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摘要：环境规制的研究已成为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的热点，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广受关注。本文从环境规制的含义、环境规制强度测量、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等几个层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在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时，变量选取比较笼统，多未能考虑行业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下一步研究中要设计体现矿业行业特性的指标来测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区域异质性，从而研究完善环境规制下矿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规定等。

关键词：环境规制；矿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环境规制已成为全球议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命令与控制政策、经济激励政策、信息披露机制等措施来对环境进行规制［1］。我国政府更是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把环境保护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2］。矿产资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产业，也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较为严重负面影响的产业。我国矿业长期以来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3］，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空气污染和水污染［4］，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来调整矿业产业结构，以平衡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背景，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研究环境规制对某一具体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到对于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概括归纳，相关研究文献总体上可分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1．1环境规制的含义。学者们关于环境规制含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环境规制的研究起源于庇古（PIGOU）和科斯（COASE）。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影响，通过对排污者征税可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之间的差距［5］。但庇古税不能直接弥补个人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损失，因此，科斯（COASE）［6］提出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较小的基础上，私人主体之间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真正解决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其实包含环境规制的两种常见方式，即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手段和个体主导的协商式环境规制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规制的含义进行阐述。赵玉民等［7］认为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前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激励性规制和自愿性规制三种类型，后者主要是指个体的环保意识、思想、观念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方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MICHAEL［8］对环境规制作广义的理解，管制型、经济型、信息型、合作型规制均属于环境规制的范畴。原毅军等［9］在MICHAELBcher的环境规制分类基础上，将经济型环境规制细分为以环境相关的税费表现出来的为费用型和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投资、治理投资等表现出来的投资型两类形式。李欣等［10］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区别开来，并认为以公众在污染事件中的抗议、谈判、投诉和协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2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是客观评价环境规制措施实施效果的前提，是近年来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目前通用的方法是设置若干指标来测算环境规制强度，主要有以下两类。1）单一指标法。由于环境规制的根本目标是控制环境污染，因此，单一指标法多是采用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某一指标来测量规制强度。如LEVINSON［11］、KELLER等［12］基于美国污染减排成本来衡量各州的环境规制强度；也有学者采用企业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耗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13］；还有学者通过计算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11］或是环保规章制度的数量［14］来测量环境规制强度。2）综合指标法。单一的指标由于考虑的指标数量少，不能全面反应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多项单一指标融合成综合指标来进行测算。有学者用耶鲁大学等单位的环境绩效指数（EPI）代替环境规制指数，指数越大，说明环境治理成效越好，环境规制强度越严格。环境绩效指数就是综合多个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评估，2018年EPI在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目标之下用10个政策领域的24项具体指标来评估各个国家（地区）的环境表现［15］。李萍等［16］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测量体系，在目标层（环境规制强度）之下设置废水、废气、废固三个评价指标层来测算工业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王芳［17］综合考虑二氧化硫、烟（粉）尘、废水排放量和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等指标，运用回归模型具体测算2003～2016年我国各省的环境规制强度。

2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的通说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对相关文献研究进行综述。2．1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内涵的认识，学者们从结构协调、结构功能、结构动态均衡、资源配置等不同角度进行论述［18］。如原毅军等［19］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体现产业间协调能力的增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具体包括产值、技术、资产、中间产品四个方面的结构协调；杨艳琳等［20］认为产业机构合理化的内涵要随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作动态的调整。对于如何判定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目前主要有两大类标准。一类是从产业结构自身出发进行评判，如需求结构基准、产业平衡基准、资源利用效率基准等；另一类是既考虑产业结构自身状况［20］，同时也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技术等的影响，力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技术相协调［21］。另一类判断基准因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2产业结构高度化一般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演进过程：①产业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过程；②要素密集度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的演进过程；③产品形态由初级产品占优势比重向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势比重的演进过程［22］。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需要借助一定的指标和方法来测量。国际标准法是将所研究经济的产业比例关系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关系即“国际标准”相比较，以判断正研究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黄泽华［23］、栗劲松［24］运用产业间的比例关系结合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孙韩钧［22］通过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经济总量、技术进步、消费需求、外资利用等情况和产业结构高度之间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不同程度地影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3环境规制影响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文献综述

3．1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多认为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但对于二者之间究竟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存在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非线性关系。钟茂初等［2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只有越过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阮陆宁等［26］通过对长江经济带进行GMM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U型关系的结论。孙康等［27］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海洋技术创新水平的制约，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2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潜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8］。污染避难所说则提出由于环境规制严苛程度的不同，高污染产业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环境规制要求高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29］。国内诸多学者采用了这两种学说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肖兴志等［30］总结出环境规制会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国际直接投资（FDI）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蒋勇［31］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分析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是如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3．3指标（变量）选取与计量方法总结。梁坤丽等［32］基于资源型地区的相关数据，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被解释变量，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为解释变量，自然资源禀赋、国际贸易、需求结构等为控制变量，运用区位商、熵值法和回归分析法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于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调整效应。薛曜祖［33］选取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物质资本存量作为变量，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进而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现存问题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4．1现存问题。1）环境规制强度测量未能考虑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不同行业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学者们在测量环境规制强度时，虽能综合考虑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效等综合指标，但是指标设计具有笼统性，测量方法也比较单一，不能体现行业的特异性。因此，抛开行业的差异性来笼统地测量环境规制强度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2）关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措施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研究较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投入等的差异，发展状况不尽相同，相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措施产业结构效应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异质性。现有的研究多是分析某一要素如科技创新、FDI等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或是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一对一关系，未能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措施对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四大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3）对于环境规制与矿业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目前的文献多是研究环境规制对于整个产业结构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涉及研究环境规制与矿业产业结构的关系。如易中理等［34］通过分析我国资源型产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资源型产业机构升级的对策，但该研究多是定性描述，缺少定量分析，并且所提对策措施与资源型产业的关系不够紧密。梁坤丽等32］运用区位商和熵值法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该研究中的区位商法虽能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集中程度，但并不能体现产业规模的影响，假如产业规模小即使区位商值高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意义也不大。4．2研究方向。学者们在研究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了更为清晰地厘清环境规制对矿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问题：①在测量量矿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时，需要采用能体现矿产资源行业自身发展情况的指标，可以考虑以矿业附加值与矿业GDP的比重来表示矿业产业结构升级；②在设置指标测量环境规制强度时，需要纳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一些特有环境规制措施如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政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等，可以考虑以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发证数和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比例等指标来测量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以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本年投入资金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比值为指标来测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③为了全面分析环境规制对矿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需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回归分析模型，测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措施对于不同地区矿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④为了促进矿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研究优化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需要健全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具体政策规定［35］等。

作者:李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