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差异论文十篇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

关键词：法律文化；宗法等级；法律信仰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乃是这样一个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观念、思想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支撑法律实际运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行为的方式”。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中西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立法形式的差异

中国的君主立法。在中国古代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即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从战国李悝编《法经》到清朝编《大清律例》都不能也不敢限制君主的权力。故很多法典中都注明了“臣等奉敕撰”的字样。编成文法的直接目的“除了镇压百姓之外，也就在于维护君主的权威”[3]（p129）。此外，历代立法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典，还包括君主的命令。如制、诏、敕等形式，皇帝在成文法之外这些命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司法官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西方的大众立法。在西方的法制史上由于对神灵的崇拜并没有衍变成神的人格化，所以没有产生像中国那样被神化了的集权君主。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法，都没有公开宣布法权渊源出自君主.所以西方的立法至少在形式上是大众制定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体制和程序的差异

中国的行政司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与行政总是合二为一，在中央机关君主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朝廷设有专理司法的官吏，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都从属于行政官吏，地方上一律由地方行政官员兼行司法权，没有自上而下的法院系统。另外，中国司法活动的程序也表现为行政化，没有司法行为自己的独特程序。

西方的司法行政分权制约。西方的法院组织出现较早，如雅典，不同性质的案件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罗马也实行民事法院与刑事法院分开设置的体制。中世纪欧洲也存在专门的司法机关，如法国曾设有四种法院系统，即国王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时还规定了许多关于诉讼的专门原则和程序，如古罗马法规定“公开审判”、“严格形式主义”、“不告不理”、等，这些都为注重权力制衡、程序公正的现代法治奠定了文化根基。

三、中国的“权力至上”传统和西方的“法律至上”原则

中国的“权大于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只是一种辅助“德”“礼”的工具。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施政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木，刑罚为政教之用”[4]（p3），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虽强调“缘法而治”，但是，在法家思想里，法律仅仅是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君权”大于“法”，“法”自君出，主要作用表现在刑法领域，成为暴力维护“礼”所代表的道德伦常等级秩序的手段。法律成为统治者治民驭民的工具。

西方的“法大于权’。西方人一自深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相信法由上帝或理性创造的，是上帝或自然的某种更高级命令在人间的体现，人既由上帝创造，就必须服从上帝所立之法，因此，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具有一种神圣的渊源且因此超越时空，它应是一种超越社会全体的规范秩序。它高于人类的实在法并成为评判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准则，通过自然法对实在法的超越，实现了法律自身的提升。

四、中国的宗法等级思想和西方的平等观

1.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宗法等级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的“礼”或礼教伦理维系的社会，个人的权利自主体的特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自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自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礼”的基木精神就是《礼记・大传》所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5]（p107）。从孔子提出“正名”以“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其名分，各尽其职”为内容的“礼”到汉代董仲舒将三纲五常推向极致，国人在“率土之滨，莫非土臣”的教化里把自己当成了君主的附庸品，在“安份守己”的要求下完全丧失了思辩的自由。

2.西方以“契约”为形式的平等观

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过像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伦常观念，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是靠“双务契约”来确定的，西方法律文化注重主体间订立的契约，在契约关系中，各主体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一旦同其他个体建立契约关系后，彼此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并因此受到相互制约，显然，契约型社会关系就比较适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五、中国的法律工具性取向与西方的人权自由原则

1.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

无论是主张“缘法而治”的法家理论还是儒家法律文化传统，在理论上都以尊君、卑臣和愚民为前提，以维护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为专制君主服务为目的，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秦律》到《大清律例》，数千年来官方制定和颁布的全部法律规程，都以惩罚、镇压和恐怖的严刑峻法为特征，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

2.西方的法律信仰主义

西方历史上，依法而治的国家，十分注重弘扬法的精神，认为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最高的理性”，从而确立法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崇尚法律精神的追求，使法律信仰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介入到法律现实，从而推动了依法而治的法治进程。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公开打出“自由”，“平等”“博爱”“人赋人权”的旗帜，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自山，反对等级特权观念，这些口号无一例外都成为西方各国的法治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 陈福胜.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3]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2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3］ 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という思想［M］.劲草书房，1985.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转贴于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 埃斯卡皮1 文学社会学[M]1 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 2 ] 陈安定1 英汉比较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

[3 ] 郭建中1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1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 4 ] 郭建中1 文化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

[5 ] 刘宓庆1 当代翻译理论[M] 1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1

[ 6 ] 刘宓庆1 问题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 7 ] 谢天振1 译介学[M]1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5

关键词：差异教学；信息搜集；学生主体

差异教学，是在正确认识学生之间存在差异的基础之上，选取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满足不同学生在学习上的不同要求，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小学高段年级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阶段，由于知识的摄入和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在语文这类需要理解和运用的学科中则更需要把握学生的差异性，培养学生的审美力、想象力等，并且掌握自我表达的能力。

一、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教学的现状

1.任课教师对于差异教学的认识不足

差异教学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许多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依赖于自身的教学经验进行实践，忽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虽然新课标中倡导运用差异教学，但大多数教师还只是停留在较浅的认识层面上，并不能实际掌握相关理论，并运用到教学实践当中。正是由于教师对差异教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教师不能全面理解新课标中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理念，在差异教学中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原因并将其解决。

2.差异教学存在诸多误区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逐渐深入，差异教学逐渐普及，但其中不乏跟风改革应用的现象，“邯郸学步”的情况往往存在着诸多不足。另外，许多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在使用差异教学时简单复制他人的经验，并没有考虑到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任务的实际需要，错误地使用一些具体的办法。例如，在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差异方面，教师忽视了必须的事前测查，还不够了解学生的差异；在差异教学的具体实施中，过于注重学生阅读时的独特感受、过分注重范文的影响等。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的实施策略

1.加强小学高段语文教师对于差异教学理论的学习

为了保证差异教学在小学高段语文中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以理论知识为主导，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将理论知识正确运用到教学中，反对以往过于倚重经验而忽视理论的教学体系。

首先，组织教师学习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当教师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时，如果没有足够扎实的理论作为支撑与指导，则无法明确如何改进教学方式，如何帮助学生得到进步与发展。因此，注重教师对相关差异理论的掌握，从根本上树立小学高段语文教师的差异教学理念，对促进差异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小学高段语文教师进行交流和研讨。通过交流，教师可以将自己在学习相关理论时的心得体会、实际教学中所遇到的困惑和其他教师一起讨论、相互切磋，通过不断的交流，促进高段语文差异教学的实施。

2.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信息的收集

受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只有在教师充分了解每一个学生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学生之间的各方面差异，从而展开差异教学。但是实际上，很多教师并没有花时间了解学生，只是单纯地将教学当作工作任务，并不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感受；有的教师因为工作繁忙、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所有学生。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收集学生信息。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细致观察学生，注意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的参与状态、情绪状态、思维状态，通过各方面因素综合了解学生。其次，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了了解实际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听取学生对课堂的建议，根据学生指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进，使之适应和满足学生的要求，同时也增进了与学生的交流。与学生家长的良好沟通，可以帮助教师深入了解课堂之外的学生，分析学生差异形成的原因。

3.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

差异化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满足学生对不同学习目的的需求。所以，针对每一堂高段语文课，教师应该基于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多样化的设计，力求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相互结合，或者安排不同风格的教学模式，尽量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从中受益。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观察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兴趣和习惯的学习方法，并不断完善。

例如，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个体差异，让擅长听觉的学生借助录音机学习，播放课文配套的音频，让他们多听课文录音，充分利用听觉优势，从而达到理解课文、背诵课文的目的；对于擅长口语交际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既能调动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又能够加深他们对课文的印象；而对于擅长形象思维的学生，教师可提供与课文有关的图片，或者让学生亲自动手画一画课文描写的画面等，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语文作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对小学高段学生的基础知识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起着重要启蒙作用。小学语文差异教学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并日益受到教师的关注。如何帮助不同的学生在小学高段语文学习中都取得进步、有所收获，需要多方面的不断努力、不断探索。要让差异教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需要良好的理论基础，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加以佐证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玉芬.小学语文课堂差异教学策略[J].中小学电教：下半月，2008（9）.

[2]金怀德.万紫千红才是春：新课程背景下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教学初探[J].中小学教学研究，2007（1）.

[3]贾国清.试论小学语文课实施有效教学的策略[J].教育教学论坛，2011（25）.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6

翻译文化信息等值理论及英汉互译

This paper u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equivalent translation,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 and think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language and expression,and discusses equivalence of cultural message in trans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不同语言是不同文化的载体,所以在商务英语的翻译,只有注重文化信息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传递,克服异国文化的障碍,做到文化信息的对等,才能准确的翻译传达信息。文章通过翻译理论分析影响等值翻译的文化差异,比较英汉文化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表达上的具体体现,探讨了对翻译文化信息等值理论的理解及其在英汉互译中的具体运用。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差异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商务英语的翻译。所以要使不同语言间顺利交流,必然需要解决的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间题、达到等值交流沟通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目的。

1. 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差异并存

商务英语的涵盖范围很广,根据应用的不同场合可以分成不同的语域,比如经贸英语、金融英语、经济学英语、会计英语、法律英语、广告英语等。每个语域又有不同的特点,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行业,团体,功能等因素而产生的各自的变体及其规律,运用的翻译方法也尽不同。此外,各种语言的组成特点、使用特点也有很大差异,如汉语的逻辑性往往是用合理地调整语序来反映,强调的是观点;而英语则注重结构形式,以紧凑的结构来体现思维的逻辑性。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信息而不是追求形式的对应。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要想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翻译的人员既要熟悉专业知识和语言特点,又要注意文化信息的等值传递。因此,在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翻译人员不仅要遵照一定的国际商务英语翻译原则,还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兼顾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在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克服文化信息的不对等对商务英语翻译效果的障碍影响,变文化差异为文化对等等值,在对等的基础上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灵活再现。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目的语中,对等的标准难以完全做到。

2. 文化差异影响商务英语翻译的几个因素

文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只有对文化差异做一定的了解,才能在中西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做到文化等值。

2.1不同的文化导致对事物认识的差异

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导致中西双方对同一事物含义理解彻底颠倒。即中西文化中都有翻译物的实体,但由于汉英民族因所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自然条件各异,所接触的客观事物也会在种类、数量、与人类的疏密关系等方面有所不同,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色彩和文化内涵也必然各异,最终导致原语的实体却与译入语的实体意义有所出入或者彻底相反。如果直接按着字面意思翻译,则不仅会导致沟通困难,还会贻笑大方。但是,在实际商务英语翻译中这样的实例举不胜数。汉语中的龙是权威吉祥的神兽,而英语中的dragon虽也为似龙的动物,但却是指凶猛邪恶的怪兽。由此中国家的龙与西方的dragon虽然都存在于各自的语言体系中,显然不是同一物体。英语中tiger多指强悍威猛的动物,与我国的“龙”虽有相似,却也不完全相符。因此有人建议把“龙”翻译成“Long”则更为贴切。再如,金鸡牌曾在海外大遭贬低,而追其原因竟是因为“金鸡牌”被译成“Golden Cock”,而“Cock”词在英语中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官,还有谩骂人的意思。而当“金鸡牌”被译成“Golden Rooster”以后,其产品也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此外,“东风”在我国多带有春天温暖的含义,而英语中的“东风”则指的欧洲大陆北部而来的寒冷之气,而英语的“西风”则可为英吉利海峡带来春天,所有中国的“东风”与英国的“西风”实为一个概念。同样的道理,汉语的“红茶”在英语中翻译成“black tea”,汉语的“赤砂糖”译成“golden sugar”却被人广为接受。在英汉互译时,汉语的“爱人”经常被译为“lover”而招致误解,殊不知“lover”在英语中实指“情妇或者情妇”。东西方的酒文化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中国盛产“白酒”,若按字面意思翻译成“white wine”则不正确。因为“white wine”在英语中的实体为白葡萄酒,由此和我国的白酒则相差十万八千里。

2.2文化差异导致颜色词语用功能不同

众所周知,颜色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筹之一,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各自的文化也为颜色赋予了不同的寓意,进而造成了颜色含义理解的偏差。举例说来,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吉祥,蓝色代表清新、纯净,绿色代表生机或者狭隘,白色则为禁忌。而在西方国家,红色与血腥通常挂钩,蓝色则有忧郁的含义,绿色则为初出茅庐、没有经验的意思,白色则标志着纯净空灵,与婚姻、天堂等美好事物相连。

2.3数字代表意义上的文化差异

在我国,“6”和“9”被赋予了吉祥好运、长久美满的美好寓意,在历朝历代、行行业也广泛应用,深受大家的喜爱。在古代,为了博得美好的彩头,皇帝统治者惯用带有数字9的日子来举办重要的仪式,下级则多用含有“jiu”音的语句来奉承上级,以便和“长久”的“久”取得关联。现代,我们仍保留了在带有9的日子里来举办婚礼、公司 开业等大事。带有数字9的电话号码、车票号码更是深受欢迎,经常被人高价争抢。数字“8”在中国也同样深受欢迎,是大吉大利的取向,只因其音和发财相似。而在西方国家,中国的“6”“8”“9”则无太多积极意义,像“666”这样在中国大吉大利的连体数字,在英国人看来竟然是魔鬼的象征。西方人多喜欢数字“7”,其所代表的含义与地位和中国的“8”很类似,代表着胜利、进去,正如着名的七喜商标则是采用的此数字命名(7-Up)。数字“3”童颜得到西方人的青睐,被灌于积极的含义。而数字“13”则被西方人认为是很不吉利的数字,这和圣经中的耶稣被他的第十三门徒出卖脱不了干系。即使在近代,西方人民仍旧忌讳数字“13”,甚至许多楼层、公交车编码不会设置此数字。2.4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罕见或者根本不存在。由于地理、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语言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局限于原语与译入语在含义的不同,还有原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别罕见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例子也是较为常见的。如汉语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中的人物在英语中不存在,只能按着意译见此谚语翻译成“Two heads are betterthan one.”。再如,本论文由英语提供整理,提供论文,英语论文,论文,英语论文,留学生论文,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大家所熟悉的美国运动系列商品Nike,此词取自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芳名,有着胜利和吉祥的含义。而中国无此类人物,于是翻译人员模仿其音节,最终取“耐克”命名,既和原语音似,又给为此商标见了了坚牢耐用的形象。若只按着字面意思将“Nike”翻译成“耐姬”则不仅使得此词面目全非,也势必会影响此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

3. 实现商务英语翻译文化信息对等的方法

要做到文化等值,就必须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具体体现在译入语中寻找“对等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对文化上的差异做些调整。对于汉英词语的指称意义翻译一般有四种方法,即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3.1直译是商务英语翻译甚至是任何翻译必要的首选的方法

直译法是我们常用的一种翻译方法,但不是所有的词句都适用此法,对词句入围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当译入语有多个同义词时,译者要慎重选择此法;当译入语可读可通、符合逻辑性时才可选用此法。需要强调的是直译不是硬译死译,只适合小部分词汇、语句的翻译。直译虽然适用范围小,但是可以有效的传达原语的文化,有助于我们了解源生原味的异域文化。如“darkhorse”直译成“黑马”,中国的传统招呼方式“吃了吗”的翻译“have you eaten”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认可。再如前文说到的“金鸡牌”若被直译成“golden cock”虽表面意思符合,但是“cock”一词多意且有着明显的污秽信息,所以在直译时需慎重考虑。

3.2意译也是商务英语翻译时必不可少的

意译法是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是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方法。因为文化差异,若直接将原语按着字面意思直译,则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的限制,造成译入语不通顺或者不被接受。此情况下,只有舍弃字面意思,将原语的语义和特点带入译入语。前文介绍的许多例子用到的都是意译法,比如“7—UP”若直译成“七上”,则韵味全失,而参考商标“7—UP”的内涵译成“七喜”则不仅不失其韵味,还朗朗上口。再如汉语“龙”翻译为“Long”也是选用意译来传达中国的图腾。

3.3音译法音译法是指用音位为单位,在保持译入语符合本地语言组成规则的基础上,将原语的发音直接引入到译入语中。音译法更多的被运用到外贸商品进出口的宣传上,比如美国的“Cocacola”。音译法的另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领域即是外来词的引入,比如中国的功夫,则被译成“Kongfu”“,气功”为“Qigong”;英语的“sofa”音译成“沙发”,“poker”音译为“扑克”后,也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使用。

3.4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音译和意译结合是指在英译中既保留原文的发音又能体现原文的指称意义,以谐音又谐意的方式达到功能相似。如“Goldlion”译为“金利来”“,Fiyta”译作是“飞亚达”都是采用此法。

4.总结

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更多注重的是意达,这就要求译者选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在客服异国文化障碍的前提下,保持文化信息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传递。

参考文献:

[1]刘青,郜丽娜.论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5).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7

关键词： 文化差异；目标语文化；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179-01

0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定的语言总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工具，人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所以任何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都是用来表达不同文化世界的。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言的差异。汉语属于东方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大语系截然不同，汉英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不同导致了知识文化和意识文化的差异。

在教学过程中，涉及文化方面的问题比比皆是，下面就是几个典型的例子：《大学英语 精读》第一册第五单元A Miserable, Merry Christmas 中多次提到Stocking, Chimney, gift 及Santa Claus, 如果不了解西方国家圣诞节的一些习俗， 就无法充分理解这篇课文。 在讲述这篇课文前，教师就先向学生介绍西方的圣诞节：圣诞购物，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卡片，圣诞歌曲，圣诞晚宴等，然后让学生把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进行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从而使学生对西方的最重大的节日——圣诞节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也就能更好的体会课文了。《大学英语 精读》第三册第四单元“Lady Hermits Who Are Down But Not Out”一文中，有这样一句“If she choose your doorway as her place to sleep in the night, it is as morally hard to turn her away as it is a lost dog”，在中国人眼中，狗不是很受欢迎的动物，这从“落水狗”、“狗仗人势”、“狗胆包天”、“狗头军师”等贬义的用法中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to turn away a lost dog” 不应该是件困难事，可文中却用“hard”，学生们会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种理解上的困难。在英美人眼中是 “Man is best friend”，是心爱的宠物，忠实的朋友，将一只丧家之犬拒之门外是很不道德的，所以在英语中才有Lucky dog（幸运儿），top dog （最重要的人物），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的用法。《大学英语 精读》第三册第三单元 “Why I Teach” 中 “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ings to breath.” 。据《圣经》记载，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并将生命之气吹向他的鼻孔里，使之成为有灵气的人，这样上帝 “造人”的工作就完成了。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恰倒好处的运用了《圣经》典故，把教师教书育人工作比做上帝造人的工作。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文化方面的差异成了英语学习的绊脚石，要扫除这一障碍，我们要尽可能的了解研究文化的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发，我们越来越注意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问候寒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尤其是在城市中，人们见面的问候已改为“你好”“你早”,年轻人更流行“Hello” “Hi”,寒暄语中问及工资、婚姻的减少，谈及天气、健康、衣着的增多。

在传统的教学中，英语教师多侧重于词义辨析，结构分析，课文翻译等表层结构的处理，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作用。语言教学不仅包括语言知识教学，而且包括文化知识的教学。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怎样导入文化知识呢？

1通过教材直接讲解法

在课堂上，在遇到有关文化背景知识时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直接介绍给学生，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生讲授英语文化方面的知识。《大学英语》教材中第一册到第四册，总不乏涉及文化方面问题，在前面已举了一些例子。教师讲解传授是学生获得文化背景知识的一个主要渠道。另外，要充分发挥外教作用。众所周知，对我们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莫过于讲母语的外国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接触外国人是别的任何方式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教学中，可以直接请外教定期进行专题讲座，讲授关于西方人风土人情、节假日、《圣经》等典故、餐桌礼仪文化等，是学生直接感受到文化差异，并及时就平时遇到的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进行请教。教师平时不断地向学生灌输英语文化知识，学生就会在日积月累中渐渐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种差异，为更好的学习英语开辟道路。

2教师引导法

文化本身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对比，很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引导学生时，教师选择一些典型的作品，使学生短时间内有助于提高交际技能，所选材料中的词汇和结构是能与学生的本族语形成鲜明对照，及学生本族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他们所学外语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一定差异的。

3组织学生讨论法

利用讨论法丰富学生的背景知识时，教师要精心安排。在进行讨论之前，要求学生对要讨论的题目及相关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在讨论时才不至于出现冷场而且能激发学生课后阅读、收集相关资料的热情。通过讨论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英语的兴趣，使学生在共同学习中互相帮助，提高和增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提高他们的口语水平。

4补充法

英语课堂时间有限，不可能所有知识都在课堂上传授，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进行文化教学，作为英语教师平时应不断学习，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日积月累，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具备广博的知识，尽可能地开拓渠道，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出真正有能力的英语学生。

总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当明确文化差异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把与语言相关文化内容作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入其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同时进行，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文化能力。

参考文献：

[1]郭剑晶.谈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3）.

[2]滕海.浅析中西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3）.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8

基于企业竞争，差异化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三种基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在低成本战略越来越难以实施，细分化战略越来越不奏效的当今，企业的所有竞争，终将体现为以差异化为特征的竞争。战略的差异化，首先需要特定的组织及资源来保证，包括组织结构的差异化、运营流程的差异化、人力资源的差异化、企业文化的差异化等，这些都是实现差异化战略的核心和基础。

着眼于企业的营销战略，从企业与市场的交界面来看，企业的任何差异化战略都需要通过特定的产品及服务来体现。如果没有具体可感的差异化产品及服务，差异化的战略就无法落到实处，企业的竞争也必将受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差异化是品牌差异化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创造深度差异化的根脉，也是企业打造市场竞争力的根本手段，而且企业终极竞争的差异化也必将是品牌差异化。

产品是企业之根，是营销之本。从当前中国市场的实际出发，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于创造产品差异化。创造产品差异化靠什么？以4C来思考，用4P去行动，是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战略营销的核心思想。只要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我们就会发现：要创造有差异化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有四种战略方法值得企业认真思考和实践。

一是技术创新。创新理论的先驱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并提出了五种创新方式：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产品创新及其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且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对于营销价值的增加、产品功能的完善、竞争差异化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推动。

二是品牌创新。在竞争充分的西方市场，品牌创新早已成为企业创造产品差异化的核心思想和方法。在产品高度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唯有品牌的创新才能为产品建立最终的市场区隔，品牌差异化的竞争也是产品终极差异化的竞争。实际上，依靠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总是有限的，而且产品的创新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品牌的创新总会存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没有现代营销，没有品牌理论，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商业世界里将会有多少同质化的产品在无效竞争，更不可想象每天会浪费企业及社会的多少战略资源？

三是品类创新。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中发现新的蓝海，为顾客创造出市场上本不存在的新产品，无疑是企业创造差异化产品的重要手段。在最近本刊记者的采访中，里斯先生将定位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定位的核心方法依次是定位、营销战、聚焦、分化。他还同时指出，当前中国企业定位的重点是聚焦，而在发达的西方市场，以新世纪为界，定位的重点已经转向分化。关于定位理论，中国市场颇有争议，我们的态度是：既不要高估了西方营销理论对当下中国市场的实际价值，也不要低估了西方250多年市场经济所造就的商业理论，特别是美国的营销思想。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短暂历史及视野，以市场经济进程及营销时间跨度不足20年的视界去判断西方营销理论，是难免要失之偏颇的。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9

进化心理学对隔资的研究视角是将隔代关系放置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把祖辈对孙辈的支持当做一种繁殖策略，来研究人的生物性在隔代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所暗含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前提是:人类许多的生理乃至心理机制并不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产生的，而是人类在其进化史中作为一个物种对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繁衍压力适应的结果。隔资作为为了完成繁衍任务而使用的繁殖策略是一种进化的设计，人类所面临的繁衍任务要先于其对文化的建构，因而具有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在此逻辑下，隔资很自然地成为了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承担起支持与建构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重要责任。隔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亲资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辈在时间、物质和养育上投入的行为。该领域关注隔资行为的进化意义以及在不同环境和各种条件因素的作用下隔资策略的变化情况。无论采取何种隔资指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似乎都一致性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祖辈亲属对孙辈提供的隔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其投资程度的次序依次是外祖母、外祖父、祖母，最后是祖父。

基于这样的发现，进化心理学给予了如下两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所谓“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是指人类女性体内受精的繁殖方式，使得女性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生育的后代携带有自己的基因拷贝，而男性却没有这样证明其父亲身份的生理确认机制。这种男性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疑虑将导致男性在对后代的投资上相对于女性更加保守。这种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所塑造的繁殖策略在祖辈身上经历了双重的影响而被放大。外祖母因为最能确认自己对孙辈的身份，因而提供的隔资最多，祖父由于经历了对自己儿子以及儿子对孙辈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孙辈的投资最为保守。有关为什么外祖父会成为比祖母投资更多的人，DeKay认为:年轻一生性背叛的可能性比年老一代更高，所以祖母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外祖父要高，因为祖母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

笔者认为这种年轻一代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更高的原因更可能是相对于祖母和孙辈来讲，外祖父和自己女儿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各项遗传指标来确认女儿是否携带自己的基因。正是基于主观性上的确认程度差异而不是客观存在基因遗传概率，塑造了外祖父比祖母投资更多的繁殖策略。所谓“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是指女性在较长的孕期、分娩期、哺乳期等生育过程中因为承受风险以及在此期间丧失的其他繁殖机会，使得她们只有确保其后代的存活率及提高繁殖的质量，才能保证她们基因的有效延续并获得繁殖成功，正是女性繁殖的高代价决定了其对后代高投资的繁殖策略。由于外祖父母帮助女儿来完成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他们隔资的策略更接近女儿的繁殖策略，即通过高投入保证孙辈的质量，来提高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繁殖成功。祖父母则更接近父亲的繁殖策略，与关心孩子的质量相比，他们更关心拥有孙辈的数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在几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实证研究，DeKay在美国的研究，Smith以及Littlefield和Rushton在加拿大的研究，Russell和Wells在英国的研究，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以及Steinbach和Henke在法国与德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隔资的系统性差异。尽管这些研究都无法在进化史的过程中对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假设给予历史性的证明，但根据进化心理学“最优性”的方法论前提，只有在相信以上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在当下取得的经验数据给予完美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进化心理学理论在隔资领域上由于其发现的跨文化共性和强大的解释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较近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却打破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研究的统治性地位，进化心理学对跨文化差异性的解释效力遭到了质疑。

尽管以上研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这些国家文化的组间变异性较小，不足以起到足够的代表性作用。同时，由于进化心理学家假设隔资作为一种繁殖策略是人类具有的共性，因此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组间分析。2000年Pashos展开的跨文化研究在德国和希腊城市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预测的隔资模式，但在希腊乡村地区却只发现了隔资的性别差异，而没有发现隔资的系别差异。其描述统计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最多隔资的是外祖母和祖母，其次才是祖父和外祖父。2012年笔者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取得的数据也发现了与希腊乡村类似的模式。这样的数据结果，给进化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果隔资是一种独立于文化的进化设计，那么，这种在希腊发现的城乡差异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二、文化论模型对隔资预测的问题

在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跨文化差异的解释出现困境之时，文化论的观点很自然地成为诉诸于解释这种差异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假设隔资模式在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文化差异所致，而并非进化设计的结果。如果对不同群体所在的文化中可能影响隔代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能发现其对隔资模式具有预测性的话，那么文化论的观点则会取代进化心理学理论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有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两种取向。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是文化的投射，是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被内化为个体心理模型的结果。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双向互动，心理与文化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但是，无论是把心理视为文化的投射物，还是把心理与文化看作为彼此互动的建构，在文化论者眼里，心理模型应该与文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关系。因而，隔资行为中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心理模型与其文化模型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基于以上逻辑，哪位祖辈会对孙辈进行更多的隔资，应该与文化观念中的祖孙关系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展开了本土文化中隔资观念的实证研究。研究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中国本土412名被试，了解他们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如何”的认知状况，同时收集了这些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孙辈投入最多的应该是祖母，其次是祖父，再次是外祖母，最后是外祖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隔资的系别差异与性别差异均显著，被试认为祖父母应该比外祖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祖母和外祖母应该比祖父和外祖父对孩子投入更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412名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模式。在性别方面，观念中与实际中的隔资保持了一致性的关系，即女性祖辈提供的隔资大于男性，但是在系别方面，尽管大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应该对孩子投入得更多，但实际上祖父母与外祖父母所提供的隔资并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通过表1所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上的隔资模式与文化观念中的隔资模式并非保持一致性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的心理在接受文化的投射或与文化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对隔资理念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并没有完全指导文化中个体的隔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论模型也未能很好地预测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因此，也不能单独作为解释隔资跨文化差异的理论取向，取代进化心理学模型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四、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交互作用的探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进化心理学模型还是文化论模型都无法单独地、很好地解释隔资模式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势理论。由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显著分歧，容易让人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去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往往更加关注其观点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对二者如何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的交互作用方面，始终缺乏理论性的建构。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控制各种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变量的情况下展开了本土化背景下隔资的实证研究，尝试弥合这种进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进化与文化对隔资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在所取数据中有33.7%的被试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和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仅占0.5%。这种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很可能通过影响孙辈对隔资的资源可获得性掩盖了本应由进化塑造的系别差异。当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展现出了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母系亲属的隔资大于父系亲属的系别差异，这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这也证实了文化因素掩盖了进化作用的假设。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由于没有发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孩子居住之间的距离存在差异，仅把居住距离当做干扰变量进行讨论，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至少是在德国不存在与中国相似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中国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与希腊乡村的研究结果呈一致性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相似的文化因素恰好弥补了本应由进化所造成的母系隔资大于父系的系别差异，即本土化背景下和希腊乡村的隔资模式是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shos在对希腊乡村取得数据结果的解释时，也曾谈到希腊乡村存留的父权文化使得祖父母相对于外祖父母与孙辈的居住距离更近，而在希腊城市这种居住距离的差异并不存在。

由于Pashos采用3点评分衡量祖孙居住距离，过分简化了居住对隔资的影响，尤其是没有把“祖孙同居”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而“祖孙同居”对隔资存在一种“情境性的强制力量”，因而，Pashos没有发现文化中的居住方式对隔资的影响作用，而是回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老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隔资行为是“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能单独地、很好地解释跨文化的隔资行为。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的塑造存在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进化提供了隔资行为作为繁殖策略的先天性倾向，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内个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人的投资行为。五、文化论模型的作用机制与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在“进化”与“文化”存在交互作用的假设下，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方面，逐渐由对立趋向了接纳和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把隔资领域作为理解“进化”与“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的窗口，去反观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为综合性地考察人类行为提供建构性的视角及思考。

文化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完成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居住方式作为影响隔资行为的跨文化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们寻找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心理模型并不是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中介，而是文化设计了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限定或促进了个体特定行为的表达。在这个新的文化作用机制模型中，文化观念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行为的影响，而是在意识层面对此过程进行一种把握、解释、建构甚至倡导。这种意识层面的把握、解释、建构与倡导并不能完全与文化中个体的实际行为保持一致性，这也是文化观念与个体实际行为不完全一致的主要原因。以上假设尽管尚需更多的研究来验证，但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为解释行为的跨文化变异性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下，进化同样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在控制文化可能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因素后，可以看到在跨文化差异性的背后，人的行为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跨文化共性，在这种跨文化共性中，进化机制保持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表现出来的隔资模式与西方取得的研究数据和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预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尽管进化心理学理论仍然能够在解释跨文化共性的范畴内保持其方法论的“最优性”，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该理论在解释群体间差异性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效度边界。进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环境因素起到激活预先存在于基因中指令作用的理论观点，表达出进化心理学在解释人类行为差异性方面的一种努力及愿望。秉持尊重一个学科发展潜力的态度，我们应该支持进化心理学理论向跨文化与群体间行为差异性领域的探索。然而，在目前进化心理学基于不可证伪性而采取的“只有相信历史性的假设，才能对当下的经验资料给予有效解释”的方法论前提下，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应该维持在对人类行为共性的解释之内。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0

关键词：差异；策略；归化；异化；翻译

一、 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影响并制约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2）决定语言的指称内容与形式；（3）作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与表达形式。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 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 make water; 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 “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 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 “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一） 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点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就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在自己的知识文化范围轻松容易的理解译文。由此看来，归化翻译的通顺常常也会换来文化信息的遗失。常见的归化翻译策略有“代换法”、“解释法”和“异译法”等。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

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 “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 “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的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10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