩建等。据统计，目前城区“三办”因城市建设共征用农民耕地2315.26亩，涉及农户1127户，户均征地2.051亩，被征地农户占“三办”总农户数的5%，被征耕地占“三办”耕地总面积的5.3%。城市建设征地补偿标准普遍高于“两路”建设征地补偿标准，如舞阳坝机场改扩建、硒都工业园建设及湖北民院扩建兑现到农户的征地补偿费均为2.52万元/亩(其中安置补偿费2.32万元/亩、青苗补偿费0.18万元/亩)，另外地面附着物还有适当补偿。学院路改扩建的耕地补偿费则更高，工程建设前期征地补偿费用约3万元/亩，后期补征地的补偿费用则高达约5万元/亩。其补偿标准是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鄂政发[2005]11号)规定，我市属五类地区，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最低标准为800元/亩，按这个标准的8—10倍计算，城市非农建设兑现到农户的补偿费应为5万元左右。

二、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失地农民问题，市直相关部门和工程所涉及的乡、镇、街道办事处也千方百计做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的损失。从总体上看，全市失地农民对补偿安置比较满意，生活相对稳定。特别是居住在城镇周边，并且有经济头脑或具备一技之长的农民，他们利用征地补偿资金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生产，现金收入有较大提高。如龙凤镇三河村刘官海，在“两路”建设中被征地2.7亩，获得补偿资金2.25万元，补偿资金兑现后，刘官海便让儿子购买了一辆农用车，专门从事贩鱼；自己则进一步扩大家里的豆腐作坊，同时兼种剩下的1.5亩耕地。目前，刘官海全家的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左右，生活状况大大好于耕地被征用之前。但是，从全市总体情况来看，征地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生活失去保障的现象比较普遍。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全市7457户失地农民中，643户生活状况较好，预计年人均纯收入可超过1638元(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占总数的9%；4811户农户生活状况一般，人均纯收入能保持在1638元左右，占总数的65%；2005户农户生活状况较差，人均纯收入明显低于1638元，占总数的26%。农民失去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后，成为了“种田无地，经商无本，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社会弱势群体。

㈠种田无地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近年来，“两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征地数量大，造成一部分农民失去全部耕地或大部分耕地。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两路”建设及城市建设共征用1933户的3765.7亩耕地，被征用耕地的农户占全办总户数的14%，征地面积占全办耕地总面积的13.7%。而且，有的乡镇征地后，若干农民都失去大部分耕地。如龙凤镇被征用耕地的农户中无地农户104户，占17%；失地80%的473户，占75%；失地80%以下的55户，占8%，也就是说，被征用地农户中大部分农户都基本或全部失去耕地。从全市来看，全市7453户失地农户中，耕地被征用80%以上的农户约1490户，约占20%；被征用60%—80%以上耕地的农户约1640户，占22%。耕地被基本或全部征用后，长期以来以种田为生的农民便失去了根本的生活保障。即使耕地没有被完全征用，但剩下的耕地非常有限，仅能保证种植自食的蔬菜，难以发展规模生产，特别是征地后剩下的边角地，耕种难度大。

㈡经商无本

从征地情况来看，“两路”建设共征用耕地7834.35亩，占全市国家重点项目及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总数的77.19%；城市建设及其它重点项目征地仅占22.81%。从征地补偿来看，从“两路”征地补偿标准较低，铁路建设征地补偿最高为8800元/亩，沪蓉西高速公路宜恩段最高为8800元/亩(恩利段略高)，这些补偿费用仅为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城市建设征地补偿标准高一些，目前也仅为5万元/亩。农民土地被征用后，生活必需的一部分或全部粮食、蔬菜、肉类都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部分农民房屋拆迁安置费往往不够新修住房，征地补偿资金基本上只能满足新建(维修)住房和维持家庭日常开支，另外还必须支付教育、医疗等不可预见性支出，用于经商、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在对舞阳坝街道办事处、龙凤镇失地农民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失地农民将补偿资金用于新修或维修房屋、维持日常开支的高达60%，仅有15—20%用于经商。如龙凤镇三河村彭贤光，原承包的5.2亩土地在“两路”建设中全部被征用，住房也被拆迁。目前该户仅新修了一栋住房，但补偿资金已基本用完，剩下的一部分资金勉强能够用于一段时期糊口，无法再投入资金用于经商或发展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㈢就业无岗

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失地农民一般实行“谁征地，谁安置”的办法，但目前这种方式已逐渐被一次性支付补偿资金的方式所代替。现行自谋职业这一安置方式比较灵活，但是大部分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不强，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而我市由于经济发展不够等一系列问题，就业岗位十分有限，能够就近安排失地农民就业的岗位更少。如六角亭街道办事处征地1亩以上的农户有644户，涉及1247名劳动力。目前实现就业的有105人，仅占总数的8%；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或二、三产业的629人，占劳动力总数的50%；外出务工的248人，占19%；未就业的265人，占总数的23%。从全市来看，失地农民中的劳动力能就地或就近实现顺利就业的不到10%，约20%的农民外出打工，约45%的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仍处于半务农状态，约25%的农民在家赋闲，偶尔在附近做点散工。也就是说，全市有70%的失地农民劳动力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㈣社保无份

失地农民后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既不能享受农民的土地的保障，也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他们仅仅靠征地补偿资金维持一定时期的生活，缺乏长期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家中有困难(如家庭成员生病、残疾、年迈等)和缺乏安排的失地农民，一旦补偿资金用完后无其他生活来源，就有可能迅速转化为贫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我市有关乡、镇、街道办事处也做了一些探索。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对何功伟村1户因修建烈士陵园被征地的贫困户实行“农转非”，让其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对在“两路”建设、城市建设中征地数量较大的贫困户实行农村特困救助，目前已有约40户农户获得救助。但是从全市来看，因受到现有的政策限制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失地农民在生活、养老、医疗等方面缺乏最基本的保障。

三、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随着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一部分农业用地必然会转为建设和工业用地，但目前失地农民已成一个较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若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必将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失地农民问题，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全力建设和谐社会。

㈠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贫有所济

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出让土地，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应建立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作为推进富民强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取消政策限制，对人均耕地少于一定数量的失地农民，可自愿申请转为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后，失地农民享有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同时享有现有生产资料经营权(如少量耕地、林地等)及农民的有关优惠政策，若生活特别困难，达不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申请纳入城市低保。实行失地农民贫困救助制度，对达不到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民按月发放救助金。

㈡建立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老有所养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机制，采用政府、村集体、个人三者共同承担的方式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即从农户土地补偿费中拿一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村的土地补偿费中拿一点、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一点的办法，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从征地补偿费中划出一块，建立个人帐户，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对于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失地农民，由政府和村集体按三者之间的比例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这部分农民从征地后的下一个月即可以逐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对于男年满45周岁但不满60周岁、女年满40周岁但不满50周岁的，由政府和村集体按比例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但需达到退休年龄后方可逐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对于16周岁—45周岁的男性、16周岁—40周岁的女性失地农民，由政府和村集体为其按比例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统筹费，其余年限的费用由其自行解决(借鉴外地经验，缴纳年限可根据其实际从事农村劳动的时间，按每两年折算为一年缴费时期的方式确定，但最多不超过15年)；对于征地时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员，给其办理农转非手续，当他们达到劳动年龄后，按照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进行管理。

㈢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病有所医

从土地补偿金中列支部分资金，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医疗等形式，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帮助失地农民解决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对失地农民实行住院医疗补助，失地农民以村(社区)为单位参加，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以收定支，按比例报销。医疗补助基金的一部分由农民个人缴纳，另一部分由政府和村集体补助。失地农民住院后，年底按“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对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按比例进行报销，建立起失地农民医疗保障网，减少失地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㈣认真搞好就业引导服务工作，确保失地农民就业有岗

失地农民实现就业是最好的保障，当前必须认真抓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工作。一是加强引导教育，积极宣传新时期的新业方针、就业政策和当前的就业形势，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择业观念，积极主动地适应市场的变化，树立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和创业意识，失地土地后不悲观，而是投身二、三产业发展或开辟新的就业渠道，竞争就业。二是为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就业安置中，鼓励用地单位和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并建立使用被征地农民数量与用地规模挂钩的制度，如对工业园区建设征地的，可以规定进园区企业每使用一定面积土地后，相应安排一定数量的被征地农民在本企业就业，并签订一定年限的劳动合同；进一步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优先安排失地农民就业，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困难；鼓励失地农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个体工商经营，并在场地、贷款、税费方面给予优待；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劳务输出等就业服务工作。三是加强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培训，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劳动技能。把被征地农民纳入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范畴，常年组织失地农民进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有组织地向外地输出劳动力，千方百计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比例。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耕地农民范文篇6

[摘要]天津市试点“宅基地换房”过程中，一方面对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保护耕地等做出了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征收补偿不公、农民安置不到位等问题。要尽快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保证试点过程公平、稳定。

[关键词]宅基地换房；城镇化；市民化；保护耕地

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市率先在“三镇”(大良镇、华明镇、小站镇)“两村”(南北辛庄村、后蒲棒村)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土地变革，试验以“宅基地换房”的方式推进小城镇建设。到目前，天津市除没有农业的6个区，其他12个区县的“宅基地换房”已全面铺开。根据天津市发改委的说法，以“宅基地换房”，就是在国家现行政策的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以不减少耕地为前提，高标准规划、设计和建设一批现代化、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总量不变、质量不减、占补平衡。

据报道，天津市探索的“宅基地换房”试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赞扬的，主要是行政机关，例如，国家发改委认为，天津用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富有新意，符合我国保护耕地基本国策，有利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国土资源部把天津列为全国土地挂钩试点城市。持批评态度的，不满意的，主要是一些资深媒体记者采访的一部分当事农民。批评意见主要有：改革试点过程中工作粗糙，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有的出现强迫命令；名目是宅基地换房，实际上换的是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子，城镇房屋补偿面积太小，以市场化比较的土地增值被政府和开发商拿去太多；多数农民进城后没有工作可干，收人比过去种水稻时有较大减少；农民集中居住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以及土地增值收益怎么分配、农民如何入股等尚无具体办法；搬迁到城镇的农民如何参与原住地复垦项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如此等等。这些批评意见非常中肯，非常重要，说明了改革方案还有继续完善的必要，值得天津市领导认真吸取。

笔者完全赞同批评者的意见，如果天津市不把这些意见当成一回事，那么一个出发点好的改革就有可能酿成大错。当然如果放在全国农村改革的全局中考察，天津市“宅基地换城镇房”的改革试点，确实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一、可以复制成功的农村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所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演进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农村城镇化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但在各地城镇化实践中，许多地方都出现过依靠行政力量大力发展小城镇而不成功的案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决策层肯定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战略”后，许多地方闻风而动，把乡镇政府所在地规划为小城镇，企图利用行政中心的政治优势，启动经济发展。作为行政中心的政府所在地，要成为经济中心，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企业作为基础。笔者在中西部农村调研时，许多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规划确实很宏伟，钱花了不少，房子也盖了不少，交易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一应俱全，但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外，几乎所有的乡镇政府驻在地都没有成为经济上的小城镇，原因就在于没有经济作为基础，没有企业给予拉动与支撑。

与政府规划所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过的农民办乡镇企业、集聚村民成小城镇的模式，这一模式被学者们总结为“有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政策规定乡镇企业不准占城镇土地，于是出现了“村村冒烟”现象；另一个是国家整顿“五小企业”时，许多企业或因污染环境、或因技术含量低下而被关闭，有的则是因与国有大企业大集团公司争原料、抢市场，而被“勒令停产”。发展得好的仅仅是个别地区，例如“华西村模式”，华西村通过城镇化战略成功转型为城市，那显然归功于有一个有头脑的“当家人”，不过其经验没有推广价值。再如“南街村模式”，由于是依靠从中国农业银行累计贷款17亿多元，大办村办企业，也成为了一个小城镇，脱离了“村”的外壳和实质，但这种单纯依靠银行贷款发展村办企业从而完成城镇化的作法完全没有推广价值。

天津市“宅基地换房”的试点是一个全新的小城镇建设模式。在原有的小城镇里建盖生活设施齐全的住宅区，安置让出自己宅基地的村民，从而扩充了小城镇的人口，提升了人气，具有了外部复制的可能性。

但是，天津市试验的美中不足是，所建造的新城镇没有考虑进城农民的工作问题。事实早就证明，没有产业、企业作为基础，小城镇是“站立”不起来的。据报道，华明镇政府在规划中早就提到，未来安置区会有工业园区，这将是村民谋求新职业的主要场所。当然，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凡是有人群生活的地方，老百姓都会自发形成自己的服务体系。但是自我服务毕竟容纳就业人数不多。政府应该加快建设规划中的“工业园区”。

二、农民市民化的一条捷径

农民市民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当前，农民市民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学者们一致的看法，农民市民化对于“三农”来说，是快速减少农民数量，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可少的手段；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拉动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改变农产品价格疲软状态，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农民市民化对于城镇来说，是快速增加人口、刺激需求、活跃市场的途径；是提供稳定劳动力、尽量满足社会需求的需要。对于整个国家与社会来看，是顺应历史潮流、国家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是体现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并没有按“农民市民化”的模式推进，而是在“离土不离乡”的理论指导、“盲流”口号指责和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下，以牺牲农民工的劳动权、收益权、城市城镇居住权、社会保险权、家庭生活权等为代价的。这一“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模式。带来的是社会的极大不公平。

天津市的试验，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一方面，农民们整村搬迁到小城镇，仍然保留了“村集体”的建制；另一方面，据报道，天津市政府还从社会保障人手，多渠道解决搬迁村民的就业问题，通过增加农民的“薪金”、“养老金”、“租金”、“股金”，使农民真正安居、乐业、有保障。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搬迁农民的社会保险，搬迁农民达到规定的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可以享受到每月400元至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不但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为在城市扎根创造了条件。

但是，天津市的试点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据报道，华明家园的村民身份至今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农业户口”。由此，生活在城镇中的华明镇村民，只能叫做“准居民”。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两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例如从称谓上把“农民工”改称“新市民”。从最初排斥、歧视“农民工”，到现在逐步认可、接纳“农民工”为“新市民”，凸显社会态度的转变。天津市的村“宅基地换房”改革，如若不能在对待“新市民”的理念、态度和政策上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则是没有抓住改革的真正要义。

三、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有力保障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较少的大国，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决策层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硬”的措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18亿亩耕地红线正式成为土地管理与宏观调控的国策。

坚守18亿亩耕地，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减慢现有耕地改作非农用地的步伐。这一直是中央政府严格要求的，并就此出台了许多措施，例如大力压缩开发区数量、打击以租、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等，不过实践中收效甚微：二是新增耕地面积，问题是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可开垦的土地。因为荒地被列入林业部门严格管理的范畴，农民开荒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许多专家对能不能坚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持怀疑态度。用“十一五规划”起草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前所长张卓元教授的话来说：地方政府违法用地行为屡禁不止，如果不做出变革，18亿亩红线将很快失守。经测算，按照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五六百万亩计算，如果要守住18亿亩这一底线，2006年底全国尚存的183100万亩耕地只能支撑五六年时间。尽管建设用地和耕地均还有潜力可挖，但面对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有可能发生“撞线”。一旦撞线，将导致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与震荡，对和谐社会建设不利。

现在，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找到了一条增加耕地的有效渠道，让人鼓舞。在天津市的试点期间，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1日”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2006年4月14日，天津等五省市获得国土资源部批准成为第一批试点，“宅基地换房”项目由此获得政策支持。正如关注天津市改革的专家所说，能否真正把农民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实现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动态平衡，是宅基地换房成败的关键。天津市的有关官员也承认，复垦需要时间，因为旧宅基地是生土，要变成熟土至少需要三年。只有复垦成功了，才能说换房换出了效益最大化。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农村有建设用地24800万亩，其中80％(约2亿亩)是农民的宅基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则思路后，农民的宅基地正在成为各方力量争食的“金矿”。在此有三种思路：一是把2亿亩宅基地的一部分复垦成耕地。二是2亿亩宅基地商品化或者流转，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渠道。三是象天津市那样把农民腾出的宅基地作为城市扩张的空间。据报道，天津市宅基地换房模式是：一块宅基地征为国有，1／3的土地给农民盖楼，1／3的土地给开发商商业开发，以此收益为农民盖房，剩下的1／3政府自用，比如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等。在此，根本没有宅基地复垦的任何计划，这不能不让人大失所望。

耕地农民范文篇7

跨区域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农地转用的基本设想

1、严格执行土地“占补平衡”政策，明确规定先复垦再用地，不复垦不得用地。禁止先占后补、占优补劣。

2、复垦土地要明确要求，在一定阶段内必须复垦农村建设用地（即通过促进农村城镇化和进中心村居住，整理旧宅基及其周边附着的大面积优质农地）。这一阶段规定多长时间，由专业部门充分论证后确定。（这样做，有利于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利于降低农村公共设施配套成本，有利于农民聚居地繁肓出工商业，等等。）

3、在区域范围内，严格控制农（耕）地转用。没有先行复垦实绩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再新批建设用地指标，遏制土地资源的灾难性消耗。

4、本地区无散落民宅可整理、复垦的地区，鼓励出资异地复垦。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区配置复垦资金，促进复垦资金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流动，并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促进区域间联动发展。

5、农民旧宅基整理、复垦资金直接与建设用地出让资金挂钩，制定制度，适当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成本，并规范拆迁安置和复垦资金到帐制度，提高土地出让金中流向农村社会的比重，杜绝城市化吃土地（农民）、工业化吃土地（农民），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

6、深化土地行政部门管理体制改革，人、财、物权上进一步上收条线管理。部门领导实行任期制和轮岗制。

7、加大对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涉地问题必须严查、严处。目前各地因违法用地受处分的党政干部，在当地竟然成了发展功臣，升迁等不受影响的不正常现象必须喝止。

提出上述设想所基于的初步思考

1、跨区域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农地转用，有利于保护耕地资源

1）我国土地资源严重不足。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多三少”，即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尽管我国土地总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3，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44%，人均林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8%，人均牧草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35%。我国东南部部分人口密集地区，人均耕地早已不能满足吃饭的需要。全国已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零点八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已不足0.5亩。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不足，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低，土地退化、损坏严重，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耕地与粮食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中国农村，不仅在为全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群体提供粮食安全保障，而且在为城市建设低回报地奉献着土地。农村的地越来越少，农民不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默默无闻地做着奉献，这种持续的、无节制的“奉献”其实已经相当危险。

2）耕地资源不断消耗势头难遏。统计数字表明，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2003年下降到18.51亿亩，短短7年就下降了整整1亿亩。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万亩，建设占用耕地344万亩，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466万亩；2004年，全国耕地净减少1200万亩，建设占用耕地218万亩，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518万亩。特别是，2003年新增建设用地达642万亩，比前五年年均高出120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344万亩。农地转用消耗耕地，土地复垦新增农地，这是基本常识。但是，在大建设、快发展的今天，农地转用与土地复垦两者并不平衡。农地在不停地转用，转化了城市建设用地，转化为道路设施建设用地，转化了工业用地。在新一轮发展高潮中，耕地资源不断递减，用地环境持续恶化，土地资源消耗惊人。

3）目前的复垦方式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占补平衡。目前，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高潮迭起。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都呈现扩张态势，特别是建设用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会持续增长。很显然，建设用地绝大多数占用城镇附近的耕地，这种占用是不可逆的。而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稀缺的，建设用地增加了，其他用途的土地必然减少。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寄希望于开发未利用土地已证明是不可持久的，一味这样做，只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中国的林地、草地、湿地资源本身就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许多；同时，土地整理的潜力受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约束，不可能无限制提升。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复垦资金掌握在国土资源部，采取项目管理的方式下拨资金；这部分资金在层层下拨中层层递减，导致腐败现象、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真正落实到土地复垦项目中的资金很难保证，真正对项目进行监督和审计的也微乎其微。而实事求是讲，复垦岗、坝、冲和滩地等，也是很难考核的。

4）当前提出加大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整理力度正当其时。土地复垦，土地的来源有二，一是荒地、坡地、林地、洼地、滩地等；二是农民村庄过大的占地，通过城镇化和中心村建设，加以复垦和整理。第一个来源，出于生态建设的要求，是要严格控制的。而且，这样整理出来的地，尽管表面上实现了占补平衡，但必定是“用优补劣”，据统计，建设用地用去的，都是优质熟地，也就是良田，但是，复垦出来的，多半地力差，设施配套落后，生产能力低的地块。有关资料表明，经过多年开垦，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已严重不足。据调查，我国现有土地后备资源2亿亩，其中可开垦成耕地的只有1.2亿亩。考虑到生态保护的要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受到严格限制，今后通过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已十分有限。可见，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可行之策，是复垦和整理面广量大的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民耗地量极大的旧型宅基。

同时，这样做，可以防止基层对土地复垦的弄虚作假。过去的土地复垦，往往流于形式，存在报大的复垦项目，实质投入严重不足、实际复垦面积严重不足的问题。复垦着重在农村建设用地中挖潜，那就使复垦项目的“灌水”现象得到有效抑制。

2、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和中心村建设

据统计，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总量2.7亿亩，5倍于城镇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相当粗放，给复垦、整理和利用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这是本文提出要优先复垦农村建设用地重要依据。大力复垦、整理农村建设用地，不仅有利于土地占补平衡，而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城镇化、中心村化，用利于“村民进社区、工业进园区”，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生产环境、配套环境。

在以往几年各地的运作中，经营城市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分析一下他们经营城市的做法，不难看出，其实质是焐热地块，入市炒作，赚取土地收益，投入城市建设。土地是农民的，经营者是各级政府，经营所得投入城市。这不能不说是进入了一个怪圈。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农民，在土地的运作中，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没有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土地运作过程中，并享受其份内的收益。在“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幌子下，农民的利益再一次被无情剥夺。本文提出“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农地转用”，并明确建议优先复垦农村建设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就是想让农民们在土地经营中分一杯羹，就是想让农民在城市建设扩张的过程中也适当改善一下他们的居住环境，特别是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们。

推进城镇化、城市化，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继续走粗放用地的老路，农民中心村、向集镇、向城市转化，将大幅度节约农村建设用地，将大幅降低公共产品供应和基础设施配套成本。这说明，城乡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因此，运用市场手段优化配置数量庞大的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和土地资源，这是满足建设用地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保护耕地的根本性措施，是推进城镇化进程、推进城乡和谐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出路。

事实上，各地都十分重视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但又普遍受到资金缺乏的严重制约。资金从何而来？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农地转用，让建设用地使用者，让通过用地而得到发展和盈利机会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复垦买单，显得现实可行。

3、有利于逐步实现以城市发展、以工业发展反哺农民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给农村社会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目前的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城乡二元化，判别巨大：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农民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只是市民的若干分之一，农村工作在基层的受重视程度越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社会集聚财富、吸纳投资的能力远远低于城市；从工农剪刀差，到城市卖户口，到农家子弟考大学进城、农民企业家“脱农”，再到恣意、廉价、不对等地剥夺农民手中的土地，农村的各类要素都在不断向城市倒流，农村社会和农民无法获得有效积累。

矛盾是客观的，问题是明朗的，解决的方法也是显而易见的——给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即人权），包括平等的保障权、平等的发展权、平等的民主权利等。为什么解决问题的道路如此曲折？为什么解决“三农”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矛盾的焦点则是，改革的成本如何筹集。靠中央政府不行，靠地方政府不行，国家手中最重要的资源、农民手中唯一的资本，那就是——土地。以土地换保障，以土地求发展，成了农民唯一的出路。瞄准土地、着眼土地，按部就班地推进相关改革，才能还中国农民一个有希望的明天。目前，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和农地转用，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是尊重农民对土地恰当权能的初步实践，可以逐步防止土地市场化运作中所得收益继续从农民身边流走。

在考虑盘活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把全国的土地资源一体化考虑，以杜绝区域间的土地级差所造成不同地区农民实际利益的不均衡。要形成这样的认识，地是全国的地，农民是全国的农民。在国家出台政策的过程中，应统筹兼顾，不能厚此薄彼，唯有如此，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促进和谐发展。

4、有利于城乡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土地可持续利用，要求土地资源配置在数量上具有均衡性，在质量上具有级差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全局性。打破区域界限，捆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农地转用，可以扩大土地资源配置范围，缩小区域差异，体现各地区特点，激发各地区发展活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主动介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研讨，从各地实际出发构造有序的区域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区际间复垦指标流动的规则。

有了本文设计的制度，欠发达地区手中有了复垦土地指标，有了复垦土地的空间，既可以保证这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多余的，还可以成为跨地区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资本。欠发达地区即便经济发展较慢，但城镇化、中心村建设仍会得到发达地区（用地较多地区）的有力支持，农村的面貌仍会得到比原来更快的改善。

5、有利于杜绝“一个声音喊话、两个方面使劲”

不必讳言，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一个声音喊话、两个方面使劲”的现象。消除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来自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充分发挥两方面的力量。这两方面的力量，一是中央政府的力量，二是地方政府的力量。在这一“杠杆”组合中，地方政府所持立场，往往决定着“支点”的位置。中央政府力度的传导，体现到基层，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其力量大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地方政府把“支点”放在哪儿。杠竿的一端是中央政府，另一端是基层群众。地方政府为群众考虑得多，贴农民近，中央政府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方政府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绩观，惘顾农民利益，离农民远，则中央政府只能陷入“千斤拨四两”的窘境。

现实的状况是，由于小局与全局、中央决策与地方保护主义的矛盾与冲突，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以来，中央政府仍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方面，中央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实施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政策与土地政策的双轨并行，抑制以重复建设、资源过度消耗为表现形式的经济过热势头；另一方面，出于政绩意识等诸多因素，不少地方政府打着“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既快又好发展”的旗号，喊着“速度不减，用足政策”的口号，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按照“先放开再规范，先污染再治理，先发展再争论”的原有模式和既定思路推进工作。

耕地农民范文篇8

1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1．1农户基本信息

西北地区涉及少数民族较多，本调查共有7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苗族，其中汉族占大多数，达88．10％。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46．4岁，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普遍较低，以初中文化居多，占48．63％，小学、高中、未上学的分别占26．01％，14．12％，8．63％，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61％。户均人口4．39人，外出务工人数以1～2人居多，占总户数的58．21％，不稳定及低收入成为当地退耕农户外出就业的主要特点。

1。2农户经济状况

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社会总产值不及全国的4％_8]。被调查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最主要是务农，占58．85％，其次是务工，为35．92％，工业、副业和农家乐仅占到5．22％，农户开创第三产业比例不高。农户家庭收入中，林业收入平均比例占16．26％，达到较高水平，表明农户不论是通过自主营林获益，还是通过政府补贴受益，林业收入在农户的经济组成中都有重要贡献。家庭生活水平方面，农户自认为在村里属中等水平的多达70．09％，好与差的仅各占12．07％和17．84％；农户属低保户的仅14．21％，非低保户占85．79％。这反映出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平稳，大多数农民感觉生活较好，有所保障。

1．3退耕前后农户基本情况

对比退耕前后农户耕地、林地面积及林业收入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退耕前后农户基本情况平均水平对比如表1退耕后农户耕地面积减少超过原有1／2，而粮食产量减少不到1／2，说明耕地粮食单产水平得到了提高。林地、牧草地、园地面积分别增加了5．0，2．0和0．5倍左右，林业收入也增长为之前的10．0倍。耕地面积的减少，腾出了更多空余的劳动力，农民外出务工人数随之增多，现金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由此可见，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促使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户的年人均纯收入呈现上涨趋势。

2调查研究结果

2．1退耕地基本情况

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项目从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后，退耕户急剧增多，在2000年和2002年出现2个峰值(图1)。2002年之后，退耕的农户逐渐减少，表明应退耕的土地已逐渐退耕完成。据统计：农户的退耕地中，陡坡地占66．31％，沙化地15．65％，这2种土地为主要退耕类型。退耕前，90％以上这2类退耕地的粮食单产水平都是中低水平，表明农户退耕土地类型满足国家规定的退耕地要求，即坡度大于25。的陡坡地和土壤肥力低下的沙化地。农户初次退耕地上种的主要有用材林、经济林、兼用林、灌木林和草类，其中以经济林和用材林最多，共占51．2O％，主要因为这两个林种的经济效益较高，每年都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灌木与草类的比例合计也达到38．96％，主要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干旱，自然条件差，而灌木和草类易存活，生态效果好。兼用林只占到28．55％，表明对退耕地的混合种植和开发利用不够。

2．2参加退耕还林情况

根据几年来村里的退耕情况，农户认为生态效果最好的是经济林、灌木林和草类，共占到总数的65．82％。退耕前，农户从事林业生产活动有19．82％，主要从事经济林种植，以及非木质林产品采集和销售，两者各有57．53％和22．60％。其余80．18％的农户不从事林业生产活动。退耕后，农户在退耕地里间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的占17．14％，余下82．86％的农户则不间种粮食和作物，主要因为多数农户认为间种对树木生长有不利影响。目前，农户家中尚有荒山荒地造林任务占27．35％，尚有封山育林任务的占24．52％。这表明该地区荒山荒地造林、封山育林任务大部完成，但仍需继续进行。

2．3政策了解情况

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了解程度不一，了解的有39．45％，51．32％的只是大概了解，不了解还有9．23％。虽然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已过去10a，但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了解仍然不足，一半以上只是大概了解，乃至不了解。这对工程的实施和农民维护自身权利十分不利。

2．4退耕补助情况

国家对退耕还林连续8a实行补助政策：退1hm陡坡耕地，一次性补助苗木费750元，同时给农民补助粮食，北方地区为1500kg•h瑚•，另外还有生活补助300元•hrn-2•。退耕补助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例平均为l8．67％，有67．42％的农户认为退耕补助对他们的收人很重要，27．53％的认为一般，仅有5．06％的认为不重要。这说明政府的退耕补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受益，并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因为所占份额并非很大，退耕补助对农户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农户的退耕补助有71．58％为足额领取，15．38％没有足额领取，其余13．04％不清楚是否足额领取。对于没有足额领取的原因，有38．60％的农户尚不清楚，说明农户自身对维护其正当权利的意识和能力还很低，当地政府工作也可能没有做到位，没有向农民足额发放补助或不能及时向农户发放补助并解释清楚。此外，村里对退耕补助情况进行公示的占到58．37％，有41．63％不公示，如果补助款项公开公平，更透明化，会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起到对政府官员工作的监督作用。

2．5退耕地管护情况

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两大限制性因素。由于缺水，该地区林木的存活较难，管护工作尤为艰难。农户知道应对退耕还林地负有管护、补植补造责任的占到93．75％，不知道的仅有6．25％；认为退耕地补植补造任务重的有22．92％，有77．08％认为不重，说明分配的管护、补植补造责任基本合理。对于认为任务重的，今后视情况应做适当调整。认为补植补造的效果好的有47．53％，一般的有46．88％，不好的有5．60％。到目前为止，退耕地林木仅有33．76％存活率在90％以上，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退耕林木的存活比例在10％以下的有2．45％，主要因素在于自然条件差，占80．00％，也有无人管护等原因。有相关部门或人员到农户退耕地进行过检查验收的占到85．64％，无检查验收的占5．45％，不清楚的占8．91％，表明政府对退耕地的关心度和重视度比较高，但尚存在无验收的情况。农户对自家退耕地进行过管理(劈杂、除草、松土等)的占到95．54％，未管过的仅有4．46％。退耕地主要是由大人负责管护，占到74．46％，其次是集体和老人，各占14．17％和10．14％。村里退耕地无人管理的平均约有11．86％，这一部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做到每块退耕地有人管护。

3存在的问题

退耕还林是一项政策性强、农业技术含量较高的生态工程，正确理解国家退耕政策，充分认识当地自然环境条件，保护退耕农户切身利益，因地制宜，才能把这一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好。尽管西北地区的退耕还林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并不能否定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一些区域的退耕补助兑现水平低，公示度不够。有15．38％的农户没有足额领取退耕补助，41．63％的村对退耕补助情况不公示。二是，验收力度不够。有5．45％的农户退耕地无检查验收，致使部分农民完成了退耕，却得不到相应退耕补助，或退耕质量差，无人管护。三是，对退耕还林树种比例的要求不太符合实地情况。要求退耕地生态林与经济林的比例为8：2，但农户普遍反映生态效果最好的是经济林、灌木林、草类，共占到总数的65．82％，因此他们希望增加经济林面积。四是，政策宣传力度不强。部分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政策认识不足，只有39．45％的了解退耕还林政策。有的农户甚至以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点是得到更多的补贴。五是，退耕地收成不高，管理粗放，科技含量低。西北地区退耕地多属于苗木存活条件较差的土地，林地有72．55％的林木存活率在70％以上，存活率10％以下的占到了2．45％。村里平均有11．86％的退耕地无人管护，有管护的退耕地中只有14．17％由集体负责，整体管理十分粗放。大部分地区退耕农户还没有熟练掌握和应用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病虫鼠害防治、育苗造林和抚育管理等林业实用技术，科技水平很低。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科学管理，才能有效提高苗木的存活率和退耕地质量。

4政策性建议

耕地农民范文篇9

关键词：土地承包政策资源分配调整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相对固定后，中央又连续两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进行了强调和重申，形成了自二轮土地延包后农村土地“生不补，死不退”的基本政策。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根据农村工作了解的实际情况，深入到双河镇凤凰村进行了实地走访，认为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应当略作调整。

一、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执行后会导致的不良后果在二轮

土地延包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策在强调三十年不变的基础上约定了五年小调整的政策。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中央连续两年一号文件出台后，“五年小调整”的政策被取消，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从这未作任何调整的五年可以推导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连续执行三十年后会出现如下不良后果：

（一）农村土地资源分配将显失公平。

当目前的“生不补，死不退”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执行三十年后，有的农户由于人口的减少，人均耕地面积将增多，反之，有的农户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就会逐步形成“有人无地种”和“有地无人种”的局面。土地这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分配将显失公正。笔者调查发现，（见表一）

备注：

1、户人均耕地面积，指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计算该农户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

2、社人均耕地面积，指以一个生产社为单位，以生产社耕地面积之和除以生产社人口总数。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凤凰村二社总人口因出生、迁进等原因增加了12.94%，无地人口却增加了80.48%，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社人均耕地面积的农户增加了18户，增加了94.73%，占总户数的比例也从27%增加到53%，土地资源的分配明显不公。究其原因，在于那些死亡、迁出的人没有退出土地，从而出现了一户农民3口人种8份地和8口人种3份地的情况。

（二）农村贫困人口将逐渐增多。

温铁军先生曾经指出，农村土地在中国目前基本的功能是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试想，那些一家人仅有一份田土的农民将怎样生活？农村贫困人口增多将成为必然。笔者对凤凰村二社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社人均耕地面积的农户的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走访（见表二），在1999年至2004年这五年间，凤凰村二社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社人均耕地面积的农户增加了18户，增加了94.73%,户均纯收入低于社户均纯收入的农户占生产社总户数的比例也从20%增加到40%。从这组数据可以发现，由于失去了基本的土地保障，农民的收入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社人均耕地面积的农户群体中，相对贫困人口在逐步增多。如果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不作任何调整，这个比例还将逐渐扩大。原因在于，随着国家支农政策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有地农民将享受到更多的实惠。比方说，现在的粮食直补政策是按土地面积进行补贴的，有地农民不仅要享受土地给他带来的收益，同时还要享受国家的粮食补贴，他就比无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因此，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相对贫困人口将进一步增多。

备注：

1、农民户均纯收入，指以户人均耕地面积低于社人均耕地面积的农户为计算范围，计算平均每户农民一年的家庭纯收入。

2、社户均纯收入，指以一个生产社为计算范围，计算平均每户农民一年的家庭纯收入。

（三）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将逐渐尖锐。

何新先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一文中指出，人均耕地呈现递减的历史趋势，人口呈现隔代倍增的规律，因此要考虑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必须注重社会重要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如果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连续执行三十年不变，如果农村土地这种具有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要的公共资源分配显失公正,在造成农村贫困人口剧增的情况下,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将非常尖锐。我们不应该忘记，历代农民革命的核心都是土地革命，大多都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都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财富的重新洗牌。当前，有的村社干部向政府提出辞职，原因在于他无法平息农民对于农村土地平均分配的强烈要求，这也是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应该略作调整的强烈信号。

二、较为合理的农村土地政策设计

（一）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土地家庭联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是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应该予以维护。

（二）允许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有所调整，摒弃三十年“生不补，死不退”的土地承包政策。

为了确保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应该允许各地在每隔五年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行微调。为了确保农民的利益，防止村社干部借机损伤农民的利益，可考虑以下条款：

1、允许由各村或生产社村民讨论，决定是否需要五年进行一次调整；

2、对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要求退出承包土地：

①死亡的；

②大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且参加了养老保险的；

③外出打工经商造成土地荒芜，经劝告不予纠正的；

④因结婚或其他原因迁出本村或本社，不在本村或本社生活的。

3、对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分配土地的和从本村或本社以外迁入的在本村或本社生活的农村人口可以分配土地；

4、如果在二轮土地延包后每隔五年，各村或生产社集体讨论需要调整土地的。对于应该退出的应要求退出承包地，进退土地必须整份进退，不允许打乱重来搞平均分配。如果应该承包土地的人多于应退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承包。

5、各社设立农地保障费。所谓农地保障费，是指根据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由各生产社村民讨论决定，每份田地可以折合的现金数。

6、如果应退农户需要继续承包应退土地的，应该向应进农户支付农地保障费。

（三）对社会保障功能弱、且由于承包期短可能导致掠夺性经营的森林、草原等应该执行“生不补，死不退”的承包政策。

耕地农民范文篇10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管理，防止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耕地建房、建猪场等现象发生，促进农村节约集约用地，切实保护耕地，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和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加强我县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控制村镇建设用地规模

（一）实行规划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选址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城市建设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地上建筑物建设必须按批准的规划要求实施。农民建房应当与旧村改造、土地整理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用地。各乡镇要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积极引导农民建房向集镇和中心村集中；同时，积极配合规划建设部门科学合理地编制好新农村建设详细规划，在农民申报宅基地时严格依照详细规划进行规划选址，逐步消灭“空心村”，按照城镇化和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集中建设农民新村。农民建猪场必须严格按照划定的禁养区、控养区、可养区范围建设，并按“一头一平方米”的标准审批。确需使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占用耕地的，必须落实占补平衡措施。县城规划区内的农民建房管理依照干府办字[2007]35号规定执行。

（二）实行指标管理。农民新建住宅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凡村内有空闲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新增建设用地。并将农民建房用地纳入年度用地指标管理，县国土资源局根据市下达的农民建房计划指标，经批准后由县人民政府分解下达到各乡镇。各乡镇必须严格按下达的计划指标审核农民建房。县国土资源局要加强对各乡镇农民建房占用计划指标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凡超占指标的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地一律不得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二、严格依法按程序审批农民建房

（一）把握农民建房申请条件。坚决贯彻农民建房“一户一宅”即农村居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符合《江西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面积标准的宅基地，严禁“一户多宅”，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租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农民建房申请，必须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条件。

（二）规范农民建房审批程序。农民建房的审批，必须在完成村庄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进行规划的村庄必须先做好新农村建设规划，其农民建房申请才能受理。使用村内原有建设用地的，由村申报、乡（镇）审核，批次报县政府批准后，由乡（镇）国土资源所逐宗落实到户；占用农用地的，应当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依法批准后，由乡（镇）国土资源所逐宗落实到户。

宅基地审批应坚持实施“三到场”。接到宅基地用地申请后，乡（镇）国土资源所要组织人员到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和地类等。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明确建设时间并受理农民宅基地登记申请。村民住宅建成后，要到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符合规定的方可办理土地登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三）明确农民建房时限和收费标准。（1）农民建房审批时限：村民向村民小组提出用地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由村代办员统一报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国土、规划窗口。乡镇国土所、规划站受理后，须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派员现场勘查。经现场勘查，符合建房条件的，建房申请户向乡镇国土所、规划站提交相关申报材料。乡镇国土所、规划站受理农户建房申报材料后，须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上报县国土局、规划建设局审核。县规划建设局自收到申报材料后，须在10个工作日内向建房户下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县国土局须在规划建设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10个工作日内向建房户下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建房户得到《建设用地批准书》后方查动工兴建。对于由于各种原因不予批准的建房户，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2）农民建房审批收费标准。国土部门《土地证》工本费，普通本5/本，特制本20/本。建设部门《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10/本。规划区内农民建房收费依照干府办字[2007]35号规定执行。

三、严格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一）实行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每年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各乡镇人民政府必须对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负总责。在新增建设用地中，要尽量使用坡地、荒地等未利用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即使需少量占用耕地的，也要坚持占一补一，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要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五不准”制度，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畜禽养殖以及通道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