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投资论文十篇

矿业投资论文篇1

我国境外矿业投资比重增加近年来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4年的180021万美元持续增长到2009年的1334309万美元；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2010年回落至571486万美元，但2010年采矿业对外投资存量仍高达4466064万美元，占全部境外投资存量的14．1％（图4）。据安永的2011年采矿业报告，2009年中国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整体并购交易金额总共为120亿美元［5］，全球排名第一；2010年的这一数字是l60亿美元，而全球排名降到第四位。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针对煤炭、铁矿石资产等大型企业的并购，有来自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参与竞争。这也表明，资源领域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从投资分布的国家和区域上看，2010年我国矿业企业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额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和东盟地区。其中，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占对其总投资的81．6％。在投资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目前，我国从事境外矿产境外投资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GreenbeltInvestment）、跨国并购（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M＆A）、合资、合作等四种类型。从国家发改委网站对规模以上矿产资源企业境外投资审批项目统计看，2006～2011年审批的矿产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中参股和合资项目分别为17和14个。直接投资、收购、参股和合资四种方式分别占总项目数的44％、34％、12％和10％（图5）。27与此同时，从事境外矿业投资的企业也从原来的以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向着大型企业、地质勘查单位和民营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矿产勘查开发的领域涉及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非金属以及黄金、铀矿等诸多矿种。2．3境外矿业投资范围不断扩大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等不发达地区，随着全球矿业投资的不断升温，我国境外矿业投资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到南美洲、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根据商务部备案系统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我国矿业投资的国家达71个，其中，亚洲占33．8％，非洲36．6％，北美8．6％，南美12．7％，欧洲和大洋洲各4．2％，但从投资金额上看，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巴西和加蓬。这也标志着投资向发达国家扩展。

我国矿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矿业企业融资困难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证交所、英国伦敦证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资平台，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矿业这样一个高风险行业的融资平台。矿业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多为银行贷款和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于境外矿业投资企业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为在国内银行贷款的依据，另一方面，国外的资产评估结论国内又不承认，这无形中成为境外投资银行贷款难以逾越的障碍，给矿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金融机构资金普遍收紧，矿业企业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也日渐严格，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矿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且融资规模较小。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风险大企业开展境外勘查开发投资活动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压力和风险。一方面，由于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员工价值认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管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另一方面，对于境外投资企业来说，还要面对国内外两个不同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压力，比如，国内外利率、汇率的双重变动、矿业原材料价格双重走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境外矿业投资门槛提高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资源政策表现出收紧的势头，对于收购审批程序进一步严格，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矿业权协议条款重新谈判、调高税率、提高国有企业参股比例、战略性资源国有化、矿业权重新审查等各种手段，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维亚出现了“当地资源民族主义”，宣布其所有的矿业权全部由国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矿业曾在海外收购一个储量达1500万t的铜矿，由于审批手续半年多还未结束，最终错过最佳收购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进入本国经营，必须办理临时签证，才可获得法人资格，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时签证的办理中愈发严格。这对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安永的2011年全球矿业和金属业的主要战略性商业风险报告，资源民族主义风险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国“”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海外不断升温。由于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相对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加之部分参与海外投资并购的企业具有“国有”背景，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渲染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国际舆论，一些限华政策和对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许多投资国政府对中国海外并购矿产资源项目的审批更加严格和谨慎［4］。这些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成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经的重要障碍。

思考与建议

矿业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矿业权 流转 管理制度 涉税

[中图分类号] TD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5）-3-26-1

0引言

在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受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经营理念的影响，但政府的全面监管模式目前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因此，以《物权法》矿业权规则为基石，建立完善的以矿业权为核心的矿产资源市场流转机制，对于规范矿业市场秩序、实现矿产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矿业权的基本概念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在实践中，探矿权人要取得采矿权还需设立矿山企业并且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条件。

2影响矿业权流转管理的主要问题

2.1矿业权流转的标的物不明确

矿业权“涉及国家（由政府代表）、矿产资源的勘探者和开采者、社会公众等主体及其各不相同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对矿业权属性如何定义，目前学界有着多种解释，现在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较为主流的几种矿业权属性的界定：一是仅将矿业权定义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属于一种单一的行政许可。二是财产权说，《矿业权出让流转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

2.2矿业权流转行为界限不明

《矿业权出让流转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矿业权流转是指矿业权人将矿业权转移的行为，包括合作、重组改制、出售、作价出资等。”同时规定“出售矿业权或者通过设立合作、合资法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应申请办理矿业权流转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上，许多流转超出了以上规定的范围，有的“采取的方式有的是直接流转，有的是以股权流转的名义进行变相的矿业权流转，”，这里就存在一个制度设计中没有涉及、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发存在的情况，股权流转是否属于矿业权流转？股权流转是否需要办理矿业权流转审批手续？在各地的实际操作来看，一些地方的管理机关认定股权流转属于矿业权流转，但一般采取申请人申请流转才受理审批，如不申请也不追责的方式，或者直接采取备案的方式。原因在于股权流转是企业自身的正常经济行为，仅需要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矿产资源管理机关没有获取矿业权人是否进行了股权流转行为的渠道，而一些上市企业股权变动天天在发生，更无从监管。

2.3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目前，严重影响矿业权流转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明显滞后，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例如：矿产资源规定“禁止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该条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与实际不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的贸易活动，其根本的驱动力和目的都是经济利益。

3矿业权交易市场亟待完善

3.1矿业权投资入股方式的确定

在矿业权持有者将矿业权评估作价投资入股实践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和出现两种方式，这是投资合作者共同商定的结果，并常常将其列入投资协议的相关条款加以规定。

（1）矿业权评估作价后全部作为出资投资入股。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矿业权持有者在矿业权依法评估作价后全部作为出资投资入股，这种出资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并且在全部出资完成被确认后，按流程将矿业权持有者变更为投资设立的新的公司。（2）矿业权评估作价后部分变现、部分作为出资投资入股。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矿业权持有者在矿业权依法评估作价后，按评估确认价的一定比例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矿业权持有者，一定比例作为出资投资入股。这种出资方式相对前一种有些复杂，需要在约定的现金支付条件和相关比例的出资全部被确认后，才能按流程将矿业权持有者变更为投资设立的新的公司。

3.2金融支持、保险保障

完善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对境外矿产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款减免，试点实行部分矿种勘查投资补助金制度。加大“走出去”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民营境外矿产投资专项基金，重点支持“走出去”的草根勘查。拓展境外矿产投资融资渠道，降低民营企业借贷门槛，探索以境外资产、股权、矿业权为抵押贷款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地勘单位、中小型矿业企业上市创业板融资，引导民间借贷机构向矿业投资领域倾斜。完善现有矿业权评估制度，对国外勘探实行投资保险制度，设立专门境外矿产投资保障险，鼓励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对境外矿产投资进行信用担保，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活动保驾护航。

3.3加强中介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中介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在专业性矿业权中介服务中引入“资格人”制度，加快矿权评估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中介机构进入市场的法律许可制度、市场主体、市场监督、维护市场公平及秩序的管理制度等；大力培育发展社会化的矿业权评估、信息服务、、法律咨询、经纪等中间机构，推动综合组织的建设等，形成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

3.4归纳各地矿业权流转管理

系统摸底梳理各地在矿业权流转管理中的不同做法，从国土资源部的角度统筹考虑解决方案，既要对以往已发证矿业权有所保护，也要对明显不按照文件办理的给予处罚，目的是做到全国操作一致，加强已出台政策的权威性；三是加强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但因为从理论研究的统一到落实到政策制度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应该并行进行，而不应坐等理论研究有了结果才对制度进行修改。

4结束语

总之，矿业权流转问题关系到我国有关方面的立法以及制度的规定问题，需要相关的部门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评价，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的矿业资源合理开采，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孙宏涛，田强. 论矿业权的流转[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61-67.

矿业投资论文篇3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mining engineering econom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calculation methods of common economic evaluation index of mining engineering investment project， and investment project cost control. At last， it elabo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mining investment projects on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关键词： 矿山投资；分析；评价

Key words： mining investment；analysis；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2-0083-02

作者简介：贺刚（1984-），男，内蒙古包头人，测量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矿业投资及井巷结算。

1 矿山工程投资特点

①矿产品价格波动性强；②矿产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工程投资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③矿山生产成本高；在考虑到矿产资源在开采时受地质风险的影响使得矿产投资成为高风险性的投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地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矿山工程投资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多企业盲目的投资，直接影响矿山工程的总投资及实际收益能力。

如果经济分析和评价做的不实事求是，有可能使矿山总投资增加、产品成本升高、投资收益率变低、导致建设好的工厂不能正常生产，有的不得不关闭，致使矿山投资项目的失败。反之可能做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风险低的效果。本文的分析希望对矿山投资项目的决策有参考作用。因而我们就根据现阶段矿山企业投资形势，着重对涉及到的几种动态经济评价指标及投资项目费用控制进行浅论，不当之处请多指正。

2 矿山工程投资项目常用经济评价指标的分析

在矿山建设中生产规模、开拓方案、采矿方法、选矿工艺等方案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选择的结果直接关系到项目投资报酬率的高低、经济效益的好坏，也是矿山项目顺利运行的“先天性”条件。本次讨论的几种动态经济指标以净现值、净现值率、动态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为主要内容。

2.1 净现值 净现值（FNPV）它是将建设项目各年的净现金流量按基准收益率折现到建设项目初期的现值之和。它是反映项目在寿命期内赢利能力的动态评价指标。其表达式为：FNPV（i）=■（ci-co）t■；式中：（CI-CO）—第t年的净现金流量；n—矿山项目计算期；t—寿命期中的某一年； i—社会折现率或财务基准收益率。

（当FNPV=0时，表示该项目正好达到所预计的收益率；如FNPV≥0时，表示该项目除达到基准收益率外，可能还有部分超额收益；如FNPV

2.2 净现值率 净现值率它是净现值与全部投资现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ENPVR=■；式中：IP—投资现值。

FNPVR是一个相对指标，表明项目单位投资现值所获得净现值，它越大说明项目收益越好。它是净现值的一个补充衡量指标。因净现值是一个绝对指标，不能完全表示矿山项目基建到投产期间的资金利用率。所以在多方案的选择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净现值与净现值率。

2.3 动态投资回收期 按现值法计算的退回收期。计算公式：■（ci-co）t■=0；式中：It—资金投资回收期。

它是指以项目达产后每年取得的净收益低偿全部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它是反映项目在财务上投资回收能力的重要指标，指以项目的净现值抵偿全部投资现值所需要的时间。

2.4 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是项目在全部期内，将各年净现金流量的累计折现值等于零时额折现率。其表达式是：NPV（i）=■（CI-CO）T■=0

以上从几个方面对矿山投资指标的分析，为了就是使矿山投资决策者能够理性的认识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的大小，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减少经济损失。

3 投资项目的费用控制

投资项目的费用控制是矿山总投资“后天性”努力管理的过程，下面从矿产品成本两种控制方法分析。

3.1 按成本项目控制 ①生产工人工资及附加费；②设备大修折旧费；③设备大修折旧费；④维修费；⑤材料费（主要：炸药、雷管、导爆管、钎杆、合金钢钻头等）；⑥燃料动力（汽油、柴油、水电等）；⑦维简费；⑧车间经费；⑨企业管理费；⑩费生产支出。

3.2 按照作业成本控制 按照矿山企业的生产工序来计算产品的全部成本。而地下采矿按照作业成本有生产勘探、开拓、采准、切割、回采、运输、提升、压风、通风、排水、供水、充填、选矿等作业工序分别计算其单位成本。在单位成本的基础上加上车间成本、企业管理费、销售费等得到才是矿石的完全成本。

以上两种是计算矿产品基础成本的基本方法，也是控制矿产品成本的主要内容。通过合理的施工工序的优化，减少各个工序衔接的人工、材料、机械等费用的消耗，从而控制矿产品的成本。提高收益率，增加产品的抵抗风险能力。最终才能在矿产品价格的低谷期生存。

4 建设项目风险评价

盈亏平衡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是研究建设项目投产后正常年份的产量、成本和利润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利润为零时的收益与成本的平衡为基础，测算项目的生产负荷状况，度量项目承受风险的能力。盈亏平衡点越低，表明项目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越强大，抵抗风险能力越大。

设在建设项目投产后的正常年份中，Q为年产量，P为单位产品的价格，W为单位产品的成本，F为年固定成本。则年总收益TR=PQ，总成本TC=WQ+F，年利润为Ⅱ=TR-TC=（P-W）*Q-F。盈亏平衡点定义为：Ⅱ=0时的产量Q和价格P。由此可得：

①产量盈亏界限为：Q=■；

②价格盈亏界限为：p=■；

③单位产品成本盈亏界限为：W=■；

④年固定成本盈亏界限为：F=（P-W）*Q。

通过盈亏平衡分析得出盈亏平衡点，使决策的外部环境的以简化，由盈亏平衡点的高低就可以大致了解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这种方法假设产量等于销量，难以反映项目未来的真实情况。

因而一个矿山的投资建设风险分析必须从多角度、多方位、定量不定性的风险因素考虑和管理整个项目才能使投资项目的最终损失最小化。如果只是单一的分析和评价也会造成某种风险的提高或是致使投资失败。

5 结论

现阶段应结合矿业行业投资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在矿山投资项目经济分析和评价方面进行专业性的研究和讨论，以形成一套实用性强，准确和科学的评价准绳。为保护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矿产投资的合理性，从而为矿山项目这个高危行业（行业高危、经济投资高危）的投资决策者提供可靠科学的投资依据。

总而言之，矿山投资项目的建设期限长，投资见效慢及矿业生产对象的不确定性强。在目前国内钢铁市场处于冷冻和转型期内，很多矿山企业站在零收益的边缘，矿业公司的投资应需更加谨慎。

参考文献：

[1]许晓峰.筹资与投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矿业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知识资本煤矿企业测度

一、引言

人类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农业经济和三百多年的工业经济之后，目前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Drucker)在1965年就曾指出，知识将取代机器、设备、资金、原料成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的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其拥有的实物资本，而在于企业员工的创造力、组织结构、知识产权等所谓的知识资本。1998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知识与发展》(Knowledge and l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的年度报告，标志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形成。

为了真实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知识资本，首先需要识别出企业的知识资本。煤矿企业也不例外。但是，目前大多数的知识资本的研究集中在高新技术、服务业、科研机构等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中。对于像煤炭这种传统行业的知识资本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结合煤炭行业的特点，对煤矿企业知识资本的构成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理论基础

关于知识资本的含义，学术界看法不一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德(John Kenneth Galb raith)1 969年第一次正式提出“知识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知识资本是“一种关于知识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形式，而不是静态存在的知识资产。在此之后，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也将其翻译为“智力资本”。斯图尔特(Thomas A Stewart)认为，知识资本是由知识、信息和经验等构成的知识资源，它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三者之中。这个理论被概括为知识资本“H―s―C”结构理论。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Human Capial)，指组织员工所拥有的各种技能和创造力；S代表结构资本(Structu ral Capital)，指不依附于组织人力资源且不能外化的其他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制度规范等；C代表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I)，指具有外部相关性的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市场营销渠道、顾客忠诚、企业信誉等。埃德文森(L.Edvinsson)和沙利文(P.Sullivan)认为，知识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据此提出了知识资本“H―S”结构理论。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HumanCapital)，是指未编码知识和技能；s代表结构资本(StructuralCapitaI)，是指编码的知识资产和经营性资产。斯维比(KarlE ric，Sveiby)认为，知识资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提出了知识资本“E-I-E”'结构理论。其中，前一个E代表员工能力(Employee Capability)，其含义类同前面所讲的人力资本；代表内部结构(Inter Structure)，是指由雇员直接创造的、或是从别处直接获得的，通常为组织所拥有的。如专利、管理系统、内部网络、组织文化等；后一个E代表外部结构(Extra Structu re)。指企业的外部融合能力，如客户、品牌、商标、信誉、形象等。英国学者安妮・布鲁金(A.Brooking)认为，知识资本是企业得以运行的无形资产的总称，用公式表示为“企业=有形资产+智力资本”。这就是其知识资本“M―K―H―O”

(市场一知识产权一人力一基础结构)结构理论。

关于知识资本构成要素的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就是以上几种，后人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具有通用功能的知识资本结构体系是不存在的，不同行业业务流程不同，管理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体系结构。本文认同斯图尔特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煤矿企业业务流程和管理的特点，对其知识资本构成要素进行了适当改进。

三、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构成要素初探

1.煤矿企业

煤矿主要进行的是煤炭的开采。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煤炭开采属于采矿业，是第二产业，采矿业是指对固体(如煤和矿物)、液体(如原油)或气体(如天然气)等自然产生的矿物的采掘。

在我国，煤炭属于基础能源行业。我国能源资源的国情是缺油、少气、富煤。在我国常规能源中，煤炭储量占90％以上：在我国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接近70％。由于电力、冶金、建材、钢铁等都与煤炭息息相关，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煤炭的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煤炭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和高风险高利润的产业。煤炭产品的加工深度不高，精煤的比重较少。煤炭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尤其是私营煤矿的非机械化采煤所占比重较大。由于煤炭是重要的基础能源，所以国家对煤矿的监控度较高，开办煤矿采掘企业必须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书，并由多个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由于煤炭采掘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它对生产技术、安全、员工的技能和知识有着特殊的要求。

2.煤矿企业知识资本构成要素解析

煤炭产业的定位决定了煤炭企业的定位，也决定了煤炭企业知识资本的构成。本文以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的观点为基础，将煤矿的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细分为技术资本、结构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所以加上技术资本舍去顾客资本，是因为煤炭的稀缺性，它属于紧俏产品，煤矿在维护客户关系上的投入并不会为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技术上的投入推动了煤炭企业的转型和进步，能为煤矿企业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下面针对煤矿企业业务流程和管理的特点，对这三个构成要素进行具体解析。

(1)煤矿企业知识资本中的技术资本

技术本质上就是知识。为保证安全开采，煤矿企业对煤炭的开采技术和开采设备特殊的要求，需要煤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和设备更新，以保持较高的煤炭开采率和较少的安全生产事故，技术上的投入推动了煤炭企业的转型和进步，所以技术资本是煤矿企业知识资本的一个构成要素。在发达国家，煤炭开采用百万吨的超大型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为核心的生产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向遥控和自动化、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方向发展。因此，煤矿技术资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技术革新投入额，技术、设备及项目引进额，技术革新成功率指数，技术吸收能力。

技术革新投入额反映一个煤矿在技术革薪上的投入额；技术、设备及项目引进额反映一个煤矿引进技术、设备、项目的金额；技术革新成功率指数即技术革新成功次数／总技术革新次数；技术吸收能力即引入后成功运作的技术、设备、项目金额／引进的技术、设备、项目金额。

(2)煤矿企业知识资本中的结构资本

由于煤炭开采的高危性，要求煤矿企业必须具备完善的组织

结构，尤其是要有完善的安全生产系统。对于一个煤矿企业来说，安全控制方面最能反映其结构资本的高低，一个煤矿的安全生产运行良好，就基本可以反映出其组织、流程、管理运行良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安全决定结构”。根据斯图尔特的观点，结构资本是指不依附于企业的人力资源且不能外化的其他组织能力，作用就是激发人力资源创造知识，即为人力资源发挥增值作用提供了环境支持。因此，煤矿结构资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安全基础设施投入额，安全管理投入额。安全生产系统建设情况，组织机构规范程度。

安全基础设施投入额是从“硬件”上反映一个煤矿企业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规定煤矿入井人员须佩戴安全帽、自救器、矿灯，从这个细小的设备的投入就可以看出一个煤矿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而安全管理投入额是从“软件”上反映了一个煤矿企业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如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入井人员的入井检身制度、出入井清点制度、创伤急救系统等，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煤矿对安全的重视；安全生产系统建设情况是从“质”上反映相对于同行业标杆企业该煤矿的安全生产情况；组织机构规范程度反映一个煤矿是否有健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是否定期召开，权责是否分明，企业是否有健全的奖励制度，内部管理是否透明等。

(3)煤矿企业知识资本中的人力资本

煤炭开采属干粗放式经营，对于人力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但由于煤炭开采的高危性，它对从业人员的资格有严格特殊的要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规定，在煤矿生产中，需要获得相关资格的人员包括：矿长(经理)、瓦斯检查工、矿井通风工、信号工、爆矿工、炸药库保管员、拥罐(把钩)工、矿井泵工、瓦斯抽放工、主要通风机操作工、绞车操作工、输送机操作工、尾矿工、电工、钳工、主要提升机操作工、金属焊接矿井专用机动车司机、安全检查工。所以煤炭企业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煤矿员工所拥有的各种技能、经验和创造力。因此，煤矿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本投入额，人力资本维持额，专业技能水评，人员保持率。

人力资本投入额即一个煤矿的招聘、培训费用，招聘费用反映了企业对优秀员工、技术熟练员工的重视，培训费用反映了企业在提高员工技能、知识方面的投入水平；人力资本维持额即一个煤矿的工资、报酬、福利总额，它反映了企业对人力的重视：专业技能水平即具有相关资格人数／法律规定必须具备相关资格的工种人数，它反映了一个煤矿员工的专业素质水平：人员保持率即(员工总数一辞职人数)／员工总数，人员保持率高的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必定大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从而使得优秀人才纷纷涌向这类企业，这会使该煤矿的人力资本高于其他煤矿企业。

矿业投资论文篇5

矿产资源具有的多重属性决定了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机制的复杂性。投资动机对投资成效影响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提出了对外投资套利动机假说，并基于2005―2013年期间374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相对于单纯的资源寻求动机而言，套利动机的加入能够更好地解释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行为；（2）套利动机改变了矿产资源企业寻求资源的初衷，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3）国有矿产资源企业相对于民营矿产资源企业而言，其投资更易受制度套利、期限套利驱动，而民企则易受市场套利驱动。套利使得企业给予其他环节较低的决策权重，可能就不会潜心经营实体，出现投资决策短视、低估风险，进而造成投资低效和决策失败。因此，必须对套利动机加以监管以防止投资错配。本研究对丰富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套利动机 资源寻求 矿产资源企业 对外投资

一、 引 言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出量已基本接近外资流入量。其中，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65.5亿美元，约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3.44%，投资规模基本上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企业在全球谋求优化资源配置的步伐不断加快，有能力的企业纷纷走出去。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注入了动力和活力。“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重要的开放型经济战略，不仅承载着优化产能布局的重任，更承载着国家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资源安全的需要。矿产资源企业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排头兵，为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安全需要、平抑国内价格波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出现一些问题，其对外投资亏损或失败的现象频繁发生。首先，在投资类型方面，投资亏损主要集中在能源、铁和铝矿方面。除了能源外，其他两种在国内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8-31页。McKay H.，Song L.，“China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China & World Economy， Vol.18，No.1，2010，pp.1-32.。另外，矿产资源企业境外投资就某个矿扎堆竞争现象普遍，企业不仅面临外部竞争对手，还得面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影响投资效率陈丽萍、王威、姜雅等：《我国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面临的困境及建议》，载《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7期，第34-41页。。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投资亏损主要集中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企业海外盲目“抄底”的趋同行为直接造成了国际舆论集中围攻中国企业之势，使得东道国政府加大了政治干预程度Gugler P.，Boie B.，“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FDI：Determinant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MNEs，”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openhagen，2008.。另一方面，一味追求危机下的企业价值低估机会，却忽略自身风险抵抗能力、运营能力、所投资企业的价值和增长潜力Sauvant K. P. et a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and challenges ahea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rom Emerging Markets，US：Palgrave Macmillan，2010，pp.3-29.，造成资产负债不匹配、引发流动性风险。再者，从空间上看，矿产资源型国企在发达国家并购失败的比重较大，受政治干预的问题较为突出。投资空间集中度较高Duanmu J. L.，“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64-72.王碧B：《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7期，第54-63页。易引起民族主义抬头，政治警惕加大等问题刘树臣、崔荣国、郭娟等：《当前矿产资源形势的基本特点》，载《中国矿业》，2012年第5期，第1-4页。。投资空间的集中，使得资产暴露在东道国汇率波动的风险敞口中。出于何种投资动机对投资成效影响至关重要Marks M. L.，Mirvis P. H.，“Merge ahead：A research agenda to increas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success，”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Vol.26，No.2，2011，pp.161-168.。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分为四种：获取自然资源Ramasamy B.，Yeung M.，Laforet S.，“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17-25.、获取技术或品牌等战略资产Deng P.，“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4，No.1，2009，pp.74-84.、赢得市场Cui L.，Meyer K.E.，Hu H.W.，“What drives firms’ intent to seek strategic assets b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of emerging economy firm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9，No.4，2014，pp.488-501.、降低成本或实现规模经济Dunning J. H.，Lundan S. M.，“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对于矿产资源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解决资源瓶颈应该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但是，前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说明了资源寻求动因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说明在资源寻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动机。

矿产资源具有战略属性、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决定了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机制的复杂性韩立岩、尹力博：《投机行为还是实际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因素的广义视角分析》，载《经济研究》，2013年第12期，第83-96页。张华：《我国企业投资海外矿产资源的策略》，载《中国矿业》，2010年第10期，第28-31页。。这三种属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不同。在经济扩张时，实体对资源需求量大，较低的自给率和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资源的战略属性、商品属性影响较大。而当全球金融资本加速流动时，以矿产资源为标的的期权、期货不断发展，使得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得以凸显。但是这三种属性又互为影响，难以严格区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矿产资源企业会依据所产生的效应赋予三种属性以不同的决策权重，进而影响最终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对实体资源企业而言，应该基于商品属性进行资源寻求和市场占领，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投机溢出现象就能说明这一点。很多国家并不欢迎中国企业投资矿产资源，因为他们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只会炒作价格，获取投机收益，而不是关注实体投资。目前已有研究多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针对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为丰富和拓展新的对外投资理论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为此，本文提出了对外投资套利动机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来解释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丰富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本文以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结合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提出套利动机假说；第三部分在套利动机假说的基础上，采用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套利动机假说的合理性；第五部分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将样本分为国有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和民营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进一步进行对比分析；第六部分提出结论和启示。

二、理论与假说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资源寻求动机、市场寻求动机、技术寻求动机等方面。资源寻求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旨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稀缺资源，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和绩效Dunning J. H.，Lundan S. M.，“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陈岩、杨桓、张斌：《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载《管理科学》，2012年第3期，第112-120页。。基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和国内供给的矛盾，海外投资成为必然趋势Duanmu J. L.，“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64-72.董艳、张大永、蔡栋梁：《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载《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2期，第676-690页。。市场寻求方面，Buckley 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市场寻求动机Buckley P. J.，Clegg L. J.，Cross A. R.，“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38，No.4，2007，pp.499-518.。Huang和Wang指出海外投资加速中国企业对外市场布局Huang Y.，Wang B.，“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s there a China model？，”China & World Economy，Vol.19，No.4，2011，pp.1-21.。技g寻求方面，中国企业着力克服后来者劣势，通过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等获取战略资产追赶发达国家企业Cui L.，Meyer K.E.，Hu H.W.，“What drives firms’ intent to seek strategic assets b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of emerging economy firm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9，No.4，2014，pp.488-501.。蒋冠宏和蒋殿春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收购战略资产，存在技术寻求动机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载《世界经济》，2012年第9期，第21-40页。。降低成本（获取效率）方面，企业对外投资扩大需求的同时也扩大了市场规模，能够使经营的边际生产成本降低Bevan A.，Estrin S.，Meyer K.，“Foreign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13，No.1，2004，pp.43-64.。向欠发达国家转移低端高耗能产业及生产要素和投资成本较高的行业，成为不可忽视的投资动因之一Barney J. B.，Peteraf M. A.，“Comment on hashai and buckley：transactions costs，capabilities，and corporate advantage considerations in theo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Global Strategy Journal，Vol.4，No.1，2014，pp.70-73.。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外部环境冲击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外部环境冲击会使得出现企业价值低估进而产生投资机会Tobin J.，“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Vol.4，No.3-4，1978，pp.153-159.。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出现了去杠杆化趋势，一些企业价值缩水，企业整合加剧，外部竞争减少。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许多国家矿产资源行业政策有所放松，这些外部环境加速了新型市场海外资产布局K. P. Sauvant et a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ssion and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Emerging Markets，2010，pp.3-29.。

不满足于实体经济层面的动机研究，关于制度套利推动对外投资的研究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Mitchell 和 Mulherin研究指出，政府放松监管是跨国并购得以进行的重要原因Mitchell M. L.，Mulherin J. H.，“The impact of industry shocks on takeover and restructuring activ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41，No.2，1996，pp.193-229.。Karolyi和Taboada研究认为跨境银行收购行为受“监管套利”驱动，收购者主要来自于那些重视监管、具有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银行活动进行诸多限制的国家Karolyi G. A.，Taboada A. G.，“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cross-border bank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Vol.70，No.6，2015，pp. 2395-2450.。Boisot和Meyer利用国家间存在的制度势差，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利用发达国家市场的比较制度优势进行投资Boisot M.，Meyer M. W.，“Which way through the open door？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ol.4，No.3，2008，pp.349-365.。Hall和Gingerich认为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进行投资以获取制度套利Hall P. A.，Gingerich D. W.，“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an empirical analysi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9，No.3，2009，pp.449-482.。他们所指的制度套利指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在发达国家投资可以享受自由的市场制度带来的收益，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些制度优势。

同时，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实体动因和投机动因之间的关系。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为例，从长期来看，实体动因占主导，而从短期来看，投机套利行为才是推动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谢飞、韩立岩：《投机还是实需：国际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载《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第71-82页。。Kaufmann认为国际原油价格变动是由投机者所引致的Kaufmann R. K.，“The role of market fundamentals and speculation in recent price changes for crude oil，”Energy Policy，Vol.39，No.1，2011，pp.105-115.。田利辉和谭德凯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他们通过分析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发现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投机，而并非部分人认为的中国需求田利辉、谭德凯：《原油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金融投机还是中国需求？》，载《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第961-982页。。张倩和冯芸指出相当一部分企业运用商品期货的目的不在于套期保值，而是在于获取投机收益张倩、冯芸：《套期保值还是投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I经济》，2014 年第12期，第143-155页。。由此可以看出，实体动因与投机动因相互交杂，投机动因往往隐藏于实体动因之下，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准确判别什么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动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实体经济层面（传统动机）的影响，更受到套利动机的驱使。套利动机可以分为三种：制度套利，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制度套利可以分为外部制度套利和内部制度套利。外部制度套利主要体现在利用国内外制度差异（如利用自由市场便利或海外市场监管缺位等）进行的套利。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实际上还存在着由国有企业制度引起的内部制度套利。国企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具有易得性优势Kang Y.，Jiang F.，“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45-53.，加之各级政府政绩需求的推动，原本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也会得以扩张。同时，管理者在业绩驱动和权力驱使下有较强的自利动机，容易盲目对外扩张或，进行不必要的投资Quer D.，Claver E.，Rienda L.，“Political risk，cultural distance，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29，No.4，2012，pp.1089-1104.。对国有企业来说，“不负责任的对外投资”实际上是一种全民补贴机制，而补贴由全社会承担。本文提出的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概念来源于金融工程领域。市场套利是指投资者在无（低）成本条件下利用不同市场之间资产价格差进行买入卖空操作，从而获取无（低）风险利润的行为。期限套利是指投资者利用资产期限差异获取无（低）风险利润的行为Ross S. A.，“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13，No.3，1976，pp.341-360.。当出现海外资产贬值或海外企业发生流动性危机形成企业价值缩水时，矿产资源企业卖出国内资产、买入国外资产追逐两个市场间的资产价差，这就是本文所指的矿产资源实体企业的市场套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熟悉海外市场，由此追求市场套利就可能引发投资错配。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外经济低迷，海外资产大幅“跳水”，为中国矿产资源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市场套利提供了空间。同理，期限套利是指当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速度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速度出现差异时企业进行的投资套利。期限套利本身是由价格时滞导致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准确捕捉到这种短期规律，过度投资必然会造成投资决策的期限不匹配，不利于长远决策。

上述三种套利使得中国矿产资源企业给予其他决策环节较低的决策权重，有可能为了获取套利收益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就不会潜心经营实体，出现投资决策短视、低估风险，进而造成投资低效和决策失败。这可能是造成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亏损或失败问题的真正原因。综上，套利动机推动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影响资源寻求。

为此，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两个待检验假说。

假说1：隐藏在资源寻求背后的推手是套利获取。

假说2：套利动机会影响资源寻求的初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矿产资源企业具有投资意向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为研究对象，其中“具有投资意向”包括拟投资和已经开始正式谈判的投资。由于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研究矿产资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所以在选取项目时并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最终成功与否。

本文通过以下方式选择矿产资源企业具有投资意向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首先，在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ZEPHYR）中选取中国矿产资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其次，在万德数据欤Wind）中查找矿产资源企业在研究期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公司新闻，从中筛选出具有投资意向的项目；再次，在百度、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上搜索矿产资源企业投资项目。通过上述三种方式相互补充印证，共搜集到2001―2014年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信息559条。综合考虑其他变量的可获得情况，最终确定研究样本为具有明确的（拟）投资金额、投资时间、投资地点的项目374项，数据期间为2005―2013年。

（二）模型设计

本文为了证明假说，为判别传统动机中资源寻求动机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1）：

FDI=β0+β1Resource+β2FDP+β3PerGDP+β4Patent+β5CompanyAge+ε

（1）

为了分析制度套利动机、市场套利动机、期限套利动机分别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分析这三种动机分别与资源寻求动机之间的关系，构建计量模型（2）―（4）：

FDI=β0+β1CompanyCharacter+β2Corruption+β3Resource

+β4CompanyCharacter×Resource+β5Corruption×Resource

+β6GDP+β7PerGDP+β8Patent+β9CompanyAge+ε

（2）

FDI=β0+β1Crisis+β2GDPGR+β3Resource+β4Crisis×Resource+β5GDPGR×Resource+β6GDP+β7PerGDP+β8Patent+β9CompanyAge+ε

（3）

FDI=β0+β1Crisis+β2CIGR+β3Resource+β4Crisis×Resource+β5CIGR×Resource+β6GDP+β7PerGDP+β8Patent+β9CompanyAge+ε

（4）

为了分析三种套利动机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影响，以及分析这三种套利动机与资源寻求动机之间的关系，构建计量模型（5）：

FDI=

β0+β1CompanyCharacter+β2Corruption+β3Crisis+β4GDPGR+β5CIGR+β6Resource+β7CompanyCharacter×Resource+β8Corruption×Resource+β9Crisis×Respirce+β10GDPGR×Resource+β11CIGR×Resource+β12GDP+β7PerGDP+β13Patent+β14CompanyAge+ε

（5）

模型中交叉项与单独的动机变量相结合，表示将套利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对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套利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各自对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影响机制；另一部分是套利动机与资源寻求共同起作用的交互机制。同时，利用交互项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套利动机对资源寻求动机的影响。

（三）变量与测量

1. 基础变量

计量模型（1）―（5）中因变量FDI是指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金额（美元）。借鉴巴罗的做法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Resource采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东道国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衡量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借鉴Root和Ahmed的做法Root F. R.，Ahmed A. A.，“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27，NO.4，1979，pp.751-767.，东道国市场规模往往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总值包含了东道国人口规模信息，而人均GDP反映了真实的购买力水平，因此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GDP（美元）与人均GDP数值（美元）衡量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动机。同时考虑到滞后一期的GDP才应该是当期FDI决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在计量过程中GDP和人均GDP采用投资当期滞后一年的数值。借鉴沙文兵的做法沙文兵：《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第60-65页。，采用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统计的各国专利申请数量（包含居民和非居民）衡量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寻求动机，文中用Patent表示。此外，Pradhan研究认为企业年龄可以反映企业的对外投资经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Pradhan J. P.，“The determinan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firm\level analysis of Indian manufacturing，”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Vol.32，No.4，2004，pp.619-639.，所以本文考虑将企业年龄（Company Age）作为变量之一，Company Age=企业（拟）投资的时间-企业成立时间，企业成立时间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以及各门户网站。在计量过程中，金额数据已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基期为2005年）。

2. 衡量制度套利动机的变量

本文从外部制度套利和内部制度套利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寻求制度套利的动机。Demekas认为东道国政府的腐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并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Demekas D. G. et a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an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role of polici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5，No.2，2007，pp.369-386.。腐败内生于一个国家独有的制度环境，其包含了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多层次信息，是剖析制度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一个良好切入点Zurawicki L.，Habib M.，“Corrup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at have we learned？，”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Vol. 9，No.7，2010，pp. 1-10.。b于此，本文在制度层面采用免于贪腐自由度差异（Corruption）来表示外部环境指标，以此来衡量外部制度套利。构建的Corruption指标为：Corruption=东道国免于贪腐自由度对数值-中国免于贪腐自由度对数值，免于贪腐自由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根据自由度测评规则，自由度指数采用百分制（0～100）的评分办法，分数越高表示免于贪腐自由度的程度越高。若corruption值为正，说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优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利用自由市场进行套利的空间；反之，若corruption值为负，说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差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利用监管缺位进行制度套利的空间。相对应的，衡量内部制度套利的变量为企业性质（Company Character）。在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制度优势，其更具备进行制度套利的条件Fornes G.，Butt-Philip A.，“Chinese companies’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emerging countries：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Chinese business review，Vol.8，No.7，2009，pp.13-28.。该指标是一个虚拟变量，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Company Character值为1；若企业为民营企业，则Company Character值为0，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及相关网站。

3. 衡量市场套利动机的变量

国外矿产资源（企业）价值的贬值为国内矿产资源企业进行市场套利提供了机会。受限于矿产资源企业投资项目信息披露不完全，直接衡量标的资产价值是否贬值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一般来说，在经济波动时期，往往会出现资产价值的波动，若发生经济危机，则资产贬值现象较为普遍。危机的发生可以用时间虚拟变量来表示。本文收集的投资项目在2005―2013年之间，全球影响比较大的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为此，本文以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例，以该时间点作为变量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危机（Crisis）表示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后所产生海外资产贬值带来的市场套利机会，其是虚拟变量，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在2008年（不含）之前，则Crisis值为0；若发生在2008年（含）之后，则Crisis值为1。同时，借鉴Buckley等的做法Buckley P. J.，Clegg L. J.，Cross A. R.，“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38，No.4，2007，pp.499-518.，采用GDP增长率（GDPGR）作为衡量市场套利动机的另一指标，GDPGR的高值说明资产具有升值潜力，进而说明当前资产价值较低，具有市场套利的空间。GDP增长率依据东道国每年GDP值计算得出。

4. 衡量期限套利动机的变量

有研究表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诱使企业产生投机行为张倩、冯芸：《套期保值还是投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4 年第12期，第143-155页。。结合期限套利的含义，我们采用CIGR作为衡量期限套利的变量，CIGR=国际大宗商品金属（能源）价格增长率-国内大宗商品金属（能源）价格增长率。其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增长率依据IMF统计的大宗商品价格计算得出，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增长率依据Wind数据库中银河大宗商品价格计算得出。由于研究的是矿产资源企业，所以选取大宗商品类别为金属和能源。考虑到期货合约多在距交割月3个月时成为主力合约，其对价格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而CIGR体现的也是依据增长率对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做出的一种预测，所以在计量过程中，对价格增长率采取投资当月前三个月的平均增长率。CIGR为正值时，意味着企业判断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将上升，此时存在企业低价买入资源进行期限套利的空间；若为负值，则意味着预测价格下降，不存在期限套利空间。此外，资产之间价格变化速度之间相差的幅度在经济波动前后往往也会发生变化。为了反映价格变化速度之间相差的幅度变化，同市场套利中所描述的情况相类似，也可以选取某个经济波动的时间点作为虚拟变量。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矿产资源价格下跌现象普遍。但是相对而言中国所受波及较小，其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并未降低，这使得国内矿产资源的价格增长较快，与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存在差异2008年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直接，因此在200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所受影响较小。对中国而言，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在2013年年末，乃至2014年、2015年才释放出来，引起矿产资源价格下跌。本文所研究的项目截止至2013年，所以在这里仍然认为在中国需求拉动下国内矿产资源的价格增长较快，这个可以从统计上得到答案。。所以仍以2008年发生的危机为例，选取2008这一时间点构建变量。虽然期限套利的机会并不是在2008年才出现，但是考虑到样本区间以及投资项目在各年份发生的数量，选取2008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危机（Crisis）的具体设定情况与市场套利中Crisis设定相同。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中374个项目体现的中国矿产资源企业有意向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为56个。从（拟）投资项目数量上来看，企业首选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涉及的项目占到了总项目数的46.79%；从（拟）投资项目投资金额来看，（拟）投资金额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涉及的项目金额占到了总金额数的65.30%。可见，矿产资源企业选择投资的地域较为集中。

（二）全样本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异方差检验基础上，得到表2。

第一，在基础变量中，模型（1）中资源变量不显著，而模型（5）中加入套利动机之后资源变量显著，说明资源很有可能是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初衷，这一初衷受到了套利动机的影响。GDP在模型（1）―（5）中均显著，说明市场寻求可能是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一贯动机。人均GDP表示具有购买力能力的市场，在含有制度套利时不显著而在其他情况下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制度套利存在时所发挥的作用占主导，企业为获得制度套利收益而忽视了市场是否真正具有购买力。技术变量Patent在显著时系数为负，可能的解释是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多数属于技术较弱（体现为专利申请数量少）的国家。根据WIPO的专利申请排行，位于前列的国家是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而矿产资源企业在这些国家中的（拟）投资项目数量不足10%。此外，企业年龄对矿产资源企业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套利变量中，可以看出制度套利、市场套利、期限套利的相应指标中均有显著项，这说明了套利动机的存在性。

第二，从模型（1）和模型（5）的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加入了套利动机之后，变量总体对FDI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其解释能力总体提升了11.8%。从模型（2）―（4）与模型（1）的调整后的R2比较结果来看，制度套利对解释能力的提升最为明显。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根据前文分析，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本身由于国企制度优势而存在制度套利的优势，所以导致了回归结果中出现上述现象。

第三，制度套利动机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有影响，且显著影响资源寻求动机。就内部制度套利而言，Company Character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国有企业这一性质作用显著，当矿产资源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对FDI有正向作用。此外，前文分析中指出，国有企业管理者有可能为了牟取私利而进行对外投资，这将削弱资源寻求动机，这一点可以为Character与Resource的乘积交叉项为负提供解释。同时，该交叉项不显著也说明了国有企业性质的复杂性：一方面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受政府推动，确实发挥了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需要的重要作用；而另一方面，内生于国有企业制度的监管缺位使得其管理者可能存在私利动机，进而不利于对资源的获取。因此，从计量结果上来看，无法产生单一的显著结果来说明这种复杂性。

根据前文定义，Corruption的含义为东道国免于贪腐自由度对数值减去中国免于贪腐自由度对数值，在回归系数为负的情况下，当Corruption值为负时，该项对FDI有正向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利用海外监管缺位等条件进行的套利越会加速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同时，Corruption与Resource的乘积交叉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若在Corruption为负（存在套利环境）时，则增大了Resource的系数。在资源变量显著的情况下，这种正向作用（或增大系数）实际上推动了企业对资源的寻求。所以，综合来看，就外部制度套利而言，如果是为了享受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制度带来的好处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则资源寻求的动机被削弱；如果是利用监管缺位等情况进行制度套利，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资源的寻求。

第四，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有推动作用。从模型（3）和（4）中Crisis一项显著且系数为正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企业对外投资影响较大，一方面提供了利用海外资产贬值获取市场套利的机会，另一方面提供了利用大宗商品价格时滞性获得期限套利的机会，这使得矿产资源企业增加了对外投资（系数为正）。CIGR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当企业预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时会采取在现阶段投资的策略，以实现低价买入，获取期限套利。

第五，套利动机有削弱资源寻求动机的作用，改变了资源寻求的初衷。这一结论主要是从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中各变量与Resource之间乘积交叉项的分析中得出的。从模型（3）―（5）中看出，Crisis和CIGR与Resource的交叉项显著且系数为负，在资源项显著且系数为正的情况下，交叉项会降低Resource的系数，即削弱资源寻求的动机。若是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单纯是为了资源寻求，那么交叉项系数应该为正。所以，在存在套利时，资源寻求的初衷发生了改变，这一动机弱化了。此外，虽然单项Crisis的系数为正，对FDI有正向作用，但是由于交叉项负系数的存在，说明在2008年之后增加的投资企业更有可能是为了谋求海外资产贬值产生的市场套利和大宗商品价格时滞性产生的期限套利，而并不是为了获取资源。这说明矿产资源企业很可能会借着寻求市场、资源等动机的掩饰追逐套利。

五、进一步讨论

（一）内生性问题

一般来说，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矿产资源企业的对外投资可能对东道国的GDP增速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从计量模型上来看，企业对外投资量FDI与GDP增长率（GDPGR）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用IV表示）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含有GDP增长率的模型（3）和（5）。对模型进行Hausman内生性检验的结果表明，GDP增L率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有效。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对比表2与表3中模型（3）和（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前文分析所得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同时，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模型中变量的解释能力有所提升，衡量市场套利的两个变量均显著，进一步证明了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受到了市场套利的驱动。

此外，我们对本文的主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体现大宗商品变化率差异的变量CIGR由三个月数据换成六个月以及九个月数据，我们发现制度套利中的Corruption和Company Character变量、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中的Crisis变量仍然显著，其交叉项的显著性与系数正负与上文分析基本一致，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成立。

（二）按企业性质分类讨论

本文将样本按照投资主体分为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和矿产资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两类，继续进一步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列出了2005―2013年矿产资源企业中国企和民企投资项目的时间分布。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2005―2013年期间，对外投资都呈现上升态势，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拟）投资的项目数大幅攀升。2010年和2011年对外投资项目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2010年国内采取紧缩政策的影响。表5列出了分组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2. 回归分析

将样本按照投资主体分为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和矿产资源民营企业两类，在检验了异方差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回归。同时，检验并处理了内生性问题。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国企组所得结论与第四部分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民企组主要受市场驱动明显。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无论是国企组还是民企组，对比模型（1）和模型（5）的调整后的R2，加入套利动机后，模型解释能力都明显提升。其中，国企组在加入套利动机后资源项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各套利变量及乘积交叉项显著性等情况与第四部分分析一致，即套利动机推动了对资源的寻求，但是有削弱作用，改变了资源寻求的初衷。

第二，比较每个模型的两个组别结果来看，国企套利动机强于民企。从制度套利、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的相应指标来看，国企套利变量的显著性明显优于民企，这说明国企的套利动机强于民企，并且根据模型（2）―（5）的比较结果来看，这种套利动机强主要体现在制度套利上。这是国企制度优势的再一次体现。同时，通过组别对比还可以发现，不同于民企组，国企组中资源变量是显著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矿产资源国有企业承担着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安全需要的使命，其往往在政府推动下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投资，资源寻求动机体现较为明显。

第三，国企受制度套利、期限套利驱动明显，而民企受市场套利驱动明显。通过比较国企组和民企组的模型（5）可以看出，民企组只对东道国的GDP和GDP增长率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民企的对外投资策略主要由市场决定，其体现的是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而国企较多地承载着政府目标，承担着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重任，其体现更多的是政府政策需要，而非基于企业本身进行战略布局。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收集了2005―2013年期间374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贡献在于：一是在现有理论和对外投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动因理论――套利动机理论，作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的补充；二是证明了套利动机对传统的资源寻求动机有很大的影响，其会导致矿产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变资源寻求的初衷，并且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套利动机驱动尤为明显。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资源寻求动机可能是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初衷，体F为加入套利动机后，解释变量增加的情况下资源变量由不显著变为显著；（2）套利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解释能力，证明了制度套利、市场套利、期限套利这三种套利动机的存在；（3）总体上看，套利动机倾向于削弱资源寻求动机。体现为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中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削弱了资源寻求动机；而在制度套利中情况较为复杂，部分表现为削弱资源寻求动机，部分表现为推动了资源寻求；（4）套利动机对国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其解释能力远大于资源寻求动机，而民企更易受市场的驱使。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假说1“隐藏在资源寻求背后的推手是套利获取”和假说2“套利动机会影响资源寻求的初衷”是成立的。

“套利”是一个中性概念，其含义有别于“投机”，但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权衡不当的情况下，套利有可能演化为纯粹的投机。在现实中，制度套利、市场套利以及期限套利与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关系密切，难以真正地区分开来。当矿产资源企业忽视自身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而赋予“套利”较大的决策权重时，这种脱离实体的套利就有可能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亏损或失败，加大投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矿产资源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排头兵和支柱力量。所以，矿产资源企业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因此，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1）矿产资源企业很有可能借着寻求市场、资源等动机的掩饰追逐套利动机，这使得企业给予其他环节较低的决策权重，出现投资决策短视、低估风险，进而可能会造成投资错配导致最终投资亏损或失败。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对矿产资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引导，促使企业合理地对投资时间、投资区域以及投资种类进行战略布局，从而避免投资错配所造成的损失。（2）受监管缺失和国企制度优势的影响，国有企业受套利动机驱动更为明显。虽然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从起步上就有先天优势，但是某些国有企业过于依赖这些优势使其难以与全球跨国集团相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促进企业 “走出去”服务于其本身的战略发展需要，着眼于企业效率和市场占有率，注重提升企业的运营能力，而不是基于其自身的全民补贴机制进行套利。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更要防范投机或套利溢出，确保资金回归理性、服务于实体经济，以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重构生存空间、重塑发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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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投资论文篇6

一、构建我国矿产地质勘查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配套措施

现在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状，提出构建我国矿产地质勘查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几点具体配套措施如下。

1.加快矿业权市场建设

矿业权市场是矿产地质勘查和矿山开采的中介，只有矿业权市场运转灵活而高效，中小型高风险勘查企业才能实现其潜在的高收益，真正的融入风险投资市场中。为了迅速培育和完善矿业权市场，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矿业权市场的进程：（1）尽快完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2）建立合理的矿业权资产收益分配制度。矿业权资产交易成功后的收益分配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阻碍矿业权资产进入市场。因此，要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分配办法，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3）维护良好的矿管秩序，没有良好的矿管秩序，就无法建立规范的矿业权资产交易市场，应加强矿管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工作，为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矿业权资产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

2.努力拓宽退出渠道

风险投资只有顺利地实现退出，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但在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需大力加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1）探索建立专门服务于勘查业的资本市场；（2）利用国外的勘查风险资本市场，在合适的时候可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和筹资需要选择合适的上市地点。

3.加快地勘单位市场化改革

中小型的地勘企业是勘查风险投资机制中的客体，该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地勘企业的发展。要加强对企业化经营的行政指导和理论指导。地勘单位改革遇到的政策，如企事业离退休待遇的不同、财政预算管理的新规定等，以及在改革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或改革的方向性问题，都需要加强行政和理论指导。地勘单位要正确处理好事业牌子和企业化经营的关系，把工作重点放在实施企业化经营上。

4.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尽快制定国家有关勘查风险投资的指导原则、战略方针、中长期规划；尽快出台政府低息贷款制度、银行贷款政府担保制度、有限合伙企业制度、勘查补贴制度、勘查税收减免政策等；进一步完善矿业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建立勘查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完善矿权流转市场。还要注重培养矿产地质勘查风险投资人才，以运作好矿产地质勘查风险投资活动。

二、我国矿产地质勘查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矿业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矿业投资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矿产地质勘查投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投资总额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初见端倪，整个行业的资金市场有所扩大，矿业权市场正在建立并不断完善，境外投资逐渐增加。中国矿产地质勘查投资向着开放的、法制的、市场化方向发展。

但是，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行业的投资增长较慢，计划性财政地勘投入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投资比重由1999年的11.83%下降到2003年的6.02%；企业自筹资金的比例不断增加，由1999年的64.58%上升到2003年93.55%。但是，如果除去油气矿产，这一比重则要大大改变，自2003年以来，我国非油气矿产的矿产地质勘查资金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发展后劲显得不足。而且，市场化程度较低，中央部门投资比重过大，社会投资和外资投资比重过小。整个资金市场规模偏小、发育不健全。投资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矿产地质勘查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探、采”的体制，没有真正确立企业在商业性矿产地质勘查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国家投资低效、社会投资进入受阻”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性矿产地质勘查的发展。

2.勘查权益的保障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滞后，政策法规的稳定性、透明性等还不能完全满足商业性投资的要求。

3.市场发育的程度不高，矿产地质勘查要素市场不发育。矿业资本市场缺失，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的投入规模偏小；专业技术服务市场和中介组织不发育，数量少，不规范。市场主体改革滞后。国有地勘单位和国有老矿山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继续依赖于旧的运行机制，对市场信号和市场调节不灵敏。我国符合完全市场主体要求的涉勘企业并不多，大多是事企混合运行的地勘单位。

4.探矿权流转不畅。我国目前探矿权的流转不活跃，转让方式单一。商业性矿产地质勘查市场仍然是为“大而全”的国有地勘单位所垄断，缺少机制灵活、经营有进有退的中小型勘查公司和找矿人，整个矿产勘查市场缺乏活力。在矿业权融资过程中，风险投资家往往作为矿产勘查风险企业的股东参与运作，并充分利用自身的金融、财务等专长，一方面保证矿业权融资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又在谈判中保障了风险企业原有股东的权利。

三、结论

矿产地质勘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而且在当代日益呈现出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趋势，这些特点决定了矿产地质勘查业很难像一般产业一样从普通融资渠道获得资金，而结合风险投资的特点，在矿产地质勘查中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就成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现阶段财政支出在矿产地质勘查中仍占相当比重，商业性矿产地质勘查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资源保障的需求。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矿产地质勘查的现状和风险投资的特点，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这集中体现于矿产地质勘查风险投资机制的构建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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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战英.内蒙古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的保护与管理[J].矿产保护与利用，2002，（1）：1-6.

矿业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矿产资源矿企矿权流转机制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基于产权变迁视角的中小矿企安全秩序重构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号：09C1197

我国能源消费70%是煤炭消费，煤炭产业是我国能源体系中的龙头产业，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远高于石油、电力、天然气等能源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其他各种行业。当前我国煤矿安全事故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带来较高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损害行业国际声誉，因此研究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研究理论较多，比如有安全目标管理方法、事故树分析法、概率风险评价法的研究与运用、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及专家系统的研制。但这些理论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煤炭行业安全生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矿难频发，只有从产权制度改革角度来突破。

一、基本概念辨析

(一)矿权

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矿产资源的产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1）它是矿产资源的财产权利，包括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体现了国家的，国家依法对属于它的矿产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它是一束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受益权、处置权等，又由于矿产资源不同于一般商品，因而将矿产资源的产权界定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矿业权(即探矿权和采矿权)；（3）这个权力束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另外，我国法律中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矿产资源产权的转让仅限于矿业权的转让。矿产资源的产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及其由此派生的矿业权等权利组成的权利集合。

(二)矿业权

《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该法第一百二十三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地资发［2000］309号）第三条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依法取得矿业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称为矿业权人。矿业权人依法对其矿业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取得勘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探矿权人。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

显然，矿业权是矿权的一部分，矿权包含矿业权，矿权的范围要比矿业权的范围更广。矿业权是由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派生而来，两者是一种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

(三)矿权流转机制

矿业权流转是指在矿业权市场中，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相互让渡探矿权与采矿权的矿业权交易活动。矿业权主体包括转让方和受让方，他们是政府、各种矿山企业和地质勘探队。流转的客体是矿业权本身，探矿权的标的物是特定的区块，采矿权的标的物是特定区块的矿产资源。

矿权流转机制我们可以理解为“矿业权流转机制”。如前文所述，矿权包括矿业资源的所有权和矿业权，是《宪法》及《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所有”是一个矿产资源一向不变的特性，矿权的流转实质上不会进行所有权的转移，即指矿业权的流转，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流转。矿权流转机制即指矿权流转的制度规定，下文中矿权流转机制即指“矿业权流转机制”。

(四)矿业权流转的一般机制

目前我国矿业权合法流转形式包括出让、转让、与他人合并、投资入股等各类情形。这些流转形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交叉和模糊的情形。由于矿业权的特殊性，国家一直对其实行严格的类似于“不动产”的管理体制，并从流转程序上加以控制。即在流转协议签订前对拟转让的矿业权必须事先获得行政许可。实践中多数矿业权流转并没有得到矿业主管部门的事先审查，获得行政许可更是微乎其微，这种状态主要存在于个体采矿主体之间非法流转。

我国对矿业权实行不动产管理制度，但不是任何形式的流转均须变更采矿权主体，矿业权流转也并不必然涉及采矿权主体及矿业权证件的变更。综合我国企业法、公司法、民法等法律制度，矿业权的流转机制可以分为内部流转和外部流转两种。内部流转的情形诸如在矿业权属于矿山企业的情形下，各股东或合伙人对内部股权份额进行相互收购或转让，此时的各投资人股份比例的调整实际上是间接地对矿业权进行调整。此外，非股东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而获得了矿山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份的，在不分解或注销矿山企业的情形下，矿山企业合法的采矿权主体地位实际上并未改变，此时只需改变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而无需变更矿业权主体。反之，在采用企业合并、分立、合资等方式改变原企业自身主体地位情形下的外部流转，则需要适用行政许可前置的流转方式，此时即涉及到重新变更矿业权主体的问题。

二、我国矿产资源的产权现状

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一方面，矿产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可分布具有地域性，这使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利益争夺的矛盾。国家从发展地方经济的大政方针出发，将部分矿产资源所有权通过法律赋予地方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国有矿产资源开采的人，这就使矿产资源的产权在理论上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矿企的分权化改革进一步加快，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矿业权逐渐分离，这就使矿权在现实操作中存在明显的矛盾。

(一)理论上存在的矛盾

按照科斯第一定律，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产权归谁所有，自由的市场交易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然而现实的交易费用通常大于零，甚至无穷大，那么不同产权界定将会导致不同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在界定或者配置矿产资源使用权过程中通常不是借助市场的讨价还价机制配置矿产资源，更多地借助非市场手段进行产权安排，不可避免地造成产权扭曲，资源配置低效或无效。

(二)现实中存在的矛盾

由于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其无异于“公共用地”，从而会使矿企存在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小于私人收益问题，由此导致矿产开采的超额供给或者过量开采。在矿产开采企业中，企业的采矿成本或者生产成本应包括生产设施的折旧、矿工工资及福利、安全生产开支、发生事故的善后处理开支以及治理采矿导致的环境破坏支出、政府税收等，然而现实中采矿企往往会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如减少安全生产开支、对采矿造成的环境破坏转移给社会、事故善后处理交给政府等，最终形成“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买单”的局面。采矿企业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与相应的权利不一致，使经营者有强烈的激励机制对矿产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和超量开采，从而引起“矿难”频发。

三、国内矿权流转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矿业权市场的要素“缺位”

矿业权市场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市场主体，即矿业权交易双方；二是市场客体，即矿业权；三是市场中介，包括交易场所，交易中介机构和交易信息等。

目前，在矿业权市场主体要素方面，我国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制定一些优惠政策，赋予外商以“国民待遇”，但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程序繁杂，立项申请涉及行政管理环节多，加之各地方矿业投资环境差，则吸引外资能力较弱；从客体要素来看，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或因各种原因收归国有的矿业权不清，可以进行出让的矿业权底数不清，使得矿业权一级市场建设相对于矿业权的二级市场明显落后；从中介要素来看，我国除了矿业权的评估业务和业务外，其他中介业务，比如经纪、交易服务、交易信息等还没有开展起来，矿业权市场中介要素明显“缺位”。

(二)矿业权中介机构不完善

无论是矿业权一级市场，还是矿业权二级市场，矿业权交易都要借助中介机构有效服务，才能实现矿业权的交易。按各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的不同，可以将矿业权市场中介机构分为矿业权法律咨询机构、矿产储量评审机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机构、技术咨询机构、矿业权评估机构、矿业权拍卖机构、登记机构和投资咨询机构等八类。当前我国矿业权专业中介机构数量少,制度不完善，不能满足矿业权市场的要求。

(三)政府职能定位不准

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矿业权的所有权人的权利，通过收取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等实现国家所有权的收益，另一方面以行政管理的角色，对矿业开发中涉及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进行行政管理。所以，政府与矿业企业之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横向的、平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有国家与矿业权人之间纵向的、不平等的管理关系。实际工作中，两种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管理存在有缺位、越位现象，故影响矿业市场化发展。所以，目前矿业权的流转过程中不完全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行政调控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支配作用，市场运作与行政调控的和谐环境尚未形成，明显地制约着矿业权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四、建立高效矿权流转机制的途径

(一)建立矿业权的资本化经营体制

矿业权资本化有利于增加各级财政收入，有利于业主加大投入，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最大限度的开采资源，有利于业主自觉地保护块段资源的完整性，增强公众对国家资源的保护意识，所以作为中小矿企应该在产业联盟和合并重组的基础上，开展矿业权的资本化经营，并且建立相应的矿业权资本化经营制度加以推进，并成为有效的保障制度。

1、矿业权资本化

可以采用价值概念看待矿业权，矿业权人为获取矿业权向出让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或通过自己创造性投入获取矿业权而发生的一定的费用，将这部分支出计作一项资产――无形资产，然后在矿业权转让或矿产资源开采中分期转入矿产品成本中得以补偿。

2、矿业权资本经营

矿业权资本经营的前提条件是矿业权交易，具体运营可按以下六种方式运行：

(1)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是同一民事主体进行采矿活动，权益主体没有改变，资本逐渐由无形资产变为实物资产或货币性资产；

(2)探矿权人将勘查阶段的探矿权有偿转让给他人，由他人完成后续勘查工作；

(3)探矿权人将探矿权连同优先采矿权有偿转让给他人，由他人申请采矿权；

(4)探矿权人与他人合作申请采矿权，成为采矿权人的出资者；

(5)探矿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进一步的探矿活动，原探矿权人成为新的探矿权人的出资者；

(6)采矿权人将采矿权有偿转让给他人，由他人进行采矿活动。以上六种方式中除第一种外其他权益主体都发生了变化。矿业权资本经营形式可采用企业合并、分立、合资、合作、出售、抵押、参股等方式，但前提条件是矿业权先作价，然后再进行一系列投资活动。

(二)取消矿业权资质认证的相关限制， 实现矿业权主体多元化

我国 《矿产资源法》 规定：国营矿业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 而集体性质的矿山企业只能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 个人只能采挖零星分散的资源。这是区别对待不同身份主体的规定，不利于矿业权取得的公平竞争，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应作修改。具体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者个人，只要具有探矿采矿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就可以参与矿业权的竞标，争取成为矿业权人，从而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矿业权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促进矿业权的合理配置与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而且还有利于矿业权市场的发展。

(三)借鉴山西省经验，组建省矿权交易中心

政府授权发起筹建省矿权交易中心，投资者可包括公司、银行、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 以及基金持有者，也包括个人投资者。该中心的业务范围是：为矿业投资者提供中介服务； 依法接受政府或其他权益人委托组织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出让与转让等交易与签证服务； 依法组织办理矿权托管、质押登记； 矿业设备展示、交易、调剂； 矿业企业的招商引资； 为企( 事) 业单位改制、并购与重组、整合提供财务顾问和管理咨询服务；矿产开发策划服务、矿产开发投资与技术咨询、编制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政策、法律、法规咨询；对场内矿权经纪人的培训及管理等；依法批准的其他相关业务。

矿权交易中心在市场运作上应本着规范与守信、网上与网下、中介撮合原则， 拟从几方面展开业务：矿权交易，即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招拍挂和转让，基于融资目的的矿权质押等。

(四)建立矿权分级流转机制

矿权流转宜分为两级，一级矿权流转为国家矿权出让（租让）。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是不能买卖，而经营权是可以转让，一级矿权出让是国家维护矿产资源所有权和财产权、维护国家队普查前期基础地质调查权和财产权的根本利益，向以盈利为目的进行开发性地质找矿、采矿的地矿企业和矿山企业有偿出让探矿权、采矿权。二级矿权流转为市场矿权转让。如勘查企业、矿山企业国家有偿出让的探矿权、采矿权，经过物化劳动，发现和探明矿产地面获得的新的探矿权、采矿权，可作为一种财产权上市交易。矿权流转应不分矿种，不论经济成分，由国务院授权的地矿部、省、市、县地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

(五)规范矿业权评估机构的职能，简化矿业权流转手续

矿产资源资本化的先决条件是矿业权的价值确认――矿业权评估。矿业权评估不同于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涉及到储量、品位、矿种、地质成果、自然环境、市场行情等，比如应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当前政府应该引导与规范矿业权评估机构,尽量形成良好制度简化流转手续,建立起高效有序的矿业权评估环境。

五、结束语

矿企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制度扭曲，本文从我国矿企的产权制度出发，剖析我国矿产资源的产权现状，指出矿权流转机制的弊端，提出矿权流转机制途径，从而切实有效地解决矿难频发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傅鸣珂.加强产权管理，完善有偿制度改革.[J]国土资源，2006（10），22-23

[2]袭燕燕,李慧.中国矿业权市场中政府的基本定位.[J]国土资源，2003（05），24-26

[3]夏磊.关于矿权运作的思考.[J]地质勘查导报，2005（07），第 003 版..

矿业投资论文篇8

在矿产资源勘查领域，探矿权是稀缺资源。以管理会计为工具手段，系统化地对探矿权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研究，科学决策，实施有效的控制，对事业转企业之后的国有地勘企业提高探矿权的价值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阐述探矿权的价值特点的基础上，利用“量—本—利”模型分析了探矿权的价值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加强探矿权管理、提升价值的对策。本文对加强地勘企业探矿权的价值管理水平、实现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管理会计；探矿权；价值管理

一、引言

在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取得探矿权。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都是国有勘查单位和矿山企业进行的，探矿权对国有地勘单位发挥着划定工作场地和完成国家任务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业务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地勘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探矿权的市场和资产属性凸显，打上了价值的烙印，实现价值最大化成为地勘单位探矿权管理的基本目标。管理会计是以其特有的方法和手段，利用有关信息预测前景、参与决策、规划未来、控制和评价经济活动，为企业内部服务的一种价值创造系统。管理会计的基础理论、成本习性分析、量本利分析技术、资金时间价值、经营决策、资本经营、绩效控制等方法体系为国内外各类企业的价值管理提供了工具，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作为事业转企业后以地质勘查为主业的国有企业，以管理会计为工具，对探矿权从取得、持有、退出全过程的加强分析研究，实行科学决策，实施有效控制，对于加强探矿权管理、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探矿权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探矿权是矿业权的组成部分。矿业权是指矿产资源的使用权。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获取利益的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证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获取矿产品实现利益的权利。限于篇幅，本文在管理会计视角下，仅对探矿权的价值管理进行探讨。

（二）探矿权的价值及勘查活动的特征1．探矿权的有限性众所周知，在我国，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探矿权是矿产资源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在行使探矿权流转运营权利的时候，会受到较多的政府限制和约束。2．探矿权的价值性探矿权的有偿取得（缴纳价款或支付受让款）、持有、维护、验证与扩大地质成果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探矿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它的持有运作预期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3．探矿权具有排他性探矿权由政府主管部门设立，依附于政府或法人存在，探矿权受法律保护，一个法人取得探矿权后，其他人不得任意侵占。4．探矿权与勘查业务活动相联系持有探矿权的法人必须开展勘查活动。这既是验证或扩大地质成果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探矿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探矿权开展勘查活动，或达不到投入和工作要求的，探矿权禁止流转，政府主管部门有权收回。5．探矿权的价值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一个预测资源量为1亿吨矿权，经过详查或勘探后，由于储量和品位变化，资源量可能变成2亿吨，也可能变成2千吨而不具有开采价值。6．探矿权的价值循环周期长，具有长期投资的特征一项探矿权投资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退出过程。

三、探矿权的取得和业务运作过程

（一）来源企业取得探矿权分有三个渠道，一是企业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政府批准授予或出让取得；二是从市场上受让有偿取得；三是通过股权、租赁等方式取得。

（二）矿产勘查业务活动阶段划分和业务成果探矿权不是孤立价值概念，它的价值依附有意义的勘查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企业取得探矿权后，必须开展相应的勘查活动。以固体矿产资源勘查业务为例，按照现行地质勘查分类标准，地质勘查活动类型及其业务成果简要对应关系见表1。一项典型完整的具体的勘查业务，走完预查、普查、详查到勘探的全过程，随着勘查级别的提升，投入的工作量和资金会大幅上升，相应成果的可信度（334、333、332、331）也会显著提升，探矿权的价值会大幅增加，风险也会增加，勘查级别、成果可信度、探矿权的价值和投入风险呈现正相关的特点。

（三）探矿权的价值实现方式1．探矿权的价值实现的约束条件（1）资质要求：申请探矿权的有资质要求，受让探矿权同样有资质要求。（2）资金投入强度的约束：有的省份规定每平方公里勘查投入不足3万元，不得进行探矿权转让，不得审验延续探矿权。（3）时限限制：探矿权持有期限达不到一定时间（如两年），不得转让等。（4）面积压缩：探矿权审验延续时，下一周期探矿权面积在初始面积基础上压缩25%。（5）缴费规定：探矿权要按期缴纳探矿权费用的规定。拖欠费用不得转让（有的省份规定每个探矿权缴纳5万-10万元不等）。2．实现方式（1）政府授予探矿权提交。是指政府矿业主管部门探矿权项目，勘探单位向矿业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后，获得政府授予探矿权，由财政预算拨款支持，勘探企业完成规定的工作量，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交勘查成果的运营行为。（2）探矿权转让。不论是从政府主管部门出让取得还是从市场受让取得的探矿权，勘查单位投入一定资金和工作量后，形成一定的勘查成果，对勘查成果进行转让，获取投资收益的行为。（3）探矿权出资。勘查单位以持有的探矿权评估作价出资与社会其他资源结合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持续进行勘探作业的行为。（4）探矿权出租。探矿权持有主体不变，由他人出资勘查，勘查成果分享的行为。（5）探矿权转采矿权。现行制度规定，探矿权人完成勘查过程，具备开采条件，可优先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采矿权。经批准探矿权转入采矿权后，采矿权的收益可补偿探矿权的成本。在事业转企业之后，把具有市场前景的探矿权转变为采矿权，走探采一体化的路子，是地勘企业实现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现实选择。

四、管理会计视角下探矿权的价值因素分析

从管理会计的视角出发，探矿权的价值和利润在概念上是趋同的，分析影响探矿权利润的因素可以代替影响价值的因素分析。在此，以管理会计“量—本—利”模型为基础，分析影响探矿权利润、影响价值的因素，为提高探矿权运营利润、提升价值提供方向。

（一）管理会计“量—本—利”分析模型P＝qx－a－bx＝（q－b）x－a式中：P代表利润总额；q代表价格；x代表销售量；a代表固定成本；b代表单位变动成本。上式站在管理会计的角度客观反映了产品经营模式下企业产量、价格、单位变动成本、固定费用与利润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分析影响探矿权运营利润、影响价值的因素提供了借鉴。

（二）影响探矿权利润（价值）的因素分析

1．量——业务量分析在“量—本—利”分析模型中，量是指具有交换价值的有效量。具体到勘查业务中，量也应该是技术上可靠、经济上合理的有效的量。但因勘查业务成果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量的计算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阶段性是指勘查作业过程中分预查、普查、详查、勘探等4个阶段，其相应成果分334、333、332、331等4个等级，代表了储量的不同的可靠程度，不同可靠程度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所谓不确定性，就是因为地下矿产资源的隐蔽性、成矿规律认识渐进性，导致一定阶段的勘查业务结束后，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肯定的，也有可能是否定的。若得出否定结论，则此前给出的储量就是无效的量，此前的投入就会变为损失，这就是勘查业务的风险性。有学者经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得出勘查业务的成功率是二十分之一经验数据。前述特点提示我们，一是在进行勘查业务成果计量时，一定要下功夫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核实储量；二是在经营方式、投入方式方面进行创新，吸收“赌石”理论，风险投资模式管理项目。

2．价——价格“量—本—利”分析模型告诉我们，价格是影响利润最敏感的因素。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以价值为基础，随着供求关系上下波动。价格的这些基本理论，在矿产资源勘查方面同样适用。由于勘查业务的特殊性，影响勘查业务成果价中国总会计师•月刊格波动的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比较有着特殊的表现，一是传导的链条比较长：探矿权演变到矿产品有较长的周期，探矿权价值判断需依托矿产品预期价格趋势来判定。二是涉及的面非常宽：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是经济问题；有的涉及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探矿权的价值与未来社会宏观面呈现出“水涨船高”的特点。三是和矿种自身的稀缺程度关系密切，比如前几年的稀土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能源结构深度调整，无疑对未来的矿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勘查业务自身。比如，前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旺盛，涉煤的探矿权的价值就非常大，动辄几亿或者几十亿，而现在却非常冷清。四是现代矿业全世界是联系在一体的，矿产品交易“互联网+”已成定式，世界矿业市场的波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价格分析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实现探矿权价值最大化，一是应选好探矿权的矿种；二是要以世界性的眼光，把握宏观和行业经济周期。因此，我们在考虑探矿权价格时，不能浅尝辄止，必须组织力量，进行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3．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是完成一定数量可供销售产品的全部耗费，是定价的基础，是影响利润的重要因素，是企业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在“量—本—利”分析模型中，勘查企业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主要是指与机构设立和期间长度相关的成本、基本人员的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资质成本、既有探矿权的维护成本等；变动成本主要是指与勘查业务量、勘查程度有关的成本，如探矿权受让成本、提升勘查级别的进尺成本、材料消耗成本、外包工程劳务成本、筹资成本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环境条件和研究目的不同，也可随时进行调整。作为勘查企业的产品有特殊性，成本有其特殊性，控制勘查业务的成本，要做到“全”、“细”、“断”、“变”四个字。“全”，就是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概念。站在企业发展全局，“人、机、料、法、环”全要素、从探矿权申请设立（研究受让）到勘查施工到退出全过程、从一线到二线从直接到间接全方位的归集费用，计算成本。过去事业体制下，单位的人头费等基本经费是由财政保障的，勘查项目预算不是完全成本，事业人员的成本概念是部分成本。企业化后，单位费用全成本核算，要自筹资金，要保值增值，依法纳税，政府预算基础应该调整为完全成本，企业经营的成本概念应调整为完全成本。“细”，就是要根据成本形成规律和工作需要，借鉴管理会计工具对要素费用按与项目关系、业务环节、责任单位、决策性质进行细分，为经营决策制定控制成本的措施提供依据。比如，按照与勘查项目的关系把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按照与经营决策的关系分为相关成本和不相关成本、沉落成本和付现成本，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计算的边际成本，由于企业化后自筹资金搞勘查，就要考虑筹资成本和机会成本、大型勘查项目作为长期投资要结合资金时间价值分析投资成本，地勘业务的高风险要计算风险成本、探矿权没有所有权，只有部分使用权，同时有较多的政府约束成本，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绿色发展，对勘查企业要增加环境成本，等等。“断”，就是矿产资源的隐蔽性、勘查认知的渐进性、勘查业务的风险性决定了业务决策的及时性，到一定阶段后要及时做出决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比如，有的勘探项目，每米进尺近万元，有资料证明没有经济性，就没有必要进行后续勘查施工，像这样的项目就要当机立断，防止不必要的成本耗费。“辩”，就是要辩证看待成本费用，成本不是越低越好，要联系发展机会、品质改善、形象提升和能力提高看成本。比如，涉及资格提升，能力建设，虽然当期效益不明显，但对长远是有利的，这样的成本就得花。再比如，勘查业务有的是高风险业务，为了争取成果的机会，就应有策略的接受一些层次低一些的勘查业务；为了降低高级别勘查风险，就要多投入一些研究成本等。分析量、价、本与利润的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的规模和环境基础上谈问题的，但客观实际是在动态变化的。在实际工作中，要联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投资、政策，企业内外条件、发展阶段等进行综合平衡。

五、管理会计视角下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的对策

从前述影响探矿权的价值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决定探矿权价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企业自身的，也有政治、经济、市场等社会环境方面的。要实现探矿权管理价值最大化，就要用好管理会计这个工具，系统思维，总体把握，宏（观）微（观）结合，加强分析，落实责任，努力实现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

1．牢固树立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理念传统的地勘单位是国有事业单位，申请探矿权主要目的是明确工作场地、解决任务来源的问题，因为财政供养体制，地勘单位不需要过多的考虑探矿权问题，也没有探矿权运营盈亏问题。而事业转企业之后，探矿权有了资产属性，地勘企业有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在市场体制下，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与之联系的探矿权是稀缺资源。掌握探矿权的人，在矿业市场上就会占有先机。因此，企业要牢固树立探矿权价值观，积极争取探矿权，认真用好探矿权，发挥探矿权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2．加强战略研究，提高探矿权价值实现的前瞻性战略引领未来。探矿权的价值是和矿业（矿产品）市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而矿业市场又是与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周期相联系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上升，矿业权的价值就会提高，反之，矿业权的价值就降低。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探矿权的价值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行供给侧改革，涉及煤炭、铁矿等行业要“去产能”，与此有关的探矿权运营在未来就要尽量回避，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为探矿权运作拓展了空间。作为地质勘查企业，要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层面加强研究，把握方向，在战略层面上明晰探矿权运作区域方向、矿种、投资重点等，在社会经济周期运动和矿业市场周期波动中寻求合适的切入点，为实现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创造条件。

3．创新投融资和风险控制机制传统的政府主管部门设立项目、财政出资、地勘单位施工、政府享有成果的探矿权投资体制，难以适应转企后地勘企业追求探矿权的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要求，难以适应市场条件下企业自主决策、自主运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要求，因此，传统探矿权投融资体制必须改革。（1）确立地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探矿权投融资方面的主体责任。地勘企业除承揽政府设立的勘查项目外，要积极通过申请政府出让、市场受让等方式择优取得探矿权，为发展储备项目。（2）根据地勘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收益高、风险高的特点，本着有利于多头筹资、多揽项目、多出成果、多创效益的目的，借鉴风险投资模式，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于财政预算过去用于勘查的资金可作为“种子”以基金，支持地勘企业吸引社会资本，支持找矿突破。（3）结合探矿权在各勘查阶段的投资强弱度不同、投资期限长短不同、投资风险高低不同、价值提升空间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融资方式，规避风险和获得最大价值。（4）适应地勘业务高风险的特点，改革核算模式。要合理确定周期，除实行以单项目和工作阶段核算成本外，根据找矿勘查成功率只有3%-5%，3-5个成功项目的收益弥补95-97个投资失败项目的经济损失的特征，探讨采取以“组”“批”等为对象进行盈亏核算的模式，科学评判探矿权的投资价值。

4．树立全过程、多维度的成本概念，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1）运用管理会计价值链分析工具，调整经营策略和运作方式，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作业范围和能力配置方式，向着重基础、专业化、有特色的规模化新型地勘集团公司转型，减少一般能力配置，采用社会竞争机制优选普通业务外包。在勘察业务实施过程中，要科学设计，建立分阶段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制度，防止过度勘查。（2）建立全过程、全要素的成本核算和分析体系。从机构设置、能力建设、资质升级和维护探矿权到项目争取，再到勘查业务具体实施以及探矿权退出企业的业务过程，都是成本的形成过程。用管理会计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相关成本和不相关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沉落成本、资金成本等的成本理念和方法，对成本形成过程和要素分解细化，依据不同的目的进行分析，为经营决策提供服务。（3）建立探矿权的资本预算制度。对于作业期限长、投资量大的勘查项目，要通过编制可行性报告和资本预算的方式强化研究，履行投资决策程序。在投资效益分析方面，既要进行静态分析、更要考虑资金时间价值，进行动态分析，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4）建立有效的成本控制体系。在全过程、全要素勘查成本分析基础上，把成本控制的目标落实到机构和个人，明确成本控制的责任。跟踪成本形成过程，加强过程分析，为有关方面提供成本控制的依据。

5．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探矿权对应的勘查业务是矿业的基础业务，也是类似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业务，投入大、见效慢，为保证勘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在事转企的初级阶段，地勘单位应积极争取政府财政补助、收益上缴、基金设立、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促进地勘单位建立市场机制，完善企业化运行的基础条件。

6．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事转企”之后，地勘单位对于探矿权的价值管理要建立目标做到低成本取得探矿权，最大收益地转让探矿权，必须做到信息畅通。要利用现代信息系统，建立探矿权交易平台，打通地勘企业和市场的有效链接，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风清气正地进行探矿权交易。为实现探矿权运营最大化创造条件。标责任制，强化管理，利用平衡计分卡、标准成本、预算控制等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健全体制和机制，加强过程控制，确保探矿权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实现。

7．搭建探矿权交易平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就是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企业探矿权流进或流出、加速周转都是常态，也是实现探矿权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六、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矿权是矿产资源的载体，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对地勘企业资产有重要的价值增值潜能。利用管理会计作为手段，对探矿权生命周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分析、科学制定运营策略，不断优化过程控制，提高探矿权管理水平，变增值潜能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地勘企业实现做大做强做优的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谢宏远．矿产资源及其投资指南[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第一版），2012：16．

矿业投资论文篇9

正文：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根据《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并办理登记。这表明，取得探矿权应当通过严格的行政程序来进行。但是，探矿权必须依法申请取得，并不意味着探矿权只是一种行政特许权。

取得探矿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一方面，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国家应当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对探矿权人的资质、勘查顺序等条件做出强制性规定，并通过审批等行政程序授予申请人探矿权。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因此，取得探矿资格的民事主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关系中，作为探矿权人的公民、法人与矿产资源所有人国家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探矿权人通过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取得了作为民事权利中准物权的探矿权，也就是公民、法人经过行政特别许可而享有的可以从事某种勘探开发国有自然资源或对资源作某种特定利用的权利。这一权利可以称之为“特别法上的物权”。 “特别法上的物权”区别于其它物权之处在于，如果“特别法”有特殊规定的，应当首先适用该法，在没有其他规定时，才适用民法。因此，国家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必要的管理、监督和行政审批内容，保障了国家整体利益不受侵害。

尽管探矿权是经过行政许可取得，受到行政管理和监督，但是，从本质上而言，探矿权仍然属于物权范畴，理由如下：

第一，探矿权的取得和变动，应当予以公告。按照《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对勘查区块登记发证情况，应当定期予以公告”。可以看出，探矿权公告制度是物权变动公示原则的要求。同时，探矿权的此种权利的设立和转移均需要经过登记。《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度”。这种登记管理制度，体现了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保护了物权交易的安全，稳定了矿产资源勘探的有序进行，保护了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按照《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这里的有偿取得，是指探矿权申请人向国家提出探矿权申请时，申请人向国家支付一定的费用（包括探矿权使用费和资源税），获得勘查矿产资源的探矿权。过去多年来，探矿权被作为一种“资格”以行政授予的方式无偿取得。这种做法忽视了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管理，也使得探矿权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由此可见，探矿权的物权属性随着探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的制定得以确立。

第三，探矿权是排他性的权利。《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取得探矿权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勘查或者采矿活动”。法律应当保障探矿权人能够对其依法取得的工作范围进行勘查作业，并排除他人的干扰和妨害。这一规定符合物权法“一物一权”的原则。即在同一勘查工作区范围内，同一期限内，不能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探矿权。

第四，探矿权人有收益和转让的权利。按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的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在完成法定义务后，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探矿权人取得探矿权后，在支配这种财产权利的过程中，随着勘探工作的进行，勘探数据等地质资料的取得，探矿权可能会增值。同时，由于可以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可以通过采矿获得勘探投入的回报。探矿权人在完成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转让等方式处置其探矿权并通过探矿权的转让获取勘探投入乃至探矿权增值的回报。

由此可见，现行矿产资源法律，通过探矿权登记、有偿取得和使用等方式，保障了探矿权人的对其探矿权长期稳定的，独有的，排他性的所有权利。目前，“外国矿业法普遍规定矿业权为准物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目前，我国矿业权管理部门和理论界也逐步重视物权法立法动态，希望把物权法的若干原则落实在矿业权上。”确定这一性质的重要意义在于：

首先，作为高度市场导向的矿产勘探风险投资行为，必须充分明确财产的权属关系。确定了探矿权的物权属性，其经济价值才能够得到合理的体现。探矿权的管理才可以按照物权管理的一系列制度来运作，有利于理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关系，可以更好的明确探矿权出让人（即国家）和投资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对于投资人，也就是探矿权出资人对其探矿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行使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其次，进一步保障了探矿权作为物权进行交易的需要。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无论是转让其依法取得的探矿权，还是从他人受让探矿权，在完成法定义务的前提上，应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进行转让交易，以确保其投资利益，也能够以此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基础。

再次，财产权利的确定，保障了作为物权，在依法取得后不受行政权利的干扰和影响。除了按照矿产资源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探矿权人有缴纳税费、汇交地质资料、保护文化古迹等法定义务外，行政机关应当保护探矿权人行使正当的财产权利。同时，探矿权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物权法的保护方法即物权请求权的救济，对于这种权利的侵害可以通过民事程序来提供补救。

最后，保障了探矿权顺利转为采矿权。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探矿权人优先申请采矿权。同样，作为一项财产权利，采矿权的取得，也要实行登记和有偿获得。在获得商业性地质发现后，无论是探矿权人自行申请采矿权，还是转让给他人从事采矿，探矿权及采矿权物权属性的确定，保证了探矿转化为采矿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也保障了相关人的法律权益。

按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基于这一规定，中方合作者在对外合作中当然可以将探矿权作为对外合作的投入。笔者认为,在中方合作者以探矿权作为投入与外方合作者合作的情况中，以下一些问题应引起关注。

（一）探矿权的所有者

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国合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目前，我国矿产勘探领域的实际情况是，大量的探矿权人是各地的地勘单位，如地勘局、地勘大队、地勘院等。而这些单位，无一例外的属于事业法人，而非企业。相信随着国内矿业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商业性地质勘探的推行，上述情况将逐步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一般的事业单位是无法作为中外合作企业的中方合作者的。在一些省编制机构对于地勘单位的编制文件中，可以看到“逐步改组成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和管理的经济实体”的规定，以及“管理地勘经费”的职责。基于这种情况，这些地勘单位只能参照“其他经济组织”而作为合作者。另外，由于地勘局往往作为中外合作企业的中方合作者，但探矿权的登记人可能是地勘局所属地勘队、地勘院等。在实践中，这种现象所造成的行政管理的痕迹十分明显，不符合探矿权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也难以理清法人财产权关系，必须尽快通过地勘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以改变。

（二）探矿权转让时限

中方投资者在以探矿权作为投入与外方投资者合作时，探矿权投入在法律形式上是一种转让行为，须符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而按照该《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转让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探矿权出让人应当持有勘查许可证满两年。也就是说，中方投资者只能以其持有两年以上的探矿权作为出资或合作条件。在实践中，由于前条所述的情况，中方投资者可能还以下属单位所有的探矿权作为合作条件或出资。如果严格按照《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将难以操作。

（三）探矿权租赁

目前，存在着一种通过探矿权租赁与外方合作的形式。比如南方某个合作矿产勘探项目。外方合作者经由商务部批准，设立了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这家外商投资企业从中方探矿权所有人那里租赁其探矿权并从事勘探活动。勘查许可证不做变更，但上述租赁行为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从矿产管理法律来说，目前我国只规定了探矿权转让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转让探矿权而获得使用权。没有不转让探矿权而转让探矿权使用权利的规定。也就是说，探矿权租赁行为或租赁合同缺乏必要的法律地位。由于矿产资源勘探的特殊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探矿权使用权利的转让行为必须实施必要的管理和审批。但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行，有必要为探矿权租赁行为的审批管理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探矿权租赁费用也有必要做出规定。因此，就目前来说，探矿权租赁的形式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是一种探索性的行为。

（四）探矿权评估

矿业投资论文篇10

关键词：乡镇煤矿；管理体系；执行能力；管理本质安全化

Abstract: township coal mine ore difficult frequency, the security situation, has become a troubling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afety problems, and how to improve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coal mining town is imperative. Our country's existing towns at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coal mine chaos, executive ability is poor serious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al min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as a mine safety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ed special safety input funds to make sure safety deci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wns in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security of nature.

Keywords: township coal; Management system; Executive ability; The essential safety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 X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2011年，全国小煤矿事故833起、死亡1391人；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1.104。[1]乡镇煤矿管理体制落后、安全投入不到位，导致矿难不断发生；同时乡镇煤矿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流动性大，时常造成乡镇煤矿管理脱节，从而引发安全事故。乡镇煤矿大多为私营企业，投资人经常因安全投入直接干预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现象，导致管理人员没有真正的决策权，从而误导了安全生产管理。因此如何完善乡镇煤矿管理体系及如何提高管理者执行能力，对于乡镇煤矿实现管理本质安全化至关重要。

1完善管理体系

煤炭资源整合是淘汰落后、优化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矿井安全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小煤矿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煤炭资源合理开发的必然选择，通过资源整合，可大幅度减少小煤矿数量，提高办矿规模和安全、装备、技术管理水平，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煤矿事故[2]。在整合技改的同时，应该同时注重乡镇煤矿管理机构的整合，以及对管理体系的完善。

1.1管理机构的组成

煤矿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处处存在重大危险的生产系统，它必须配备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和完善的管理体系。乡镇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主要由投资人、矿方技术管理人员、地方安全监察部门组成。投资人对安全投入提供保障，矿长主要负责带领矿方技术人员制定安全生产的各项决策，驻矿安全员代表地方安全监察部门负责对矿方生产的合法性进行监管。我们将这个管理机构称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安委会）。安委会由矿长（煤矿第一责任人）担任组长，投资人、驻矿安监员担任副组长，其余安全管理人员及矿工代表为安委会成员。

图一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机构图

1.2管理机构的职责

安委会负责全矿安全生产的总体规划、布署，制定煤矿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目标。负责制定矿方各级行政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制，并严格按照责任制追究事故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安委会成员会议，研究矿方安全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分析安全动态，并负责地作出科学的决策。强化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技术技能和素质，自觉遵章守纪、按章作业。研究处理煤矿的安全事故责任，按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完善、论证预防措施。保证足够的安全投入（人力、物力）和隐患整治“四个落实”。改善、劳动工作环境与条件，防止伤亡事故和职业危害，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员工身心健康。

1.3管理机构的权力与责任

安委会在安全方面的决议高于全矿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任何决议。[4]安委会对矿井安全生产管理负全部责任。安委会有权拒绝执行投资人超出安全生产法规规定的相关事宜。矿长为贯彻执行安委会决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矿井安全生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驻矿安检员有权制止矿井一切非法的生产活动，矿方必须无条件服从。投资人必须保障安全生产投入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无条件执行安委会提出的相关决议。

2提高执行能力

执行能力主要由执行者自身的技术管理能力和外界的支持力所决定。煤矿的安全生产管理主要由安委会来承担，那么矿方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投资人、监管方、矿工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安委会的执行能力。

2.1管理主体的可靠性

2.1.1矿方管理人员

强化乡镇煤矿管理人员的素质，让他们必须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技术知识及管理知识。现在的乡镇煤矿管理人员必须参加省能源局及安监局组织的培训学习班，同时经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后，颁发管理人员证书。现有的培训模式存在缺陷，主要在于培训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训。一个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不仅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培训时应该多进行案例培训和实践的处理能力培训。为矿方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假想的安全隐患，让他们根据安全隐患制定出安全决议，同时组织专家组对安全决议进行评审，从而提高煤矿安全管理人员的实践能力。

2.1.2投资人

投资人必须参加“法人安全资格”的培训，让其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特殊性及重要性。确保投资人在安全意识上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持一致，从而保障安全投入的有效实施。

2.1.3地方监管部门

《我国煤炭行业管理体制研究》中指出，对煤矿企业进行行政管理的部门众多，这种复杂的多部门管理体制时常出现“政出多门，相互冲突”的现象，企业无所适从，应付性增强，不能从资源利用和行业发展的长远角度去宏观规划和制订发展战略[3]。地方应该制定煤矿联合审批制度，通过联系会议对煤矿的相关事宜进行联合审批。驻矿安全员代表政府监管部门，他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知识，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安全生产技术知识。驻矿安全员应该随时与县级安全主管部门的技术负责人进行交流，确保在监管方面做出的决策具有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