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安全论文十篇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2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方式建立起国际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特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3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温特在这部著作中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涉及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富有意义的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一

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的争斗，其动力来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充分反映了这种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观点。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华尔兹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参见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转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理性主义学派对无政府性不加质疑地接受说明了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现出无政府性这一概念的几重意义。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为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了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

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性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无秩序状态。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因此称之为“无政府社会”。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既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性派生出两种国际关系的基本意义。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在无政府条件下，体系单位是相似的单位，具有同等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政府性意味着权力分散，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障个体成员的安全，因此，体系成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权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无政府性造就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导致安全困境，国家面临安全困境的应对方法只有采用权力政治的政策，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根据这种推理，格里克指出：“国际无政府性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这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唯一逻辑。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关于国际制度和无政府性问题，亦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页。这样，无政府性似乎确实成为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二

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无政府性为切入点的。但是，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和客观属性的命题是否确实属真？这是温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温特在1992年的重要论文里对无政府性提出了质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据逻辑推理，如果自质真是由无政府性派生的，权力政治真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无政府性的竞争逻辑也就属真，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导不出这种逻辑上必然，无政府性的实质、内容和作用都须另当别论。

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性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论点，就要证明自和权力政治不是无政府性派生出来。为此，温特作出的替代假设是：自和权力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是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导致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国家直接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就没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由于自和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所以它们是社会性、制度性因素，不是无政府性内在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25，313-318页。

首先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现实主义认为，自身安全是行为体的第一考虑。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保证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体只好自行保护自身安全。所以，无政府性必然派生自体系。温特的驳论是：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体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质。当体系呈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至少有着两种可能的体系特性：(1)如果体系成员相互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呈现自。(2)如果体系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行为体相互之间不会形成安全威胁，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体系行为体的威胁，也会相互维护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不呈现自，而呈现助他性。据此，体系是否呈现自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3，318-328页。

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正向认同就是朋友，反向认同就是敌人。无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逻辑、体系中物质权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这种认知性认同的差异。如果国家相互之间是反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争斗性的安全体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体系当然是自助体系。如果国家之间是零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一个个体安全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如果国家之间是正向认同，则它们就把他国安全视为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责任所在，这种体系仍然呈无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种体系都可以出现在无政府性体系之中，即：在无政府条件下可以产生自助，也可以产生他助。这说明，产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而是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认知性认同或互主意义。这就从逻辑上证否了无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题。

我们再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即：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国家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体系的自助特征，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推行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政策。这是结构的选择，是无政府性自助体系的必然结果。同上，第328-332页。针对这一观点，温特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任何促成行动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权力政治也不例外。为了说明无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权力政治，温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发出的动作和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释和赋予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把这种信号也理解为威胁性之后，才会产生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性质的，自我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把信号也理解为友好的，那就不会认为相互具有威胁。是否具有威胁性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互动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没有威胁和被威胁的意识，促成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双方对对方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识。这种互主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338，412-422页。

据此，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才会产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确立，权力政治才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所以，结构在本体上取决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所建构的。如果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安全困境，改变它们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改变导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识和互主意义。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是行为体在互动行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派生的。

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内在的因素使两个国家行为体必然产生敌意。把权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确认无政府国际体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温特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实际上，无政府体系本身不足以导致安全困境。这样，无政府性导致权力政治的命题也被证否。

证否无政府性的两个基本命题也就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被新现实主义界定为无政府性唯一逻辑的竞争性国际政治也就不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逻辑。“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序》，第41页。这一证否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是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保护带的辅助假说的质疑，而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的“硬核”本身的质疑。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

三

既然体系的性质和权力政治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实践，那么，就没有单一的无政府性，也没有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关于温特对国际体系文化的论述，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体系文化的类型、内涵、逻辑和形成，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同上，第180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社会范畴内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同上，第325页。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335页。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同上，第350-354页。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同上，第357页。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ZW(〗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0－372页。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同上，第373－380页。

温特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洛克无政府文化体系。他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即认为国际体系会逐步朝着规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发展。

四

温特通过逻辑推理，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论点，表明无政府性与自和权力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证否了无政府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阐述了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建构的。

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这是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理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作出无政府性是自和权力政治的原因这种逻辑上的因果误判，是因为其理论假定把行为体本来只能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归为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特征。自、权力政治还有无政府性都是社会实践造就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理论却物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这也就强调了从事社会实践的、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探讨了这样的行动者持有的目标和价值等意义结构。这些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能动作用使意义结构成为开放性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改变这种意义结构成为可能。

文化的回归意味着人的回归，意味着人的能动性的激活。人有着创造能力，包括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批判和改造传统观念的能力。所以，人的创造性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物的独在性和给定性。人是文化产物：这不是说人的生存不依赖物质性条件，而是说人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意义图式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国家也是人”，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72页。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如果我们把无政府性作为自然属性对待，把自和权力政治作为无政府性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就永远跳不出现实主义界定的无政府性逻辑，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权力政治中无休止地争斗。任何行之无效的事情都要归为军事实力的欠缺，任何国际关系问题都要透过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视镜观察，对任何事件都要往最坏处准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这是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解读，但是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前景。如果像现实主义那样把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对待，就不可能质疑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揭示它的社会性。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行动者建构的，国家行动者有着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现实主义批评温特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使我们的能动性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也就只能任凭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性控制国际关系的命运，使国家永远徘徊在冷战的思维之中。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管理；战略思考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其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对比。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34页；其修订文本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8页。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工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 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却没有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竭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被严重地边缘化。

长期以来，陈安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安教授于2008年八十大寿之际，出版大型学术专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共分五卷；其后又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等系列论文四篇（简称《四论》）《四论》指陈安教授的四篇系列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简称《一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简称《二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简称《三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4期；《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简称《四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指出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南北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实质，是全球财富的国际再分配，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分野，则在于全球财富国际再分配之公平与否。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我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变法图强”,“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1］，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陈安教授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喊出了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最强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的缺陷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体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有关协定和组织管理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操控者和经营者，享受着特殊的权利和利益［2］。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际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际经济管理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方国家主导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发达国家“制度霸权”最明显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人事权和决策权，美欧国家不仅始终控制着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且在决策程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IMF为例，IMF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和一定份额的加权投票权。因为基本投票权各国都一样，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最近几年，虽然IMF酝酿改革，希望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美国仍然占有约17%的投票权。按照IMF，重大议题表决需要85％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具有绝对否决权。陈安教授将此等制度设计评价为“它使寥寥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和强国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纵全球性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决策体制下，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一是被迫签字‘画押’，吞下苦果；另一是被迫退出困境，自行孤立。”［3］

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发达国家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2004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瑟夫·奈发表了《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为一国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政策，并指出“当我们［美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加强”［4］，其实质即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软实力是一种隐形力量，其作用是潜在的，但危害不可小视。陈安教授在其《一论》中，对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其实，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西方早就存在，在美国战略界，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一个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的存在［5］；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制度能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的观点［6］，等等。由于美国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些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思想的潜台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愿”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借用陈安教授的话，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觉“守法”而不去“变法图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此类思想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有益思考，却也造成了某些新的思想混乱。”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0页。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为例，它突出宣扬的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奉行的教条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1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华盛顿共识”曾在拉美国家盛行，以阿根廷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开放，结果在国际游资和国内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崩溃，政府，社会动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7］

在鼓吹和推行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发达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攻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措施，将其贬斥为“经济民族主义乱序”。“‘经济民族主义乱序’论的实质和效应则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30页。其实，南方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以各种“迷惑人心的口号”冲破限制和掠夺财富时，完全有理由保护自己，这一点是理直气壮和合情合理的，在西方发达大国的强势话语影响之下，切不可自先气短、自乱阵脚。陈安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弱势群体对此类含有精神鸦片或精神枷锁毒素的理论，亟宜全面深入剖析，不宜贸然全盘接受。”［1］79-80

国际贸易领域的情况完全与此类似。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虽然在规范和稳定国际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严重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制定的，首先体现的必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一些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或优惠的条款。可是这些条款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平等的贸易条款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是不平等的。那么，多哈回合是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是“NO”。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多哈回合究竟是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谈判的实质内容，还是作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诱饵。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经说过，“把多哈回合说成是‘发展回合’，只是一种乔装打扮而已。”［8］

面对拥有“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弱势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韬光养晦”，去满足于“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陈安教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人理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理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1］80。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条件，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却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开始发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声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高盛公司曾经预测，“到2018 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 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 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0］ 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10］

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西方G7国家的债务持续走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出3到4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累计债务高达14.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相继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全球性问题仅靠西方国家早已不能解决，诸如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7首脑峰会转为G20峰会，就是对这种情况变化的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最近G20戛纳峰会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解决经济失衡、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进全球监管治理等，都涉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finance.省略/2011/11/04054211487860.shtml；访问日期：2011-11-23）。

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大国与贫弱的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正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11-11/04/c_122235131.htm；访问日期：2011-11-03）。

面对不合理的旧秩序及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问题，思变求新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发达国家占据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向它们争取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难度很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南弱北强”、实力悬殊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强权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的“霸业”格局和“反变法”阻力，国际弱势群体要求“变法”图强，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1］66-67。只有不断争取，才会获得权益，而不是靠施舍。陈安教授通过分析南北关系，总结为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或“6C律”表明，这一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成果还是显著的。陈安教授对南北经济谈判过程与效果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参见：《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479-506页。 “6C轨迹”是指在南北合作曲折行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破旧立新、新旧更替，势必循着螺旋式上升，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逐步实现［11］。 弱势国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机会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外的问题和挑战。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12］。其次，发达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美国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持有美债的债权人所担心的问题，必须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风险。当然，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问题，危机带来机遇，但危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们也须时刻加以注意。

G20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陈安教授通过对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的重要国际会议的分析，认为“‘匹兹堡发轫之路’之‘新’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强调和指定历时整整10年的G20南北对话机制，应当从非正式机制开始转轨成为正式的、常规的、主要的机制，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南联合自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转折和新起点。”［13］ 但是，“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全球公众却同时理应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预测‘匹兹堡发轫之路’今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前景：时过境迁，强权发达国家之‘信誓旦旦’迅即转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头支票”［13］1-29，而这个“空头支票”却有可能为发达国家换来大量的利益。

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体系中有些条款本身就是用来牵制或限制中国发展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因和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不仅是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需要。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说明当今世界是不公平、不和谐的，也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08-09/26/content_10112612.htm；访问日期：2011-12-23）。物不平则鸣，人亦然。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既是全球弱势群体的一员，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属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80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流行也最为荒谬的说法，是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发展机遇，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搭了美国的便车”［14］。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而是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为现行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美国维持现状。事实上，中国不是“搭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便车”，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陈安教授提出，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势所趋，“中国的自我战略定位理应一如既往，继续是旗帜鲜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者之一。不宜只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南北矛盾的‘协调者’。”［1］80为此，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处理好“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

首先，“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陈安教授明确提出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且批评了中国只应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发展、不顾外部是非的倾向。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直坚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坚持要“有所作为”。陈安教授也批评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式微，而中国应融入“蓬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于美国学界，目的是“瓦解南南合作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实践，从而步步为营，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经济现有‘游戏规则’下的既得利益。”［1］67陈安教授的分析鞭辟入里，引人深思，事实也正是如此。“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决不能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能无原则地“软弱退让”，更不能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结果被洗脑而跟着西方的战略走。在奉行“强者为王”原则且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领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通过争取才会得到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强者，靠施舍绝不会自主，更不会长久。

其次，“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陈安教授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力行法治，但是从法理角度看，在当代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强者拥有 “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必然造成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改变、改革现存的有关“立法”，就是要求“变法”［3］116。当然，“变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适应”和“守法”，在“适应”和“守法”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加深认识。熟悉游戏规则，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立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进行检验和判断，明辨其是非臧否，思考其变革方向。”［3］119当然，向强势国家争取“变法图强”，免不了道路曲折反复，“但势必与时俱进，前景光明。”［3］12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呼唤中国的调整，这里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更新，还包括观念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思维方式，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艺术和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国际谈判中，不能过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线，否则会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一举一动，与任何国家的谈判口径或合作行动，都将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三，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大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和对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选拔最合适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为国际组织培养输送管理人才，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

第四，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我国需要角色的转换——从过去强调熟悉和接受国际规则，开始转向修订、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并积极参与制定新的规则。现行规则往往具有发达国家的烙印，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自己站出来，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我们学习的楷模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以下简称《五卷本》）是一部巨著，全书分五卷共310多万字，全面汇集了陈安教授30多年来潜心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思想和成果。该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学的前沿理论和动态，回顾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的成长、实践和发展，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意义。拜读《五卷本》与《四论》以后，深切地体会到陈安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在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流派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第一，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非常重视，但不迷信。陈安教授非常重视研究世界上有关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但是从不迷信。陈安教授研究和引进国际经济法学的现有成果只是一种手段，而博采众长、消化吸收、开拓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才是目的。陈安教授一贯主张，“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既要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和吸收有益的新知，切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敢于对外来的种种‘权威’理论，根据国情和世情，深入探讨，独立思考，加以鉴别，乃至质疑，切忌妄自菲薄，盲目附和。”孔子《论语》中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在陈安教授的治学实践中随处可见。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陈安教授的教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持。国际经济法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参与得不是很多，或者可以说很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亟需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陈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相关国际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多个方面，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为保护我国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坚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关于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陈安教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致力于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在国际经贸大政问题方面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五卷本》在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规律和路径方面，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提出了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中，《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一文，为促进南南合作、丰富第三世界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三大回合》一文在美国杂志发表以后，被认为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最引人入胜和最有创见的”文章；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将其收辑为中心的专题出版物——《贸易发展与公平》专题议程的系列工作文件之一，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正在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借鉴陈安教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我国更深入、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安.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3):80.

［2］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3］ 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 115.

［4］ Joseph S. Nye, Jr.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119(2):255-270.

［5］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6］ O.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7］ 房宁.迷梦的远逝:“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困境［J］.社会观察,2005,(3):11-12.

［8］ Daniel Altman.Charlene Barshefsky on Doha (2007) Managing Globalization Weblog –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EB/OL］.［2011-12-11］. blogs.省略/tribtalk/business/globalization/?p=342.

［9］ 佚名.调整全球经济格局面临三大挑战［N］.上海金融报,2010-04 -20 (A02).

［10］ 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J］.外交评论, 2011,(3):1.

［11］ 陈安.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J］.现代法学,2009,(2):4.

［12］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EB/OL］.［2011-12-03］.省略/gzdt/2009-03/23/content_1266412.htm.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5

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近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美国和西方实行文化扩张战略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和正在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从战略重心定位、战略措施运筹、战论文联盟略底蕴开发、战略环境优化等四个维度试图简略构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

一、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心定位——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以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1]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定位于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1.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

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2]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恰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2.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3]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优先方向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党的十七大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4]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首先是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中,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十分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我们才能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审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以创造性的劳动去获取研究成果和工作实绩。其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脉。民族文化只有实现创造性转换赋予当今时代的含义,取得文化传承的现代形态才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第三是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

3.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能完全涵盖的文化形式,即国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这可称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是一切文化形式体现其目的与功能的最终载体,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又体现真善美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而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甚至走向真善美反面的消极、低俗、腐朽——如宣扬色情、暴力、恐怖、歧视等的公共文化实践则在最深层次上消解国家文化利益,危及国家文化安全。

应对公共文化的庸俗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关键是在文化面向市场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众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在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处理好大众文化商业化与文化追求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整合起来,使得主导文化势能的力量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拓展,从而使文化的多维价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相结合,形成与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相贯通的文化体系。

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运筹——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的运筹应集中于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1.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当前,缺乏完整、全面和系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当前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和战略措施尚未充分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而考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应从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战略意识,二是战略措施。战略意识是战略决策的背景和重要基础,主要是指决策者及其“思想库”对战略谋划对象的认识状况。目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认识不足,由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文化安全研究思想库,加大对思想库的扶持力度,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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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系统

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管理系统是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枢纽性环节,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要在原有的国家文化管理体系以外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给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赋予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集论文联盟权、集中和统一为主要特征。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管理系统有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应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等新任务、新要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危机处理的三大机制:一是常设性的文化安全危机管理协调机构,这是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前提;二是政府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效的沟通机制;三是国家文化安全预防预警机制。

3.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提升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5]同志也强调:“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6]放眼全球,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文化创新力的开发与提升是一项关系全民族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它主要围绕国家整体创新体系能力的建立,以关注个体文化创新为基础,以为提高群体文化创新为目的,以文化制度与管理政策创新为手段,以构建国家整体文化安全体系为归宿。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文化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在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在文化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尊重和保护人们进行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引导和协调包括文化管理部门、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的关系,共同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观念、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和探索。

4.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传播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战略高度上看,增强文化传播力关键是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首先,应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强化文化传播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其次,应加强对外文化外交与文化交流,提升文化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并藉此来弘扬本国文化,扩大自身影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利用文化来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抉择。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势融入国际社会,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三、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底蕴开发——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发展的底蕴所在,也是文化势能积蓄、文化创新力和传播力提高的重要前提。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追寻其逻辑起点,探明其发展规律,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出战略思考。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矛盾,即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全球化历史逻辑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

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指三中”为总目标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抓好两大核心任务:根据不同学科和学术体系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时建立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环境优化——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国家文化安全指向的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是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现实地存在着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国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现为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而文化弱国则可能面临这种扩张或渗透的威胁。然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地通过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的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国际文化秩序的状况,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靠力量说话,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如果国际文化环境是健康的和平等的,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等原则解决,文化强国不扩张,文化弱国得到尊重,文化安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优化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环境是解决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

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论文联盟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国际文化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逻辑延伸,根据我国对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按照同样的逻辑延伸,我们可以把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主张简单概括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单元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不可侵犯,各文化共同体不分强弱与大小平等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以国家为身份的文化共同体应开展文明对话,各种文化应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各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特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任何国家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应本着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原则,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针对当前国际文化秩序中存在着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分布不均衡、文化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对称、文化传播为政治服务、文化信息的内容存在偏见等特点,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途径应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应调适文化外交秩序,充分调动国际机制的作用,建立国际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秩序的核心内容是规则,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秩序。“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必须大量建立和完善涉及文明问题的各种规则”;[7]其次,要规范文化贸易秩序。与世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不相协调的是世界文化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一边倒的趋势。要实现南北文化贸易平衡,关键在于打破国际旧秩序中“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在促进文化贸易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规范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第三,要改革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改革信息传播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基本主张。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相互平等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新全球传播体系。这既是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或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造成的文化霸权等现象的不满和对本国文化安全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也是对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期盼。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和措施也得到了采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全球化时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6

2.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周弘，ZhouHong

3.中国的援非故事: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李安山，LiAnshan

4.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张浚，ZhangJun

5.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张勉励，ZhangMianli

6.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熊厚，XiongHou

7.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孙洪波，SunHongbo

8.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高尚涛，GaoShangtao

9.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黄栋，HuangDong

10.欧盟安全视阈中的对外制裁冯存万，FengCunwan

11.气候变化与北极地缘政治博弈何奇松，HEQisong

12.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黄河，赵仁康，HuangHe，ZhaoRenkang

13.国际法院判例中的"领土取得模式"张祖兴，ZhangZuxing

14."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吴雷钊，WuLeizhao

15."哥本哈根后续行动与可持续发展"2010年中法暑期研讨班综述李旦，LiDan

1.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秦亚青，QinYaqing

2.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几点思考王逸舟，WangYizhou

3.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潘维，PanWei

4.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几个要素李少军，LiShaojun

5.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历史坐标牛军，NiuJun

6.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王栋，贾子方，WangDong，JiaZifang

7.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张清敏，ZhangQingmin

8.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周琪，ZhouQi

9.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宋伟，SongWei

10.学术共同体与中国外交变革吴文成，WuWencheng

11.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沈志华，ShenZhihua

12.浅析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初晓波，ChuXiaobo

13.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孙学峰，SunXuefeng

1.重审核武器的作用李彬，肖铁峰，LiBin，XiaoTiefeng

2.中国军控的新挑战与新议程孙向丽，SunXiangli

3.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与核安全张沱生，ZhangTuosheng

4.奥巴马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剖析李德顺，LiDeshun

5.俄美新核裁军条约及其对传统战略削减模式的突破吴大辉，WuDahui

6.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局限:以伊朗核问题为例刘华平，LiuHuaping

7.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牛军，NiuJun

8.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参与及其影响——基于2003年的三个案例的研究王存刚，WangCungang

9.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张鸿石，ZhangHongshi

10.印度的南中国海政策:意图及影响王传剑，WangChuanjian

11.生态足迹视角下的生态不平等交换刘慧，唐健，LiuHui，TangJian

12.中国经济议题安全化的国内层次分析:以凯雷并购徐工案为例杜旸，DuYang

13.中国公民境外权益法律救济手段探析刘国福，LiuGuofu

14."国际安全前沿议题国际研讨会"纪要高望来，吴文成

1.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袁鹏，YuanPeng

2.对近期中美关系波折的几点反思达巍，DaWei

3.中美贸易"再平衡":路径与前景王荣军，WangRongjun

4.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徐辉，XuHui

5.中美海上冲突与互信机制建设蔡鹏鸿，CaiPenghong

6.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沈逸，ShenYi

7.冲突的是权力,建设的是文化——中美博弈中的"文化冲突"宋念申，SongNianshen

8.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刘江永，LiuJiangyong

9.规范·制度·共同体——东亚合作的架构与方向魏玲，WeiLing

10.东亚区域化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对比分析李东屹，LiDongyi

11."制裁加接触":美国对缅政策调整胡水娟，HuShuijuan

12.中国新外交:一个领导力的解释模型孙祥华，SunXianghua

13.中亚博弈:冷战后的中美俄关系高飞，GaoFei

14.中美围绕联合国"涉藏"议案的外交斗争陈积敏，ChenJimin

15.《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述评万霞，WanXia

16.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创新与争鸣——"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综述高望来，卢静

17.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0年年会在兰州召开李丹

18.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五届博士生论坛综述胡欣

1.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秦亚青，QinYaqing

2.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时殷弘，ShiYinhong

3.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朱立群，林民旺，ZhuLiqun，LinMinwang

4.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唐晓，TangXiao

5.全球关系与全球秩序浅议陈玉刚，ChenYugang

6.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欧关系戴炳然，DaiBingran

7.国际关系·商贸机会·科技转移——对1975年中英"斯贝202"发动机专利合同及其时代意义的解读黄文江，HuangWenjiang

8.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陈广猛，ChenGuangmeng

9.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景晓强，景晓娟，JingXiaoQiang，JingXiaoJuan

10.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刘丰，LiuFeng

11.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演进机理分析——兼谈对中国的启示杨永斌，王俊生，YangYongbin，WangJunsheng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7

在冷战时期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国际政治考虑和规划方面，国家安全是运用得最频繁、影响也最大的一个观念；而在冷战后世界的国际政治讨论中，另一个观念——国际安全取得了近乎同样显要的地位。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安全受到普遍的关注，并被作为理论研究、实际观察和努力追求的对象，这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仍然有理由认为，目前世界政治格局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基本还是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较多地通行以国家利益为至高原则，国际安全尚未得到更多国家政府和民众应有的足够重视，对其认知也由于大多偏于时政论述和过度倚重社会科学方法而尚待深入和哲理化。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乃至一般考察中，哲理化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国际事态的最深层要素和本质联系，使人比较容易避免“在眼前的不断变动中追随时髦”。关于国际政治（乃至所有政治）的哲理化思考，必须会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对于权势和权利、道德和利益、正义和秩序、和平与冲突等人类“永恒问题”的审视，而这些构成了差不多所有集中体现人类主要政治理论成就的经典政治思想家们在学理意义上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有赖于他们而得以形成的各大政治思想传统作为后人从事有关哲理化思考的参照，藉以构设哲理性的定义、范畴、视角乃至范式和“模型”，形成一种构建理论的基本途径。诸如此类的原因使辨析、探究和借鉴国际关系思想诸种传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方法内的头等问题”，当代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经典方法研究泰斗、英国学者马丁·怀特关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类型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著名辨析。这一辨析如果经过恰当的阐发和扩展，不仅适用于认识当代繁杂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最基本分野，把握其意识形态倾向、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貌，而且也可用于对国际安全的哲理化思考。

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这一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划分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论说际关系的范式，即“一种概念图谱（conceptualmap），一种总框架，用来组建知识结构和分某些关系模式”。本文拟首先借助于悠久的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观念，从哲理上定义国际安全；然后展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传统各自对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回答，并予以必要的评判。有如前面所述，从本质的层次上看，当今大多数国际安全理论构想和实际主张说到底同这些回答一样，涉及的是同一些“永恒问题”，遵循的是同一些逻辑推理，提供的是同一些政策选择。因而，理解和评判后者无疑将有助于理解和评判前者，并且会促进对当今和未来长时期里国际安全问题的深层认知。至于革命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问题，本文因篇幅所限将只提供非常概要的阐说。不过有一点将加以特别的展示和强调：国际安全当今在定义上的急剧扩展，或者说其种种新方式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应归属于革命主义。

国际安全的哲理内涵

何谓国际安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什么是安全。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安全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如果把所谈论的个体扩大为群体，即扩大为家庭、村社、部族、民族、国家等等，那么安全的含义要复杂得多。再进一步说，如果将所侵犯和损害的对象延伸到其他价值范畴，使之在上述最基本的价值之外还包括个人或社会文明生存所需的其他条件——例如尊严、起码或体面的生活所依靠的经济条件、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本情感、习俗和制度因素。以及体现和维护所有这一切的法律或法理，则安全的含义就更为复杂和宽泛。不仅如此，在谈论个人或其群体的安全时，几乎所有世代、所有文明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义，表达他们关于尊重和维护、或侵犯和损害安全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在如此庞杂并且富含道德评判相对性的安全含义面前，诉诸“许多世纪里作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得到一套可称为最简明、最根本、并且富含普遍伦理和法理意味的安全纲要，而它经过同样依据自然法哲理的简单延伸，便可提供一项具有同样特征的国际安全概念，从而构成国际安全思想的哲理基础。

自然法的基本含义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理人伦”相似。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自然法观念的某种萌芽。然而，首先使自然法成为一个哲学主题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噶（斯多亚）派，自然法由此被界定和阐发为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自然理性，即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一方面，自然法以人对其所有人类同胞的天然亲和倾向为基础，提供评判人的行为的永恒尺度；另一方面，人由于具有理性而能够认识自然法并遵照自然法来行动，因而能够使个人、社会趋于完美。经过中世纪的继承和变迁，到17世纪韧，自然法观念由格老秀斯发展，成为近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格老秀斯强调，人的本质属性是以人“对社会（生活）的渴望”为其根本的人的自然理性，它作为绝对和普遍的根本伦理律令即自然法，指引人们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固有的群体秉性，与其他人友好交往并结合成和平的有序社会。按照这种哲学理念，自然法规定了人们尊重他人和平生存及幸福的义务，以及自身和平生存及幸福的权利。

具体地说，格老秀斯把自然法的基本内涵归结为五大项，它提示了人的安全的哲理。

这五大项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包括本节开头谈到的一切基本价值；将所侵占的以及可能由侵占所生的利得归还原所有者；信守承诺补偿由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按照某人罪过施以恰当的惩罚。在由人组成的群体内部，只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履行这五大义务，就将导致所有相关的人无虞侵害，无虞剥夺，安享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可信赖的社会交往的开展，并且使人们以符合道德理性的方式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充分安全的，而由他们组成的所有群体只要同样互相履行这些义务，则每个群体也将是充分安全的。很明显，根据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在众多相关场合都视作当然的个人一国家、个人集合体一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之比拟，前一种安全相当于国家安全，后一种安全则相当于国际安全。不仅如此，无论是对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上述展示，还是对其国际关系思想的总体论说，都表明他所关注的多半是国际安全。此后，洛克对格老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自然理性的根本内容从人的社会亲和性与先验道德义务，转变为个人自然权利。由此，安全可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员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当代杰出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海德利·布尔提出的一项国际秩序定义，实际上可被认为是用当代话语表述的、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的哲理规定。按照他的看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希望的秩序并非个人或群体关系的随便哪种稳定模式，而是一种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在此类意指目的性或功能性社会安排的秩序中，最重要的是为维持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目的，它包括：（1）社会成员的生命多半免于暴力伤害或毁灭；（2）其承诺和协议多半得到遵守和履行；（3）其所有权多半保持稳定。同理，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包括类似的三条，即国家免遭外部暴力侵害，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持。与此同时，布尔还更多地从国际安全而非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另外两项标准，并在论说序列上将其置于优先位置。首先是国际社会本身的保存，这既意味着阻止超级强国图谋霸权，将国际社会转变成“普遍帝国”，也意味着防止所谓超国（Supra—state）、跨国（trans—state）和亚国（Sub-state）三个层次上的行为实体破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角色的地位及其特别权利。其次便是国际社会的和平，但这并不是指确立普遍永久和平，而指"只在特殊情况下保持和平……被破坏的国际关系的平常状态“。显而易见，在现代历史上，这些哲理规定所提示的起码程度的国际安全比追求较高程度的国际安全更经常地成为国际最重要的问题，当今世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及其评判

如何实现国际安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分别构成了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对现实主义思想家来说，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然而多数现实主义者明白，过度或无限制的国际权势斗争将损毁国家及其利益本身，损毁它们在其中独立生存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懂得国家的根本利益即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国家自助，也取决于国际安全。

现实主义者中间最早就国际安全提供思辨哲理的是17世纪英国大思想家霍布斯，尽管他只是附带地谈及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性看法。霍布斯式“自然状态”论构成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这种公共权威（也因而是文明社会）产生以前的假设性状态中，人与人在体力和智力两方面的平等使他们拥有同等的可以互相毁灭的能力，其结果是每个人对暴死于他人手下的巨大恐惧以及对他人意图的最坏猜疑，进而是为个人安全进行的绝对戒备和斗争。这同由物质欲望和名誉追求而引起的另两大类争斗一起，使得自然状态必然是普遍和无休止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文明，“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出路何在？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就在于订立社会契约，将一切订约人的几乎所有自然权利（即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为抵抗别人以保全生命而对每一事物、包括对别人生命的权利）统统交给他们相约建立的“利维坦”—一个对个人来说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公共权威，用对这种公共权威的绝对服从换取国内秩序和安全。像霍布斯学说的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那样，按照个人一国家之比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说类似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国家安全仅能勉强依靠基于国家自助的国际权势斗争。霍尔斯自己就在《利维坦》中写下了关于这种状况的一段名言：“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一句话，公共权威的建立似乎不过是将自然状态中的绝对斗争由个人关系领域移到国际关系领域。由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可靠途径似乎是各国相约建立世界政府，用废弃主权、独立来换取普遍永久的安全与和平。

我们确有理由批评霍布斯（1）漠视或混淆厂国际体系状态与他的自然状态的重大区别；（2）极为简单化地将秩序产牛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对政府权威的畏惧，从而实际上忽略了无政府国际体系内存在着某种秩序；（3）很大程度上将这一体系中的国家同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混为一谈，由此使人容易推断国家也极易受外来暴力损毁，除非建立世界“利维坦”。然而，霍布斯本人不仅从未表示需要世界政府，而且还在《利维坦》的核心篇章中对自己关于自然状态的基本观点作了两处虽不显著但应予注意的保留。首先，他说“我也相信整个世界决不会普遍出现这种状况（自然状态）”，“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稍后，他又相当明确地说“但由于他们（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用这种办法（即互相防范、随时准备战争）维持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产生伴随个人自由行动而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这两处保留使人们以为在霍布斯那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并不完全排除国家经久生存和国际起码安全的可能性。事实上，霍布斯至少隐约地认识或设想到国际安全的机制在于均势，不管它出于国际政治更为基本和常在的冲突性质而多么不稳定。他承认国家间可以有权宜性的暂时合作，一国有时有必要向别国结盟或背弃联盟，特定时期里众多自私的国家为打败共同敌人甚至能结成相当广泛的大联盟；而他作为生活在大联盟时代的人肯定理解这种大联盟（它历经多年，终于挫败了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欧洲霸权图谋）所起的构造均势的作用。

霍布斯之后的一两代，即路易十四扩张和西班牙继承战争时期，均势论真正形成并且开始流行。它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现实主义思想传统而言，均势提供了国家安全的头等保障，更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主要机制。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当然，这两项功能还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用19世纪初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和实践家根茨的话说，如果“国家体系要存在并依靠共同努力来维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就决不可强大到能够强迫全体其余成员国的地步。”除了均势的定义和功能外，传统的均势论还有一项关于均势之生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可称为均势自动生成论，即一国优势及其霸权追求必然地（自动地）招致其他国家单独和联合的制衡努力，均势格局由此得以生成或恢复。也就是说，国际安全本质上依靠一种自在的机制，据此可以说其实现和维持是自动的。

均势论久经历史检验，证明它所提示的那种阻止霸权的国际力量分布确是起码程度国际安全的首要保障。然而，且不说均势往往孕育着新的超级强国优势及其霸权欲望，它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导致牺牲个别小国的独立生存，从而其国际安全功能的履行需打折扣。对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则应予以严肃质疑和批评。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世代沿袭很少受到怀疑。然而，历史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的合理成分之外存在着重大缺陷：历史上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它们还包括（也许更经常）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实际情况至少有时与其提示相反，即制衡努力或均势力量并不总随霸权威胁的增大而增强，它们也可随其减小而增强；均势自动生成论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利得，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制衡，也忽略了霸权或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甚至武力征服，还可以是主要依靠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的“包容”或“束缚”，从而远不那么容易使其他国家产生制衡意愿。理论上的分析能够显示，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倘若力量对比显著偏向霸权觊觎国，或存在多极格局、包括超强国家与几个大致自主的次强国家并存的局面，制衍（特别是联合制衡）至少是不容易的。不仅如此，国际体系中格外严重的“无功受禄”和“公共财货”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引起或加剧的利得与代价分配方面的矛盾，进一步表明了合作反霸的困难。在单个国家层次即国内状况层次上，有关一国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多种因索在很多情况下会增添制衡的困难，甚或促使一国根本不做制衡努力。总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确有其可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

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及其评判

对于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来说，如何实现国际安全这一问题，同它对现实主义传统来说一样非常重要。而且，倘若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各自被赋予的关注程度进行对比，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后类安全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占有更突出的、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多半是由于它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思考方面尤其侧重追求普遍持久和平和设想其实现途径，并且更为兼顾国家个体利益与它所理解的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理性主义国际关系信念的根本是格老秀斯式的人类理性即社会亲和性观念，以及将国际体系当做洛克式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虽无至高的超国家政府权威，但有多重整合纽带和共同规范。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国际安全机制主要意味着逐步接近或一举实现普遍持久和平的机制，其特征在于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关系改造并举，政治经济举措与法制伦理构建结合。

格老秀斯之后至20世纪前期，关于国际安全途径的理性主义观点有三大最有影响的代表，那就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边沁肇始的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和20世纪的威尔逊主义。它们与当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思想的类同非常明显。启蒙思想家们多半认为，如果各国君主大大减少或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尽可能自由的贸易，促进共同利益的和平经济法则，就大有希望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冲突和权势政治。不少启蒙思想家还认为，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土政体，因为包括中等阶级在内的民众大都生性热爱和平，由其意志控制政府能保证国际安宁。秘密外交、同盟谋略、宫廷争夺、领土取让以及同所有这些密切相连的均势政策，都被当做旧制恶俗遭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抨击。应被认作英国自由国际主义先驱的边沁国际关系思想在上述各方面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大致相同。除主张为大大减少军备和列强争斗而放弃殖民地外，他的新创造主要在于后来大体重现于威尔逊主义中的一套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平化改造逻辑：要规范国家对外行为，防止和化解国际纷争，就应建立国际司法议会；该议会依靠理性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须实行和保障新闻自由，并且废除秘密外交。边沁之后，经科布登、布莱特到格莱斯顿，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安全与和平理念基本上一脉相承。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权势重心随之移往大西洋东岸。与此同时，威尔逊主义正式问世，并且成为当时非常吸引人心的思想旗帜。总的来说，威尔逊是从一套与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相反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废止传统的欧式国际政治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改行一套新规范和新机制，以此实现从未被欧洲列强真正当做政策目标的普遍持久和平。咸尔逊认为，普遍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首先有赖于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在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之外，还须实施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即用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用民族自决取代强权政治。普遍和平与安全还有赖于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尽可能消除一切贸易壁垒。最后并且最令威尔逊着迷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其主要功能应在于保证世界政治法制化，以此提供普遍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他认为，人类理性及其指导下的世界舆论在国际关系的上述改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说到底，必须以历来被现实主义权势政治观排除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的个人道德为准绳。

这里毋需多谈威尔逊贯彻他的多数原则的实际决心多么有限，也毋需多谈威尔逊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欲望、特殊利益抱负和美利坚民族未免狭隘自大的政治文化传统。需要做的是，从威尔逊集大成的经典理性主义国际安全思想中选择某些要点，予以简短的评论。对其中那种在当今被称作“民主和平论”的断言，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严重质疑：所谓民主国家的公众同所谓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相比，并不特别忌惮战争的损害或代价；不管是在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大众都有可能怀抱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宗教的狂热，从而支持侵略战争；反过来说专制国家领导人有可能害怕对外战争，因为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可能由于战争的激发而得以释放或强化。即使仅就民主国家互相间而论，民族主义、宗教偏见、国家重大利益间的严重抵触等等因素，可以同民主国家里一些有助于互相间和平相处的机制和政治文化一样起作用。还有，即使承认近两个世纪来民主国家互相问确实极少战争，仍可不无理由地认为民主国家数量过少，不足以作出足够可靠和普遍的结论；或者，它们之间的战争所以异常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些同国内制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国际政治原因。况义，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实际上并非罕见。关于那些可被称作“商业和平论”〔或用当今自由国际主义者喜用的术语称作“（经济）互相依赖和平论”〕的经典理性主义断言，不仅18世纪后期的大现实主义者汉密尔顿以其哲理和历史事实做了值得人们注意的驳斥，而且当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相依赖既可能促进国际协调、也可能引发或加剧国际争斗，他们提出了较为严肃的批评。至于被威尔逊主义奉作国际普遍安全之根本保障的世界组织，其首要功能更难经得起历史检验和逻辑推敲。此类世界组织的基础在于国际集体安全，而国际集体安全实际上基于这样的假定：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组织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为。然而，设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际现状有利或正义，设想它们将本国利益等同丁由普遍安全来定义的国际共同利益，或者时刻愿意将本国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甘愿承受由此而来的战争危险，显然有违常理。同时，要相信它们会为集体安全体制而放弃对国力要素的传统控制“，由此”在最为关键的政策领域放弃主权“，同样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集体安全的另一项前提——可动用来维持现存秩序的国际集合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以致足以威慑或击败侵略国——不符合一种实际上并非罕见的情况，即侵略国占有国际力量总和的很大一部分。换句话说，即使假定其他所有条件都已具备，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也难以遏阻或挫败真正的强国或强国集团的侵略行动。还须指出，在威尔逊主义及其思想先驱所主张的国际安全机制中，还有着（或可以引申出）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来变更所谓专制国家国内体制、使之”民主化“因而和平化的意味。这可以说是为和平而发动战争，为国际安全而损毁国家安全。这样的国际安全按照本文前面论说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甚至往往会是很邪恶的。

然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互相问关系的和平稳定程度，国际和睦、公正的实现范围、区域和世界性国际组织在促进安全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小等角度看，“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以及“法制和平”这三种观念远非全然谬误，虽然检验这些观念的时间尺度仍远不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方面，必须批判西方主流思潮在冷战结束后洋洋得意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也须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取得了局部成功和有限认证，从中去思考一系列应予探究的重要问题。当今由“民土和平论”大加阐发的那类观念的理由，无论是传统性地集中于民主制的制度约束，还是再加上自由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行为效应和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都有’定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和事实依据。如果主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论。传统和当今的“商业和平”、“互相依赖和平”一类理念，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特别是比较容易解释（当然还需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互相问有着经久的互相协调与广泛合作关系，为什么战争和军事强制对它们中间大多数（甚至包括大多数正迅速走上发达道路的国家）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显著跌落。至于同际组织的国家安全作用，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比较成熟、内外环境也比较有利的区域安全组织，或者是冷战后的联合国，就会发现，有所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备控制是可以实现的。审慎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在某些方面正曲折地沿着理性主义传统所示的方向发育成长。

革命主义视野与国际安全范畴的急剧扩展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因篇幅限制，对革命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问题将只予以非常概要的阐述。革命主义强调的是蕴含在国际关系中或被掩盖与扭曲的人类关系，重视超越国家疆界和民族分野的人类共同体、超越国家利益甚至国际社会利益的人类幸福、超越任何特殊伦理的人类正义。在革命主义思想家看来，国内与国外并无真正的区别，不存在有真正的独特主体、独特性质的国际关系。

因而严格说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所包含的安全概念当中，对革命主义者有意义的和可用的至多只有国家安全，而且这只是在革命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面临抵御外部敌人以完成和巩固国内政治变更的情况下，才仅仅具有政权安全和革命主义事业安全的意味。如果实在要将原来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用到革命主义者身上，那么它就大致等同于世界安全、人类安全，而且其中具有强烈的道德内涵，即涤荡所有人间非正义，或者说是革命主义者所认为并重视的那些人间非正义。这样一种“国际安全”定义，比急剧地扩展从自然法和理性主义观念导出的国际安全定义，更不用说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安全概念——各国独立生存和主权国家国际体系根本稳定——相比，显得异乎寻常地丰富。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这一定义或内涵的扩展实际上是由革命主义传统的当代典型理论表现之一——20世纪70—80年代勃然兴起的“世界秩序”学派首先发动的。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平运动和关于人权、生态环境、南北关系等全球性问题的运动的一大思想反应和意识形态提供者，世界秩序学派倡导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统一地考察当代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和当代世界的非正义问题。前者指现存世界秩序中工业和科技的急剧发展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威胁，即核战争危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聚积和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后者指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和其他力量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类群体的权利）的压制和破坏。世界秩序论者不仅实际上将安全范畴扩大到包括人类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多个基本方面在内，而且还本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要求自觉地追求理想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主张根本变革主权国家国际体系。

在世界秩序学派之后，属于西方自由国际主义主流的一些学者开始借用着眼于人类共同的视野来考察世界政治，尽管他们并无革命主义的强烈激进倾向和广泛正义关怀。1983年，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在颇有影响的《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②。1989年初，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在更为显赫的《外交》季刊发表同样题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强调国家安全（据该文含义一定程度上还有国际安全）必须将世界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包括进来。该文受到广泛注意和呼应，例如，《生存》杂志于同年底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和《战略的人口学成份》两篇文章。此类论著大多体现了一种紧迫感，那就是在种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面前维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和优势，但国际安全的种种新方面也由此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重视。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前后迅速突出起来的国内和跨国性种族/民族冲突与难民和非法移民潮进一步扩展了国际安全的内涵。所有这些，加上近20余年来先后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和担忧的石油危机、国际贩毒、恐怖主义活动、爱滋病流行、亚洲金融危机、核武器扩散、电脑黑客袭击等事态，使得国际安全的含义和所涉范围大为扩大，以至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和政策制订者都难以把握。这既是世界政治变迁的结果，也是人们对此变迁及其复杂性有了起码认识的表现。就后一点而言，着限于人类共同体的革命主义视野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8

结构性矛盾与中国形象的挑战

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的种种危机说明了目前运行的国际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由美苏主导的两极均势格局转变成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美国的霸主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之间的互动与矛盾是这一时期国际安全环境的特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等似乎都或多或少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本世纪以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拖累美国经济，支撑原有体系结构的核心“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地位”逐渐衰弱，那么这一体系结构也就面临着动摇的危险。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2年的首期中指出，由于美国的衰落，世界局势极有可能变得更加不安定，全球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紧张，甚至出现全面的混乱局面。同时，国内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的国际安全论坛研究报告（第六辑）《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曾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即超级大国美国难以提供有效公共产品，而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承担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责任。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结构性矛盾是体系内原有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与崛起国实力相对上升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安全环境上的体现是，美国在近期高调宣布将“重返亚太”，似乎预示着美国将遏制中国作为战略重心。这一战略具体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经济方面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军事方面的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安全环境的话语体系中不可忽略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具体问题上的角力，还是拓展到全球视野下的战略布局，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看来，中国似乎没有给这样一个混乱的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联合起来（甚至引入美国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与中国博弈的政治筹码，那么中国历来倡导的“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与“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基本立场所面临的外交空间将逐渐缩小。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国际社会部分成员对目前中国实 力地位的认知与中国长期以来塑造的“好好先生”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出现了某种扭曲，从而造成了部分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缺乏安全感。另外，中国的软权力和巧权力建设也没有跟上硬权力发展的脚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之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一般的社会生活，我们都在扮演一个“跟随者”的形象。

打造安全且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国的优良传统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启示。

1.“立”而不“破”

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体系内大国的崛起，这势必将导致体系内原有霸权国的打压。我们要小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挑战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因为那将无助于改善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与国际形象。

不过，在大国无战争（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世界的竞争更多的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不再是枪炮船舰的数量的竞争。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导致了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发生危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曾提出，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有选择的“创造性介入”，即提出令人信服的制度倡议，部分改变中国目前实力与责任不一致的“观局者”形象。和所有人都交朋友，那么也就没有朋友可言了，具有广泛公信力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一旦形成规范，中国也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这个制度之下，接受这个制度的约束。这样做并不等于缩小中国的活动空间，相反，可以不断完善并利用这一制度去奖励合作和惩罚背叛，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建设中国的知识体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个论断将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提升到战略高度。

然而，“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软权力资源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产生多大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用严谨而规范的逻辑把这两个理念讲清楚，不仅让国人信服也让世界信服；二是我们自己对这两个理念的践行情况。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内通过实证方法被无数次验证和修订过，已经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知识体系。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了践行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样板。不过，近些年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危机都说明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中国推行自己理念，树立自己国际社会样板的大好机会。

简单的口号是中国目前塑造形象的症结。自说自话的传播方式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只有“以其昭昭”，才能“使其昭昭”。相反，如果是“以其昏昏”，结果也必然是“使其昏昏”。另外，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也是社会和谐程度的竞争。如果中国实现了国内社会的和谐，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比美国更加繁荣、和谐的形象，那么中国的软权力资源也自然就能有效地转变成影响力。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畅销的商品并不能归功于广告做得好，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及口碑才是取胜之道。

3.理性精神的启迪

政策、制度层面的转变，领导者可以对其进行调整。知识体系的建设，知识分子或精英需要奋斗几代人。但是，民智的启迪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了，往往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其间还可能发生倒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曾在今年的《联合早报》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的概念：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郑教授对文化和国际关系的理解虽然并非首创，但是却为我们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思路。他说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民智的进一步觉醒。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9

关键词：现实主义；均势安全；集体安全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56-03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又相互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危机和间歇性的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是中外所有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在自由主义那里，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当代安全领域问题的层出不穷和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融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观点进行折中，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容。

一、现实主义

1948年，《国家间的政治》一书的出版，使现实主义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书中核心的观点是，权力争夺是无所不至的，从家庭到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都是如此。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在这种不稳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是软弱无力的，所以确保国家间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各国家中，各国应该达成一定的谅解。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是一种霸权安全。

在其基础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眼里，如果一个国家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挑战现有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惩罚。它看中的是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经这种理论所诠释的均势安全是国家追求安全的一种传统模式。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是这些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论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成为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卷”[1]。对此，基辛格有一句精辟恰当的评价，“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2]，然而，均势安全或均势论在历经历史检验后，也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均势往往孕育着超级强国的优势和霸权欲望。国家对其安全的关注与担忧总不会以均势为满足，各国对自己的安全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各方不断谋求对于对手的优势，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在这种安全模式下，小国往往会成为均势下的牺牲品，如朝鲜半岛的分裂，波兰的三次被瓜分，就是大国玩弄均势外交的例证。同时，历史上对大国追求霸权的反应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制横的出现。霸权及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便利，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去制横。此霸权及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武力征服，也可以依靠文化和经济影响来包容和束缚他国。同时，一国应该具有的制衡能力和意愿在国内众多问题的侵扰下会增添制衡困难，甚至促使一国专注于国内事务而根本不做任何制衡的努力。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不像传统的理想主义那样，他们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也不像现实主义认为的，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他们确信国际组织对协调一国内外政策及建立各层次国际组织联系方面将产生重大的作用[3]。但同时，这样一个经过国际组织协调、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并非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还会导致在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他们看到，在这样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局面，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4]。

如果说均势理论是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集体安全模式就可以认为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在由一定国家构成的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的一定的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国为了保护或者获得所想要的经济利益，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必要时敌人施以军事打击制裁或打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原则，到维也纳会议确定欧洲协调，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5]。

然而，这种理论也有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因素还远未强大到让民族国家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并未因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销声匿迹。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惧时，让他们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互信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即使在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是如此，很难想象在彼此恐惧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成功[5]。很显然，这种安全模式掺进了太多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明显违背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三、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各国掌权者会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理论或者事实将之证伪。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与其把国际争端说成与客观不变的利益有关，不如说与各国在相互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致认同有关。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定位他人。

可是，如何定位是充满主观判断的。当前的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传达了对叙利亚动武的信息，因他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与正面临着因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相比，前者显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迫切，原因在于，在美国与叙利亚的长期交往中，美国认为叙利亚伊斯兰政权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美国的行为是誓将敌人除去而后快的观念使然。“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结实能力的权力和利益”[6]。

按照这种理论的阐释，当今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对话，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就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争夺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不断地接触和沟通，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北朝鲜开始积极接触以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现实主义或许会将之看成是双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南北双方继续敌视而不反思对方，继续将对方视为民族的罪人而不加以重新定位，对抗将重新取代何谈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当前半岛形势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确认有助于理清各自的利益，反过来，理清后的利益也会形成认同，但新的认同的形成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体察。一种新的定位和认同的产生是以以往的定位或认同的趋弱为前提的。事实证明这在当代世界是困难的。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会将来自他国或民族的伤害和威胁，在短时期彻底忘却，更何况，不是每一个给他国带来痛苦经历的国家都能像勃兰特和科尔那样，对过去加诸他人的伤害以跪谢罪。因此说，国家民族之间的重新定位是艰巨的，其中需要没完没了的对话和行动，需要双方对过去的事实甚至是伤害有真诚的彻底的认识。认同一经形成将会有很大的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危机和对抗会导致相互敌对的认同，这种认同一经形成将很难化解，于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日两国的现状就是明证。

四、我国的战略选择

持续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提升加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与各国间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国力的强势提升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周边关系向强势大国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再一个趋势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区域内大国，心态更加复杂，这就会催生现实主义所说的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虽然这种结盟是行动力较弱的松散的联盟。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当前的南海和领土争端正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帝国，都希望中国会成为另一类型的崛起大国。而避免成为众人心中的西式帝国也是中国的必要选择。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纵深依赖，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现实的选择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专注于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靠的是经济力量及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靠的也是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恫吓。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本身可以促使各个相关国家走向同一“跑道”，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总要好于军事竞争。同时，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解决国际事务时，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

第二，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避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降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嫌弃外在世界太麻烦，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是，封闭就要挨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也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如果一时头脑发热选择另组体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势必将会使得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单纯是小国的合众连横。届时，中国必然面临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国际社会联合体很可能会让立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遭受致命打击。

第三，走和平发展国家道路。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需要将坚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维护国家和安全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点，但要将之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性质之内。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四，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积极对话。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让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和原则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消除各行为体观念中因误解而产生的不满，创造机会让他们从多层次了解中国，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看到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和合作，更积极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开展首脑外交、民间外交和各种非政府外交等，大力扩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逸舟.论综合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14）.

[2]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36.

[3]梁艳菊.关于国际安全的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4）.

[4]谢青.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J].世界经济与论坛，2000，（4）.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0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