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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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2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着《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扞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纵观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将主要集中在外交和安全理论的深化和相互促进、外交安全理论同国内经济社会理论的体系整合、中国外交安全理论在国际上的互动和聚变以及强化实践检验理论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关系等方面。此外，我们还要提高时政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理论底蕴，加强智库的理论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的应用性和体系性建设方面。展望未来，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实践和理论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和持续不断地创新，终将达到实践和理论的光辉顶峰。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5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政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 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鸾崾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政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政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 新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军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墓家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政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政治学挑战了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政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背后非正义的政治逻辑[13]。

新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政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政治学中不同地缘政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 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政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分裂、冲突和动乱。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图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分裂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政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 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 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了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政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革命”。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革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政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军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 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政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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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ultural strategy and schema of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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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东亚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44-04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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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 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内涵

第一，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决定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也是“合力”。 经济滞后、种族纽带、宗教狂热和青春膨胀将会合起来制造一场国内冲突的完美风暴。最容易受到暴力威胁的政权多落于全球化曲线之后，随着产业转型、高新技术发展与放松管制政策，出现了文化产业的国际化与集中化；于是，在文化传统的社会特征、社会关联性、政治性和属性之上，又加上了经济、产业、商业、技术等因素。进而言之，世界文化既成为一种重新占有、交错生成与交融混合的现象；又构成一台能产生利润、带动革新与提供就业的强劲经济发动机。就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带出了一个有两种争议观点的问题：或是，将文化视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或是要通过国际合作，以制定规则并建立起某种平衡。

第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对经济可以起反作用。全球化和地区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构成了互补和趋同的手段；一切相关谈判都要求在更广层次上的知识能力、更加复杂的技术性，并学会运用各国对上述手段的掌握程度。新的国际秩序仍要混合道德与权力，在权力方面，国际秩序需要依赖一个强国的出现；道德方面，此一强国是需要得到普遍国家的认同的，而且对国际和解最有帮助的是经济重建的方式。

二、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

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际政治越来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国际政治全球化发展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全球公共问题与全球政治权威。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而是特指全球层面面临的公共问题，以及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全球政治权威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适应性强的国家将攫取技术革命的战利品，包括信息、生物、材料和纳米等技术能产生倍数增长的力量结合，它们再加上灵活的制造装置和方法，以及能源、水利和交通工程技术。应对公共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政治学上尽量将公共权威限制在公共层面而不涉足私人领域，社会科学也把解决“公共困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全球政治领域中也不例外，全球政治学除了研究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之外，重点研究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的公共权威的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为全球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第二，全球政治矛盾。在全球政治整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构成了全球政治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决定全球政治发展的矛盾动力来自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切全球政治现象都是全球资本与劳动互动、国家与世界经济基础特别是世界市场之问矛盾的反映。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在全球政治整体中还依然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和安全困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独霸企图与其它国家对霸权国家的反对，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

全球大多数人由于缺乏消费、流通和交换能力，而实际上被排除于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之外。犹有甚者对许多弱势国家而言，消费标准划下的世界文化产品固然意味着开放和丰富多样性，却也激发了文化贫困化和西方化的困扰。国际政治是属于政治领域，充满权力和斗争，而武力是首选、常用、终极的手段。而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在无政府状态中，能力决定了单元的相似性及单元间的关系，这是存粹政治与权力的领域，单元间一切互动不受权威的指导和制约。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高目标；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国家首要关注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国家追寻的是权力的制衡。只要满足两条件：无政府秩序及系统是由求生存的个别行为体组成的系统，而构成这二条件，均势政治便可盛行。新现实主义的文化核心是安全，本质上是借用个体经济学里自利的个人主义推为国家主义，并再进一步地分析国际政治，谈个别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目的是要追求安全，而非权力；但是在国际政治的总体体系上，追求的目标是均势，即国家追求安全的结果。国际间在权力均势原则下形成支配体系和从属体系的主从关系，地方性权力性质的从属体系与支配体系关系越紧密，则会减少自主和独立空间，国家间紧密的高度互赖表示受普遍的脆弱性影响，这会使国家不愿置身于加深的相互依赖中。然后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就迫使经济遵从于政治收益。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J].国际观察，2016，（02）.

[2]张德华.国际政治理论下的当代中国与世界――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代》[J].出版广角，2015，（16）.

[3]李斌雄，赵亚男.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及要义[J].学习与实践，2016，（03）.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1805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 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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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5，20，21

［3］ 何贻纶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3

［4］ Jeffry AF，David,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5］ 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6］ 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J］国际政治研究，2000，（1）

［7］ March,JG，Olsen,JP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M］New York：Free Press，19895

［8］ 王缉思美国政治变革与这场金融危机［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9］ Россия，вперёд! Стать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wwwkremlinru/news/5413

［10］ БН库济克，МЛ季塔连科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

［11］ 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p20

［1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0

［1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21

［9］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9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9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理论 微观分析方法 大国和小国

【作者简介】梁益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117-18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 但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 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一、微观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新现实主义诞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体系层面成为主要的研究层面。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划分标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之分，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分。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线是比较分明的。

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识是怎样影响行为体选择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对于社会学方法而言，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背景条件。比如经济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剥离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将其看做是给定的；而人类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内容正是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论研究中又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研究层次上，华尔兹划清了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的界线，这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为了理论的简洁，将国家假定为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把整个理论的因果逻辑推导集中在体系层次。这并不表示它们认为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不重要，而是为了使理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更加明晰。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变得简洁的同时，理论的经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剥离的变量太多，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其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权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体系理论还是坚守了体系研究层次。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将单元层次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关注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强调女性在权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单元层次理论所关注的主体恰恰是体系层次理论所剥离的“国家暗箱”。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是国内政治是否重要，而是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影响。 研究者在这两个层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单元的划分，使得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进行了人为分割，特别是对微观层次的刻意忽视，导致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即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系理论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而导致的。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还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因此，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义微观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析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地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微观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功、明晰地在体系层次上将微观层面（单元层次）纳入了考虑、融入了理论体系。在不失宏观性的同时，也不失微观性，实现了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微观经济学虽然也将行为主体假定为“理性的” ，但相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经济人基础上，以数学为工具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逻辑演绎和推导，进而得到了经济在均衡时的状态。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无争议的一个领域。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的争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经验研究的理论升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经济现实导致了各种理论学派的出现和争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也存在多个理论流派的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通过坚实的微观基础演绎推导而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给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为体系理论引入一个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个微观分析方法同样也属于体系层次，而非单元层次。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作“同质行为体”，止步于国际政治的宏观部分。其实，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可以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微观部分。可能有人会说政治问题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日常语言的确更为有力，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却又很不容易被发现。

二、微观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内容

肯尼思·华尔兹在创建新现实主义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该理论把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厂商的产品差异、组织形式和内部决策过程，认为市场产生于厂商的互动，市场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厂商并能决定价格和数量，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华尔兹在参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也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国际结构比喻为市场，认为国际结构产生于国家的互动，结构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国家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 然而，这一市场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业只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而不是由大厂商和小厂商共同组成。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完全竞争市场”之外，还有“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将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 现实中的厂商并非是“同质行为体”，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更多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而微观经济学发展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理论，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同理，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国家组成，而华尔兹将国际社会看做是许多同质国家组成的“完全竞争”（无政府状态）结构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本文认为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结构来比喻国际社会可能更为合适，可以借鉴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现实。

因此，本文的微观分析方法修改了华尔兹关于“同质国家”的前提假设。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中，基本假设是厂商的非同质性，这种差异使厂商获得了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借鉴这一思想，本文假设国际社会是由非同质性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上。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国家为两种类型：“大国”和“小国”，核心变量是“影响力”。 需要特别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质基础”并不是核心决定因素，尽管可能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有影响力的国家；“小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结构的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厂商的存在会使市场结构无效率，但大国的存在会使国际社会有秩序。

从这一前提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做是同质的、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是由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互动所产生，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独立的，就像是“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是由厂商互动产生一样。可是，正因为它们是自在的和独立的，所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很难对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变化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改变了前提假设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大厂商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的。本文的假设也是如此，大国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结构，小国受国际结构的影响和左右。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假设所带来的解释力上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由于没能预测到冷战结束而备受指责，但批评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解释不了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但根据“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对体系结构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大国而言，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体系结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大国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原因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随之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说，大国是体系结构的制定者，而小国是体系结构的接受者。如果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表示，就是“大国——国际结构——小国”。因此，这不是华尔兹认为的“结构选择”（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死灭）， 而是“大国选择”（顺大国者昌，逆大国者亡）。

在区分大国和小国的问题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按照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这一区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中“大厂商”的概念是给定的，大家不会去讨论拥有多大的厂房、达到多少年产量的厂商是大厂商，这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非凡影响力的体现。当今的大国，亦难以非常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论英雄”里所言，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因此，在理论的论述中，“大国”的概念是给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也可以适当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主要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强对复杂情况的分析能力，还可以将大国划分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世界大国决定国际结构秩序，地区大国能影响和决定地区结构秩序，并可能对国际结构秩序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加入这样的变量可能会使理论的推导变得模糊，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在新的前提假设下，为了防止犯“还原主义”的错误，本文根据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图形引入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微观图形，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同样也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图1）。

第一，国家预算约束线是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制约线。图1中的斜线AB就是国家的预算约束线。这种约束是指国家的行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资源的制约。超出预算线的国家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大国的预算约束线远离原点，小国的预算约束线靠近原点。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内容，而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也可以引入具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另外，预算线是可以变动的。它的变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国家的实力增加或减弱引起预算线的平行移动；另一种是斜率的变化，也即X轴或Y轴两种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同等预算下可消费的产品数量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预算线的斜率。

第二，安全与发展是国家消费的两种主要“产品”。为了保持微观图形的简洁，假定国家有限的预算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安全和发展。 图1中X轴表示发展，Y轴表示安全。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权衡取舍，需要对安全与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做出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安全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力量和源泉；从长远来看，二者互为补充。预算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代表了国家在发展和安全上的一个组合。理论上国家可以选择预算线上的任意一点来确定自己的发展和安全的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国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国家会选择效用最高的组合。因此，国家需要做出考虑的是：如何在预算线（国家实力）的约束下获得对国家最有利的安全和发展水平。

第三，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一个暗箱。图1中曲线U就是国家等效用线，它是用来衡量国家的效用水平的；U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发展组合，U凸向原点表示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偏好极端的组合；U离原点越远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的位置代表了国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的位置决定过程被看做是一个暗箱，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本文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U的位置是给定的，它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被忽略的。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效用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点。也就是图中的E点，E（S1，D1）表示国家在现有预算条件下能够投入用于安全的资源和用于发展的资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国家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思想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本体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厂商可以为了利润进行合并，而国家合并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厂商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学的四种市场结构中，厂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属性，并不是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 这一属性植根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这也正是当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常常失去目标的主要原因”。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存既不是一个前提假设也不是一个推论，厂商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它可以为了利润而进行合并，但国家却很难。要吞并或消灭一个国家的难度非常大；借用物理学的术语作类比，国家这个行为体的原子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要聚变或裂变这个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惊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这个由社会属性连接的原子结构，其稳定性远远超过了厂商的结构。即使是“一体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欧洲，人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到要聚变几个“原子核”又谈何容易。虽然国家也会像厂商一样追求利益，但国家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一个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讨论条件。

三、微观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论

在上述“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和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微观分析方法的六个推论。

推论一：国际社会的特征是“多头等级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国家造就的”； 它实质上是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同质国家”这个前提假设建构出来的。国际社会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同质行为体的互动才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华尔兹将国际社会假定为无政府状态是与现实不符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内容。 米尔纳对此也进行过评判，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 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恐怖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个多头政治（polyarchy），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也只存在于大国之间。对于小国来说，国际体系实质上是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系，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 在多头等级结构中，大国和小国会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大国更注重均势与制衡，小国更注重福利与生存，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将相对收益的分析方法绝对化。国际合作的难题其实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下虚构出来的一个命题，并非国际社会的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多头等级结构的缩影。加强对国际社会多头等级结构状态的研究，将促使大国抛弃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上，而是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承担起那份属于大国的责任。

推论二：规模效应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国际机制有助于国家形成规模效应，减少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

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资源和预算下，国家要实现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获得安全和发展的单位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大国本身就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单位预算收益要比没有规模效应的小国高；也就是说，大国的规模效应减少了它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而对于小国来说，要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单位成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产生除了“防止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信息对称”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规模效应。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进而获得规模效应。当然，实现规模效应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国际机制的结构也是非常灵活的，它不仅存在于小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大国与小国、大国与大国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欧洲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来形成发展方面的规模效应；美国、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来降低安全方面的单位成本；小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大国购买武器来降低武器研发成本，大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小国出售甚至赠送武器来提升大国自身的安全。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大也会引起收益减少，这可能也是欧盟一直拒绝俄罗斯加入的一个原因。大国通过规模效应获得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小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规模效应，不然就很容易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大小国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会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国际机制既可能是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供应派机制 （即国际机制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由大国主导，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基欧汉所认为的需求派机制 （由于国家的需要）——由小国联合组成。进而，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改变体系的特征，但这仅具有相关性而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规模效应的确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产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产品是由国家等效用线决定的，也即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非机制所能直接左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是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 但以上分析显示，国际机制可以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但国际机制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干预变量。

推论三：参加国际机制将使国家追求更为合理的安全与发展平衡。

从图2可以看出，国家加入国际安全机制后随着安全的单位成本降低，同等预算条件下获得的安全产品更多，这样国家就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在不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是一个暗箱，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不同的国家，其等效用线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等效用线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即自变量）是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

在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也是一个暗箱，但国际机制是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在体系层面通过改变安全与发展的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来干预和影响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使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趋向于平衡。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参加国际机制后的国家预算线会成为一条曲线。假设M国加入了一个安全方面的国际机制，规模效应使其安全方面的单元成本下降，同等投入下获得的安全增多，表现为预算约束线以B点为中心向右上方转动。但由于国际机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该国将受其他成员国情况的制约，所以这一增加过程必然是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下降，所以预算线在靠近Y轴的部分会发生弯曲，国家预算线成为一条曲线。也即参加安全机制后，图2中国家预算约束线由直线A1B变为曲线A2B。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一国参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机制。

其次，在国家预算线成为曲线的情况下，选择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平衡组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图2中，E2点是平衡发展的选择点，它所形成的矩形OS2E2D2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国际机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将使国家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把曲线U2移向E2点，即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上，国家会趋向于选择二者的平衡发展。但曲线U2最终是否移向了E2点，国际机制不起决定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

最后，在M国加入安全机制之后，在国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安全消费由S1上升到了S2，发展消费由D1上升到了D2。这是由于规模效应而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预算剩余，它可以将这一部分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方面，也就是说国家参加安全机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以此类推，如果某国参加发展方面的机制，它也可以将发展方面的预算剩余转移到安全上。因此，不论参加机制之前的国家效用线是偏向安全还是发展的，在参加国际机制之后，国家的选择都会趋向二者的均衡发展。这颇类似于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即在某个领域建立机制之后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但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功能外溢是指从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而“预算转移”只是国家在某个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安全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领域。所以，这种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预算的转移。

推论四：随着规模效应的变化，国际制度会有一个产生、稳定和解散的过程。

虽然加入国际机制能够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元成本，但是从长期看，规模效应是会变化的，将出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变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图3）。在国际机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形成规模效应，某些国家开始大声呼吁，希望与另一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如果其他国家也认为可行的话，国际机制就产生了。国际机制产生的领域和形式都是多样的，在合作领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发展方面的；在合作形式上既可能是小国与小国，也可能是小国与大国或者大国与大国。在第二个阶段，当规模效应形成之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国会努力维护该机制的稳定。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时候，成员国进行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机制内某些成员国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消失，国际机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如果不能在现有成员国内形成新的规模效应，这个国际机制就可能会解散，大家开始去寻找新的“组合”。由此可见，国际机制形成的根源还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日益复杂、物流通信高度发达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国家也积极地参加国际机制来降低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元成本。在以往的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看作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和研究本体是有很大风险的，由于规模效应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不稳定，这使得国际机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个干预变量，而研究的本体应该还是那个具有“稳定原子结构”的行为体——国家。

推论五：在理论研究中，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分界线；但在具体研究中，它又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暗箱，把国家内部因素都放入这个暗箱中。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理论将国家暗箱当做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工具。而在微观视角下，将国家的实力大小引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仅仅只是将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放在这个暗箱里，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使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界线，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国家实力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剥离出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国家等效用线暗箱的设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国家效用是由国内的偏好来决定的。国内的偏好通过国际政治是难以进行分析的，而国内政治则是分析国内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国家行为微观图形中的国家等效用线既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条分界线，也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个结合点，某种程度是将二者进行划分和结合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彼此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其分界线。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通过这个图形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比如，在对M国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先通过国内政治来分析M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偏好结构，然后将国内政治分析出来的结果引入图形之后再进行国际政治的具体研究。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影响国家的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而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何种选择。

推论六：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

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华尔兹先后提出过“第二种意象” （内外）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外内）两个模式；古勒维奇在颠倒华尔兹的“第二种意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颠倒的第二种意象” （外内外）。而本文的分析则可推导出“大国内外小国内”的模式，也即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结构是动态的，视大国和小国的情况而定。大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决定者，小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结 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0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智慧 实践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在理论思考和政治方针上明确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路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有价值的资源和理念。标志之一就是2015年10月l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明确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还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主办和参与了众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治理活动。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无论是中国智慧，还是中国实践，都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治理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治理：制度创造秩序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的问题正在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政治学界，自詹姆斯・罗西瑙编辑出版《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以来，全球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6月的报告中，则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私人的―处理其公共事务的综合，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①该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认定更加宽泛，它从互动过程的角度界定全球治理，涵盖了众多行动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各种非制度性的协调行动，它更加注重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合作达成的过程，因而包含的内容更多而且更复杂。相比之下，著名国际政治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全球治理界定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行为。两位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在努力探索一种自由放任和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方案，即一套提高协调性、创造疏导政治和社会压力安全阀的治理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需要不同性质组织的参与，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②。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些学者将全球治理分解为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及，治理效果如何？等中国学者在介绍全球治理思潮的时候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界定。在学者们看来，全球治理无非承认了这样一种国际事实，即在没有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管理超国界的事务；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实施政府在国内所扮演的功能。显然，全球治理内在着一种秩序性追求，亦如罗西瑙所言，治理是“秩序加意向性”。因此，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在制度上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如何行动”的问题。

反观历史，环顾世界，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制度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自17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也就是奥兰・扬提及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每个国家在法理上拥有最高的权威，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最高原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此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依靠以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权力机构得以维系。19世纪的欧洲协调、20世纪的联合国都是这一治理模式的行为体（agent），这是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形式规定。然而，尽管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在法理上明确了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但实际上的国家之间就的内容、意义和效力而言，都是不平等的。在此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历史情境下，即便有发达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势力均衡和国际协调的原则，也无法保证国家间有效合作。

全球治理制度的缺陷在冷战结束后被进一步放大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首先，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客观上要求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改革。自2008年以来，欧美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地区争端、乌克兰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都已经无法仅靠某一国家之力所能做到，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全球公民社会的政治觉醒也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国际刑事法庭、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绿色和平运动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受到广泛重视。在上述三股力量的推动下，制度创造秩序正在取代组织创造秩序成为全球治理体制的基础，数百年来欧美列强以民族国家的名义，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规划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以对话、合作、协商等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来规划世界秩序，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治理创新的中国智慧

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应该成为缺席者，而应该成为全球治理制度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之所以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行列之中，并不主要取决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主要取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东方文明古国的双重身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非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和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为整个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显然，由于已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是在欧美列强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更多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权益体现不足，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承担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进程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中国始终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2015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峰会，分别围绕消除贫困和饥饿、应对不平等和妇女赋权、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与世界各国对话，推动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峰会期间，中国还与联合国共同举办南南合作圆桌会，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还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此外，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倡议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还积极参与万隆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平台，以实际行动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在全球治理改革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国家定位，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中表达发展中国家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贡献更多智慧，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2015年，中国学术界聚焦当前全球治理出现的若干重点挑战，尤其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创新的典型代表，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若干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

相比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也大胆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引发了国内外的热烈讨论。2015年，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尤其是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集中阐述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首次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贡献了智慧，引发了国际热烈反响。

治理外交的中国实践

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创新的理念和智慧贡献者，更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积极实践者。面对全球性的复杂挑战，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创新，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外交实践之中，一个积极进取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定格在国际舞台上。

捍卫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重点之一。环顾世界，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很多，既有源于地缘政治带来的众多传统安全威胁，也有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对此，中国坚持总体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2015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举办声势浩大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和正义之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宣布裁军30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进程，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开展大国安全对话和地区安全磋商，在处理岛屿和海洋争端、边界问题、朝鲜半岛对话等方面耐心对话，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

共筑发展与繁荣。发展和繁荣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全球治理外交的重心所在。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局势不确定性的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对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G20和APEC进程、大力推动共建自由贸易区等，为提振经济信心做出了重要努力。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绸之路基金等开始启动，推动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共同发展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此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等陆续生效，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注入了新动力。

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正确义利观，将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实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在G20和APEC框架内，中国积极参与相关谈判，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相关谈判的成功达成。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合作框架内，中国积极寻求与有关各方的合作共赢，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各方的发展创造机遇。总之，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中国都欢迎。

推动改制与创制。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行改制与创制并行，共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2015年，中国积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安排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在推动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直面国际社会中的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力所能及地推进全球治理新制度安排的创建，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是中国全球治理创制的典范。

总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奋发有为地推进治理创新和外交创新，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不难想见，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越来越积极和活跃，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大国受到世界的尊敬和支持。

【注释】

①[瑞]卡尔松，[圭]兰德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