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论文十篇

审美文化论文篇1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审美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美育。语文教学，处处是在进行审美教育。即以语文学科为载体，而在教学过程中达到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之目的。

教育学生识美、爱美，从而去创造美，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人类崇尚真、善、美的必然结果一样，一个教师，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善于挖掘本学科教材中所深含的美质，以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乐学”。在中学诸学科中，语文学科与美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处处是在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当然，在这种审美教育中，由于不同的审美主体（学生）生活经验和审美积淀不同，面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对象（学习内容），理解的深浅度不同，头脑中所贮存的记忆表象（生活经历）多寡不同，对审美客体的美学意味感受就不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林黛玉一样。为此，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即审美活动过程中，务必因审美主体而异，因客体对象而异而因材施教，努力引导学生感受美，欣赏美，最终到达创造美的至高境界。因为美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深刻而强烈的要求。

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中，都凝聚着丰富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它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表现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教学中适当剖析，可利用美的事物，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譬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那藕花深处鸥鹭惊飞的美景，怎能不让学子们为这自然的外在形式美而鞠躬倾倒，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贾平凹的《小桃树》中，那在风雨中飘摇又倔强挺立的小桃树形象，又不能不让人为这自然之物的神韵所叹服，它用美的呼唤启迪着人类的心灵。教师用富有感染力的讲解，又促使学生对教材字里行间的小桃树形象进行深入地审视，继而又赋予它以新的文化精神内涵的美，使学生从心中涌起奋发向上的豪情。这样，便完成了由欣赏美到创造美的过程。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主人公喜儿的纯洁善良、热爱生活，以及王大婶一家与杨白劳一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纯朴的人情美，与黄家鬼门关的险恶、狡诈形成审美意义上的鲜明的美丑对照，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旧社会本质的不同，而“惩恶扬善”的思想也同时得以弘扬。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由生而死的经历，向人们毫不保留地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使人们由孔乙己这一审美客体，进而产生了鲁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感受。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的东西了。”这句话道出了人追求美的真谛：一个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指蕴藏在人的内心之中的思想、智慧、情感、意志、兴趣爱好、个性倾向等品质在全面和谐发展中构成的美。《第二次考试》一文中的陈伊玲，这位报考音乐学院的姑娘，穿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报名表上那姑娘的照片，是一张朝气蓬勃的，惹人喜欢的脸，教学时要把这仪态美的陈伊玲，演唱后表现的谦逊美，以及公而忘私忘我救灾所表现的心灵美的陈伊玲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陈伊玲的整体形象美。

其实，文艺作品以外的文字——应用文的教学也并非与美育无关。从书信类应用文的格式看，顶格称谓表尊重的形式，即会令读到此种应用文的人，内心荡起愉悦的美感。因为它是礼貌文明美的表现。固然，这种美感层次是较低的，比不上更高层次的美，但它是由感受文化内涵时所得到的。

无论是文艺作品的教学， 还是应用文体的教学，都需要教师去探入挖掘其中所深含的能够启迪人类心灵，并使之得以崇高的因素。当然，教师当以健康、饱满的情感投入其中，去感受，去陶冶，因为没有情感就没有美感的产生和力量。

审美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文化/审美现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5-0050-04

在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精神文化发展的趋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对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与审美的关系、对全球化境遇中精神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趋势的思索。

一

有人说，只要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讨论审美现代性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句话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一方面表征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因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带来的文化、审美的深刻转向；另一方面也表征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批判。

面向21世纪，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纳入我们视野的是，在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选择。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文学”一词既可以指文学也可以指文化。（注：“世界文学”中“文学”这个词，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上编译者的注：它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德文的“文学”同所有西文的“文学”一样，均来自拉丁文，狭义上系指文学；广义上系指学术文化。从书中“文学”一词的上下文看，它既指文学也指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是由歌德提出的。但是，马克思把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形成、发展过程看成一个历史现象。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人类历史最终要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否定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自由精神”和“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过程，指出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把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纳入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看成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形成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生动地勾画了西方技术先进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对世界各地殖民地国家工业、技术的输出和资源的掠夺，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对殖民地国家的渗透和影响。他们从西方大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事实出发，说明“世界文学”形成的最初原因。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提问方式为我们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这里想提醒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世界文学”最初形成，就意味因现代性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化裂变，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注定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变迁的模式，而不是一个终极的整一性的模式，由此带来它对审美现代性启示也是多方位的、开放的。这里，我们姑且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殖民扩张的审视、警惕暂时“悬置”起来，先来看马克思如何言述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与审美现代性关系。马克思在打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把东西方的关系、东方历史文化架构到他对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表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以历史主义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封闭性。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这一著名比喻；马克思还严肃地指出封闭的东方社会结构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观点也正是百年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性变革中所不断反省的。马克思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既往的追溯，他在对待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着眼点在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关联？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并以空间性叙述形式，把中西方历史文化机体的异质性的互相碰撞和互相影响看作是合乎“两极相逢”[2]的辩证法则的事。“两极相逢”意味着冲突也意味着对话，它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东（中）西方文化、乃至各民族的文学、文化走向交往与对话是马克思的审美现代性理想，在他的“交往”理论中能够找到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交往从“被迫交往”、“自发交往”到“普遍交往”的历史过程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交往的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3]“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由于“普遍交往”，“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5]乃至作为各个单独个人也“才能摆脱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可以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6]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是“大工业生产”和“市场世界力量”，使得交往具有世界性质，从而为精神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途径；他们从未来可以达到的合理化状态的角度构想了不同民族、单独个人的精神生产，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这种文化共融如马克思所说的“利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中从事全面的生产，必须要以“普遍交往”的条件为前提。“普遍交往”可以理解为主体间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累积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旧的交往形式成为桎梏，就要以新的交往形式取代。就多元文化的对话而言，它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交往”中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也只有通过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它们的话语力量才能得以在不同层面上在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中，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形成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得到反响。哈贝马斯遵循马克思的模式，把人类建立交往的合理性看成人类寻求解放的途经。他认为，社会的解放，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统治的交往关系和取得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并把审美经验与表达放在交往模式上。这正是对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理论的富有时代感的阐释。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类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自由的最终实现、作为个体生存的人的审美自由本质的实现，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审美现代性如何在文化中发生，马克思世界文化“交往”的理论从文化角度对美学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

应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真正普遍的审美交流模式尚未出现。

今天，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的交往对话的重要发展是由20世纪以来历史进程本身促进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市场世界力量不同国家被迫卷入到“交往”与“竞争”中；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使得众多民族得以独立并致力于民族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普遍交往中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同时，还应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技术和通讯等方面相互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加速发展，这一方兴未艾的进程增多并改进了传插知识、文学、文化的手段，世界上最荒僻的角落亦被联结在单一的信息系统中，于是，马克思科学阐释的世界文学（化）的概念得以实现，审美的现代性从中获得了理想选择的可能性。

二

面向21世纪，多元文化对话，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不是时代文学、文化的唯一表征。西方资本主义因其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依然是面向新世纪文化事件的危殆。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的文化霸权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当代启示之二。

后现论家福科对如何掌握历史事件意义的独特特征，提出这样一个视角：他批判过去理性至上的历史传统的目的在于把单一的事件化解为一种理想的连续性，而“实际上历史是大量纠缠在一起的事件的集合。”他认为，“历史事件不是一种决定、一项协定、一种王权或一场战役，而是对各种力量的颠倒、权力的篡夺。”[7]福科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思索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蕴含的历史感的多重性、间隙、距离、非整一性和张力。亦如詹明信所说，“马克思对待历史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认为历史有其不可捉摸的令人吃惊的性质。”[8]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由于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力量使得各民族文学打破民族和地方的局限走向世界文学，另一方面从强国对弱国的经济、文化的全球性扩张的事实出发，又在当时的现实基础上分析了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带来了不同民族的不平等关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真正的平等的相互往来并未形成。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历史发生必然导至将它们的文化作为一种普遍主义原则代替世界文学（化）。请看《共产党宣言》中如下一段话：资产阶级企图“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严辞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所谓文明”文化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理解在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滋生出来的霸权文化逻辑的否定。马克思以现代性视角，切入批判，使人们悟出，审美的现代性，要求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要对西方社会在经济霸权操纵下的文化霸权形成对抗。这一点，笔者在《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0]一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

考察文化的一个的角度是弄清文化在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美国的文化推行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的事实。2002年2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大片入侵8年祭》一文对8年来美国电影对世界和中国电影市场占有情况作了报导，让人深思。报导提供了这样的事实：据统计数字表明，好莱坞的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2-3％。1994年随着美国大片《亡命天涯》首次登上中国大陆之后，接着美国七部大片登陆，其中大制作的《真实的谎言》1994年票房在1亿美元，它是7部美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冠军。该文章还追溯了好莱坞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情况。在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占据中国市场的75%。早在1927年，美国官方就发表了一份详尽的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其中最长的部分是有关上海、香港、天津、北京、汉口、大连、曲阜、长沙、汕头等主要电影放映城市的影院的调查。美国公司不仅在上海、北京等地设有办事处，甚至在西安也有长驻代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上海进口的美国影片近2000部。半殖民地中国的大都市的中国人接受美国影片的影响不言而喻。《大片入侵8年祭》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1995年距今已经8年了，曾经欢呼大片进入的电影人于今安在？他们用大片激活市场的梦想是否仍在？他们是否还去影院？是否还看国产片？他们是否知道中国每年的电影观众只剩下了一两亿人次，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是两百多亿人次？没有人痛哭，因为他们尚不知他们的沦陷。呜呼！”以上仅举电影版图的现状，说明美国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事实。

马克思一向主张必须将理论的批判升为针对现实的批判，必须扎根现实，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通过解决时展的面临重大问题展开理论的探索。今天，大众传媒的技术力量，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为各国民族文学（化）的交流、交往，从而促使世界文学（化）的发展提供了现代条件。但是，美国依靠它的经济技术优势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以挟持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出现，这是各民族本土文化认同在当下语境中又必须面对的问题。2001年台湾作家、批评家陈映真撰文抨击美国推行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的“政策”。他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一文中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初定于1951年而后逐步完善的《行事手册》中载有十大方案，其中有这样三条：（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集中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仅此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窥见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企图及其文化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上的霸权逻辑。[11]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说过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形形态。美国的文化霸权的全球性扩张，一方面把文化产品全面推向市场，变成“货币”，另一方面是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将它们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趣味推向世界。以暴力、色情、恐怖、血腥及虚假的生活幻想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母题经常以诱人叙事来包装，被制作出来的光盘流向第三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在第三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追随仿效，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西方思想家詹明信、赛义德、汤林森、法兰克福学派中激进主义思想家，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推行的文化霸权和殖民文化所进行的文化批判，触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触角与批判，在他们那里又有了时代的时空维度与现实的延伸。若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上看，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其实质在于，一方面防止文化的同质化危殆多元文化的对话，另一方面是防止资本主义邪恶特征的扩张。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问题，不难发现重塑审美自由的本真性，主持审美与艺术领域的独立自主作为审美现代性原则，必然要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携带的文化霸权对抗。这是回到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言述方式的积极态度。

三

“现代性将我们丢进了恒久解体与更新的漩涡、卷起抗争与矛盾的漩涡、模棱两可兼有焦虑的漩涡。”[12]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悖论式的言述方式正是透过对现代性活生生经验的观察而获得的经验性取向。他处于二难的言述给我们带来对审美现代选择的富有张力的思考。现代性与文化同谋促使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又一当代启示。

人们置身于现代性境遇中，感受着现代性的变革。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点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以冷静的眼光来看他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3]这里，马克思展示了这样一种景观：现代性带来历史过程、生活形态及其观念与整个文化基础的裂变。马克思以辩证否定的观点审视了这一过程中审美机制现代转向的残酷性与生机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大众文化迅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它已成为文化现代性的标记。审美机制转向的重要特征是大众文化形式的兴起。我们必须把话题集中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衍生的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从而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化现代性中发生如何成为可能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诚然，马克思亦未使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但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悖论潜藏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由于利润的驱动，通过商品生产模式，把低劣的文化产品推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负面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必然关心消费者欲望需要的增长，从而引导我们理解大众消费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世界文化现展的进程中，大众文化的悖论验证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历史辩证法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下面就这二方面复杂关系加以分析。

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的扩张性相一致，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必然要将文化产品推向最大市场的消费。马克思曾以非常愤激的心情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的丑恶面。在著名的《欧洲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是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是财迷真正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14]马克思给资本的道德和美学状态的定性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立场，在他许多文化批判论著中表达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针对他所处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驱使下的商业化叙事劣质性一面给艺术审美属性造成的戕害，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判。他的批判指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挥。大众文化研究立足于负面的基础，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倡导者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反响。由于大众文化的全球蔓延，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的介入也是必然的。中国学者汪晖的有影响的论著《死火重温》、台湾著名作家、批评家陈映真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都是立足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大众文化如此普及并作为后现代的动力这一经验事实，不得不让人冷静思索问题。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论“在考察复杂而又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实际消费过程时，显得无能为力。”[15]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何理解大众文化这一悖论话题，对我们认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柏曼在谈到20世纪世界文化过程时提供了这样一种反思，他认为，20世纪的作家和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与19世纪思想家比较，视野明显狭窄了。“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们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们20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16]柏曼的反思启发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元典论述。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文化生产的商品生产逻辑的批判并没有走向悲观主义。马克思悖论式的论述又揭示了文化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进步性及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形式的变迁，为我们理解世界文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是以愉快的心情来看待文化从传统的恒定中游离出来带来的解放：“一切宗法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17]历史只有通过灾难才能进步，坚持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才着重指出资本主义不由自主地带来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的解放形式。马克思还从消费者的“需求”与商品形式的关系着眼，指出“想方设法刺激劳动者的消费以使商品获得新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宣传，促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等等。正是资本与劳动在这方面的联系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当前资本所具有的力量正建立在这上面。”[18]这里，马克思看到了消费者欲望、大众的对文明增长所具有的影响，他把商品生产关心欲望的增长，视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合理性。通过商品形式的逻辑，人们生产出了极大丰富的文化产品，也为大众文化造就“新的魅力”。马克思为现代性带来的大众文化形式审美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么大众文化形式的“新的魅力”在哪里呢？从广义上讲，文化形式转变就是历史的主题。马克思有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作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它可以拿来作为现代性转轨、大众文化形式出现的隐喻。大众文化作为喜剧形式出现的是以大众狂欢式的欲望化表达展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重要著作中指出，当伟大历史悲剧的叙事话语已经终结时，新的文化形式与过去发生了断裂，但却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所必要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9]从而产生“新的魅力”。人类生存的必要的理想与幻想化、形式化相融合构成大众文化狂欢式欲望化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的论述为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生成的可能性提供了巨大阐释空间。童庆炳等学者提出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现实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先驱值得提出。本雅明的意义在于他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今社会对比的观点和艺术最终受到物质生产支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现代社会与艺术的转型中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他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这带来艺术巨大变革，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了，可用机械复制的艺术悄然崛起。本雅明以电影——这一大众媒介重要形式说明，正是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视观照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从而将艺术的接受建立在实践政治的基础上。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一方面调动大众文化民主潜力与参与潜力，消费者可以通过时空重组及抽象化机制而开发思想与知觉的无限性。另一方面精英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普及使大众的审美感知能力普遍提高。以精英文化品格渗透大众文化来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重视大众文化的本民族文化意象的塑造、防止大众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走向一体化。这是我们理解现代性带来的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问题应当重视的。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启示，将在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展示出开放的未来性。

收稿日期：2002-05-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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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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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问题[M].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22.

[10]傅腾霄、黄裳裳.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J].文学评论2001(1).

[11]陈映真.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1)

[1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7.

[14]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丛》第29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

[15]［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22.

[16]转引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00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审美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生命本质；和谐统一；美学审视

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举世公认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自然带来的灭顶之灾、种族斗争、外敌入侵造成的亡国之患，使不少的宾化形态由盛转衰，走向灭亡。而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其间虽然也无数次地出现过足以亡族灭种的巨大灾难，但其完整的文化形态却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文化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抵御了无数天灾人祸而生生不息?本文拟从审美精神的视角，谈些管窥之见。

(一)

审美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本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浓重的轻功利、重精神，轻经验、重感悟的特点。不管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极力推崇的“无为而治”，还是在中追求的天、地、人多种崇拜的有机统一，特别是被视为文化精华的“夭人和一”思想，都在凝聚了大量智慧的同时，体现出在具体感悟中升华精神，在融会贯通中追求尽善尽美的超越性。以这样的心态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万事万物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有机统一的生命形态。从春秋时期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到汉代董仲舒推崇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天地人和思想，再到唐代刘禹锡所说:“天，有行之大者也;人，动物之优者也。天之能，人故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耳”的说法，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天地和谐统一的思想。中国文化中，世间的一切事物“首先作为与人打交道起作用的东西展示出来。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早已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早已活动在世界万物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便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先天地相互关联着，具有一种与人为善，符合人性的对象化特征，使得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从人与自然先天存在的应然和谐关系中得到宽慰，并在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每个民族在幼年时期都先天地具有一种“诗性智慧”，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在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时都具有实用与审美不分的特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西方哲学家留下来的大量对话里，从先秦诸子的思想记载中，看到现象与理性并存、感悟与哲思融会的大量美父，感受到先人思维中的“诗性智慧”的无比魅力。在由“诗性智慧”向哲学智慧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哲人们在保持着自然生化观的基础上，将以种族繁衍为目的的生存体验与对自然宇宙运行规律的宏观揣摩相结合，形成了天地自然与人相容共生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哲人眼里，“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原非有二。’，均主体与客体是不能须臾分离的，主体既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又是吾人真性，即“真的自己”的体现。这样，人们在与宇宙万物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功利判断与审美判断也相融相通，不能分离。在中国哲人看来，提炼“智慧”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中原生态的“诗性”隐去，将人们获得“智慧”之前的生命感悟隐去，进而虚构出一个远离生活，远离形象，纯粹抽象的理性世界。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谈到自己由哲学研究转向艺术研究时就曾深有感受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响其实，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诗与哲学融合的文化氛围，不仅孕育了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这样具有“诗性智慧”的近代宗师，还孕育了曹雪芹、郑板桥、朱熹、苏轼、王羲之、司马迁等一大批具有“诗性智慧”的古代艺术家。中国历史上尽管没有出现独立的美学学科，更没有专门的美学家，但是，翻开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前人对自然、人生，尤其是对各种艺术现象的思考与总结，形成了“情志”、“气运”、“形神”、“豪放”、“飘逸”、“心性”、“意境”等等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范畴，并从先秦一直贯通到现代，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源，也积淀成为中国文化的美学因子。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属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千百年来与农业生产方式息息相关，融会贯通了各方面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为以儒、道、佛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尽管这三家思想对世界的看法、生活观念和哲学立场上各有侧重，但是，在超越世俗，建立理想境界，共同追求审美精神的生成方面却是相似的。以作人为例，儒家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努力塑造完美的“君子”为己任，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君子的形象进行规范。认为君子不仅应该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内在美德，而且在行为上还应该具有以“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为标志的简朴、合理的外在形式，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门后来，儒家学说中对人的社会价值越发看重，对人的美学评价也越来越朝着有所作为的方向发展，提出“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思想(孟子);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构成了儒家以追求人与社会和谐、对社会有所奉献的人生价值标准。而道家则以出世的态度努力创造一种“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的太极世界，明显带有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关照的特点。从思想形态的构成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精神是由儒、道、佛三家造就的。但是儒家比较重视人的伦理规范，佛家更加关注宇宙间的空茫虚无之境，其产生的美学效果凝重而又空灵，而道家的学说是最富有生命精神的，其精神气质莫不与艺术款款相合，在某种程度上说，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庄子》论“道”侧重于感悟和体验，认为真正的“道”不应该远离人心，而应当对人心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人们经过各种努力趋于“道”的过程，就是向自己真实生命的复归过程。这种过程不是利益的获得，也不是道德的归宿，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在这种升华中，人可以体味生命之乐，畅想未来之境，充分感受人与天地万物豁然贯通所产生的无限快慰。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基本宗旨是教化人们经过“戒”、“定”、“慧”等修炼方法，达到解脱生死、佛我同一的极乐境界。这是一种“外去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慎，”根除，让心灵光明洁净的美好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凝神遐思，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审美状态正好吻合。虽然儒、道、佛三家各自独立，甚至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与对抗，但是，其信仰中都不约而同地包含有“和”的思想，在追求美的问题上殊途而同归。这样一来，三种教派不仅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共存，而且还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强着自身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还与其主要的传播形式汉字具有密切关系。从艺术形式上看，汉字是由最初的记录符号逐渐上升到书法艺术的，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象形艺术，具有音律、形象、意义三位一体的特征。从艺术思维上看，汉字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交际系统，也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汉字不仅是中国艺术之根，也是中国文化之根。从汉字的命名上看，汉字最早叫“文”，顾炎武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而在古人眼里，“文者，象也。”是说汉字以“象”为本，“象”乃是汉字的根本。有“形”有“象”的汉字在人际交往、表情达意的同时，也间接地充当着人与自然的中介。在接触汉字时，人们观其形，玩其意，好像进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多彩世界，使人在有限的世界里感受到无限的情趣和意味，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审美精神。已故的美籍中国艺术史学家蒋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字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可以说，早期的甲骨文字就开始与绘画分道扬镰，带有明显的抽象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中抽象的成分也越加浓重，笔画也由繁到简，最终导致了书法艺术的产生。而书法艺术之美，恰恰也就是在笔画结构的繁简搭配，形与意的似与不似，真与不真之间得到形象体现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中那种追求源于自然又不同于自然的意象之美、韵味之美、境界之美，明显是在受到汉字的影响而得以广泛传播，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三)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里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社会转型，人文精神受到挑战的时候，社会上总会出现一种力量来呼唤人们的审美精神，美学也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巨大的批判精神，清除弊端，为当时的社会注人新的精神力量，将文化推向一个新境界。如，20世纪初期的中国，西学东渐，新旧势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还是选择了通过提高国民素质的办法来改造国民性。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以审美为主要内容，具有自由性和超功利、无利害的特点，可以帮助人们提升思想境界，抛弃腐朽没落。因此，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在教育，而是想唤起国民的自觉意识，以科学精神武装人们的思想，实质上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一次美学高潮，以致带来了整个文化的全面复兴。在经过十年灾难之后，刚刚复苏的思想界人士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学，意在让那些被政治运动折磨得麻木了的国人意识到人性的存在和尊严的重要。只有当美学站出来之后，人们才不再满足于回忆那段苦难的往事，开始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造成灾难原因的同时，也思考如何重新建立美好的生活秩序。在那段时间里，美学在恢复人们的生活希望，复苏人性的尊严，恢复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审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斯宾塞；审美文化；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83-02

我们现在对“审美文化”的理解已经远远有别于这个概念的原始内涵。在现代，审美文化一般来说就是指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包括人类各艺术门类的创作、鉴赏、发展等实践及理论成果。赫伯特·斯宾塞是最早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思想家之一，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这一概念的原始内涵侧重的是教育意义。

一、西方“审美文化”思想的渊源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西方审美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德国哲学家席勒是第一个使用审美文化概念的学者，佐证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封信中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概念，把恢复人性的完整和拯救人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审美文化、美和艺术之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的正式提出者应当是赫伯特·斯宾塞，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概念是萌芽于席勒，而由斯宾塞正式提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曾四次提及asthetische　kultur。两词是德文，与之相对应的英文是aesthetic　culture。于是有研究者据该书英文版称是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无论是德文中的kultur还是英文中的culture都绝非仅有“文化”这个唯一的涵义，它们都还有着文明、陶冶、培养、培育、栽培、耕作等意义。因此，固然可以将asthetische　kultur或aesthetic　culture理解为“审美文化”，而理解为审美陶冶、审美修养、审美培养、审美教育亦未尝不可。①而事实上席勒本人也正是在审美修养、审美教育等意义层面上使用“审美文化”（asthetische　kultur，　aesthetic　culture）的，而非现象地提及“审美文化”概念。通过审美教育，加强人的审美修养，培养人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个性，从而弥合席勒所处时代的人性的分裂与残缺，这正是《审美教育书简》的主旨所在。无独有偶，斯宾塞的“审美文化”的思想，也是在其代表作之一《教育论》（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一书中，作为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的。

因此，席勒和斯宾塞的“审美文化”最初的含义都侧重教育领域的意义，并非现象地提及这一概念，它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等同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文化。也可以说，“历史地看，斯宾塞的审美文化论是侧重艺术教育的，是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美育思想一脉相承的。”②

相比较来说，斯宾塞对“审美文化”思想的贡献更大，相对于席勒来说，斯宾塞对“审美文化”的论述更为系统和完整。如果席勒提出的这一概念可以看作是审美文化思想的萌芽的话，那么斯宾塞是第一个明确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正是由于斯宾塞的贡献，才使“审美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在英语国家为人所接受并逐渐流行开来。

二、斯宾塞“审美文化”思想的发展阶段

斯宾塞的“审美文化”思想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侧重艺术教育的阶段和侧重审美社会学的阶段。

（一）侧重艺术教育的阶段

1861年，斯宾塞在他出版的《论教育》中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概念。当时，这一概念是在斯宾塞阐发他的微观教育理论——例如课程的设置和分配，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目的——的过程中作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的补充被提出来的。

斯宾塞《论教育》一书的贡献主要在于论证了科学知识的价值。斯宾塞从“为完美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目的出发，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科学知识。在关于学校教育课程体系的设想中，斯宾塞从人类的五种活动出发，建立了一套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斯宾塞所设想的课程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第一部分是生理学；第二部分主要是数学、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第三部分是生理学和教育学；第四部分主要是历史；审美文化处于第五位的位置，它包括音乐、绘画、雕塑、诗歌等等。斯宾塞既承认审美文化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又强调这些才艺、艺术、纯文学等活动必须服务于

为文化打基础的教育和训练。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审美文化”这个概念的历史根源实际上在于教育对人的艺术（包括自然美）创作或者欣赏的培养（cultivation）。

在《论教育》一书中，斯宾塞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审美文化对社会人生的意义问题。首先，斯宾塞高度评价了审美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生具有多方面需求，需要闲暇、轻松和娱乐的活动，特别是对大自然、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审美文化是产生人类幸福的因素，甚至可以认为，从根本上说，审美文化是人类幸福的必需品，构成审美文化的各种文学艺术具有来自但却高于文明生活的超越价值，主要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健康的文明生活，因此，审美文化在日常生活闲暇时间中应当占有至高的地位。相反，如果“如果没有绘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就会失去一半”。④同时，斯宾塞既承认审美文化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又强调“这些才艺、艺术、纯文学以及一切组成我们所谓文化之花的东西都应该全部放在为文化打基础的教育和训练之下。”⑤

（二）侧重艺术进化论的阶段

斯宾塞“审美文化”思想的第二个阶段主要体现在他阐述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中。在《社会学原理》第三卷中，斯宾塞重点研究了职业制度，论述了社会上各种职业如医生、舞蹈家、音乐师、演员、史学家、教师等的演化情况。在这里，他进一步扩大了审美文化的内涵，不再把审美文化仅限于教育意义，而是开始把审美文化同社会学结合起来，主张应对审美活动做社会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直接促成了审美社会学的形成。在西方美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对审美社会学有所探讨，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学科。1880年法国学者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的出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标志着审美社会学这一学派的初步形成。但其实在此之前，斯宾塞的贡献功不可没。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宾塞对审美社会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首先，斯宾塞强调自然与社会意义上的“进化”（evolution）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当然是与斯宾塞的艺术进化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原理》第三卷第七章《专业制度》（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中，斯宾塞对一些专业性职业包括舞蹈家、作曲家、演说家、诗人、演员、剧作家、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等做了详细的论述，阐述了每一种职业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因素，并从中得出这些职业形成过程和特点中的共性。他特别强调“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以舞蹈家和作曲家的形成为例。这两种职业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原始的舞蹈。那么最初的舞蹈又是怎么来的呢？斯宾塞认为舞蹈和音乐都是人的心境和情感的反映。他提出了一个心理——生理法则，即肌肉的运动总的来说源于情感的波动，高兴时我们会大笑，悲痛时我们会嚎啕，声音的音调高低、抑扬顿挫反映了人的心境。对此斯宾塞在其《论音乐的起源与机能》（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usic）一文中对此亦曾有详细论述。例如，活泼的儿童远远看到亲人到来时，老远就会蹦蹦跳跳地跑过去，一边跑一边高兴得大叫，这种表现其实就是歌舞的雏形，它发展的最终顶点就是歌唱与舞蹈。⑥扩展到比较高等复杂的人类社会，情况也是如此。当人们看到远征的国王或首领得胜归来时，会载歌载舞地夹道欢迎，以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久而久之，这些歌舞会慢慢的具有了固定的形式、节奏和韵律。⑦最初的歌唱和舞蹈主要同战争和宗教活动相结合，例如斯宾塞转引了《圣经》中的一段记载，记录了以色列将领大卫同腓力斯人作战得胜归来时的场面：“妇女们从以色列的城池中涌出，载歌载舞地用歌声和乐器欢迎索尔王……　她们互相传告：‘索尔王杀敌一千，大卫歼敌一万’”。⑧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歌唱和舞蹈逐渐同宗教分离开来，职业的歌唱家和舞蹈家也就应运而生。其他各种职业也都与此类似，都经历了这样一种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在《进步：它的规律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中一再提到的从同质到异质，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

其次，斯宾塞强调社会关系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审美活动是怎么出现的？同审美活动有密切关系的职业如舞蹈家、作曲家、

人和画家等是怎样形成的？在《社会学原理》中，斯宾塞主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这种社会分工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社会主要有三种职能：保卫人民、规范社会生活和维持人民的生活。相应的，社会就需要拥有防卫制度、生活规约制度和维持民生的制度。维持民生的制度开始只是限于保障衣、食、住的需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制度逐渐进入这一领域。那么当防卫、规约和民生这三种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后，社会还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满足人民的继续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呢？于是像医生、作曲家、诗人、教师、画家、雕塑家这样的职业就应运而生。医生给人减轻痛苦，作曲家和演奏家提升人的心情，诗人、剧作家和演员给人民带来欢乐，历史学家和文人提高人的思维和认识、画家和雕塑家用他们的作品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在社会上，他们都发挥着相同的基本功能：提高人的生活品质（increase　life）。

斯宾塞认为，这种社会分工的形成，是一种异化的（differentiated）过程。可以说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一种相对同质体（homogeneous　mass）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追根溯源，无论舞蹈家、诗人还是画家，这些职业机构都起源于原始的政治——宗教（politico-ecclesiastical）机构，带有浓厚的政治——宗教色彩。仍然以舞蹈为例，早期的舞蹈活动主要用于两种场合：为祭祀活动和为部落或王国领袖献舞。最初只是在神坛前和领袖前舞蹈，后来慢慢发展为在寺庙之外或部族领袖之外的舞蹈，一直发展到宫廷的社交舞蹈，最后成为民间出于娱乐目的的活动，舞蹈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更多的赋予了审美的含义。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对审美文化现象的研究带有很强的艺术进化论的观点。同时，与他在《进步：它的规律和原因》中的对艺术进化论的研究相比，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研究更侧重于艺术或其他审美产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审美文化的建制、设施和组织等方面，其特点是注重实证性、经验性，属于“文化生产社会学”类型的审美文化研究。

注释：

①吴国玖.西方文化语境中“审美文化”概念的演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35-137页.

②王柯平.西方审美文化的缘起.见《中西审美文化随笔》，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③herbert　spencer.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　otto：　osnabrück，1966.　p.37.

④同上，第38页.

⑤同上，第38页.

⑥herbert　spencer，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usic，in　the　works　of　herbert　spencer，　vol.　xiv，　（osnabruck：　otto　zeller，　1966），pp.407-412.

审美文化论文篇6

  随着 经济 全球化的 发展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 现代 文化思潮对 中国 当代 社会 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 时代 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 理学 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因此，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关键词】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审美悖论；审美正义；人文价值；文化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当代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所以，在当今这个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而消费时代技术的专制与市场逻辑的横行，使早先谦卑的人类接连宣布“上帝之死”、“人之死”和“作者之死”；从物质丰盈、思想平面化和 艺术 划归生活的部分现实参照及 理论 臆想出发,有些人又不断探讨“艺术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 历史 的终结”甚至“宗教的终结”和“ 哲学 的终结”等 问题 ，将高高在上的一个个精神圣像掀翻在地。同时，消费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且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和审美乌托邦。

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 研究 的学科视野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实质上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避免经典美学话语的失效和审美批评的失语甚至缺席；调整视野后的新美学，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立足点，为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法与解释，并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审美新经验，使之凝聚成人类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正是新的历史时期人文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理论契合点。

从唯审美的精 英文 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然而，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因此，大众文化审美之维的内在张力需要以美学的“悲剧之思”与“神性维度”来制衡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欢乐黑洞”与“装璜艺术”。从对具体的大众文化文本的美学细节 分析 中可以看出，当代审美理念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净化）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 时尚 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整个时代的美学主调，从推举崇高庄严的悲剧艺术转而嗜好滑稽幽默的喜剧艺术，沉重的形而上追思和精致典雅的美学趣味成为少数精英思想者和艺术家的专利，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欢娱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嗜好与审美趋向。毋庸置疑，以“欢乐”／“快乐”为诱饵的大众文化正试图完全放弃精英文化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以肉身快乐为核心的文化幻象，如此一来，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本雅明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了文化自省的可能性与精神自由的宗旨，这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身体本位的欢乐寄托与视觉文化的经验重构是大众文化的新型审美理念与想像方式。审美的身体本位化使大众文化不像经典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美学的视觉转向使大众文化常常呈现为高品质、虚拟性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人们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身体欢乐与视觉冲击，试图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借助时尚文本，大众文化实践着以身体欢乐与视觉解放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狂欢，其喻示的审美理念与诗学内涵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种美学剧变连带的社会效应却尚待考察——尤其是以“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总之，在一个 科技 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日趋严重，审美正义的缺失日渐明朗。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教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当代美学，要完整无缺地退回到经典时代是不可能的；建立在存在论哲学上的体验论美学既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即：在保留审美“在世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当前的大众文化产品很少能够提供出具有心灵震撼力的、深度而永恒的“体验”，留给人们的多是一些观念性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些奇闻轶事；当前的神性追求则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世俗化与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大滑坡，结束了大众文化与人文艺术的蜜月期，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张力从此松弛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境下，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在多种快感体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借鉴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存在状况执著拷问的“神性追求”，以精神神性或曰超越性对抗不断下坠的物质世俗性与技术凝固性，并将这种精神不坠的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以增强其触动人们心灵的能量，使大众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传统的宗教超越性论审美，实在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莫大误解；同样，人类审美活动也不同于“酒肉穿肠过”式的世俗生活。审美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密切关注此生的超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超越的超越”——表面上它对人类物质感性的超越极为有限，但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却与普通的世俗生活大相径庭，是一种外在丰富同时内在充盈的诗意化生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审美离不开现实人生，但它决不是“满足”与“迷恋”，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与“珍重”；释放、抚慰、减负、宣泄只是审美光谱中的低限，由衷的身心俱悦才是审美的正效应。正是缘于此，审美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以带给人类欢乐、自由、解放与光明为己任的，是以教人奋进有为为目标的，并合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感性、愉快、当下”确实是审美的三个源发点，但决不会是它的归结处；在源发点与表象上，大众文化与审美有了密切的契合，但现有的大众文化文本却少有进入审美超越的最高境界的，少有使现实人生成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此生”的，这是现有大众文化文本的最大缺憾——具备了一些审美表象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审美噱头”，却缺乏审美超越的基本精神，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 时代 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总之，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 理学 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性神话，引导其超越欲望渲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及仿像审美造成的视觉晕眩，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展开高 科技 支撑的新媒介层面上的审美想像空间，已成事实的大众文化也许并非毫无前途。朱大可先生认为：“大众文化 研究 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 历史 传统。”

    无论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都不会否认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死与自由”，而理想的生存形态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或者将人生的目的笼统地归纳为“欢乐自由”。英国著名 哲学 家约翰·洛克就认为：快乐和痛苦是道德的大教师， 自然 使人期望幸福、避免悲惨，这是 影响 人类行动的自然倾向或自然原理；引起快感的称之为善，造成痛苦的称之为恶，人人都追求幸福和快乐，期望一切属于善的东西。这就是代表了近代精神的约翰·洛克式唯我主义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因此说，欢乐／快乐的人生不但是人们的现实追求，而且是人们的永恒理想。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以“欢乐”与“自由”为允诺和旗号，试图导引着人们历炼高雅文化教导之外的别一样人生。这不禁令人想起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它既可以看作是一部欧洲人文主义的现实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警世寓言，但前提是魔鬼靡菲斯特首先使垂垂老矣的主人公浮士德恢复了青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游历的机会，然后给了浮士德“想要什么就能实现”的现实结果；但是大众文化的神话在诱导人们的欲望与透支人们的娱乐之余、是否有魔鬼之能而真正兑现其允诺呢？西美尔在一个世纪以前写道， 现代 的人发现他所存活的 社会 世界，是由外在客体组成的，而这些客体仿佛有着它们自身的生命，是压抑个人的外在力量，因为最初虽然是人创造它们的，但到头来他却不能完全将其吸纳而据为己有；产品与生产者的分裂，构成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质。

    “欢乐”招牌是相当诱人的，大众文化制造的身体幻象、提供的游戏化心理经验及帮助人们克服的认同焦虑，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忧伤与悲哀，但是，这种以“形象的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体验是否能够自动沉淀为一种审美新经验呢？现代化对技术扩张和财富增殖的无限要求，在极大限度为人的丰富和 发展 提供现实前提的同时，包含着对人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肯定的消解和否定，因为它所包含的普遍交换原则和技术优先原则，在削平一切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削平。这是现代化运动所包含的普遍的物化力量。当代生存的悖论情态就是这种普遍物化力量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形象游戏在文化层面上展现了这种力量和结果。以商品推销为目的的广告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制造一种超前的消费体验，刺激人们的占有欲，人们则为了获得这种虚幻的体验而去购买；出于占有目的而非真正使用目的，商品消费从生存活动变为消费者身分地位或社会形象的选择。这种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使人与真实自我相异化，也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产生了逆转。因此，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像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 问题 ，王一川先生提出：“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

审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视觉文化时代;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审美化生存

[DOI]10.13939/ki.zgsc.2015.13.130

1从图到图，一眼万年：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转向

鼓乐喧天的祭神仪式、严阵以待的狩猎场面……在我们向那些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遗存面壁凝视时，它们凸显出的不仅仅有筚路蓝缕的人类活动轨迹，还有人类记录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图和读图是人类走出愚昧，从一般动物中离析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步”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图其形绘其影的“叙事”行为已然定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随着大浪淘沙般升腾跌宕的自然抉择，人类终于以蹒跚向前的脚步迈入了这个新世代。拜经济发展与科技发达所赐，当下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传媒的日益扩张，营造出了视觉机制的高位主宰和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的氛围。

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20世纪不情愿地被附加上 “L・H・O・O・Q”的标签;当梦露的迷人肖像以变色龙的方式重复出现，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视觉文化沉浸于叙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从图到图，一眼万年，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这一次又垂青于人类，不同的是，人类此在的界域已经裂变为视觉文化的竞技场――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正逐渐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所取代，人们对于文本的主体认知方式继而由精读转向略读、由凝神关照转向眼球效应，图像在一步步滑向话语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诗意栖居地之上的审美化生存

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唤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章国锋，王逢振.20世纪欧美文论名着博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9.

――海德格尔

在如此一个图像增殖与侵蚀的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的规划一直便致力于尝试以种种障碍和未知形象将空间填满……它总是充满着未被承认的障碍，这些障碍从来不允许我们实际上“看到”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外的东西。”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在海氏那里，“诗意地栖居”具有一种遮蔽的力量。

的确，在当今大众经验重构、审美范式转换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达到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如何使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在日常体验与美学意义、审美愉悦与价值提升之间，制衡图像沦落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实现诗意栖居地上的审美化生存，成为当下艺术的职责与业绩所在。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置身于其中的艺术家们即时调整文本叙事结构的转向步伐，平视之眼的朱书贤“以平视感的姿态开启感官之门”，深情冷眼的常陵开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诗意撩拨”，他们以超文本的立体方式吸纳慧智，在推动艺术创造的人性化表达和审美化建构的同时，在学术关照的层面上不断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标。

3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关涉与遥望：此岸与彼岸

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朴素“镜子说”，毫不怀疑词与物的一致性;而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以来，书写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却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当代艺术在实施着镜城突围的行动，它不断抹平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走向“超真实”。人们在创造着现实，也在构筑着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这种“超真实”/“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长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构筑的世界里，此岸与彼岸是现世与来世、苦海与佛国的两极。而笔者此刻所议的此岸与彼岸，其所指不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种地域上（如本土与海外、东方与西方等）越界与连接的概念。即艺术家们既要以入世的治学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创作中关照，又要在此岸遥望彼岸、从彼岸关涉此岸，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见：李来源、林木的《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307页：石涛有“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闪闪发光。

朱书贤借助《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文本叙事中源自自身经验、看似稀松平常的现实情境，将此案与彼岸的关涉与遥望，演绎为“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悬浮与依托。“每当我察觉浪漫这东西时，感觉它的存在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悬浮于现实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来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下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摘自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一文。两部作品均为我们设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现场氛围，黑与白的交接之处便是无穷尽的“灰色”主调。艺术家将创作视为“再现薄雾般的浪漫”，可是这浪漫却没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态中，没有披戴上浓妆重抹的色彩，而是弥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调灰色之中――主体与客体在这里均被笼罩在纯度不高、亮度不够的灰暗调子里。

回到颜色本体上来看，因似晦涩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现实。它不同于黑白的极端，而是以朦胧、内敛、神秘的形状，更富于弹性地介于两者之间。“灰色给人以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感更强烈，其远方为遥远的过去”[德]爱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30.。如果说“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别对应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这种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态为代表的视觉效果的压抑，无疑助艺术家一臂之力拨开“黑雾”，将关涉此案、遥望彼岸的实施凝结为破土而出、抽芽壮大的“黑色种子”。

拥有十年留法经历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国时思蜀而不乐，记忆中的母土魂牵梦萦，他欲罢不能地迷恋着彼岸的温暖;回到2005年的台湾，此岸的故乡社会结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较前有了根本改变，此刻的台湾与记忆中彼岸的台湾无法建立起即刻的连接，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转，实质是从本土的缺席转到现时的在场，记忆中对于母土上下文关系赫然横亘出一条现实的鸿沟。艺术家由此在对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没有实现，这种怅然所失的情绪，促使常陵开始了以台湾的特色饮食――“五花肉”为视觉识别码的身份追寻。常陵的温情回眸，在“异乡”和“原乡”之间巧妙切换，他用特殊的减去法，挥洒书写的痕迹，流动油画的颜料，而由此产生的类似于水墨的表达效果直接带入了文人画中的精神元素。

从构图饱满的暖色到间有其中的冷色，从“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鸟”“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个子题之间的互我进化和轮回，常陵的艺术文本不断地呈现叙述者的心理反应和阐释渴望，具有一种“符号迷恋”的故事表征。这种叙述策略又唤起观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叙述幻想，继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于是，此案的关涉与彼岸的遥望在这里，图像化为高速的静止、细腻的宏阔，且深且浓且久远且绵延，而至无穷无极。

4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确定与不确定的预设方向

艺术的文本创作存在于从创作到作品接受的动态流程中，存在于“从创作者的意象―语符思维到读者的语符―意象思维的相继过程中”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05.。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各自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连接点，它既是作家创作活动的物化与结果，又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与物态化作品的重新创作。

按照这样的认知准则，艺术家一方面要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微妙的意义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觉到的意义倾向，又有含而未发，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补的意义“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叙事，摇摆于确定与不确定、精准与混沌的预设方向之间。确定的预设方向，使得观者的观看思索与创作者的原发意识，具有一定层面上的主旨一致性;而预设方向的混沌与不确定，则需要观者的主动思索才得以使画面的意识显现完结。从此点延伸开来说，它反而完满和确定了创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转译。

朱书贤寓诗意感和神秘感于现实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没有设置人物对白，待定的指向与缓步运作的“尺八”背景音乐互为滋养。艺术家从哲思迷离、文风幽淡的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小说《幻影书》中，获得关于“默片”元素的启迪。在他看来，默片虽然少了语言的表达，却有着如同诗一般的专属表达方式。“默片的无声、黑白色彩、断断续续加速的节奏。这些都是障碍，增添了观赏的困难，却也减轻了意图代表什么的负担。”见：《“恶童力”展览画册》，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台北：大未来画廊，2009：136.朱书贤将这种拥有多向无限生长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诸多具有神秘感条件的环节之上，如剧情推展的幽然迭转、默片与观众的距离感、“尺八”乐器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洪流间，我不批判，我只裂开嘴大笑。”在常陵看来，宇宙本身处于混沌状态，其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阴阳、表里的两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面镜子，可以提供一种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过于明确、太过了然的指向。艺术家使用特殊的减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历史思考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课题，于此亦应了石涛“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画语录。

朱书贤、常陵的艺术语言由常态进入

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态。他们幽玄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将观者导向一种超然的意象意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导向的路径之上设立了多重障碍间隔，将观者接连阻滞在语词本身的意义之上。正如同叶燮对于诗有“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说，他们通过增多叙事结构中，从语义、意象一直至主题各个层面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来适应和调动观者重建作品审美物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高千惠.当代文化艺术涩相[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8.

[2]倪再沁.台湾美术的人文观察[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3]卢梅芬.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发展[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4]李钦贤.台湾美术之旅[M].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5]刘益昌、高业荣、付朝卿、萧琼瑞.台湾美术史纲[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9.

审美文化论文篇8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有学者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你跳个舞给我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民族的人。”因为这些学者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研究舞蹈文化就是在认识人类文化。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应当意识到“人体”自身的美的时候就必然会选择自身为“第一审美对象”，必然会顺其自然地选择自身作为抒发生命情感的载体。可见，作为文化的舞蹈艺术的出现，仍然是以人类为载体的，它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生产活动发生、发展以至演进。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的舞蹈文化都是按照各民族不同的审美习惯、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按照民族认同的“美的规律”“美的法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而流传至今的世界的舞蹈艺术。而各个民族的舞蹈文化都是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发展和积淀所创造出来的舞蹈文化的结晶。舞蹈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也是许多原始民族的“文化焦点”，直到今天，许多民族还保留着自己的特色鲜明的舞蹈文化传统，甚至有的舞蹈文化还作为国家象征而得到推崇。因此可以说，不了解舞蹈文化，就不能说完全了解舞蹈这个世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今天所言的历史是经过考证、经过修辞的文字的历史。舞蹈文化是一条奔腾的历史长河，是舞蹈审美的观照物，而舞蹈审美则是一簇燃烧的求索之火，透射着舞蹈文化的真谛。

一、肢体语言美

舞蹈是身体艺术的极致，舞蹈通过肢体动作将人物的感情、性格特征、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意境创造表达出来。“肢体动作”是舞蹈的“语言”。身体语言在自然表达中逐步丰富，身体因之获得了强大的表现力。一般来说，作为舞蹈艺术之物质媒介的舞蹈演员，都有着漂亮的容貌，婀娜的身姿。也就是说，构成舞蹈的美的物质媒体——人，本身就是美的。舞蹈动作作为人体的艺术表现，更有着特殊的、独特的形式美感和艺术表现功能，有着一种艺术魅力和感染力。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或其他一些语言作品被改编成舞蹈、舞剧，或是人们用舞蹈、舞剧来表现某一题材内容时，表演者用动作表情表现故事情境，常常会产生一种其他某些艺术难以达到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生活中任何一种素材，无论是静态的花草、树木、桌椅，或是动态的谈话、爬梯、等待，甚至是抽象概念的空间、速度、力量、平衡等，也尽可以用表情性动作、表意性动作、装饰性动作去表现，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世界各民族的舞蹈，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各自永恒而独特的魅力。

二、强烈的抒情性

舞蹈善于用肢体动作抒发人的内心感受，表达人的精神面貌。强烈的抒情性是舞蹈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也是舞蹈表达强烈情感的直接形式。《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德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格罗塞说：“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可见舞蹈艺术是情感表达的极致。这种动态艺术所显示的生命之美，比静态的造型艺术和抽象的语言艺术及空灵的音乐艺术更有力度。任何一种情感的存在必然有其社会根源，情感是一种个人与社会互相交汇的产物，也是个人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空间的映射，人们很容易通过情感产生共鸣。舞蹈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段，通过肢体语言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来深刻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舞蹈形象是人类情操的高度升华，它以鲜明的美感和强烈的抒情性深深感动着人们。舞蹈以情感为动力，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以外化的人的思想与情感作为美学特征。舞蹈家将客观生活的情感融合在肢体语言中，通过艺术表演将情感表达给观众以引起观众的共鸣。肢体语言是情感的载体，所以，身体是艺术表现的最直接的媒介，身体艺术是最具直接感染力的艺术，而舞蹈是身体艺术的精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它可以把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可以激起人类的情感或是唤起人类在情感上的共鸣。而这种情感，也正是人们在精神生活中需要和渴求的。

三、舞蹈艺术编排的独创性

审美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 文化主义、审美主义、人的生存、理论的品格

一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的急骤变化，文艺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格局。WWw.133229.CoM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主要是反映论（审美反映论）与主体论的论争；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社会学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分歧；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则逐渐演变为“审美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在今天则更趋鲜明。

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主义”，是指近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在我国出现的一股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把它混同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并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抵制审美文化的一种文艺观念。因为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引入我国之后，不但国内学者的理解一直非常含混，似乎至今还没有人对它作出过明确的界定，即使在西方，它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仅有不同的派别，而且其前后的意义也在不断地演变。从立场上来说，虽然都是以大众文化为对象，但一般说，法兰克福学派多持批判的态度，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民大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的手段；而伯明翰学派则对之多持肯定的态度，把它看作是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的一种反抗（所以其研究一般都聚焦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等问题），稍后在美国兴起的“新历史主义”（亦称“文化诗学”）基本上也沿袭这条路子。从时间上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的理论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而在8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消费主义理论的盛行，文化研究也开始走向与消费主义合流，“普遍存在着一种瓦解，甚至完全忽略了经济、历史及政治研究的趋势，而主张建立在大众产品基础之上的消费及产生快感”（1），使之完全混同于消费文化。而我国当今被有些中青年学者炒得火热的“文化研究”，其对象主要也在于消费文化。这种理论在我国的流传除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反映当今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利益驱使以及数码时代媒介的变革所造成的文艺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巨大变化之外，更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分不开的。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集中地体现在上世纪60年代费得勒提出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促进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联姻这一口号上，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如有些学人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美容、健身、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2），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感也就消失了，因此，文艺研究也应该转向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近几年在我国也被炒得颇有声势，并被有些学人断言为 “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3）。

对于这一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里涉及到对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性质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审美文化关系理解的问题。有些学者把两者看作只是一种“俗”与“雅”的关系，这就模糊了消费文化的特殊身份和性质。我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认为消费文化虽然以通俗文化的形式出现，但它作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是与传统的通俗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表现为：

一、接受主体不同，通俗文化的接受主体一般是广大群众；而消费文化的接受主体按照费瑟斯通的分析是一些“引领时尚的中产阶级”（4），在国内也有些学人认为，近些年来，“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新大众”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当今社会，“他们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要求已经成为文化的中心，他们的趣味和要求……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文化选择”，“所谓‘大众’已经不是传统的‘现代性’的概念中的东西，而是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是一个概念”（5）。可见，所谓“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为“新富人” 们所把持和享受的“新富人文化”。

二、通俗文化虽然由于它的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但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在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群众的道德情操方面，与审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与审美文化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和典范的意义；而消费文化则与之不同，它所强调的内容是“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就不免使人们普遍认为，消费文化对宗教（按：广义的可作“价值”、“信仰”解释）具有极强的破坏性”（6）。也就是说，它消解了审美文化所固有的思想深度和思想意义，成为人们即时的、当下的、“过把瘾就扔”的玩物，使之完全成了一种“享乐文化”；

三、通俗文化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是人民大众自娱自乐的方式，它有着长远的历史，与商业性没有丝毫关系；而消费文化则完全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是一种完全被资本主义所操纵的文化，就像国内有些学人所描述的：“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它在对世界的商品化有所促进，即‘叫卖’和‘叫座’的时候，它才实现为艺术”（7）。它不仅以刺激感官、挑动情欲为资本主义创造巨大的利润为目的，而且还以这种纯感官的快感把人引向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它为资本主义国家用来在国内，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向国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为推广他们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扫清道路，成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所说的是“控制文化”、“操纵文化”。

所以，我认为把这种消费文化作为当今文艺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并从根本上来否定审美文化，不仅不可能为实现所承认，而且也与我国的国情相悖。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既有东南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也有穷乡僻壤至今尚存在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在新富人们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地“享受生活”的时候，也还有几千万劳苦群众在为自己的温饱发愁。我们还远没有进入“消费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不知道什么是“消费文化”。正如有些论者说指出的，尽管“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前卫’的文化时间里，……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基、美容院、咖啡厅、网吧，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但若是据此来断定“中国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消费时代的消费文化已经到来，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文化时间”，“在中国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大众，“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身怀反感”（8）。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站在哪一种立场发言？这就是摆在我国今天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两种价值选择。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难道能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一边倒向“引领时尚的中产者”那里，不考虑文艺对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承担职责而把它看作只是供人休闲玩乐、纵情遣欲的对象，一味为消费文化进行呐喊鼓噪吗？所以，把文化研究视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认为当今文艺发展的方向是消费文化，以此来作为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来予以肯定和宣扬，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而且还可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制造理论依据。这我觉得是很值得那些“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所深刻反思的。

二

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则刚刚相反，如果说文化主义（再说一遍：我只是指当今我国流传的“文化研究”）是俯就人的感官、欲望，甚至把人看作只是、欲望的主体，认为人的存在就是求得自身欲望的满足；那么，审美主义则重视人的精神超越，它是以人不同于动物，他降生到世界上是未完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包括美的陶冶，使人摆脱单纯受欲望的支配，以求感性与理性趋向统一这一认识为前提的。

要说明这个问题，在谈论审美主义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对“审美”这一概念做一番澄清。这一概念长期以来遭到人们曲解和误解，就是人们根据康德的按照审美判断的质的契机把审美规定为不以利害关系而使人感到愉快的观点，把它看作是不承担任何精神使命的一种纯感官的享受，就像人们日常所理解地仅仅只不过是“好看”或“好听”，这显然是十分浅薄的。其实，康德的真正用意是在于表明审美可以使人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外为我们营造一个“静观”（“观照”）的世界，从而使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经验的与超验的、个体的与族类的获得沟通，实现人对自身生存的自我超越。我们把文学艺术的性质看作是审美的，就是看中这种超越性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文化研究所反对的却正是传统美学所强调的这种审美的超越性，认为“消费时代”的美学的变化之一就是这种“距离的消失”，“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须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9）。这样，美也就成了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这是对审美的莫大曲解和误解！

我们并不否认感官享受的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因而“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10），就等于表明人是离不开世俗生活的，表明人的感性需要的合法性；但是承认感性需要不等于要我们去鼓吹和放纵感性需要。因为追求感官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如同爱尔维修所说，人的本性天生是“趋乐避苦”的，无须我们再去大肆提倡和鼓吹；相反的，出于对感性欲望、本能要求的自私性、粗野性以及人完成自身任务的艰巨性的认识，从来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在谈到美的问题时都着眼于它提升人的功能，即使立足于从“原欲”出发去考虑问题的叔本华和弗洛伊德，他们也都在思考，如何通过审美使“意志主体”获得“解脱”而上升为“纯粹的认识主体”；使“本我”通过“升华”而达到与“超我”的统一。他们所强调的也都是审美的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对人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于人与动物不同，他是“自在自为”的：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11）。在物质生活中，人只能感觉到自身，只知道怎样生活才使自己感到舒服、畅快，人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而人之所以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就在于他还能“思维到自身”，即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思考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而要反思自身就得要人从当下的物质生活和一己的利害关系中摆脱出来，站到物质生活之外和物质生活之上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和评判，这就需要人对自己的生活保持一种距离感。只有这样，他才会意识到什么是自己应当的生活以及如何去创造这种应当的生活，而审美，就是使人与当下的物质生活和一己的利害关系拉开距离、按照应是人生的眼光来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从而达到人的自我超越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是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的。

其次，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来看，既然“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只是我们研究人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最终要得到的结论。这就表明人要成为人，它还必须走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和文化的领域，对社会做出自己的承担；因而，他除了有物质的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的生活，亦即自己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同雨果所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12），否则他的生活与动物没什么差别。所以人在生活中是需要有两个“家园”的，除了“物质的家园”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正如一个人如果没有物质的家园，他就失去生存的根基，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要是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他的行动就无所依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别墅、豪宅遍地都是，而且装潢得富丽堂皇；但是精神家园呢？对不少人来说，可能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新贵们热衷于享受什么黄金宴、人参浴、名牌、时尚，极尽他们的“炫耀性的消费”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倒不是说明他们真正的富有，而恰恰是精神上的贫乏和空虚。当今我国城市畸形发展的消费文化，就是瞄准了新富人们的腰包而发展起来的。从理论上说，这既可以“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似乎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它诱导人们把吃、喝、玩、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除了无限制地刺激人们的欲望之外，使得人们对自身存在不再有终极的关怀，以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当今社会成风，它与科技理性一起共同把人推向物化的深渊。这就是这些年来，人们都深切的感受到的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精神上反不及以往物质匮乏的时代来得充盈，社会的道德风尚不但没有与之同步前进，凶杀、抢劫、绑架、奸淫、贪污、腐化等社会犯罪反而节节攀升的一个根本的或重要的原因。所以，面对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不是人的感性欲望，而恰恰是人的精神生活。因而我们坚持文艺的审美特性，提倡审美超越精神，比在任何时代都更有紧迫和重要的意义。

再次，精神生活不只是限于审美的领域，哲学、宗教、道德无不关涉到人的精神生活，但惟独审美却把精神生活中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领悟什么是应当的生活时不受理性的强制而可以凭感觉经验获得、在感性愉悦中领悟，从而达到他律与自律，理性的说服和情感的体验两者之间的高度的统一，这就使得美不仅人人乐于接受，而且这种通过对美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所获得的人生启悟、人生理想，比之于任何理性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影响持久，并更有可能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因而使得文艺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人的整个人格塑造方面，具有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取代的价值，所以康德把审美看作是“一种享乐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修养”（13）。而文化主义则把两者对立起来，强调审美就是“消费和放纵”，强调“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14），这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有一个接受社会文化塑造、以求自我完成的任务，而且还竭尽全力地去提倡放纵欲望，这岂不是在把人进一步向物化和异化的道路上推进？！

三

因此，在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两种观念和理论的对峙中，我是坚定站在审美主义这一边的，这除了我自身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出于我对文艺理论品格的一种认识。所以，这里我想再花一些篇幅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上述两种观念的对峙的出现，也与对理论性质和品格的不同理解直接有关。

首先，我认为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它不纯粹是一门科学，凭着事实就可以验证它是否是真理；同时还是一种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理论家本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和倡导的性质。“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对象和目的，所以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人所缺乏的和需要的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了理论家在评判文艺现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所首先应该思考和解决的。由于理论家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人的现状和人生的目的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文艺现象也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和判断；完全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纯客观的理论是没有的，自古至今，所有的文艺理论无不都是这样。但尽管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知识与价值这两者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么如何统一呢？我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应是基础，即凡事科学的文艺理论都首先应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全面、正确地掌握现实的发展规律出发，来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否则就会陷于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尽管理论家本人在人生、艺术等问题上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各种价值观都同样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无可争议的，只有当这种价值取向与客观规律达到一致时，方才值得肯定。所以我们如果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对现实的科学把握出发，并以此为依据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可以缓解不同价值观念所造成的认识对立，而使彼此在理论上逐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而科学地把握现实，不等于消极的认同现实，因为，现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布洛赫所说，它总是处于“尚未”的、未完成的状态中，是历史发展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它最终的归宿。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非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理想社会，所以，不仅在今天生活中合法的（法律允许），并非都是正当的（道德认可），而且现实的合理性也不等于历史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时除了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尺度之外，还要有一个历史的合理性和道德的正当性的尺度。这样，我们看待问题才能高瞻远瞩。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代”（15）这一社会理想，我们认为惟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标。文化主义显然缺少从这样一种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来考虑文艺问题和确立自己的评判原则，如有学者回答人们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口号的偏狭和与当今群众实际需要的脱节时说：“没有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等于不想享受”，似乎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观念就是人所要最终追求的理想生活。这样，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也就无从谈起，从而也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理论的理论品位。

其次，文艺理论与一切理论一样，都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使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理论必须立足于当今我国的现实，特别是当今现实人的生存状态来提出自己的见解、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一切外来的理论只有当它符合我们当今的现实需要，才有可能在我国扎下根来，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吸取和融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出现于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理论，显然与我国当今的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因为我们当今还需要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像某些学人武断地认为那样已进入“消费社会”，并要求我们从“一个迥然不同于前消费时代的新语境”（16）来考虑文艺问题。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即使在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一旦进入我国，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它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何况，它们所倡导的那种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只具破坏性、颠覆性而缺乏科学性和建设性的理论，而只是作为一种“策略”在被人们所利用。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对于文化主义支持“最有力”的事实，也是使文化研究为不少青年学者所认同和接受的原因，无非是当今我国城市生活中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种消费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人生活空间的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排遣工作之外的余暇时间”，又为国家增加税收；但由于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它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若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文艺发展的方向来提倡和宣扬，那不仅只是对现状的媚俗，而且还能把人进一步引向物化和异化，它会使人为追求享乐而忘却了自己生存的真正意义，而失去了生存目的的人生总不免是空虚而痛苦的，这样，它就把人引向像马尔库塞所说的一种“痛苦中的安乐”，一种“不幸中的幸福感”（17），那岂不是理论的一种罪过！所以，真正的理论从来不只是描述现状，它还需要发现规律、指引方向，它不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而且是为了“改变世界”（18）。因为现实既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理论家的使命就应该根据对现实规律的认识，在现实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承担起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评判的作用，它不应该只是俯就现状、讨好现状，跟在现状后面发言，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要等到白天结束后才起飞的密纳瓦（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罗马名字）的猫头鹰”（19）那样；而应该走在现状的前面，应有必要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因而它总是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这种“乌托邦的性质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地盘以反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20），不断推动人走向自我超越，社会走向全面进步。

所以，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觉得文化研究都不可能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审美永远是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品格！

（1）道格拉斯·凯尔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问题》no.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2）《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1期；

（3）《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河北学刊》，2003年5期

（4）（6）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2页，第165页；

（5）《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文艺研究》，2003年3期

（7）（9）（14）《正在消失的乌托邦》，《文学评论》，2003年3期；

（8） 孟繁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及生产》，《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1期

（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2页；

（11）（13）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2页，第133页；

（12）雨果：《莎士比亚论》，《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69页

（15）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6）《消费社会：文学研究的新语境》，《比较文学报》，2004年8月15日，第11版；

（1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审美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 影视教育；文化冲突；审美认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将影视作品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并使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必将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作用，这是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有利途径。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冲突转型的今天，影视文化在高校的传播，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影视界有责任打造优秀的经典影视，教育界有责任使学生具备初步的影视文化欣赏能力，并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来武装自己，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当前的影视文化热潮更好地为高校教育服务。

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思想教育层次，则难以面对和解释当前的影视文化热潮，如影视文化中的审美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人本价值的体现与运用,等等，这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影视教育管理的认识。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影视文化教育中的审美认知

是影视教育管理中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在休闲中体现美的感觉，形成了丰富的生活审美系统。如道家将人休闲时的超脱万物转而视为一种审美心理之态，甚至是一种气质之美，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在丰富多彩、快速旋转的现代休闲文化中，电影电视已经成为我们第一位的生活审美文化形式。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电影电视更多的是因生活休闲而存在，但其作为审美性休闲文化的价值，还没有被教育界所充分认识。作为休闲文化的影视，不仅有欣赏和读解的价值，也是休闲文化中审美创造最好的现代方式，需要我们在休闲教育中提高受众的视觉素养。

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应当具有三种心理结构：认知、伦理和审美。其中，审美的心理建构往往被人忽视。以教师的讲授代替学生感知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强调思想性而忽视审美心理结构培养的更是普遍。而现代化的影视审美教育则不然，它通过可视的银幕形象来建构学生的审美心理，引领其自觉观照，多元审视，以优化审美心理结构。这一过程始终着眼于人的发展，着眼于综合素质的提高，着眼于人格大厦的全面构筑。因而,牢牢把握学生的审美心理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综合性是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重要的美学特性之一。可以说，在人类众多的艺术门类中，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文学、戏剧等都是早在蒙昧时代或者文明时代初期就已经出现，而影视艺术是综合吸收了各门类艺术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艺术精华，并对其进行了具有质变意义的改造，使得这些艺术元素进入电影和电视之后相互融合，形成电影和电视自身的新特性，也使得电影和电视最终成为两门崭新的、独立的姐妹艺术，其所隐含的审美特性如逼真性、艺术性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影视是现实生活中最广泛、最深刻、最真切，也是最迅速的反映形式。我们在影视艺术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周围的形形色色，从而获得了对自己及社会的客观的认识和印证。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激情四射的青少年可以毫无羁绊地与作品展开心灵的对话：或对于现实进行检验和沉思，或对于民族渊源及传统的重新估价和真实的反思，或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审视……视角之广，不一而足。总之，它以立体地、直观地、连续地、生动地反映生活的独特优势，引领着审美主体在没有隔膜的流畅状态中，抒发真情，彰显真知，塑造真我。正是在此意义上，影视审美教育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甚至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致使影视文化中暴力和色情泛滥，而这正是教育界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影视教育中的文化冲突

是影视文化管理中必须面对的难点与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实行的是单一的专业教育，导致大学生存在知识空白点和素质盲区。而影视传媒就是创造良好校园环境和优秀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接受校园文化的熏陶。但在影视教育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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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影视文化的冲突以及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如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注重和谐秩序，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等等，这在中国影视中有突出表现。

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影视文化教育中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看一看美国的《泰坦尼克号》《》《功夫熊猫》《阿凡达》等无不渗透着美国的价值观，而中国的《秋菊打官司》《活着》《非诚勿扰》《让子弹飞》《新少林寺》等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也非常令人担心。在此背景下，不同民族、社区和集团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且常常各自以自己的文化为优越，视其他文化为危险物。当它们在传播、接触的时候，便产生了竞争、对抗甚至企图消灭对方的状况，此种文化冲突在影视界的表现日渐突出，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发生抵触，应引起高校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文化冲突的结果，或相互吸收或融合或替代对方，随之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在此背景下，一是需要在影视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开放心态。开放心态是不故步自封、不固执僵化、不排斥交流；是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他人、社会和周围的一切；是对自己的专业和周围的世界都怀有强烈的兴趣，喜欢钻研和探索；是热爱创新，不墨守成规；是谦虚，知道自己的不足，能正确地对待他人的意见而且非常喜欢和别人交流；只有做到这点，才能使学生在欣赏影视中有着正确的心理状态。二是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来武装学生。如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为人民服务的本真心态，对民主事业的不懈追求，资本主义影视的阶级实质等，并在影视教育管理中始终贯穿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占领影视教育管理的制高点。

三、影视教育中的人本价值

是影视教育管理中的核心与重点目前，我国的高校影视教育还未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更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教育模式。目前，西方影视教育中普遍采用的影视制作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及近年来的“核心概念”教学法都比较成熟，在教材编写、教学辅助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而在影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发展实践基础上，我们还需对影视教育的目标、手段和教学效果评估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如研究我国影视教育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明确我国影视教育的核心，制定相应的教育大纲和实施手段等，这在目前非常重要。

在此基础上，影视艺术教育应当体现教学方式生动鲜活、课堂设计凸显实践特色，以人为本并改变“灌输式”的授课方式，这应该是当前影视教育管理的核心与重点。而注重培养学生欣赏能力与实践能力，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提倡多学科的融合交流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老师、同学的互动正是影视教育管理中人本价值的重要体现。而精心设置课堂教学项目，让学生自己完成指定项目，如编辑、主持一期节目，完成一个短剧表演等，实现知识的“实践转化”并关注学生的个性兴趣，差异教学、个性教学，为每个学生设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加发挥特长、发展个性，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影视教育因其具有综合性，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可以通过音乐、语言、摄影、服装、民俗多种艺术语言表现某种文化特点。如《可可西里》《红河谷》《尘埃落定》等反映藏区题材的影视作品，我们在观赏时能明显感受到藏文化的魅力。而在影视教育过程中，通过影视作品的内容、师生活动、教育氛围等体现出来的有关文化的各种信息，多方面提高了人文素养，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因此，在影视教育过程中，既体现了文化价值，又获得人文素养的滋养，而其中体现的人本价值更是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