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效益论文十篇

生态效益论文篇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目前尚无统一概念，但理论界的逻辑是：由于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并且森林所有者没有从森林生态效益中获得经济利益，所以要求受益者给森林所有者补偿；获益者是广大民众，民众利益的代表是政府，政府就成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森林具有生态效益，即理论上所说的正外部性，不能成为补偿的充分理由。外部性是指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用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现象。不可否认，森林具有正外部性，即生态效益，且森林所有者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问题是凡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都应该获得补偿吗？否。有一个“阿凡提”的民间故事：有一次，阿凡提在街上行走，发现有个卖羊肉串的摊贩与一个顾客发生争吵，阿凡提前去探问究竟：摊贩说顾客闻到了他烤肉的香味，理应付钱；顾客说闻到肉香味是无意地、难以避免的，他没要求摊贩给他提供这种服务，两人相持不下，阿凡提则从顾客手中拿了几串钱放在手里，合手摇了摇钱让摊贩听到了钱的响声，对摊贩说：现在你听到了钱响，也应该向这钱的主人（顾客）付费，摊贩哑然。这则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具有正外部性的经营活动，并不一定要获得补偿。有人从庇古税（是针对负外部性）理论推断出，既然具有负外部性的经营者需补偿受害者损失，那么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受益者则需补偿经营者。实际上这一推理是不合逻辑的。大家知道，法理上的补偿、赔偿是以当事人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为前提的。具有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明知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会给周围的民众造成损害而继续这种行为，给民众（环境）造成损害，民众是无辜的，损害是企业强加，为了公平、正义，甚至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制度上要求生产经营者给民众以赔偿；但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经营者所造成的损失（他本人认为应获而未获的报酬），获益者并不存在故意侵害行为，他的获益是无意的，他对生产者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法理上并不要求他予以补偿。大家试想一下，假设我们创建一种制度，要求获益者，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具有补偿，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混乱局面：穿漂亮服装的女士要求见过她的路人补偿；种花草的主人，要求邻居补偿；饭店的主人要求过客补偿，这个社会岂不乱了套！

其次，森林生态效益（即生态产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还是西方经济学，均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森林生态效益是森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不能成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人来讲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基本相同，使用价值研究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价值则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两者不能混淆。用森林使用价值替代法测算森林生态价值缺乏理论依据，人为地夸大了森林的生态价值。人们不仅要问，作为森林生态产品的购买者，你认可你们测算出的价值吗？我们不可否认森林生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他的使用价值（即森林生态功能或效益）非常重要，这是森林的自然属性所具有的，即只要是森林，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就在发挥作用，而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则不然，他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逐渐增加。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属较高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的安全需求（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高于生理需求），这里的需求是指具有购买力的现实需求。刀耕火种年代，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森林成为农业生产的障碍而被焚烧；新中国建国初期，森林成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资源而被大肆采伐，森林生态效益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人们产生了较高层次需求——森林生态产品，特别是1998年那次水灾，更加剧了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需要，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不断提升。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怎么体现？理论上讲它取决于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目前理论研究往往高估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森林生态产品使用价值替代法，另一方面是因为用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理想需求代替现实需求，认为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巨大，正如周生贤局长所讲，就生态来讲，我国的森林一棵都不能砍。但现实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体现在人们愿意拿多少钱出来购买，即人们购买森林生态产品的能力，就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来讲，这个能力还相当有限，森林生态产品现实需求还较低，所以森林生态产品价值不会太高。

由此可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由于存在明显的漏洞，造成理论混乱，就实践来看，尽管尚处于试点阶段，但收效甚微，我们有必要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制度来弥补森林生态效益研究的不足。

2.构建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体系

2.1林业补助

林业补助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林业发展，对营林主体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性补助措施（包括补贴、信贷、减免税收减免地租等）。林业补助的目的是“助”，是促进林业发展；手段是“补”，是对营林主体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的一种弥补。国家为了鼓励营林业的发展，必须利用经济杠杆，保证营林生产要素都能获得正常利润，否则这些资源就会配置到报酬高的非林行业，林业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林业补助是政府干预林业经济的行政行为，政府为什么要干预林业生产行为呢？因为林业具有外部性，并且由于林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地域广等特点，致使市场失灵，需政府采取补助措施，矫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配置营林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得以发挥，提高林木供给水平。

营林生产具有正外部性，能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点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营林生产，促使营林生产要素（人、财、物）涌向林业生产，这样“山青水秀”的生态局面方能出现。采用“鼓励”一词而非“补偿”，一方面是因为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不是获得补偿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是想强调政府对营林的补助是种奖励，是对政府所期待行为的一种激励。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要给予营林业以补偿，是因为营林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所以对营林业的补偿应等于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之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牵强。首先，在有些情况营林主体有自身克服外部性的机制，如可以通过扩大企业规模，组织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实体将外部成本或收益内部化，再者，科斯认为：只要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这表明，财产所有权一旦确定，政府就没有在外部性问题上进行干预的必要。其实，营林生产主体并不关心营林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他追求的是营林生产的回报率，正如卖烤肉的摊贩只考虑卖肉的盈利，而不在意肉香味的散发，种植花草的主人只在意享受种植花草的乐趣，不在意路人及邻居的观赏。所以鼓励营林生产时，不必过多的去研究营林生产的外部性，而应重点研究采取什么措施能使营林生产者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略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效果会更好）。其次，营林主体私人生产成本较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各级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蒋海在比较广东农业投入产出率时，得出林业投入产出率低的结论。

但为什么会出现林业的投入产出率远低于同期农业投入产出率这一现象呢？不是因为林业的正外部性，而是林业的税费负担太重。大家知道农业的平均税率不超过10%，而林业税费率普遍高于30%，不少省份超过40%，部分地区竟高达75%以上，如江西崇义县林业税费率占到总收入的75.6%。正是由于巨大的税费负担，林农的投资回报率低，致使林农不愿投资林业。据茅于轼、唐杰的测算，如果林业税费比例能降低到15%，则营林的内部收益能提高到15.5%，造林就有一定吸引力；如果税费比率能像印尼、巴西、新西兰等国那样降低到5%，内部收益率就能提高到19.8%。这充分证明林业并非人们想象的弱质行业，林业发展的阻碍不在于营林生产的正外部性没有得到补偿，而在于不合理的税费抑制了营林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国外林业发展的经验和国内林业发展实践，特别是林业生产特点，我们认为鼓励我国营林发展的林业补助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林业税费，致使其税费负担不超过农业平均税费水平；二是对营林生产进行适当的补贴，主要用于营林道路建设及增加公共设施，三是对营林生产实行较长期的低息贷款，以缓解营林生产周期长，资金占用量较大的困境，四是实行减免地租的土地政策，扩大营林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2.2林木补偿

林木补偿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向社会提供生态安全公共服务，限制、剥夺营林主体林木所有权行使所造成损失的一种经济补偿措施。营林主体造林的主要目的并非自用，而是通过林木交易获得利润，林木所有者处置林木，进行林木交易是林木所有权的直接体现。然而政府认为如果任由林木所有者自由地处置林木，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影响环境质量，所以为了公共利益，我国政府对林木所有权的处置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如严格的采伐许可证制度，禁伐制度，这无疑限制了私人财产权的行使。法律上虽然承认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加以限制，甚至剥夺，私人有服从的理由与义务，但对私人利益因国家社会而蒙受的损失、牺牲，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应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当代补偿学说有如下几种：（1）既得权说。认为私人林木所有权系合法取得，自然应予以绝对保障，保障公民生存权、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是因为公益之必须，使私人财产蒙受损失，亦应予以补偿，否则难以体现公正，维护、保障公民的既得权利。（2）特别牺牲说。德国学者奥托梅叶认为：使特定、无义务且无应课以该负担之特殊事由的人，造成其财产或人身损害，这就意味着为了国家或公益遭受了牺牲，那么这种牺牲不应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公众平均负担，办法是政府从公众税收中给作出牺牲者一定补偿。（3）公平负担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政府行为的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故当一部分人或个别人因国家行为而承担的义务不同于他人时，政府应调整和平衡这种义务不均衡现象。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自由行使造成了财产损失，给林木所有者作出的这种牺牲，政府理应按照公平原则，对林木所有者予以补偿。

我国目前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限制了林木所有权（如果长期不颁发采伐许可证则等同于禁伐制度）的行使，给林木所有者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石光银的尴尬及类似石光银的成千上万营林主体目前的困境都是这一制度的牺牲者，严重阻碍了营林事业的发展。相反，国外大多采用林木补偿制度：日本森林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于被划为保安林的森林所有者要适当予以补偿，以保证其效益不至于因此而降低。德国黑森州森林法规定：如林主的森林被宣布为防护林，或者在土地保养和自然保护区内，颁布了其他有别于公众的经营规定或限制性措施，因而对林主经营其林地产生不利，林主有权要求补偿。瑞典森林法规定：如果某块林地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那么该地所有者的经济损失将由国家予以充分补偿。由此可见国外林木补偿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林木补偿只有在政府限制、剥夺林木所有权行使之后进行；二是政府对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剥夺是出于生态目的，为了公共利益；三是林木补偿数额以林木所有者因政府限制林木所有权行使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限。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的区别

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其区别见下表：林业补助、林木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区别

判断一种制度设计好坏的依据是制度效益。法律经济学认为“效益”意味着资源分配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解决权利冲突的外在性问题，既可以用市场手段，也可以用政府手段，制度应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有利于效率或效益优化的选择。比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与林业补助、林木补偿三种制度设计的优劣，我们不难发现：林业补助、林木补偿制度更能体现现代行政法的宽容、信任、激励、合作的人文精神，更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发挥，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坚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姚顺波.产权残缺的非公有制林业［J］.农业经济问题，2003，7:29-33.

［2］姚顺波.非公有制森林征用与补偿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04，2:85-87.

［3］茅于轼、唐杰.商品林业发展中的产权和税费问题［J］.管理世界，2002，7:75-87.

［4］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生态效益论文篇2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一)立法的缺失

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缺失:1.基本概念不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没有得到统一明确的界定，其目的、价值以及制度顶层设计难以进一步落实。2.权利义务不一致。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适应的，权利不应大于义务，义务也不可大于权利。当前，森林生态受益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支出，甚至没有支出，而森林生态保护者的生态责任却极其严格，管护责任也没有与管护效益相挂钩。3.权利救济乏力。“无救济，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公益林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该权利不被侵犯，权利被侵犯了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去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4.重视程度不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就将生态补偿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内容，2010年，又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除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生命力不是在于是否对生态保护者的个人利益牺牲进行了补偿，而在于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补偿。2012年，除了中央财政，已有27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偿一共达到了184亿元。这个数字虽然比最初投入翻了几番，但是平均到18.7亿亩的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金额平均只有7元钱。这个标准不仅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也与林地的经济效益严重脱节。例如补偿标准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安徽省，集体所有的公益林，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年每亩15元。而出租林地的年租金是每亩25元左右，商品林种毛竹的年收益约每亩500元，分别是公益林补偿的2.5倍和50倍。按照2012年安徽省的惠农政策，种粮农民每年每亩耕地可获得的直接经济补贴不下于77元。畸低的补偿标准，体现了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公平正义的缺失。长此以往，公益林管护质量必将下降，这又会产生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意义南辕北辙的效果。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不同利益、不同权利的平衡，有时候不得不有所取舍。从目前的情形看，在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经营者意志被忽略，无法把握利益平衡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公益林承包到户，在名份上是优化了产权，激励了公益林管护，可是公益林的经营严格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对于生态效益的转化，经营户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一刀切，违背了利益协调的现实性。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在我国，除了简单划分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公益林，不管林种，不论区域，甚至不跟踪生态效益产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再有，维护经济生态平衡没有多样举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独臂难撑。森林生态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堵”和“禁”，合理的经济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生态，还会有利于森林环境保护，激励林农保护森林。《部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是承认并允许对公益林进行相适应的经营开发的，然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理政策始终是“管严管死”，公益林经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三、对策建议

(一)维护正义，加快相关立法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最高成就。但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不是如何确证这一点，而是如何达成这一制度美德。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正义，关键就是要厘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首先，实现立法的完整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临的现实经常是“无法可依”、“有法不明”。实现其立法的体系化，就是要深化该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内涵，围绕制度价值，细分权利义务，完善权利救济。其次，增强具体规定的可操作性。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规范，使之更加合理，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森林法》规定违法进行采种、采脂活动的，要依法赔偿或被处以罚款。但是我国《森林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才是合法采种、采脂，也没有统一的关于采种、采脂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再有，落实现有权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阻碍权利的实现，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保护生态，不代表停止经济发展。公益林是可以适当经营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为经营户创造适当经营的条件，而不是一味“管严管死”。

(二)尊重市场，完善激励举措

我国林权结构比较复杂，林地属性只区分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林木权属包括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使用权又逐步与所有权分离，个人对公有属性的林地又享有了带有明显私有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在产权私有化的情形下，保障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无价格产品供应，需要的是政府有效的参与和调控，根本方法就是对私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通过利益的引导、收益的差异化进行激励。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充满差异的。首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要尊重市场规律。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能够具有市场价值，个人才会有动力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公益林经营户有权参与生态补偿市场，促进生态产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其次，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当前，完善补偿责任的重点，就是要使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收益支出相匹配，同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主体，让生态提供者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请求目标。再有，管护责任要实现软着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分林种、生态价值、碳汇量的增长情况等，实现补偿差异化，促进管护主动性，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和目的。

(三)加强实践，探索补偿新形式

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的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补偿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当前，国内外都纷纷开展了很多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很有借鉴意义。这些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购买，比如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4%的德国公益林，完全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我国在贵州省也开展了试点，由政府收购个人投资营造的重点公益林。二是公共事业补贴，如福建省综合参考生态公益林数量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按每年每吨用水量承担生态补偿金。三是生态补偿一体化，根据近期一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287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中，有61个是与流域生态服务直接相关。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落实补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实践;二是生态补偿应当逐步实现一体化，让各类生态资源能够共享生态收益;三是补偿实践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各地发展实际水平。

(四)结合国情，协调现实利益

生态效益论文篇3

桃山林场地处坝上北侧，总面积28万hm2，山地地形占96%，森林植被覆盖率为234%，年降水量在956mm，无霜期100d，海拔在380~2200m之间。林区包括了落叶松、油松、蒙古栎等在内的众多乔木，有大量灌木和苔藓、地衣等蕨类植物，整个林区成三层立体分布。同时还有众多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该林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得该区承担着生产、科研的重任。从交通条件来说，该区附近有我国重要的铁路线路，有着一定的优势，但在林区内缺乏重要的交通线路，目前有在建的公路线路。

2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的相关指标

2.1生态指标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首先是要实现整个林区生态的平衡，为此要达到的指标：一是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在林区一些植被覆盖率不高的地区通过人为植入的方式补充林木资源，对一些珍稀树种进行重点保护[2]。二是恢复物种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研究林区几十年来的物种资料，将一些珍惜物种进行保护，恢复物种多样性。三是恢复食物链，食物链是保持一个地区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适当增加食物链顶层物种的数量和利用天敌的属性，对某些物种进行克制。

2.2环境指标环境指标是反应林区各个方面相关指数的标准，如土地肥沃度、地下水状况等，这些指标共同构成了林区内的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林区就是要在指标上达到以下标准：一是土地肥沃度能够满足三层植被的生长需要，土壤腐殖质发育状况良好，土壤湿度、硬度适中。二是地下水方面，地下水位要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满足林区内河流供水和人畜饮水，严禁污染和过度开采地下水。

2.3效益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经济效益主要是指通过林区内的经济产品实现林区创收，而可以选择的经济产品除了木材之外还有林区特产等；环境效益主要是通过改善林区的环境，减少对林区的破坏，重点保护林区的土地、地下水等资源；生态效益主要是实现林区植被覆盖、物种多样性、生物链的全面恢复，最终将林区变为独立的生态系统。

3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的举措

3.1以生态效益为核心生态环境是整个林区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保障，在林区建设中，首要因素就是建立生态型林区，注重林区的经济效益。首先是保护林区的植被，植被有着固土、防沙、蓄水的作用，是林区生态环境的中心。因此，要制定相关法规禁止原始森林进行采伐，建立人工采伐区域，行采育相结合的策略，保证整个林区的植被覆盖。其次是保护林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为林区的重要构成，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林区生态系统的循环，还有利于林区的自我恢复，同时，一些动植物的出现又增加了林区的科研价值。因此在林区建设过程中，严禁伤害林区的动植物，保护林区的河流，对于一些林区内较少的物种要适当的引进；对于鼠患等可以采取在林区放养无毒性的蛇来遏制，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

3.2以环境效益为导向环境是林区取得长远发展的基础，保护林区环境主要是保护林区的土地、地下水等资源。首先是严禁林区的土地垦殖，合理规划林区的土地，将保护区与生活区进行分离，在特定区域种植，减少土地破坏。二是严禁开采地下水，将林区内的居民进行合理安置，统一供水，减少地下水的破坏。

3.3以经济效益为重点经济效益是进行林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中，重视林区的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做好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的结合，以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反过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林区经济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以下几点：一是建设速生林，满足木材需求，通过速生林减少林区内原生林木的砍伐；二是适当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在林区适当种植一些果树等作物，增加林区的经济产能；三是发展林区土特产品加工，通过与周边企业合作，定时供应土特产品，增加经济效益，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生态效益论文篇4

[关键词]公益林 产权受限 管护费 补偿标准 净现值 本量利分析

公益林(non-commercial-forest或NCF),也被称为生态公益林。2001年,国家林业局造林司编写的《全国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一书,对公益林的定义做了权威性解释:公益林就是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社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林木、林地。公益林具有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由此带来的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将导致生态资源配置的长期低效。只有对公益林进行适当补偿,才能有效的协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是公益林补偿机制能够良性运作的关键。

一、公益林补偿标准研究概况

对于公益林的补偿标准,理论界存在争议,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问题。国内理学者围绕补偿标准到底是效益补偿、价值补偿、成本补偿还是支付意愿展开了研究。

第一种观点:效益补偿。该理论认为制定公益林补偿标准应该考虑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益。从公益林效益构成及其价值核算方法看,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价格应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益约为木材价值的8―20倍)。从理论上说,森林提供多少外部价值量就应该补偿多少,这便是理论补偿标准。理论补偿标准实际上是最大补偿量。

第二种观点:成本补偿。该理论认为公益林是一种公共物品,公益林生产是一项公益事业,公益林的经营单位应当是公益性组织,其生产者不应追求增值,盈利,因此,公益林生产经营者所得补偿也不应含价值增值部分,即公益林生产补偿标准应是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社会平均成本,不包括利润部分。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将否定了公益林的盈利性。

第三种观点:价值补偿。该观点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机制,提出补偿的标准是价值补偿,为保证公益林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保证公益林经营也有盈利。该理论认为公益林也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单纯补偿C+V部分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要进行扩大再生产还必须补偿其M部分,即保证它有增值,有盈利,否则公益林供给者没有经营的积极性,再生产无法进行。这一种观点代表了普遍的认识。该观点认为公益林的补偿额应包括:第一原始投资成本和社会无风险报酬;第二机会损失。

第四种观点:支付意愿补偿。该观点指出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逐渐增加的,所以用森林使用价值替代法测算森林生态价值缺乏理论依据,人为夸大了森林的生态价值;现实森林生态产品的需求体现在人们愿意拿多少钱出来购买,即人们购买森林生态产品的能力。

以上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确定公益林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它们没有分清补偿的实质以及补偿的构成,所以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付诸实践。

二、公益林补偿标准分析

本文认为公益林补偿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国家将集体或个人经营的森林划为公益林后,使其产权受限带来的经济损失补偿。这部分补偿可以以公益林被禁伐所产生的损失额作为补偿依据,即在公益林成为中成林或成熟林后,由国家按市场价格来出资购买以进行补偿。第二,集体或林农管护公益林,使其产生良好生态效益的管护费补偿。对于管护费补偿,本文建议应制定不同的生态质量等级价格,按管护质量补偿。

1.产权受限的补偿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2000年以来,我国以法律形式把30%的森林划为生态公益林,划定公益林后林农产权受到限制,具体表现为林木的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受限,给林农带来了经济损失,国家应该对这部分损失进行补偿。本文将对产权受限补偿的期间和标准等进行分析。

(1)产权受限补偿的理论研究

第一,补偿期间n的确定

假设某一森林树木的生长从新造林到成熟林一般需要t年,从最初整地造林到进入中成林期需要t1年,这一时期基本上无产出收益,属于投入期(现金净流出期);进入中成林后直至成熟林期为产出期(成效期),即对经营者的投资回报期。以此推算中成林到成熟林约需t- t1年,这一时期如果是商品林经营,则从开始间伐到全部伐完为止,经营者可根据经营(采伐)方式的不同,逐年或一次性的取得投资回报。而生态公益林理论上则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接受补偿。因此补偿期间n=t- t1。

第二,贴现率r的确定

贴现率r=社会无风险报酬率(即财政部最近发行的期限为15年、按年付息国债利率)。

第三,补偿金额A的确定

下面采用复利现值、年金现值、终值以及净现值的方法来计算产权受限带来经济损失的补偿金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公式(2.1、2.2、2.3和2.4):

复利现值公式:

Pt=Ft/(1+r)n =Ft×P/Fr,n(2.1)

公式((2.1 )中,Pt为森林的木材价值的现值;Ft为林龄为t年的森林在第t年木材价格的终值;r为贴现率;t为林龄;n为补偿期间。公式中1/(1+r)n为复利现值系数,写作P/Fr,n

年金现值公式:

Pt=A×[1-(1+r)-n]/r=A×P/A r,n (2.2)

公式(2.2)中,Pt为森林的木材价值的现值;A为年金(即每年的等量补偿额);r为贴现率;t为林龄;n为补偿期间。公式中[1-(1+r)-n]/r为年金现值系数,写作P/Ar,n.

年金终值公式:

Ft=A×[(1+r)n-1]/r=A×F/Ar,n(2.3)

公式(2.3)中,F为林龄为t年的森林在第t年木材价值的终值;A为年金(即每年的等量补偿额);r为贴现率;t为林龄;n为补偿期间。公式中[(1+r)n-1]/r为年金终值系数,写作F/Ar,n

净现值公式:

净现值(NPV)=∑Ii/(1+r)i-∑Ci/(1+r)i(2.4)

公式(2.4)中,Ii为第i年的补偿额现值;Ci为第i年培育和管护公益林的成本现值。若NPV大于0,则补偿方案已弥补了林农成本,方案可行。

(2)实例分析

以树龄为25年左右的松树为例(t=25年),从最初整地造林到进入中成林期(建设期),一般需10年时间(t1=10年),以此推算中成林到成熟林约需15年,则n=t- t1=15年。

根据林产品价格调查,目前松木的价格在600元/立方米左右,假设亩产每年5立方米,则每亩产值约3000元。采用年金终值可计算其每亩补偿额(补偿额即为年金)。假设国家购买公益林的行为发生在第25年,假设松木价格在25年后上涨为800元/立方米。假设年金为A,则:

Ft=A×[(1+r)n-1]/r=A×F/Ar,n =A×F/A4.68%,15=800×5=4000元

其中,r=4.68%,是社会无风险报酬率;n=15年,即从中成林后的第一年开始补偿,一直补偿到25年,共15年。

查年金终值系数表得:F/A4.68%,15=21.08,则A=4000/21.08=189.75元即每年每亩补偿189.75元。

再用NPV法计算这个补偿项目对林农是否有利。根据林产品成本调查资料,松木每年每亩常规培育成本为120元,成效期每年每亩的管护费用为30元。则NPV=189.75×P/A4.68%,15×P/F4.68%,10-(120×P/A4.68%,10+30× P/A4.68%,15× P/F4.68%,10)=189.75×10.62×0.63-(120×7.84+30×10.62×0.63)=1273.99-1142.22=131.77元,大于0,所以按这样的方式补偿,集体或林农的损失得到了弥补,方案可行。

2.管护费补偿-按质补偿

管护费是指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的劳务费。国家划定公益林之后,林农对公益林进行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所发生的支出国家应该补偿。对管护费的补偿建议国家应该制定不同等级的生态质量价格,这样可以有效的引导企业、投资人和经营者注重生态建设的质量,引入了竞争,也带来了激励。生态质量价格的作用可用本量利分析法来解释。

图1 不同生态质量价格的补偿

如图1所示,R为生态补偿,TC由可变成本VC和固定成本FC组成。当R低于TC为亏损区,当R高于TC为盈利区,而Q0就是盈亏平衡点[13-14]。政府根据管护效果的好坏,生态质量的高低(可以按森林的吸碳量的多少为标准进行划分)制定不同的生态价格r2、r0、r1…,且r2>r0>r1.。对于生态质量好的公益林,就按r2的价格进行补偿,则其的盈亏平衡点Q2

三、结语

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更是涉及面广,任务重。如何对其合理高效补偿,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有待解决完善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公益林补偿构成应该包括产权受限损失补偿和管护费补偿。产权受限补偿可采用净现值法进行计算,管护费补偿则需国家制定不同的生态质量价格,按质补偿。目前国家已按每年每亩5元的标准对国家重点公益林的管护费用进行补偿,补偿标准明显偏低,而产权受限补偿还未涉及,本文的分析能为政府制定补偿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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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道金.99中国会计学会林业分会南方片学术研讨会综述[J].林业财务与会计,19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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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费世民,彭镇华等.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与探讨[J].林业科学,2004,40(4):171-179.

生态效益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耕地；保护耕地；生态效益补偿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10.009

耕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除具有为生产提供物质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诸多生态功能，如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物种多样性、提供开敞空间等。2009年《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成果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0等，等别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1]。耕地资源后备储量不足、质量欠佳，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发展。将耕地生态效益补偿纳入现行耕地补偿，内部化解决外部性，提高耕地的比较收益，从源头激励农民保护耕地尤为必要。

1耕地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

1.1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要求

自1986 年 7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下达之后，政府相继出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的通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等相关制度，强化对农田的管理和保护；2015年4月25日出台的文件《中共中央国赵汗赜诩涌焱平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耕地生态效益的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适当增加湿地等生态空间；增加湿地碳汇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推进污染防治，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科学施用化肥、农药。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法律法规，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方面的法律法规；健全政绩考核制度与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将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评价考核体系，并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并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意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严格源头预防、不欠新账，加快治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多还旧账，让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根据经济发展理论，生活质量的发展会经过贫困、起飞、高额物质消费几个阶段，此后，便进入对生活质量追求的阶段。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之前，人们越是看重的基本物质消费，在此之后，人们对户外消费、公共物品、服务消费的需求就越大。人民有需求，国家有要求，因此耕地生态效益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

1.2解决耕地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一是耕地生态服务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农民保护耕地的正外部性后无法排斥他人获利。二是耕地资源不仅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还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保证社会稳定等功能[2]。《意见》指出要鼓励完善经济政策，推行市场化机制，所以笔者认为科斯产权的方法更甚一筹。PE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是一种基于市场的角度，解决外部性的非市场环境服务工具，可以激励提供者保护生态系统，而对其进行经济激励的一种方法。拉丁美洲在采用，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等均在实施PES项目，世界银行支助了包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南非在内的多个国家的PES实施项目[3]。耕地补偿基于此理，将受到忽视的外部性内部化解决，通过构建外部性市场补偿任何因保护耕地资源，致使发展受到限制的利益相关者。

通过对耕地生态效益进行补偿，可以提高耕地的比较效益，影响农民的最初决策。农民采用保护性的手段使用耕地，这将会改变由耕摘要：面对每况愈下的生态环境供给与日益增加的生态服务需求，本文论述了耕地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并指出将耕地本身外溢的生态效益纳入耕地补偿，以提高耕地比较收益，成为激励农民保护耕地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耕地；保护耕地；生态效益补偿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10.009地引起的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方向，使农民从源头保护耕地成为可能。一定程度上保护耕地的质量。这也与《意见》中的“对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实行总量控制，确保耕地数量不下降、质量不降低”要求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民贫困，进而激励农民保持耕地生态效益的持续提供。

2结语

面临每况愈下的生态环境供给与日益增加的生态服务需求，公众应该意识到耕地生态服务的珍贵。本文论述耕地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并指出通过PES方法可将耕地本身外溢的生态效益纳入耕地补偿，以提高耕地比较收益，激励农民保护耕地。

参考文献

[1]http：///article/ssxw/200912/20091200049678.

shtml

[2]霍雅勤，蔡运龙，王瑛.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03）.

生态效益论文篇6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统一；对立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1

引言

联合国世界环境组织以及发展委员会曾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规定了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一定要建立在不对后代造成危机的前提下寻求发展的途径为基准。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的关系时，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才是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有效方式。

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生性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具有共生性。大家在进行物质生产时付出的劳动力，不仅会产生相应的劳动成果，还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并且在人与自然透过劳动进行的物质转换过程里，产生相应的生态效益。劳动是通过人的活动引发的物质转换的过程。人本身作为自然力和自然物质来讲是相对立的。为了在生活中获得自然物质，人会通过自己的自然力运动起来。当人透过运动的方式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自己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要在自然界拿走一些物质及能量，并用其他方式把物质及能量归还给自然界。

在“拿走”和“归还”的过程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共同出现的，二者是共存的，因此，二者存在共生性。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了原材料，劳动将原材料转为财富。物质的生产过程不但要将自然界里的原材料变成财富，创造出经济效益，还要引发一定的自然影响，也就是要创造出一定的生态效益，而将人类与自然、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对立的观念是错误的。自然界指的就是生态系统。

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关系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里，人类将自然界看成是掠夺的对象，将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提升掠夺自然界能力的方式。在这样的观念下，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界采取疯狂掠夺，获取了丰富的经济效益，可是却忽略了生态系统的发展，使得生态效益严重缺失。如此便形成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工业化的进程里，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持续上升，人类研发自然价值的能力也持续加强，人类透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变成生活及生产资料，用来满足人类在生活及生产中的需求。在这一过程里，人类不断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因此而产生的废弃物被排放到生态环境中，为人类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表面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却付出了惨痛的生态效益代价。这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令土壤变成盐碱地、沙漠地。令人类痛失了清新的空气以及纯净的水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也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惩罚。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还因为二者的特点有所不同。在社会劳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直接会产生经济效益，而生态效益并非可以直接产生，这是一个潜在的效益，是要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才会体现出来的。生态系统不同，所需的时间就不同，有些经济活动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会体现出来。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人类在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忽略长期生态效益方面。可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里也具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在经济活动里为了确保生态的平衡，而让人类过回原始状态的生态环境中去，不赞同发展工业，这是一种只要生态效益而不要经济效益的体现。这样的倾向则属于另一种误区，敢问不开展经济，不创造财富，怎么进行发展呢？

仅仅追寻提升经济效益与仅仅重视生态效益的方式都不可取。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当中，只有依照生态经济的规律，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并且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取得相应的生态效益，才能确保整个社会及人类的长久利益，才可以真正让全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三、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下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

1.克服经济效益至上的价值观和价值追求

想要展现新的发展观，就要展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应当建立同自然和平共处的系统的世界观与发展观，建立正确的人生化、价值观，不再片面的追寻经济效益与经济的增长，将此看成是人类唯一追寻的幸福。克服经济效益至上的价值观和价值追求，在追寻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

2.强化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

人类要正确的树立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正确树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透过教育转变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转变人类生活的幸福观，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便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通过生态学规律进行经济活动

生态学通过整体性、综合性将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以及非生物看做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这样的科学思想以及理论体现了物质世界的有机整体及运动整体的规律，也就是生态学的规律。生态学规律说明了人类的一切改造自然的行为都不可以忤逆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不然，人类的获取一定会付出代价。

4.开展生态科技，加快科技生态化的进程

人类要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开展生态科技来形成科技的生态化。开展生态科技的意义在于降低和减少对自然界产生的破坏，进而有效的维护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而科技生态化指的是为了从根本上提升资源使用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进而通过科学技术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类只有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和平相处，共同繁荣才能真正的做到可持续发展，只有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效结合，才能让人类迈向真正的生态文明时代。

参考文献：

[1]张文涛.资源性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与探讨——与贵州实际情况相结合[A]//“改革开放30年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8.

生态效益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化技术创新；成功标准；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34-02

生态化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是以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来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准则，是以人文效益标准为主导的包含技术效益标准、经济效益标准、军事效益标准、社会效益标准、生态效益标准以及人文效益标准的多维整合体系。 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各个标准在评判一项具体技术创新成功与否时，其相互关系是复杂的，其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一、技术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前提标准

技术效益是其他效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技术效益上的成功与否会对其他效益的实现产生直接影响，甚至会产生与期望价值目标相反的效益。任何技术创新没有达到预期的技术效益标准，就意味着是对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极大浪费，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军事、社会、生态等效益，甚至是对经济、军事、社会、生态等效益的破坏。技术效益上失败的技术创新会对其他效益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技术效益上成功的技术创新呢？

陈昌曙说：“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技术进步直接地、根本性地推动经济发展。”[1]不过，本文认为，这要依不同种类的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作具体分析。比如一般民用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军事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国防技术上的先进、军事上的强大而并没有把经济效益作为评价的准则，而环境治理技术创新则把生态效益作为评价标准。在技术效益上取得成功的技术创新除了能实现创新主体的价值目标以外，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与期望价值无关的、甚至相反的效益。传统技术创新在提高生产力、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的事实就说明了技术创新是一柄“双刃剑”。正如海德格尔断言：“当技术的摧毁力量达到其完美并因而获得胜利，它同时也就失败了。技术的胜利意味着自身的死亡。”[2]

由于技术是实现人类价值、需求的载体，所以无论在何种发展观下，人们的技术创新价值取向如何，技术效益都是其他效益实现的前提，这就决定了不管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如何演变，技术效益标准都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且是首要评判标准。由于人类并不是为了技术创新而进行技术创新，技术效益并不是人类进行技术创新的最终价值目标，所以，评判一项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还得与其他效益标准相结合。

二、经济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动力标准

经济效益标准在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评判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效益标准的关系要依不同的发展观价值观分别讨论。经济效益是大多数技术创新的直接动力，在以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为主导的发展观下，经济效益就可能被视为技术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准，凌驾于其他标准之上，或者视其他标准根本不存在。如弗里曼就是以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实现作为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的。技术效益上取得成功的技术创新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当然，传统的技术创新在取得高额经济效益，给人们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在可持续发展观下，经济效益标准作为技术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准的地位受到挑战。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经济效益标准不再成为技术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准，它必须和生态效益标准、社会效益标准、人文效益标准相协调，甚至为了实现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人文效益而居于次要地位。但是，经济是基础，没有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生产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的实现恐怕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并且，从长远来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的实现也会促进经济更加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所以，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经济效益对于技术创新来说都是巨大的动力，经济效益标准都是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军事效益标准是国防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

军事效益是国防技术创新的首要价值目标，其他效益标准是服从于军事效益标准的。当然，政府斥巨资实现的军事效益并非绝对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对立的。一是军事效益可以间接地实现经济效益。二是军事效益也可以通过两种途径直接实现经济效益。第一种情况是：对于一国来说，其实现了军事效益，获得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就可以出售技术创新的成果或提供技术帮助别国研制军事产品而获得高额经济利润。第二种情况是：获得了极大的军事效益而被认为是成功的国防技术创新成果可以转为民用技术，开发民用技术产品，实现经济效益。上述两种情况实现的经济效益从军事效益的角度来看是直接获得的，而从技术创新的基点来看，则是间接的，是继发的，可以看成国防技术创新价值目标的“副产品”。三是军事效益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效益。如果说，军事效益实现经济效益是间接的或附加的，那么，社会效益的实现则是军事效益的直接的目标。四是从整个人类或全球的角度来看，军事效益与社会效益是根本对立的！是不符合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是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尖锐矛盾的。军事效益越大，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社会效益就越小。

四、生态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不可或缺的标准

生态效益标准的提出源于对传统技术创新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切。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生态效益标准是被排除在外的。生态效益标准可以视为对经济效益标准的过分强调的纠正。通过强调技术创新的生态效益标准，可以克服过去过度开发资源、大肆浪费能源、严重污染环境、极大破坏生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随着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生态效益标准正在成为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标准。就是说，无论技术创新取得了多大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只要它破坏了环境、生态，没有取得生态效益，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项成功的技术创新。

五、社会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社会效益标准和生态效益标准一样，并非最初的技术创新成功的主要标准，或者说并非是传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成功的主要标准。尽管传统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唯利是图，以经济利益为唯一价值目标，以经济效益为唯一评判标准，但是，社会效益标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些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即使为创新主体个人带来了巨额经济利润，由于不符合社会效益标准，也就不会被整个社会认为是成功的。那么，在强调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代，社会效益标准在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自然而然的受到重视和加强。

六、人文效益标准是评判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

人文效益标准是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其他的一切标准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发展，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都服从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个最高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文效益是技术创新的最高价值目标。广义地，只要符合人文效益标准，技术创新就是成功的；并且，严格地，只有符合人文效益标准的技术创新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弗洛姆也认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表现为生产财富的宏大基业，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支配。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3]因此，生态既承载经济，又制约人文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消耗自然资源，其产出满足人文、社会的需要；人文精神及其实践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决定着人文活动空间和效果；人文追求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技术是人类消解制约条件、扩大活动空间、实现目标的途径[4]。上述六种效益标准是一个以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文效益为主导的多维整合体。其结构关系是：技术效益是前提和载体，生态效益为客体制约条件，人文效益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实现目的之手段。这里要强调的是：生态效益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要建立这种关系首先要克服人的片面性认识和追求，要调整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并且要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实现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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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论文篇8

网上舆论生态变量最大，掌控主导权的任务更加艰巨。目前，全球网民已突破30亿，其中我国网民超过6亿并呈快速增长之势，并且越来越多用户从PC端向手机端转移。“低头看屏“成为各地众多场合一道风景，移动舆论场成为世界上最大舆论场。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成为重要的舆论策源地，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互联网成为舆情始发地、情绪引爆点、行动指令传播链。可以说，舆论聚焦的热点在网上，舆论引导的难点主要在网上。宣传舆论工作如果忽视了网上舆论斗争，就失去了网上舆论主导权。在互联网成为舆论传播重要渠道和舆论斗争主战场的今天，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掌控网上舆论主导权任务愈加繁重。

文艺创作生产聚焦质量，唱响主旋律的任务更加艰巨。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文化建设积极进展，文化民生不断改善。但是，也暴露出了文化基础薄弱、产品不丰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一些文化单位唯经济利益至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有意思”，直接忽视社会效益的“有意义”。而任何情况下，导向不能变、阵地不能丢的要求必须坚持，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发挥文艺导向功能，唱响时代主旋律的任务愈加繁重。

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巩固主阵地的任务更加艰巨。近年来，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新媒体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也深刻改变着媒体格局，不少传统媒体新闻传播主要平台和话语渠道的作用被侵蚀，引导社会舆论和服务工作大局的能力被削弱。可喜的是，一些传统媒体近年来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融合发展，已经产生“化学反应”，有力增强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新形势下，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阵地的任务愈加繁重。

生态效益论文篇9

【关键词】生态产业 绿洲 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与“生态内因论”

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其研究历程大体上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三阶段。在古典经济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阶段则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这一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阶段中，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发展理论则把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学派则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依然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关注的是资源和技术。当代的增长理论关注了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趋向于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但它们却忽视了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仅仅是一种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单向关系，都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生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生态缺失的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与现代经济增长一并而来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诸多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实践都或早或晚地、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经济增长的困境，人类的发展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运行方向及其发展趋势。健全的生态条件和优良的环境质量是直接作为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不仅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因此，本文作出经济增长的“生态内因论”这一基本判断，即：生态环境决定自然力并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主导性地位。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若生态这一基础因子缺位，经济系统则是一种畸形发展，生态、经济和社会将进入恶性循环，进而崩溃；反之，生态因子将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继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子，使生态、经济和社会协调高效发展。在这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体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生态产业将居主导地位，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生态产业的基本概念

生态产业的概念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经济的浮现而提出的。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体现为生态产业的发展。生态产业是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的产业类型，发展过程中散发的各种效益,也主要体现着生态经济的能量和效益，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1、生态产业的定义。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

2、生态产业的结构。生态产业包括：主体部门――生态农业，基础部门――生态工业，支撑部门――生态信息业，应用部门――生态服务业。

3、生态产业的功能。生态产业是维护“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使“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者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达到动态平衡，从而提高整个生态圈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与还原能力，而解决生态平衡的关键则是微生物的还原能力。因此，在生态产业建设中，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4、生态产业的效益。生态产业与传统经济产业相比较，它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产业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通过不同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为废弃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实现物质的再生循环和分层利用，去除一些内源和外源的污染物，使得整个经济系统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改善了的生态系统能够溢出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更好地改善生态系统，这样，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生态产业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生物圈中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规律为依据，以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为发展模式，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为手段的生产事业。发展生态产业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资源与人口问题的最佳选择，生态产业将是21 世纪的主导产业。

三、绿洲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及面临的困境

从景观角度看，绿洲是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以荒漠为基质的各级植被斑块及镶嵌系统。故绿洲寓于荒漠景观中，无沙漠无所谓绿洲。脆弱的荒漠生态本底,使绿洲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不可逆性的特点。绿洲经济是建立在绿洲这一载体之上的。绿洲赖以存在的生态条件，使绿洲经济活动规律明显不同于东部，先天的生态脆弱使绿洲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生态限制，生态风险大，使绿洲经济必须比任何一个经济系统更加重视“生态”这一因子的基础性地位。离开了这个基础，绿洲的经济活动就无法存在和发展，绿洲的经济发展不允许生态的缺失。所以，绿洲经济就是在绿洲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对绿洲生态系统所进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活动，其本质是生态经济。绿洲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生态因子起主导作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经济增长。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心，属于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荒漠化以及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人类活动基本上集中在几千块孤岛式带状的绿洲上，是典型的绿洲经济。由于生态要素的缺失，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产业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绿洲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和挑战，新疆绿洲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困境。

1、绿洲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序扩张和环境失调，使绿洲生态系统超过了承受的极限，致使绿洲生态系统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工绿洲的扩张，人口大量集聚，生产、生活用水成倍增加，地表截流、地下提水等人为过程使下游荒漠自然给水量日益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天然泉水溢出地带及湿地消失，造成水资源环境恶化；土地利用不合理,重用轻养,有机肥施用不足,养地作物苜蓿、绿肥及豆科作物面积小,不能合理轮作倒茬,土壤肥力下降；重灌轻排,灌排失调，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造成土地沙漠化严重；农田生态系统不合理或无节制的用水，将地表水（包括洪水）全部截留，荒漠植被大量消失，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

2、化学污染、工业“三废”无治理排放，使绿洲生态系统“熵值”不断沉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绿洲内化学污染、土壤沙化、次生盐渍化不但影响绿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制约着当前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益。例如：挖渠排碱同时也排走了大量的土壤肥力，长期大量使用化肥致使新疆中低产田占60%。绿洲城镇工业、生活废水无治理排放到下游水库，农业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化学污染使绿洲生态环境越来越不适宜绿色、安全生产，甚至威胁人类生存。

3、因地理与交通阻隔绿洲农业经济系统外部经济环境的物流、价值流、信息流交换不便。新疆许多偏远地区的资源优势及名、特、优产品难以转化为商品优势；绿洲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差，只有依靠外部输入能量（水源等），生态系统才有高产出；同时绿洲经济系统能量输出不平衡，大部分工业性生活资料及全部生产资料依靠外部供给，绿洲大量农产品外销，在经济大循环中，绿洲输出的是物质产品和财富，而积累的是污染和贫穷。环境恶劣、生活贫困、掠夺环境、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生态贪困”现象普遍存在。

4、产业结构单一，生物能量转化、增值率低。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占全区总播种面积的近50%，宜棉区超过80%。单一的种植结构，致使作物病虫害增加，土壤肥力破坏，农业物化投入增加，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生产模式。同时，新疆农产品的综合加工率不足50%，且加工层次很低。

四、生态产业是绿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提醒人们，绿洲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把“生态内因论”作为绿洲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引导绿洲经济走生态和经济双赢的发展道路。

1、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绿洲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产业是以不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准则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生态产业可以使绿洲生态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巨大的经济价值，提高环境投资的回报率，遏制退化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良性的生态和经济关系链。

2、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绿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绿洲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为代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延续旧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将是生态、经济的全面崩溃。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经济要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

3、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优势。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绿色消费将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这种消费观念是生态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生态产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保持较高的增速。绿洲有特殊的生态资源，特别是其丰富的光热资源，具有发展特色生态产品的优势，这有利于绿洲经济突出地域特色、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突破国际贸易壁垒，规避环境风险，形成新的经济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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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论文篇10

关键词：可持续财务；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多重资本；多重目标

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要求企业要追求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但是，“股东至上”的财务管理理论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企业在价值观念、财务目标、资本理念、投资准则、收益分配等方面都较大程度地脱离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严重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实施。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务管理理论，为企业履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本文从社会和生态的视角出发，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为基础，构建了可持续发展财务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研究现状分析

财务理论发展至今，大体可以归纳三个研究阶段：传统财务理论阶段；现代财务理论阶段；行为财务理论阶段。1、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财务理论可被称为传统财务理论，它主要运用描述性方法。以重视会计信息为主要特征。财务比率分析是常用的分析方法。Berle和Means(1932)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和Graham和Dodd(1934)的《证券分析》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2、现代财务理论一般认为始于Markowitz(1952)的投资组合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包括：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设(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EMH)、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理论、Black and Scholes(1973)的最优定价理论、Ross(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等。3、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说”(EMH)的质疑和挑战中提出来的，萌芽于信息不对称理论(Akerlof，1970)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2年Slovic的《人类判断的心理学研究对投资决策的意义》开启了行为财务研究的先河。1979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了期望理论，为行为财务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85年Thaler的《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使行为财务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此后，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行为财务这一新的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如DSSW模型、BSV模型、DHS模型、HS模型、羊群效应模型、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

国内学者对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引进、吸收和实证检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如郭复初(1988)提出了财务分层理论，干胜道(1995。1998)提出了所有者财务论，谢志华(1997)提出了出资者财务论，汤谷良(1997)提出了经营者财务论，李心合(2003)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财务论等。王庆成(2003)指出，分层理论的提出是我国财务学者的一个创造。

财务学是一门研究财务主体选择的科学。现代财务理论以“有效资本市场”假设为背景，将财务主体假设为“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虽然在现代财务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耗费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无视等对社会负面影响和生态的消极影响是世人皆知的。同时，公司的财务活动所依赖的环境是非理性的，公司的财务行为也是非完全理性的，因此，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财务理论也是难以通过现实检验的。行为财务理论则突破了“有效资本市场”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研究财务问题，是财务理论的一大进步。但是，行为财务理论仍然没有突破投资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研究框架。尽管行为财务理论开始重视心理分析、社会分析等内容，但这些分析仍然明确地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获取。这种以投资者经济利益为核心利益的财务理论不利于企业平等地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利于企业主动履行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从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扩展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开拓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

三、可持续发展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财务理论是可持续发展和财务学的跨学科结合，跨学科领域研究具有一种近似于生物繁殖的品质，相关学科的遗传、进化和结合诞生了可持续财务理论。因此，可持续财务理论遗传了相关学科的合理内核，并进行进化和整合，其理论基础是多方面的。财务理论是研究财务行为的学问，其理论基础要解决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主体、行为技术、行为过程、行为规范、行为伦理等问题。从行为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可持续财务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它贯穿于财务行为的始终；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可持续财务不仅遗传了现代财务理论的“经济人”特征，也遗传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的“生态人”和“社会人”的基因；从行为过程的角度看，可持续财务理论遗传了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行为技术上看，可持续财务理论遗传了信息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技术；从行为规范的角度看，可持续财务理论遗传了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规范；从行为伦理的角度看，可持续财务理论遗传了生态伦理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的伦理思想。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可持续财务理论的根本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公民身份理论是可持续财务理论的主体理论基础；信息经济学、心理社会学、伦理学是可持续财务理论的技术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学是可持续财务理论的制度理论基础；生态伦理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是可持续财务理论的伦理理论基础。

可持续财务的理论基础如图1所示。

四、可持续财务理论的价值取向

(一)经济、生态、社会的多重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强调企业的社会性和生态性，主张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的和谐性与持续性，主要从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价值的本质及其生产和分配。从社会关系上看。传统价值理论反映的主要是个别人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反映的则是全人类之间的利益关系；从生态关系上看，传统的价值理论基本不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也就不考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不仅反映全人类及其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还反映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利益内容上看，传统的价值理论只反映经济利益关系，可持续发

展的利益理论不仅反映经济利益关系，还反映人类的社会利益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拓宽了价值的范畴，它将价值的视野从经济价值扩展成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按照这一理论，企业的价值观应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利润最大化”、“利润满意化”为目标的“经济价值观”向以“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持续性和协调性为目标的“多重价值观”转变。体现为多重价值的和谐。企业的“多重价值观”包含了以下基本思想：

1、企业的价值源泉是多方面的。企业的生产经营除了直接依赖其经济资源的配置外，还必须依赖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的价值源泉是多方面的，企业价值不仅来源于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结合，而且来源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的相互结合。

2、价值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是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仅依赖于企业有形范围之内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消耗，而且也依赖企业有形范围之外的生态环境和各种资源的损耗，同时还包括它对人类社会本身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后果。所以。价值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是多方面的。

3、价值分配是多方面的。既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在企业价值生产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耗。那么，它们同样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和积累。所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企业的价值分配应该分解为四个部分：物质资本的补偿与积累、人力资本的补偿与积累、社会资本的补偿与积累、生态资本的补偿与积累。以保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的共同保值与增值。

(二)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

从利益主体的角度看，财务管理存在两种价值取向模式：股东价值取向和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李心合，2004)。可持续发展理论反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强调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和谐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许多利益相关者，他们都对公司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股东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因此，公司不仅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着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取向的公司不仅关注股东利益，而且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公司目标不再是唯一地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按照可持续性的原则，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从发展趋势看，财务管理的价值取向正在从股东价值向利益相关者价值演变(温素彬，2007)。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按照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资本的形态不同，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物质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

物质资本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主要向企业投入货币资本的主体，主要包括投资者和债权者，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关注企业的经济贡献；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是指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主体。主要包括管理者和员工。其中管理者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员工既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关注企业的社会贡献，但就当前的情况看，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主要关心企业的经济贡献；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是指主要关注企业生态贡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自然环境、后代人、非人类物种；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是那些存在于企业之外的社会资本的拥有者，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一种关系型资源资本。本文将存在于企业之外，与企业存在一定关系的行为主体界定为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媒体等，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关注企业的经济贡献，也关注企业的社会贡献。四类利益相关者所关心的利益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三个方面。所以，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最终表现为企业的经济贡献、社会贡献、生态贡献之间的协调。

五、可持续发展财务的主体理论和资本理论

(一)可持续财务的主体理论：多重身份理论

根据对财务价值取向的分析。笔者认为财务主体是利益相关者的集合，即财务主体是物质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生态资本所有者的集合。它既体现财务主体的一元性，又体现财务主体的多重身份。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的观点，企业不仅是经济系统的要素，而且是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成员。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基础的“公司公民身份”理论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公民。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要求企业要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戴维・罗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公司公民身份”。提出了新的企业定位规则，这三个方面是：企业的基本价值和实践；业务伙伴及其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处理；对社区发展所作的志愿捐助。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亚太区副总裁陈达文先生将公司公民总结为四点：1、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2、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3、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4、企业有责任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公司公民身份”理论使企业从“经济人”的单一身份转变为“经济人+生态人+社会人”的多重身份。“社会生态经济人”表明了现代企业的本质：现代企业本质上是谋取经济、生态、社会三大利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组织，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社会生态经济人”反映了现代企业的经济属性、生态属性和社会属性，体现了企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从而形成了“多重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多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社会资本)――多重身份(经济人、生态人、社会人)的内在逻辑，实现了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结合。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管理应同时重视经济主体、生态主体、社会主体的多重身份。以保持多重身份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原则，不可厚此薄彼。

(二)可持续财务的资本理论：多重资本理论

无论是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是现代企业理论，都是与生态环境相脱节的企业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其资本范畴仅限于物质资本；现代企业理论虽然开始重视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但是仍然没有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纳入企业的资本范畴之内。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以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生态资源，社会风气、企业关系、社会文化、道德风尚、伦理观念、诚信协作等社会资源也在企业价值创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传统的资本观念应该得到进一步扩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及其对企业的要求，笔者认为，企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构成。

物质资本是指企业赖以生产经营的物质条件，包

括机器设备、厂房、对外投资等长期性资产以及库存、货币资金等流动性资产，也就是当前会计核算口径下的企业资本。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存在的。是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术所形成的资本，它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二是人力资本的质量表现为劳动者的品质、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健康、组织、管理水平及综合各种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能力等：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主要表现在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流动、科研攻关、干中学等途径中。

生态资本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带来价值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总称，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生态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具有生态功能，遵循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生态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生态资本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双重竞争性、双重成本性、可投资性等特征。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时做到：1、必须杜绝导致全球环境特征恶劣的行为；2、必须无条件地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生物的多样性；3、必须坚持可持续性利用原则；4、对于可耗竭性资源的减少，应该寻求维持其最小的寿命期望与开发替代品之间的平衡；5、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必须低于一定的阀值；6、避免使用对生态系统具有破坏性的技术；7、实行环境化设计、清洁生产、绿色营销、全成本评估等生产经营管理制度；8、及时提供绿色报告，实行绿色报告审计制度。

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资本概念。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真正作为理论研究，是从劳瑞、布迪厄等人的研究开始的。布迪厄认为，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Bourdieu，1986)。Burt(1992)将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主体，明确指出了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国内，边燕杰(2000)分析了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指出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一个企业社会资本量的大小受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能动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直接或间接使用的预期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总称。它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具有社会价值的资本。该定义包含了以下基本内容：1、社会资本首先表现为一种资源；2、这种资源预期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3、这种资源被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使用；4、对企业来说，这种资源是现实的或潜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种资源被企业激活或利用时，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这时它就是现实的社会资本；而当它未被调动和利用时。它仅仅是静态的资源，不能成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或只能是潜在的社会资本。

以上四类资本综合反映了人类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人的创造潜能、社会需求以及人同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协调能力。在理论上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所建立的经济、社会、生态的平等和谐的利益关系相一致，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实现途径。因此，四种资本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和谐发展关系。企业在战略制定、战略实施、生产经营中要始终坚持和谐管理理念，保证四种资本的共同保值与增值。

六、可持续财务的目标理论：多重目标理论

“多重价值观”“多重资本”“多重身份”决定了财务管理的多重目标。可持续发展条件下，财务管理的目标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实现经济价值，更应着眼于整个现代文明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既要大力创造物质财富，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还要努力创造精神文明和社会财富，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同时要努力创造生态财富。实现企业的生态价值。英国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SustainAbility的总裁Elk－ington于1998年首次提出“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line)的概念，认为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同时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三方面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三重底线”体现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多重价值观，强调多重公平与社会责任。虽然追求经济利益仍然是企业的基本要求，但这一要求必须在保证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统一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所以，可持续发展财务的根本目标是：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的持续、协调发展，体现为多重利益(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的综合。

综合利益的表现形式在不同阶段可以有所不同，其具体表现形式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客观经济环境。但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要实现综合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有两点是必须的：1、公司新增价值最大化是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源泉；2、新增价值的分配均衡化是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所以，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新增价值最大化和增值分配均衡化是可持续财务的直接目标。增加值是指企业新创造的价值，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实际水平，从价值构成看，即V+M，它是投资者、债权人、国家、经营者、员工等相关者的利益源泉和基本保障。增加值分为有效增加值和无效增加值。有效增加值是指通过市场交换或企业分配已实现的增加值；无效增加值是指虽然消耗了必要劳动，但不能被社会所承认。其价值没有实现的增加值。只有有效增加值最大化，企业才能不断创造更多的有效社会财富，才能有足够的新增价值供利益相关者进行分配。所以，企业的直接目标又可归纳为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增值分配均衡化，它既是“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又是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综合反映。“有效”反映了企业的价值实现环节，“增加值”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均衡分配”反映了企业的分配环节。进一步来讲，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目标可划分为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从综合利益(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到净利益(利益相关者分配后余额)，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目标体系表现为“有效增加值(V+M)――利润(M)――经济增加值(EVA)――可持续责任增加值(SRVA)”的递阶结构(温素彬，2006)。其中，有效增加值(V+M)体现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利润(M)大体上是补偿人力资本后的余额；EVA是补偿物质资本后的余额；可持续责任增加值(SRVA)是补偿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后的余额。

七、可持续发展财务理论的框架构想

除了上述关于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外。可持续发展财务理论还包括财务假设理论、财务运作理论、财务分配理论、财务评价理论等，限于篇幅，本文尚未包括这些内容。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初步构建了可持续发展财务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图后续研究，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