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艺术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4 11:14:42

审美艺术论文

审美艺术论文篇1

人品这一内涵在后世过程中,是不断的扩展自己的内涵,学问、为人处事的方式、品德都融合进来。而反观画品,无非能、妙、神、逸,这不仅仅包含着技法高低问题,更多的暗含了儒家审美意识中的人品观。传统理论普遍认为,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要大一些,更多的追求一种自我解放、思想自由的状态,许多理论家也大多附和此语。其实,这是将文人画主导思想狭隘化的一种倾向。文人是一批懂变通、可塑性很强的群体,他们的艺术表现有很大的转换成分,将自己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通过绘画艺术婉曲的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审美哲学中更多的是一种认识判断而非趣味判断,这是和儒家学说的主导型思想体系相一致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认识判断,而人品的内容正是一种认识判断的体现,这也正是文人艺术理论家们不愿提及的地方。所以,在1000多年的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人品展开论述的很少,而对虚无缥缈的意境等趣味判断术语却是连篇累牍。

2大节与余技

“大节”与“余技”。松年在《颐年论画》中提到“书画清高,首重人品”。更是举出历史上书画技艺高超而不入画品的例子,用以说明“大节已亏,其余技更是一钱不值”论断。蔡京、秦桧、严嵩之流,弄权误国,结党营私,损公肥己,这些恶性都是政治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与不耻的。谈到董其昌及赵孟頫,我们可以知道,人品等于画品的话语权和评判权掌握在文化知识分子及上层地主阶级手里。董其昌的所作所为算不上大奸大恶,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虽有非议,却只是饭后茶余的谈资,在明末土地兼并的历史现实面前,也许知识分子认为这件事于国于民没有实质性伤害。如此推断,赵孟頫更是无甚瑕疵。所以,作为有闲阶层消遣骋怀的艺术及其附属评价标准在具体操作上是存在变量的。在“大节”问题上,绘画、书法只是成了人生的“余技”,这其实还是重复了儒学审美标准。如果按照老庄人品概念,没有多少人能够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所以,聪明的评论家们在评论画品时以老庄审美哲学为趣味评判标准,在涉及到人品时便自觉启用儒家哲学的认识审美标准。随着文人艺术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明代中后期文人艺术理论的的阐释、传播,人品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画品高下的必要非充分要件。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3书画,如也

“诗为心声,书为心画。”艺术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不自觉的就已经沾染了特定文化形态的评判规则。绘画艺术中所谓的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章法、点画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与修养。刘熙载:“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3]明•项穆论“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金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由此笃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笔思生,临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非维不奇而自奇,抑奕己正而物正矣。”[3]刘熙载和项穆探讨的只是书法理论上的“如人”问题。由于“书画同源”,绘画艺术也就因为其笔端性情而具有了人格化的倾向,“人正则书正”,人品问题已经在书画艺术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代中后期盛行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加之当时文人盛行结社集会,抨击时政,社会责任意识空前发达,作为当时主流艺术形式———文人画,对其评判审美不可避免的带有儒学审美倾向。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论“笔墨小技耳,非清操卓行则不工。”[3]在李日华看来,笔墨必须要为艺者“清操卓行”才算上乘,不过这里还是重复孔子“笔墨小技”、“余技”的论调。又如清代“小四王”之王昱倡导:“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3]在这些艺术家眼中,人品已经成为艺术必须具备而不可缺少的根基。“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倚清高之艺为恶赖之行,重财轻友,认利不认人。”这是松年对品节亏欠的简要概述。中国人在处事待物上讲究一个度,超过一定的规则就成了恶行。其中酒、色、财、气一旦坠入沉湎、贪恋、剥削、任性的乖戾之境,必然会成为儒士文人们所鄙视不耻的行为。儒学教义正是从根本上规整士人的行为,使其一言一行符合法度、理性的要求。这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艺术家虽然旷达不羁,醉心山林,可是其内心深处还是以儒学的旨归的。李贽、叶燮发展了艺术创作中的“才、胆、识、力”四要素。[4]这四个要素对认识人品与画品的内涵有非常大的作用。人品的内涵发展到清代,包含的寓意不断的得到补充、修补、扩大,既包含艺术家的学问、才识,也包含社会责任和政治抱负。民国陈师曾更是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作为文人画的必备要件。从整体上来讲,这四者其实就是人品的潜在内涵。

4结语

审美艺术论文篇2

【摘要题】网络文学

【英文摘要】Networkarthasbeenbecomingapost-aestheticmodel,i.e.,subjunctivesymbolicaesthetics,joininglivingaestheticsandhappygame-playingaesthetics.Thechangesoftheseaestheticstylesareanaturalextensionofpost-modernistculturallogicinthetimesofnetwork.

【关键词】网络艺术/后审美范式/文化逻辑

networkart/post-aestheticmodel/culturallogic

【正文】

随着互连网的迅速普及,网络艺术日渐形成自己的艺术方式——基于网络技术的后审美范式。“后审美”是与现实主义审美、特别是现代主义审美相区分的概念,是网络时代新兴的艺术审美范式,它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必然延伸。

一、虚拟现实的符号审美

网络化的艺术审美是机械复制的“类像”(simmulacrum)符号审美,它运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以拼合实在,形成可复制的无穷摹本,使艺术和自然的原初关系被数字化技术制作所取代,从而导致艺术创作从个性风格的表达向类像的机械复制转变。这便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所揭示的“后审美主义”图景:模拟威胁着“真实”与“虚假”、“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别,对象世界以技术逻辑控制主体,“数字化的冷酷宇宙吞噬了隐喻和转喻的世界,模拟原则既战胜了现实原则,也战胜了快乐原则。”[1]经典意义上的艺术审美惯例消失了,我们所拥有的符号远远多于其所指涉的涵义,拥有的影像也远远多于其可以阐释的价值。传播的体制所传播的不过是这个体制自身,影像所指涉的就是影像符号。于是,“文化”就成了并不指涉现实的影像的无限生产和增值。

互联网打造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一种虚拟现实的视觉消费品。网络艺术犹如一种艺术的生物工程,它把一切实在之物拆解为断片式代码,再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代码组合成表面真实的虚拟物像,然后将其作为实在的代码来替代物像的真实,使组合拼贴而成的审美符号替代艺术审美本身。如果说过往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服饰设计、建筑设计、商业摄影、广告招贴等是源于实在的物像仿拟(Simulation)的话,互联网上的“界面影像”,如Flash制作、卡通化的LOGO(标识语)、角色扮演(RPG)的影视剧和MTV、艺术贺卡,以及花样翻新的网络游戏等,则将“真实的虚拟”拼合成了“虚拟的真实”,它类似于转基因生物,表面看来与实在无异,真实得近乎完美,但本质上仍然是人工技术的产物,如法国FredForest所揭示的:“它的基质来自无法触摸的信息技术资料。”[2]如:

虚拟偶像1995年日本就研制出网络虚拟偶像伊达杏子(KyokoDate),她拥有自己的星座、嗜好、三围与血型,上过杂志封面,并灌制过激光唱片《爱之交流》,许多崇拜者还在世界各地为她设立网上歌迷俱乐部。好莱坞的电影《古墓丽影》走红影坛后,女主角劳拉立即被一系列电子游戏打造成了大名鼎鼎的世界头号偶像,她美貌出众,智慧超群,武艺高强,酷爱冒险,常常孤身一人闯荡江湖。号称“中国第一位虚拟偶像”青娜是耗资近300万元人民币,动用200台电脑和京、沪、粤近百名业界精英历经3个月的工作打造出来的数码电影短片中的人物。她的名字是China的谐音,她身上综合了东方美女的优点,有着大而明亮的眼睛、精致而美妙的五官,合乎黄金分割比例的身材,给人以清纯而略带倔强的感觉。她身着飘逸白色纱衣载歌载舞,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数字艺术馆展映百天后,又拓展她的星路历程:短片进电影院做加影片;在电视文娱频道播映;电影音乐在电台播放;开通青娜个人网站;电影音乐和青娜唱的歌出版唱片;开展“寻找生活中的青娜”活动(“青娜”模仿秀),并且还要出版“青娜写真集”!

虚拟主持1999年4月,英国一家网络公司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新闻主播系统,2000年4月,他们拼合出了一个因特网首位虚拟新闻主播Ananova。她不仅脸蛋俊俏,而且能说会道,身手敏捷,富有亲和力。她全天24小时报道最新消息,从不休息却永不疲倦;她开辟了自己的档案A-file,向全球观众介绍她的大小轶事;她的面孔出现在海报、鼠标垫、T恤、帽子等产品上,几乎无处不在;她的影迷遍布全球,他们为她设立了许多网站,倾诉对她的爱慕之情。我国的虚拟电视主持人出现于2001年。这年的5月13日天津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科技周刊》节目里,虚拟主持人“言东方”首次与观众见面。她在自我介绍后还诙谐地说:“我的形象和名字是在听取了大量网友的意见后,经过多次‘整容’和‘易名’才确定下来,我的出现不得不使我感叹高科技的神奇力量。”[3]

虚拟乐队世界第一支网络虚拟乐队是崛起于世界的Gorillaz,其幕后总舵手是Blur(布勒合唱团),主唱DamonAlbarn、鼓手Russel等。乐队由4位虚拟艺人组成,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并且会不断生成新的刺激,依靠纯粹的音乐和个人性格魅力而成为人们新的音乐偶像。Gorillaz充满未来感的动画形象,以及主唱2D散漫、慵懒的嗓音,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歌迷的注意力。这4名虚拟的艺人只生活在虚拟空间的2D+3D世界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年龄、国籍、肤色、性格,乃至个人成长史、不良嗜好、医疗记录、犯罪案底和教育背景等。2001年9月26日,欧洲音乐盛会“2001MTV欧洲音乐大奖”入围名单中,Gorillaz以6项提名而成为大赢家。在Gorillaz网站,你不但可以欣赏到Gorillaz制作精致的电脑动画音乐录影,还可以玩到最酷的Gorillaz游戏。

随着数字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类似的符号仿像在电子媒体中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逼真。已经在美国出现的“文学机器”(即专门用于文学创作的电脑),还有不断改进的诗歌创作软件、小说故事程序、剧本程序写作等,可以说是另一种虚拟实在,因为它们是未经大脑加工和心灵体验的文学创造,是自动拼合的虚拟和程序设计的“实在”。

这种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现实不同于复制。复制是一对一的搬用,虚拟现实是“无中生有”;虚拟现实也不同于原子主义的写实,它没有先在的或外在的模拟对象,而是“比特化”的自出机杼;虚拟现实的网络艺术形象与立体主义的造型也大相径庭,因为它在外貌上并不超越实在,甚至看上去还非常真实。不过虚拟现实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符号类像,是数字化虚拟方式和符号代码规则造成的超现实的结果。

今天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进一步将虚拟现实发展为实时交互,用户可以对模拟环境内的物体进行操作,并从环境中得到反馈。用户对虚拟环境的感知除了一般多媒体计算机所具有的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外,还包括力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甚至包括味觉感知、嗅觉感知等。交互虚拟的物体具有自主性,会依据现实的物体所遵循的规律进行运动(如受重力影响而下落等),同时又可以随着用户的、视野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产生真实感。如用户可以用手去直接抓取模拟环境中的物体,这时手里有握着东西的感觉(其实手中并无实物),而且,现场被抓的物体可以随着手的移动而移动。[4]当前的交互式虚拟现实系统可分三类:一是桌面虚拟现实系统,使用时设定一个虚拟观察者的位置,可利用三维立体眼镜增强效果,并通过六自由度鼠标或三维操纵杆进行交互,两个身处不同地点的用户可以用自然的手势进行信息交流;二是临境虚拟现实系统,利用头盔显示器把用户的感觉封闭起来,以产生一种身在虚拟环境中的感觉,通过数据手套和头部跟踪器进行交互;三是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它以临境虚拟现实系统为基础,将不同的用户连结在一起,让他们共享一个虚拟空间,使该系统局域网中的人可以在这里进行虚拟交往。[5]

网络以符号代码虚拟现实的后审美异变在于:内容非语境化的“灵韵”(aura)散失。任何艺术的审美意蕴都是依托于特定语境、并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离不开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和陆机强调的“物、意、文”协同与互渗的本体建构,而虚拟现实的符号类像从内容本体上失去了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号所应有的价值皈依,其审美的语象(icon)被虚拟的视觉仿拟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了,不仅仿拟的物像本身失去灵韵,也无从品味其原初的本体意义。直观替代体验,符号解构意境,祛魅消除韵味,技术拼合驱逐了“诗意的栖居”,这便是网络时代虚拟现实打造的后审美范式。

二、在线交互的活性审美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大众参与、交互共享的行动美学;网络文学终止了文学传统认同过去的时间美学,而开辟出在线空间的“活性”诗学。严格来说,网络艺术只“活”在网上,只有在线空间里被网民浏览或参与它才是存在的,甚至是生机四溢、魅力无限的,否则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这与传统艺术原子化的“硬载体”存在方式大相径庭。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得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6]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最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将物理的时间挤压在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广大网民,除非你的作品让文学网民失去分享的兴致和参与的热情。网络消解了艺术的深度模式,却创造了新的“活性”审美模式,因为网络作品的空间留存性和无可终止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活性”的艺术存在。一部《红楼梦》在传统文学圈里高山仰止、不可移易,续写者不过是“狗尾续貂”,而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如果不是下载出版,它将如沧海一粟或过眼云烟,并且其他网民完全可以用“第二次”、“第N次”亲密接触来替代它而不会被指责为挤兑起哄。可以说,传统文学属于时间,网络作品只与空间共舞;传统文学是“死”的,不可更改的,网络文学是“活”的,可以更改和参与续写的。尼葛洛庞帝早就指出过电子艺术的这一特性: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7]

无论是展示孤独者的迷狂还是表现集体的共同梦想,都是在一种参与互动的“活性”状态下完成审美建构的,在线空间里的文艺作品就像一个被众人呵护的孩子,它永远不会走向成熟,永远不会被时间定格为经典,但就在这不确定性的无限延伸中,它也许能流溢出生机四溢的艺术活力。

网络艺术的活性审美基于数字化网络技术背景,呈现为两种特有的型态:超文本召唤结构和人机互动的角色表演。

超文本召唤结构“召唤结构”这一概念原本是康士坦茨学派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的,伊瑟尔所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包涵了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要靠读者的想象和具体化能力予以确定和填充,从而将作品内容转换为读者心目中的内容,实现对文学意义的成功接受。网络的超文本召唤结构与之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一个指传统印刷品文学,一个是针对电子文本,更在于网络超文本不是“意义的不确定性”,而是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作品结构的多线性造成的审美活性;它不是寻求对“意义空白”的填充,而是刺激网民对叙事文本的多向选择和能动介入。

超文本作品是“活”的,在线空间的网民正是被活性的文本所激活,而且只有超文本能使欣赏者与文本之间物理上的互动成为可能,并同时为读者向作者转化创造了空前的便利。任何一部传统作品都不像网上交互作品那样有许多分叉,由分布式的诸多作者承担同一的创作任务,只要网民还在非线性或多线性的文本迷宫中漫游,作品就将永远是“活”的,永远是“动”的,一部超文本作品完全可以在不断交互中存活、生长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作品的终结存在于参与者永无止境的审美召唤之中。在这里,固定的作品结构被读者瓦解、或重新构造了,意义也被新链接的文本得到了不同的阐释。创造性的阅读使静止的结构被召唤式结构所替代,结构成了一种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东西。

一般来说,超文本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计算机网络链接技术设定的多线性阅读作品,这时候读者的活性审美获得的是被动中的主动、制约中的能动,因为他只能选择“怎样读”,而不能选择“读什么”,原创者巧置的“叙事圈套”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暗中预设了读者阅读选择的可能,文本的结构形态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另一类超文本作品是交互式创作的合作文学,这也是一种活性结构的动态文本,创作者是在线参与的、不确定的,作品结构是树状的、网状的,更是未定的、无限生成和延展的。国外网站上引人瞩目的“长青树交互小说”,就曾吸纳众多网民参与接龙。在我国,站点上的交互小说《活着,爱着》自1997年开篇以来,曾吸引了许多少男少女前来续写。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幸得到“网络文曲星”的称号。交互式小说有多种类型,一类是“人—人非实时交互”型,有点像传统的“接龙”,用户看好了网上所开列的选题,根据选题所规定的情境,参照前人已写的部分,将自己的续作接上去,这就成了共同创造的作品。真正代表网络化交互式文学水平的是“人—人实时交互”型,那些BBS公告板、聊天室和讨论区中具有文学色彩的话语,体现的就是这种交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玫瑰》即属此类。无论是链接式作品,还是交互式接龙,其文本的都是“有始无终”、穿越界面的,但对于创作和欣赏来说,却是富有召唤性和挑战性的,对文学价值构建也是结构生成、动态演绎、活性生长的,这正是后审美主义的重要艺术表征。

超文本召唤结构是一种拆解时序的活性审美。如果说传统文学是过去时间的再现审美,网络常规书写属于当下时间的在场审美,那么,超文本召唤结构则形成了时序拆解的活性审美。它消解过去、现在、未来的秩序性,把时间拆解为永恒碎片的瞬间,用时间的自由编码营造审美迷宫,以可选择性的叙事空间寻找生活经验与文化内涵的关联,以实现解释的循环,激活主体被遗忘的生存体验。这种时序坍塌的活性审美,一方面是对“时间终结”和“差异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则将时间转换为在线空间,将深度体验转换为感性直观,将瞬间碎片转换为召唤结构,结果便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间观之间出现了裂痕和鸿沟,出现了时间链条的拆解,因此,后现代的时间是一种非时间化的拼接,是时间的终结即空间化和同态化。这一结果使得‘所指’的内在时间深度消失,而无穷并置的空间碎片即‘能指’在话语链中漂浮,这就是后现作的状态。”[8]可以说,这也就是网络文学的写作状态。

人机互动的角色表演这在网络文学创作上表现为面具表演和随机写作,在网络艺术上表现为超媒体操作的角色扮演。

网络文学的面具表演基于在线空间的匿名性。“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同样,在网上也没人理会你是不是英雄。由于网络形象与生活角色的剥离和隔绝,又由于网络自身的虚拟性、平等性、兼容性,以及它非中心化、非英雄化和渎圣化的价值取向,上网者在排除了社会角色的“面具焦虑”以后,尽可以扮演自己想扮演的任何角色,实现平日里实现不了的愿望,说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语,而不必顾及自己的公众形象、文学的“载道”功能和作品的艺术承担。如聊天室和BBS上的人际交流,网民一般都会匿名或化名登录,即时而又实时地交流个人的观点、感受、情感,其特点是流动性大,话题广泛,基本上不存在制约,这里只有“大师”级网虫与“蔡鸟”级网虫的区别,而没有任何等级划分。那些上网寻求情感交流的网民,往往是看谁的网名有MM的气息,就千方百计跟谁套磁,有时甚至裸、酸溜溜,文绉绉,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是虚拟空间的“面具表演”,不具现实社会的破坏性,网民在面具背后尽可以放言无忌,平等对话。

文学的随机写作是电子化角色表演的活性审美,更是对传统创作体制的彻底颠覆:它不仅绕开了文学主体在创作前的生活体察、创作中的心灵震撼和作品中的真情蕴涵,而且绕开了主体本身,让“作家”失去了饭碗,任机器和技术把创作推向了非主体化和非人化的危途。罗兰·巴特所说的“作家死了”似乎被数字化技术印证成了谶语箴言,因为没有作家同样能写作,甚至写得更快,抑或更好。计算机作画、谱曲、写诗,运用计算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编制文学程序创作小说、剧本,都早已被人付诸实施。1984年,在我国首次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上海育才中学年仅14岁的学生梁建章,就曾以“计算机诗词创作”获得初中组四等奖。他设计的这个诗词创作软件,收录诗词常用词汇500多个,在程序运行时,以“山、水、云、松”为题,平均不到30秒即可创作一首五言绝句,曾连续运行出诗400多首,无一重复。如其中一首名为《云松》的诗是这样的:

銮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调不同凡。[9]

谁能说这不是诗呢?其绘景寓情、仙风道骨之态与诗人之诗相比亦足可乱真。

电脑程序或文学机器自动产生的“作品”,甚或艺术机器人完成的“作品”,将人机互动的活性审美推进到本体论层面,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艺术视野扩大到电脑化的人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类所要做的便是:“把计算机所不具备的直觉、综合、机敏,甚至文艺家的灵感留给人,由人来创造性地开发各种所需的算法、模型、方法;由人来创造性享有计算机所提供的种种数据、信息和素材,帮助人克服机械记忆量有限,数字计算能力低下,空间色彩精密定位能力较弱的不足,让计算机忠实地进行着数以亿次的计算,求解繁复的微分方程和方程组,模拟无法实现或耗资巨大的过程等等。这样,人和机器就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0]

超媒体操作的角色扮演是人机互动的最常见形态,在线空间的活性审美也在这里得到最生动的表现。不过这里的“角色扮演”是真正的“扮演”一个“角色”,即利用特定的应用软件,以信息转换、信息融合和信息交互为目标,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多种信息媒体结合起来,组成超文本和多媒体的复合体,由静态到动态、由二维到三维、由延时到实时,创造一个人机互动、声色谐和的虚拟世界。网络艺术创作的角色扮演就是基于这样的数字化平台实现艺术交互和审美互动的。如我国首部宽频网络剧《见光的爱》,剧情是讲述一个网络三角爱情故事:一对未婚男女David与Grace首先相恋,但Grace不满于David的庸俗,于是在网上爱上了青蛙王子——黑郁金香……。全片约40分钟,分4个层次、9个片断,体现了多路径、多选择、多结局的网络剧特点,可供观众自由地选择、组合剧情的发展。此外,系统播出平台还为观众提供了参与创作的接口,观众既可以对原片重新剪接或重新配音以改变剧情,也可以将自己的创作传送给播出平台以置换原有的片断。北京音像网还策划了我国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网站先将故事情节在网上公布,动员网友参与从修改剧本到影片创作的每个环节,网友可以自荐当演员,影片边拍摄边播放,互联网使观众成了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有在成都开拍的网络原创电视剧《幸福女孩》,也采用了同样的网民参与和角色表演的方式。这种把编、导、演的主动权交给网民的做法,体现的不仅是网络活性审美艺术范式,更有后现代文化权力的变迁。

三、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

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还表现为零散化的快乐审美。杰姆逊说过,现代主义是关于焦虑的艺术,包含了各种剧烈的感情,如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等等。因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主体和自我是完整的、中心化的,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焦虑和孤独就是主体中心化的反应。荷尔德林、尼采的精神失常,凡·高等人的自杀,是这种反应的悲剧结果。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主体已经非中心化和零散化了,失去了孤独和焦虑的主体本原,因而只有零散的、非中心的主体快乐的活动、快乐的审美。网络创作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审美方式。

如果说网络的人性化体现为游戏,网络的本质属性是自由,而网络艺术的审美特征便是快乐——快乐的创作产生创作的快乐,快乐的漫游形成参与的快乐,一句话,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快乐地嬉戏,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快乐中走向艺术、走进审美,这便是网络版的后审美主义文化图景。

网上的快乐审美有这样一些常见方式:

打造时尚网络是技术的时尚,网络艺术则是数字化技术打造的文化时尚。与传统创作相比,网络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行为,而要想使作品成为流行的时尚,作者常常要以灵敏的感觉追逐时尚品味,引领时尚潮流,涵容时尚的新奇,在创造和品味时尚中实现快乐审美。如2001年,网上网下正流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时值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网上立即出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奥运版:《俺那旮旯都是奥运人》。2002年6月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足球成为最大的时尚,大小网站遍布足球“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立即出现了戏仿任贤齐《心太软》的球评:

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独自一个人带球到被抢,/你无缘无故地推倒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好的下场。/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时尚的东西流行而前卫,容易使人目迷五色、追星逐浪,但时尚追求的是热点和卖点,而不是深度和意义;它溅起的可能是时代激流的一团飞沫,而未必是能够长留青史的永恒价值。一些网络成名之迅速与流芳之短暂成正比,不能不说是追逐时尚之过。

对眼跟贴跟贴在网上一直非常流行,在聊天室、BBS、讨论区、论坛、新闻组、留言薄等,都有跟贴。跟贴的前提是“对眼”,即对话题或观点产生共鸣,能调动起与之交流的兴趣,能让网友从跟贴中找到快乐。小说《风中玫瑰》所演绎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就是由风中玫瑰主讲、众多网友跟贴完成的。跟贴属于应和性文本,有人依据不同跟贴者的风格将其区分为“小资一族”、“板砖一族”、“白雪一族”、“洋文一族”、“阿谀一族”、“灌水一族”等。下面这种跟贴大抵就属于“小资一族”:

原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跟贴一: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跟贴二:码自己的字,让别人去做CEO吧!

跟贴三:说别人的话,让自己流行吧!

跟贴文字是一种抖机灵儿文体,它能酿造某种特定氛围激活语言灵感,激发幻想空间,诱使网友多角度开掘话题,共同打造出快乐文本。

以“名”惊人这在网络文学上表现最为明显,网络文学是“眼球文学”、“注意力文学”,所以上网闯荡首先要取个好名字。网络邢育森在《网络文学攻关秘籍》中曾把“起名功”摆在第一位,他说:“好的名字可以一鸣惊人,可以艳惊四座,也可以让人呕吐不止,在注意力年代,这就是你最大的财富。随随便便起个猫三狗四的平庸名字是很不负责任的,你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些。你可以找两本形象设计的书来读读,或者找本武侠名著把自己套进某一个人物模式,或者玩酷,或者装傻,或者痴情,或者暴烈,总之定位要准确,形象要鲜明。你要考虑到面向的潜在读者群,你要想那些少男少女们需要什么样的口号和代言人,你不妨就用自己的名字给他们以安慰和满足。你切不可以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什么好的创意策划你就使劲地往网上扔,诸如血腥玛丽、狂野情人、傻大帽、来吻斯鸡等名字都是值得考虑的。”[11]除了登录上网的网名外,还需要有一个诱人的作品题目。题目的新、奇、怪常常会产生魅惑力和想象力,调起网民的口味和兴趣,增加作品的点击率。如《劝儿子当野兽》、《苍蝇的爱情》、《蚊子的遗书》、《聊天室泡妞不完全手册》、《性感时代的小饭馆》等作品不仅点击率高,而且都成为网络获奖之作,与它们有特色的名字不无关系。邢育森就曾说,他把原名为《我的故乡》的作品更名为《那个使我第一次失去了初吻的地方》,将《春天的故事》改成《美丽母猫在屋顶叫春的时候》,使作品以“名”惊人,夺人魂魄,刺人心扉,不看都不行。这正是由于网络世界的消费式阅读和快乐审美决定的。

戏弄经典嘲讽神圣、戏弄经典、调侃崇高,是网上作品特别是网络文学平民姿态的必然反应,也是网络快乐审美的主要手段和价值取向。拿经典开涮,在名人身上找乐,或戏仿历史典故,在网上作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今何在的《悟空传》一炮走红后,众多古代文学名著及其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原创文学中被改写、被戏仿;老谷的《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的女子》获首届网络原创文学奖后,网上马上出现了《CEO李煜的悲惨世界》、《蒋干盗书》、《新编〈蒋干过江请凤雏〉》、《鼓曲版〈俞白牙摔琴谢知音〉》等众多戏弄经典的作品。

总之,虚拟实在的符号审美,在线空间的活性审美,以及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就是网络艺术基于后现代话语逻辑,向我们不断演绎的数字化时代的后审美主义艺术图景,也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日渐显露出的网络审美范式。

【参考文献】

[1]Poster,M.,(ed),Jean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Stanford[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147.

[2](法)马可·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61.

[3]虚拟明星——奇兵突降娱乐圈[N].中国电影报,2001-11-29.

[4]曾建超,徐光佑.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PCWORLDCHINA,1995,(12).

[5]黄鸣奋.电脑艺术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18.

[6](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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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寿萱,等.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M].北京:宇航出版社,1984.264.

审美艺术论文篇3

昨天下了一场雨,既不磅礴,也不缠绵,是一场中庸的雨。宜人之极!

初出茅屋,咋一进入网络,只觉得眼花缭乱,看不过来。几日间,才子佳人,恨不能尽收眼底。

很多人误以为我是黛玉,泪光点点,其实,有时觉得自己是妙玉,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加上那句“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见笑见谅,此为我一向的诗人病,是令周遭恨过又理解的天然秉性。(扯远了,再回来说下文)

看到网络上说金庸先生加入作协的事,又有人退出作协,真是“星夜赶考,天明辞官”,各有去所。金庸先生加入作协有点可惜,他的书全球华人都在看,他是属于全世界的,作协应以他为荣光。作协这样的机构对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似乎够不成吸引力,秦观诗曰:

自在飞花轻似梦!

还有比追梦一生更美的事吗?

王国维老先生幸好不与我同时代,他是正统到不可逆转的倔人,本来很敬仰他的,可是,他不喜欢柳永不说,还大批,这就让人大失所望了。《资治通鉴》述:“诗家之有李商隐,犹如词家之有。”正统到古板,好比诗词之禁忌:“文多拘忌,必伤其美”!拿书画鉴赏来说,就是匠气。

诗为知音道,难与俗人言,诗向会家吟,琴向知音谈。诗人多抑郁,是因为别人读不懂。是耶!品诗与赏画,相通。钟荣《诗品》述:

或清音独远,或文温以丽,或辞采华茂,或凄怆雅怨,……

情美结合,才才能产生好诗,好意境。(拙见与王国维相悖)

这才言赏画:

养就孤标人不识,独立书斋啸晚风。

这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独立高标的大师:青藤主人徐渭的诗。

江南自古多名士,徐渭放浪形骸,随意率真,苍凉自怜。他的画,打破传统,又蕴藉传统。其画大都不用线条勾勒,而是水墨泼成,没骨苍润,经脉全无,纵横奔驰,落笔生风。有一种气势扑面,不可抗拒的美的力量!南怀瑾先生说:世上有几种人活得癫狂: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他们身上都充满着近乎发狂的主观精神。石涛,山人,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这些后来的大家,都是徐渭的“青藤门下走狗”。

齐白石称:“恨不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

好的艺术作品,无论诗词,书画,一定不可没有生活,所谓生活,就是作者的生活情态。一句话:个性,个性的艺术!

这才又说艺术审美:艺术审美是很精致的情感思维过程。

何谓诗?情之思也。情境俱美也!

尼采说:诗是经过沉思中回味的情绪,诗的创造不是照搬自然的状态,而是经过冷静的观照与思考,受阿波罗的洗礼,融化洗练,而传达的诗人的情感意趣。

朱光潜说: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于艺术。

当我们领会一首诗时,会看到一幅画,或是一个故事,从而产生美感或感动。

王国维说:诗人必须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因而,诗人以生命感知,抒发个人快慰与忧伤,从而又以华美典丽的文字,触动人的心灵,唤起美感或引发共震。艺术审美由之产生。

而一般人感受外物,忧喜既过,便不复存在。好比那些走访别人博客的人,不带情感“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不留下一丝云彩”,那是阅读,而非审美!

诗的审美,好比情人之间互解风情: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倘无此种意趣,也非艺术享受,全无情趣可言,好比风情万种的美人,与瞎子结成了夫妇。艺术审美的最高享受是:才子手眼,评才子文章。此为“形而上”。

下面说说我遭遇的形而下:

我在浣花逸景的这套居室,是带一个斜顶阁楼的两层套房,当初刚入住时,时常有些朋友来参观。搞艺术的人见了,总是很惊喜,这种坡顶的结构让他们产生创作冲动。而普通人见了总是不以为然:这样斜斜的屋顶,怎么住啊?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有人做实验,把一支彩色铅笔放在一个盛水的玻璃杯里,科学家看到的是铅笔在水杯里的角度,而我们的诗人,艺术家却看到铅笔在水里呈现的波浪美态。

去年秋天的一个雨晨,我撑着伞去楼下的花园看望雨后的桂花,星星点点的白色小精灵散发的阵阵幽香让我心旷神怡,这时,来了一位清洁女工,好奇的看着我说:

“下雨你还来看花,我来帮你摇。”

来不及阻止,她已飞快的行动了,顿时,白色的香雪洒满一地,何等愕然,恍然,怅然,俯身,可惜浸泡在水中的白屑,已无法拾起,正在伤感,她的叉头扫把飞快的扫过,瞬间白变了黑……清洁工是没有错的,她的工作就是清早扫地。

我在浣花溪公园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秋天,上帝把银杏的色彩送给人类,使我们忧伤的心情由此生出无法言语的快慰,那时,我每天都会去园子里赏银杏,层层叠叠,飘飘飞飞,正是美不胜美!

清洁工们嫌叶子落的缓慢,每天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因之趁领导不在跟前的时候,使劲摇树……那是很凄惨的一幕,总是很凄然的看着他们,心下不忍而又无奈……

我家楼下就是成都最有名的送仙桥古玩艺术城,偶尔会去古玩店转转。一天碰到一位台湾古玩艺术品投资商人,主动与我交换名片,在店主的招呼下入座。聊到古玩鉴赏,此人称兴趣只在上千万的拍品上,为的追求更为巨大的利润空间。这大概是我最头疼的一次交流,但是,我的一句话对他起了深刻作用:

“我的鉴古在与一个美字,你的在一个钱字。我们之间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

审美艺术论文篇4

1影视艺术审美教育的情感转换

所有的影视艺术作品都是以直观的视听形式展现给欣赏者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隋感,也包含了多样化的审美因素。但是影视艺术作品中的审美价值的体现一方面依赖于创造者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境界,同时也与欣赏者审美水平和审美实践有直接的关系,只有欣赏者拥有一定的审美素养,能够体会到影视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隋感时刁能山理性认知升华到感性认识,从而实现隋感的感性转换。对于影响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需要一个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欣赏者先是通过屏幕或银幕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直观解读,先以其丰富多彩的外在形式使欣赏者产生美感,然后再将其隋绪按创作者的意图引领到一定的审美高度,使影视艺术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于影像的认知需要三个层次,仃一个层次即为知觉层次,通过影像给人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具有一定的美感效应;第_个层次属于叙事层次,使欣赏者对影视作品有一个个局性的把握,使欣赏都能够个面地了解影视艺术作品想要表达的愿望、思想、情感,并在情感上引起欣赏者的共鸣,与欣赏者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第三个层次是隋感转变层次,是指欣赏者在欣赏影视艺术作品后充分发挥自身的审美能动性,对作品有更深的领悟,能够山理性认识升华到感性认识,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感染并得到人格的升华。所以,影视艺术作品欣赏其实是审美卞体隋感的转变和升华,它小仅是一种情感体验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审美创造过程,能够起到重塑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的作用。

2影视艺术审美教育的价值构建

艺术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小仅是艺术创造更重要的是人格塑造。影视艺术作品除了要具有社会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所以具有一定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品位。如果一部影视作品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而没有美学精神的支撑和科学理论的指导,那么就失去了审美价值,也小会被作为审美卞体的欣赏者所喜欢,也必然会影视其社会价值。影视艺术作品具有极强的传播性,而且能够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信仰,所以要把自然、仁爱、和谐的文化观念融入到影视艺术作品之中。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教育价值卞要是通过欣赏者观赏后的再度体验而从中得到的启发和领悟,在欣赏影视艺术作品时欣赏者会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随着}I}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会使欣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使其教育、认识、审美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欣赏者的情感在得到感性升华后会有新的领悟,这会起到提升欣赏者人格、调节精神的作用,能够激发欣赏者潜在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心理结构,从而使欣赏者的价值观和人格都发生了转变,这也是影视艺术审美教育价值的体现,并突出了其重塑人类灵魂的功能。

3影视艺术审美教育的精神导向

影视艺术作品除了能够给欣赏者带来视觉的冲击外,更重要地是会给欣赏者带来精神的审美感知与升华,对于欣赏者的精神起到一种启发作用,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精神。影视艺术作品能够起到揭露现实的作用,同时它也能够超越现实引领人们去幻想未来,起到一定的启迪和暗示的作用,通过艺术和审美体验使人们有了新的感性认识,可以用一种新的审美方式去感知世界,最终起到引领人们超越现实生活的作用。影视艺术作品给欣赏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无限的精神体验空间,使欣赏者拥有足够的遐想空间,能够很好地激发欣赏都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使欣赏者的灵魂处于一种超越自我的自山状态,从而使欣赏者得到精神慰藉。

4影视艺术教育的审美导入

审美艺术论文篇5

[论文摘要]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众多艺术门类中,20世纪末诞生的新媒体艺术通过对各种传统艺术所进行的关学观念的改造,确立了自己现代性的关学方法和原则,形成了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审美维度。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审美维度主要体现在其突显的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这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维度中又分别包含有机联系的若干个重要维度。在精神性维度中,新媒体艺术又包含了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解放维度、体验维度;在制度性维度中包含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维度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维度。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维度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新媒体艺术在当代的复杂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艺术;现代性审美维度;精神维度;制度维度

新媒体艺术诞生于2O世纪末,它是以科技发展和全新传媒技术为基础,将人类艺术灵感和理性思维融合为一体的、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和胶片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而创作完成的一种新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新媒体艺术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于一体,它体现了艺术家们在技术和机械化的工业文明层面上,试图将尖端科技与先锋艺术观念相结合去探索新的艺术空间,并用新方式去重新感知世界的可能。

新媒体艺术在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尽管它吸纳了音乐艺术、绘画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以及行为艺术等多种艺术的构成要素与表现形式,然而由于它对高科技的依赖和对新型媒介的依托,使得它与传统艺术之间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艺术通过对各种传统艺术所进行的美学观念的改造,确立了自己现代性的美学方法和原则。这就为我们能够从现代性角度对新媒体艺术审美维度的一些问题进行阐释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和依据。

由于新媒体艺术还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状态之下,因而它的审美维度是一个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作出简单穷尽解释的问题。所以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所包含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审美维度,即: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一、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

提到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人们可能立刻会想到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阐述,比如阿多诺的“启蒙理性”、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然而,我们认为,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

首先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或精神获得了一种自觉性或反思性。从文化精神的内涵上看,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包含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解放维度以及体验维度等多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多维地透视其现代性的精神维度。

(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与传统艺术相同,新媒体艺术总是把情感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进行阐释,但新媒体艺术又与传统艺术有所区别,一方面,媒介方式的多元化和由此带来的艺术实验的多样性与个人化,使得一种互动的、对话的关系正在形成,而一些新的问题也成为艺术家关注的中心,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自由交流的问题,成为20世纪末当代艺术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新媒体艺术突破了人们的有限而单向的思维框架,导向了媒介与语言、艺术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超越。在新媒体艺术中,实在世界(材料现成品世界)成了艺术家主观建构起的艺术创造天地,这时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对实在世界的表现,也是艺术家的理性与情感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的一种自我的外拓,由此确立了一种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以匈牙利艺术家FerencCako的沙画作品《创世纪》为例,新媒体艺术家采用了新的媒体形式——以光束为载体,通过实物投影仪和光转换投影仪设备的表现力将RGB状态下光的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配上音乐后,形成独特的艺术作品形式,最终将自己所钟爱的、前沿的自我表达形态通过连接、融人、互动、转化以及出现这五个环节,带给人们对美的思考。在此,宗教是艺术家表达自己对生命与爱的思考的一个载体。对于作品表现的每个场景,艺术家并没有强化特定的语义,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只是将个人对科学观、宗教观、生活观等的理解全部融汇于感性的形象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也是在用自己的热情赞颂生命,歌颂生命的活力,歌颂生命的繁衍,歌颂生命的伟大与变幻莫测。

(二)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维度

现代性的美学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释放人的自为潜力和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媒体艺术家们走出了一条集体奋斗的路线。艺术的使命本就应表现现代生活的节奏,表现现代生活的“英雄们”怎样将他们的生活转变成为艺术作品。这样一种寓言如本雅明所言,它在思想的国度里有如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它显得遥远,但是它足以揭示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它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催生了现代性美学的合法性。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提出传统艺术膜拜价值,现代艺术侧重展示价值,而现代艺术的展示价值意味着艺术实践从早期的仪式中解放了出来,通过机械复制而为大众所有。

也就是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开始压倒膜拜价值,艺术作品不再笼罩在神秘光辉里高不可攀,而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满足大众展示和观看自身形象的需要。新媒体艺术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存在艺术家与欣赏者的互动,因而新媒体艺术作品使所有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就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新媒体艺术使传统艺术的“光晕”逐渐消失,使得技术手段运用后机械复制的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要求,仅此而言,新媒体艺术现代性的前景就构建了公共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原则,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完成了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这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新媒体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就既受益于技术的进步,又始终对技术抱有清醒的批判和警觉态度,从而树立了反对技术化、功利化和异化的美学理想,提升美学的批判功能。

例如,新媒体艺术家伏斯特尔在他的作品《蚂蚁农场》中用水泥将电视屏幕封上,就是为了表明人们意欲逃离电视这个禁锢人的“电子监狱”的愿望。新媒体艺术在这一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职责:始终站在社会和技术的前沿,更要强调人与世界同在的根源状态:能及时从技术的表象中抽身而出。因而,新媒体艺术并非如少数人眼里的“洪水猛兽”,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消费社会的各种“欲望”,只会一味地带给人们,让人们将原来对“精神理性”的关注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恰恰相反,新媒体艺术带给人们的不仅不是一味的,而是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感。

(三)人的主体性的体验维度

美学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艺术是大众的艺术,而不复是天之骄子们的专利。本雅明把艺术看作生产和消费的辩证过程,他不遗余力地推崇电影的革命意义,着眼点之一也正是要打破艺术的象牙塔,将大众引入艺术欣赏的殿堂。

新媒体艺术所显现出的艺术的商业性质和消费性质,本身就是美学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它的声讨对象。新媒体艺术的出现就像是一场大的地震,成了现代艺术上的革命,它使得传统艺术中的本体论转向了非本体论。它让“挪用”的策略在使艺术彻底物质化的同时又将物质异化,在将生活与艺术等同的时候又将它们分离。

新媒体艺术并没有延续现代艺术的进化论逻辑,因为,艺术家对社会的见解是无穷尽的,个人经验之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科技、传播的虚拟化是绝对真实而随处可见,同时不能被虚构的。“但在这个时期,杜尚被人认可的其实并不是他思想中最出色的部分:超越艺术局限,走人自由境界。那时他被人欣赏的只不过是在被限定了的艺术格局中的现代艺术作品。他的形象充其量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现代艺术家而已……然而,他这个成熟而完整的思想却被西方人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才理解。”因而,新媒体艺术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反抗性,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观念性,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的装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可延展的真实的个体经验。

大量可复制和批餐生产的日常用品,经过个人不同技术手段的选择与各种方式的重新组合,使被工业化和标准化剥离的个人经验重新在场,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艺术成为一种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的艺术。经验的呈现乃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精神。日常形态的物品通过各种组合产生的问离效果正是经验在场的表征。“集合艺术家关注的不是被集合的物体本身,而是物体之间的组合关系,各种物体在新的空问里所造成的统一、整体的形象。”“由于每个人在不同时空下的经验是截然区别的,所以每个人对相同场景的利用当然是不同的。首先会有不同的选择,其次会有不同的利用,似乎从视觉上看来,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将材料拾来,重新拼接、虚拟化出另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却由于经验的参与,而使看来被虚拟化的世界成为比“电视即世界”的现实更为真实的呈现。新媒体艺术的挪用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陌生化手段,挪用本身即是目的,这种目的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的纪念碑,而是旨在通过对物本身的转换而唤起被它包围的现代人的鲜活本性。正如在阿西娜·塔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中,“观众必须在她所做的梯级作品上走来走去,用身体感受节奏,认识它们与空间新概念之问的相似性”样,观众们只有通过身体的运动和参与,才能对它的作品进行充分体验。

二、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制度维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无疑感受到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力量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它的全部维度,如果关于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分析不同时引入其制度性维度,这种分析想必也是不完整的。不容置疑,审美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曾经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新媒体艺术恰好体现了理论家所指的内在统一的意义,进一步展示了其制度性维度一面。因此,我们尚不能穷尽这一维度十分丰富的内涵,只能择其要者作简要分析。

(一)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和行政管理中,而且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社会的公共管理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分化与相互制约,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相对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出现是以理性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为前提的,它是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的寓所。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求,或者抵御公共权力的自律化所造成的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普遍理性化的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例如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作品《l0单西斯》中审视了城市环境,分析了在特定的城市景况下存在的影响,提供了一些试验合作界面来处理这些影响范畴。然而,它的目的不是为建筑及城市设计发展尖端的工具,而在于促使人们对城市规划和建造进行再思考。

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说:“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艺术就是这样影响着大众的视点,并且悄然改变着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在社会整体的运行和管理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化的政治文明的确立。新媒体艺术作品《人质:巴乔录像带》这个关于西方人质危机的试验记录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危机指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生在黎巴嫩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对西方人的绑架和监禁事件。这部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黎巴嫩、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政治公共生活,从而也导致了一些高层政治丑闻的败露。正如葛兰西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于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权力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具体说来,现代性背景下的理性化的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确立。

再比如,2007年9月18日,优酷网在首页头条了由名为“雅克西”真实纪录的公益影像《龙虎山处理垃圾全过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段影像画面表现的是:青山绿水,竹筏悠悠,环卫工人撑篙而过,甚是优美与悠然。然而不一会儿,情景突变,环卫工人将从上游水中辛苦打捞上来的各类垃圾又悉数倾人下游河中,让人匪夷所思。网上这段影像不到两天,点击率就已经高达156,266次了,回帖也有623条。有的从批评环卫工人的角度评论;有的则从批评游客角度发表评论;还有的指出:现在环境监督,靠政府更要靠市民。龙虎山旅游集团对优酷网友的曝光第一时问作出反应,召开党委会议,开除当事环卫工人,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写检查,调查垃圾处理事宜,并及时在优酷网上公布了《龙虎山回复“垃圾门”事件》的视频,这完全能够说明新媒体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了。

审美艺术论文篇6

审美意识作为人类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有历史继承性的一面,人类生活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和审美需要,不同民族之间是既有差异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因素,而在人的艺术思维中还存在一种直观的相似性,它决定了艺术形式的审美相似律,这种相似律的心理基础即审美的集体表象,因此人类的审美活动在广义上是具有共通性的。在动漫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在外化为艺术世界的时候必须要遵循人类情感活动和审美意识中某些既定的基本规律。在动漫创作时遵循的审美共识应该说是一种相对性、沟通性的共识,是一种跨文化、开放性、变化着的审美表达方式。在动漫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应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创作出来的视觉形象人们是否会喜爱?是否符合人类的情感需求?是否能满足大众的审美共识?要做到这几点,就需要创作者平时丰厚的积累与储备,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刻的生命体验、特殊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感受人们相同或不同的喜好,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情感、理想等,并能不断进行总结和归纳,这样才能准确地对动画形象定位和选择,使其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动画片《功夫熊猫》虽然是一部美国动画电影,但它是以世界人民都熟知并热爱的中国功夫以及中国国宝“熊猫”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该片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只笨拙的熊猫立志并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了武林高手的故事。影片的主角———阿宝,是以人们熟悉知晓并深入人心的中国国宝“熊猫”为创作原型,其动漫角色塑造得十分可爱、善良、憨厚,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胖而笨拙的身体,不够灵活的身姿,有些胆小、有些怯懦但有颗勇敢追随梦想的心。片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反面人物“雪豹大龙”,它有贪婪的野心、黑暗的本性,为了让这一动画形象满足观众心目中对反面人物的整体印象,在角色塑造上特意加进了许多日常反面人物惯常的形象特征,如倒立的八字眉、凶恶的眼神、邪恶的心灵等等,使这一动画形象十分阴险狡诈又诡计多端,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反面人物形象认识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与熊猫阿宝这种被国际公认的可爱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大众的审美情感有所依托,得到释放,进而对片中的动画角色认同并产生喜爱。该片为美国梦工厂动画出品,对于该片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境,正如导演JohnStevenson强调的:“他们的艺术创作是想带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正面信息,希望透过熊猫阿宝鼓励大家,只要努力坚持梦想,一定会成功。”这种积极向上、乐观拼搏的精神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得到人们认同和赞许的。同时,电影亦透过阿宝与师父的师徒关系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又如中国20世纪60年代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改编自神话故事《西游记》,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艺术特点,以民乐伴奏,采用京剧锣鼓打击乐增强效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片中刻画出孙悟空不畏强权、反抗压迫的叛逆性格,机智勇敢、聪明活泼的个性特征,代表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将民族风格中追求自由独立的精髓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反面人物:貌似端庄却心藏杀机的玉皇大帝,口蜜腹剑的太白金星,骄傲自大的巨灵神等等。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正、反面人物形象相互映衬,使得具有反抗精神又可爱可亲的孙悟空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还有由林文肖导演的国产动画片《雪孩子》,片中所展现的美好纯洁的快乐,细腻真挚的感情,以及雪孩子牺牲自己救助他人的高尚情操,在告诫观众做人的基本道理之外,更体现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品质。从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动画片中我们可看出,在动漫艺术创作中遵循一些人类的审美共识、符合既定的被大众所认可的方式方法是创作动漫艺术作品最好的途径,而不能背离现实生活的一些传统审美意识去进行创作。

二利用审美差异进行动漫创作以突出民族特色

在现代动漫创作中遵循人类所共有的审美相似律的创作方式和原则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者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和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因为人既是社会整体的一份子又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存在。在审美活动中,审美感受既受审美主体个性差异的影响,又受审美主体所处时代、民族、阶级等社会条件的制约。所以,审美差异不仅有个性差异,还具有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特性,一个国家、民族受到相同文化的影响,必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某些共同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就构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许多优秀的动画家都会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审美文化和特征融入到自己的动漫作品中,以构成自己作品的独特价值,如日本著名的动漫大师宫崎骏等。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突出个性,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既有差异也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因素,还是必须站在共识性的审美角度并结合具有自身情感特征的构思,使动漫作品既不陷入俗世既定的框架,又能实现人人心中预想的最美境界;既能遵循人类所相似的审美共识,又要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不同的组合、新的排列。对于中国动漫创作者而言,怎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作品?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动漫界正在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老生重谈中国早期的动画作品,其中有许多经典是都值得我们今天再去认真推敲和研究的,如中国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山水情》,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火童》、《金色的海螺》,皮影动画片《张飞审瓜》、《东郭先生和狼》,木偶动画片《孔雀公主》、《阿凡提的故事》、《崂山道士》等等,这些将中国传统艺术巧妙融入的动画片,以鲜明的个性和民族特色获得了世界的赞誉。其中水墨山水动画片《山水情》可以说是中国式动画的典范之作,其将中国传统山水画引入动画创作中,使平面的水墨形象“动”了起来,而整部作品更是充满了中国式的隐喻,将中国诗画般的意境融入到动画片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意蕴特征。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该水墨动画没有轮廓线,利用水和墨在画面中自然渲染开来,一个个不同的场景就是一幅幅优美的水墨画,没有对白,却有丰富的叶笛声、琴声、水声、风声、动物声来配衬各种场景。该片将中国道家思想的精髓———道法“自然”和禅宗“明心见性”的灵感综合融入,体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画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将师徒情、山水情、自然情以最中国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其诗一样的气质、幽远清淡的画面达到了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这部动画片将中国绘画的水墨技巧发挥到了极至,其画面之精美与故事内含的哲理无不使人折服,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的美,以至于如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以此为骄傲。而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的动画片《天书奇谭》,影片的叙事结构秉承了中国文学和戏剧的叙事传统,在人物造型、场景设计等方面充分运用许多民族的东西,中国味十足的美术设计在这部动画片里达到了顶峰,充分借鉴了中国工笔重彩画、敦煌壁画、戏曲脸谱、戏曲舞台服饰、民间年画等多种传统艺术特色,无论是浓墨重彩或是轻描淡写都与影片的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内容和形式别具特色,是一部集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动画佳作。当然今天的动漫创作不能完全重复和默写这些路径,但在进行动漫创作时将中国特色的气韵生动、写意韵致作为作品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境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养分,再经过审美艺术的创作与处理,构思创作出不同于他国的、新颖的动画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艺术作品,应该是今天中国动漫创作者们需要去不断尝试和探索的。

三、结语

审美艺术论文篇7

[关键词]视觉文化时代;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审美化生存

[DOI]10.13939/ki.zgsc.2015.13.130

1从图到图,一眼万年: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转向

鼓乐喧天的祭神仪式、严阵以待的狩猎场面……在我们向那些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遗存面壁凝视时,它们凸显出的不仅仅有筚路蓝缕的人类活动轨迹,还有人类记录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图和读图是人类走出愚昧,从一般动物中离析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步”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图其形绘其影的“叙事”行为已然定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随着大浪淘沙般升腾跌宕的自然抉择,人类终于以蹒跚向前的脚步迈入了这个新世代。拜经济发展与科技发达所赐,当下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传媒的日益扩张,营造出了视觉机制的高位主宰和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的氛围。

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20世纪不情愿地被附加上 “L・H・O・O・Q”的标签;当梦露的迷人肖像以变色龙的方式重复出现,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视觉文化沉浸于叙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从图到图,一眼万年,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这一次又垂青于人类,不同的是,人类此在的界域已经裂变为视觉文化的竞技场――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正逐渐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所取代,人们对于文本的主体认知方式继而由精读转向略读、由凝神关照转向眼球效应,图像在一步步滑向话语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诗意栖居地之上的审美化生存

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唤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章国锋,王逢振.20世纪欧美文论名着博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9.

――海德格尔

在如此一个图像增殖与侵蚀的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的规划一直便致力于尝试以种种障碍和未知形象将空间填满……它总是充满着未被承认的障碍,这些障碍从来不允许我们实际上“看到”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外的东西。”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在海氏那里,“诗意地栖居”具有一种遮蔽的力量。

的确,在当今大众经验重构、审美范式转换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达到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如何使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在日常体验与美学意义、审美愉悦与价值提升之间,制衡图像沦落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实现诗意栖居地上的审美化生存,成为当下艺术的职责与业绩所在。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置身于其中的艺术家们即时调整文本叙事结构的转向步伐,平视之眼的朱书贤“以平视感的姿态开启感官之门”,深情冷眼的常陵开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诗意撩拨”,他们以超文本的立体方式吸纳慧智,在推动艺术创造的人性化表达和审美化建构的同时,在学术关照的层面上不断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标。

3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关涉与遥望:此岸与彼岸

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朴素“镜子说”,毫不怀疑词与物的一致性;而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以来,书写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却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当代艺术在实施着镜城突围的行动,它不断抹平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走向“超真实”。人们在创造着现实,也在构筑着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这种“超真实”/“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长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构筑的世界里,此岸与彼岸是现世与来世、苦海与佛国的两极。而笔者此刻所议的此岸与彼岸,其所指不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种地域上(如本土与海外、东方与西方等)越界与连接的概念。即艺术家们既要以入世的治学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创作中关照,又要在此岸遥望彼岸、从彼岸关涉此岸,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见:李来源、林木的《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307页:石涛有“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闪闪发光。

朱书贤借助《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文本叙事中源自自身经验、看似稀松平常的现实情境,将此案与彼岸的关涉与遥望,演绎为“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悬浮与依托。“每当我察觉浪漫这东西时,感觉它的存在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悬浮于现实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来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下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摘自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一文。两部作品均为我们设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现场氛围,黑与白的交接之处便是无穷尽的“灰色”主调。艺术家将创作视为“再现薄雾般的浪漫”,可是这浪漫却没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态中,没有披戴上浓妆重抹的色彩,而是弥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调灰色之中――主体与客体在这里均被笼罩在纯度不高、亮度不够的灰暗调子里。

回到颜色本体上来看,因似晦涩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现实。它不同于黑白的极端,而是以朦胧、内敛、神秘的形状,更富于弹性地介于两者之间。“灰色给人以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感更强烈,其远方为遥远的过去”[德]爱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30.。如果说“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别对应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这种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态为代表的视觉效果的压抑,无疑助艺术家一臂之力拨开“黑雾”,将关涉此案、遥望彼岸的实施凝结为破土而出、抽芽壮大的“黑色种子”。

拥有十年留法经历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国时思蜀而不乐,记忆中的母土魂牵梦萦,他欲罢不能地迷恋着彼岸的温暖;回到2005年的台湾,此岸的故乡社会结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较前有了根本改变,此刻的台湾与记忆中彼岸的台湾无法建立起即刻的连接,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转,实质是从本土的缺席转到现时的在场,记忆中对于母土上下文关系赫然横亘出一条现实的鸿沟。艺术家由此在对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没有实现,这种怅然所失的情绪,促使常陵开始了以台湾的特色饮食――“五花肉”为视觉识别码的身份追寻。常陵的温情回眸,在“异乡”和“原乡”之间巧妙切换,他用特殊的减去法,挥洒书写的痕迹,流动油画的颜料,而由此产生的类似于水墨的表达效果直接带入了文人画中的精神元素。

从构图饱满的暖色到间有其中的冷色,从“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鸟”“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个子题之间的互我进化和轮回,常陵的艺术文本不断地呈现叙述者的心理反应和阐释渴望,具有一种“符号迷恋”的故事表征。这种叙述策略又唤起观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叙述幻想,继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于是,此案的关涉与彼岸的遥望在这里,图像化为高速的静止、细腻的宏阔,且深且浓且久远且绵延,而至无穷无极。

4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确定与不确定的预设方向

艺术的文本创作存在于从创作到作品接受的动态流程中,存在于“从创作者的意象―语符思维到读者的语符―意象思维的相继过程中”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05.。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各自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连接点,它既是作家创作活动的物化与结果,又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与物态化作品的重新创作。

按照这样的认知准则,艺术家一方面要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微妙的意义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觉到的意义倾向,又有含而未发,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补的意义“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叙事,摇摆于确定与不确定、精准与混沌的预设方向之间。确定的预设方向,使得观者的观看思索与创作者的原发意识,具有一定层面上的主旨一致性;而预设方向的混沌与不确定,则需要观者的主动思索才得以使画面的意识显现完结。从此点延伸开来说,它反而完满和确定了创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转译。

朱书贤寓诗意感和神秘感于现实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没有设置人物对白,待定的指向与缓步运作的“尺八”背景音乐互为滋养。艺术家从哲思迷离、文风幽淡的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小说《幻影书》中,获得关于“默片”元素的启迪。在他看来,默片虽然少了语言的表达,却有着如同诗一般的专属表达方式。“默片的无声、黑白色彩、断断续续加速的节奏。这些都是障碍,增添了观赏的困难,却也减轻了意图代表什么的负担。”见:《“恶童力”展览画册》,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台北:大未来画廊,2009:136.朱书贤将这种拥有多向无限生长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诸多具有神秘感条件的环节之上,如剧情推展的幽然迭转、默片与观众的距离感、“尺八”乐器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洪流间,我不批判,我只裂开嘴大笑。”在常陵看来,宇宙本身处于混沌状态,其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阴阳、表里的两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面镜子,可以提供一种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过于明确、太过了然的指向。艺术家使用特殊的减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历史思考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课题,于此亦应了石涛“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画语录。

朱书贤、常陵的艺术语言由常态进入

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态。他们幽玄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将观者导向一种超然的意象意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导向的路径之上设立了多重障碍间隔,将观者接连阻滞在语词本身的意义之上。正如同叶燮对于诗有“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说,他们通过增多叙事结构中,从语义、意象一直至主题各个层面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来适应和调动观者重建作品审美物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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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艺术论文篇8

秦统治者是以法家学说为其治国牧民的指导思想的。秦始皇曾在二十八年的琅琊台石刻颂文中批评古代的帝王“法度不明”,标榜自己是“大圣作治,建立法度,显著纲纪”。虽然强调法治并没有错,但秦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在那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刑罚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盗”,这些“盗”其实是一群被压迫、被剥削而无路可走的农民。失去生计的农民被逼无奈只能铤而走险去“盗”地主的财产,因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击;民不聊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盗”,而朝廷对“盗”的镇压又越来越残酷血腥。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社会生态下,秦未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显而易见,秦王朝“严刑峻法”的受害者是农民,秦法不过是统治者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从出土的秦简法律文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刚刚取代奴隶主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是怎样把奴隶制的枷锁换成封建制的桎梏套在农民身上,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3]喜在从政、治狱、从军的经历中亲眼目睹了在秦的强权政治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其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活态度的转变。他从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到对秦政失望而失志颓废,最后选择了自行恬退。喜的经历表明,他17岁便投身社会,为国家效力:先后从政、治狱,到29岁近而立之年时投笔从戎。这说明至少在青年时期,置身于天下一统的强大秦帝国里,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曾泛起过些许作为楚国遗民后裔的不快,但这并不曾浇灭他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梦想。所以,他从军他乡,独身飘零。然而事与愿违,或许是怀才不遇,或许是现实影响,抑或是性格使然,他始终在底层打着圈圈。如果说从政和治狱难以很快出人头地的话,那么从军在当时是很容易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论功获赏的,但是他却没有。联系到他此时在笔记中极力回避记载有关战事的行为,只能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他的内心其实是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的,所以他不愿去拼死杀敌建功。于是,他选择了退避。31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此后15年他再无波澜,默默终老。二是记事内容的转变。《编年记》由前期记载国家时政大事到中后期转而以记录作者家事和个人生活经历见闻为主。作者当初写《编年记》的目的,本为记载秦国发生的大事。如在昭王五十三年以前,主要记载秦国发生的重要战役,几乎接连不断;但到昭王五十四年之后,写作的目的变了,对秦国所进行的战争很少有记载了,转而以记自己家事为主。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喜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秦的暴行,不想为其歌功颂德了。境遇的变迁极大地改变他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变了,写作趣旨也随之改变了。三是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的转变。由择要搜集、客观记录、秉笔直书到刻意选择、暗含褒贬、曲笔婉讽,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转变。如《编年记》在昭王五十二年载:“王稽、张禄死”。《编年记》在昭王五十三年中的记述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秦国的内政,而为何独在昭王五十二年记下“王稽、张禄死”?这颇令人玩味。王稽本为秦国的谒者,地位不高,张禄因有王稽推荐才进见昭王,得以相秦,于是转荐王稽为河东守以报恩。后王稽与诸侯通,以叛国罪诛,张禄也受到牵连罢相,王稽与张禄同年亡。[2]27喜唯独在《编年记》中记下此二人之死,恐怕是喜对这两个人的鄙夷不屑、对秦政的曲笔嘲讽吧。这种在字里行间里漫不经心地隐含几分讽刺味道的手法,深得孔子首创的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之妙,其后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屡屡用到。对某些人和事,他还用一种故意冷落的曲折方式表现自己的憎恶,如对在奠定秦国地位并在统一六国之前有过巨大功绩的白起,《编年记》对其战功及死亡都避而不写,因为正是这个白起攻楚拔郢(公元前278年),使楚国灭亡,而楚国是喜曾经的祖国。此外,也正是这个白起在“长平之战”中残忍地活埋了40万赵国战俘。因此,喜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白起的,所以对其视而不见。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他对楚国的怀念之情和对秦灭六国的隐恨。从昭王五十四年起到秦始皇三十年,《编年记》很少再有记录战争和秦国政事的文字,对后来秦灭燕、灭齐更是只字未提。这恐怕和喜的思想意识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对于一个自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满的王朝,他再也无心去记什么秦国大事了。《编年记》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2年)载:“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据史料记载,此年刚好昌平君反秦,昌文君可能也是位楚公子,本与昌平君同仕于秦,二人还在平嫪毒之乱时一道立过功。其后,昌平君迁居郢陈,起兵反叛,昌文君受其牵连而被秦始皇诛死。[2]35喜为什么要记这一事呢,这只能表明喜的内心是赞成反秦的,对秦始皇株连昌文君是愤恨的,所以在此特记一笔。同时也可以看出喜对楚公子之死的惋惜和伤痛,这不正好是一个楚贵族遗民难以言说的痛楚吗?综上,喜因其楚国贵族后裔的背景,在骨子里有着对秦灭六国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从政、治狱和从军的经历见闻使他对秦的暴政和高压禁锢下人民的痛苦有了越来越真切的感受;同时,自己人生道路的崎岖和灰暗也使他越来越失意和消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这位具有一定知识才能、原本也有雄心壮志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厦轰然坍塌,他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更加强烈,最后终于在政治上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用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秦统治者的不满、抵触和反抗。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和转变,在高压统治和残酷剥削下的秦代社会,尤其是在被秦先后灭掉的原六国子民中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二、从《编年记》看

作者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观再来看看《编年记》的记事内容、风格和文字书写所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艺术观。《编年记》共53简,虽然距今2000多年了,但无论是其记述内容、思想观念、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还是文字书写、字体变化等,较之同时代的官方书写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全新的风貌,表现出观念更新、记事简约、字迹飘逸的强烈个性和鲜明特色,体现了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价值取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1.求变———不满秦政,期待变革

如前所述,喜是楚国贵族后裔,同时又是一个入吏的知识分子。《编年记》写作于“诸侯并作”、“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时期,对于秦统治者而言,它不仅不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的编史,而且很可能还是“妄语”“妖言”。[4]9幸运的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坑儒”时,作者已逝去三四年了,《编年记》被作者带入了地下,幸免于那堆炙烤文明的大火,才得已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看到这劫后余生的珍贵史料。几百年诸侯割据称雄争霸的混乱政治局面,使秦的统一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一统天下的战争是激烈、残酷的,统一之后的斗争也是复杂、尖锐的。由于秦统一过程中杀戮太多,破坏太大,加上秦的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致使各种反秦势力长期存在,天下从未太平过。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纵横交织,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这些导致了秦王朝日趋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喜生活的社会背景,也是《编年记》写作的时代背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在《编年记》这一方完全属于个人的小小天地里,用记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秦政的强烈不满和对变革现实的隐隐期待,体现了一种反对暴政、蔑视权贵、同情反抗者和下层民众的进步的历史观。喜对于楚国的灭亡记载最详细。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攻楚,喜的居住地安陆便由楚地一变为秦国南郡的属县,喜由楚人变为秦人。对秦政的不满,加剧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于是他详细地记下了那些耻辱的不堪回首的亡国历史,也悄悄地将自己对眼前这个暴虐的政权及其统治者的强烈厌恶隐含其中。《编年记》中对秦王政持不尊重不避讳的语句颇多。如:秦昭王五十六年,书“正月,速产”;秦始皇十八年,书“正月,恢生”。二处“正”字,均不避讳始皇“政”,而《语书》官方文件中凡“正”皆改为“端”。《编年记》秦始皇二十八年记:“今过安陆”。“今”当指经过安陆的秦始皇,在古代对当朝的圣主应敬称为“今王”,略一“王”字,其蔑视之态昭然若揭。还有,《编年记》中对三代秦王均直言其“死”,如:秦昭王直书“昭死”,秦孝文王书为“立即死”,庄襄王书为“庄王死”。反观喜在记自己的父母之逝时,皆敬书为“公终”、“妪终”,亲亲之情,油然而生,[4]6其憎爱分明跃然简上。对秦王去世所使用的近乎诅咒般的语言,足以表明喜对秦王朝的不敬和愤慨。在秦法下,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解读为喜对秦灭六国、荼毒人民怀有极大的不满和仇恨,希望那个该“死”的王朝和那些同样该“死”的暴君“立即死”,期盼能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局面,改变当时的一切,强烈的祛旧图新之渴求同样跃然简上。从民本思想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历史观。而且,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求变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时代审美观念变革的前奏与先导。

2.求简———刻意省略,记事简约

喜生活的秦苛政时代,严刑峻法如条条枷锁禁锢着人,人们普遍有一种要冲破束缚,过轻松自由的简单生活的愿望。这种“求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编年记》中可见一斑。《编年记》记事从简,有些地方甚至刻意省略,只书年代不写内容。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编年记》续编对秦王政时期的战争所记寥寥无几。如:“三年,卷军”;“四年,军”;“十五年,从平阳军”;“十七年,攻韩”;“十八年,攻赵”;等等。凡涉及秦国的军政大事,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字之简省令人惊叹,甚至略去许多秦人引以为豪的重大事件。在整部《编年记》中,喜并未记载秦国军事上的威武和政治上的强势,对秦国君包括始皇帝不仅没有歌功颂德之词,甚至出现“昭死”、“立即死”等不敬之词。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将归于“天下大定”之时,《编年记》却出奇地留下了空白,使人丝毫看不出秦国即将夺取全面胜利的痕迹和普天同庆的喜气。这一再出现的空缺,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将它理解为无言的轻蔑和无声的抗议,似乎更切合作者的本意。如前所述,喜是楚人后裔,秦灭六国,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隐痛,不堪回首,故此不书。这足以证明,喜的出身、经历和感受,决定了他是反对恃强凌弱的,更不愿意看到国破家亡的惨象发生。其二,如果说对秦政的用笔简省中包含有政治与情感因素的话,那么,整部《编年记》所显示出的删繁就简的叙事风格,则鲜明强烈地显示了作者对处理复杂题材的一种自觉的审美价值取向:求简。即要言不繁,简洁明了,以简驭繁,以少胜多。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几乎用不着列举。如记载私事的:“今元年,喜傅。”“(今)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今)十三年,从军。”……记载时事的:“(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昭王)五十三年,吏谁从军。”“卅七年,寇刚。”……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编年记》的这种求简倾向,那就是人们在社会制度的强压态势下,内心必然会激发起一种本能的对抗心理和向现实规范相反的方向寻求变革的追求。而且,由繁到简是人们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也是审美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

3.求新———率意而书,字迹飘逸

审美艺术论文篇9

关键词:蚌埠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文字性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19-01

双墩文化作为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的600多件文物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大都刻画在器物底部位,内容相当广泛。除了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写实类,也有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与生活类,反映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广泛的内涵。刻画符号数量多、内涵丰富、结构复杂,就书法的观念而言,这些符号虽然尚处于非自觉的书写状态,但娴熟的技艺,使得刻写效果已经出神入化,可与历史时期相对延后的殷墟“甲骨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增强了这些刻画符号在中国文字历史上的地位。

一、从汉文字形体看双墩刻画符号的构成特点

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从形体上看,字形包孕着丰富的形象意味,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首先它们具有模拟自然物象的方法与写实性审美特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曾表达:仓颉最初创造的字就是描画各类客观事物形成的,所以叫文。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象形字体可分为形体符和声音符,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新字,这些新产生的字对于象形字来说就像母体分娩出的婴儿或者蛋中孵出的幼雏一样,所以称为“字”。因此作为书写符号,一定是具有可视性、图象性,描绘事物性(如图1)。

其次,站在文字的角度来看,这些符号虽缺少空间造型上的丰富构成,但对线的抽象把握却显示出先民的审美经验方面意识的复杂化,而以线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达到现实自然的超越,则更表明它在审美实践领域所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线条是造型艺术中重要因素之一,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比其他的造型要素间接和困难得多――它需要更多的想象、观念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

从半坡仰韶陶器刻符到大汶口象形文字符号再到甲骨文字体系,可以看得出汉字走得是一条由抽象到象形再到抽象的道路。我们从双墩刻画符号的抽象性品格可以看到汉字抽象品格的端倪,而在同一时期绘画的写实倾向也全面显现出来。如网纹、水纹动物图像的写实绘画形象便与陶器刻符的抽象、简约形成鲜明对照。

二、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文字性审美特质

(一)线的艺术

双墩遗址水纹刻画符号以弧线纹为主,也有少量的圆圈纹、漩涡纹和水波纹。如这些刻画符号的本身,还在审美艺术的领域里,开辟了另一个新的天地,这就是书段――“线的艺术广义地说,较之西方美术的注重色块,中国古典美术总体上都可称为“线”的艺术,中国绘画就始终都注重线条的使用。虽然书写的艺术是纯粹以线条、形体结构表现气质、品格、情感境界的艺术形式,却是中国美术所独具的线的艺术最典型的代表。这类源于绘画的最早的近似系统文字的刻画符号,以模拟为特征的象形成份还相当浓重,更未离开实用的目的,因而就时人的实践和观念而言,还远不是“饰文字以观美”的自觉的书法艺术。

线条已经具有横平竖直,疏密匀称等形式美因素,如图“”。因其刻在陶、石、骨、蚌的刻画符号,所以线条大多为直线,曲线也由短的直线连接而成,笔划为等粗线,两头略尖,线条瘦硬挺拔,坚实爽利,运笔健劲,刀迹遒劲。符号结构疏朗稚拙,雄健宏放,谨严中蕴涵有飘逸的风骨,气势不凡。

(二)结构的艺术

在最早的抽象纹饰上,我们也可以窥测出在超摹仿意识构形中的内在规定性,它促使造型的韵律美特征向完满自足性发展。模拟自然物象,尽可能地再现其真实面貌成为原始人构形时的一种追求。在双墩文化的大部分刻画形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原始人对原型结构的整体把握不仅凭他们敏锐的感觉来调整,而且靠一定的理智来处理。使得这些原始艺术的造型形式在形体上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

从刻画符号“”可以看出,就结构而言,此时的符号性表达尚多依赖于随物赋形所自然形成的姿态体式、繁简大小,故无论是同一个符号还是不同的字,都常常是大小参差,长短不一,宽窄随意,疏密兼有,但每个字本身则天然具有均衡、对称、协调等合乎美的规律的造型特点,从而给人以随意、错落而又朴拙、平稳的视觉感受。

刻画符号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墩文化特质的一个象征。这些符号结构,可分为单体、复体和组合体,特别是不少符号反复出现,使用频率较高,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意功能及可解释性。其中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形符号“”表示为一种简单而相对抽象的符号,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结构完整。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画符号相比,具有明显自身特征。

(三)“有意味的形式”――刻画符号的抽象品格

汉字的抽象化又以象形为基础,从而使大自然的万千形态为汉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本图式,这构成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这些刻画符号的美的特性正是在于它的形象。美的事物和现象总是形象的、具体的,总是凭着欣赏者的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强调刻画符号具有文字的审美特质,是因为它具备了书法的结体――空间造型;笔法――“线”的时空运动构成书法的核心语境,可以说,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无不围绕这二者而展开。

这些刻画符号具有较强的造型意识,和固定的语意传达。例如刻画符号中,多次将“水纹”等某些符号在形式和意义上固化,并在一定的区域内共同使用,初步显示了原始文字的意象功能。像“”、“”式的符号已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和平衡、对称比例等造型关系”。符号“”表达的以经营与甲骨文的“山”表达相同的语境,而符号“”则可被释义为网,符号“”、“”、“”等都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抽象的符号图形。这表明象此时的符号已从纯粹的描摹自然的表意阶段,而进入象形表意这一新的文字历史发展时期。

4.文字意象

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字起源的种种历史依据,并且刻符符号的抽象品格也足以使我们对汉字的本质获得足够的理解,从而可以成为汉字起源问题上的种种观念的参照。双墩刻画符号的装饰纹样线条简炼流畅,笔触粗放,形象单纯而鲜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目前这些刻画符号被学术届专家认为是中国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字的起源都有重要意义。以至于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从中体会到其相对严谨的结构、流畅笔法,自由而不逾矩的“写意”情趣和朴素、单纯、富有生趣的艺术语言,感受到它与现代艺术相通相融的气息。

象形表意审美这一文化模式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因此,从艺术形态的角度来看,不论是自觉形态还是非自我形态书法,它们都共同具备艺术审美的意蕴与价值。在上古艺术中,艺术的审美效应往往隐身于实用化功能中。作为新石器文化的产物,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审美价值还没有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独立。但其本身的审美意蕴与时代意境是并存的,这些刻画符号之所以能够深深的打动人,恰恰是凭借它具备文字性审美的内在价值。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蚌埠双墩文化新石器时期造物文化研究”(2009sk123),安徽财经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蚌埠双墩新石器时期器装饰艺术研究”(ACKYQ0906ZD)

审美艺术论文篇10

艺术语言的文化阐释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文化形态上,如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传媒文化和图像文化等,都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图像”一词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语言方式。在“自画像”领域,从架上绘画到观念性的行为艺术,在个人经验的表现不断融入、扩展的同时,绘画者也更进一步注重与公共经验的结合。我本人也选择“自画像”这一题材,试图在图像中描述我个人的生活感受与当下社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其具有图像的述说性质。

当下反思社会的“存在”问题是进行一种对文化对社会和对自己的一种价值探索,也更进一步注重与公共经验的结合,这种真实具有时段性、背景性、现实性等。如喻红的“目击成长系列”,以自己形象成长经历和历史事情为主题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成长,以自传式形式表达,相当于一种“模仿说”,主要侧重表达内心的世界,希望通过视觉形象的变异来表达对社会的一种反思和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卡通符号的复制与反思是当代文化对人性品格的冲击,具有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刘曼文的《平淡人生》肖像系列,她通过主观的观察和思考,用个人方式作出对生活的诠释,她的家庭成员就是画的主题,这一系列也表现着画家的心路历程,具有自传性的色彩。它属于画家心理和感情的自画像,也是现实生活的自画像,更确切地说,画家是透过生活处境来衡量人的感情质量及其真实程度。

艺术语言的心理演变

自画像属于艺术家话语的空间和舞台,在这一空间舞台的表演与宣泄中,画家主体将自我内在的情感转换为图画,是寻求解脱的图示与外化。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始于客观世界的刺激,它一经生成,就在人类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内化为一种自在的心理图式,并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向。康德认为,只有当客体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与主体所具有的先验直观形式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及经脸的感性直观。”

还有弗洛伊德所言:“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艺术成为艺术家减轻内心痛苦的手段。”在中国女性一直处于被压迫和受歧视的地位,在“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女性总被看成是”第二性“,”第二人类“,在这种文化背景的束缚下,那种经过模仿,认同和强化后逐渐形成巩固的性别角色差异对于女性的心理有很大倾向性和依赖性,因此她们在创作的同时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消磨时光,从女画家为自己精心绘制的自画像中克看出暴露了她对自己最为关心的自私自恋情结,充分体现出女性的心理特征。这恰巧吻合了约翰,伯格对于绘画中女性的观点:“女人的风度在于表达她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别人对待她得分寸。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形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

创作心理学认为作家或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的生命体验,现实中的人生缺失感构成了创作的缺乏性动机。女自画像以其特有的个人述说方式表达着一种经验,她们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世界,她们丰富的语言方式准确地诠释着她们对生活的心理感受。比如女艺术家申玲的私密空间,喻红的目击成长系列,闫平的“母子“系列等都是她们各自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表述及传达。

表现形式的儃变

早期自画像带有很强的“内化”意识,属于一种自我描摹与自恋情结的语言形式。其画中画形式的构思使自画像具有了多维空间和多重意义的符号信息。由于背景空间的扩大,具体的环境与人的关系成为构思的关注点,表明了女画家以隐喻的环境衬托单纯主体的创作意图和深层意蕴,是她们对自己社会身份和艺术成就的自我关注与炫耀,其符号信息的审美意义显然超过了语义信息。

20世纪90年代,高度一统化体制解冻后,女性表达进入一个自觉自为的新阶段,自画像由静态自我描摹到动态的“我”的历史与现实描摹,以一种女性视野去关注世界,“我”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外部世界紧紧相连,女性自画像至此进入成熟阶段,“她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体惜她们长辈亲历的反思,对中国政治上多种运动的腻烦,对包括“85新潮美术运动”中称重的集体理想主义的艺术运动和与之相应的艺术观点,艺术风格均持整体否定的态度,她们退回到个人的经验,继续通过艺术构想和实验进行变革,更多借助画面来展现真实的日常生活,玩式,调侃,关注当下生存境况,成为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标志。在这一时空的转型中,女性艺术家的才能得到发掘和施展。”

在刘曼文的《平淡人生》中,通过主观地观察和思考,用她个人的方式作出对生活的诠释,奉家丽的作品也都是关注现实的,不直接拿身体做语言题材,但其中映射了自己的影子,将自己的生活见闻作为作品主题和内容,与个人生活经验直接关联。还有申玲,喻红(借助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和描绘个人和历史中的突发事件和日常事件)对自我角色的认定,“将自己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我”为叙事的载体,深入细致地描叙“她们”的各类“情状”,来表达作为女性的艺术家各类复杂精微的感受。21世纪卡通时代的到来,商品规则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使女性自画像发生了图示上的变化。符号化的自画像艺术,由被观看者到自我的认定再到社会价值的探索,也可以说是由政治到自我再到社会和人性的转变。90年代的艺术女性不再像前辈单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所煽动,而是坦然直面个体生存价值取向上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功利性选择,尤其是喧嚣的艺术市场的蛊惑,从被动的受追逐,引诱,到主动地去驾驭,并使其为艺术创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