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法十篇

循环经济法篇1

随着人类的高度产业化，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日益严重，循环经济范式受到重视。循环经济是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一、从五条道路上看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的经济，我们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推行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5条具体道路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循环经济要本土化，只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有生命力，这就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原理的精神实质，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质上是一致的。

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上，明确提出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发展循环农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系统安排、集约利用、保护环境是世界上成功城市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改进方向。

二、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和我国环境法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循环经济立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成为威胁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其次，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实现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由于循环经济内涵的多层次性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针对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循环经济设计为这种制度框架来解决物质循环链中各利益实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效益与公平问题。

再次，循环经济立法是确保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今年来，水体污染、黄河断流、沙尘暴、江河洪水等都凸现了生态问题的严峻。为了在保护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的同时，确保环境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根本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

（二）中国环境法的修改是循环经济法的构想

第一步，在《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颁布实施后，制定一部《废弃物处理法》并修改已经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将两部法律作为循环经济的综合法。

第二步，修改《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作出规定，并对总则中的部分章节、条款进行修改和增删，补充循环经济相关内容，删掉与循环经济不符的章节和条款。

第三步，对宪法和其他的基础部门进行修改，如民法、刑法。使环境在国家根本法的指导下与这些部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法律体系，他们之间相互制约和合作，在促进各自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同时，相互协调和平衡，以共同实现建立循环经济的总目标。

循环经济法篇2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空前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20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几大公害事件，从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人类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消耗地球资源的同时，要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实行资源的循环利用，才能使地球得以长存。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发展模式，以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以“减量、再用、循环”为原则，最终实现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数众多，人均占有量少，各类资源的消耗很快，在长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问题十分严峻。在人均占有量少、资源利用率低、消耗度高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的供给必将难以为继。我国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刻不容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建立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才能使循环经济更好地实施和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随着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法治国家中，法律作为国家调控的最高形式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循环经济要想实现良性的发展，必须建立以法律为支撑的框架体系。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可以协调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规范人的经济行为，同时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

“循环经济”这一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引入我国，但是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国已经开始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制定了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但是还没有真正处理好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

（一）现有法律体系不完善，不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我国现代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不符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企业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直接问题就是加剧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但是现在的法律对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却无能为力，只是收取相关的排污费或者处罚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有了新的社会行为，就应该有新的法律来约束，但是我国的法律往往会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当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时候，法律会无所适从。

（二）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执法主体不明、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单一等等，从而会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我国部分地区，明明存在污染严重的情况，但是执法部门却不依法办事，不能有效地监督企业，按循环经济理念组织经济活动。

（三）司法救济不到位。司法在循环经济体制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循环经济法律体制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司法体制的保障，但是当前在案件的受理、审理等环节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有很多原因，比如法律体系不完善，“无法可依”是司法救济最大的难题，法官素质与审判水平不高也会使循环经济司法审查陷入困境，在审理过程中，处理不好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循环经济法律体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四、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对策

为了更好地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完善循环经济法制保障已经刻不容缓，对此提出如下对策：

（一）完善立法方面。在平衡循环经济利益和协调环境利益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法律，当然，对于循环经济立法保障不仅是制定一部法律了事，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相互协调，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执法方面。在执法方面，要确定执法的主体，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从而使环境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应该将循环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部门联合起来，各司其职，使每个执法行为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使循环经济法律体制真正得到实施。

循环经济法篇3

福建省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资源、环境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福建省经济正在稳步快速地增长，在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农药化肥滥用所造成的水土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食品污染、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例如过度围垦和养殖造成的湿地缺失及海体赤潮、安溪茶叶农药超标事件、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等等。同时，福建省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对污染物特别是高危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也才刚刚起步，与国内工业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整体分布的独特性，响应福建省政府提出构建海洋强省的战略目标而海洋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和不可再生的特点，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资源和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有别于兄弟省份的具有差异性和前瞻性的福建省地方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并且出台相关的配套法规规章，为福建省内资源、环境的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证。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维持基本的代际平衡。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将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牺牲后代人生存环境的基础上。而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低投入、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载体的生态经济系统。它把依赖物质能量单向流动的发展，转变为依靠资源循环来实现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循环经济的实施必将带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循环经济的福建省地方立法，既能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能促进我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保障

虽然我国已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贸组织要求，关税等贸易壁垒不断减少，但随着全球环保意识加强，许多国家正转向以苛刻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来构筑新的贸易壁垒，即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如福建的家具出口至欧盟，曾由于甲醛超标，而遭遇退货，无法正常销售。因此，要想使福建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突破这些绿色壁垒，使其更符合国际通用标准，也必须加强循环经济立法，通过清洁生产、清洁消费，使这些出口产品达到国际通行的“绿色标准”，为产品国际化扫清障碍。加强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也是福建产品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关键环节。客观而言，这些年来，福建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在循环经济，环境保护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尝试，为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法制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福建省具有后发优势，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绕开某些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采用先进工艺和设备，及早进行经济质量的调整，探索出一条经济与环境发展并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笔者认为，在福建省进行循环经济立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关于完善福建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福建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模式

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中也确实涉及到许多经济立法的规则，但是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更多立足于当地的特色，确立符合生态规律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增长模式。福建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应当坚持经济和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思想，并尽量避免或减少与国家法律和福建省原有环境资源法规的重复，使福建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真正成为推动福建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专项法，而不是用循环经济法去取代或包含福建省其他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的法规。对于现行国家和省级立法未作规定的内容，福建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可以规定细致、全面的法律制度，以保证法规的可操作性。对于现行国家和福建省立法己有规定的内容，福建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应当总体重申现行立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政策、方针，但在某些方面可调整、补充、细化相关法律制度。

(二)定位福建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性质

与循环经济立法实施机制确定的一个问题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性质选择或基本立法思路。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将《循环经济促进法》设计为规范法、强制法或“硬法”。持这种主张的人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制度性，要求将福建省循环经济立法设计为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的“硬性”条款，以制裁那些不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的单位和个人。二是主张将福建省循环经济立法定位为促进法，属于政策法，以指导、引导福建省循环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笔者认为，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制裁违法行为，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更重要的是，法律在制裁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引导作用，即通过法律的实施而对一般人今后的行为发生积极影响。因此，在制定法律时，特别是在从事福建省循环经济立法时，应改变过去只注重否定性法定后果而轻视肯定性法定后果的立法模式，在内容上除了应设置一些条款惩罚违法者外，还应有相应的条款充分调动行为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同时，这种“政策法”、“促进法”也应含有强制性、可诉讼性的法律条款，使法律条文更具有可操作性。综上，笔者认为，福建省地方性循环经济立法的性质应当定位为“政策法”、“促进法”。

(三)完善福建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原则福

1、科学发展原则。科学发展观不排斥经济增长，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原则的内涵还应当包括: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即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对生产和生活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通过科学技术处理对废弃物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扩大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规模，扩大就业。2、因地制宜原则。要求福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要求各区(市、县)结合本地企业和区域的资源存量、环境状况、交通、消费特点等实际情况，扬长避短，合理调整自己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确定本企业和本区域的优先发展的产品和产业，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引进、发展高新技术、区域改造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不断地调整循环经济发展战略。3、统筹规划原则。指在福建省辖区内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相统筹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与年度计划、环境保护规划、城市规划、村镇规划、土地规划、森林规划、污染防治规划、城市环境质量控制规划、自然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科技发展规划等。在福建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中，强调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产业统筹规划;强调企业和全省的就业与社会保障负担、生态环境保护、企业债务和区域财政负担的负担统筹规划;强调循环经济发展必须借助的行政、宣传、法律、教育和科技发展等保证措施的统筹规划。4、强化监督原则。是指通过制定循环经济的法律规范，明确各方面的法定职责，强化法律责任刚性。通过立法，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及其相关企业、消费者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制，谁有违反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谁就将依法受到其法律追究，承担其法律责任。5、示范借鉴原则。该原则是为了保证循环经济循序渐进地发展，可以结合福建省的实际，建立重要技术、工艺、设备和区域的示范制度。通过建立有本省特色的生态工业园、生态农业基地、生态社区等示范以带动面上的循环经济良性发展。如可以选择物耗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清洁生产示范;选择主要的工农业废弃物和废塑料、家电、电子产品、包装等进行回收、集中、拆解、再用或再生利用、最终处理处置的全过程示范;循序渐进地在全省范围内分步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示范，形成有福建特色的生态工业园、生态农业基地、生态社区等。同时注意借鉴国际国内循环经济的成功范例，如国际上最成功的生态工业园区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区和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等，促进福建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界定福建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调整对象

1、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技术经济政策，也是福建省一贯推行的有效制度。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括: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共生、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气、废水、余热、余压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对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和再生利用。2、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应当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3、废料回收与再生利用。废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是指包括收集、分类、消毒、处理以及再利用那些可能成为废物的材料，使之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经济领域，用于生产新的、再生的或复合的产品，并使其符合相应的质量技术标准。如企业应当采用先进或者适用的回收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压等进行综合利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研石、尾矿、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4、清洁消费。绿色消费，也称可持续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指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这种消费模式不仅包括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对物种的保护等，例如福州市政府2012年出台对城市生活用水、用电、用气实行定额和分时购买制度就是对清洁消费制度的有益尝试。5、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是指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改造的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循环经济示范区。循环经济示范区是一种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示范区域。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是在园区层面积极探索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6、循环农业。循环农业要求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发展绿色产业和无公害食品，积极提高土、肥、水、种、药等投入要素的效率，推广使用高效安全生物农药，综合利用秸秆、牲畜粪便等废弃物，发展沼气等农村替代能源。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循环经济法篇4

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近年来矿区建筑安装、机械制造、地质勘探、住宿餐饮服务、印刷喷绘、汽车修理、加油站、医疗救护、物业管理服务、新型建材生产等既拉长了煤炭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条，又安置了富余人员，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政策扶持、理论指导和社会共识渐趋有利:我国先后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在研究制定《国务院资源利用条例》，这些法规都为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充裕的物质基础为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随着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煤电联营、煤化工等将成为澄合局重要的产业支柱，下游产品应运而生，矸石发电产生的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煤矸石和粉煤灰生产水泥、生物肥料、复合肥料的技术，也都有了新提高，这为澄合矿务局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循环经济将推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①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②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共赢”;③可以拉长产业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它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进步。

非煤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煤炭企业优先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非煤产业结构调整是多目标决策问题。要考虑产业及产品发展的市场前景、较好的经济效益、资源的综合利用、企业长远的发展，要保持全局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实现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非煤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结合澄合局发展实际，优先选择煤炭生产下游产业、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

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存在的问题澄合矿务局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做了一些实践探索，已有一定基础，但从总体看，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受传统主业的影响和资金、技术投入的不够:投入影响了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技术水平。大部分人对投入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认识，过多考虑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经营压力很大。矿区环境治理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沉陷、污水、粉尘往往是通过金钱补偿的方式，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问题。主导产业是煤炭，高科技的项目少:与煤炭相关产业的嫁接普遍停留在较低水平，综合利用装备规模小、工艺落后。集团虽是以煤、化工、电、路、建筑、重工、钢铁金融、物流产业为主的多元发展企业，但各产业自主经营，自成系统，缺乏各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影响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技术进步。政策影响:国家对煤炭企业清洁生产机制的推广政策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审批手续难的矛盾，影响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发展。

对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建议建立澄合矿务局产业转产资金和环保基金制度，积累专项资金用于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重视全局资源综合利用开发与矿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产品的运用推广等方面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推动产业升级;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人，专题研究解决全局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争取国家优惠的税收政策、资金支持，以指导我局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加强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发展的初步构想建设新区时，①要考虑矸石的消化和处理，对煤炭生产中产生的矸石进行筛选，无热值矸石用于沉陷区填充，再造农田，含热值高的矸石用于矸石发电，规划好矸石电厂建设和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形成煤—电—建材产业链条;②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综合处理井下水，使井下水变为生活用水或矿泉水，形成矿井生产—矿井水—生活生产用水、矿泉水产业链条;③借鉴阳泉矿务局的成功经验，建设煤—电—铝产业链，实现澄合矿务局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经营思想，力增在5～10年内，使全局的非煤产业产值等于或超过煤炭主业的产值。

加强澄合局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发展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产业重要性的认识:经济学上产业链条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基础的、上游的产业，消耗能源越多，产值相对较低;越往下游发展，能源消耗逐步递减，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越来越低。所以要坚持发展循环经济环保型产业，努力使全局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依赖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制订全局发展循环经济环保的规划:澄合局应将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纳入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及年度投资计划，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循环经济环保产业。要认真分析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明确环保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制定配套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局人才技术等优势，扩大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的规模，进行污染源治理，改善矿区环境服务，积极开拓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法篇5

关键词 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

中图分类号 DF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14-06

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是指循环经济基本法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制定与出台，而且影响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理解和执行。基于此，笔者拟就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展开综合研究，以期有助于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制定与执行。

1 国外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比较研究

综观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只有日本与德国制定了循环经济基本法，即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1]与德国《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2，3]。但是由于具体国情、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等存在差异，两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存在较大差距。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旨在建立循环型社会，故其立法架构基本遵循了循环型社会建立思路，具体表现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第三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政策（包括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政策两节）；第四章，附则。德国《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旨在系统运用3R原则解决废物管理问题，故其立法架构基本上围绕废物管理展开，具体表现为：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废物制造者、拥有者和处置者的原则与义务；第三章，产品责任；第四章，计划责任（包括管制与计划，废物处置设备核准两节）；第五章，促销；第六章，提供充分信息义务；第七章，监管；第八章，公司组织与废物管理者；第九章，最后规定；以及三个附件（即附件Ⅰ废物分类，附件ⅡA废物处理，附件ⅡB废物回收再利用，附件Ⅲ技术发展水平判别标准）。从国外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比较研究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可以吸取国外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的有益成分，但是必须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等。

2 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研究现状

（1）蔡守秋在《论循环经济立法》[4]一文中认为，循环经济基本法适宜采用《循环经济促进法》这种“政策法”或“促进法”的形式；《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章节和具体内容，应该针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循环经济的性质、特点、范围和作用确定。基于此，蔡守秋在该文中建议《循环经济促进法》可以借鉴《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成功经验，采取如下立法架构：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循环经济的推行；第三章，循环经济的实施（可以划分为生产阶段，消费阶段和处理阶段）；第四章，循环经济的鼓励措施；第五章，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从总体上看比较合理，但是容易使得权利义务关系疏于空泛乃至成为宣言式口号，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很好贯彻执行。

（2）中国政法大学《循环经济法》立法起草研究课题组成员王灿发、李丹、李俊红在充分吸收第二、三次《循环经济法》立法起草专家研讨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于2006年7月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博览会（苏州）暨循环经济立法与政策研讨会上提交《循环经济法的建构与实证分析》一文，并在该文中提出如下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职责与管理；第三章，生产建设中的资源循环利用；第四章，消费流通中的资源循环利用；第五章，废物回收利用；第六章，鼓励与扶持措施；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该种立法架构虽然能确保循环经济各个阶段都处于循环经济基本法框架之下并遵循特有法律要求，便于监管部门依法控制与管理循环经济活动各个阶段，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将承上启下、前后衔接的循环经济运行过程武断地割裂为建设、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进行分段规制，导致对循环经济运行进行全过程整体规制的法律条文或者无所适从，或者被武断支解而造成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断裂。二是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在第二章中专门规定政府、单位和个人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职责”，有所不妥，试问其他章中有关政府、单位和个人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职责或义务就不是“职责”了？三是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的第三章与第四章的章名称值得研究，虽然循环经济的核心是高效与循环利用资源，但是高效与循环利用资源并非循环经济的全部。

（3）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循环经济立法研究》项目组成员张天柱于2006年7月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博览会（苏州）暨循环经济立法与政策研讨会上提交《关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设计思路》一文，并在该文中提出依3R为主线架构循环经济基本法（即在循环经济基本法中，将3R划分为减量化与重复利用、循环利用两大基本内容，以此贯穿于生产建设、流通消费、废物处理处置等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在该种立法架构思路下，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立法架构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职责分工；第三章，综合管理；第四章，资源利用的减量化；第五章，重复使用与循环利用；第六章，扶持措施；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看似具有清晰的思路，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第二章“职责分工”在循环经济基本法中不该单列成章，最好以简明扼要的表述纳入第一章“总则”，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个领域的基本法的法律条文并不是很多，在相关立法中尽可能让相关法律条文资源配置在关键环节上，再加上中国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可以根据中国传统政治惯例加以确定或由政府出面统一协调。二是第四章“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与第五章“重复使用与循环利用”将与现存《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内容有很多重复之处。与此同时，还有人提出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的基本顺序架构循环经济基本法。该种立法架构思路认为，循环经济基本法主体部分应当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的实施顺序设计，法律草案主体框架应当包括循环经济规划与管理、减量化原则的推行与实施、再利用原则的推行与实施、再循环原则的推行与实施、废弃物的最终处理等五个部分。该种立法架构思路虽然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特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没有提供充足鼓励与扶持措施并将鼓励与扶持措施独立成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循环经济法律的激励功效，因为循环经济发展在中国目前尚存在诸多瓶颈制约因素，急需政府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旗帜鲜明地采取鼓励与扶持措施；二是相关内容将与现存《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内容有很多重复之处。

（4）戚道孟、刘翠娥在《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初探》[5]一文中认为，中国要建立循环型社会就必须制定《循环经济法》，且其立法架构如下：第一部分，总则；第二部分，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三部分，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构的义务和职责；第四部分，法律责任。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看起来比较简洁，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存在内在逻辑问题――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肯定涉及“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构的义务和职责”，但没有纳入第三部分而独立成章，将本来一个完整的“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构的义务和职责”人为分解与割裂。二是第三部分“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构的义务和职责”在外延上不周延――循环经济的推行与实施不仅仅是“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构的义务和职责”，还包括诸如非政府组织、在华外国人的义务和职责。

（5）周珂、马绍峰、姜林海在《循环经济立法研究》[6]一文中认为，紧跟时代步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应当如下：第一部分，循环经济法的总则部分；第二部分，循环经济法的分则部分（主要应包括国家、企业、个人及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的分则部分基本上是按照权利义务主体类别设计，虽然意在循环经济法律中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容易导致循环经济法律出现重复性条款，如在绿色采购中，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都负有义务，分别规定就会出现条款重复的现象。

（6）董凝慧在《浅谈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7]一文中认为，中国应顺应国际国内循环经济发展形势，修改《环境保护法》，制定《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并将这两部法律作为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就修改《环境保护法》而言，应该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作出规定，并对分则中部分章节、条款进行修改和增删，补充循环经济相关内容，删掉与循环经济不符的章节和条款。就制定《循环型社会基本法》而言，其立法架构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第三章，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第四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政策；第五章，附则。上述《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与参考了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的立法架构，但是该立法架构存在以下问题：第三章“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单独成章，紊乱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为第二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是国家（含各级政府）的责任，第三章“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政策”既包括国家（含各级政府）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7）《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8]反映和体现的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规划；第三章，实施；第四章，法律责任。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比较简洁合理，但是没有提供充足鼓励与扶持措施并将鼓励与扶持措施独立成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循环经济法律的激励功效，因为循环经济发展在中国目前尚存在诸多瓶颈制约因素，急需政府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旗帜鲜明地采取鼓励与扶持措施。

（8）《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9]反映和体现的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规划与计划；第三章，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第四章，支持与鼓励；第五章，示范与推广；第六章，宣传教育；第七章，附则。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从总体上看符合其定位于“促进条例”的软法性质，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定位于“促进条例”，没有法律责任或罚则一章，将大大制约或削减其功效。二是第三章名称“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不妥，虽然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与循环利用为核心，但并非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就等于循环经济实施，也就是说循环经济并非简单的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而是一种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

（9）《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10]虽不具有严格而完整的立法架构，但是其主体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以下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循环经济的组织推进；第三章，循环型企业建设；第四章，区域循环经济建设；第五章，资源循环型社会建设；第六章，鼓励扶持措施；第七章，附则。以“循环型企业建设-区域循环经济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建设”为架构思路的该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虽然从总体上看符合其定位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软法性质，各个层次的各个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纯粹定位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软法性质，没有法律责任或罚则一章，将大大制约或削减其功效。二是第三章、第四章与第五章之间的简单并列关系存在逻辑问题且按照“循环型企业建设-区域循环经济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建设”思路组织循环经济基本法主体部分很容易造成相关规范内容重复和累赘，因为“循环型企业建设”、“区域循环经济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建设”在循环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既呈现内涵外延的递进关系又呈现时空分布的并存关系。

此外，还有人提出了下列两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思路：一是按照循环经济管理对象（产业）架构循环经济基本法，即按照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要求来架构循环经济基本法。该种立法架构思路的优点在于针对循环经济管理对象或行业进行规定，可以使企业明确其适用的法律规定；缺陷在于循环经济的管理对象不仅仅是这三种行业，循环经济基本法的调整范围应该包括全社会，循环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二是按照循环经济实施过程架构循环经济基本法。该种立法架构思路认为，循环经济基本法框架的主体部分应当包括五个部分：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再利用、热回收、安全处置。该种立法架构思路的优点是明确循环经济基本法所要规制的是上述五种活动，任何主体在进行上述五种活动时必须遵守法律相关规定；缺陷是无法明确管理主体的规划、监督等职责。

3 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研究反思

综合分析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研究现状后，我们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之所以提出了品格各异的数种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主要缘于对中国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以及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与基本内容的认识差异。因此，要想科学合理地架构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必须深刻理解与领会中国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真正明确与把握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与基本内容。

“循环经济”一词并不是国际通用术语，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从“循环经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演变进程看，它是国际社会在追求从工业可持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关于发展模式的理念，它是针对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由于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一，中国与德国、日本等国在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实践方面，有较大差异，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概念及实践。总体上，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的认识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生背景。发达国家在逐步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后，由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结构引起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以提高生态效率和废物减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环（3R原则）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我国是在压缩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较低发展阶段，为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第二，基本内涵。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最终旨在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我国目前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和探索实践看，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所以，我国循环经济实践最先从工业领域开始，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拓展到包括清洁生产（小循环）、生态工业园区（中循环）和循环型社会（大循环）等三个层面。从目前实践看，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物质能量流动方式的管理经济。具体讲，是通过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等3R原则，依靠技术和政策手段调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流程，将传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这一线性物质流模式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模式，提高资源能源效率，拉长资源能源利用链条，减少废物排放，同时获得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实现“三赢”发展。

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经济法还是环境资源法；二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强制法（即硬法）还是促进法（即软法）。就第一个层面而言，目前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经济法，而不是环境资源法。[11]二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环境资源法。[12]三是循环经济基本法部分属于经济法，部分属于环境资源法。[13]笔者认为，循环经济基本法是一部环境友好型经济法。一般而言，法律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准，法律调整方法是划分法律部门的辅助标准。循环经济基本法主要是调整单位和个人的循环经济活动或行为。循环经济活动或行为既要遵循生态规律的要求，更要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从根本上说，循环经济活动或行为只能在符合经济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循环”起来。因此循环经济基本法是由部分环境法性质规则与部分经济法性质规则构成的环境友好型经济法。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目前有以下两种基本观点：一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促进法（即软法）。[14]二是循环经济基本法是强制法（即“硬法”）。笔者以为，对循环经济基本法是强制法还是促进法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绝对化、简单化。首先不能将德国、日本循环经济基本法的“软性”用来证明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必然是“软法”，或者用中国《清洁生产法》的“软性”推导未来循环经济基本法就必定或应该是“软法”，这都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一部法律究竟定位是“硬法”还是“软法”，取决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受制因素是该法的调整对象。其次，所谓促进法（即“软法”）和强制法（即“硬法”）之分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软法”或绝对的“硬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法律。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程度上或强或弱而已。最后，一部法律的“软性”或“硬性”，也不能简单地看该法律自身有多少制裁措施或具体量化的程度。实际上，许多高级上位法的规范都是比较抽象的，其规范的落实和被遵守，需要由下位法来具体保障。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虑，在目前诸多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状况下，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定位于兼具软法规范与硬法规范且具有一定强制性与制裁性的“促进法”是比较合乎逻辑和时宜的。

在深刻理解与领会中国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以及真正明确与把握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分析中国循环经济的基本内容或环节（即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所要规制与调整的基本内容），以求理出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结构主线，进而围绕结构主线有效架构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在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模式下，为克服传统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弊端，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主要由适度生产系统（包括资源适度开发、项目适度建设以及产品适度生产）、适度消费系统与回收利用系统构成，自然资源通过适度生产系统转变为产品，产品又通过适度消费系统变成为废弃物，废弃物通过回收利用系统实现再生利用，从而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与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进而建立资源循环型社会。因此，推进循环经济乃至资源循环型社会的建立，主要应该从适度生产系统、适度消费系统和回收利用系统三个环节着手。具体而言，在适度生产系统方面，从产业上看，包括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即一、二、三产业）；从外延上看，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就产业而言，生态农业是循环经济的基础；生态工业是循环经济的主体；生态服务业是循环经济的纽带，为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服务。就外延而言，从微观层面上，应在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推进技术进步、加强废物利用、强化生产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降低物耗和管理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品质量，减少废物产生与排放，以最低资源消耗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在中观层面上，应在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布局和匹配，以技术、产品、废物、信息等为要素构建产业链，形成企业间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废物的梯次利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宏观层面上，应在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规划中，运用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把一、二、三产业进行统筹规划，使资源、产业、市场、人才等布局得到合理配置，使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在实际工作中按循环经济理念进行建设项目引进、产业布局、资源配置。通过宏观调控和引导，使无序的产业布局变成有序的，互为补充的产业布局，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避免由于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而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造成负面影响。在适度消费系统方面，一是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二是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三是提高公众的消费素质；四是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在回收利用系统方面，一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废弃物回收系统，避免零散的、无序的废弃物回收对环境的危害和资源的浪费，为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创造条件；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废弃物利用系统，使一部分尚具使用功能的部件再进入消费领域，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使不具备使用功能的部件通过资源再生进入再生产领域以实现持续利用；三是要建立社会化的无害化处理处置系统，将无任何使用价值的真正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避免污染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笔者认为，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主体部分应当按照适度生产-适度消费-回收利用这条主线进行立法架构。在考虑与已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后，笔者建议，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立法架构应如下：

第一章，总则。该章主要规定立法目的、循环经济定义、适用范围、基本方针（或原则），管理体制、循环经济科技支撑、循环经济宣传教育、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循环经济公众参与、循环经济交流与合作、循环经济表彰（或奖励）等内容。

第二章，建设与改造（因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漫长而繁复的建设与改造过程，故笔者建议将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中引导与规范循环经济建设与改造的主体部分定名为“建设与改造”，以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国情与基本规律）。该章分为一般规定、适度生产、适度消费、回收利用等四节。

第一节“一般规定”遵循“自上而下”（即先政府后企业与公众）的思路，主要规定循环经济建设与改造中的基本制度及相关原则性规定，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循环经济目标责任制度、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制度、循环经济鼓励与禁限名录制度、循环利用产品优先准入制度、企业资源循环利用责任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与考核制度以及单位和个人发展循环经济的一般义务和权利。

第二节“适度生产”遵循农业-工业（依据产品生产经营流程）-服务业-生态园区的基本思路，主要规定循环经济建设与改造中适度生产的基本规范，具体内容包括一般要求、循环农业、资源开发与循环利用、产品环境友好评价与生态设计、产品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限额管理、产品绿色包装、循环服务业、生态园区建设等。

第三节“适度消费”主要规定循环经济建设与改造过程中适度消费的基本规范，具体内容包括适度消费总体要求、政府适度消费政策、节约型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资源性产品生活性消费定额制度、旧物品交易与循环利用、一次性易耗消费品限制性规定等。

第四节“回收利用”主要规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基本规范，具体内容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本顺序、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经营管理、废旧物资进口管理、包装物回收利用、废旧机动运输工具与机电设备回收利用、废旧家用电器回收利用、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废旧轮胎回收利用、废旧塑料回收利用、废旧金属回收利用、废纸回收利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等。

第三章，鼓励与扶持。该章主要规定有关循环经济的鼓励与扶持措施，具体内容包括税收优惠、投资倾斜、专项资金、金融扶持、价格激励、政府绿色采购等。

第四章，法律责任。该章主要规定相关法律关系主体违反义务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该章主要规定相关专业术语定义、实施细则制定权、基本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以及基本法生效日期等事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 循环经济立法选择[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5. [Department of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Choice of Circular Economy Legislation in China[M]. Beijing: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3：1～5.]

[2] 德国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英文 第一部分）[R］. ，2004-09-29/2006-05-09.[ Regulations of Guiyang City on CircularEconomy Ecocity Construction[R］. ，2004-09-29/2006-05-09.]

[9] 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R］. npc.省略/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 =348403&pdmc=110120, 2006-03-22/2006-05-09.[Regulation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on the Promotion of Circular Economy[R］. npc.省略/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 =348403 &pdmc=110120, 2006～03～22/2006-05-09.]

[10]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R］. cq.省略/zwgk/zfgb/n2005/d10/20050610211.HTM，2005-06-10/2006-05-09.[ Decisio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on Developping Circular Economy[R］. cq.省略/zwgk/zfgb/n2005/d10/20050610211.HTM，2005-06-10/2006-05-09.]

[11] 高莉.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问题思考[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19（5）：86～94.[Gao Li. On the Legisl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J]. Journal of Jiangsu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2004，19（5）：86～94.]

[12] 蔡守秋.对加快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N]. 中国改革报，2004-11-08：(8). [Cai Shouqiu. On Promoting the Legisl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N]. Chinese Reformation Daily，2004-11-08：(8).]

[13] 蔡文灿，蔡守秋，胡靓.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选择[J]. 云南环境科学，2004，23(4)：15～17.[Cai Wencan, Cai Shouqiu, Hu Liang. Choice of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J]. Yunnan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4，23(4)：15～17.]

[14] 周珂，迟冠群.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要性刍议[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9～14. [Zhou Ke, Chi Guanqun.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J]. Journal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 2005，（1）：9～14.]

On the Legislative Structure of Circular Economy Basic Law in China

QIAO Xingwang NING Ning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400030, China)

循环经济法篇6

关 键 词：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可持续发展，环境法修改

就生产活动与索取资源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技术经济范式。传统的线形范式下，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进行加工，生产产品，将废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即“资源 – 产品 – 污染排放”。其后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它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随着人类的高度产业化，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日益严重，循环经济范式受到重视，它是通过生产与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首先减少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环境友好生产。[1]循环经济是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均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来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绿色GDP增长。尤其是日本，从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多个层面制定了多项循环经济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保障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保证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就拟从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着手对循环经济立法进行分析。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背景

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伴随着社会的高度产业化而出现的现象。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过程中的烦恼。特别是日本，战败以后为了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荒废了的国土，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举国上下不顾一切地致力于产业复兴，专心于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地到处都在进行无视与自然相协调的过分开发和工厂作业，从而给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和极度恶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产业活动而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在日本发生了诸如骨痛病、水俣病之类的健康受害事件。另外城市周围的土地及水域的生活环境遭到损坏，使动植物的生育繁殖产生很大障碍。由于公害严重蔓延扩大，保护环境就以公害问题这一尖锐形式提了出来。[2]为此日本于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其中规定“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单纯强调了经济发展。这部基本法的实施遭到全日本人民的反对，以牺牲民众健康及生存环境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本末倒置。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专门探讨公害，修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删去了“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的条款。[3]日本虽然在60年代与7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污染的环境政策。但在“泡沫经济”的80年代后期，急剧增加的废物量对于废弃物处理场地的需求不断增长，政府不得不强化对废弃物的管理政策。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要求日本在21世纪必须克服其环境与资源限制建立新型社会经济体系

在考察日本循环经济立法背景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环顾一下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因为这些国家的立法也成为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大背景。

德国是最早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1972年德国制定了《废物处理法》。1978年推出“蓝色天使”计划。1986年《废物处理法》修改为《废物限制及废物处理法》。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该法1998年进行了修改。1998年还根据这项法律修改了《包装法令》。此外，1999年德国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2000年制定了《200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2年制定了包括推进循环经济在内的《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和《森林繁殖材料法》，2003年修订了《再生能源法》。[4]可见，德国是先在个别领域逐渐建立相关立法再制定循环经济法，而后又制定其他法律推进循环经济法的实施。

在德国不断加强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下，一些欧洲国家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也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议会于1994年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制”的原则，并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之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法规也都相继出台。

美国虽然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自俄勒冈、新泽西和罗得岛等州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以来，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5]虽然如此，美国在环境法上还是对日本有重大影响的，如美国的环境影响事先评价的制度化就早于日本并对日本环境立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制度是循环经济立法中发生源对策的重要法理。所谓环境影响事先评价是指当计划开发的时候，要事先从开发行为给环境方面带来的所有的影响角度进行调查、预测，公开其结果并听取关系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评价开发计划是否得当，决定是否实施开发的过程和技术手段。[6]而这一制度的发端是1969年美国制定的第一部联邦环境成文法-《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7]

二、日本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及特点

1991年，日本国会再次修订了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该法至今已修改过20次），并通过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3年，日本又以减少人类对环境的负荷为理念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实现了环境立法从完备单项法律体系为目标走向法典化的重要一步。此后，《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与《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分别在1995年与1998年被通过。到90年代末，伴随着这三项法令的实施，日益增长的公众意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需要，需要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并发展一种能使得日本在21世纪克服其环境与资源限制的新型社会经济体系。日本国际贸易工业部工业结构委员会在1999年7月准备了一份《循环经济规划》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为了同时取得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一种循环型经济体系”，以便将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融合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2000年被命名为日本“资源循环型社会元年”，同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六项法案：《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修订）、《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修订）、《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2002年还通过了《车辆再生法》。

目前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这也保证日本成为了资源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循环经济立法模式与德国不同，在立法体系上更有规划，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2000年前后形成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呈现出以下层次：

由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是调整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处于循环经济立法的核心地位，理解与分析这部法律就成为把握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关键。我国目前无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8]，但存在现实的环境问题需要解决，因而了解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对于我们从立法论上探讨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也是大有裨益的。该法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立足于日本环境与资源的现实情况，战略性的将立法提高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高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日本是土地狭小、资源受到严重限制的国家，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短边”[9].因而从普通民众到国家的领导层都重视环境与资源问题。《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认为，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遵照环境法的基本理念，确定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根据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鼓励采取主动而积极的行动，减少环境负荷，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逐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型社会是指通过抑制产品成为废物，当产品成为可循环资源时则促进产品的适当循环，并确保不可循环的回收资源得到适当处置，从而使自然资源的消耗受到抑制，环境负荷得到削减的社会形态。[10]

第二，国家、地方政府、和公众合理分担责任。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的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是一种制定政策措施的责任，其实并不是具体的法律责任规定。[11] 而企业与公众的责任则规定的较为详尽。这里的企业责任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生产者责任。在企业责任中贯彻了环境法的预防为主、防治综合、综合治理、污染者负担责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则。要求企业在经营中采取必要措施，抑制原材料、产品和容器变成废弃物；当它们成为可循环资源时，由企业负担费用进行适当的循环；当其不能循环使用时进行适当处置。另外，在企业的责任上，《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与各专项法相衔接，《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建筑材料循环法》等法律中还具体规定了企业的义务和违反这些义务的行政处罚。公众的责任是要抑制产品变成废弃物，尽量循环使用，并适当处置废弃产品。当然这更多是民事主体对自己的物的处置，若无强行法的禁止性规定，民众享有处分自己财物的自由。因而与其说是民众的责任，不如说是法律对民众的一种号召。因为大多数消费品已经课征了保护环境的税。

第三，采取了环境影响事先评价制度。[12]法律规定避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公众的消费活动产生废弃物，尽量实现可循环利用的生产消费方式。企业在商品的制造、加工或者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中，对其经营活动涉及的产品和容器应事先进行自我评价，据此设计可以降低产品和容器环境负荷的多种措施，以此来抑制该产品和容器变成废弃物，在其成为可循环资源时则促进其循环，并降低循环和处置带来的环境负荷。也向公众提供必要信息，以便抑制产品和容器变成废弃物，或者在其已经变成可循环资源时对其进行循环或处置。

对环境影响事先评价还需与日本各地方的环境评价条例和1981年提交国会的环境评价法案联系起来考虑。[13]拥有许可认可权的行政机关可以环境影响评价的结果决定是否许可认可。对容易造成废弃物的，拒绝许可认可，从而通过行政权的阻止来确保循环生产经营。但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循环经济事先评价实施的情况下，居民能否就企业环境评价程序与内容的不适之处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开发行为的许可，在过去的判例中，其构成取消诉讼对象的处分性一直得到承认，行政机关根据对环境方面的考虑不充分的评价书许可开发，或产生显著的环境恶化已经非常明白却仍然许可开发的场合下，遭受因开发带来的环境上的利益损害的附近居民，可以对许可提起取消诉讼，指责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上和内容上的瑕疵，但是仅限于采取申报制而不是许可认可制的事业的场合下。[14]在循环经济事先评价上，目前虽无判例可循，也应认为在采取申报制的情形，允许居民就企业产品和容器事先评价程序与内容上的不适之处提起诉讼；而在行政机关许可认可的情形则不应允许起诉，因为行政机关的鉴别能力应是高于普通民众的，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决定过程中存在着构成取消诉讼对象的“处分”。

第四，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计划和计划实施的时间表，确保循环经济的贯彻实现。内容上，计划应规定的事项是：（1）关于建立循环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2）政府为了有计划和综合性地推进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将要采取的政策。（3）除了前两项所示内容之外，为了有计划和综合性地推进循环社会的建立将要采取的政策。程序上，计划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中央环境会议向环境大臣提出制定有关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具体导则的建议。（2）环境大臣应根据导则，听取中央审议会的意见，并同其他负责资源有效利用事物的部门大臣充分协商，在6个月内拟订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的草案，提请内阁会议决定。（3）当内阁对草案做出决定之后，环境大臣应及时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向国会报告，并同时向公众公开。（4）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一般每5年重新审议一次。[15]

第五，以和为后盾，加强技术研发和普及循环经济知识。由国家承担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科技发展的任务，包括制定与完善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造成环境负荷程度的评价，开发抑制产品变成废弃物的技术，以及对可循环资源进行适当循环和处置的技术。循环型社会的建立还需要得到企业和公众的理解与配合，国家也需采取必要措施，就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相关知识，促进宣传、教育和。[16]

第六，鼓励民间团体自愿活动，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日本的环境保护民间自愿性团体很多，为争取民众环境权做出巨大贡献。这部法律鼓励民间团体的包括回收可循环资源、转让或交换可循环资源，对已经成为可循环资源的产品和容器进行有利于其循环和处置的标志等自愿活动，并且国家为其提供包括可循环资源产生、循环和处置状况的信息。另外，日本国受地理状况、资源的限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受到制约，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就很必要。这部法律也专门对此作出规定。[17]

三、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和我国环境法的任务

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很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而我国作为发展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环境资源因素。环境资源问题使GDP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大约占当年GDP的2.1-7.7%，中国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环境损失。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是以环境要素资本来支撑和推动的，这必然是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投入成本。[18]发展循环经济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势在必行，中国环境法面临着所未有的重要任务。

（一）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进行循环经济立法首先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战略。在新战略指导下，环境保护立法产生新理念，从单纯的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循环经济活动模式。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成为威胁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应以持续的方式使用资源，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善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使经济的发展保持在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法的目的价值，能够表现出立法者所要追求的法律精神。因此，同样重要的就是用法律的方式来对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行法律的调整和保障。

其次，循环经济立法是确保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我国资源前景不容乐观。原油进口量逐年激增，水资源紧张，不少矿藏超负荷开采，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十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严重超载。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只有局部改善，整体却一直在恶化。近年来水体污染、黄河断流、沙尘暴、江河洪水、非典疫情凸显了生态问题的严峻。为了在保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的同时，确保环境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根本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实现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尽管我们较早地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且也制订了一系列配套的环境经济政策，但环境政策在社会运行主流形态中呈现边缘化状态，环境保护在经济活动执行过程中呈现软弱化状态。由于环境政策设计的边缘化和环境保护实施的软弱化，使得我们谋求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目标，始终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实践的主流活动。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新的制度构架和政策安排，把解决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融合起来，并将这种融合形式植入到社会主流运行形态之中，并逐步使其成为主流经济运行形态。由于循环经济内涵的多层次性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针对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循环经济设计为这种制度构架来解决物质循环链中各利益实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

从微观来看，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也是公民环境权实现的有力保障。设立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使之受到保护，保护是权利的应有之意。公民环境权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对人的尊严及自由的日益重视，权利的种类和内容不断得以扩充和完善而进入文明体系的。[19]有些国家公民环境权已为宪法或专门的环境法确立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顺利地实现了从应有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过渡，如波兰、南斯拉夫、智利、巴西、匈牙利等国。另一些国家，虽然并未以立法形式明确承认公民环境权，但有了关于环境权保护的司法实践，如美国和日本。[20]在我国还没有以立法方式明确承认环境权，环境权对于我国公民来说还是一种应有权利。但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对环境权的承认和保护，我国法学界认为公民环境权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21]而循环经济的立法对于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则是致关重要的。循环经济法律可以调动国家、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力量实现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防止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成为公民良好的生活环境的制度性保障，也体现了以人为本又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的立法要求。

（二）现行环境法下的循环状况

自1979年以来，在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已有由全国人大制定的19部法律，由国务院颁布的30余部行政法规，由国家环保总局等制定的70余件部门规章，由地方政府制定的900余件法规和规章，同时还有400余个全国性的环保技术标准。[22]上面我们从立法论的角度考察了日本循环经济的立法和在我国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但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如果现行法对此并无规定，不论其合理性如何，那么仍只能局限于学理的探讨，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在环境法领域，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环境法体系的基础，是各种环境法律、法规、制度的基础。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宪法第9、10、22、26条。其中第9条第2款是直接针对环境资源的：“国家保障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这些条文是环境立法的基础，但并未将循环经济写进去。

在综合性环境基本法层面上[2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法律开宗明义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主义业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也并未确立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思想。只是在法律的个别条文提到应对资源提高利用率，如该法第第25条规定：“新建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 因此，循环经济在综合环境基本法层面上还没有规定。

在专项法层面上，目前的环境立法庞杂，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年制定，1996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评价法》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03年）等。这些专项立法基本没有像日本那样采取循环经济立法理念，还是污染防治型的立法。虽然有学者认为《清洁生产促进法》是“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事业有了性进步。”[24]也有学者认为：“《清洁生产促进法》作为专门性法律，借鉴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企业层次上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套比较抽象的法律解决机制。”[25]但笔者认为，该法离循环经济的立法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清洁生产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初级阶段，在于把末端防治转变为源头防治，着眼于生产领域，而循环经济则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过程，解决的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循环经济模式把环境与资源看作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而清洁生产方式下，资源环境仍然是在经济发展之外考虑。循环经济立法模式下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全部参与，而清洁生产主要还是定位在企业层面。因而尽管采纳了循环经济的部分理念，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还不能看作是循环经济立法。

只是在比较低的立法层面上，出现了2002年辽宁省制定的《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

由此可见，从我国目前的环境法体系来看，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些法律并未对循环经济直接做出规定，只是个别法律附带的起到了一些循环经济的效果，是不全面、不系统，因而也是不、在实践中无法被认可的。

（三）循环经济立法的构想-中国环境法修改的任务

虽然我国基本没有循环经济的立法实践，但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背景及状况，我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立法还只不过处于萌芽阶段，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的规定零星而无可操作性，环境法的修改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修改应从长远考虑，制定一个环境法整体的修改框架和规划，把循环经济的理念贯彻进去，确立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类似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的基本法和完善各项专门立法。

在基本原则上，应该遵照我国环境法的基本精神，确立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把基本原则提升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高度上一是可以保证环境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防止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环境法具备法的一般属性，能够使国家调节环境社会关系的活动遵循客观并具有普遍效力，能够影响和引导被调节主体的环境决策和行动使之符合环境法的价值目标。二是给环境立法体系提供一个总的方向，在考虑各个法律制定与修改时都不致偏离。三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应计划和综合性的推进建立循环社会政策的实施时以此为目标。环境法不仅具有一般法的稳定性属性，更具有其它法所不突出的灵活性特征。环境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特征要求国家必须适时地调整环境政策，改变调节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协同调节。在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变化时要始终坚持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四是通过在全社会普及环境法知识，让企业和公众都有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参与意识，并自觉地循环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并相互监督。

在循环经济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上，由于目前环境法立法繁多，不太可能一步到位。可以考虑分几个步骤来实现：

第一步，修改《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作出规定，并对分则中的部分章节、条款进行修改和增删，补充循环经济相关内容，删掉与循环经济不符的章节和条款。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与《环境保护法》一起构成我国循环经济基本法。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章：

第一章 总 则

规定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遵循的宗旨、可循环资源循环和处置的基本原则以及“循环型社会”、“废弃物”、“可循环资源”、“循环”、“再利用”、“再生利用”等基本定义。

第二章 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计划

政府为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实施，必须制定有关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计划。规定计划制定的内容和程序。具体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并参照日本的立法，由国务院委托国家环保总局作为起草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规定计划与其他国家计划的关系，其他国家计划应以建立可循环社会基本计划为基础。

第三章 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具体规定国家、各级政府、企业、公众在建立循环型社会中的责任分担。并规定各方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措施，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

第四章 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政策

包括抑制原材料、产品等变成废弃物的措施、保证可循环资源适当循环和处置的措施、产品和容器的事先评价、抑制原材料变成废弃物的经济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促进循环型社会相关的和的发展政策、鼓励民间团体的自愿性活动、国际合作等基本政策。

第五章 附 则

规定法律生效的时间。

第二步，在《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颁布实施后，制定一部《废弃物处置法》并修改已经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将两部法律作为循环经济的综合法。

第三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专项立法。并制定专门针对具体行业的专项立法，如《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容器与包装循环利用法》等。

第四步，对较低层次的立法进行彻底清理，与基本法、综合法和专项立法相抵触的无效作废。对新制定的行政法规、地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要严格审查通过，使之与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相衔接，符合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

第五步，对宪法和其他的基础部门法进行修改，如民法、刑法。使环境法在国家根本法的指导下与这些部门法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法律体系，它们之间相互制约和合作，在促进各自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同时，相互协调和平衡，以共同实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总目标。

：

1.「日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2.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版。

3.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4.汪劲著：《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6.张坤主编：《循环经济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7.「美Steven Ferrey： Environmental Law， 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3.8.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编译：《循环经济立法选择》，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8月。

注释：

[1] 尤完、齐建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与循环经济》，载于《财贸经济》2004年第10期。

[2] 「日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页。

[3] 唐荣智，于杨曜：《循环经济法比较研究-兼评我国首部清洁生产促进法》，《杭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4] 参见常纪文：《欧盟循环经济立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10.19.0.115/showarticle.asp？id=1178（2004年1月2日访问）。

[5] 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41页。

[6] 同注2，第128页。

[7] 这部法律通过国家政策来“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安全与健康，为他们提供生产、审美和文化上令人愉悦的环境。”参见「美Steven Ferrey： Environmental Law， 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3， p2.

[8] 本文下面的部分还会对此有详细论述。

[9] 经济学上认为经济发展受“木桶短边”效应的制约，某一最弱的部分将影响全局。

[10] 参见《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1、2、3条。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编译：《循环经济立法选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1] 该法第9条规定：“国家有责任根据第3条至第7条关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制定和实施有关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而且综合的政策措施。”第10条规定了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有责任根据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可循环资源得到适当的循环和处置；并有责任在建立循环型社会方面与国家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根据本辖区自然和社会条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同注9.

[12] 同注9，参见《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20条。

[13] 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真正的环境影响事先评价制度化的动向。1976年川崎市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是其开端。根据日本环境厅编的平成8年（1996年）《环境白皮书》（1996年6月大藏省印刷局发行），截止1995年12月底，日本的59个都道府县、指定城市中，已有6个地方公共团体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条例，44个地方公共团体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纲要，其余9个地方公共团体中，有6个已预定实现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化，另外3个地方公共团体也在计划制定环境基本条例时涉及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同注2，第132页。

[14] 同注2，第136页。

[15] 同注9，参见《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章。

[16] 同注9，参见《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27、30条。

[17] 同注9，参见《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28、31条。

[18] 同注1，参见尤完文。

[19] 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20] 参见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载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21] 笔者2005年1月5日访问了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net），并输入“环境权”作为关键词在法学类期刊中进行检索，共搜索到139篇文章对环境权进行探讨，大多数文章主张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进行保护。

[22] 参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zhb.gov.cn）政策法规一栏。

[23] 综合性基本法是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立法依据，将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保护和改善的综合性实体法，它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处在仅次于宪法的核心地位上。参见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8页。

循环经济法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法律制度；责任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的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将清洁生产和废物利用融为一体，实行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遵循3R原则，即资源—生产—再资源。这样便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宝贵而有限的自然资源，给环境带来最少的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劲头迅猛，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外汇储备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和资源代价。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值是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模式。鉴于此，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维护生态系统，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政策性规定。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便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对企业的监管制度。

二、国外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分析与比较

在大陆法系中的许多国家，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立法的良性互动构成这些国家鲜明的特色。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1.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关于循环经济立法最早和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以德国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进程为例，德国于1972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1978年制定了废物处理和电子产品回收的法律。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后，该国于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1998年修改)，现在成为统领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其特点是突出和强调对废料的再利用，将循环经济思想的适用领域从包装废物扩展到全部废物，并且明确了循环经济的范围。此外，该国在1998年至2005年间制定了《包装法令》、《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法令》、《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再生能源法》、《电子产品、电器的流通、回收及处理法》等近20部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已经趋近完善，既有统领该法律体系的基本法，还有适用于各个不同部门的特别法律。所有的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明确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在推动循环经济中的责任。

2.日本

日本在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体验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饱受大自然的惩罚。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境立国”的口号，以构建循环型社会为主旨，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利用和家用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1991年首先颁布《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5年颁布《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1999年颁布《建筑材料循环法》后，2000年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法。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三、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循环经济立法的步伐。从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到《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的颁布，均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方面的要求。此外，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各地方立法也呈现出区域性。例如，贵州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领域的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广东、上海等地也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措施、循环经济示范推广、发展过程的鼓励与处罚等方面作了规定。目前，我国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法律适用中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对此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为所有法律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为了保障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准确地适用，应在宪法中明确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适时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发展循环经济的条款，使得循环经济拥有宪法根据，把循环经济立法纳入宪政建设的高度。

2.完善循环经济基本法

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明确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宗旨，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新的环境问题会随之而生。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基本法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灵活运用其中的原则制度，以应对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仍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最高院可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不断地完善循环经济基本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有机整体。

3.制定各个具体领域的单行法

通过单行法的制定，使得循环经济法得到落实和细化。循环经济涉及包括废弃物的处理，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各个领域，欲有效解决各类问题，需要具体的单行法的补充适用。针对不同的领域，需适用不同的单行法。例如，进一步修订完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环境法律，对资源的节约、回收、再用、再生利用做出特殊而具体的规定。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和制定各单行法，从而使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尽快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

4.以条例和规章为补充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开展，有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由政府制定一些行政法规和条例比如制订出台《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汽车和废旧轮胎回收条例》等循环经济的专门条例，并在条例的指导下，制定或完善有关政府规章、部门行政规章。

5.在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即生产者不仅要对产品在其合理使用时间负责，对其废弃物也要承担回收重新利用的责任，防止其污染社会。在法律中明确指出生产者的责任。其实，笔者认为不仅要规定生产者的责任，还要具体明确。这样一旦发生问题可以直接追究到具体的企业，更有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熊哲文：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研究.特区实践与理论，2006.

[3]外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若干情况.中国人大网，2007.

循环经济法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主要是使资源实现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基于减量化、资源化与再利用等为主要的原则，使经济发展具有低消耗、高效率与低排放等特点，从而对存在大量生产、大量废弃以及大量消费等弊端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加以改变。循环经济法律则是保证循环经济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发达国家将循环经济法律的建设与完善始终作为法律将设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加之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大，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内容。

一、目前我国在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体系现状与问题

通过对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部分法律法规之中涉及到了循环经济相关的内容，对循环经济理念有所体现，但是对于循环经济所该具有的法律地位却仍存在一定的欠缺，致使目前的循环经济法律存在很大的不足。从总体上看，目前存在如下几点主要的问题，其一，现行的法律不够健全，存在诸多的空白，而且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存在一定的交叉与冲突。《宪法》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其中尚未对循环经济做出针对性的规定，而且环境部门所颁布的《环保法》也没有对其加以详细的规定，这给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制约作用[1]。其二，现行的法律主要是应用在工业领域之中，很少对农业与第三产业进行规范，也没有对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而且配套的措施也非常的不完善。其三，立法存在的效力效力，实际权威性较弱，通常会使法律仅仅是形式的法规。目前循环经济立法进行仍以国家政策上的宣传为主，未对具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细致的规范，致使法律的可操作性欠缺。其四，目前我国对于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生产者责任制进行开展，但是在责任主体方面的规定仅仅是对企业自身产生的废弃物实现回收与清理，看起来这样的制度较为合理与完善，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与政府监督文件等。此外，对于企业方面而言，虽然国家颁布了大量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文件，使其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有所法律依据，但是在对废弃条件、回收率、工艺标准、强制回收、技术规范以及经济刺激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欠缺。

二、关于完善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体系的思考

1.构建与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要想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确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便要将政府立法作为重要的内容，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可以对发达国家中的较为完善的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体系加以分析与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想实现完善的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建设，首要的便是要对基本与综合性方面的循环经济法律加以有效地制定，之后再结合我国实际的需求，对循环经济中的部门与企业的规范与规章加以详细、专门的制定，并对现有的诸多法律法规加以修订与完善。此外，要将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相应的修订，使其能够与循环经济法律配套并能够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法律体系在整体框架上的完善，首先实现从立法方面实现循环经济法律整体的构建与完善[2]。2.制定循环经济法律相应的激励机制国外发达国家通常是利用优惠政策与惩罚制度相结合实现循环经济发展与推进，效果良好。对此我国可借鉴这种做法，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可以将财税、价格、金融和投资等诸多的手段进行综合使用，建立起一系列完善的优惠与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对资源实现回收再利用。惩罚制度方面，我国要对废弃物超标排放的相关企业加以收费与罚款，从而利用经济手段实现高产出、可循环、低投入与少排污等，使企业能够在经济手段的强压之下做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改变。3.提高循环经济法律民众参与的力度要想使循环经济法律得到更好的完善，只靠政府与企业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增加公众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我国要不断加强关于循环经济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方面的宣传力度，提倡公众使用循环经济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不断增加宣传方式实现对循环经济的大力宣传，使公众参与到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体系建设与完善之中来[3]。4.提高对法律体系的执法力度要想保证法律能够有效地实施，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执法机关来严格执法。介于此，要给予我国的环保、工商等部门以执法权力，使其可以对未按照法律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进行强制执法，对未进行有效地循环经济建设的企业从重处罚，或者是要求企业限期治理甚至是关门停产等，通过严格的执法推动企业逐渐的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不仅如此，还要对公众出现的违法行为也进行相应的处罚，使我国逐渐实现全面的循环经济发展。

三、结语

要想保证循环经济在我国能够有效地开展，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与配套的相关措施是极为必要的。这就需要国家、地方、单位、个人等众多层面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并通过经济、执法和宣传等诸多辅助手段，使我国逐渐形成注重循环性的社会氛围，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日益成熟，逐渐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羡瑛楠，李云燕.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现状与完善立法建议[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3，（3）：18-21.

[2]钟宏昆.“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8）：45-46.

循环经济法篇9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现状

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性立法始于2003年,为了实施国家新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2004年《浙江省农业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条例》颁布,2005年,省人民政府了《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2006年出台了《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07年,浙江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为了保障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浙江省一方面全面贯彻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针对浙江具体情况,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循环经济领域专门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2010)、《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2012)、《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同时,《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废旧轮胎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包装物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利用促进办法》《浙江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也在积极研究起草中。统观上述立法情况,可以将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主要在国家出台的环保法律、法规基础上,根据本省实际,出台细化性的操作办法;第二阶段是巩固提高阶段,主要根据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出台符合浙江具体情况的循环经济专门性立法,本阶段的立法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性,但是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第三阶段是发展成熟阶段,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注重综合性、全面性、体系性,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循环经济统领性和分领域专项立法,这标志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从零散走向系统,从探索走向成熟。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现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施。[2]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是为了实现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法律渊源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也包括国家循环经济立法。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主要以政府引导和激励为主。[3]一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围绕环太湖、钱塘江等重点流域和高消耗、高污染等重点行业,分批组织企业开展自愿性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有6808家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其中,自愿性审核企业4620家,强制性审核企业2188家。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积极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积极推进粉煤灰、煤矸石、冶金废渣、尾矿、餐厨等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目前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二是积极实施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2013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园区循环化改造推进工作方案》。2014年,浙江省正式启动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绍兴滨海工业园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三是重点推进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所谓“991”行动计划,是指发展循环经济九大领域、打造九大载体、实施十大工程。据统计,2008-2014年,浙江省共实施“99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1420个,总投资4670.7亿元,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循环经济项目。四是大力加强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建设。截至2014年底,浙江省拥有46个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以及14个省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城市和园区,建立了完善“点、线、面”结合的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体系,凝练了一批独具浙江特色的典型循环经济模式。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取得了显著效果。2014年,浙江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6.1%,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降耗目标,能效水平位居全国第三;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现状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法律活动,是法制目标实现的最后屏障。[4]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都还没有就循环经济设置专门的法庭和组织专门的审理活动,而是包容在环保司法之中。一是建立专门的环保法庭。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标志着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迈入新阶段。早在2011年,浙江丽水莲都区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案件审判中心,对环保案件进行专门审理。2014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合议庭,成为浙江省首家中级法院环境保护专门审判机构。浙江其他地区环境法庭的成立也在研究筹划中。专门设立环保法庭是为应对环境形势恶化而在司法模式上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上将行政、民事和刑事三大审判各自分立的模式,创设了“三审合一”的新模式,从而实现环保纠纷的专门化审理。[5]二是探索环境公益诉讼。2010年8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环保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建立检察机关与环保厅的长效协作机制,对涉及环保的案件支持、督促。2011年,浙江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在嘉兴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还存在立法空白。循环经济立法是个系统性工程。就浙江省地方循环经济立法来说,第一层次是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统领性法律文件;第二层次是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弃物防治立法和再生资源回收立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第三层次是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和产品类型的专门性立法,如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立法、废旧汽车回收处理立法、电子废弃物产品回收处理立法、餐厨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等。但迄今为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在内的大量立法都还处于研究起草中,与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严重脱节。二是现行立法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以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专项资金立法为例,为了促进和激励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和《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地方性法律文件。表面上看,这几个专项资金各自有其支持范围,互不统属,泾渭分明,从而充分、合理、有效发挥几大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杜绝重复资助。但仔细考察几个管理办法,却在制度设置上就存在重叠和冲突。比较典型的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既能按《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申报支持,也能按《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获得支持,这为循环经济发展相关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实践埋下隐患。三是现行立法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由于法治化发展阶段的局限以及相应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我国包括循环经济在内的环境立法普遍实行“宜粗不宜细”策略,即使是地方性立法,也普遍存在规定过于原则与抽象的问题,这在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中也有体现。例如,《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炉渣、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但是该规定相关的技术指标并不明确,对企业综合利用行为也难以监督考核,无法应用操作化运作,上述规定就成了一种宣示性条文,在实践中发挥不了作用。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执法管理体制有待细化。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沿袭了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执法管理模式,即所谓的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例如,《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第五条规定:“省发展和改革(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可再生能源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管理工作。”《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资源综合利用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资源综合利用相关工作。”但实际执法中,统管部门到底怎样组织协调?统管部门对分管部门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分管部门不履行职责时统管部门怎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二是执法考核机制有待强化。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架构和官员激励体现为典型的“压力型体制”,[6]在这种体制架构下,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主要动力是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所谓政绩考核,是指上级政府掌握下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力,为实现任免标准的客观化,上级政府定期对下级政府履行所承包的行政事务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官员任免的重要依据。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的推动,客观上需要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但除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等文件中提出的倡导性条文外,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考核问题迄今为止浙江省还缺少相应的可操作性条文规定。三是执法缺少公众监督参与。公众监督参与是包括循环经济立法在内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之一。[7]与传统的线性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是一种公众经济,公众参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是推动循环经济决策科学化、循环经济执法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但当前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中的公众监督参与存在程度低、方式单一等问题。现行立法中,《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等都没有纳入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有关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也主要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并参与循环经济的宣传与实践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相关的公众监督参与也是付之阙如。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司法存在的问题

不管是环保法庭还是环境公益诉讼,从表面上看,共同的问题是案件数量少,但这并不是说环境问题少了,实质上是未能对许多环境问题进行诉讼。在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循环经济发展趋势下,司法的保障功能基本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环保案件难。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少的问题都与现行法律对于原告资格的限制有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还是明确规定,主体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保法庭虽然力图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司法救济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复合性、滞后性等特点,受害者不知道或无能力提讼。而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按《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此,2015年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行了具体可操作化的解释,但条件依然过于严格,将很多很有能力、有热情的民间环保组织排除在外。二是环保案件举证难。环境污染事件具有复杂性、多因性、长期性等特点,不管是环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认定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事实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企业往往采用埋设暗管、渗井排污,或利用雨天、夜间、休息日违法排放废水、废气,由于排污行为的隐蔽性和污染的扩散性,很难及时、充分、确凿地固定违法事实。同时,这些环境违法事实的认定、损害的评估和因果关系的证明等不仅需要环境法律知识,往往还需要土壤、水文、生态等环境科学知识,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专门化的司法鉴定,但浙江省全省只有省环境监测中心一家机构能够开展环境检测和评估,难以满足众多的环境诉讼的需要。[8]三是环保案件执行难。包括浙江在内,全国的法院系统人员配置都存在严重不足,执行庭的人员配置也相应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普通民商事执行工作已显得捉襟见肘,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审理的环保案件的执行更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环保案件的执行有其特殊性,如环保机关申请执行“责令停止生产”行政处罚决定,法院由于执行人员配置不足等客观原因,没有能力对执行效果进行监督,案件执结后,被关停的企业暗中又偷偷恢复生产。而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保增长促就业,对本地污染企业采取保护性措施,法院在执行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

三、完善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法制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完善

一是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15年,浙江省要“基本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建成全国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为了确保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应尽快形成比较完备的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体系。目前,《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城市生活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研究草拟工作已经酝酿成熟,应及时出台。二是疏解循环经济立法冲突。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部统筹全局的基础性立法。已酝酿成熟的《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的出台,将能有效化解和疏导现行立法冲突。化解冲突的途径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在条例总则中对浙江循环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各领域的基本原则作全局性安排,各具体领域立法如果与基本原则相悖,则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处理;其次是在分则中对当前比较突出的财政专项资金等领域的冲突拟定具体的化解规定。三是细化循环经济配套办法。针对浙江循环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制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这方面,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是典范。但金融信贷、价格补贴等激励措施和垃圾分类、资源综合利用等一系列重要制度都还需要制定细化的操作办法。同时,加强浙江省循环经济基础性数据库建设,包括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信息系统等,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推行提供技术性支撑。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完善

一是理顺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针对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中协调机制不顺的问题,应充分发挥浙江省各级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功能,对循环经济发展任务进行总体部署,并形成各部门的任务分解方案,对各部门循环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化、可操作性、量化考核的职能分工。同时,循环经济执法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除了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能分工外,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工作应建立循环经济执法联动机制,由所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统一行动、统一考核。二是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办法可以借鉴节能减排考核方案,首先是拟定浙江省全省循环经济总体目标,并将目标分领域在各地市、区县、乡镇逐级进行分解,提出各级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其次是制订考核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并规定具体的考核程序和步骤,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确定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执法的公众监督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决策和执法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发改、经信、环保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直接关联的部门要在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的决策和执法活动中,主动、全面、及时公开相应信息,并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网站、短信等新媒体,确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组织专家和公民以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问卷调查、征求意见等适当方式参与循环经济项目审批、循环经济园区改造、清洁生产审核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并积极探索循环经济执法公众监督新模式,如微信举报、网上投诉、行政公益诉讼等,将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完善

循环经济法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理念；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61-02

由于近几年人类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总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渐上升，人类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由此而形成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循环经济法，也是近几年才展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但由于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规范的概念。本文通过与循环经济立法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的比较分析，旨在为完善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提供有利的借鉴和指导。

一、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分析

1.德国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其循环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这一时期以末端治理为主要目的。当时联邦德国在大城市郊区的居民和商业周边大约共有五万多个垃圾堆放点。这些地方的垃圾长时间累积，无人管理和控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针对当时的情况，1972年，德国制定了首部有关废弃物处理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确定了关闭垃圾堆放点，建立垃圾填埋场，进行垃圾焚烧的政策。这样做虽然暂时缓解了环境污染和对民众的伤害，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措施只是在废弃物产生之后对其进行末端处置，并未认识到环境污染的根源问题。这是属于末端治理措施。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在这个阶段，由于废弃物积累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国内可以建造填埋场的地方越来越少。这时德国政府意识到，简单地对长期大量积累的垃圾进行末端处置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要从源头解决才能从根本解决。1986年《废物避免与废物管理法》实施，该法提出对废弃物的源头减少和循环利用要优于末端处置，也就是说，对废弃物不再是简单的产生之后再去处理，而是运用减量化和再利用的思想将如何处理废弃物策略提升为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和循环使用策略。这标志着德国治理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策略的新定位，是一种质的提升。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一时期，由于本国自身垃圾数量的持续增加和欧共体的指令，德国政府认为需要一部完整的健全的法令遏制废弃物增加数量、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4年，德国颁布了《物质循环与废弃物处置法》。这部法律是德国从废弃物处理方式转向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它把对废弃物的处理提高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上，把物质闭环流动思想从包装物领域扩展到了所有生产领域，”[1]目的在于改变废弃物处理体系，全方位地彻底地实现提高效率、资源的循环利用。该法已成为德国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

总体来说，德国的循环经济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可分为三个层次，法案、条例、指南。其次，从法律制度角度看，德国循环经济法制定了较健全的制度体系，如押金返还制度、垃圾收费制度、生产者责任组织制度等；最后，在内容上，德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涉及范围全面，不仅包含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还包括了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等问题。

2.日本循环经济立法

日本在继德国之后，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但它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日本循环经济立法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由于较大的公害事件频频发生，深受危害的民众和政府对环境问题开始反思，制定了14条相关的公害法，如《公害对策基本法》、《煤烟控制法》等；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公害立法对公害污染有了一定的缓解，再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有人提出放宽环境标准，稳定发展经济的想法，循环经济法的制定进入低谷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此时，由于长期受到污染的大气和水质的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工厂等因素，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国际问题。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1993年日本出台《环境基本法》，成为日本循环经济法的基础大法。第四个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至今。这段时间日本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完成了循环型法律社会的体系，成功转入循环型社会。

具体来说，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面：基本法、综合法和专项法。

基本法中《环境基本法》是日本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上位法，是日本实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和依据。该法确立了“对整体环境包括环境污染、原生环境、自然环境等实行保护的法律框架，成为第一个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2]《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是日本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石，处于核心地位。

综合法《废弃物处理法》最初制定于1970年，2001年4月经过修改重新生效。该法明确规定了废弃物的处置方式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在减少废弃物排放中各自的责任。有力地缓和了环境污染、保护了生态安全；《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的前身是1991年制定的《可循环资源利用促进法》，2001年修改更名后生效实施。该法是日本最早提出的一部循环型社会的法律，提出了生产厂商必须遵循3R模式的全过程控制，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

日本法制体系的第三层是专项法，主要有《容器包装物的分类收集和再生利用促进法》、《家电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食品回收法》、《车辆再生利用法》等，在此，就各法中的内容，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制体系完善且先进。它具有广阔的覆盖面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还具有明确的责任制度，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

3.美国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与德日两国单行法模式不同。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一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专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混合立法模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美国开始反思之前经济发展导致的工业废弃物、空气污染等问题，并且逐渐开始发展环保观念。美国联邦政府在1976年和1990年分别制定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与《污染防治法》，虽然不是统一的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和要求。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是美国在1976年由美国国会颁布，1986年修订后重新生效。该法总共十章，92条。主要从国会发现的问题、制定该法的政策和目的、管理者权力和职责、具有危害性废物生产者的责任与义务、危害性废物运输者的义务、危害性废物治理、储存、处置设备所有者的权力与义务、政府的财政援助、治理处置危害性废弃物的许可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规定。

《污染防治法》于1990年颁布实施的。全文共9条。该法的核心是对污染物尽可能地实现预防及减排。即减少危害性物品的数量、减少污染物进入污染源；减少对公共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污染物等。虽然这不是全国性的彻底的循环经济专门法，但是也体现了美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与理念。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循环经济的混合式立法模式与德国、日本的单行法的立法模式有较大的区别，它的循环经济法制是通过其他部门法律的相关规定体现出来的，且涉及领域广，如造纸业、家电业、家居用品等行业。另外，《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标志着美国从污染控制走向污染预防，对污染尽可能的实现预防是其循环经济理念的基本政策。最后，美国循环经济法制体系还具有很多创新性，如率先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内部和相互之间通力合作的有效机制、排污权交易许可制度等。这些特点值得各国发展循环经济法制体系的学习与借鉴。

二、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分析

1.立法背景的比较

德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早、发展程度高，但资源相对匮乏。为了解决工业发展中资源短缺问题，他们提高了对废弃物的处理技术，从中获得再生资源以达到供给工业发展、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由此引入循环经济措施和循环经济立法理念。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在自由贸易和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日本逐渐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高消耗经济模式。在这种高消耗模式的背景下，由于日本自身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匮乏的客观现实，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害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日本公民的健康和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民众的极度不满和政府的重视和反思。基于这些历史背景，所以同德国一样，日本也是发展循环经济较早的国家之一。

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开始反思之前经济发展导致的工业废弃物、空气污染等问题，并且逐渐开始发展环保观念。

综上所述，国外由于工业化发展较早，其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是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进步的阶段上，并且通过早期的末端控制，环境污染的矛盾已经步入缓和之势。因此，它们的循环经济立法背景及目的，更多的是表现在对资源的高效率利用及对社会废弃物解决方式的思路上。

反观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项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投入、低利用和高消耗的基础上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因此，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和意图与国外有着较大的区别和不同。

2.立法理念的比较

德、日、美三国循环经济立法制度的转变共同表明了他们立法理念的转变。比较而言，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理念，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预防”的渐进过程。方向由“如何处理废弃物”提高到了“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了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高消耗经济模式，提出了“环境立国”的立法理念。并将其治理的重点放在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和家电的循环利用的方面，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美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思想，但是其内在的制度技术都是比较完备的，如清洁生产、绿色设计、环境保护等。只是没有将它们统一纳入循环经济的理念之下。美国还提出了用源头预防的政策取代末端治理的控制方式。所以，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上说，美国与德国相似，更多地体现在源头预防的思想上。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提出了资源综合利用的思想，到80年代开始参与并实施了联合国的清洁生产计划；2002年对清洁生产做出了比较全面科学的规范；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方向。2009年1月1日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中表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并不是简单的意味着资源机械式的回收再利用，节约资源也不是指为了达到减少资源消耗而减缓发展速度，而更注重强调技术层面的提高，即通过循环经济的技术优势，在既能满足现在人们的需求与社会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又能控制资源消费量，实现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3.立法模式的比较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法制水平、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以及立法技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等因素，各国的立法模式也不尽相同。德国和日本以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为代表。单行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或授权机关颁布专门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德国的单行法主要分为法案、条例和指南三个层面。日本则分为基本法、综合法和专项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通过政府授权，通过明确统一的法律层次及体系，依法行使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可以有效地避免各个行政机关或地区处于自身利益而脱离立法者的本意。以美国为代表的混合式立法是指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部统一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其法律规定都只是散落在各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中。但其涉及领域较广，如造纸业、家电业、家居用品等行业。

我国循环经济应当遵循的立法模式，目前还处于较大的争议和广泛的研究下。除了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外，目前仅有少数层次较低、内容较简单的条例与规定，并且内容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因此，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单行法制，以基本法为上位法，在其统一的法律准则下建立分类详细的法律体系，是符合我国本国国情且值得借鉴的模式选择。

综上所述，通过对德、法、美循环经济立法背景、理念、模式的比较，从立法理念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法制体系的理念和目标都在一步一步走向进步与完善。对于我国，必须依据我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打开思路，不断发展和改进理念与目标。从基本法的高度定位可持续发展原则，走循环经济道路，放弃以往末端治理的高成本策略，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放在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中；从立法模式角度分析，依据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和结构的经验，对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而言，应该具有一部基础的统领性的法律总则，然后再针对不同领域设立综合法和专项法，使各个法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张蕾，等.中国循环经济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杜群.日本环境基本法的历史发展及我国对其的借鉴[J].比较法研究，2002（4）.

[3]乔刚.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循环经济立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陶伦康.循环经济立法理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