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十篇

交易成本篇1

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1、交易难度。研究表明，交易成本的大小依赖于交易的难度。不衡量交易难度，简单地计算已实现的平均交易成本是不全面的。交易难度一般是由以下两种因素决定；（1）决策变量（内生因素）―即由投资者和经纪公司确定的因素；（2）外生因素―投资者控制范围外的，与某支股票相关的因素。显然，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在实践中一定要区分它们。影响交易难度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股本市场规模与交易规模。大股本股票的交易，流动性强于小股本股票，前者比后者发生交易时的确定成本和模糊成本都低。同样，交易订单数量较大往往需要较高的流动性。因此，相对而言，大数量订单交易的成本比小数量订单的交易成本更高。

2、交易规模。西方证券市场实践证明，大宗股票交易的全部交易成本与交易规模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最大规模的交易，其交易成本所占比率远远大于小额交易。根据Logue and Noser（1988）的研究，纳斯达克市场股票最大规模股票交易的平均完成成本为4.43%，如果控制交易规模的话，纳斯达克市场股票的平均交易成本比在传统交易所的交易成本上升更快。在美国，即使是交易规模最小的股票交易，完成交易的成本也需0.64%。交易成本的微小削减意味着投资组合业绩会有较大的改善。

3、市场的流动性。公司的市场资本化价值和本公司股票交易的成本直接相关。不管是哪种交易系统，交易成本一般随着股票股本规模的变化呈单调下降趋势。根据Arnott and Wagner(1990)的研究发现，美国传统交易所上市的股本规模最小的股票，其平均交易成本为3.8%，而股本规模较大的股票的平均交易成本为0.57% 。而且，可以观察到股票的卖出成本一般高于购买成本，这主要是缘于交易规模的不同。

4、投资风格与投资者的声誉。大宗交易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交易成本还受其它因素影响。Chan/Lakonishok(1995)与Keim/madhavan(1997)以及Leinweber均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策略）。投资风格影响交易成本是因为它代表了上述三个因素以外那些投资者不能观察到的因素，如投资者的投资时间期限等等。Keim与Madhavan(1997)发现不同风格的投资者之间平均成本差异很大，他们区分了“价值型”、“指数型”的投资组合经理。价值型的投资组合经理一般运用基本分析方法，交易成本较低，因为他们的投资时间期限较长，这使他们有充分的交易耐心。Chan与Lakonishok也发现投资组合经理的交易风格会影响交易成本。管理资金数额巨大的成长型股票经理人承担的成本较高，而管理资金数额少的价值型股票经理人的交易成本则为负数。另外，投资者的声誉也会影响交易成本。交易声望较高的投资者（提出报价后终总能达成交易的投资者）往往可以获得较理想的价格。

上面的讨论说明，计算交易成本必须综合考虑交易难度与投资风格等影响因素。例如，如果某投资者认为某支股票在随后几天内会增值10%，则他就愿意承担较高的成本，以保证该股票的大宗交易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在这种环境下，交易难度引起的交易成本往往比较大。但即使交易成本可能高达4%，投资者也乐意达成交易。若交易无任何秘密信息，只是为了流动而寻找头寸，则投资者往往会很耐心。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就会比较低。但是，不能盲目下结论认为高成本的交易只提供了较差的执行机会。简言之，交易成本只有与包含交易难度、市场环境、促成交易的投资风格因素在内的基准成本进行比较，才能判断交易质量的好坏。这与投资业绩评估时要与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业绩标准进行比较的道理是一样的。

交易成本的组成

一般将交易成本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模糊成本与确定成本。确定成本是交易的直接成本，如经纪人佣金和税收。模糊成本主要是间接成本，如交易对价格的影响、交易没有及时成交带来的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总是和有形的费用相联系的，而模糊成本发生时却往往不能及时看到。因此，计算交易成本最大的困难在于模糊成本的确定。综合最近国外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交易成本的研究成果发现，交易成本的主要内容包括：

1、确定成本。确定成本的主要部分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及其他相关费用。我国的证券投资者在委托买卖证券时应支付各种费用和税金。这些费用按收取机构可分为证券公司费用、交易场所费用和印花税。目前，投资者在我国交易上交所和深交所挂牌的A股、基金，需交纳的各项费用主要有：委托费、佣金、印花税、过户费等，约占1.5%左右，并且对机构投资者的大宗交易无任何优惠，所以确定成本相对较高。

Keim与Mabhavan(1997)发现美国证券市场实际的佣金费用并不高，只占交易价值（面值）的0.20%。佣金费用一般随着经纪人类型与市场交易机制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机构投资者交易类型的不同、交易难易程度和交易市场不同，佣金费用也不同。Stoll（1995）的研究说明1982年交易成本为每股17.8美分，即市场价值的0.58%，是1992年交易成本的2倍多。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加，使得交易机构的竞争日趋激烈。另外，机构投资者往往通过私下谈判达成交易，得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下降与交易系统的技术变革也有很大关系。

2、模糊成本。模糊成本的计算比较困难，它包括价格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做市商制度下还包括买卖报价利差（bid-ask spread）成本。

（1）价格冲击成本。由于大宗交易的交易量特别大，常常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使机构投资者无从预计交易中股价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大宗交易的价格影响主要与交易量和市场资本化价值有关。例如，大宗投资者通过报价，发现大宗交易的单向成本对股本规模小的股票来说是非常大的。Loeb提出资本规模低于＄2，500，000的股票的大宗交易成本市场冲击超过15%，对流动性强、资本规模大的股票来说，其市场冲击就相对较小。另外，Keim和Madhavan（1996）提出这种差异是由于在交易平台网络（如美国的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大宗交易的过程中的信息泄露造成的。而且，他们的发现说明，如果交易前的基准价格是基于交易确定日，则可以应用于计算大宗交易成本；若交易确定日不存在的话，则交易前的基准价格应努力抓住每一个有关大宗交易的相关信息。

（2）机会成本。模糊成本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丧失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意义在于交易是由有价值的信息促成的，而这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减损，所以立即执行交易是实现价值的必要前提。因而机会成本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有些订单只被部分执行而没有全部执行，所以产生了机会成本。其次，有些订单的执行被推迟了，在此期间价格已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但对实行指数化投资策略或消极投资策略的投资组合经理来说，由于不经常更换投资对象，其机会成本几乎是零。

交易成本的确定

确定大宗交易成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预计投资策略的交易成本，确定已实现投资组合业绩的执行成本，理解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离不开对大宗交易成本的准确衡量。

关于交易成本的衡量，学术界与实务界有许多不同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Treynor和Perold提出的方法。Treynor（1981）提出把实际进行交易组成的投资组合与事先假设的投资组合的业绩差异当作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交易执行价格按交易决策时观察到的价格计算。这种方法忽略了佣金、税收、报价利差等等因素。

Perold（1988）弥补了这种计算方法的缺陷。他认为大宗交易的整个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未能及时执行机会成本。但是，大多研究者没有足够详细的资料和信息来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困难在于大宗交易具有动态的特点。实践中投资者可能首先指示经纪公司尝试按原始报价完成全部交易，而随后只按市场价格执行部分交易。股票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变化可能导致投资者缩减其预期投资额，所以真实的机会成本往往低于按完成的不足数量计算的机会成本。

交易成本篇2

关键词：交易；交易过程；交易成本

交易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从未超出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范畴，但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却始于1932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模式。考察人们在不同背景下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拓展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理解和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行沟通和交换信息。有必要对即将转移的商品进行检验和计量，起草契约、咨询律师和专家和转移商品。依赖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交易成本采取两种形式：买者和卖者的投入品和资源（包括时间）；在既定市场上商品的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价。因此，从新古典的观点来看，交易成本只是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在企业之间与个人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费用，它类似于生产成本，可分为“固定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凯把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其中，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费用，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内生交易费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交易水平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与每一个交易的费用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市场协调资源，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交易成本篇3

关键词：交易；交易过程；交易成本

交易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从未超出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范畴，但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却始于1932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模式。考察人们在不同背景下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拓展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理解和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行沟通和交换信息。有必要对即将转移的商品进行检验和计量，起草契约、咨询律师和专家和转移商品。依赖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交易成本采取两种形式：买者和卖者的投入品和资源（包括时间）；在既定市场上商品的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价。因此，从新古典的观点来看，交易成本只是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在企业之间与个人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费用，它类似于生产成本，可分为“固定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凯把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其中，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费用，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内生交易费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交易水平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与每一个交易的费用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费用指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市场协调资源，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历史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政治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分析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研究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交易成本篇4

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为了解释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安排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安排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常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与其他厂商签订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与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如果这种契约链允许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安排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安排等多种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安排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安排，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商与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安排，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问题，而且如果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研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如果我们用实施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交易成本篇5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布置，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布置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假如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假如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假如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答应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和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假如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碰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的反功能。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和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假如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布置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和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布置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布置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经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和其他厂商签订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和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假如这种契约链答应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布置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布置等多种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布置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功能，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布置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布置，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商和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布置，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和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新问题，而且假如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探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假如我们用实施成本来探究这个新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新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新问题，也是交易成本新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轻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重大放到体现在不老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老实非凡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老实”或“

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和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答应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定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功能当然会受到限制。假如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交易成本篇6

Internet上有充足的信息，而你只要坐在计算机前，便可以到世界各地的网站搜索信息，因此Internet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中的搜索成本；由于Internet可以让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省掉常规多层次的经销体系，因此交易过程中的协商成本和契约成本可以大幅降低。由于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它可以很容易比较各家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Internet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需求方和供应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甚至它可以扭转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传统的常规商业环境中，相对消费者，提品或服务的商家拥有较多的信息，因此它可以利用消费者的无知，对他们索取较高的费用，获取超额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者剩余（supplier’ssurplus）。

而在互联网上，消费者获取信息非常容易，经与其他供给者比较，他可以知道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这时候商家就不再具有信息上的优势，也就无法任意提高价格，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决定力量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享有的是对他有利的价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supplier’ssurplus）。

要注意的是上面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都是针对一致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网站是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要提供个人化的产品或服务，则上面的讨论就需要修正了。如果公司利用Internet一对一个性化服务的能力，提供消费者完全顾客化的服务或信息组合，这时公司需要知道个别消费者的偏好，而消费者也无法将你所提供的服务或信息和别家网站作比较，因此消费者对网站或网站对消费者，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由此可见，因特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换个角度看，凡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就具有附加价值，也就能在互联网的商业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网上信息过于泛滥，而搜索引擎的存在正好可以降低搜索成本；网络上的商店太多了，素质参差不齐，这时网络商店就可以担任中介者的角色，提高质量的保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电子认证中心（CA）就有存在的必要。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

同大多数技术革命一样，互联网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为随着利润率的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生产者利润的大幅度增加。

互联网使世界经济更加透明、更加开放。买方和卖方更易于进行价格比较；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不必再有中间环节；交易成本和市场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总之，随着成本不断降低，竞争日益激烈和价格机制渐趋完善，市场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式，即充足的信息、零交易成本、市场准入自由。这一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才有的理想经济模型在互联网时代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借助于互联网，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交流的以更好的实现，市场效率得以提高，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际上，"新"经济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使"旧"经济更加富有效率。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实距离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某些行业中，较低的边际成本（例如，在网上销售软件的附加成本接近于零）和网络效应（例如，操作系统使用的越广泛，愿意用它的人越多）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导致垄断的出现。尽管如此，由于互联网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市场竞争，它也就可以从总体上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水平。

虽然我们很难在实践中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也的确有一些研究成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些商品，如书籍和光盘，从网上购买要比在传统商店里购买的价格（包括税和运送成本）平均低10%左右，虽然很多网上电子零售商根本无法取得利润这一事实无疑也使其欠缺说服力；来自网络公司的竞争也会促使传统零售商降低产品的价格；对银行等服务业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据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投资银行的计算，银行人工转账的成本是1.27美元，机器转账的成本是27美分，而如果通过互联网转账，其成本则只有1美分。

2.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2.B2B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尽管网上零售商或其它企业对消费者（B2C）的公司，例如Amazon或eBay，总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互联网对经济的最大影响来自于以企业对企业（B2B）形式出现的电子商务活动。根据GartnerGroup的预测，到2003年，美国B2B电子商务的全球营业额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而网上B2C的零售额还不到4千亿美元。

B2B电子商务在三个方面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首先，减少了采购成本，企业通过互联网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价格最低的原材料供应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有利于较好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第三，有利于实现精确的存货控制，企业从而可以减少库存或消灭库存。这样，通过提高效率或挤占供应商的利润，B2B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供求经济模型中，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所有这些会对通货膨胀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价格不变的话，低成本会刺激企业的产量增加（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从图中的S1移至S2的位置），产出的长期平衡水平会提高，价格总水平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水平也一定会下降。除非价格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跌，而且达到了一个较低的供求平衡点之后，才可能会出现通胀下降的情况。

互联网也不可能永久性的降低通胀，因为后者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中央银行仍然坚持以前的通胀目标，那么通胀水平会在短期内保持不变。一旦互联网带动的价格下降且通胀降至目标以下，央行就会降低利率，允许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保持通胀水平不变。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会因为网络化而下跌，但其他与网络无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则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引起通胀水平的上升。根据目前最全面的高盛公司研究报告估计，对发达国家来说，B2B电子商务会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平均永久性提高5%，其中2.5%以上将在今后十年中实现。这意味着GDP以每年0.25%的速度增长。如果把这份报告中没有考虑到的产业也包含进去，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大。

3.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率提高

从历史上看，年均增长速度达到0.25~0.5%已经是很不错的成就了。据估计，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铁路运输的投入使用使美国的产出增加了10%。即使互联网本身无法实现这样的经济效率，那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共同创造的生产率增长已毫不费力地接近了这一水平。如今，计算机、软件和电信业已占美国资本存量的12%，这与美国19世纪末铁路时代的高峰期时铁路业所占的份额相距不远。

同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相比，信息技术占有一定的优势。

交易成本篇7

根据科斯定理，在产权明确界定，而且可以自由交换的条件下，如果产权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则产权的初始分配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由于在现实经济中，产权明晰且可自由交换通常可以实现，因此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似乎就成了科斯定理能否成立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科斯定理的深入分析，证明了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仅仅能够有助于科斯定理的成立，但不是科斯定理成立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本文进一步指出，在产权明晰且可自由交换通常可以实现的前提下，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是产权交换对参与交换的各方均是“有利可图”的。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交换

正文：

科斯定理的主要原理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法学与经济学杂志》1960年10月号），后由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表达为科斯定理。由于科斯本人从未提出科斯定理的文字表述，因此对于科斯定理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尽管如此，科斯定理的核心内容是众所周知的。根据科斯定理，在产权明确界定，而且可以自由交换的条件下，如果产权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则产权的初始分配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由于在现实经济中，产权明晰且可自由交换通常可以实现，因此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似乎就成了科斯定理能否成立的关键。

但是，经过对科斯定理的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

并不构成科斯定理成立的必要或充分条件。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个经典例子。这里的例子取自波林斯基《法律学和经济学引论》，利特尔和勃朗出版社，波士顿，1983年版，第11－14页，转引自高鸿业《私有制、科斯定理和产权明晰化》，以下为高鸿业原文）。

假设有一工厂，它的烟囱冒出的烟尘使得5户居住于工厂附近的居民所洗晒的衣服受到损失，每户的损失为75元，从而5户损失的总额为375元。要想矫正这一受污染之害的状态，又假设只存在两种治理的办法：第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除尘器，其费用为150元；第二是给每户提供一个烘干机，使它们不需要去晒衣服，烘干机的费用假设为每户50元，因此第二种办法的成本总和是250元。显然，在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第一种是比较节约的，它的成本较低，代表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按照科斯定理的含义，上述例子中，不论给予工厂以烟囱冒烟的权利，还是给予5户居民晒衣服不受烟囱污染的权利（即上述的财产所有权的分配），只要工厂与5户居民协商时其协商费用为零（即上述的交易费用为零），那末，私有制的市场机制（即私人之间自由进行交易）总是可以得到最有效率的结果（即采用安装除尘器的办法）。

为什么如此？按照科斯等西方学者的解释，如果把排放烟尘的财产所有权给予工厂，即工厂有权排放烟尘，那末，5户居民便会联合起来，共同给工厂义务安装一架除尘器，因为，除尘器的费用低于5架烘干机，更低于晒衣所受到的烟尘之害（375元）。如果把晒衣服不受烟尘污染的产权给予5户居民，那末，工厂便会自动地给自己安装除尘器，因为，在居民具有不受污染之害的产权的条件下，工厂有责任解决污染问题，而在两种解决办法中，安装除尘器的费用较低。

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交易费用为零完全是不必要的假设。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为什么经济学家一再奢谈“交易费用为零”，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以上这个例子，（一）如果工厂有权排放烟尘，只要5户居民选择除尘器的交易费用ct1小于225元（375－150＝225），选择5架烘干机的交易费用ct2小于125元（375－250＝125），而且选择除尘器的交易费用ct1与选择5架烘干机的交易费用ct2之差小于100元（250－150＝100），即，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ct1〈225元ct2〈125元ct1-ct2〈100元这5户居民就会选择除尘器。

假设5户居民选择除尘器的交易费用ct1是200元，选择5架烘干机的交易费用ct2是120元，这里ct1和ct2均小于225元，而且ct1－ct2＝200－120＝80〈100元，以上条件成立。

那么5户居民选择除尘器的收益为：375－200－150＝25元5户居民选择5架烘干机的收益为：375－250－120＝5元

因为5户居民选择除尘器的收益25元大于5户居民选择5架烘干机的收益5元，这5户居民为了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当然要选择除尘器。如上所述，这个选择是有效率的和最优的。

在这个例子中，交易成本并不为零，也不是非常低。实际上，与其它数值相比，交易成本还是相当高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资源的最优分配。

（二）在上述例子中，假设工厂烟囱不能冒烟，造成停产的损失为500元。

如果居民有权不受烟尘污染，工厂就有三种选择：

1安装除尘器；

2买5架烘干机分别送给居民；

3停产，烟囱不冒烟。

对于以上三种情况，其交易成本分别为c1，c2和c3.

很显然，只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工厂就会选择最优资源配置：安装烘干机。

即：c1〈500-150=350元c2〈500 - 250 = 250元c1-c2〈250-150 = 100元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的假设也是不必要的。

那么，在产权明晰且可以自由交换时，科斯定理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呢？哪就是科斯本人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反复强调过的，这种产权交易对交易各方来说是“有利可图的”。除此之外，并不需要其他条件。

为了使这个结论更加一般化，现在再来分析一下在《社会成本问题》的火车溅火星损害路边居民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铁路公司拥有合法权利经营火车业务，但是在火车运行时，溅出的火星将会对路边居民造成损害。科斯指出，如果火车有权溅出火星，则路边居民可能会购买这一权利。其表现方式为付给铁路公司一定数量的钱，要求它减少火星。如果铁路公司公司拒绝减少火星，它就收不到这笔钱；反之，如果路边居民有权要求火车不溅出火星，铁路公司可能会付给居民一定数量的钱，购买溅火星的权利，以保证铁路业务可以继续进行。因此，科斯进一步指出，不管在初始状态下产权如何分配，只要双方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可以自由交换，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其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其实，即使在这个案例中，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也是不必要的。

第一种情况，火车有权溅出火星。路边居民通过支付给铁路公司费用cf，并承担交易费用ct，损失从开始的l下降到l*.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总成本是cf+ct，总收益是l-l*，只要δl > cf + ct，这个交易对居民就是有利可图的。

同时，铁路公司会用收到的钱cf来改进火车设施，以减少火星。假设改进火车设施需要费用e.只要e>cf，铁路公司就会感到有利可图。

因此这个交易可以成立的条件就是：

l-l* > cf + ct和e>cf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这并不要求交易费用ct等于零（或很低）。当然，交易费用较低有利于双方达成交易。

第二种情况，居民有权不让火车溅出火星。铁路公司支付给居民的费用f，并有交易费用t发生。通过购买溅出火星的权利，铁路公司可获利g.因此，当g>f+t时，这个交易对铁路公司是有利可图的。在居民方面，只要从铁路公司的收入f大于火星造成的损失l*，也会感到有利可图。

所以，这个交易可以成立的条件就是：

g>f+t和f > l*同时成立。

综上所述，只要1 l-l* > cf + ct

2 e>cf

3 g>f+t

4 f > l*

同时成立，那么不论居民方面的交易成本ct或者铁路公司方面的交易成本t多么大，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即火车火星对居民的损害为l*.通过以上分析，很容易看出，对l*点的上下偏离都不能在不损害其中一方利益的同时来提高另一方的效用。因此，l*点是帕累托最优的。

简言之，只要产权交易的利润空间足够大，无论交易成本多大，双方都会进行交换，以最大化其自身的效用。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当交易成本较低时，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会提高。

所以，在产权明晰且可以自由交换的前提下，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满换的一般条件，即交易各方均有利可图，即可成立。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并不是必要或充分条件。

理解这一点，将极大地扩大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从不为零，有时还相当大。但是，这并未妨碍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交易在世界各地发生。科斯定理应用范围的扩大，也就是扩大了市场的边界。自由经济的市场威力比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科斯）所认识到的还要大。

结论：

1、在产权明确界定而且可以自由交换时，如果这种产权交易对交易各方均是有利可图的，科斯定理成立，即产权的初始分配不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

交易成本篇8

一、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概述

电子商务作为时下最快捷的交易方式，利用其成本上的好处能给企业带来非常低的成本优势，那么什么才是电子商务所包含的交易成本呢？本文所指的电子商务成本是各个环节所引起的总和，其中有企业客户在对电脑等软硬件配置、花费时间和人力去学习新方法的使用、从各个网站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支付各项费用、为了保障信息交易中的安全而采取的类似防火墙的信息安全成本、物流方面、客户在给客户解决售后方面的问题等等。

在上述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中，由于企业并不会因采用电子商务模式而彻底改变其基本的交易方式，因而在现在的电子商务环境中，企业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多还是属于传统形式上的交易成本，新型网络等方式产的快捷作用还没体现出现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所认识到的交易成本有跟客户沟通产生的成本、相互讨价还价的成本、维护交易正常完成的成本、履行契约合同的成本等等。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和安全信息突飞猛进产生的网络日益发达，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的交易特点以及网络效应特征，企业面临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建立电子市场以及负网络效应带来的风险等增加交易成本的因素，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二、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类型

根据交易成本的特点不同，我们将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与内生交易成本：

（一）外生交易成本

外生交易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客户成本、配送成本等。

技术成本包括是企业为了建立电子商系统所发生的接入成本以及购置、维护硬件及软件所发生的成本。接入成本是对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具有基础意义的成本，而企业实施电子商务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硬件以及软件作为载体，同时，电脑技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企业在信息系统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为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必须对系统做出及时更新维护。

客户成本是指企业为是客户消费自己产品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包括为提高知名度而在门户网站插入链接的费用，客户网上交易过程中所花费的上网、咨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的费用。

配送成本是指物流配送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配送人员开支，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电子商务的目标和核心，也是衡量电子商务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电子商务的商品配送，应尽量疏通厂家到消费者的通道。

（二）内生交易成本

内生交易成本主要包括风险成本。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目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营风险，电子商务的风险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成本的形成是由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如病毒、黑客的入侵，硬件软件的更新换代，网站人才的流失等。因此要对电子商务的特殊风险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三、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能够影响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

一是由技术层面导致的外生交易成本。这里能对此产生的影响很大，例如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到国家的信息化、支付设施完善、安全设施等等，对新技术的依赖性比较大，因此只有不断对技术进行投入，才能促进技术进步来得以降低。

二是根据电子商务交易的特点，由网络虚拟交易和网络效应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这里主要是由于各个主体在信息对称性、获取的便利性等产生的，可能发生在交易主体的源头，也可能是交易途中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接收者理解认知上产生的误解，所以在交易成本上要努力不断降低，企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四、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降低策略

电子商务的特征显示出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桎梏，要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策略降低其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需要从企业、政府和市场三方面进行努力。

（一）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由于交易成本受技术因素的影响，企业应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避免因技术进步，硬软件更新换代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还应加强网络安全设施建设，减少因安全因素造成的成本。

（二）政府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政府在降低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是要给正在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做好基础设施方面的铺垫，让网络更方便接入、更容易使用、更低的价格，只有在基础设施上得到保障，那么广大企业触网的数量将迅猛发展，成本将日益便宜，也刺激外部环境制度创新等，由政府主导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也日益完善，逐渐形成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整个大环境里给企业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三）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交易成本篇9

关键词：企业；交易成本；生产要素价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93-02

一、交易成本的含义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企业的存在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

笔者认为，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交易成本按交易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还是发生在企业外部，可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发生的耗费或因为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企业与外部利益团体之间发生的交易成本是外部交易成本。从企业的立场来看，交易成本是签署契约的成本和履约契约的成本。企业付出代价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花费人力物力谈判是为了能达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契约，所以，科斯所说的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和谈判费用实际上是签订契约所花费的签约成本。威廉姆森所说的签约后的事后费用实质上是保证企业契约得到切实履行或是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契约切实保障的成本，是履约成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企业外部交易成本都可分为签约成本和履约成本两部分，比如，企业对员工进行目标管理，首先要对员工制定、下达工作指标，为此而发生的费用属于签约成本；企业的日常管理要能保证各个员工能完成其基本的工作任务，达成相应工作目标，为此而发生的费用属于履约成本。企业向供应商购买商品，要搜集相关信息通过谈判签订购货合同，为此而发生的费用属于签约成本；签约后还要监督、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合同执行情况的费用属于履约成本。

二、企业交易成本会计研究的意义

(一)企业交易成本计量的意义

1.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如果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过高，说明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瑕疵，可能对下属部门、员工管理过于松散从而导致不能完成各自的既定任务，或过于严苛导致企业内部冲突加剧或企业组织层级设置不合理，等等，该指标能对企业内部管理起到考核评价的作用。

2.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同外部社会的相互关系、协调程度。如果一个企业外部的交易成本很高，说明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利益集团关系时存在问题或是社会经济环境比较恶劣，不适于进行经营活动，需要研究、改进以促进经济环境的改善。

(二)企业交易成本的宏观经济意义

产业经济学家已经证实，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一般来说，第三产业的交易成本比第一、第二产业要高，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在产业结构既定的静态经济环境下，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少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在几个城市或地区经济结构相似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普遍很高，则说明该城市或地区营商环境不理想，有待改进，反之亦然。

三、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

崔松、张宏认为，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周文豪认为，对于企业的总成本来讲，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是完备且不重复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统一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即统一于企业的产出。产出是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贡献之和。

笔者认为，崔松、张宏、周文豪的观点是建立在能把企业全部耗费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假设之上的。考察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首先应考察这一假设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首先，企业存在一些耗费，比如，企业向银行借款支付的利息，企业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它们既不是生产部门发生的费用，不属于生产成本，也不是签署和保障契约履行的成本，也不属于交易成本。其次，在现实的企业经济生活中，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区分开是很困难的，往往一项业务既包括交易成本又包括生产成本。例如，企业生产成本过高时，我们就不能把全部生产费用都看作是生产成本，其中，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成本明显虚高的部分应被视为是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应属于交易成本。事实上，生产成本本身就包括车间管理生产的费用，即生产成本本身就包含交易成本。所以，崔松、张宏、周文豪对企业总成本的前述分类方法是不正确的，对企业总成本而言，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不是完备且不重复的。

笔者认为，企业总成本可分为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仅仅是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或其会计摊销的费用(不包括为获得这些要素而发生的手续费、律师费、信息费、谈判费等杂费，因为这些杂费属于交易成本)以及为保证要素的正常使用而支付的维护、维修等费用。企业全部的成本可以清晰地分成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两部分，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是完备且不重复的。企业总成本构成简要情况见下图。

四、交易成本的会计计量

唐丛敏、朱必祥认为，由于不能精确地计量交易成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是相互转换的，定量地研究企业生产均衡时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商榷。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很多费用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例如，企业支付高额薪金聘用一位善于控制成本的总经理，如果他把企业生产成本降下来，那么对企业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用管理费用替代了生产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费用和生产成本不需要计量，也并不意味着研究二者的关系没有意义。另外，交易成本并非是不可计量的，很多成本概念从最初由经济学家提出到能够较准确地进行会计计量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对交易成本的会计计量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时间很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易成本是不可计量的。

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财务会计资料中粗略地计量出企业的交易成本。企业交易成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员工罢工或怠工导致的损失+企业内部管理成本+车间管理成本；员工罢工或怠工导致的损失=正常生产经营的边际贡献-员工罢工或怠工情况下的边际贡献；企业内部管理成本=董事会会费+监事会会费+企业管理部门日常办公费用(不包括业务招待费)；车间管理成本=制造费用-车间管理人员工资-车间水、电、暖等正常水平的间接生产费用-车间正常水平的生产设备维护费用；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筹资手续费、发行费、公关费+广告费用+企业税负+企业捐赠支出+企业招待费。

交易成本的边际产出率与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相等时企业生产达到均衡。设交易成本的边际产出率为MPTC，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为MPEC，企业生产的均衡条件为：MPTC=MPEC。

参考文献：

[1] 崔松，张宏.从经济学成本看会计学成本的发展趋势[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6).

交易成本篇10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其次，借用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对关系营销交易加以评析。再次，探讨了顾客盈利性与关系营销的不同观点。综合以上分析，对顾客盈利性与资产专用性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并对交易频率与关系营销关联性进行阐述。最后，提出了一种关系营销对象定位的三维模型。

关键词：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 关系营销 营销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

（一）交易成本的内涵

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源于科斯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在此书中，科斯将交易费用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该理论体系认为，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故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重视交易成本分析，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运行的关键概念。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的理解进一步拓展，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各类经济组织及其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交易成本经济学把经济组织问题从合约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看来也就是从合约的角度定义的运用不同组织、不同制度的成本，因而，交易成本是运用经济制度的成本。

（二） 从交易成本对关系营销进行评析

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类看，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交易的事前成本。关系营销如何对事前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呢？首先，关系营销强调对顾客的锁定，一旦实现这种锁定关系，有助于买方减少“发现价格的成本”；其次，关系营销可以降低谈判和履约成本，对于买卖双方而言，彼此双方的信息价值在首次谈判过程中基本得以充分的利用。在重复购买过程中，这些既定的信息对再次合约形成的影响并不增加什么成本。当然有些信息会在再次交易时发生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交易成本将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要比发现一个新客户付出的成本还是要小很多。对于交易次数较多，交易信息变动不大的合约关系营销的价值尤为重要。

威廉姆森重视事后交易成本的分析，他认为资产专用性强，进行市场交易的费用就越高。在关系营销过程中，若企业一方作为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者，客户一方作为互补性资产的所有者。如企业投资于一项专用性强资产，该项资产用途单一，客户就会具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即通过威胁收回他们自己的投入来榨取“准租金”，“准租金”是指专用性资产最佳用途和次佳用途间的收益差。这种差异可作为评价资产专用性强弱的标准，数值越大，客户的机会主义就会越强。关系营销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加强顾客关系管理等努力来增加顾客的转换成本，从而形成一个防止“机会主义倾向”的机制，但这种努力是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实施关系营销所发生的成本是否值得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具体而言，若进行关系营销所发生的防范成本小于资产专用性可能引发的“准租金”时，由此产生的事后交易成本才有效。在关系营销中资产专用性也可表现为供需双方间关系独特性强弱。

顾客盈利性对关系营销的影响

企业增加客户的忠诚管理是需要成本的，忠诚的顾客未必全都属于盈利性顾客，企业应关心的问题是各类型顾客对企业的贡献如何。Reichheld从财务角度提出顾客终身价值CLA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在维持顾客的条件下，企业从该顾客持续购买中所获得的利润流的现值，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顾客购买带来的边际贡献，每年的贴现率，维持顾客的时间长度。

从盈利性角度对顾客进行细分与企业经营目标具有一致性，但仅从盈利性指标衡量关系营销对象的确立也是不完全的。以科特勒的铂金层为例，高盈利产品对应的高盈利顾客对企业而言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未必意味需要加大对这一层面客户的关注，理由是增加对此类客户的投入其边际收益未必得到进一步递增。相反，一些盈利性低的客户当前虽不能带来丰厚回报，但加强对其投入可能实现未来收益的大幅增加。

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按照巴巴拉的观点，科特勒定义的铂金层或黄金层客户往往会具有独特性关系（资产专用性），但未必都是如此。有些客户虽具有铂金层特点，但可能只是出于交易惯性而非独特关系决定。另一种情况是，企业通过努力与特定客户形成某种独特关系，但却没能从这些客户身上获得希望的回报。按照前面关系营销中资产专用性的一般解释，资产专用性使得客户有榨取“准租金”的机会成本倾向，所以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对顾客进行锁定。锁定后的结果形成盈利性顾客。综上可以认为，两方面影响并不是并行关系，而是体现出不同维度。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频率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多次发生的交易中更容易使治理结构成本被抵消。交易成本随交易频率的增加而递减，但交易成本不能随交易频率的增加而无限地减少，而是趋近于一个较低量。实施关系营销是为了让客户再次购买本企业产品，从而实现利润增加的目的。客户是否具有再次交易的意愿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努力。这主要是由一些客观的环境或条件所决定，对此类交易行为实施关系营销只能是增加成本的一种浪费活动。在关系营销决策过程中区分这种交易性质是非常必要的，交易对象的交易行为与企业的努力具有较大关联度的情况下，实施关系营销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关联度与满意、信任和责任等心理因素相关。

关系营销对象模型的构建及评析

基于影响因素的不同，笔者构建定位关系营销对象的三维模型。企业实施关系营销决策的行为受关系成本的制约，关系成本的有效性与关系模型中关系对象所处的位置相关。为便于分析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根据各维度特性的强弱把整个立体空间划分为八个区间（见图1）。对各区间分析如下：

区间1（典型关系型）：具有较多的交易次数，且盈利性较好。企业与顾客之间存在独特性关系，为保证未来收益的可持续性，这要求企业付出一定的营销努力去保持该类客户。这些交易成本的付出，需要通过交易频率的增加进行降低，从而实现盈利，关系营销的重点也在于此。营销理论中常把企业的客户当做企业的资产进行分类管理，那么此类客户应当属于企业的良好资产，因而需要关心呵护。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客户存在机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将可能导致关系成本的增加，所以，企业需要关注关系营销策略以防范未来交易成本的增加超过资产专用性引发的“准租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