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度十篇

文化程度篇1

1、文化程度按实际所获得的最高学历或学位填写即可。

2、其中学历是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的毕业证书。学位是获得相应的学位证书。文化程度填写没有其他特别要求，面试时如果详细问了，可适当回答一下。文化程度从大类上可分为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和专科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

3、比如说最高学历是初中，就是初中文化程度；最高学历是高中，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如果没上过学，就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的文化程度。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程度篇2

【关键词】课程制度文化；相对稳定性；主人翁意识

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中心。课程文化包括课程物质文化、课程制度文化、课程行为文化和课程精神文化。在建设课程文化这个“大厦”中，四个部分的建设都缺一不可，其中对“大厦”起保障作用的课程制度文化，既可达课程文化的表层又触及其里层，因此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学校课程制度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课程是制度化教育的产物，是国家、地方及学校为了学生有效率、有效果地学习经验知识的一种特定组织形式，这说明课程制度是一个长久形成的事物，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并根深蒂固在人们的脑海里。正是由于其长久历史，随着课改的深入，一些不适应发展规律的制度文化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弊端。一些学校固步自封，拒绝改革；一些学校走上极端，把形成新的课程制度当做是目的而非手段来实施改革，本末倒置，结果越改越后退，因此有必要认识学校课程制度文化。

1.学校课程制度文化的含义

学校课程制度文化，是指在学校时空范围内形成和制定的、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程序，是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课程制度的价值判断和对待课程制度的方式，是师生在课程实施中形成的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规则体系和文化认知体系。

2.学校课程制度文化的特征

（1）相对稳定性。制度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和行为标准，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较稳定的特性，随着课程制度稳定性不断增加，逐渐从某一方面或某一时间的特殊规则、规范转变为大家较长期遵守的行动规则与规范，在更长期、更大范围内发挥其功能时，就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文化。

（2）公共性。学校课程制度的建设是为了在课程活动过程中，更有效地规范和管理各种关系和参与人员的行为，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学校课程制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它广泛适用于参与课程活动的相关利益者。

（3）文化性。从其定义可知，学校课程制度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学校人员对课程制度的价值判断和对待态度，是存在于人们意识里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具有文化性。学校课程制度所规范的不仅是具体的、日常的教学事务，更重要的是确立教育教学价值观，确立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视野下的办学模式，课程制度的价值性成了学校文化内核的重要标志。

二、学校课程制度文化建设的问题

学校课程制度文化建设者结构单一，相关人员想要参与的意识不够。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随着课程三级管理规章的颁布，课程权力由国家向地方逐级下放，教育行政机构也向学校分散权力，学校有了更大的自。在现行的很多学校课程制度文化建设中，学校实行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机制，学校课程制度基本由校长领导班子起草、审定并颁布，非领导人员只要执行即可。

三、学校课程制度文化建设的几点对策

1.提高参与意识，形成主人翁意识

学校课程的制度文化建设力量在构成方面应是多元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学生等都应该享有对制度文化建设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亲自参与了制度文化的建设，认真审视各种程序、规章，用正确的价值观对待，理解它们，才能在制度出台之后认同并自觉地遵守，有利于课程活动的顺利展开和完成。

在其中，教师的课程意识和课程开发能力非常重要。以往“上所定，下所行”的课程管理体制使广大教师视野停留在“如何教”方面，很少涉足课程方面，但是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课程是教学的载体，教学是课程展现的平台，结果出现了失衡。

2.逐渐实现从终结性评价走向发展性评价的课程评价制度文化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应试教育，升学率是唯一指标，考试成绩成了很重要的评价工具，很多人用“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来调侃这种现象。虽然“要从应试教育迈向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十几年，但是终结性评价的地位依然屹立不倒。直至“高分低能儿”这种分数和能力不成正比的现象出现后，人们逐渐深入研究学校课程评价制度文化。

发展性评价是欧美和日本一贯提倡的课程评价，评价的是课程本身，而课程是教学的载体，因此课程评价的核心环节是课堂评价（教师评价），课堂评价的核心环节是学力评价。在这里，学力评价是指不仅评价学生知识、理解和技能掌握程度，也要评价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还要对兴趣、爱好和态度的评价。因此，终结性评价只是发展性评价的一个步骤而已。

总而言之，学校课程制度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从而形成良好制度文化，需要各方人员的积极参与，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学校课程制度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文化程度篇3

要论述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程度，首先需要明确现代化定义。本文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是以科学与技术革命作为推动力，在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

现代化上述定义包含了以下含义：

一是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但现代化又远不能等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两者是不同的。工业化指的是由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变迁，而现代化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自身的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才称得上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经济内容，现代化还包括大量非经济内容。但尽管如此，工业化毕竟是现代化核心，其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工业化意味着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为自由民主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特征受一定历史时期限制。现代化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不是“当代”的泛称，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因为现代是相对而言的时间概念，所有具体的时间规定相对过去都是现代，但不是所有的“现代”时态都能代表现代化。比如，仍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但还不能称为现代化。已经结束现代化过程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也处在现代，但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已经结束。既然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发展过程，自然应当把现代化理解为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但由于现代化仅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因而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动态性、与时俱进的特征又是受一定的历史时期限制。也就是说，现代化与时俱进特征只是限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当一个国家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意味着这一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完成或结束。比如，当今世界，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完成或结束。虽然这些国家本身仍在发展，但这种发展已经超出了现代化这一历史时期，不能把这些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仍看作是仍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如果那样，现代化也就永远没有结束之说。

三是现代化实现目标可理解为描准“固定靶”，而非“移动靶”。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有“移动靶”还是“固定靶”之争。把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这种认识实际就是“移动靶”。

从纯理论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定赶超目标时，当然应当以“移动靶”作为赶超目标，而不应是“固定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然，以“固定靶”作为赶超目标，当达到这一发展目标时，别的国家也在前进，已经不在原先“固定靶”的水平，就难以达到赶超目的。但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就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两者是绝然不同的。而现代化本身有着明确规定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现代化，其发展目标只应是“固定靶”，而非“移动靶”。所谓“固定靶”，就是根据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对现代化结束时的国家或地区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分析，确定现代化完成时的标准，并以此标准作为现代化实现的目标。本文持“固定靶”观点，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到底处在怎样水平，这是一切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想要搞清楚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研究现代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做了大量分析。主要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吴寒光应用英克尔斯指标所作的计算，主要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出版的〈2000年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重要文献，结论是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81.9％，居世界第66位。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根据英克尔斯标准所做的计算，认为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2.3％。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2000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6％，世界排名第64位。

本文认为，上述一些专家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计算，都有高估之嫌。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英克尔斯的标准明显偏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英克尔斯的标准，实际上不是一个现代化结束或完成时的标准，至多只能看作现代化发展中期的标准。离基本现代化标准也还有一定距离。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化进程是很难通过数据计算出来的，因为指标之间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如果对未来现代化进程作一预测分析，判断今后趋势，通过各指标加权计算，可能反映出一般发展走势。本书依据对现代化概念理解，根据2001年统计资料，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作了测算，下表是所设计的标准值与现代化实现程度之间的比较。

表12001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

附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按照基本现代化标准，只实现了61.6％；按照现代化标准，仅完成了47.9％；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进入工业化中期，要实现现代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印度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的国家。为便于比较，本文也对印度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作了分析。通过与表2比较后可以看出，印度除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个指标领先于中国外，其他指标均不如中国。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而当时印度是57美元，中国不及印度的一半。而到2000年，印度的人均GDP不足中国的2／3。从总体看，印度的基本现代化实现程度为45.7％，现代化实现程度为32.4％，分别比中国低15.9和15.5个百分点。应该说明的是，在测算印度现代化实现程度时由于无法获得最新数据，一部分数据是90年代的数据，所以实际差距较之表2反映出的差距应当小一些。

表2印度现代化实现程度

附图

三

结合表1，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1.人均发展水平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从人均GDP看，2001年已达到7500元，比1978年的379元增加了712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近5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发展水平明显偏低。目前世界人均GDP已超过5100美元，高收入国家更是在28000美元之上，而中国2001年仅为907美元（按美元与人民币1∶8.27计算），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5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30，甚至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200美元，1999年）。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人均GDP约为3800美元，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60美元，1999年）。从人均GDP的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看，分别为15％和9％，是现代化10个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可见，人均发展水平偏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的制约因素。

2.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90年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45％，人口城市化水平已从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北京达到78％，上海则超过80％。目前中国城镇总数已经达到1.9万个，全国县级以上城市669个。但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经达到45％，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38％，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则达到45％以上，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低9个百分点，离现代化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与多年来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政策有关。且不说，“”和“文化革命”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反现代化的做法，如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等，这些措施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发展，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措施也严重制约了城市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离土不离乡”政策，现在看来，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限制了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出现了非农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罕见。目前。中国非农水平为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6％。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愈益认识到，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推算，如果每年能够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水平，就能够创造近千亿元人民币的社会消费需求，就能够让GDP加速近一个百分点。而要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必须对中国的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已成为横亘在城乡间的重要壁垒，是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有了一些松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才有了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

3.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2001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3.6％。这一比重不仅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0％相距甚远，也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相差2个百分点。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除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指导思想和体制政策等方面压抑第三产业发展，使得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低于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由于城市化和非农化水平偏低，也使得第三产业继续发展缺乏持续的后劲。第三产业发展一般呈现以下规律：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后，第二产业达到相当规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向比较富裕阶段迈进（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迈进），经济增长处于起飞过程，第三产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逐渐接近并超过第二产业，进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1990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7.1％，41.6％，31.3％；11年以后调整为15.2％，51.1％，33.6％。第一产业在此期间下降了11.9个百分点，二产增加了9.5个百分点，三产增加了2.3个百分点。三产比重显示，中国目前正处在向工业化中期逼近阶段，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目前正处于居民消费结构转型期，对第三产业服务消费的需求处于快速上升期，同时，一、二产业升级对生产的需求大大增加，这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4.非农化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非农化水平是反映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重要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大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目前已达1.45亿，这一期间，是中国非农化水平提升最快的时期。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巨大，虽然大批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目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仍达到50％，就业结构仍呈现正金字塔形，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9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1％∶23％∶26.9％，非农化水平为49.9；2001年，这一比重才超过50％。说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只是接近工业化中期水平。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难题之一。目前全国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仍超过4亿，但农业发展水平至多只需要1.5亿劳动力。也就是说，全国至少还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要使2亿多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通过当地消化，发展二、三产业，或向城市流动发展城市的第二、三次产业，至少还需要15至20年时间。我国第10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到2005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分别达到13％、51％和36％，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44％、23％和33％，基本上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现代化完成的国家，非农化水平普遍达到95％以上，我国到2005年才达到56％，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道路漫长。

5.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难继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发达国家普遍进入零增长。而中国，由于30年来实行以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的生育意愿被纳入国家限定的生育政策范围内。虽然生育率已达到较低水平，但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彻底转变，计划外生育现象难以禁止，2000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仍达到1％以上。北京、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接近或已经进入人口零增长，在这方面已接近进入现代化。

6.居民生活水平跨入小康。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57％，农村居民更是高达60％以上；到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37.9％，农村居民下降到47.8％，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为44.1％，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已进入小康型阶段（40％～50％）。从恩格尔系数的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看，已分别达到79.4％和56.7％，在现代化10个指标中属于实现程度比较高的。但与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均在20％以内）和韩国、墨西哥等上中等收入国家（恩格尔系数在30％以内）相比，差距还很大。

7.卫生保健和健康水平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由于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2001年，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由1949年的6.7人增加到16.4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5人），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8人）；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200‰下降到32.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4‰），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1.0‰）大体相当。

8.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信息化水平的综合反映。在这方面，中国的水平明显偏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仅为6％，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5％）和世界平均水平（19％）相差甚远，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其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为21.0％和17.1％，是现代化10个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2个指标之一，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9.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因特网这些信息流动载体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信息化发展的整个历程。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不断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互联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156.5条、移动电话138.6部，两者合计295.1条（部），是1998年（每千人电话主线22条、移动电话1部）的近13倍，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286.3条（部），2000年）；每千人拥有个人计算机16台，是1998年（2.7台）的近6倍，约为世界平均水平（78.3台，2000年）的1／5；上网用户已达4580万户，是1997年的74倍，每千人有因特网用户32.7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60.1户，2000年）的一半。

10.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全世界的森林资源以每年0.2％的速度在减少，每年有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遭到破坏，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砍伐以及将林地用于农业和牧业用途，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都过度开采森林。由于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许多自然资本被消耗掉了，不仅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环境退化问题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早在1992年6月，全世界17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西里约热内卢，一致同意采取措施以保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于1994年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广泛的政策目标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2年9月3日，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总理朱róng＠①基正式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核准《京都议定书》，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积极态度和重要影响。近年来，在世界森林资源逐年减少的趋势下，中国森林资源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这一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国家达到，反映出中国正努力通过人与自然的互动来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文化程度篇4

论文关键词集中抄表系统电力营销信息化

1概述

集中抄表系统是一个结构化的开放式系统，采集器通过电能表的通信接口采集电量数据，并通过一定的网络设备传输到供电企业数据库中，做为电费结算的依据。目前大多数居民集中居住区都已经安装了集中抄表系统，并投入使用，大大降低了抄表人员的劳动强度，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抄表误差。本文对集中抄表系统提出一些设计改进，使其能增加实时电压监测、故障报修、信息、电费控制等功能，提高电力营销信息化程度。

2集中抄表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

2.1系统结构图

2.2系统的组成

从上面的结构图可以看出集中抄表系统是一个结构化的开放式系统，主要有三个部分：分别是硬件部分、软件平台、数据传输。各个部分都具有较强的兼容性、移置性、升级性和可维护性，方便进行二次开发和性能改进。同时各个部分的升级换代和功能扩充都很方便，无需对整个系统做大的改动。

2.3硬件部分

原来的集中抄表系统硬件部分只有数据采集器和数据集中器，我扩充设计了电压监测模块、控电模块和显示模块。

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能通过485总线与电能表建立数据通信连接，并针对不同的电能表型号，自动选择合适的通讯规约，实时自动采集各个用户的用电数据，并将采集到的信息发送到数据集中器。

数据集中器：数据集中器的主要功能就是将采集器采集到的电能信息数据，和其他硬件模块采集的数据传输到数据库，并对传送的数据进行校验，防止数据在传输中发生改变。

电压监测模块：电压监测模块通过传感器和电压采样线对用户电能表的电压实施实时监铡。并经模数电路转换为数据信息，然后将采集的电压数据发送到数据集中器内。可以监测相对地、相对相、相对零等电压，以及电压的异常波动。电压采样由于采用了光电隔离措施，能有效的避免强电串入弱电对人身安全带来的威胁，和防止设备的损坏。

控电模块：控电模块是带复式控制功能的开关组合模块，主要功能是对用户的电源实现远程控制，能根据系统操作员的指令自动切断或投入用户的电源。要求切断容量适合，并且带失电自动复位功能。

显示模块：显示模块是能显示点阵汉字的信息显示屏，可以安装在数据采集器上，它的主要功能是显示各种用电信息，如电费金额、电压信息、欠费信息、停电通知和故障信息等等。

2.4软件平台

软件部分由应用软件、数据库、硬件支撑平台组成。其中应用软件负责对系统进行日常管理操作；数据库负责采集数据的交换、引用、索引；支撑平台负责硬件部分的运行、维护。我主要在应用软件中增加了故障报警功能、信息功能、控电操作功能。

应用软件：系统管理软件已封装成标准的ActiveX控件，可以方便的与供电公司电力营销管理系统连接。

数据库：通过采用CIGS中间层可以使应用系统结构清晰，维护简单易行。CICS其全称是CustomerInformationControlSystem，即客户信息控制系统。CICS通过关系数据库从主数据库中获得资源，建立在操作系统、1SO的分布式计算环境和Encina服务上。

硬件支撑平台：硬件支撑平台采用了固化核心和远程程序下载技术，基于BIOS的硬件结构，使得软件功能的升级扩充都无需进行现场维护，可以在远程操作端自动完成。

2.5数据传输

数据传输部分主要负责建立硬件设备之间的数据链路，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发送，并确保传输快速准确。原先的设计有PLC、485、以太网和手机无线网络。根据技术发展，我对3G技术在集中抄表系统中的应用，做了简单的介绍和预想。

电力载波：电力线载波PowerLineCarrier，简称PLC是电力系统特有的通信方式，它是利用现有电力线，通过载渡方式高速传输模拟或数字信号的技术。优点是使用电力线作为传输介质，不需要线路投资。但是缺点是由于配电变压器对电力载波信号有阻隔作用，所以PLC只能用在同一配变的供电区域内。

RS－485：RS－485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具有接线简单，传输距离长(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的优点，但是传输速度低，只能用于抄表采集模块之间的通信。

以太网：以太网采用拓扑总线结构，具有传输速度高，连接方便，通用性强的特点。缺点是在电缆供电的小区内只能在地下电缆管线内走线，施工难度大，日常维护困难。

无线方式：主要有GPRS、CDMA两种技术，GPRS、CDMA都是无线通信网络，利用移动手机的本站发射信号。所以在构建集中抄表系统时。不必重新建设机站，也不需要中继器，组网简单，建设费用低，可以适合各种施工地形，减少网络设备的维护。

3G是英文3rdGeneration的缩写，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对1G和2G主要是提升了传输速度，3G技术在室内、室外和行车的环境中能够分别支持至少2Mbps(兆字节／每秒)、384kbps(千字节／每秒)以致144kbps的传输速度。目前3c技术蓬勃发展，将来极有可能代替GPRS和CDMA成为尤线数据传输的主力，所以现在也应当对网络传输模块预留3G升级接口，一旦技术成熟就可以立即向3G过渡。

3集中抄表系统在电力营销管理的应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电力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有电用，良好的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成为社会对供电企业的新要求。在电力营销的发展过程中，原来以用电管理为主的职能正逐渐向用电服务为主的方向过渡，供电企业为提高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必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电力营销管理系统，对用户的用电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低压配电网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供电和异常线损、定位电网故障，杜绝供电隐患。但是目前用电监控装置只是以低压电网中的配变和单位用户专变为监测对象，对广大的居民用电状况没有实时监测、控制的能力。

现阶段集中抄表系统的建设相当于在居民用户端与供电企业之间架设起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但这条信息高速公路设计是单向的，只能将数据信息从用户端上传至供电企业。但是通过对该系统进行设计改进，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设成双向传输的信息高速公路，利用这条数据链路来实现双向的信息交换，从而为居民用户提供丰富的用电服务。对集中抄表系统的设计改进主要通过增加硬件组合模块和软件分析操作模块，使其能实现以下几种功能：

自动分辨故障类型，发生缺相、接地、缺零、电表烧坏等故障时。弹出报修信息，自动生成报修单。

自动控制用户欠费，对欠费用户远程操作停电，发送欠费通知信息。

自动停电通知，告知用户最新的用电信息。

其中故障报修功能、信息功能属于电力用户服务的增强，欠费信息通知、控电操作功能是电费管理的增强，从而实现对居民用电状况进行实时管理，达到提高电力营销管理信息化的目的。

文化程度篇5

【关键词】 产褥期妇女； 饮食行为； 文化程度； 调查研究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29.068

从胎盘娩出至产妇全身各器官除乳腺外恢复或接近正常未孕状态所需的一段时期，称产褥期，一般规定为6周[1]，即通常所说的“坐月子”。产褥期是妇女一生中非常特殊的阶段，合理的营养和膳食对于产妇及婴儿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2]。有报道指出，妇女在产褥期出现的健康问题较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与我国传统的“坐月子”方式有关[3—4]。为了解果园街道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在产褥期的饮食行为，从而发现其中的不足并制定出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笔者于2011年1—12月对密云县果园街道9个社区的6个月以内婴儿的母亲进行了相关调查，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果园街道543名产褥期妇女进行知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543份，回收有效问卷500份，手工剔除无效问卷25份，有效率为92.08%。被调查者健康状况良好，其文化程度分布为：技校及初中最多214人，占45.1%；高中及中专124人，占26.1%；大专87人，占18.3%；大学50人，占9.9%。其中，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46岁，平均（28.2±4.01）岁。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营养知识调查问卷，由医务人员对果园街道的产褥期妇女进行面对面的营养知识问卷调查和膳食调查。营养知识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产妇健康状况、知识和行为、产褥期膳食摄入频率调查等四个方面。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资料的录入、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对不同文化程度与饮食行为分布行相关性分析。P

2 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果园街道妇女在产褥期食物摄入较为单一，一般以小米、面条、鸡蛋等为主，水果蔬菜和一些较为生冷硬的东西基本不摄入或很少摄入。该地区不同文化程度产褥期妇女饮食分布状况见表1。

表1 果园街道不同文化程度产褥期妇女饮食分布状况 例

由表1可知，不同文化程度产褥期妇女饮食行为在食用水产品、内脏、鲜奶、奶制品、豆浆、豆制品、大米、杂粮、薯类、绿叶蔬菜、其他蔬菜、水果果汁、动物油、干果类、坚果类等15项食物方面总体分布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行相关性分析得文化程度与摄入内脏、水产品、鲜奶、奶制品、豆制品、大米、杂粮、薯类、绿叶蔬菜、其他蔬菜、水果果汁、干果类、坚果类等13类食物存在负相关（P

表2 不同文化程度与饮食行为分布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该调查结果表明：果园街道不同文化程度产褥期妇女在“坐月子”期间还存在许多饮食上的不良习惯，如大多妇女在整个产褥期几乎只摄入小米、面条、鸡蛋等食品，而富含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水果蔬菜、肉类等很少或根本不摄入，食物中缺乏纤维素以及肠蠕动减弱，这些不合理的饮食行为习惯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妇的健康，很可能会导致一些肛肠疾病（便秘、痔疮）和产后过度肥胖的疾病的发生，应引起足够重视，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与妇女不同文化背景有关。因此，作为基层社区服务中心保健机构，为了妇女及儿童健康，应根据社区产褥期妇女的文化程度，针对妇女在产褥期饮食行为方面存在的误区及不良习惯，抓住重点环节、薄弱环节，在产妇及其家人中开展多种形式的营养健康宣传教育，及时纠正那些错误的饮食行为习惯是非常必要的[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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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篇6

关键词：程序优化代码压缩P-CODE编译指示器程序调试

1.前言

用户要求应用程序有更多更全的功能，使得应用程序的代码长度持续增长，但由于系统的开放性，有时也要求应用程序能在多种环境下运行，有很好的可移植性。这要限制应用程序的代码长度，减少其运行时所占的内存容量。

Microsoft公司为了满足此需求，在其应用程序开发包中引进了一种称为P-CODE(PackedCode,压缩码)的代码压缩技术。此技术与本地机器无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可把执行程序的长度减少大约40％，为程序员提供了一个灵活而又容易实现的解决方案，减少了应用程序对内存容量日益增长的需求。

2.P-CODE工作原理

P-CODE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编译器先把执行程序编译为比80X86机器码紧凑得多的中间代码形式，然后在链接时把一个小工作引擎嵌入执行程序中，最后在运行时由此工作引擎把P-CODE解释为本地机器码实际执行。为了方便使用，P-CODE技术实现于编译过程的代码生成阶段。例如开发者在C/C++中应用P-CODE技术时，只需把它作为一个“优化”选项选中即可

2.1.指令格式

在应用P-CODE技术时，链接器会自动拷贝一份长度约为9K的P-CODE工作引擎到执行程序中，程序运行时它仿真一个虚拟处理器。

P-CODE技术能压缩执行程序代码长度的关键就在于工作引擎的指令格式。我们知道，在现代计算机的指令格式中，指令除指令码外，还包括指出源和目的操作数的地址码，真正的操作数一般放在内存和寄存器中。而一般常用的指令格式是二地址码结构，少量使用一地址码和零地址码结构。例如最简单的两个寄存器值相加汇编指令写为：ADDAX,BX;AX(AX)+(BX)

而P-CODE是一个独立于本地机器的虚拟指令系统，其工作引擎是一个基于堆栈的虚拟机，它的大多数指令中只有指令码，没有地址码部分，隐含操作数存储于系统堆栈中，因而远比本地机器指令紧凑。同样上述的工作，P-CODE就可简化为ADDW，它执行时从堆栈中弹出操作数，运算后的结果再压回堆栈中。如用80x86汇编指令表示，就等价于下列指令段：

POPAX;弹出第一个操作数到AX寄存器中

POPBX;弹出第二个操作数到BX寄存器中

ADDAX,BX;把两数相加，结果存贮于AX寄存器中

PUSHAX;将AX寄存器中的结果压回堆栈中

2.2.操作码长度

P-CODE引擎使用堆栈隐含寻址，使得其操作码长度平均小于2个字节，分为标准和扩展的操作码两大类。

标准操作码占用一个字节，由255条最常用的指令组成，扩展操作码由256条不太常用的指令组成。有统计表明，在一个全部编译为P-CODE的20万行的C程序中，一字节指令使用频率为56％，占代码长度比例为37％，二字节指令使用频率为39％，占代码长度比例为52％，而三或四字节指令占用了余下很小的百分比。

2.3.引用

P-CODE技术优化执行程序长度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引用。引用就是编译器优化时，去掉代码段的重复现象，共享代码段的单个实例，类似于在高级语言中使用函数或过程的方法，当然它是编译器自动进行的。编译器优化时检查它所产生的代码，寻找指令段重复的地方，在程序中只保留重复段的一次出现，将所有其它出现的地方都改为指向保留段的一条跳转指令。此技术为执行程序长度压缩了大约5－10％的额外空间。

2.4.本地入口点

使用P-CODE，在程序代码中有时也会产生额外的空间开销，这就是P-CODE函数前面的本地入口点。

当程序中局部使用P-CODE编译时，很可能会发生机器码函数调用P-CODE函数的情况。由于P-CODE指令段需由P-CODE引擎解释执行，这时就需要编译器在P-CODE函数开始处额外增加几条机器指令即本地入口点，以便机器转换控制，停止执行本地机器码而调用P-CODE引擎，由P-CODE引擎继续解释执行P-CODE函数。3.P-CODE使用方法

P-CODE可用于Microsoft的VisualC++、VisualBasic等许多应用程序开发包中，它可全局地用于整个应用程序，也可通过使用“Pragmas”编译指示有选择地用于局部模块中。

3.1.全局使用方法

当要求以部分速度代价来达到程序长度的显著减小时，可对应用程序全局地使用P-CODE编译。如主要用于用户界面的程序，象字处理器、电子日历、小型企业财务软件包等。

此使用方法比较简单，只要改变应用工程的编译选项，然后重新编译即可。例如在VisualC++工程中加上编译选项开关“/Oq”，或在VisualBasic工程属性的编译页帧中，选中“编译为P－代码”选项。

3.2.局部使用方法

若要在程序的速度和长度性能上达到比较平衡的满意效果，可在VisualC++源文件中有选择性地加上P-CODE编译指示，具体地指示编译器将哪一段代码编译为P-CODE，而将哪一段代码编译为本地机器码格式。

P-CODE局部使用方法是将编译指示器“#PragmaOptimize(“q”,on)”置入想用P-CODE的模块或函数开始处，而在用P-CODE的模块或函数结束处加上编译指示器“#PragmaOptimize(“q”,off)”。

一般来说，要想达到比较满意的使用效果，就要将主要影响程序执行速度的模块或函数编译为本地机器码，如频繁调用的函数、出现在循环内的函数等。而将相对来说对程序的执行速度起次要作用、主要影响程序长度的模块或函数编译为P-CODE，如用户接口过程中的菜单和对话框模块，因为这里程序执行速度上的牺牲相对于用户的工作速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模块或函数，如出错处理函数、一般情形下不会用到的功能模块也应编译为P-CODE。

4.P-CODE程序调试

用P-CODE编译的程序，可使用Microsoft提供的调试工具如CodeView调试器等来进行调试。它对源代码级和P-CODE汇编指令级二者都给予支持，所有正常的CodeView调试器命令，如BREAK、STEP、WATCH等在本地机器码和P-CODE码两种方式下都会起作用，只不过在P-CODE方式下，程序在断点暂停后，寄存器窗口显示的是堆栈和P-CODE工作引擎的状态。

因为P-CODE的引用会产生许多跳转指令，使得目标程序调试时难于阅读和跟踪，所以较好的策略是在程序开发调试阶段用编译开关“/Of_”关掉引用，当程序全部调试完毕后再打开引用优化编译开关。

5.P-CODE性能分析

P-CODE技术的本质是用程序执行时间的少量增加来换取其长度的明显减小。虽然P-CODE指令由工作引擎解释执行，固有地慢于CPU本地机器码的执行，但程序总体所需的执行时间还取决于一些系统因素和程序员使用P-CODE的技巧。在内存一定的环境中，大程序长度的减小也相应地减少了其执行时所需的内存容量，从而需要较少的虚拟内存交换页，且相应地提高了Cache命中率，因而减少了其运行时的系统开销，故其P-CODE版本和本地机器码版本最终在执行速度上的差异很小。另外，采用P-CODE后，程序长度减小了，系统总的吞吐率也得到了改善。

文化程度篇7

摘要目的：探讨手术室护理人员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对其离职倾向的影响。方法：选取2011年7月~2013年12月的84名手术室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将其Mobley离职倾向量表及自我离职倾向评估结果进行统计，然后将其中不同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者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结果：84名手术室护理人员中Mobley离职倾向量表中5分者比例及自我离职倾向强烈者人数均较高，且其中职业效能感较低、文化程度较低及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的人数明显高于职业效能感较高、文化程度较高及社会支持程度较高者。结论：手术室护理人员的离职倾向较为明显，且其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均对其离职倾向影响较大。

关键词 手术室；护理人员；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离职倾向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4.10.041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DONG Hong-juan,SONG Yan-ling,GAO Yan(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city,Shenzhen518001)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Methods：84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from July 2011 to December 2013 were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Mobley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and self turnover intention of all the nurses were analyzed，the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nurse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5 points rates of Mobley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and strong rate of self turnover intention were all high，the rates of nurses with lower occupation efficacy，lower education degree and lower social support degree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with higher occupation efficacy，higher education degree and higher social support degree，all P<0.05，there were a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The turnover intention of nurses in operation room is obvious，and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 and social support degree for the turnover intention are great.

Key wordsOperation room；Nursing staff;Occupation efficacy；Education degree；Social support degree；Turnover intention

手术室护理人员是临床护理人员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其工作不同于病房及门诊护理人员，其工作强度相对更大，且工作时间具有不确定性等，加之对于新技术不断学习的需求等，其各方面的负担明显往往更重，因此有研究认为［1］，手术室护理人员的离职倾向较为明显，而这对于手术室护理质量的提升极为不利，因此对此方面的干预极为必要。笔者就手术室护理人员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对其离职倾向的影响进行探讨，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科2011年7月~2013年12月的84名手术室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年龄22~40岁，平均年龄（29.70±6.40）岁。护龄2~21年，平均护龄（8.70±1.70）年。职业效能感：很高22名，较高22名，较低21名，很低19名。文化程度：中专32名，大专40名，本科12名。社会支持程度：高支持40名，一般支持24名，低支持20名。所有手术室护理人员均对本研究知情，且积极配合进行问卷调查。

1.2方法将84名护理人员分别采用Mobley离职倾向量表及自我离职倾向评估法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其中不同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的手术室护理人员的Mobley离职倾向量表及自我离职倾向评估法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1.3评价标准（1）Mobley离职倾向量表主要为对被评估人员的离职倾向的3个方面进行评估，分别为离职资本感知、离职诱因及离职意向。将3个方面的最终评分设置为1~5分，1分表示极不可能离职，毫无离职倾向，随着分值的升高，表示离职倾向加强，5分表示很有可能离职，离职倾向强烈［2］。（2）自我离职倾向则以视觉模拟的方法进行评估，评估分值范围为0~10分，由护理人员根据自身感受选取最能代表自身离职倾向的分值，其中3分及以下为离职倾向较弱，4~6分则为离职倾向一般，7分及以上则为离职倾向强烈。

1.4统计学处理采用PEMS 3.1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果

2.1不同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者Mobley离职倾向量表评估结果（表1）

表1显示，Mobley离职倾向量表职业效能感中很低5分人数最多；文化程度中中专5分人数最多；社会支持程度低支持5分人数最多。

2.2不同职业效能感、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者自我离职倾向评估结果（表2）

表2显示，自我离职倾向评估职业效能感中很低倾向强烈人数最多；文化程度中中专倾向强烈人数最多；社会支持程度低支持倾向强烈人数最多。

3讨论

我国临床中护理人员的缺口较大，在职护理人员的流失速度仍较快，因此对于临床护理人员离职倾向方面的调查及干预十分必要。另外，手术室护理人员作为临床护理人员中工作强度较大的一个人群，较多护理人员存在明显的身心双方面的压力，加之手术室相关技术发展更新较快［3-4］，手术室护理人员不仅仅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且需要不断继续学习，以满足临床的需求，因此其工作压力相对更大，而这极大地影响到其工作信心及热情，是导致护理人员职业效能感较为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影响到护理人员继续工作的信心［5］，这可能是导致手术室护理人员离职率较高的重要原因［6］，但对其的肯定性研究仍相对不足，因此进一步探讨的价值较高。

本结果显示，手术室护理人员的离职倾向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手术室护理人员中Mobley离职倾向量表中5分者比例及自我离职倾向强烈者人数均较高等方面，另外，职业效能感较低、文化程度较低及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的离职倾向更为突出，因此提示我们应尤其重视对此类护理人员的干预，积极疏导其离职情绪，满足其心理疏导需求。分析原因，职业效能感较低的护理人员其对于工作的信心不足，自我价值的实现感较低，因此其离职倾向明显，而文化程度及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其除工作压力方面表现更大，对于工作的积极性相对更低，因此离职倾向更为突出［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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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篇8

课程标准 意识形态 思维方式 行事习惯

一、制度文化是课程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全新视角

课程制度是联系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桥梁，各种课程思想、课程理论和课程理念只有落实到制度创新上，才能推动课程改革向前进。同时，课程活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关涉诸多不同行为主体、组织机构和各种规范的复杂系统，一切课程活动都必须在课程制度规定的框架内开展。因此，制度是课程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对课程制度给予关注是课程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制度文化是一种宏观的新思维，它既体现在隐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习惯之中，也体现在显性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和约束机制之中。制度文化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又有对象化、实体化的意义;它既是一种从文化的视角认识社会规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

制度文化就是以制度为核心的文化，它的本质是规范性文化，包括非正式制度文化、正式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机制。其中非正式制度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正式制度文化指人们有意制定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等;制度运行机制指保障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正常运转、发挥其功能的各种规范等。英语课程标准，是对英语学科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的总体性规定，是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写等方面的基本规范与标准体系;它对英语学科的课程改革具有定向性、规范性和标准性的重要意义。下面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二、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1.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阿普尔的课程文化观认为，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知识、一种法定文化。课程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控制[1]。课程领域是一个各种政治影响因素和意识形态互相竞争的战场[2]。课程标准也不只是关于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专业文本”，更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得以灌输的“政治文本”。课程标准研制不仅是关于制定学校教育的知识标准的“技术性过程”，同时也是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力较量和价值碰撞的“社会过程”[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对人们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和风俗习惯等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成了非正式制度文化的核心层面。从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与形成机制来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存在以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的问题。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动因中的霸权与控制

一般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动因通常来自三个方面，即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和对学科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的实施与评价方式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就是以这些研究结果为基础或标准对知识进行判断、选择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都可以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缘起，但从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的需要是主要缘由。而学生的需要和学科的需要只有在不与社会需要相冲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课程标准研制的推动因素。这种社会需要实际上并不是反映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而只是社会支配阶层特别是国家决策层的需要。因此，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根本上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状态下进行的，它几乎不可能逾越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霸权和价值观的控制。来自科研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的价值诉求，只有在与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认可甚至在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3]。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是指从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新课程标准正式出台的过程。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由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授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选拔学科专家、优秀教师等组建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开展工作。首先，由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制定课程标准的整体指导思想、编制原则和工作计划;然后，英语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在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对新课程试验结果总结的基础上研制（修订）出符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的课程标准;最后，新研制（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要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由教育部面向全国推广实施。从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一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规定或限定了课程标准的思想方向、研制原则等，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团队的领导者和评审者;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实际负责学科课程标准的具体研究与编制，所以它在整个课程标准研制体系中处于执行主体的地位。

启动课程标准研制是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霸权和控制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的象征，但这绝不意味着课程标准编订的具体过程中没有矛盾与斗争。因为有权启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并对其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进行规定的是政府决策部门（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但实际参与研制英语课程标准具体工作的却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而政府决策层与课程标准研制者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与文化属性的两种社会角色、两种社会群类。政府决策层是“政治精英”，而课程标准编订者则是“文化精英”，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教育观、课程价值观等问题上所持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看，作为受其委托的“法定知识”（课程）标准的制定人、作为社会支配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代言人，课程标准研制者在编制课程标准的过程中不能不遵循社会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从课程标准研制者的角度看，作为“文化主体”的课程标准研制者又具有独立人格与文化自主的意识，未必会完全心甘情愿地“说别人的话”，而是会寻机表达自己的立场，设法把自己的价值倾向体现到课程标准之中去。而且，对于课程标准研制者来说，这的确是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课程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大好机会。这样，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与斗争便成为必然。在这种冲突与斗争中，后者向前者做出妥协与让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新研制或修订的课程标准都要通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有资格颁布实施。英语课程标准研制者不得不根据审查结果对课程标准的文本进行改动以使课程标准最终符合政府决策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要求[3]。

2.从思维方式与习惯层面看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问题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维方法、程序和模式。它是潜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背后的、认识和评价世间万物的稳固的思维定向状态。这种思维定向状态是从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凝固起来的，因而它不仅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决定了主体创造力的强弱及其释放过程。习惯是在思维方式的决定下、在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的惯例或作为“标准”的行为[4]，它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因素。无论是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实践中，还是在不同视域的课程理论研究中，课程思维和习惯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决定因素。

（1）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思维方式的“工学化”

课程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形成于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更高的生产效率是整个社会的强烈追求，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技术、标准和科学管理的顶礼膜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早期的课程研究者也逐渐将科学方法、科学管理思想和技术引入课程领域。课程开发中逐渐形成“工学思维”，即通过技术化、简约化的方式，以期用最低的成本开发出高效的课程。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课程开发又衍生出“技术――控制取向”和“概念――实证取向”两种基本取向。前一种取向以博比特、泰勒等人为代表，主要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化方法;后一种取向以布鲁纳、施瓦布等为代表，主要侧重于课程内容的科学化。“正如艾波所云：课程领域从其胚胎期起，就潜存着工厂导向的特征。其名称虽有改变，但课程思想中的逻辑仍然是输入――产出、手段――目的的推理方式。”[5]现在的课程研究者，因继续持有这种工学思维而使课程开发的工学模式至今仍为课程编制的圣经。这种工学思维表现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便是将英语课程标准的编制当作一种技术过程，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来提高英语课程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忽视了课程标准相关利益主体（教师、学生、家长等）的有效参与以及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对课程标准的影响。

（2）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行事习惯：单一与对立

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习惯是指由课程思维方式决定的，起着规范课程行为作用的惯例或准则。按照课程习惯对课程行为发生作用的结果的性质，可将课程习惯分为积极性习惯和消极性习惯。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中的积极性习惯是指有利于课程标准民主地、科学地和有效地研制的各种习惯，反之就是消极习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同时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课程开发领域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惯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研制几乎完全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科教学专家和专职教材编制人员的职权范围，完全只是政府行为。这种惯例必然导致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主体的人员单一、学术结构性失衡，使课程标准的理论基础变得狭窄、单一，很难使英语课程标准兼顾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学生的需要、教师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最终使英语课程标准偏重社会中心或学科中心的价值取向，不符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并且，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实践中，教育决策者、课程理论专家、学科专家和教师之间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对立，都各自坚守各自的价值取向、学术立场和课程设计方法论等。英语课程标准研制是一项背负重大社会和历史责任的工程，研制主体的单一性势必违背课程设计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要求，课程领域的对立习惯更有损课程开发特别是课程标准研制的健康进行，这些都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课程标准是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都要参照的重要标准。由于课程标准研制是课程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和基石，而且我国的课程标准研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所以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在整个课程制度建设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对课程开发制度建设、课程实施制度建设、课程评价制度建设和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等都有一定的启发、参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建设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制度建设甚至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以上笔者仅从非正式制度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英语课程标准研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习惯、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文化的层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如非正式制度文化一样是潜藏于课程标准研制的整个过程中，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和编制都有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正视这些问题，是研究如何改善我国课程标准研制的制度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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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现祥.西方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文化程度篇9

【关键词】结核；肺/耐药性；结核；职业；文化程度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2-0893-01

耐多药结核病是我国结核病控制效果起主要限制性作用的因素，耐药结核病发生率和治疗效果与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实施效果成负相关［1］。耐药结核病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文对不同职业、文化程度的肺结核病人耐药状况进行分析，以期临床治疗中耐药多发人群得到特别指导和关注，提高治疗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5年1月——2006年12月，本实验室接收的691例结核病患者菌株，初治病人554例，复治病人137例。其中男性483例，女性208例，年龄15-84岁。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组 691例病人按职业分组：工人、农民、学生、其他从业者、无/未从业者；按文化程度分组：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在校学生（前四个分组中均不包括在校学生）。

1.2.2 实验方法 按《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2］规定方法，用噻吩-2-羧酸胫、对硝基苯甲酸培养基进行分枝杆菌菌种初筛；耐药性检测采用绝对浓度法，并用H37RV标准菌株常规质控监测。药物包括异烟肼、利福平、链霉素、乙胺丁醇。

1.3 分析 采用CS10.31统计软件进行配对记数资料的X2检验。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经初筛确定691例菌株均为结核分枝杆菌，初治耐药率、复治耐药率、总耐药率分别是28.3%（157/554）、48.94%（67/137）和32.4%（224/691）。初治耐多药率和复治耐多药率分别是5.96%（33/554）、23.36%（32/137）。

2.2 不同职业组结核病人情况 工人、农民、学生、其他从业者、无/未从业者各组复治病人比例分别为28.57%（18/63）、23.35%（85/364）、0（0/45）、17.02%（8/47）、15.12%（26/172）；初治病人耐药率分别为35.56%（16/45）、30.11%（84/279）、17.78%（8/45）、30.77%（12/39）、25.34%（37/146）；复治病人耐药率分别为66.67%（12/18）、45.88%（39/85）、0、25%（2/8）、53.85%（14/26）。学生组复治病人比例低于其他组病人，经检验此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组内部初治耐药率与复治耐药率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别，复治耐药率高于初治耐药率，P﹤0.05。

2.3 不同文化程度组结核病人情况 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在校学生各组复治病人比例分别是26.73%（27/101）、21.02%（78/371）、18.88%（27/143）、16.13%（5/31）、0，初治病人耐药率分别是29.73%（22/74）、31.74%（93/293）、26.72%（31/116）、11.54%（3/26）、17.78%（8/45）；复治病人耐药率分别是48.15%（13/27）、55.13%（43/78）、37.04%（10/27）、20%（1/5）、0。其中在校学生组复治病人比例显著低于其他组病人，经检验此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组内部初复治耐药率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别，复治耐药率高于初治耐药率，P﹤0.05。

3 讨 论

从本文统计结果看，691例不同职业结核病人中，工人初治耐药和复治耐药均处于较高水平，而学生耐药处于较低水平；学生复治结核病人占学生组总数的比例较低，而工人、农民复治病人比例则较高。从受教育程度看，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病人耐药情况较严重，而在校学生耐药水平最低。

这可能由于在校学生确诊后在接诊单位、学校、家长等多方面共同关注和督导下，治疗依从性较好，更容易按规律完成疗程，达到初次治疗治愈。而工人、农民、低学历者表现出的高复治病人比例、高耐药率则可能在于这些人群自主性较强，较难集中接受结核病健康教育，对结核病防治知识、危害性认识不足，治疗督导不易依从，导致初次治疗的成功率较低。工人组无论初治、复治耐药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则可能由于工作场所较集中，劳动强度大，或带病坚持工作，以及治疗依从性不好，致使密切接触者患耐药结核病的机率也增加，表现为初治耐药率较高。

结核病的治疗效果与病人治疗依从性密切相关［3］。不同职业、文化程度人群对结核病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程度有不同［4］。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尤其是治疗前教育时，应对不同目标人群，采取适当的、有效的宣传形式，加强督导，提高病人治愈率。

参考文献

［1］端木宏谨.坚强对耐药结核病的研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0，23（2）：69-70.

［2］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J］.中国：中国教育文艺出版社，2006：30-5.

文化程度篇10

关键词 信息论 冗余 翻译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formation Theor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and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methods to achieve redundancy equiva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heory. Through illust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ossible ways to realize redundancy equivalence.

Keywords Information Theory； redundancy； translation

1信息论

信息论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家香农创立的，根据香农的观点，信息的传递遵循以下模式：①

在信息论视角下，信息传播通过的路径叫信道，信息从信源发出，在信道中通过编码，解码过程被传递到信宿。在此过程中，需要避免受到噪声干扰，同时，信息传输量需要与信息传输负载相符，达到冗余信息的平衡，才能有效完成信息的传达。

2信息论与翻译

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的表现就在于，信息论凸显了翻译的本质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将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信息交流活动。语言的本质是交际，翻译属于语际交际，信息的传递依赖于以下模式：②

翻译中“译者肩负了原文的读者（R1）和译文的作者（S2）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信息（M1）的接收者，又是信息（M2）的发出者”。 ③作为源语文本的接收者，译者首先正确理解，即解码原作者编码而来的原语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进行归类整理，编码成目的语信息，传输给目的语文本的读者。译语读者再解码译文，理解吸收这些信息。

在此过程中，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在解码编码时受到的噪声（知识，文化背景，个人情绪，感情共鸣等）干_是不尽相同的，译文读者接受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原作者的思想，所以克服噪声的干扰就不可避免；而且，信息传输量需符合信息传输负载，否则过精简或过冗繁的信息都会给接收者造成理解和阅读负担，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翻译中努力平衡冗余信息，达到冗余对等。

3冗余与翻译

在信息传播中，为了避免噪声带来的影响、准确传递信息，说话者会重复或累加所说信息以确保听话者能准确理解，这也就意味着说话者接收到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信息，而这部分超出实际最低需要量的信息就是冗余（redundancy）信息。④冗余信息并不是指这些信息是无用的废话，冗余的存在并不添加额外的信息，但能帮助读者预测错误，填补不确定信息，加速信息的传输。

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冗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信息论认为，如果一个语言文本冗余度过高，则简单易懂，读者很快会因过多的已知信息而失去阅读兴趣，相反，如果一个文本冗余度过低，新鲜的东西太多，就会造成信息传输过载，读者就会因为晦涩难懂而失去阅读兴趣。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需要特别注意传输负载的问题，翻译的内容不能超出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时通过调整冗余信息，避免因翻译不当造成的读者心理噪声，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从而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4 翻译中实现冗余平衡的手段

《阿Q正传》是一部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小说中运用了大量中国特色词汇，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从《阿Q正传》的英译本的总体接受情况看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莱尔的译本对中国传统及特色文化信息的处理最具代表性。通过例证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四种实现冗余平衡的手段：

4.1 删减压缩

删减压缩，就是将原文中冗余度高的信息做适当的删减压缩处理，以降低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噪声，使待传输的信息量符合译语读者的信道。

《阿Q正传》中不乏一些四字结构的词，这些词的共同特点就是由两个近义词组成（如“心满意足”、“魂飞魄散”、“寻根究底”），或两次重复词组成（如“诚惶诚恐”、“探头探脑” 、“昏头昏脑”），这些词两两出现，表达相同的含义。

这些冗余并列符合汉语语法，并当作固定说法存在于汉语中。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特色词在语义上是冗余的，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可以做删减压缩处理，只翻出其中一个词即可代表整个四字结构的意思（如“心满意足”翻译成be satisfied）。否则，重复翻译只能使信息传输超载，徒增译语读者负担。

4.2 文化替代

文化替代指在翻译时使用译语文化中已有的、表达与原文相同含义的词或句来替代原文中的语言、文化信息。

小说中讲阿Q的一次经历，引用了一个汉语俗语“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汉国读者很清楚该俗语包含的那个故事，知晓一个住在边塞的老翁丢失了一匹马，看似是坏事，但之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证明了好事与坏事、好运与坏运会相互间转换。

一个俗语传达了一个长故事，很明显，该俗语包含了冗余文化信息，属于语义冗余。汉语读者了解汉文化，故事不用讲，俗语表达的语义就被理解了，然而在翻译中，如果将该故事长篇讲给译语读者，冗余度过高，这些超额信息量就极大挑战了他们原本就相对狭窄的信道，造成理解和阅读负担，这时译者必须降低信道负载量，放弃讲述原故事，而是采取文化替代的方式，使用译语文化中已存的，表达相似含义的俗语。杨戴的翻译即引用了英语谚语“misfortune may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⑤异曲同工，莱尔给出译文：“losing can sometimes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⑥这样一来，译语读者就能接收到与汉语读者相同的信息和感受，在翻译中实现了冗余平衡和动态对等。

4.3 文外加注

文外加注，就是在译文外添加脚注。

小说原文中有这样一句：“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句中的“衙门”是中国旧时官吏办事的地方，在原文中是打压革命党、审押阿Q的地方政府机关，那么对中国文化有的社会机构“衙门”的翻译处理，如果直接采用汉语拼音yamen，没有任何附加解释，这就会让众多不识汉语的英语读者很费解，对他们来说，这个词语甚至是不可识别的。从信息论的角度看，“yamen”冗余度过低，冗余信息未达到平衡状态。

莱尔通过文外加注的方法，提供了一个脚注，解释了该词的含义“The seat of a local government.”⑦增加了必要的冗余信息，使译语读者通过看注释了解到这个词的所指含义，从而避免了读者因文本冗余度过低，新鲜的东西太多，晦涩难懂而失去阅读兴趣，保证了读者的继续阅读，与此同时，原文的信息也就实现了交流和传达的目的。

4.4 文内补偿

文内补偿指在译文中添加一些文化冗余信息（比如一些必要的词语），使信息传输更顺畅，使译语读者免受噪声干扰，进而通畅理解译文内容。

小说原文中讲革命党进城时，对其的描述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该句隐含着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该小说创作时的背景――1911年清王朝的革命。当时社会混乱，时局动荡，反叛四起。表现之一就是革命党樯细龀代（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披麻戴孝。为了给译语读者准确传达原文中渲染的动荡和混乱，崇祯皇帝的身份就有必要交代一下，否则，信道中传达的信息冗余度过低，译语读者则无法理解崇正是谁，给他们增添了心理噪声，造成信息输送失败。对此，莱尔的做法便是文内补偿，在句中增添词句，以补充说明崇祯皇帝的信息：“… in mourning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whose suicide three and a half centuries earlier had left the imperial throne open to the invading Manchus.”⑧莱尔的做法将原文中的隐形信息显性化，将原文中冗余度很低的信息，通过补偿适应了译语读者的传输通道，符合他们的理解需求，顺畅的完成了信息传输。

5结论

信息论视角下，在翻译时，译者是避免噪声的先决条件；译者充当了双重角色，需高度关注译语读者的信道容量，具备极高的解码、编码能力；在文化翻译过程中，冗余高的文化信息可以适当删减压缩或文化替代，冗余程度低的文化信息可以通过文内补偿或文外加注的方法来达到冗余平衡。

注释

① Shnnaon，C. E.Collected Papers， NewYork： IEEE Information Theory Society，Sponsor.1993.

②③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④ 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