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十篇

汉字发展论文篇1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汉字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汉字理论 汉字起源 汉字性质 构形方式 演变规律

一、绪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几千年来，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经过多次演进，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类型。

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汉代《说文解字》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1]

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今后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途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2]，对近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

二、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问题，历来倍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阐释《说文》中观点

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五步相生”的造字程序，而运用六书“相生”之法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古汉字)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作者在书中明确申明，他是通过“古汉字关系网络”强大而严密的“文字互释功能”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3]

刘薇、张松竹认为，许慎《说文》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范畴，并非毫无根据；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慎不取天授汉字的神话，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4]

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从细目到次第，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全面的认识。[5]

（二）时间角度

连登岗提到，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二是形成期。汉字创制于母系氏族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汉字成熟于父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6]

包和平、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创始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7]

（三）地域角度

李立新认为，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并引发汉字的发明，最早的一批汉字应是族徽文字。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还是仓颉造字，都发生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融合、发展、升华，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8]

（四）符号学原理

叶其容指出，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应从它的前提条件讨论起：其一，远古汉语已经存在；其二，原始思维的发展；其三，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其四，社会的发展需要记录语言。具备这些条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但并不具有必然性。[9]

（五）特殊形态

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形态。庄建东提到，作为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基本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态，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10]

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金文徽族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11]

（六）宏观角度

连登岗认为，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探讨汉字的起源，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且要考虑到关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氏族公社出现之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字起于多源，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6]

（七）考古学角度

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他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此外，他还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如：夏商周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本，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各时期陶文符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12]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提供的新线索，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但作为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

三、汉字的性质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周有光最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姚孝遂提出的表音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13]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高潮，近十年，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

（一）“三方面”说

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三方面”说提出的。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14]张玉金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汉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15]

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汉字是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从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关系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从字形层面考察汉字特点，汉字是方块字。[16]

（二）“两方面”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两方面”说。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17]

（三）构意文字说

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汉字是构意文字。[18]

（四）构形原则说――表意体系文字

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而不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19]李莹也认为，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20]

（五）共时历时说

项科旭提到，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这是运用共时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若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的性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两者不应互相排斥，应合理共存。[21]

（六）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

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质疑，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22]

（七）符号工具说

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文字是视觉图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工制作的以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同时也兼备思维符号、物象符号、艺术符号、文化符号等功能,以系统为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23]

（八)批判周有光意音说

仝国斌提到，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24]

近些年，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思考，例如，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25]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讨论汉字的性质，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不能撇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不能只就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认识。[26]

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四、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

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现代学者相继提出“三书说”，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27]随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新“三书说”

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7]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举例丰富，分析精确，材料可靠，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在书中，刘钊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 “变形音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28]

（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

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29]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0]他还提出，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一个互补的系统，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31]

（四）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元”。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汉字的构形模式。[32][33]

（五）李圃提出字素理论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34]

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钻研、吸收不够，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是汉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五、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35]

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例如，讹变与讹混、双声符字、饰笔、借笔、规范问题等等，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沿革谱系、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字体形态演变

1.隶变研究

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对“隶变”问题作出阐释，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36]张晓明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37]杨宗兵考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38]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39]

2.字体演变总规律

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类别风格常被说成是个人的创意，言小篆则以李斯、许慎为代表，言隶书则以程邈为代表。字体形成的渐变说，对汉字学、汉字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0]

3.古文字发展谱系

黄德宽以国家“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为阵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成果《古文字谱系疏证》。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疏证》的出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41]

（二）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古敬恒、李晓华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42]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的情况。[43]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44]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45]闫华梳理出“西”、“勺”、“百”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46]

综上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刘钊在《谈讹混》中指出：“‘讹变’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45]“变形音化”是人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28]，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三）双声符字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双声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28]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等问题。[47]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48]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49]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50]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51]

（四）饰笔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28]

张振林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52]

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非偏旁构件、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53]

（五）借笔

吴振武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54]

刘钊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55]

（六）规范

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56]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57]王宁指出，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58]费锦昌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偏旁类推简化、“同音代替”简化。[59]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繁、简二元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60]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61]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身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向。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62]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哪些角度、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汉字的发展，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六、结语

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各个方向发展的全面性，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引人注目，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总体来看，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无论重视程度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世纪之交，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科学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新阶段。

注释：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2]黄德宽：《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9-12页。

[3]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刘薇，张松竹：《从析许慎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说文解字，2008年，第8期，第308-309页。

[5]宋瑞卿：《汉字起源考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34-35页。

[6]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6期，第36-44页。

[7]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93-96页。

[8]李立新：《试论汉字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第186-189页。

[9]叶其容：《从符号学看汉字的形成》，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第62-63页。

[10]庄建东：《汉字起源新说――“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第105-109页。

[11]王立民：《“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60-63页。

[12]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2-67页。

[14]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08-116页。

[15]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65-68页。

[16]张爱萍：《汉字性质与汉字类型研究的辨正》，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87―89页。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18]李剑影：《论汉字的性质――裘锡圭之读后感》，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19]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5-39页。

[20]李莹：《浅议汉字的性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64-66页。

[21]项科旭：《汉字性质的共时和历时观》，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22]寇延年：《再论汉字的性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1页。

[23]连登岗：《关于汉字的性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1页。

[24]仝国斌：《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2-56页。

[25]王德寿：《关于汉字性质研究的一些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第110-115页。

[26]杨世铁：《有关汉字性质研究问题的几点认识》，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17-119页。

[27]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3页。

[28]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0]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学术界，2005年，第292-295页。

[31]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第1-8页。

[32]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75页。

[33]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页，第15-21页。

[34]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5]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繁体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38]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39]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0-103页。

[40]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29页。

[41]党怀兴：《构建汉字形体流变谱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0-83页。

[4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70页。

[43]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4]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5]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6]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9页。

[48]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9]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0]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84页。

[51]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二分册），2005年版。

[52]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3]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64-66页。

[54]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8-337页。

[55]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7-410页。

[56]龚嘉镇：《关于新时期汉字规范问题的思考》，中国语文，2005年。

[57]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谈汉字规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58]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42期。

[59]费锦昌：《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

[60]黄德宽：《论汉字规范的现实基础及路径选择》，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1期。

[61]王宁：《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关于制订规范汉字表的思考与建议》，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1期。

汉字发展论文篇3

【关键词】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 导读 现实意义

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一、《汉字文化学》之结构内容简介

《汉字文化学》从总论、本体论、关系论三个方面着眼，较为完备地地阐述了汉字作为一个符号和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论部分主要对汉字文化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呈现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视野。本体论部分作者则立足于汉字本身，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形式和其声符中存在的文化因子的分析，进而说明汉字形体和音读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关系论中，主要通过论述汉字与汉语和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来说明汉字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处于一个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本书不仅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而展现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汉字文化学》之学术和思想价值概述

《汉字文化学》一书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字文化则必然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研究汉字文化要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对汉字的本质及改革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本书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首先，本书倡导用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汉字文化的研究，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种建构的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确的定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敢于提出新的想法。其次，本书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在肯定前人的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驳。例如，唐兰先生认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包括训诂和音韵。何九盈先生则在本书中指出让音韵学和训诂学完全独立于文字学之外是不符合辩证原则的。因为汉字学的研究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现象产生融合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再次，本书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独特的思考。该书提到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可以用现代思维方法去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规则，但在具体的探讨古文字的造字原理时，就要用一种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去构建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例如，本书说明了《说文解字》为何要说“羊，祥也。”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有过羊图腾崇拜，所以羊才会是吉祥之物。最后，本书还惯于站在独特的角度和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探讨汉字的文化精神。例如，本书认为每个汉字的内部结体要不偏不倚、均匀方正体现的是“中庸”精神，汉字的“随字变转”“各有别体”等特征体现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而汉字形体注重主客体高度结合的特征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汉字文化学》之时代价值刍议

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关于其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被系统的阐释。而本书正是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本书认为汉字文化学的任务为“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信息系统，它的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1]（P74）这一说法的提出既肯定了汉字本身深层的文化属性，还说明了汉字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汉字”，它便不同于文化语言学。书中也提到，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古文字的研究在于解读汉字和通向历史，而汉字文化学主要对古文字进行文化分析，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此一来，汉字文化学的研究任务也就有了较为清晰地界定。另一方面，从汉字文化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书的时代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字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限于汉字的字、形、义三方面，如此诚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没有对汉字的意义进行深层挖掘。本书则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之中，不仅运用汉字自身的形音资料探求其蕴藏的文化因子，还把汉字文化及其外部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进而把汉字的性质全面和全新的展现给大家。汉字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是具有价值的。但自清末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衰退，随之汉字也被用来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进行比较并饱受轻视。故本书提出研究汉字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挖掘汉字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推动文化的完善和发展，还在于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消除那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轻视汉字的谬论。

四、结论

《汉字文化学》是何九盈先生在总结前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独到的批判态度和创新意识完成的一部著作。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提到的汉字的文化功能以及汉字与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的相关问题，无疑都会对当下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汉字文化学》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其作者本身的勤勉治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在本书中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出现无疑会对当下以及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学这门学科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且正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努力而为之。

【参考文献】

[1]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王治功，释家[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2）

汉字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教育技术;汉字;汉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7―0085―03

一 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教育技术飞速发展的30年,不管是理论上和应用上的研究,还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教育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就包括汉字教学。汉字素有中国文化“化石”之称。汉字教学,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从建国初始的“扫盲”到今天把汉字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汉字教学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而在今天这个以计算机输入为主的时代,汉字学习却被很多人轻视,更有人倡导汉字拼音化。殊不知,汉字中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字教学不仅仅是“写字认字”,更重要的其实是传递汉文化。

二 儿童识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的区别

同为汉字教学,本文将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教学分开论述,其原因在于二者有本质的不同。第一,学习者的汉语口语水平不同。接受正规小学语文教学的学龄儿童,汉语口语已经相当流利了;而接受外语教学的成年人,不仅不认识汉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说汉语,他们的汉语口语和汉字都是“零起点”。第二,学习者的识字目的不同。语文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将口语中会说的、听得懂意思的词语与书写形式建立起联系,主要是为了阅读和写作;而语言学习者的识字目的是要建立起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联系。第三,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不同。最初的语文学习者都有一定程度的汉字原始积累,至少知道汉字是方块字,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一个字是会在不同的词汇中出现的。而最初的语言学习者的汉字原始积累为零,甚至把汉字看成一幅图画。第四,学习动机不同。我国儿童知道他们学习汉字是必需的。而外国人学习汉语一般出于兴趣,工作学习需要,他们完全可以有其它的选择。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即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三 教育技术应用于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始,“扫盲”刻不容缓,需要高效的识字教学方法,通过艰苦的探索至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倡导借助教具和多媒体技术识字的方法。

自1988年以来,香港大学实施现龙计划,开展了多项计算机辅助中文教学的研究。自1995年起开发《汉字学习系统》,其中的《童歌字趣》、《小兔子找食物》、《汉字资料库》、《文字由来字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协助制作的《文字国》均已完成,供各个小学辅助教学之用。在2001年邀请香港十八所小学参与现龙第二代计划,现龙系列的字词库和软件都放在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上,供老师和学生使用。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网上的学习社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的文化,改进汉语字词的教学模式。

1991年,上海市实验学校引进“智能双拼编码”以后创造的一种新型的识字教学方法――“双脑识字教学法”。即借助电脑技术,开发人脑潜能,采用电脑、双拼、识字同步学习的识字教学法。学生从学习的开始,便将学习双拼码,认字和打电脑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认读字、词、句的过程中巩固双拼字母的拼读,在进行文字输入的过程中复习了所认读的生字,三项学习任务相辅相成。使一年级学生大量识字,提前阅读。

香港大学谢锡金、祈永华和罗陆慧英多年一直研究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在1994年的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上首先介绍通过电脑软件的设计,帮助学前教育至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学习汉字,从而形成了“多媒体识字教学法”。利用电脑动画把汉字的书写和图像联系起来,有效地促使学生感知汉字的组合结构,记忆汉字的书写方法,理解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关系,养成学生自觉识字能力。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教学比传统的手写练习可提供更有效的学习经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与汉字相关的知识库。电脑的互动图像具有灵活表现汉字部件的能力,引导学习者注意汉字的不同部件。通过丰富并且多元化的活动,让学生在读、说、听、写中,理解汉字部件的意义和作用,创造性地学习新字。

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立项、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领导,由何克抗教授、李克东教授等牵头组织了“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试验课题。这种模式把小学语文的识字、阅读、作文教学与计算机教育整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计算机应用”四结合。其中的“四结合识字法”,把小学语文的识字教学、查用字典、汉字编程和汉字打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查字、编码、打字”四结合,使学生不仅能通过识字教学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还能反过来通过“四结合”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对汉字间架结构、笔画、笔顺、读音和字义的理解。该项目历经近10年,初步建构起全新的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由我国教育技术专家研究提出的识字方法。

语文教学界一直倡导教汉字应该遵循汉字本身的规律,重视汉字的文化内涵,2004年,西南大学涂涛教授的研究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探索了多媒体字源识字法,其核心是文化溯源,多媒体触发,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图文声画并茂、生动丰富的情景(原始图片),将抽象的汉字还原、融入古人造字时的形象的原生语境中,再利用动画技术将历时长久、形体变异的汉字演进(原始图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过程实时连续的展现出来。在这样的动态环境中,学生既可以听到字音又可以看到字形,更可领会字的本意,从而自主、自然的建立起汉字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感染了汉字文化,牢记了汉字。这种方法集趣味性和直观性为一身,挖掘汉字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挥汉字的文化功能。

我国儿童的识字教学由于其历史性、重要性、普遍性,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已有的研究比较丰富。相对而言,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渐渐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并不多。

四 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应用

迄今已经召开了九届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会,前八届中有35篇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文章,涉及到了计算机处理汉语、音视频、网络课堂教学和交互式多媒体几方面的应用,介绍了一些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原则,多媒体教材的编写方法,设计思想等,但是理论论述的文章居多,实践研究报告很少。

关于汉字教学软件的应用探索,早在1988年,计算机尚不普及的时候,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庆俄教授研制了大量汉字教学软件,其中《汉字形体的演变》软件中,录入几十幅古文字图片和近代书法家作品的拓片。但是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只有图文的展示。八年之后北京语言大学的郑艳群教授的《多媒体汉字教学字典》运用多媒体技术直观形象的展示了汉字的形、音、义,它解决了自学汉字所遇到的困难,弥补了课堂教学的许多不足。郑艳群教授还编著《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一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教学经验,详尽阐述了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的相关知识,其中专门有一节介绍多媒体汉字教学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以及常用形式及特点。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教学软件开发已经运用到教育的各个学科,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中央广播大学研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汉语汉字教学软件。例如“一日一字”这个软件就是为有一点英语基础,无论成人、孩子设计的认识汉字的软件,它清晰的显示汉字书写,把汉字学习与中国文化和生活有机结合。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汉字书写,图文结合,提供可以随时提取的读音、笔画、部件解析,制作情景动画或短片,从而打造多感官触发的教学环境是主要的应用方式。但是教育技术的应用岂能止步于此?

儿童识字教学的经验自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环境的外国学习者学习汉字的困难比中国儿童识字的困难大得多。其它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也可以借鉴,然而,汉字表意的特点与表音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更别说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教学者如果不摸索自成体系的教学方法难以提高教学效果。

日前,笔者在Surveymonkey上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美国大学生对中文的认识,当问及“当你想到汉字的时候首先在你的头脑中冒出的词是什么”,58份问卷中最多的答案是“困难”、“复杂”,还有答“潦草的图画”、“古老”,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中文发音如“nihao”、“xiexie”。作者最期许的答案“有趣”只有3个回答。

汉字数量多,固然不好学,但是,现有的教学方法、教学材料甚至是教学思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五 教育技术关注对外汉字教学的必要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中教育技术的应用还需要好好挖掘。正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赵勇教授所说提出的,现今的教学媒体应该由纸质的向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转变,简立网络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应该去创新学习模式。海外的学生,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普遍计算机能力比较强,比较习惯多媒体教学材料,网络化的学习环境,倡导泛在学习,传统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是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的。

我国教育技术需要更丰富的文化来充实理论根基。我国教育技术一路走来,在曲折中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可以说现在还在迷雾森林中探索。长期以来,我们都借鉴美国的研究,总是不断的在追求新的技术,新理论,却很少低下头审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根基。教育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7]《电化教育研究》作为代表中国教育技术界学术前沿的刊物,增加了对教育技术史和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栏目,以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育技术思想。其实汉字、汉语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可谓深不见底,我们不能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将从外面学来的技术和理论强加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打造一个“欧美式的汉语学习环境”。传播汉字,传播汉语,归根结底传播的是汉文化。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教育技术工作者来说,在这样的研究活动中必定能扎实自己的中国文化根基。

六 展望

实践证明: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非常大。汉字一直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于学生于老师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教育技术一直以解决教学问题,提高学习绩效为己任,擅长以心理学、教育学为基石,以技术性的视角,去改善学习过程,寻求提高汉字教学效果的途径。与此同时,我国教育技术正需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国门,将有文化底蕴,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展示给世界。

参考文献

[1] 胡双宝.汉字的文化蕴含与汉字教学[J].中国语文建设通讯,1998,(55).

[2] 涂涛.天地化生――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之教育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谢锡金,祈永华,罗陆慧英.多媒体电脑辅助学习汉字的理论与设计[A].首届小学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1994.

[4] 郑艳群.计算机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 仲哲明.现代教育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改革[A].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世界图文出版公司, 1999.

汉字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 汉字 发展演变 现实挑战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汉字发展论文篇6

从当今世界文字学界普遍观点来看，人们一般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但也有与此绝然相反的观点。明确提出汉字是“表音文字”的是姚孝遂先生。姚先生认为：“就甲骨文字的整个形体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的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的形象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是错误的。”[2]显然，姚先生把文字是否具有固定读音作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分标准。姚先生明确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表意文字”包括“文字画”和“绘画文字”，前者“单纯依靠原始的图像来表达概念”，后者“主要依靠其符号的形体来表达概念”，但是它们都没有固定的读音。“表音文字”包括“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姚先生的“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与通常所说的并非一回事，仅此的话并不一定构成意见的分歧，我们只需要把他说的“表音文字”折合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即可”，他所说的“表意文字”通常看作图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字。不过，姚先生似乎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当前，每在谈论到汉字性质的时候，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的学者，一般都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有些是自觉地专文加以申论；有些人则是人云亦云，视为理所当然。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在作出明确答复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基本概念弄清楚。”显然，姚先生是不同意将汉字归入“表意文字”的。

根据姚先生的分类判断标准，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悖论怪圈。我们知道，世界上仍然活着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没有那一种文字是只表意或只表音的，这样的话，一切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只有原始时期用于记事的图画才是“表意文字”，然而，图画却不是文字，众所周知，只有上古的图画有了固定的读音，表达了约定俗成的概念以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这样的话，在今天意义上，将文字区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实际上，文字，不管是那一种，都是通过视觉形象（或符号）传达出一定的声音和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汉字如此、英文如此、日文如此、俄文如此，世界上所有文字，莫不如此……没有任何一种文字是只表音而不表意或只表意而不表音的。但是由于文字的结构性质（或体制）不同，有的更利于传达声音，有的则更有利于传达意义，于是我们说：有的文字偏于表意，有的文字偏于表音。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根据文字的视觉形象，看这种视觉形象所直接透显出或传递出的是什么信息，是声音信息的就是“表音文字”，是概念信息的就是“表意文字”；或者是这种视觉形象，所刺激的是人哪一种信息接受感官，刺激的是人的音感的就是“表音文字”，刺激的是人的义感的就是“表意文字”。我们曾经作过实验，在黑板上写上若干个汉字让人组词，结果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对于字形的第一反映首先是意义。比如我们写上“花”、“足”两个字，受测试者在组词时，首先组的词是“花草”、“花卉”、“花环”、“花冠”……最后在提示下，组出了“花钱”；同样，“足”字首先想到的是“手足”、“足球”、“足迹”等，然后才有了“足够”、“足以”、“足智多谋”等。这种实验证明，汉字的使用，虽然在甲骨文时期，就有了大量的同音假借用法，两汉时期形声字就占了汉字的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汉字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表音的自觉，即人们已经运用声音关系使用文字和创造文字。但是，一直到今天，汉字的性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汉字形象刺激人的依然是意义感觉和义类联想系统。这是因为汉字拥有独特的物质形式或视觉形象，它们在民族心智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索绪尔对于世界语言学的贡献就是发现了语言的结构，并把定义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音，所指示意义。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创造的时候，只能就其中之一加以选择，也就是说，文字的创造，要么是依语言的音而创制，要么是依语言的意而构型，从当今世界的仍然使用的文字来看，正是这种情况，所以，索绪尔将世界上的文字两分法，正基于科学的语言研究基础之上和对世界文字进行客观的分析之后的出来的。汉字的创造，正是为汉语的所指而造的，按照王宁先生的说法就是：“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从汉字的生成及演化看，汉字的物质形式即其矩形结构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在传统的“六书”中，不论是“（以图纹状物的独体字）的体制还是“字”（在“文”的基础上孳生的合体字）的形体结构本身来看，象形都是基础。

指事是在象形基础上加标记来指事的，如：

“本”是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下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符号“?”构成。表示树根义。

“末”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上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梢义。

“朱” 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中间），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干义。

“甘”是在象形字“口”的基础上添加起标记作用的“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美也”义。等等。

会意字是在原有象形字的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提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比如：

“武”字从戈从止，“戈”是一种兵器的象形，“止”是脚的象形。

“戋，贼也，从二戈”。

“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大”是正面人的象形。

“夹，持也，从大夹二人”。等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象形字为基础而形成的庞大的汉字体系，在其发生发展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背离表意的方向和道路，尽管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运用了文字的表音方法和手段，但表意一直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在汉字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假借的阶段，而且这种方法至今任很活跃。如果沿着同音假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并形成汉字主流，汉字到今天也许会发展为拼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阶段踌躇了一下，就又向象形象意的路途回归了。如同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在假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为纯记音的假借字，另造一音义相成的形声字（然燃、自鼻、其箕、采採彩綵），最终实现象形表意的回归。究其原委，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符合汉民族造字、认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基础，不符合汉民族心智发展的需要。而形声字用同样一个象形基础为偏旁，加上不同的声符就可以创制出大量不同的汉字来。这种意符同声符相结合的灵活而又方便的造字方法，既缓和了造字与口语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又符合汉民族心理基础和心智发展需要，自然就成为了汉字孳乳发展的首选方案。

实际上，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不否定汉字的表音功能。有人认为：“把文字分为表音、表意两种类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符和实际的。”其理由是“许多文字并不是纯粹表音或纯粹表意的。就是被当作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也不是只表意而不表音的。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读音，都标记一个音节。不过汉字除掉表音节外，同时也有区别意义”，“实际上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记录语言，记录语言就要记录语音，而记录语音的目的就是表明意义。所有文字莫不如此。”这实际上是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免不了记音和表意两个方面。因此“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和姚孝遂的观点是相同的。

无庸讳言，汉字是表意文字。那种强把汉字说成是表音文字的人，或者把汉字说成是音意文字、意音等文字的，恐怕是一种自卑的强词，因为在世界文字的研究历史上，就曾经把表意文字称作落后的文字。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就曾说过：“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也说：“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在中国，汉字被瞿秋白骂为中世纪的茅坑，是最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东西。鲁迅更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上述对于表意文字的观念认识，在上个世纪有着很强势的声音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周有光说：

文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文字画”和“图画字”开始，一直到表音符号萌芽，表达方法是表形兼表意，不是单一的表形。第二阶段，在运用表意符号的同时，表音符号日益发展起来，跟表意符号结合着运用，一直到拼音文字的诞生，表达方法是表意兼表音，不是单一的表意。第三阶段，是拼音文字阶段，从音节文字到音位文字，表达方法以表音为基础。这三个阶段的文字是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

周有光先生的这段阐述，非常清晰地表达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根据上述观点（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不言而喻，汉字正处于表意兼表音的第二阶段，比起西方的表音文字落后了一大节。这是上世纪中外学者所持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

汉字确实存在难写难记的特点，但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缺点。我们认为汉字的难写难记，恰好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知道，文字的第一职能是记录语言。

汉字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 合体字 起源 构成 概念

一、合体字的起源

追溯合体字的源头，要从先秦时期说起。先秦时期，君王利用符文传达命令。那个时期通用的文字是篆字，君王就把几个篆字合写在一起，刻在两块竹板或者木板上，以此作为传达军令的工具。等到需要征调军队时，军队的两方需要各持自己手中的符文拼在一起，来检验君王符文的真假。随着这种符文的流行，到了汉代，道教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把字合写刻在符上，表示吉祥的含义。这个时期的符文普遍是隶书字的合体，学者一般称这样的文字为“复文”。伴随道教的流传和发展，汉字合体的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下来。直至宋代，合体汉字渐渐脱离了“符”的范畴，进入民间，成为广大百姓避凶求吉的一种手段。

然而，随着汉字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达到区分汉字的目的，借鉴合体汉字的特点，把合体汉字的概念引用到了汉字系统中，我们称之为“合体字”。合体字之说，最早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提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后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由此，合体字一词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了起来。

现阶段为了区分古代合体汉字与合体字，我们称古代合体汉字为合成字，并把它看成合体字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通常情况下不作为研究合体字时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二、合体字的概念和构成

汉字从结构上可以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两大类。

传统汉字学中，合体字指那些能够分解的汉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构成，或者由偏旁和独体字构成。比如：“街、鸿、把、哭”字等。独体字是由笔画直接构成的一个囫囵整体，不能被切分开。比如：“日、月、上、下”字等。根据传统的“六书”理论，我们通常把大部分象形字和指事字归为独体字，把会意字和形声字归为合体字。所谓象形字就是根据图画所造的文字，抽象性强，象征性明显。比如：“火、田、山”字等。所谓指事字，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具体形象画出汉字时，用一种抽象的符号表示。比如：“上、下、日”字等。所谓会意字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比如，“休”字，表示人倚靠树休息的意思；“从”字，表示两人前后相随。所谓形声字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表示字的意义，称为形旁，另一部分表示字的读音，称为声旁。比如，用与建筑物或住处有关的“广”做形旁，可组成“庭、庙、库、庐、府、庄、座”等意义相关，属于同一类事物的字；用“方”做声旁，可组成“房、防、妨”等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

通过以上对合体字概念和构成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独体字与合体字之间的密切联系。既然我们要对合体字展开理论研究，那么，首先就要能够区分独体字与合体字。依据前文理论，关于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区分问题，我们可以从汉字的结构和传统的“六书”理论两个方面考虑。然而，关于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划分标准，学术界一直没有明确定义。这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方面，汉字在秦汉之际的隶变使汉字的形体发生了质的变化，导致了一部分合体字和独体字在不同时期归类的差异。比如：传统的象形字“鹿”字、“易”字，按照传统的“六书”理论的观点，它们应该是独体字，但是在书写结构上，它们却发展成为了合体字；再比如：“吏”字，从一从史，是会意字，“重”字，从壬东声，是形声字，按照传统的“六书”理论的观点，它们应该是合体字，但是在书写结构上，它们却演变成了独体；另一方面，汉字的不断发展演变，致使不同时代的字体发生了较大差异，加深了独体字与合体字划分的阻碍。研究汉字的鼻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把一些象形字当作合体字处理，比如“桑”字。甲骨文时期，类似“须、食、高、尾” 这样的少量独体象形字，在篆书中就写成了合体字。之后，在篆书向隶书发展的过程中，少量篆书写法的合体字，比如“及、更、年、重”字，到隶书时写成了独体字；少量篆书写法的独体字，比如“燕、泉、鱼”字，到隶书时写成了合体字。

综上所述，在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传统造字法已经逐渐淡化，依据这些理论对现代汉字进行合体字与独体字划分，容易造成汉字归类的分歧，不能够完全符合汉字演变后的形体特点。因此，现代汉字学侧重从汉字的书写结构对汉字进行归类，但这也不代表我们要完全抛弃传统的“六书”理论，因为对于大部分汉字来说，造字理论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苏培成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中对独体字与合体字这样划分：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是独体字；会意字、形声字是合体字；国家语委2009年的《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中规定了现代汉字中的256个独体字，以上文献与规范都为我们对独体字与合体字进行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孙德金.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 教育部，国家语委. 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S].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汉字发展论文篇8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汉字发展论文篇9

一、目标与思路

精神家园之根，为中华文化传统，中华文化传统之源，首推汉字文化。因此，我校创设汉字教育校本课程，其目标不仅在于落实我校“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引领学生登上巨人的肩膀”的教育理念，营造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育人环境，也在于培养现代语文教学之灵气、语文教师国学素养之底气、学生汉语言文字之文气，更在于用中华文化之魂铸造学生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为社会培养精神充盈、具有高尚灵魂的公民，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以“汉字研究”为抓手，对原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把两纲教育有机、有序、有效地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促进，充分体现了我校的教育特色和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其中，拓展类课程有：汉字文化选修课;兴趣类课程有：语文组的汉字研究校内师训项目、学生汉字研究小组;实践类课程有：“翰墨沙龙”书写汉字活动、教工书法展活动、学生硬笔书法比赛等。这些都是我校汉字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内容。

在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实施中，语文组教师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我们的课程实施也对语文组老师在专业水平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写好汉字、研究好汉字、讲解好汉字，成为我校语文教师在专业化水平上的最基本要求，以此推动、提高语文老师专业化水平，为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积蓄活水与能量。

二、过程与方法

在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实践中，我校以文化选修课为点，编写汉字教育校本教材，带动基础类课程与实践类课程革新;以语文教师为点，带动全校各科教师规范地读、说、写、教;以学生汉字研究社为点，带动全校学生研习汉字的热潮;以展示的五个舞台为点，带动全体师生研习汉字的热情。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市北中学形成良好的汉字研究与学习的校园文化氛围。

1.制定课程计划与纲要，形成有效的评价体系

为实现汉字研究的校本化、课程化，我校成立了以师资处、学生处、语文组老师为班底的“汉字教育校本课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充分征求广大教师建议的基础上，讨论研究并制定出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规划、实施纲要，与我校文化选修相结合，成为学生选修课的课程之一。我们在“汉字拾趣”的大课题下，根据学生的特长与兴趣，开设“汉字与六书”“汉字的魅力”“汉字的发展历程”“书法艺术及欣赏”“民间绝妙对联欣赏”“汉字的规范要求”等选修课程，引导学生领略汉字魅力，增强其对汉字的情感认同。

为确保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有效实施，我们制定了一套评价体系：（1）文化选修课的学生评价细则;（2）师训课程作业评价细则;（3）汉字研究文章评价细则;（4）每月一展作品评价细则;（5）活动参与态度及效果评价细则。

2.把汉字研究纳入师训内容，编写汉字研究校本教材

我校语文组把3000个常用汉字作为研究对象，每人每月至少研究1个汉字并撰写文章。研究分为三阶段：

（1）回归本源。时间为2009―2010年。主要任务是分析汉字的音、形、义，尤其字形的古今演变。

（2）体验人生。时间为2011―2012年。主要任务是“从汉字体验人生”，每个老师选出二、三个能够概括或揭示自己教学人生特点的汉字，上升到教育学高度来自我评价与反思。

（3）艺术鉴赏。时间为2013―2014年。主要任务是以“诗眼鉴赏”为切入点，再将“诗眼”转为“教眼”，从教的角度设计引发学生思考的路径与程序。

学校将语文教师汉字研究三个阶段的成果编成三本校本教材：《汉字研究》《从汉字体验人生》《诗眼与教眼》。

3.成立学生汉字研究小组，开辟“每周一字”交流平台

2010年9月，在陈军校长的倡议下，我校成立学生汉字研究小组，并开展了一系列汉字研究活动。学生不仅继承《说文解字》的遗风，从汉字的音、形、基本含义、衍生含义等角度展开讨论和研究，更关注汉字运用的生活性、时代性与个性化;不仅注重汉字的独立性，更关注它们的关联性;不仅关注汉字的过去、现在，更关注其未来发展。校报《溯光》开设“说文解字”板块，每期推出一字，以小论文的形式展示学生研究汉字的成果。每周升旗仪式上也增设“每周一字”演讲环节，分享学生最新的汉字研究心得。

4.开展各类汉字文化活动，展示师生汉字研究成果

学校定期开展各类汉字文化活动，提高全校师生的参与热情。如，举办“翰墨沙龙”活动，倡导全校教师写好“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锻炼教学基本功。又如，学校工会利用“东方讲坛”和“午间文化茶座”栏目，为全体教师开设“书法艺术欣赏”“常用汉字规范书写系列讲座”等活动，得到老师们好评。

此外，搭设五个舞台，及时展示师生汉字学习与研究的成果：（1）每周升旗仪式展示一个汉字研究成果;（2）每月一次师生书法展;（3）每年举办一期校园“汉字节”，以“汉字”为主题，开展猜灯谜、接对联、演讲比赛、硬笔毛笔书法比赛、作文竞赛、汉字纠错等一系列活动;（4）编辑刊物，学校为语文教师编辑印刷了三本汉字研究专著，为学生出了5期汉字研究专刊;（5）组织以汉字教育为主题的对外交流、参观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促进学校汉字教育校本课程的多样化发展，在闸北区乃至上海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成效与展望

立根守正，养气铸魂。汉字研究，促使师生形成汉字读、说、写规范化与书法练习常态化的新潮与良好习惯;促进师生对汉字的重视与认知，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认同与自觉传承;形成了我校富有特色的汉字教育读本与汉字教育课程;有效夯实了全校师生，尤其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促进了师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更推进了语文学科的建设。

近年来，语文组3位教师举办了个人书法展，语文教师发表文章近20万字;在各项基本功大赛中获得区级以上奖励达100多人次。

2012年和2013年，我校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总课题组年会上获得先进集体奖，语文教师的汉字研究集《汉字研究》在校本教材评优中获二等奖，学生的汉字研究集《甘棠》在校本教材评优中获二等奖。王志斌老师的《市北中学语文组的文化修炼》、程夕琦老师的《高中学段传统经典背诵的实践探究》在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顾光宇老师的《中国书法的份量》在案例评比中获一等奖;顾光宇老师的《寻根・传承・铸魂》、舒适老师的《论上海市市北中学拓展型课〈文史哲经典文例学习〉的意义》在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

在总课题结题会上，我校交流了“汉字研究”校本课程实施经验，相关论文荣获一等奖。

汉字研究虽然成效显著，但我们仍在思考：在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下，如何保持汉字研究的热情与理智？如何让师生的汉字研究与他们的生活、学习紧密联系？汉字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步骤如何进一步优化？

基于此，我们将在新一轮汉字研究中尝试新的做法：

第一，创新研究管理机制。创建市北中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汉字研究的研究、管理与实践。

汉字发展论文篇10

【摘要】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回顾了对近十年来对外汉字教学的研究进展，从“教学对象”“教学方法”“规范与测试”及其他方面对我国对外汉字教学内容进行了分类总结。

关键词 对外汉字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学界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对外汉字的教授问题，研究的重点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汉字本身的结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的关系从以前的薄弱处成为研究的重点，汉字在对外汉字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同时有关该方面的专著逐渐增加。《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三种期刊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核心期刊，可以反映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水平和态势，本文对2005 年至2014 年10 年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63 篇文章进行分类综述，以期把握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教学对象

对外汉字教学的目的是让留学生能掌握汉字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通过对学习者的偏误分析、认知规律的研究探究教学对象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的认知策略，以更好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

1、认知规律

近年来，众多学者结合汉字文本因素，通过设计实验和任务研究留学生对汉字字形、音、义的认知特点，对认知规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王骏在《留学生汉字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一文中以31 名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为对象进行试验研究，发现部首和词汇量是影响留学生汉字习得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建议。李俊红《声符对于形声字意义认知的效应——DSICP 学生声符与形声字意义认知自主联结测查报告》通过测查，发现了非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形声字的过程中，对于形声字整字及其声符的认知联系程度。王建勤《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中通过实验研究，对留学生不同习得模式进行分析以及对教学对象字形意识的构建，得出了汉字模型构建认知的规律和意义。张金桥《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设计了一项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建议。

2、偏误分析

对教学对象的语言偏误分析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是第二语言习得规律探索的重要部分，可以通过偏误分析进行学习策略的研究。汉字习得过程中的偏误主要内容是字形和识读方面的偏误，徐彩华等在《留学生汉字形误识别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中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汉字圈和非汉字圈留学生对汉字形误判断的能力。黄伟《字形特征对汉字文化圈中高级水平学习者书写汉字的影响——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观察》，通过对“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汉字的书写错误率进行统计分析，考察了字形特征对汉字文化圈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书写汉字的影响。刘丽萍《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设计了两个实验，通过对认读、书写正确率和偏误情况的分析，考察了汉字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认读和书写汉字的影响。

二、教学方法

1、根据汉字系统性进行教学

万业馨和李大遂都强调了汉字的体系和系统性，认为在对外汉字教学过程中，应遵循汉字规律，将形音义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性地学习汉字。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认为“现代的汉字教学存在诸多偏误”，应该充分发挥“六书”在基础教育教学中的价值，从“六书”的本义出发，“同时关注字源、字构、字类和字用等知识要点，让学生初步构建汉字基础知识的综合体系”。①2014 年，他又在《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中针对英文探讨汉字的特点，分析了汉字难学的原因，提出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特点指导对外汉字教学。姚敏《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强调对外汉字教学应从理据性入手，探讨了理据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认为针对中高级水平留学生，采用字理教学的效果才能达到更好。陈颖《从汉民族思维特点入手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词教学》提出了从汉民族思维特点入手，将汉字教学与词汇教学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的方法。

2、根据形声字进行教学

形声字是现行汉字的主体，其表音、表义及结构规律是指导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形声字教学法从声旁和形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形声字进行了封闭性数字统计，并分析了形旁的表义状况及其与整字的各种关系，及其对教学的意义。张熙昌《论形声字声旁在教学中的作用》分析了留学生汉字学习中重形旁、轻声旁的原因，考察了2500 个常用字中形声字声旁，提出了应充分利用声旁进行教学，培养留学生的声旁意识。

3、根据笔画进行教学

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应该同时把握汉字拼音与笔画的基本知识，做到能按照笔顺正确的书写笔画。王汉卫、苏印霞《论对外汉语教学的笔画》以“等级划分”3000 汉字为范围，得出并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用字笔画、教学笔画、基础笔画的数据差异，为笔画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安然、单韵鸣《非汉字圈学生的笔顺问题——从书写汉字的个案分析谈起》对非汉字圈学生书写汉字和教师教授汉字的过程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笔顺问题并不能直接反映学生的水平，教师的教学重点应该转向部件教学。

4、不同教学方法的探讨

李香平《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新说文解字”评述》一文评析了“新说文解字”教学方法，认为应该从汉字教学的角度思考字理解释，在充分运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同时也要加以规范。江新《“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汉字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比较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和“认写同步”两种汉字教学方法对汉字形、音、义习得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组的识字、写字效果均好于“认写同步要求”。2013 年，严彦也比较了这两种教学方法，发现“两种教学方法对汉字的语音习得效果差异不显著，时间造成的遗忘对字音和字形习得效果的负面硬性显著大于字义”②。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提出字、词兼顾教学，在语素的基础上拓展学生的汉语能力和汉字能力。有的学者，如王汉卫和李大遂等人，通过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测查，考察了不同阶段、不同水平和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课堂效果，以探索新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

三、规范与测试

该领域主要围绕汉字的识读和字形书写的规范与《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及测试大纲》进行研究。陈燕《汉字部首法取部位置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设立取部位置的原则以规范汉字。王立军《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与人为规范》一文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规范的经验以及当代汉字规范的具体实践。李红印《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词”分析》统计出《大纲》实际收“语”的数量和主要类别，分析了《大纲》收“语”存在的问题。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参照“基础教学用现代汉语常用字部件规范”的拆分原则，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中的2905 个汉字全部拆分，建立了数据库并对相关信息进行统计。

四、其他

教材编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字教材依据汉字本身特点进行编写，同时兼顾了不同阶段的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所以可从对教材的研究中挖掘学习者的习得规律和认知策略。如：于龙、陶本一《识字教学的问题与对策——基于语料库的小学语文教材用字研究》对汉字的量、序、法等问题作了研究，为小学识字教学和教材编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李香平《留学生高级班汉字课汉字知识教学与教材编写研究》对留学生高级班汉字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针对高级班留学生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汉字基本知识，并提出了其汉字知识编选原则。

此外，王东海《汉字属性整理与展示平台“字网”建设与研究——兼论其在辞书编纂、修订中的应用》探讨了Unicode 大字符集汉字属性整理与展示平台“字网”的建设，并讨论了“字网”在辞书编纂、修订中的应用。吴贺《俄罗斯首例汉字科学化教学方案——19 世纪王西里的汉字识记体系分析》，介绍分析了俄罗斯19 世纪王西里的汉字识记体系，肯定了该体系对现今汉语教学的重要意义。此外，有不少学者在汉字评估、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及汉字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王宁、张先亮、张一清等。

结语

回顾近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汉字本体研究、汉字教学法以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定量、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结论更加可行、可靠，利用汉字字形进行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国对外汉字教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教学对象方面，虽然汉字本体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对汉字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对汉字形音义三维特点的研究较少，影响对留学生习得规律研究的效果；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偏误分析及认知策略研究虽然受到重视，但是显得过于零散，需要进一步深入；偏误分析多集中于字形方面，欠缺字音、字义方面的偏误研究。

2、教学方法方面，研究成果大多侧重汉字字形方面，忽略了汉字的表音体系以及字义、字音和字形的内在机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母语背景的留学生的阶段式教学模式还需要学者深入研究探索，使整个汉字教学系统更加科学、完整。

3、教材编写方面，各种教材鱼龙混杂，水平不一，教材选择比较随意，没有一个规范的大纲；虽然制定了《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及测试大纲》，但对大纲可行性的研究仍然欠缺，不同阶段学生识字量还没有制定出比较统一的标准。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对外汉字教学需要推进和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推进汉字教材编写、汉字课程的设置以及汉字课堂教学方法模式的创新以适应时代需求，要不断研究出新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汉字教学，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①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J]《. 世界汉语教学》，2012（1）

②严彦，《不同教法对汉字形音义习得影响的教学实验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