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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投资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7:17:57

矿业投资论文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1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禁区，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禁区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YearbookAustralia.2007.Australia:Canberra,2008.

商务部《2005-2008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人民出版社。

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

张瑞杰：《五矿收购OZ澳大利亚终开绿灯》，《法制晚报》，2009年4月25日。

邱闯：《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2

我国境外矿业投资比重增加近年来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4年的180021万美元持续增长到2009年的1334309万美元；尽管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2010年回落至571486万美元，但2010年采矿业对外投资存量仍高达4466064万美元，占全部境外投资存量的14．1％（图4）。据安永的2011年采矿业报告，2009年中国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整体并购交易金额总共为120亿美元［5］，全球排名第一；2010年的这一数字是l60亿美元，而全球排名降到第四位。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针对煤炭、铁矿石资产等大型企业的并购，有来自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参与竞争。这也表明，资源领域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从投资分布的国家和区域上看，2010年我国矿业企业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额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和东盟地区。其中，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占对其总投资的81．6％。在投资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目前，我国从事境外矿产境外投资方式主要有绿地投资（GreenbeltInvestment）、跨国并购（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M＆A）、合资、合作等四种类型。从国家发改委网站对规模以上矿产资源企业境外投资审批项目统计看，2006～2011年审批的矿产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中参股和合资项目分别为17和14个。直接投资、收购、参股和合资四种方式分别占总项目数的44％、34％、12％和10％（图5）。27与此同时，从事境外矿业投资的企业也从原来的以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向着大型企业、地质勘查单位和民营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矿产勘查开发的领域涉及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非金属以及黄金、铀矿等诸多矿种。2．3境外矿业投资范围不断扩大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等不发达地区，随着全球矿业投资的不断升温，我国境外矿业投资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到南美洲、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根据商务部备案系统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我国矿业投资的国家达71个，其中，亚洲占33．8％，非洲36．6％，北美8．6％，南美12．7％，欧洲和大洋洲各4．2％，但从投资金额上看，我国矿业境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秘鲁、巴西和加蓬。这也标志着投资向发达国家扩展。

我国矿业境外投资存在问题

矿业企业融资困难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证交所、英国伦敦证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资平台，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矿业这样一个高风险行业的融资平台。矿业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多为银行贷款和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于境外矿业投资企业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为在国内银行贷款的依据，另一方面，国外的资产评估结论国内又不承认，这无形中成为境外投资银行贷款难以逾越的障碍，给矿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经营带来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金融机构资金普遍收紧，矿业企业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也日渐严格，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矿业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且融资规模较小。境外勘查开发投资风险大企业开展境外勘查开发投资活动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压力和风险。一方面，由于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员工价值认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管理、认同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融合；另一方面，对于境外投资企业来说，还要面对国内外两个不同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压力，比如，国内外利率、汇率的双重变动、矿业原材料价格双重走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境外矿业投资门槛提高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资源政策表现出收紧的势头，对于收购审批程序进一步严格，附加条件也越来越多。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矿业权协议条款重新谈判、调高税率、提高国有企业参股比例、战略性资源国有化、矿业权重新审查等各种手段，加强了对资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维亚出现了“当地资源民族主义”，宣布其所有的矿业权全部由国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矿业曾在海外收购一个储量达1500万t的铜矿，由于审批手续半年多还未结束，最终错过最佳收购机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进入本国经营，必须办理临时签证，才可获得法人资格，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时签证的办理中愈发严格。这对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安永的2011年全球矿业和金属业的主要战略性商业风险报告，资源民族主义风险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在海外不断升温。由于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相对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加之部分参与海外投资并购的企业具有“国有”背景，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渲染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国际舆论，一些限华政策和对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许多投资国政府对中国海外并购矿产资源项目的审批更加严格和谨慎［4］。这些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成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经的重要障碍。

思考与建议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3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YearbookAustralia.2007.Australia:Canberra,2008.

商务部《2005-2008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人民出版社。

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

张瑞杰：《五矿收购OZ澳大利亚终开绿灯》，《法制晚报》，2009年4月25日。

邱闯：《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4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YearbookAustralia.2007.Australia:Canberra,2008.

商务部《2005-2008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人民出版社。

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

张瑞杰：《五矿收购OZ澳大利亚终开绿灯》，《法制晚报》，2009年4月25日。

邱闯：《国际工程合同原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5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中国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经济活动必须取得相应的探矿权、采矿权（合称为矿业权），这种财产权利的取得主要通过矿业权交易市场来获取。矿业权交易市场是由交易主体、交易制度和机制等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交易制度是交易市场运行的基础，是交易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易机制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在矿业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中，其基本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矿业权的财产制度、市场主体与市场组织制度的建设上。

一、矿业权交易市场的制度与组织建设

1、矿业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

（1）矿业权交易制度建设。随着《矿法》的修改和相关配套法规与部门规章的颁布施行，中国矿业权交易市场制度才得以建立与不断完善。1996年修改后实施的《矿法》和199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三个配套法规初步建立了矿业权市场交易制度，确立了矿业权的出让和转让的交易条件、程序与审批等交易制度。2000年，国土资源部制定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对矿业权交易方式作了进一步规范细化，明确矿业权的出让方式包括批准申请、招标、拍卖，矿业权的转让方式包括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出租、抵押。2003年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对矿业权出让的方式和程序、竞价方式、公开信息内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方面又作了进一步规定。2005年的《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06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等部门规章与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矿业权交易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

（2）专业性矿业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制度建设。矿业权交易除了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行事外，还要运用相应的技巧，以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矿业权交易的决策与实施有赖中介机构的参与。矿业权交易中介机构中有两个中介机构是矿业行业所特有的，即矿业权评估机构和储量评审机构。

第一，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制度建立与发展。1999年，人事部和国土资源部制定的《矿产储量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以及国土资源部制定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1999）、《矿产储量评估师管理办法》（200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机构资格管理暂行办法》（2001），标志着中介储量评审管理制度的建立，即建立了储量评审资格资质管理和评审认定制度。2003年改革了储量认定制度，实行备案管理制度。2006年调整了储量评审管理权限，贯彻谁发证谁备案原则。

第二，矿业权评估制度建立与改革。在矿业权评估管理方面，1999年制定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修改）和2000年制定的《矿业权评估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初步建立了矿业权评估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资质管理的审批制、评估结果的确认制，为以后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一是备案制改革。2003年和2007年分别取消了探矿权评估结果和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制度，实行备案制管理，目前实行的是“统一的评估报告备案监督管理”制度。二是矿业权评估资格管理制度改革。

2、矿业权专业性中介机构建立与发展

中国矿业权评估业1998年诞生以来，矿业权评估机构的建立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现在全国已有95家评估机构，分布在22个省（区、市），其中在1999—2003年之间通过政府资格审批而建立的矿业权评估机构有78家，2008年经矿业权评估协会核准获得矿业权评估资质的机构有17家。伴随着中国储量评审制度的改革，全国共建立了储量评审机构37家，各省、区、市都有一家储量评审机构。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建立后，矿业权评估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矿产储量评估、矿山地质测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咨询等机构或人员成为其会员。目前，矿业权交易专业性中介行业已经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评估机构自我完善发展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3、矿业权交易平台建设与发展

我国矿业权交易平台的建设却起步于2001年，主要有两个快速时期。一是2001年至2003年，随着我国矿业权的公开竞争、有偿出让方式试点及全面推开，全国大部分国土资源厅以及部分市（县）级国土资源管理局都建立了各自的矿业权出让交易大厅，这一时期的矿业权交易平台的建立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交易服务功能主要是资源所在地区矿业权出让，如河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二是2006年以来，随着“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治理整顿和资源整合”的深入，又掀起了新一轮矿业权交易平台建设的高潮。新时期矿业权交易中心主要采用公司制形式，服务功能与前一时期相比要宽广得多，例如2006年7月建立的云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建立的矿业权交易中心有近20家，呈现的主要特点是地域性服务强，已建立的矿业权交易中心各主要采用的是公司制和事业制形式。

二、矿业权交易市场发展趋势

1、矿业权交易规模及其方式结构

（1）矿业权出让及其交易方式。1998年以前，中国矿业权出让主要采用申请审批和无偿取得方式。1998年浙江省率先进行了采矿权招标出让并在2001首开采矿权拍卖先河，1999年国土资源部组织的海南不磨金矿探矿权招标试点成功。此后，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矿业权的探索，2002年全国有19个省（区、市）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简称“招拍挂”）的方式出让探矿权168宗，交易金额为5.14亿元，有28个省（区、市）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采矿权2412宗，交易金额为24.57亿元。到2003年，招拍挂出让矿业权的方式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并且成为矿业权出让的主要交易方式，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矿业权占宗数的比重已由2003年的40%增加到2007年的87%。

从矿业权出让交易总体规模来看，2003—2007年之间，矿业权交易的宗数呈现出一种倒“U型”，宗数在2.8—4.1万件之间。交易金额却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由2003年的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74亿元。

（2）矿业权转让及其交易方式。自1999年以来，矿业权转让交易市场规模总体呈现周期性上升趋势，交易金额从1999年的3.1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04亿元，交易宗数从773件增长到2553宗。而从交易方式上看，出售所占比重最大，如2005—2007年，探矿权出售占转让总宗数的比重分别为84%、74%、90%，采矿权出售占转让交易总宗数的比重分别为80%、79%、78%；探矿权交易金额比重分别为85%、67%、74%，采矿权交易金额比重分别为73%、56%、54%。

2、投资矿业权的主体结构变化

目前，除了石油、铀等少数战略性矿产外，矿产勘查开采领域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1）矿产资源勘查领域，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勘查许可证拥有比重已从1999年的93%下降到2007年的3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占比重由1%上升到46%，私营企业由0.2%上升到15%，外资企业的所占比重在最高年份达到2%。从矿产勘查投入资金的来源情况看，国家财政投入资金占总投入金额的比重在不断下降，非油气勘查财政投资比重由1999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40%，油气领域主要是依靠企业投资。（2）在矿产资源开采领域，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也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采矿许可证拥有比重已从2000年的43%下降到2007年的18%，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占比重由1.2%上升到14%，私营企业由35%上升到63%。

三、矿业权交易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建议

从总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矿业权交易还处于初步建立和发展阶段，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国统一的交易体系和交易信息平台，多层次的市场交易平台还有待建立健全；缺乏综合性的中介机构，专业性中介组织的建设有待完善；矿业权交易市场建设缺乏明确配套的法律制度，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交易规则的制定有待规范。这就导致了矿业权交易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如缺乏统一的交易信息平台，使得交易信息的形成和传输功能和作用受到限制。为了进一步发展矿业权交易市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高效、快捷的交易信息体系，实现矿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建立一个统一的矿业权交易信息中心，制定和规范交易信息的传递途径与格式；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将并依托全国各地的矿业权市场交易机构或交易中心，健全全国性的矿业权市场交易信息网；通过网络系统，及时、准确和传递矿业权交易信息；通过网络信息传递和交易信息反馈，建立中介组织、矿业权的投资主体资信等级评估体系；公布国家有关矿业权管理及流转的政策信息。

第二，完善矿产资源法律制度。急需废除不平等的资源开采主体制度和建立健全投资矿业权的管理制度。

第三，完善矿业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矿业权交易市场管理制度；完善矿业权交易机构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的收费参考标准；完善矿业权交易信息管理制度，制定交易信息、传输的标准与格式，以及安全和保密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部储量司编：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法规文件汇编[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7．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犷产资源是指能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蕊藏在地壳中的各种犷物。犷产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我国犷产资源保护体系不够健，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子。这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胁到了我国人民的生命肘产安全。故完善犷产资源保护体系特别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对我国犷产资涯开发现状及几个重要的法律缺陷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害人体健康，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有效利用矿产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一、我国矿产资源保护现状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矿产资源的法律保护。早在1951年，政务院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1956年国务院批转了地质部制定的《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我国现行的法律史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矿产资源法》，该法并于1996年8月29日经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修订。此外，相关法律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采矿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另外我国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也刘.矿产资源保护作出了相关规定，地方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常委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法规。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等级不同效力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发展。

二、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矿山保护条款不明确。开采矿产资源会对环境和地质构造造成破坏，勘探和开外破坏植被，在山体上留下巨大的坑洞甚至可能造成地质灾害。《矿产资源法》第15条、第21条和第32条以及实施细则中，都提到了要“加强环境保护”却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采矿人为了减小经济投入，开采后就走人，并未采取任何后续措施。破坏了地质环境甚至可能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矿产权权属及流转问题。1.矿产权权属问题。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总则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但是实践证明，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规定，不具有实际性。采矿权人只是享有占有、处分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极其不完善，未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机制。致使一些投资经营者急功近利掠夺性抢挖资源，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长远规划与科学理念，同时开采工艺落后，资源回收率低，对矿产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资源严重浪费。许多资源不能被最大限度地开采出来，不能最大化地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作用。2、矿产权流转问题。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不是当然取得的。探矿权人要取得采矿权还需设立矿山企业并且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条件。这样人为的把探矿采矿权割裂割裂，不利于探矿采矿的衔接，更不利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矿产资源法》还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禁止将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这条规定明确了矿业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并且禁止把盈利作为矿业权转让的目的。很容易把二级市场划为禁区，不利于产权的有序流转。更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三)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混乱。1,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混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场经济的大形势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国家统管统揽的局面，使人和单位的利益直接与自己的行为挂起钩来。所以地方政府要扩大资源占有量，以壮大地方矿业，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各部门监管不协调。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粗略的，只是确定协调管理的主体范围，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其具体的职能范围。这在实践中往往会造成部门管理的冲突。例如，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与林业部门的冲突，由于矿产的勘探要破坏一些地表的植被，勘探时间又有可能同林业的防火期造成冲突，这就需要地勘部门与林业部门进行协调。而实际的协调过程中总会发生当地的林场不允许地看人员上山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部门不协调造成的。3.矿产资源信息不完善。不公开，缺乏统一管理，使大量的信息不能为广大用户使用。

三、矿产资源保护对策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矿产资源是指能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蕊藏在地壳中的各种犷物。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我国矿产资源保护体系不够健，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子。这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胁到了我国人民的生命肘产安全。故完善矿产资源保护体系特别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对我国矿产资涯开发现状及几个重要的法律缺陷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一、我国矿产资源保护现状

二、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二)矿产权权属及流转问题。1.矿产权权属问题。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总则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但是实践证明，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规定，不具有实际性。采矿权人只是享有占有、处分资源的所有权。矿产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极其不完善，未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机制。致使一些投资经营者急功近利掠夺性抢挖资源，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长远规划与科学理念，同时开采工艺落后，资源回收率低，对矿产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资源严重浪费。许多资源不能被最大限度地开采出来，不能最大化地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作用。2、矿产权流转问题。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不是当然取得的。探矿权人要取得采矿权还需设立矿山企业并且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条件。这样人为的把探矿采矿权割裂割裂，不利于探矿采矿的衔接，更不利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矿产资源法》还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禁止将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这条规定明确了矿业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并且禁止把盈利作为矿业权转让的目的。很容易把二级市场划为禁区，不利于产权的有序流转。更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

(三)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混乱。1,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混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场经济的大形势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国家统管统揽的局面，使人和单位的利益直接与自己的行为挂起钩来。所以地方政府要扩大资源占有量，以壮大地方矿业，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各部门监管不协调。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粗略的，只是确定协调管理的主体范围，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其具体的职能范围。这在实践中往往会造成部门管理的冲突。例如，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与林业部门的冲突，由于矿产的勘探要破坏一些地表的植被，勘探时间又有可能同林业的防火期造成冲突，这就需要地勘部门与林业部门进行协调。而实际的协调过程中总会发生当地的林场不允许地看人员上山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部门不协调造成的。3.矿产资源信息不完善。不公开，缺乏统一管理，使大量的信息不能为广大用户使用。

三、矿产资源保护对策

(一)建议在修改《矿产资源法》时增加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条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设立矿山地质环境危险性评估制度和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

(二)完善矿产权流转制度。在符合相应法律规定的条件后，探矿权人可以直接取得采矿权的法律地位，另外，在现有经济体制和实际情况看，矿业权流转不得牟利的规定已经不适合我过矿业权的实际情况，故应取消矿业权流转不得牟利的规定，或者也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即根据实践的需要，增加矿业权转让的情形，同时简化矿业权取得手续，提高地质矿产行政主管机关的办事效率，从多方面促进矿业权市场高效运转，更好的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三)增强矿产资源的监管能力。1、提高执法质量。2、增强各部门的协调，明确各部门责任。3、每个地区可以根据地方不同的实际情况展开一些公众参与活动。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石油税费制度，本文对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财税制度类型、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进行研究，并对国外的石油税费的特点进行归纳，以期对我国石油税费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

完全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国家石油工业对内对外完全开放，石油税收对国内外各类石油公司都采用单一标准，一视同仁。政府所得主要来自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主要是以现代租让制为基础的。

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实现分税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征税。

大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程度很大，石油勘探活动主要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石油税收对内对外实行两套标准。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其石油勘探活动主要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的。虽然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但是国家有大量的来自产量分成和政府参股的非税收入。因为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国家石油公司，所以政府对其设置的税收没有实际意义。

小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对外开放的范围小，其石油税制结构简单，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比较晚的几个大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主要靠国内的石油公司在支撑，税收主体也主要是国内的石油企业。尽管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和油气出口税，但是这些税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

国外石油财税制度类型

政府获取石油税费的方式主要体现于石油财税制度。石油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囊括了构成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税条款和规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财税制度。

世界上石油财税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制，一种是合同制。租让制允许私人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所有者将矿产权转让给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矿区使用费。合同制政府保留矿产的所有权，而石油公司可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获得油气产量或其销售收入的分成权。合同制又细分为服务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承包公司所获得的报酬是现金还是实物（原油）。其中，在服务合同下，勘探开发成果归政府所有，承包公司只能根据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回收成本并获得一定报酬；在产量分成制下，承包公司除回收成本外还可获得产量分成。服务合同又进一步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单纯服务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利润收费。在风险合同下，承包公司可根据利润收费，而在单纯服务合同下，承包公司的收费与利润无关。

租让制与合同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处理不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可以得到矿产权；在合同制下，矿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

不同石油财税制度下有不同的石油税费项目。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及其它税。产量分成合同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矿区使用费、产量分成、税收及政府参股。石油税费在不同阶段，征收项目也不同。在油气发现前，政府主要获取定金和土地租金；发现油气后，政府开始参股；在开始生产后，首先征收矿区使用费及生产税和从价税，然后是产量分成，最后是所得税，各种附加税均在所得税后征收。通过对国外石油税费项目、征收途径和过程分析可知，不仅税费种类和费率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税费项目的性质及其征收顺序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产生影响。在上述税费项目中，定金和矿区使用费大多具有递减性质，并且是首先征收，这就人为地抬高了石油公司的成本，从而使低品味的储量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政府的收益也难以随着油田效益的提高而提高，这是使用具有递减税性质的税费项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外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

国外重要产油国石油税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油气矿业特有的税费，如权利金、资源租金税、矿业权租金等；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通税费，如所得税、增值税等。

权利金。权利金也称“矿区使用费”，是指采矿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和耗竭了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而进行的支付，是油气资源所有者经济权益的体现，其所调节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油气资源开采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资源租金税。资源租金税也称“资源税”，是指对石油企业超过基本的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征收的税收，从性质上看，属于应由采矿权人返回给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超额利润。资源租金税是作为权利金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经济权益中的级差地租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因不同石油企业的资源丰度等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采矿权人收益上的显著差距，保证公平竞争。

矿业权租金。矿业权租金也称矿业权使用费，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其租金费率各国都不一样，一般根据矿业活动的类型按面积收费。矿业权租金虽然是按照所占土地面积征收的，但它与土地权无关，而是矿地租金，也是源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体现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得税。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通常按应税所得的一定百分比计征。不同国家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方法不同，所得税税率也各不相同。所得税税率较多采取单一税率制或累进税率制。

增值税。增值税的类型有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三种。但国外基本上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一般为20%左右，如丹麦、瑞典税率为25%，芬兰为22%。其特点是，在计征时允许将固定资产购置时，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

结论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行业，诸如投资开采的高风险性、开采与输送的巨额资本需求、相当长的投资准备期及投资偿还期、储量的可耗竭性等。因此，在制订石油税费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世界各国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以所得税和权利金为主的较有特色的石油税费制度。

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财税制度是一套由税法、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投资法、国家资源政策及能源政策或特别法等组成的复杂体系，是调整石油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条例乃至管理体制的总和。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税制既要服从一般性的税制规定与要求，又要体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及政府对其发展给予的鼓励政策。为此，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税制时给予这一行业诸多的优惠。

石油勘探开发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其税制多体现以下特点：允许投资有适当的收益率；对于筹集的风险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和股息在计税时有合理的扣减；允许通过加速折旧等各种办法尽可能早地收回投资。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公司为了补偿日益耗竭的储量，必须投资于勘查，不断寻找新的接替储量。为此，许多国家在税制中采取了“耗竭补贴”制度，这种耗竭补贴的实质是通过降低公司的应税收入而减少公司的税负。

对天然气的消费，虽然各国都规定了较高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税率，但对商业性用气均规定有“可以返还”的优惠，以体现对天然气工业发展和消费的鼓励政策。

由于石油工业本身发展具有周期性以及世界石油市场变化频繁，石油税收政策调整的频率因此大大加快；同时由于石油勘探和开发条件恶化，石油工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使得税收条件相对宽松。

参考文献：

1.单卫国.国外石油税制研究(上)[J].国际石油经济，1996（3）

矿业投资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

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作为全球定价中心的国际期货市场的期货合约价格为基准价格来确定国际贸易价格；另一种是由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供需方进行商业谈判以确定价格。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方式采用的是后一种。

一、现行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的特点

（一）全球性多边谈判

现行的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每年的交易从4月1日开始，到来年的3月31日止，为一个财政年度。论文百事通在前一年的四季度里，亚洲以日本铁矿石用户为代表，欧洲以德国用户为代表，与世界铁矿石三大主要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VALE）、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BHPBilliton）、力拓集团（RioTinto），进行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进口铁矿石离岸价格的谈判。谈判一般会进行若干轮，以确定当年的交易价格。一般的程序是，任何一家矿山与钢企达成矿价协议，则其他各家谈判均接受此结果。由于一家钢企同时采购几家矿业公司的产品，他将同时与这几家矿山谈判；而一家矿山产品供应给多家钢企，他也同时在与多家钢企谈判，因此各钢企与各矿山谈判虽然是各自进行的，但谈判实际上是以多边的交叉捉对形式进行，如新日铁与BHP、RIO、CVRD谈判的同时，CVRD也在与JFE、阿塞洛和宝钢谈判。近年铁矿石基准价变动情况。

表1中的65%是日韩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首先敲定的，按照铁矿石谈判的惯例，无论哪家钢铁企业率先确定铁矿石协议价，全球钢企与主要矿业巨头都将遵循这个价格。但是，2008年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公司打破了这个惯例，2008年度澳洲铁矿石协议价格是：力拓的PB粉矿、杨迪粉矿和PB块矿将在2007年基础上分别上涨79.88%、79.88%和96.5%。

从1981年到2008年的28年间，其中涨价年份为17年，降价年份为10年，持平为1年。进入21世纪以后，2002年是国际铁矿石价格惟一一次下跌的年份。

（二）年度定价体制

长期合同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年度定价，一旦矿价被确定，整个财年都将执行该价格，并采用离岸价原则。但是2008年，这一规则被破坏。日韩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首先敲定在2007年价格的基础上上涨65％；宝钢与力拓公司就2008年度粉矿、块矿基准价格达成了一个新价格，将在2007年基础上分别上涨79.88%和96.5%。这打破了沿袭多年的价格跟随规则，使铁矿石谈判机制的破裂成为各方的共识。虽然名义上这次的谈判结果保留了合同价，即长协价的条款，但本质上是部分满足了力拓海运费补偿的要求，并改变了离岸价原则。

二、2009年铁矿石价格谈判预测

矿价谈判本质上可以说是钢铁企业和矿山企业分配行业利润的谈判，在前几年钢铁行业处于繁荣周期、钢价上涨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上涨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如此，更加之铁矿石行业的高度垄断，把钢铁行业的利润空间大大缩小。

（一）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石状况

由于2008年8月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侵蚀，影响了钢铁产业链，导致全球各钢铁生产商大幅削减钢铁生产，铁矿石需求骤降，全球铁矿石供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供过于求非常明显。就国内而言，铁矿石市场受钢材价格下跌的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铁矿石现货价格更是瀑布式下跌。现货进口铁矿石的到岸价，2008年9月初印度矿到岸价格为136-137美元/吨，10月中旬下跌至85美元/吨以下，比2008年3月最高点下跌近60%之多，7年来国际铁矿石现货价格首次低于长期合同价格水平。2008年12月均价是64.78美元/吨，而全年均价是147.41美元/吨。现货市场价格下跌对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的下降有牵引作用，铁矿石价格应该做较大幅度下调，但是谈判时机非常重要。

（二）铁矿石的供需状况分析

从供给角度看，BHP2007年铁矿石产量增长8%，增速在2008年继续提升，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3%，第四季度铁矿石产量将增长15%；RIO在2007年底全球战略规划中，将其铁矿石年产量由2007年底的1.79亿吨增至6亿吨以上，2008年二季度其铁矿石产量创了历史新高，同比增加13%，RIO将向巴西库伦巴铁矿石产区投资21.5亿美元进行扩建，使其新产能在2010年第四季度实现6倍以上的增长，由目前年产量200万吨增至1280万吨；CVRD计划将增加52%的铁矿石产量，由2007年的2.96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4.5亿吨，其位于巴西帕拉州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的产量提高一倍，预计铁矿石和氧化铝的年生产量分别增至3.25亿公吨和530万公吨；澳大利亚新生的矿石企业FMG一期工程于2008年上半年投产后，2010年目标产量达到1亿吨，且95%将提供给中国市场。在钢铁产业景气周期下，持续的旺盛需求，使得矿业投资大大增加，产能不断释放。

从需求角度看，钢铁行业是强周期行业，与宏观经济正相关。GDP增长率被认为是钢铁产业健康发展的预报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全球钢铁的生产和消费受到严重拖累。2008年世界钢铁产量同比下降1.2％，如果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话，同比下降达3.3％，2008年12月世界钢铁产量同比下降24.3％。欧洲、北美的钢铁企业大幅减产，亚洲情况稍好，但日本下降1.2％、韩国和中国分别增长了3.8％和2.6％。可以说钢铁行业的发展步入倒退状态。

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于2008年11月表示，公司已撤回向中国铁矿砂进口商提价12%的要求（2008年9月巴西淡水河谷宣布要求亚洲钢铁生产商接受其12％的涨价要求，使价格与欧洲钢厂的价格一致）。印度政府也于2008年12月7日宣布取消铁矿石粉矿出口税和削减块矿出口税至5%，这将进一步拉低铁矿砂的现货价格。澳大利亚新生的矿石企业FMG的出现使铁矿石行业的格局面临微妙变化。中国铝业公司向力拓集团投资195亿美元进行战略合作。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铁矿石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2008年全球铁矿石产量约22亿吨，中国的进口量达4.4亿吨，加上国内生产的8亿吨，中国消费了世界铁矿石产量的一半以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钢铁产业的旺盛需求繁荣了国外矿山企业，双方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谈判的砝码更多地在钢铁企业一边，谈判困难程度并不低，因为矿山停产成本低，而钢企停产的成本则要高些，所以国外矿山仍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因此，主要矿业巨头已经宣布了减产计划。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