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十篇

国际金融中心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国际金融中心篇2

关键词：香港 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 引言

根据2013年3月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继续蝉联第三位，自2007年该指数开始公布之日以来，香港一直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处于前四名之内，可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直被国际所认同，并且地位较为稳定。虽然近年来，香港面临来自各方的竞争，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得益于其自身长久以来的稳步发展以及面对机遇及时而准确的行动。而上海作为近年来我国大力扶持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距离，从2013年3月的全球金融指数来看，上海在总分1000分的评分标准下取得了674的分数，世界排名第24位，较2012年6月份的排名下降5位，说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还需多方面的努力，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提供很好地的指导、借鉴作用。

二、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发展、固有优势

香港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地处我国的广东省以东，与深圳市一河之隔。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是世界著名的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这为其发展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廉洁高效着称的香港政府，普遍较高的民众教育水平，稳定多样的人才库，坚实的经济金融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高效的监管体系都为其稳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大大提高了金融业的运作效率，使得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序而高效。根据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可以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商业环境（包括法律体系、廉洁程度等）；税制；国际声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一）商业环境

香港的商业环境较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具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具有高度自治权。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自由港、单独的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和维持资金流动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这为香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商业环境。

同时，清廉也是香港商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ICAC）设立，自其成立以来，香港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工作力度大大加强，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2012年廉政公署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香港居民对于廉政公署的工作成果普遍比较满意，认为其工作非常有效的民众比率由2010年的87.4%到2011年的87.8%再到2012年的88.3%，逐年上升。并且公众对于贪污现象的容忍程度自2010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选择零（即完全不可以容忍）的公民由比例由2010年的68.6%到2011年的78.4%，再到2012年的77.0%，连续三年上升，可见廉署对于反贪的教育宣传工作以及对贪污现象的监察工作进行得比较到位。

贪污现象不仅会阻碍经济贸易的进行、降低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也是一种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个清洁的商业环境可以提高金融中心的日常运行效率、使其更好地发展。相比较而言，上海的贪污水平较高。我国总体的的贪污水平较高，根据透明国际及2012年对全球176个国家的贪污水平的评价，中国位列第80位。

（二）税制

香港的税制简单、税负轻、税种少。1994年香港薪俸税的税率改为2%―20%，起征额提高到7.2万元，无妻无子女的免征额为14.4万元。薪俸税的基准税率为15%，同时政府规定了较高的免税额，因而很多人的收入水平达不到起征点，缴纳薪俸税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公司方面，1994年起香港的有限公司的税率降至16.5%。

（三）国际声誉

由2013年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指数报告可以看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的综合排名位于前三位之列，可以看出香港的发展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具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在得分方面，虽然与伦敦、纽约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的得分一直处于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香港在未来的几年仍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稳中有升，继续保持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四）金融基建

香港金融管理局一直致力于完善金融基建的建设，建立起包括港元、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系统），并建立起本地与境外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之间，以及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与区内及国际中央政权托管机构之间的双边联网。与此同时为了顺应国际发展趋势，香港政府不断进行创新和完善工作，2007年香港推出了与澳门的单向港元支票联合结算机制，大大缩短了由在港银行付款、在澳兑换存储的港元及美元的业务办理时间。在接下来的基建工作中香港将推出二合一零售支付卡，即可在香港及广东17个指定城市的交通工具和指定零售商同时使用的支付卡；以及发展电子支票业务等。

三、 香港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挑战

1、房地产泡沫

自2009年以来，香港的各类物业售价及租金不断攀升，不论是普通住宅还是写字楼都存在较大的价格上升趋势，许多香港居民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毕业几年的大学生也只能租房或者申请政府的公租房。

2、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地区某段时间内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只要一个地区的65岁以上的长者占总人口数超过7%，或60岁以上长者占人口总数超过10%时，就是老龄化社会。”香港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趋势，根据2011年香港政府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01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相比，2011年香港的在职人口平均年龄普遍比十年前增长了十岁。根据香港政府的推算，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3%升至2039年的28%，这意味着届时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为65岁及以上的长者。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会对香港的竞争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3、上海的崛起与竞争

由上交所A、B股合计年度成交概况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年末市价总值和年度成交金额虽由2007年的269838.87亿元和305434.29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97251.91亿元和180429.95亿元，但2012年的年末市价总值有小幅的回升相比于2011年增加约10000亿元，说明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存在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在港的相关中国股份之成交量自2007年来，成交总额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7年的10，474，504.11万港元下降到2012年的5，141，269.24万港元，减少了近一倍。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股市成交量普遍走低；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低中有升的趋势也可以看出中国公司在港上市的热情逐渐减少，而上海的证券市场较为稳定。

表1：港交所相关中国股份之成交量

注：2013年数据统计至5月份。

数据来源：香港证券交易所

4、新加坡的强劲竞争

一直以来，新加坡与香港有着相似的国际地位，均为亚洲金融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新加坡一直是香港发展中的一个强劲的对手。2013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在总分为1000分的计分规则下，香港以2分的总分微弱优势领先于新加坡，排名第三位。而自由2007年开始的GFCI1起，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便十分激烈，虽然香港一直以较为微弱的优势领先与新加坡，但近年来，新加坡更是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大有赶超香港的趋势。（图2）

5、贫富差距过大

香港的基尼系数2001年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远超警戒线0.4，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地区。新加坡紧随其后位列第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应引起香港政府的足够重视，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普遍地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从而推进城市与社会更好的发展。

（二）机遇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协议关系的安排》自2004年签订以来，陆续有相关的补充协议推出，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多方面的合作，使双方都从中受益。

1、香港的银行业

2012年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协议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中增加了两条规定：一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港资银行在内地的分支机构为证券公司提供托管服务，另一项是允许香港金融机构在广东省试点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这为香港银行业拓宽了业务范围，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

2010年至2011年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商品贸易额分别为香港总贸易额的52.9%及52.5%，总的贸易量2011年相比于2010年上升9.6%。服务贸易方面，2009年，香港26.9%的服务以中国内地为目的地，26.8%的服务来源于中国内地。内地成为香港服务贸易的主要来源地和输出地。大陆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香港本地的市场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与稳定，潜力有限。而与中国大陆的合作为香港的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四、 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一）大力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人才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从多方面加强建设，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应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沪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人才技术知识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建立健全金融人才市场，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鼓励培养创新意识以及国际化的视野。

第三，继续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教育交流。

第四，建立健全相应的奖励制度，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才采取奖励措施，包括为其子女教育创造有利条件，以及加快完善相应的基础医疗设施以及制度，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上海的环境，这对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二）继续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

以香港为例，2012年，香港金管局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关机局及银监会的相关人员的提供了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信贷资讯系统、金融市场发展及监管、内部管控、宏观经济及金融分析、金管局的管制安排及对外联系、金融市场及服务以及银行监管等一系列课程。通过加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听取并吸收其成功的经验，学习好的方式方法，为我所用，规避并防范风险。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就目前上海的金融监管体系来说，主要是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三局并列，对各自分管的领域进行监管，而在当今混业经营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同时承担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服务项目，在处理横跨两个甚至三个机构的监管范围的金融行为的监管工作中，这种监管体系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同时，在进行金融监管体系制度的改革的同时要加强相应的立法工作，为金融监管提供牢固的法律保障，从而使监管工作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市场交易体系、支付结算体系、支持保障体系，是支持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有利于实现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五）加强港口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止应着力于建设金融服务行业，还应该全面提升在贸易等相关领域的竞争力。香港作为世界三大深水港，具有进行国际贸易的天然优势，大型货轮可以在此停靠，增加了香港的国际贸易量。而上海并不具有良好的天然深水港优势，但可以通过人工建设深水港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条件。

五、结束语

在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很多的问题与困难，但我们可以由前人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获得一定的启示。上海作为一个新兴的并很有发展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虽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需多方面的努力。香港在商业环境，税制，国际声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上海也应加强包括以上四个方面的建设工作。而香港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过大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上海也应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防范相关问题的发生及发展。上海是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的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以及国家大力的政策支持，在发展过程中应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实现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3". Long Finance. March 2013

[2]于青明，于翠平.大陆香港个人所得税制度比较与借鉴[J].财经（下半年月刊）2006.6

[3]香港金融管理局2012年报

[4]香港政府统计处

[5]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1人口普查统计图解

国际金融中心篇3

关键字

国际金融中心　优劣势　上海

金融中心实际上是各类金融机构以资金借贷和融通为目的而汇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一个金融交易平台，这一平台为各金融主体提供交易集群、金融结算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充当了金融机构的特定“中介”功能。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金融机构集群化；二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品种多样化；三是资本集散地和资金交易清算国际化和多元化。故其具备的必要条件是：地域和交通优势明显、相关基础设施发达；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并且结构健全；金融机构数量多，多功能金融机构聚集，相关金融配套服务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对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制力度大；宏观经济稳定、政治环境良好。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所处区域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资本集聚和辐射，加速金融深化与创新，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因此，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完善金融系统安全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　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　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　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　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国际金融中心篇4

关键词：离岸金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1―0066―04

一、创建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战略意义

1　是实现上海“双中心”、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关键环节。2009年4月，国务院确立了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而在当前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下，资本项下的资金很难流动。在资本市场尚未充分发展之前，为确保“双中心”任务的实现，促进上海航运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无疑是条捷径。在上海开办离岸金融市场，真正实现全球金融业务24小时交易，将有助于我国与全世界的金融紧密联系，融人统一的国际市场。

2　为我国当前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压，化解流动性危机，增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持续的顺差转化为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不仅给人民币造成很大的升值压力，也使大额外汇储备面临汇率风险、市场风险，致使大量海外资产遭受巨额亏损。另外，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国内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产生了一系列民生问题，同时也使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可以进一步发挥离岸业务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潜力，为外汇储备“消肿”，化解流动性矛盾，破解当前社会经济难题，进而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3　扩大海外投资，便于我国加强对境外本币的监控。当前，国内企业利用外资的“成本倒挂”现象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国内企业不能直接利用；另一方面，众多国内企业为海外投资而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筹资，成本很高。因此，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让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直接进行交流，能为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回流相当数量的境外人民币，进而间接实现对境外本币业务活动的监管，减少其对金融市场的冲击，维护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稳定。

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国际上来看，由于金融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加之离岸金融业务的诸多益处，离岸金融市场自上世纪50年代在欧洲形成以来，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已遍布世界各地。但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较发达国家起步较晚。1989年招商银行在深圳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成为首家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随后，广东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的牌照。受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央行暂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文批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全面恢复离岸业务，同时允许总行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目前，我国共有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等四家商业银行经营离岸业务。离岸业务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推进，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也得到了持续迅猛发展。但是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较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存在很多问题，包括：(1)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传统业务，且由于监管政策过于严格导致业务范围过于狭窄，品种单调、缺乏创新。虽然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总体规模较小，这些不足都影响着我国同外资银行等同业的竞争。(2)离岸金融业务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加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人对其存有疑虑。离岸金融业务政策、监管框架、优惠统一的税率制度等还不完善，仍需政策的完善落实。缺少统一的离岸账户保密规定。(3)离岸金融业务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狭窄，且客户群体不足。(4)开展离岸金融的经验不足，从事离岸金融的工作人员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上海正积极构建离岸金融市场，上海洋山港试点综合离岸金融方案已上报中央。根据初步拟定的方案，洋山港将参考英国耿西模式，最有可能采取的是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相分离，非居民交易账户与国内账户严格分开。而且洋山港到时候会率先试点包括离岸银行业务、期货保税交割及离岸再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拥有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成为上海建设“双中心”的必要条件。对于上海来说，构建离岸金融中心从长远来说是机遇，但当前而言，更多的是挑战。

三、构建离岸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

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管制松弛，自由度高，加之对国际政治经济反应敏感，会引起巨额国际游资四处流动，加剧金融市场的危机，影响国际市场的稳定。同时，由于离岸账户与国内账户的分离是相对的，即使在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二者之间也可能发生资金转移。因此，如果我国为反通胀而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时，国内机构完全有可能从离岸金融市场借人低成本资金，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本国货币政策的效力。

1　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的管理风险，加大了政府的监管难度。离岸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通过价格、利率、汇率、股价等机制，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产生链式反应，放大风险。而且，我国正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对游戏规则还未完全掌握，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风险管理制度还很不健全，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合规文化还没有形成，管理风险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一项普通的离岸金融运作都可能涉及多个国家的事项，是一个受到多头监管但不受单方完全控制的市场，因此，从整体上加大了我国政府对离岸业务的监管难度。如果监管不力，离岸金融市场将成为洗钱、逃税和不法分子筹集资金的“天堂”。

2　构建离岸金融市场，对金融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重要载体的洋山港。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考虑到离岸市场操作对在岸市场的冲击和影响，选择洋山港作为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试点有特有的优势。但是，洋山港的商业配套还不完善，交通成本高，大部分金融机构需要新设，且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因此难以集聚国际金融人才。在短期内，这些因素对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可能产生瓶颈限制。

四、上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优势

上海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2010年世博

会的举办更让世界了解了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在上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地理位置优越。从全球来看，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与东京、香港、新加坡相邻或处于同一时区，可与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构建连续24小时接力交易。上海又位于远东的中心点，辐射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从国内来看，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人海汇合处，历来是内外经济接轨的重要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使上海优于国内其他大城市开展离岸金融业务。

2　雄厚的经济基础。正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的上海，肩负着面向世界、服务全国、联动“长三角”的重任，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土地面积仅占全国0.06％、人口占全国1％的城市里，完成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八分之一，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雄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金融活动的集中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

3　金融基础好。近代历史上，上海是远东第一都市和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全部雄踞亚洲之冠。其深厚的金融城市历史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崛起提供了市场基础、历史声誉、经验与信心。如今，上海的金融业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形成了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OTC衍生品、黄金、产权、再保险市场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汇聚了世界上主要金融市场种类，金融市场的成交总额和规模连续大幅度增长。

4　政府积极推动。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国家战略，使原来以地方为主推动上升为集国家力量推动，中央、上海市和浦东区三级联动，形成政府推动合力，大大增强了协调建设的力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也成为上海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推动因素。

五、建设上海离岸金融市场，服务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对策建议

1　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政府的推动是重要前提，国际合作是主要手段。离岸金融市场最早是自然形成的，但现代离岸金融市场则是东道国政府顺应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致力推进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构建离岸金融市场过程中，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需要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及各项内控制度更需要政府，因此，我国发展离岸业务必须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推动，这是前提条件。离岸金融运作涉及多个国家的事项，受到多头监管，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并努力实现与不同监管主体共享管理信息。

2　加强离岸金融发展研究，加大金融入才引进与培养，完善市场配套措施，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科研是进步的动力，无论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初期还是成熟阶段，科研都是关键。为保障其健康发展，要密切关注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对离岸金融的影响，同时要把握离岸金融的最新发展趋势，研究其竞争态势、经营模式、风险控制等因素的最新特点，探索、创建最适宜中国的离岸市场建设模式和方法。大力加强金融人才培养和高水平金融人才的引进，特别是要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培养研发、交易、风险管理和清算人才及各个层次的管理人才。另外，税收优惠是各离岸市场所采取的优惠政策中最集中的体现。目前我国在离岸业务税收安排方面还没有实质性内容，应抓紧制定与整个国家税法体系相衔接的离岸税收法规，制定与周边国家相比而较为适宜的税负水平，从而，完善离岸金融配套措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3　强化离岸金融业务监管，创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1)明确离岸市场类型，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上海离岸中心建成后可能出现套利、逃税、洗钱等活动，将对我国监管制度提出严峻考验。而采用严格的内外分离型模式能为我国监管制度完善争取时间，也能较好地保护国内金融业免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待时机成熟后，可以渐进地、有步骤地放开离岸金融市场。(2)对经营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设立市场准人制度。建立严格的离岸金融机构设立和审批制度，按资信状况、资本实力、风险管理水平分别颁发有业务范围区别的经营牌照，实行分类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离岸客户开户细则，保证离岸客户提供资料的合法有效，适当控制开展离岸业务的银行数量；应明确规定离岸机构以分行(公司)建制，总行(部)必须充当离岸分行(公司)的最后偿债人，以避免离岸金融机构破产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3)加大风险管理，确保监管力度。按照最新制定的《巴塞尔协议》，对离岸机构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在建立完备的离岸银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离岸机构定期呈送的各种报表及其他资料加以分析，或通过监管人员的实地调查，分析离岸银行的日常交易、资金运营、资产负债管理与风险资产管理状况，对其资产、负债业务，甚至表外业务实行严格的风险监控。

4　培育市场主体，吸引和鼓励中外各大银行落户。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促进银行间同业往来，吸引和鼓励中外大银行，尤其是海外各大国际银行及跨国金融财团加盟。同时积极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提供资源。

5　建立资本流动监控预警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离岸金融业务本身所带来的风险性，为顺利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增加了难度。在风险防范方面，应借鉴国际开放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经验，按照通行的离岸金融运行模式，结合国家及上海市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制定和完善监管防控体系，确保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企业有序运作、高速发展、风险可控。努力建立高效率、低风险的机制，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好准备。

国际金融中心篇5

关键词：G20；金融监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53-04

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G20峰会达成的金融监管共识则追求从“各自监管”到“联合监管”的转变，体现的是全球危机全球解决的系统思维。G20联合公报把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的失败看成是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具体措施。G20的监管共识具体体现在G20联合公报的第15条，该条款包括9个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无论从观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是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过程

G20公报提出设立新的金融稳定局(FsB)替代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以强化全球金融监管。新的金融稳定局成员包括全体G20成员国、原FSF成员、西班牙以及欧盟委员会。中国作为金融稳定局的成员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金融风险的观测者和承受者，更增加了作为全球金融风险管理者之一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在全球金融监管方面的发言权，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提出了约束，并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产生长远和具体影响。例如，金融监管局(FsB)的“稳健金融系统的12条标准”将对上海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提出国际化要求，同时也对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性、数据规范、破产标准、公司治理、会计和审计规则、支付和结算、银行和保险及证券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积极面看，也可以把这种要求看成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先行先试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G20公报提出要重塑监管体系以使得监管当局能够识别和应对宏观风险。事实上，国际上重塑金融监管体系的行动已经开始。例如，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3月31日公布的改革方案中，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将进行大规模改革，其中多个机构将被裁撤，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将极大加强。根据改革方案，美联储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其目的就是要整合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按照改革方案，日常银行监管事务将由目前的多个机构管理合归为由一个机构负责；基于证券和期货业务的相关性，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将合并：考虑到抵押贷款市场失序，将专设一相关监管机构；同时在财政部下新设保险业监管办公室，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在这样的改革方案下，美联储大幅地扩张了权力。

强化央行的监管权力也是国际性的共识。5月17日国际清算银行发表报告《央行治理的问题》声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央行需要更多权力，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稳定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了由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迄今为止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仍然不健全，信息缺乏共享、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监管协调和效率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该法律条款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调控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结合G20的共识，建议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先行先试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统一调控监管模式，强化央行在金融市场统一监管和协调中的权力及责任，克服目前一行三会在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各定标准、分散监管模式产生的弊端。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成为人民币相关产品的全球易支付主平台和定价中心

G20公报提出采取行动反对避税天堂等不合作的行为，并准备进行制裁，以保护公共财政及金融系统。这表明：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绝对保密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实际上，避税天堂的离岸保密制度不仅降低了金融市场透明度、增加了金融监管难度。同时也助长腐败。金融交易收益最终的课税税率很低或为零，使某些交易远比纯粹的商业活动更有利可图，极大地助长并引导了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投机性极强的金融交易过程。G20共识意味着以避税天堂模式发展金融中心的做法不再可行。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要立足于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发展中国独特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使上海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逐步成为人民币相关产品的全球易、支付主平台和定价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应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实施金融调控监管，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环境。法制环境、领导体制和机制、政策支持体系、服务功能、发展的软环境、人才等六方面是金融发展环境体系的要素，只有逐步完善金融发展环境体系，才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要实现金融产品业务创新与调控监管同步创新

G20公报提出把监管领域拓展到所有的对体系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工具和市场，并首次把对冲基金纳入到监管的范围。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监管领域的盲区，例如对冲基金就一直游离在监管之外。

此前对冲基金之所以不被监管，是从保护金融创新的角度考虑的。有研究者认为监管对冲基金既在监管成本上不可实现，也不利于金融创新。G20共识坚定地认为任何对金融体系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必须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其立意在于对系统性风险的强调。就是说任何金融工具，只要其对系统性风险可能有影响就必须纳入到受监管的范围。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客观上要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等各方面创新及发展，例如。金融市场汇率、利率、证券、保险、黄金、商品等各类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应当适应市场要求不断创新，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各类新型业务应当适应客户要求发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在加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很可能还会在一个阶段逐渐加快创新速度、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大了监管的复杂性，也会使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将降低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要求央行货币政策可操作的汇率利率产品更全、操作工

具更多、操作水平更高、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更顺畅。所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必须实现金融市场机构产品业务创新与金融调控监管两个方面同步创新，实现两方面协调发展。

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同步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

G20公报提出新设立的金融稳定局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中的风险提供早期预警并采取行动。本次金融危机的突然性让很多国家措手不及，如果能够提前对金融危机进行预警则能够为应对危机争取时间。新设立的金融稳定局之所以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提供预警，这是因为后者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跟踪世界各地的经济和金融情况，警告成员国注意即将来临的危险，使政府能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具体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年两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进行了一定层面的风险预警，本次G20公报提出的举措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预警信号的受重视程度得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功能得到了强化。

G20公报的上述举措启示并要求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机制。我国有关金融风险预警的工作近年来逐步系统开展，中国人民银行从2005年11月7日开始每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在加快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同时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为确保金融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在各方面健康发展和创新，并在个别金融市场、机构和产品等出现风险的早期，就能尽早发现、全面防范和及时化解，使之不会发展成为系统性风险，必须同步建设适合上海、又与国际接轨的，以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工作机制。

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强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建设

G20公报提出要用FSF的硬性规则约束企业的支付和报酬政策，讲求报酬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产生此次金融海啸的原因很多，包括全球金融体系不合理、金融监管缺位等因素及经济发展方面深层次原因，但重要原因之一是金融风险管理出现了问题，包括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有分析指出，为了追求本金融机构甚至是高级管理层个人的高收益，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全都没有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制度和方法行事，没有按照市场极端情况收缩业务或预提足够风险资金，当经济出现问题导致市场逆转时，该机构就无法承受风险，并将风险传递给下游金融机构。而其下游金融机构也有同样的问题，最终导致系统风险产生。利益的驱动使利益主体发生突破伦理约束的非规范行为，造成了社会乃至全球危害，在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金融海啸根本原因是美国华尔街道德沦丧。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我们在鼓励金融创新、学习西方先进风险管理的原则、制度和技术方法的同时，要重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建设、特别要防止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因为道德风险本质上属于人为因素，归于操作风险。

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应重视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话语权

本次G20公报呼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迅速与监管机构进行合作，以改进资产估值和准备金标准，完成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这一监管共识的立意在于避免“公允价值”规则带来的弊端并倡导全球统一标准。

应该怎样给资产进行计价的问题各国的会计标准是不统一的。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无法得到充分揭示，观测系统性风险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在对待会计准则的问题上，国内外相关人士的态度和做法存在差异。西方一些国家倾向于修“公允价值”规则，允许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计价模型来为资产定价。国内的观点倾向是“公允价值”规则本身并不存在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在金融产品价值持续上升时，金融机构乐于看到按公允价值计量而带来的益处；在金融产品价值下跌时，就转而抱怨和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G20公报中的这一监管共识力图打造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会计准则。统一肯定是需要的，但如何统一则值得商榷。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应该重视在会计准则方面的建设和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维护我国利益，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强化征信建设和信用评级体系监管

G20公报提出扩大监管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要求信用评级机构遵守国际操作规范，避免与其它金融机构产生利益冲突，防止提供不切实际的信用评级。G20此项共识针对的现实是大部分评级机构采取的是向受评机构收取费用的盈利模式，这样就会使受评机构有可能通过付款来施加压力以获得更高的评级，或者评级机构为收取更多的费用而有意给予受评方较高的评级。

国际金融中心篇6

【摘 要】 本文分析解读了不同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西安当地实情，提出西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采用先“分离型”后“一体型”的构想，探索出一条适应西安地方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新模式。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模式；一体型；分离型

国际金融市场是指资金在国际间进行流动或金融产品在国际间进行买卖和交换的场所。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

1、根据业务对象、营运特点、境外货币的来源和贷放重点的不同，国际金融市场可以分为功能中心、名义中心、基金中心和收放中心四种类型

（1） 功能中心。主要指集中大量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存储、贷放、投资和融资业务的区域或城市。功能中心又可以分为一体型中心和分离型中心两类。

一体型中心是指内外投融资业务混合在一起，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同时参与金融市场。该类中心的主要特点是：①金融中心内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从事各种货币的存款和贷款业务； ②国家取消了外汇管制， 在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成为一体；③金融中心内同时开展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的银行，可以将亮相业务并帐处理。该类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一般伴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形成而产生，由于对在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没有明确的区分，该类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务自由经营，境内市场对境外完全开放。该类内外一体型中心要求所在地的金融建设基础较强、金融管理水平比较高，必须具备成熟发达的金融体制，政府具有成熟的调控机制和强大的市场干预能力以便应对外来流动资本对当地市场的冲击。伦敦和香港是就是该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之一。

分离型中心是指限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与居民往来，仅允许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业务。该类中心的主要特点是：①只有金融中心的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业务；②管理当局对非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中心内的交易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对境外流入的资金不执行国内的税制、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③该类中心要求进入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须开设专门的离岸业务帐户，离岸金融业务须在此专门帐户内交易。该类离岸金融中心采取内外分离的办法，能起到严密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纽约、东京和新加坡是典型的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

（2）名义中心。又称“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纯粹是记载金融交易的场所，这些中心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只从事借贷投资业务的注册或转账等事物性手续。为了适应保密性和逃避税收及金融监管，诸多跨国金融机构，在无监管或免税的城市设立了“空壳”分支机构或“纸银行”，这些城市一般都是风景优美的海岛或港口、政局稳定、税收优惠、无金融管制，成本费用较低，可以规避银行利润税和营业税。开曼、巴哈马、巴林等一些岛国是典型的名义国际金融中心。

（3）基金中心。基金中心是指吸收国际游资，然后贷放给本地区的资金需求者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就是典型的亚洲美元市场。

（4）收放中心。收放中心是指将本地区多余的境外货币筹集起来，然后贷放给全球各地的资金需求者的金融中心。巴林就是将中东地区富裕的石油美元集中起来贷给其他地区。

2、按照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相对关系来区分为成熟型和赶超型金融中心

（1）成熟型金融中心，又称“自然模式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是指金融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发产生的，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繁荣的产物。一般来说，老牌工业国家的金融中心都是具有相对丰富的经济、金融经验以及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的“成熟型国际金融中心”。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的工业不断强大，全球贸易日渐繁荣，促使伦敦的金融业日趋完善和发达，英镑霸权使伦敦成为世界结算和交易重心。

（2）赶超型金融中心，又称“政策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在经济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推动金融发展，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和日本就是典型的赶超型金融中心。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出台了建设“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蓝图。新加坡政府对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确定的目标带有强烈的政府色彩。为实现这一伟大蓝图，新加坡政府在金融管理局内部成立了专职促进金融业发展的“金融促进厅”。同时还成立了金融业发展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金融管理局局长的李显龙负责，由银行家、咨询顾问以及政府官员组成，该委员会以实现“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蓝图作为目标，由政府和市场专业人士合作规划，首先充分吸收意见，然后由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组，针对金融领域提出具体设计，最后由金融管理局与市场专业人士合作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执行。

2007年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政府通过干预和指导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做法，掀起了全球各国政府仿效新加坡通过国家政策指导和干预提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来提高本国经济实力及金融地位的风潮。新加坡的成功也表明，稳定的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成功的政府引导两者之间并不具备绝对的矛盾。

二、西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

1、西安应选择先“分离型”后“一体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

根据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体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不同国家投资者之间的资本融通，它要求市场所在国必须具备丰厚的资本储备以备资本输出。而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由于两头都在外，对市场所在地的经济实力和水平要求不高。只要该国具备足够安全开放的环境、国际化的政府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世界上任一地区，均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就打破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经典模式，即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于世界商业中心和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

综上所述，西安地处内陆城市，经济发展落后，资金缺乏，金融业整体规模较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采取“分离型”模式，吸引跨国银行来西安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离岸业务，从而建成内外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使一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受本国或地区经济的约束，并促使当地金融业尽快学习国外金融业成熟的管理理念、加快业务创新，提升当地金融业业务水平的捷径。

由于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交易中使用的是外币，因此，必须依仗外币发行国的综合国力，而本国政府无须考虑稳定币值乃至于币种国际化的问题，这大大加快了其建设的速度，降低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难度。但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受所依附外币发行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正如美元的繁荣必然伴随新加坡的繁荣，美元的衰弱必然伴随新加坡市场萧条，除非新加坡选择了另外一种外币，依附于另一国家。

因此西安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初期选择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待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足够强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真正落实并见效之后，可以将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由“分离型”向“一体型”转化，交易货币以人民币为主，以欧亚大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的货币为辅的多币种交易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2、西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采取“赶超型”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和发展能够为一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如引进外资、增加就业、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贡献。由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大大缩短金融中心的形成时间。我国的上海、深圳、天津、北京等城市纷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各地方政府已经付诸行动。西安作为内陆城市，应该借助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西安综合保税区等一系列政策优势和契机，由政府主导，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和完善的金融法规，推动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借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助推西安乃至大关中经济带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经济、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西安作为一个初步探索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并根据未来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来不断修正西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定位，最终将西安建设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 严晨.不同类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国家角色比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7）.

[2] 刘远志.厦门离岸金融市场研究[J].海峡法学.2012（9）.

[3] 李蓓.借鉴新加坡经验创建滨海新区成为北方的离岸金融中心[J].特区经济.2006（12）.

国际金融中心篇7

关键词:离岸市场;金融中心;突破口

一、研究背景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吉晓辉,2003),上海必须先建成国内金融中心,再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观念既是政府的官方认识,也是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上海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

按照央行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它要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而定。可见,它不会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提前,20年基本建成的说法是估计届时人民币已自由兑换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上海市政府经过总结经验和再三论证,打算以发展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本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观念并不正确,英镑1961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早在1961年之前,伦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而瑞士1980年先资本项下可兑换,后1992年才经常项目可兑换,苏黎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肯定早于1980年。部分国家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已经是国际货币了,非可兑换并未窒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恐怕要比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更晚,人民币产品中心对国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难以使国内外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仍难以破茧而出。

人民币产品中心及由国内到国际中心的做法也许并不错,但却不是唯一的正确路径。下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尽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可行的战略手段。

二、国际经验: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路径

(一)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起就以迈向“亚洲的苏黎世市场”为目标,利用其作为国际商贸港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创造了独特的“政府主动塑造,境内外分离”的新加坡金融发展模式。

1.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措施

新加坡政府仔细研究了美洲银行经济学家j.d.oenen的建议,确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最早的人为创设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东京、曼谷都作了借鉴。

1968~1978年期间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是:

①1968年10月1日,批准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了亚洲美元市场;

②1969年取消了对非居民利息所得40%的预扣税;

③1971年1月,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④1972年,废除了对亚洲货币单位提缴20%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废除了亚元债券、流通存款证、亚元离岸贷款合同有关的印花税;

⑤1973年,对非居民投资于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利息税予以豁免;

⑥1973年,将经营境外货币的所得税由40%降到10%;

⑦1973年6月4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开业;

⑧1976年,亚洲货币经营者的所得税税率由40%调降到10%,股息汇回部分也作同样税率调整;

⑨1977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期权交易市场;

⑩1978年,撤消了外汇管制。

应该说,新加坡从1968年批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

位”,创建亚洲美元市场开始,其国际金融中心就快速发展壮大,至1976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就已大获成功,为世界所瞩目。1978年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1984年9月,首创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属下的国际金融期货市场交易上的相互抵消系统服务,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商可以参与对方的交易,也可在对方交易所平仓结算,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期货市场,为金融期货拓展了交易时限,为进行24小时全天候交易创造了条件;1988年证券自动报价系统与美国的全国自动报价系统联网,使投资者可以买到美国市场股票。

现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已是全球最成功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2.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功效

新加坡政府把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尤其是抓住国际有利时机,重点培植了亚洲美元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曾在10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1978年,新加坡的外汇负债和资产分别为234.8亿美元和238.2亿美元,1990年为3548.9亿美元和3467.3亿美元。其中,1969~1979年资产负债总规模平均年增77.5%。

新加坡在发行美元存款证和债券业务上占有优势,自1971年开始发行第一笔亚洲货币债券以来,到1987年共发行166笔,总金额达8272亿美元;自1977年开始发行第一笔“浮动利率的美元可流通存款单”,短短五年就发行超过90笔,总额超过60亿美元。

1978~1993年,金融业收入由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2%上升到33%,成为增长最快(年均13.1%)、贡献最大的行业。

目前,新加坡在金融期货和外汇交易等方面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在取得以上辉煌成就的同时,的确维护了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新元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在过去30年里,新政府出于避免本国经济受冲击和保持汇率稳定等考虑一直不主张新元国际化,全球8大外汇市场所在国货币只有新元不是国际性货币,然其外汇日平均交易额翻了几十倍。

新加坡外汇市场涉及本土货币的交易不到20%,即使到今天,新加坡国内金融业的规模仍不足离岸金融业的1/3,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还是信托业、衍生品交易等,离岸金融市场是先导和基础。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使它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它立足的不是本国的经济和本币,而是离岸市场和外币。

新元在资本项下可兑换前,并未见阻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后,也并未成为国际货币,它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中无足轻重。

4.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启示

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非完全兑换虽对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不便,但它不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管理上,将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严格分开,既避免了银行在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也避免了国际化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国内利率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其他主要国际离岸市场的经验

除了新加坡离岸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典型示范意义,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市场的成功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1.其他主要离岸市场的例证

(1)伦敦。1970年欧洲货币市场的美元负债总额为587亿美元,1988年则达30360亿美元,18年间翻了51.7倍。据最近有关统计,美国每年货币发行量的约2/3流向境外。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二战以后已经衰落了,后来由于19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又咸鱼翻身,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市场。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但它欧洲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未消弱,离开英镑,也许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可以正常运转。伦敦是在岸、离岸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它将可能是国际金融

中心的未来的潮流模式。

(2)纽约、东京。离岸金融业务的空前繁荣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积极作用终于促使美国于1981年2月开设了离岸金融市场“国际银行业务便利”(ibf);日本也于1986年12月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jom到1988年末,市场余额达到4142亿美元,仅次于伦敦,1994年底,达到7262亿美元。

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本币不能作为交易货币,但在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和本国货币有关的外汇交易占80%以上,但它们是离岸美元和日元,是离岸国际货币,与传统意义的本币有区别。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和成功运转,标志着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形式之一,成为着名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离岸金融市场的地理分布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大时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了全球性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也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型、簿记型、分离型、渗透型。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为在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基础上嫁接离岸市场提供了经验,分离型、渗透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值得上海借鉴。

(3)香港、曼谷等。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和通讯便利方面不相上下,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早于新加坡,又素有“自由港”美誉,然而由于港府不愿免除1.5%的利息预扣税,使亚洲美元市场旁落新加坡。香港的外汇市场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只有不到20%的外汇交易与本地货币有关。 2.离岸市场的成功经验

在岸市场可以通过嫁接离岸市场,吸引离岸本币回流等,大大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岸、离岸金融中心一体化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模式;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避免离岸金融对在岸金融政策冲击的成功方式,纽约也在采用;渗漏型可以成为一体化前的过渡方式;在货币自由兑换前,发展中国家离岸市场可以建立和获得成功。

3.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对象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交易及信息服务的全球金融节点,其服务对象应当是全球的机构及地球人,它对东道国的国际金融服务只是一从属部分。国内金融中心主要是服务居民,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的服务对象是非居民,但它依然是国际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国内客户的参与是有促进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金融中心能吸引足够的国际客户业务,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成功。

三:离岸市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突破口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不可少,对于在岸、离岸共存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方向是一体化,离岸市场并不是一个过渡形式。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迟早需要离岸金融市场,尤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建立离岸市场是迅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上海发展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经验清楚地说明,离岸金融市场是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对上海而言,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1) 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知名度和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增强上海在全球及地区资金聚集和运作的能力,为我国参与全球国际金融竞争提供平台,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中掌握主动权;

(2)促进开放,带来商业机会;

(3)改善我国资本项目收支状况;

(4)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

(5)获得市场带来的丰厚外汇收入;

(6)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后,可以尝试境外人民币业务。

近年人民币流向海外的速度加快,人民币在香港已普遍被接受,几乎已成为可兑换货币,东南亚国家有多个国家接受人民币,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开办了人民币存款业务。伴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在境外的数量将越来越多,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

,通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是管理境外人民币的理想方式。

(7)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对境外的b股投资者融资提供了便利,b股市场上暂时不参加运作的资金就可以选择上海离岸市场,作为存放和生息的场所。

当然,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也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除了监管难度加大,其他消极因素在隔离型的情况下,却并无妨碍。

2.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途径及形式

(1)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过程一般较长,伦敦、香港可以看成是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然形成的离岸金融中心多为没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金融“自由港”。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而中国1996年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仍难估计何时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上海打算按照国内金融中心、人民币自由兑换、再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走,这样的路径是传统而正确的,但过程将还需要漫长的约17年时间。

(2)政府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建立逐步从自然形成向政策推动发展。不仅纽约、东京由政府推动开立了离岸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利用金融管制日趋自由化的有利形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逐利性,以优惠政策积极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提高自身地位和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就以亚洲来说,新加坡、韩国汉城启动较早,马来西亚的纳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于1990年成立,泰国曼谷也于1992年设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便利”(bibf)。

在货币自由兑换前,没有政府推动,市场难以自发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东南亚国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说明,上海设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完全可行的,东京成功的经验表明,上海象东京一样依托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设立后得到飞速发展。

(3)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本币不能作为离岸市场交易货币,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市场,由于其本币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而有关条例法规明确规定交易币种须是外汇,本币自然不能参与交易;另一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虽然本币属于外汇,但立法规定不能参与交易,伦敦市场即是一例。根据英国的有关规定,在伦敦市场上不能直接经营欧洲英镑业务。1979年伦敦的银行事实上也开始经营欧洲英镑业务,但这种交易仍然只能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

世界上不少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其本地经济和货币对离岸市场根本就无关紧要。对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它是一套针对非居民的金融制度安排,可以和东道国货币绝缘,对在岸金融市场没多少影响。

在现阶段,我国仍需外汇管制,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放开,甚至没有放开的时间表,它决定上海在现阶段适宜设立内外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在1989年,招商银行在深圳就试办过离岸金融业务,实行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分离的管理模式。正在深圳离岸银行业务迅速发展之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受到沉重打击,有银行离岸在岸账户隔离不严,使在岸外汇资金流入离岸账户,银行蒙受重大损失。鉴此,人民银行下令终止了离岸银行业务,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上海在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时注意。

国际金融中心篇8

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见》指出，要“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指交易成本最低、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信息的集聚地，要有自由的交易环境、良好的金融传统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制度来予以保障，金融机构或企业在这里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的限制和歧视。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对我市金融业未来发展的清晰定位，也是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必然要求。

我市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金融业在我市经济发展布局中的位置显著提升，区域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产业。

功能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我市拥有分行（分公司）以上金融机构71家，其中银行机构37家，保险机构23家,证券机构2家，期货机构7家，金融资产总计约5519亿元，从业人员4万余人，已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机构种类最全、密度最大、开放度最高的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各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__年，我市银行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975亿元，增长15。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64.9亿元，增长13.3，保险深度和密度分别达到2.5和__8元/人。期货成交量24070万手，成交额5.22万亿元,分别增长21和10，分别占全国的53.6和24.8，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豆期货交易市场。大连石油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证券交易额1989亿元,增长171。

国际金融合作不断加强。我市是入世后首批金融对外开放城市，目前已有外资金融机构21家，其中外资银行7家，代表处7家；外资保险公司2家,代表处5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第4个、国内唯一的培训基地在我市建成。荷兰银行入股银河期货，成为全国首家合资期货公司。我市与伦敦金融城就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等六方面达成共识。

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我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强化了金融监管；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期货业分别成立行业协会，加强了行业自律。组建了大连融达投资公司,作为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至34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8.3,不良贷款率下降到4.5,整体经营实力和形象进一步提升。市农信社基本完成了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大通证券成功重整。华信信托公司增资扩股至10.01亿元,受托管理信托财产余额52.5亿元,各项指标名列全国信托投资公司前茅。

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先后开展治理金融“三乱”、清收处置不良资产、信托业整顿、证券业整顿、反洗钱、反假币等工作，维护了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加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处置,降低不良贷款率，金融资产质量有了明显好转。制定了《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了“金信工程”，切实加强了金融环境和信用体系建设。20__年我市荣获“中国十佳金融生态城市”称号，成为东北地区唯一获选的城市。

除上述金融业本身优势外，我市还具有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有优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和连接东北腹地与国际市场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为我市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必将促使我市金融业进一步活跃；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将有效地带动资金流汇集，进而带动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家批准建设大窑湾保税港区，为我市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建设离岸金融中心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近年来，国际产业呈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战略转移态势，我市作为东北地区承接国际资本转移的主要城市,将会有大量跨国公司及资本陆续涌入，必然推动我市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制约我市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因素

虽然我市金融业取得较快发展，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已初见端倪,但与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和北方金融中心的天津等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明显不足。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建立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虽然我市GDP具有一定规模，但与上海、天津等城市比差距较大。沈阳的GDP比我市略低一点，但增速却高出0.1个百分点（见表1）。

表120__年各市GDP及增速比较

金融机构集聚功能与服务功能相对滞后。我市金融机构法人数量与上海等发达地区比还有很大差距（见表2），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相对比较单一，经营种类较少，业务开拓与创新能力不强。

表220__年各市金融企业比较

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我市除大连商品交易所外,其他交易市场规模都较小,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而上海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沪市证券交易量占到全国的80左右。我市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独立性和层次性发育不全，金融产品还不丰富，金融电子化程度不高。

金融改革步伐不够快。资本市场发育不足，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融资比例小（见表3），贷款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机构不良贷款比例仍较高,资产质量较差，资产收益率低，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地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不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法人治理结构、内控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表320__年各市上市公司比较

金融环境不够完善。金融人才相对较少，缺少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银行家与金融家，特别是缺少国际金融业务的经营与管理人才。信用体系、担保体系建设滞后，信用中介体系缺位，企业逃废债问题仍有发生。

目前,东北亚区域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对我市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日本东京作为亚太金融中心之一，大多数外资金融机构依然把东京定位为当前以及5年以后亚洲最重要的商务据点。东京依托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努力建设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韩国已明确表态要建设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把基金等资产管理行业培育成战略产业,提出到20__年培育出代表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到2020年吸引国际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韩国设立地区总部。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和总部所在地，在资本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黄金交易市场建设方面较有优势。上海已初步确立了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天津在确定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后，计划五年内投入7000亿元，把天津建成北方金融中心。近在咫尺的沈阳也正在积极筹划,加快建设东北区域商贸金融中心。面对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加快我市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

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我市应借鉴香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以金融业国际化带动国内 金融业发展，通过互动效应建成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壮大金融服务体系。搞好金融资源的重组合并，培养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金融企业集团。增强外资银行的集聚功能,为落户大连的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多样化、国际标准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积极发展金融总部经济,吸引内外资金融机构总部、地区管理总部、后台服务中心等落户大连，加快推动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渣打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欧美金融机构的引入工作。有效发挥星海湾金融商务区的优势，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资金结算中心、管理中心、财务中心和国际性金融组织办事机构、各类中介机构、各类咨询机构入驻金融商务区。支持日本财产保险公司、首创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开设异地分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向东北、华北及内蒙古等地拓展业务；支持中行辽宁省分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内资金融机构区域总部的经营发展；积极筹建总部设在我市的保险公司。

加快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做大做强大连商品交易所，继续开发大宗农产品期货，积极开发工业品期货，逐步与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使其成为世界知名的期货交易所和远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定价中心。尽快进行金融期货品种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加大金融期货的市场规模。利用市政府恢复设立上市办的有利条件，加强拟上市企业培育，支持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债等多种方式进行再融资。加快产权市场发展,建设统一的产权交易平台。以丰富金融产品为突破口，通过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和固定收益类产品，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增强金融市场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国际金融中心篇9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外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大幅度缩减，同时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对下行，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全球金融的地位相对上升。危机中显现出来的机会是否能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发展契机，也值得我们深思。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报告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形势，我国金融业改革持续深化，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总体稳健。

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产业在改革中求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对我国并没有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但我国也并没有因为远离金融危机在金融发展水平上取得突破进展，整体上仍保持平稳态势正常运行。

二、国家政策层面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08年，时任总理在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要在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健全领导体制和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功能、提升发展的软环境、培养和吸引人才等六方面全力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具体目标，即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可见，国家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为上海金融业实现率先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证研究

由于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本着易量化、数据可获得、抓大放小和反映主要问题等原则，我们选取了其中7个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能够综合反映一个地区地理、经济、金融和制度等方面情况。这7个因素如下：

Sa：地理因素，反映一个地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情况；

Gr：经济因素，反映一个地区的GDP增长率，单位为%；

Ir：经济因素，反映一个地区的投资比率，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年度）内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单位为%；

Fr：金融因素，反映一个地区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单位为%；

Sr：金融因素，反映一个地区股票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单位为%；

Fd：政治因素，反映一个地区经济自由度；

Pr：政治因素，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治风险等级（ICRG）。

建立模型，以反映一个地区的金融中心发展水平，计作因变量L，可用来评估不同城市之间的金融中心建设所处的阶段。（式 3-1）

相关文献选取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等多个城市的大量数据进行了验证，数据主要取自《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国际统计年鉴》、《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和《世界发展指标》等。其中，Sa我们的取值是这样的，当该地区为国际航运中心时，令Sa=1；反之，则Sa=0。相关计算显示，当L=1时为第二阶段，表明该地区为区域金融中心；L>=2时为第三阶段，表明该地区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L>=3时为第四阶段，表明该地区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通过线性回归，得出的回归方程为：（式3-2）

回归的结果表明，R2在0.75时，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而且不存在异常值、异方差、序列相关和多重共线性等问题。下面我们将利用上面的模型，对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水平进行评估，以期查看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在哪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同时，我们也对香港、北京和深圳的金融中心建设情况进行了测评，以期与上海的情况进行对比。

四、实证分析

1.上海的实证分析

我们根据相关的数据，来验证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同时通过比较，来发现其中的差距和不足。各因素的取值如下：

Sa=1，因为上海港每年完成的外贸吞吐量占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的20%左右，作为世界著名港口，2010年上海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Gr=7.5，据上海市统计局初步核算，2012年上海实现生产总值20101.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5%。

Ir=26.14，据上海市统计局初步核算，2012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54.38亿元，投资比率为5254.38/20101.33=26.14%。

Fr=12.19，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12年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2450.36亿元，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450.36/20101.33=12.19%。

Sr=60.27，2012沪深两市股票交易总金额达到31.3万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则全国股票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1.3/51.93=60.27%。我们使用全国的数据来替代上海的数据，因为上海的数据反映的就是其所在区域的指标。

Fd=6.35，根据《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0》，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6.35，由于没有中国每个城市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故我们选取了全国的指数来代替。

Pr=73.8，根据美国国际报告集团公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式 3-3）

数值表明，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处在第二阶段，即处于区域金融中心，且接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与此对比，我们再来看看香港、北京和深圳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水平。

2.与香港的实证分析比较

Sa=1，香港港是自由港，无论是从港口设施的船舱吨位、货物处理量和客运量而言，都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特别是2005年之前，香港连续几年位居世界集装箱吞吐量第一。

Gr=4.9，香港2011年的GDP为18646.69亿港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同比增速为4.9%；

Ir=22.33，香港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163.06亿港元，投资比率为4163.06/18646.69=22.33%；

Fr=16.34，香港2011年的金融部门的总产值为3046.88亿港元，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046.88/ 18646.69=16.34%；

Sr=225.83，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00年香港股票交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23.4，2005年该数据为165.4，2008年为288.7，我们取其平均值225.83；

Fd=8.9，根据《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0》，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为8.9；

Pr=79.3，参考香港前几年的该项指标值而来。（式 3-4）

数值表明，香港的金融中心建设处在第三阶段，即接近全球国际金融中心。

3.与北京、深圳的实证分析比较

（1）先看北京的情况：

Sa=0，因为北京不属于全球航运中心。

Gr=7.7，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信息，2012年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0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

Ir=36.3，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信息，2012年，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462.8亿元，投资比率为6462.8/17801=36.3%。

Fr=14.56，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信息，2012年，北京市金融业生产总值为2592.5亿元，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592.5/17801=14.56%。

Sr=60.27，2012沪深两市股票交易总金额达到31.3万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则全国股票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1.3/51.93=60.27%。我们使用全国的数据来替代北京的数据，因为北京的数据反映的就是其所在区域的指标。

Fd=6.35，根据《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0》，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6.35，由于没有中国每个城市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故我们选取了全国的指数来代替。

Pr=73.8，根据美国国际报告集团公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式 3-5）

数值表明，北京的金融中心建设也处在第二阶段，即区域性金融中心，且在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靠近。虽然北京的金融中心建设水平略低于上海，但如果从具体每个影响因素来看，北京其实很多数据是优于上海的，比如投资比率和金融部门产值的GDP比重等。评估结果数据北京低于上海，主要因为北京不是国际航运中心，在这一点上，上海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

（2）再看深圳的情况：

Sa=0，因为深圳不属于全球航运中心。

Gr=10，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信息，初步核算，深圳全市生产总值为12950.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

Ir=17.87，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信息，2012年深圳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14.43亿元，投资比率为2314.43/12950.08=36.3%。

Fr=14.05，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信息，2012年深圳市金融业生产总值为1819.19亿元，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819.19/12950.08=14.05%。

Sr=60.27，2012沪深两市股票交易总金额达到31.3万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则全国股票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1.3/51.93=60.27%。我们使用全国的数据来替代深圳的数据，因为深圳的数据反映的就是其所在区域的指标。

Fd=6.35，根据《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10》，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6.35，由于没有中国每个城市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故我们选取了全国的指数来代替。

Pr=73.8，根据美国国际报告集团公布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式 3-6）

数值表明，深圳的金融中心建设也处在第二阶段，即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离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较大差距。相比上海和北京，深圳金融中心建设水平要稍逊一筹，特别是在投资比率和金融部门的GDP占比上，均低于上海和北京。同时，深圳虽也是港口城市，但由于靠近香港，很难形成全球航运中心。不过，相比上海和北京，深圳的发展速度要快一些，这也增加了深圳在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方面与上海和北京相竞争的砝码。

五、分析结果的讨论

国际金融中心篇10

关键词:离岸市场;金融中心;突破口

    一、研究背景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吉晓辉,2003),上海必须先建成国内金融中心,再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观念既是政府的官方认识,也是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上海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

    按照央行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它要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而定。可见,它不会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提前,20年基本建成的说法是估计届时人民币已自由兑换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上海市政府经过总结经验和再三论证,打算以发展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本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观念并不正确,英镑1961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早在1961年之前,伦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而瑞士1980年先资本项下可兑换,后1992年才经常项目可兑换,苏黎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肯定早于1980年。部分国家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已经是国际货币了,非可兑换并未窒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恐怕要比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更晚,人民币产品中心对国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难以使国内外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仍难以破茧而出。

    人民币产品中心及由国内到国际中心的做法也许并不错,但却不是唯一的正确路径。下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尽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可行的战略手段。

    二、国际经验: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路径

    (一)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起就以迈向“亚洲的苏黎世市场”为目标,利用其作为国际商贸港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创造了独特的“政府主动塑造,境内外分离”的新加坡金融发展模式。

    1.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措施

    新加坡政府仔细研究了美洲银行经济学家J.D.oenen的建议,确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最早的人为创设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东京、曼谷都作了借鉴。

    1968~1978年期间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是:

    ①1968年10月1日,批准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了亚洲美元市场;

    ②1969年取消了对非居民利息所得40%的预扣税;

    ③1971年1月,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④1972年,废除了对亚洲货币单位提缴20%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废除了亚元债券、流通存款证、亚元离岸贷款合同有关的印花税;

    ⑤1973年,对非居民投资于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利息税予以豁免;

    ⑥1973年,将经营境外货币的所得税由40%降到10%;

    ⑦1973年6月4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开业;

    ⑧1976年,亚洲货币经营者的所得税税率由40%调降到10%,股息汇回部分也作同样税率调整;

    ⑨1977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期权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