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范文10篇

交易成本范文篇1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交易成本范文篇2

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为了解释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安排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安排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常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与其他厂商签订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与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如果这种契约链允许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安排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安排等多种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安排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安排，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商与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安排，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问题，而且如果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研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如果我们用实施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乱的替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交易成本范文篇3

【关键词】交易成本；金融联结；林权抵押贷款；乡村

中介组织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物担保，由此所带来的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是抑制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挥和农民融资难的活森林资源的突破和农村信贷史上以林权作为为抵押的突破，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申请手续繁杂、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这意味着普通林农在“赋权还能”之后，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法律风险与薄市场的双重约束问题，这将导致林农林地面临零散细碎化、面积小等问题直接通过林权抵押获取信贷资金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然而很多学者意识到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机构以及通过借款人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信贷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正规金融机构要扩展林业金融服务，既要利用现有的金融组织体系，又需要通过微观结构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林贷模式。

1林权抵押贷款市场交易成本的构成

林权抵押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交易，必然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问题，在这种资金借贷交易中，交易双方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而林权抵押贷款的特殊性在于不仅与我国的林权改革制度关系紧密，而且涉及到林地流转与林权抵押贷款制度下规制结构的冲突。基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类，将林权抵押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农户的信息成本、评估林权抵押物的相关成本、谈判及签订信贷交易合同的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包括贷款后的监督成本、预防风险的成本、违约风险成本以及抵押物变现处置成本[1]。

2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高交易成本

22.1不确定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2.1.1环境的不确定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威廉姆森（1985）曾提出不确定性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基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视角，由于林业生产不仅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这意味着将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中国农村农户由于居住分散、单笔贷款规模小，加之林业生产周期长、林业融资项目高风险等问题。而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林农自身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农户难以应对上述林业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林业保险的强有力支撑。然而目前我国林业保险品种单一且主要为政策性保险、保费相对较高，农户规避风险能力较弱，意味着正规金融机构的林权抵押贷款风险大大提高，进而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的交易费用增加。2.1.2行为的不确定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1）有限理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关于行为的假设体现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方面。其中有限理性的定义是援引了西蒙（1957）的定义“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却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基于信息不完全而言，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林农因对林权抵押贷款的政策的认知较少，自身的金融素养较低。因此，林农对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信息收集、甄别、筛选与处理能力较弱，这将导致农户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进而无法做出正确决策。因此，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性,以及复杂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个人在作出选择时是有限理性的，无法及时和准确对复杂的问题和突发的事件作出预知及合理的判断。因此，农户所获取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而金融机构获取农户的相关信息和评估林权抵押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获取农户个人和家庭的信息成本、机构评估森林资源价值的成本、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合同谈判的成本。由于林业的自然属性以及林农与金融机构、相关林业部门二者之问的信息不对称，林农贷款规模小、贷款对象分散等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中的单位资金交易成本很高。而正规金融机构要对分散于广大农村地区且异质性很强的农户的有限理性进行干预和监督，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2]。（2）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机会主义。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的存在是导致交易费用产生的重要原因，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前提。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事后监督和检查林权抵押物的成本、林权抵押物违约处置成本等交易费用[2]。在实践中普通农户通过林权抵押获取贷款方面难度依然较大，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对林种林龄、林地规模、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主体等设置了较为严苛的林权抵押贷款条件。由于中国农村农户居住分散、单笔贷款规模小，加之林业生产周期长、林业融资项目高风险等问题。因此，这种资产专用性高成本和高风险是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林农的重要原因。正规金融机构虽然能采用抵押担保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是银行若无法收回贷款就处置抵押品的说法难以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就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而故意违约[3]。因此，这会导致正规金融机构将交易成本转移给农户。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正规金融机构将交易成本转移给农户，进一步影响了林农的贷款可得性与融资规模，其通过影响贷款可得性与融资规模对农户的林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影响，农户参与林权抵押抵押的积极性降低[4]。

3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分析

在实践中，从具体实施的模式上分析，全国现阶段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模式主要有：农户直接林权抵押贷款、农户联保抵押贷款、专业担保公司、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模式、以及包括林权反担保模式、成立村级林业风险补偿基金等模式[4]。而实施这些模式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增强林农的信用能力、降低林权抵押单笔贷款的交易成本、降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林权抵押贷款的风险。但是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导致现阶段模式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困境。

4金融联结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

信贷交易成本的节约作为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林权抵押贷款被寄予厚望并在许多地区展开试点。但是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的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比较高，林权抵押申请手续较繁杂、抵押物难以变现及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在农村信贷市场上有一些借贷制度安排---金融联结，即将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户”的信贷交易模式引入乡村中介组织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乡村中介组织+农户”的信贷交易新模式。即以乡村中介组织为媒介，正规金融机构将信息获取、信息甄别、信息筛选、抵押物监督管理、契约的执行等委托于乡村中介组织，将分散的林农通过恰当的组织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是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对降低交易费用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组织作为一种复合型乡村中介，农户以参加中介组织的方式参与金融联结，凭借其内生于农村信贷市场的社区信用资源优势，利用其现有的信息资源，通过与农户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形成特殊的社区信用机制，融合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优势和乡村中介组织的地方信息的优势、担保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互补得以降低其交易成本，并提高信贷交易的运行效率，进而将金融机构贷款有效投入到农村市场，在提升各方主体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农村金融服务边界的有效扩张。而正规金融机构对林权抵押贷款较高的交易成本约束和村内第三方组织治理下交易成本的节约是金融联结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林权难处置问题，解决普遍小额分散林权无法在银行抵押贷款的难题。因此，金融联结是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高交易成本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5]。

参考文献：

[1]陈玲芳,谢八妹.交易成本视角下的林权抵押贷款惜贷现象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10(05):29-31.

[2]Williamson,O.E.:TheEconomicInstitutionof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Contracting.NewYork:FreePress,1985.

[3]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44(12):43-51.

[4]金银亮.林权抵押、信贷约束与林农信贷可得性—基于一个静态博弈模型的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7，37（03）：51-54.

交易成本范文篇4

论文内容提要:国际法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功能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促进信息交流等方面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降低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是分析国际法之“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平权社会，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要服从国际法？在国际法学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法始终面临不断的质疑。在法学领域，普芬道夫认为独立主权国家不受条约的束缚，可以随时解除协议，所以国际法没有约束力。约翰·奥斯汀则根据其定义的法律三要素：主权者、命令和强制力，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将国际法归结为一种“实在的道德”。[1]詹宁斯、瓦茨、哈特、阿库斯特和路易斯·亨金等尝试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和外部效果来分析国际法的实际约束力。但“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和执行”[2]的论断并没有真正回答“国家为什么会自愿遵守国际法？”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

任何真正意义的法律都不完全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其效力依据决定于其内在的“合法性”，国际法也同样如此。小约瑟夫·奈认为：法律作为规则的两个特征——“可预见性”和“合法性”，这是国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两个理由。[3]那么何为国际法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之经济功能才是国际法得以普遍遵守的内在依据。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一词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科斯指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契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就是“交易成本”。[4]由于市场交易不是处于一种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状态，所以，“零交易成本”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有时候因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市场交易的固有缺陷，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在研究方法上，交易成本理论从法律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功能出发，为论证法律的合理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进而通过主体对交易规则的理性选择而实现法律的优化，正因如此，交易成本理论才成为经济分析法学之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路径。

二、国际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基本范畴的契合

经济分析方法作为应用于法律等非市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假设它们具有与市场问题相似的属性，假设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市场相似的法律市场。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法律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对各项法律的运行进行分析和评价。以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国际法，其前提是国际法具备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前提，即在国际社会中必须存在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契合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可交易的权利、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范畴都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找到与之相契合的对应物。

（一）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交易市场”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变动不居、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总是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混合状态。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使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也正是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促使国家必须进行权利的交易以满足各自需要。而全球化的浪潮更是“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6]

（二）国家权利的界定与交易

在成本交易理论中，“交易”一词“不是在最广泛的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8]权利的交易才是市场交易的本质。这种把交易的本质定位为权利让渡的思想，为我们把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国际交往的分析提供了可能。

交易的前提是权利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国际社会，除了大量与国内社会同质的、发生于国际经贸领域的市场交易之外，更广泛地存在着国家间权利的交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并不意味着无秩序，主权原则是构成国际秩序的基石。

三、交易成本理论视野下国际法的“合法性”

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过程。[11]而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制度供给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的重要意义。如同人们产生对商品的需求是因为商品能给人们带来效用一样，行为主体对制度的需求来自制度给它们带来的利益。那么对于国际交往而言，国际法的意义何在？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这实际上是在问国际法是否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以及如何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对国际法之“合法性”的经济分析。笔者将国际法降低国际交易成本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产权界定费用

在任何类型的市场交易中，产权的确定是交易的前提。在国内法中，物权法的权利界定是物之交易的前提，不能想象在产权缺失的情况下，会出现有序高效的交易行为。简言之，没有权利或权利不明，就不可能有交易。如前所述，国际社会的交易本质是国家权利的相互让渡，故国家权利的界定依然是交易的前提。

（二）促进信息交流，降低信息成本

在国际交往中，尽可能多地获得与交易有关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有关交易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是对已披露的信息认知不足，或者是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所致的信息扭曲都会导致交易的信息成本。这种信息成本主要是交易主体为寻求充分信息和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而支出的费用。

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彼此的交流和交易条件就显得至关重要，条约和惯例为国家的交流提供了均可接受的“共同语言”，以条约和惯例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法历经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原则和规则，而且这些原则和规则在形成过程中已经兼顾了各种现实的差异，并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大多数领域，也赢得了大多数国家明示或默示的接受。

（三）提供契约解释标准以减少机会主义

由于国家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任何国家间的条约安排都是不完善的。履约过程经常会出现对条约内容的不同理解或交易安排不能预见的突发事件，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的交易安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弥补“条约漏洞”进行“答疑补缺”。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已经成为国际条约解释的一般标准。国际交易中的争议可以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来进行解释和评价，预先存在的国际法标准会极大地减少国家因机会主义的倾向而可能做出的“违约行为”。

四、国际法之经济分析的意义

法律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寻找能优化人们社会行为的组织秩序的活动引致的，国际法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降低国家间的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使国家获得因合作而带来的潜在收益。正是在此意义上，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节约是国际法的经济本质及其“合法性”的内在依据。故国际法之经济分析的理论意义在于，当汉斯·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等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法作用产生质疑时候，国际法的经济分析论证了国际法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功能。

注释:

[1]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London：ScholarlyPress，Inc.，1977，pp.5-11.

[2][英]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14页。

[3]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4]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3J.Law&Econ.1（1960），p.15.

[5]OliverE.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heGovernanceofContractualRelations，22J.L.&Econ（1979），p.233.奥利弗•威廉姆森因其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页。

交易成本范文篇5

一、家族与企业

以往的家族企业研究都是从文化或社会学上作出解释，即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与家族的对中国人的行为规则产生很大的影响。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正式生活的主导因素，并导致了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在企业中的复制、延伸。

这些观点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主的行为动机归纳为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但费孝通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出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代表的“差序格局”，是能放能收的伸缩性网络，它暗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这表明，虽然人的行为受家族主义的影响，但个人依然有自身利益的追求。

因此，本文在具体分析以前，首先对企业主的基本动机作出新的假定：“行动——结构”互动的双重动机假设。它强调，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本文认为，企业主基于利己动机希望企业能得到发展，而价值动机也促使他把家族的兴盛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而作为家族兴盛的条件，就是先把企业搞好，企业搞好了才能带来家族的繁荣。因此，本文的逻辑起点是，企业主不论是出于利己还是价值动机，都要把企业的兴盛作为自己追求的动机。

二、企业与交易成本

企业如何才能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给我们分析企业，包括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对制度的关注而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上的把企业作为生产机器的看法。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是作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以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时，并且两种合作的效果是相同的时候，采取哪种形式的合约取决于交易成本。

在张五常那里，市场交易涉及的是产品与商品的契约安排，而企业交易涉及的是生产要素的契约安排。相应的，科斯关于企业边界的结论也就演变为：“当产品市场发生的交易（定价）费用的节约在边际上等于新兴的‘市场要素’中费用（也是交易成本）的增加时，就达到了均衡。”

这里涉及到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比较研究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是：“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既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更为具体的来看，它包括以下各项行为所引起的成本支出：（1）进行市场调查；（2）讨价还价过程；（3）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的过程；（4）监视合同签署人；（5）贯彻合同；（6）保护双方权益，防止第三方侵权。

上面的相关研究给我们一个分析的框架来对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在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的规模由交易成本决定。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则表现为企业主与“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契约的签订所花费的成本。因此，要想企业壮大，必须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这样，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企业主的首选，只有这样才能扩展企业的规模，进而荣耀家族。

三、交易成本与信任

企业内的交易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主与劳动力之间的契约成本。按樊纲的六分法来看，主要体现在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和事后可能出现违约造成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由于企业主的有限理性使分散的人才信息的搜集变得困难，而且应聘人员机会主义的存在导致信息障碍和信息失真所造成的信息成本；合同签订后员工可能出现的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企业要设置相关的人员与机制来监督员工的工作，从而造成监督成本；同样利益的冲突和外来的引诱都可能导致员工出现违约行为，从而导致企业主的损失等等。

合同签订的一系列成本导致了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所产生的背后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信任。从信息成本来看，在信息爆炸、各类信息真假难辩、社会诚信有待提高的社会中，如何辨别所需人员的信息的真假，找到自己要找的人才是企业主和应聘人员签订合同时面临的问题。同样，企业主不信任员工，怕他出现机会主义，员工对自己企业的不信任也会导致机会主义，所以企业主要花费监督成本来减少员工的机会主义。而违约行为的出现也是双方缺乏信任，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而且，信任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防范机会主义，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员工对未来的不确定，从而减少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它还有利于促使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使人际沟通更加顺畅，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信任在企业内部的作用如此之大，对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在生产技术和市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只要是理性的企业主都会注意这样的问题，并把企业内部信任的建构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中国社会的信任建构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家文化对信任的建构又有什么影响呢？

四、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与信任的建构

正是因为信任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研究话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信任的研究取向有两种：（1）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2）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关系和制度两种对信任的建构机制不同取向的研究也表明，信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维度，是和社会结构、文化规范想联系的。因此，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格局。

相比较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化的信任机制的缺失，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天然的、义务性的信任，不仅仅能减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以满足企业主的利己动机，而且使用家族成员，带动家族成员发家致富，也是符合企业主的价值动机的。因此，比起雇佣外人或陌生人给企业经营带来风险，使用家族成员来经营企业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企业主的首选了。

但是，只用家族成员来经营管理企业是以企业的小规模经营为前提的。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不仅家族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短缺，而且企业需要的各项专业人才也不是家族能够供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招聘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这些非家族成员，一方面要运用各种规章制度对他们行为进行约束，另外，与他们建立私人之间信任关系也是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对关系的分类，可以分为“自家人/外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是值得信赖的、可靠的，而外人则相反，给人一种不安全感。因此，基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企业主有必要把“外人”转化为“自家人”，使其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家族成员。根据龚晓京的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将正式的人际关系转化成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拟亲化现象。在农民原本可以通过契约的关系达到合作或获得资源的情况下，却倾向于通过拟亲化的途径来解决。而其途径，不外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这样基于利益关系的业缘关系就转换成一种类似的血缘关系，从而纳入“差序格局”的范围。

通过聘用家族成员和把家族外对企业发展有影响力的成员纳入自己的“差序格局”，企业内部的信任就能产生，并对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从信息成本来看，不仅家族网络能够提供信息的来源，还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从监督成本来说，企业内存在的家族网络使得监管的信息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到企业主手里，对员工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家族或泛家族认同的存在，也有效地遏制了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好的为企业工作；同样，血缘与地缘的制约，使得违约行为也变得不太可能。

交易成本范文篇6

关键词：交易；交易过程；交易成本

交易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从未超出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的范畴，但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却始于1932年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人们对交易成本理解的分歧，使得在解释经济现象和构造经济理论时，产生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模式。考察人们在不同背景下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拓展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理解和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其他活动。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泄低ê徒换恍畔ⅰS斜匾约唇频纳唐方屑煅楹图屏浚鸩萜踉肌⒆裳墒妥液妥粕唐贰R览邓峁┑恼庑┓瘢灰壮杀静扇×街中问剑郝蛘吆吐粽叩耐度肫泛妥试矗òㄊ奔洌辉诩榷ㄊ谐∩仙唐返穆蚣塾肼艏壑涞牟罴邸R虼耍有鹿诺涞墓鄣憷纯矗灰壮杀局皇鞘谐〗换还讨蟹⑸谄笠抵溆敫鋈酥浠蚱笠涤敫鋈酥涞慕换环延茫嗨朴谏杀荆煞治肮潭ń灰壮杀尽庇搿翱杀浣灰壮杀尽薄Q钚】呀灰壮杀痉治馍灰追延糜肽谏灰追延谩F渲校馍灰追延檬侵福灰姿皆诰霾咔熬椭榔渌降慕灰追延茫ㄔ耸浞延谩⒅厣唐犯斐傻姆延茫换醪患笆痹斐傻姆延茫葱薪灰资钡母髦址延茫踔了笆盏取D谏灰追延糜泄阋搴拖烈逯帧9阋宓哪谏灰追延弥附灰姿皆诰霾叩慕换プ饔梅⑸蟛拍艿玫降模山灰状问朊恳桓鼋灰椎姆延弥龆āO烈宓哪谏灰追延弥溉嗣堑幕嶂饕逍形狗止さ睦娌荒鼙怀浞掷没蚴棺试磁渲貌忱肱晾弁凶钣诺呐でU庑┓延茫际峭ü谐⌒髯试矗允迪峙晾弁凶钣诺墓讨胁豢杀苊舛摹?/P>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历史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政治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分析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研究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交易成本范文篇7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变化的交易成本来解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的原因。

一些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工厂（一个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些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那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而如果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成本比测定产量的成本低，就很可能选择计时工资。再如，有些饭馆（也是一种组织）按所卖食品的数全计价，另一些实行自助餐，在每人固定的价格下，允许消费者随便进餐。确定人和确定所消费食品的数量的成本与食品的基本成本之比，决定了会选择哪一种做法。如果完全没有交易成本，工厂或饭馆首先就不会存在，因为消费者会直接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投入所有者那里购买。

早在1937年，R·H·科斯就用决定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解释了厂商（组织）的出现。当测定各个工人各自的贡献和议定一个产品的各部件价格的困难，使交易成本很大时，工人就会选择在一个工厂（厂商）里工作；他通过合同支出了他的劳动使用权，自愿服从看得见的手的管理，而不是自己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向消费者出卖他的服务或产品。因此可以说，厂商取代了市场。随着这种取代的发展，决定价格成本的节约将遇到厂商内部监督和管理成本的上升的反作用。当在边际上，前者成本的节约与后者成本的提高相等时，就达到了均衡。

厂商对市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两个市场就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在这样的世界里，认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是两个共存的实体，十分荒谬。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前奏。然而，在某些安排中，譬如，使用某种计件工资，一种市场与另一种市场的分离，也许成为不可能。因此，把厂商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把要素市场看作是对产品市场的替代，不如更正确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类型的契约形式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而作出的组织选择。在这些情况下，组织安排的选择实际上是契约安排的选择。

当把组织选择看作是契约选择的时候，要画一条清楚的线把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区别开来，常常是不可能的。例如拿厂商来说，持有就业契约的企业家（到底是企业家雇佣工人还是工人雇佣企业家并不清楚），可能与其他厂商签订契约；订约者可以再订约；再订约者可以进一步再订约；一个工人可以与几个“雇主”或“厂商’签订契约。如果这种契约链允许扩展，这个“厂商’可能囊括整个经济。以这种观点来看，厂商的规模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契约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的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分析局限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在这种传统中，契约安排作为一类现象一直受到轻视。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复杂化了的世界里，这种忽略不仅使无数有趣的现象无法解释，而且实际上模糊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理解。在传统分析中，组织或制度经济学或各种经济体制的运行，从来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几代学生都被告知，各种“不完全性”，导致了一些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现象：政策被“误导了”，或反垄断专家们攻错了目标。

引进新的和更正确的思想其代价一定很大。甚至在今天，教科书还只是通过固定工资和租金支付来讨论边际生产率理论。可是经济学家一直知道，（仅就劳动而言）工资支付可以有计件工资、奖金、小费、佣金或各种分享安排等多种形式，甚至工资率就可以有好几种。每种契约都意味着不同的监督成本、测定成本和谈判成本。而且，每当选择了不同的契约安排时，随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经济组织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契约安排的选择当然不局限于要素市场。在产品市场里，像搭卖、全面抬价、或俱乐部的会员费这样的定价安排，也同样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而且企业组织合并、特许权利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济组织，现在也开始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现象了。的确，对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心商与单个售卖者之间、以及售卖者自己之间的定价和契约安排，这些都是教科书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

交易成本通常很难测量，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也难以把一种交易成本与另一种交易成本分开。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指出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就可以避开测量问题，而且如果以边际的变化来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就可以分开了。这两个条件在解释组织行为中，对推导包含于其中可以检验的东西，是必要的。

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优于其他三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研究刺激。然而，在理论上，刺激是观测不到的，如果我们用实施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更好地得到可验证的命题。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风险。但是很难确定风险在不同情况下怎样变化。许多风险问题，譬如协议能否兑现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是交易成本问题，直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更容易处理。最后，交易成本分析中，一些最近的进展，要求把注意大放到体现在不诚实、欺骗、逃避责任和机会主义行为里的成本上。可是这些都是不明确的术语，不论它们描过的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会被发现的。就我们能够确定的鼓励不诚实特殊交易成本的程度而言，这种模糊的解释就不再需要了。最终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越来越不诚实”或“越来越是机会主义的”？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方法，可以从几个参与者扩展到“政府”或甚至国家本身。在较低层次上，共管单位的所有者们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细则的统治形式，他们选举委员会来实施共同关心的事物，决策由多数票决定。投票选举的交易成本比一定条件下的利用价格和美元的选举的交易成本小，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授权给一个“独裁的”经理，从而进一步削减投票成本。同样，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合并为一个城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建立制定法规的委员会，雇佣消防人员和警察，并决定其他公共事宜。

私人产权具有一种独有的优点，允许个人财产的所有制可以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采用具有较高交易成本的组织的有力制约。确实，由多数票决定的原则，一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可能会丧失不参加一个城市社团的选择（不像一个工人，在自由企业经济里，总是可以选择不加入一个“厂商”）。但在具有私人产权的社会中，多数票原则的目的，在于削减交易成本。不愿意的居民通过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可以卖掉他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竞争条件下，私人产权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一个想征募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参加他的组织的企业家或商，在竞争下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而只有他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这一点才能达到。另一方面，冒着失去他的工作的风险，资源所有者为了在竞争中加入组织，会更尽力把业务经营得更好。

当一个组织扩展到包括整个国家时，不参加组织的选择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会受到限制。如果国籍由出生所决定，则不加入该国籍的选择就受到限制，国家之间吸收成员的竞争，肯定要弱于在一个国家内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这种成本削减机制的缺乏在共产主义国家更为显著。在那里，公民没有在国家内部选择组织的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同志们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国家极其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乱的替代。

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必然要比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高，因为前者没有不参加的选择，没有组织间吸收成员的竞争和引导成员好好工作的竞争。

交易成本范文篇8

【关键词】交易成本；金融联结；林权抵押贷款；乡村

中介组织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物担保，由此所带来的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是抑制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挥和农民融资难的活森林资源的突破和农村信贷史上以林权作为为抵押的突破，这对于推动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申请手续繁杂、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通过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这意味着普通林农在“赋权还能”之后，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法律风险与薄市场的双重约束问题，这将导致林农林地面临零散细碎化、面积小等问题直接通过林权抵押获取信贷资金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然而很多学者意识到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机构以及通过借款人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信贷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正规金融机构要扩展林业金融服务，既要利用现有的金融组织体系，又需要通过微观结构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林贷模式。

1林权抵押贷款市场交易成本的构成

林权抵押贷款作为一项金融交易，必然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问题，在这种资金借贷交易中，交易双方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而林权抵押贷款的特殊性在于不仅与我国的林权改革制度关系紧密，而且涉及到林地流转与林权抵押贷款制度下规制结构的冲突。基于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分类，将林权抵押贷款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农户的信息成本、评估林权抵押物的相关成本、谈判及签订信贷交易合同的成本。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包括贷款后的监督成本、预防风险的成本、违约风险成本以及抵押物变现处置成本[1]。

2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高交易成本

2.1不确定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2.1.1环境的不确定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威廉姆森（1985）曾提出不确定性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基于环境的不确定性视角，由于林业生产不仅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这意味着将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中国农村农户由于居住分散、单笔贷款规模小，加之林业生产周期长、林业融资项目高风险等问题。而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林农自身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农户难以应对上述林业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林业保险的强有力支撑。然而目前我国林业保险品种单一且主要为政策性保险、保费相对较高，农户规避风险能力较弱，意味着正规金融机构的林权抵押贷款风险大大提高，进而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的交易费用增加。2.1.2行为的不确定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合约的高交易费用分析。（1）有限理性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关于行为的假设体现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方面。其中有限理性的定义是援引了西蒙（1957）的定义“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却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基于信息不完全而言，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林农因对林权抵押贷款的政策的认知较少，自身的金融素养较低。因此，林农对林权抵押贷款政策的信息收集、甄别、筛选与处理能力较弱，这将导致农户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进而无法做出正确决策。因此，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性,以及复杂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个人在作出选择时是有限理性的，无法及时和准确对复杂的问题和突发的事件作出预知及合理的判断。因此，农户所获取的信息是不够充分的。而金融机构获取农户的相关信息和评估林权抵押物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前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获取农户个人和家庭的信息成本、机构评估森林资源价值的成本、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合同谈判的成本。由于林业的自然属性以及林农与金融机构、相关林业部门二者之问的信息不对称，林农贷款规模小、贷款对象分散等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中的单位资金交易成本很高。而正规金融机构要对分散于广大农村地区且异质性很强的农户的有限理性进行干预和监督，导致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2]。（2）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机会主义。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会导致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的存在是导致交易费用产生的重要原因，是道德风险产生的前提。而林权抵押贷款的事后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事后监督和检查林权抵押物的成本、林权抵押物违约处置成本等交易费用[2]。在实践中普通农户通过林权抵押获取贷款方面难度依然较大，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对林种林龄、林地规模、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主体等设置了较为严苛的林权抵押贷款条件。由于中国农村农户居住分散、单笔贷款规模小，加之林业生产周期长、林业融资项目高风险等问题。因此，这种资产专用性高成本和高风险是导致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林农的重要原因。正规金融机构虽然能采用抵押担保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是银行若无法收回贷款就处置抵押品的说法难以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就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而故意违约[3]。因此，这会导致正规金融机构将交易成本转移给农户。由于林权抵押贷款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正规金融机构将交易成本转移给农户，进一步影响了林农的贷款可得性与融资规模，其通过影响贷款可得性与融资规模对农户的林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影响，农户参与林权抵押抵押的积极性降低[4]。

3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分析

在实践中，从具体实施的模式上分析，全国现阶段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模式主要有：农户直接林权抵押贷款、农户联保抵押贷款、专业担保公司、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模式、以及包括林权反担保模式、成立村级林业风险补偿基金等模式[4]。而实施这些模式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增强林农的信用能力、降低林权抵押单笔贷款的交易成本、降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林权抵押贷款的风险。但是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较高，抵押物难以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导致现阶段模式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困境。

4金融联结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林权抵押贷款信贷交易成本的节约

作为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林权抵押贷款被寄予厚望并在许多地区展开试点。但是由于林农的信用传递机制不够完善、林农的林地细碎化、林业经营风险比较高，林权抵押申请手续较繁杂、抵押物难以变现及处置等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林权抵押贷款的交易费用的节约是有限的，导致单纯通过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可能无法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的困境。在农村信贷市场上有一些借贷制度安排---金融联结，即将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户”的信贷交易模式引入乡村中介组织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乡村中介组织+农户”的信贷交易新模式。即以乡村中介组织为媒介，正规金融机构将信息获取、信息甄别、信息筛选、抵押物监督管理、契约的执行等委托于乡村中介组织，将分散的林农通过恰当的组织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是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对降低交易费用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内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组织作为一种复合型乡村中介，农户以参加中介组织的方式参与金融联结，凭借其内生于农村信贷市场的社区信用资源优势，利用其现有的信息资源，通过与农户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形成特殊的社区信用机制，融合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优势和乡村中介组织的地方信息的优势、担保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互补得以降低其交易成本，并提高信贷交易的运行效率，进而将金融机构贷款有效投入到农村市场，在提升各方主体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农村金融服务边界的有效扩张。而正规金融机构对林权抵押贷款较高的交易成本约束和村内第三方组织治理下交易成本的节约是金融联结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林权难处置问题，解决普遍小额分散林权无法在银行抵押贷款的难题。因此，金融联结是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高交易成本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5]。

参考文献：

[1]陈玲芳,谢八妹.交易成本视角下的林权抵押贷款惜贷现象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10(05):29-31.

[2]Williamson,O.E.:TheEconomicInstitutionof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Contracting.NewYork:FreePress,1985.

[3]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44(12):43-51.

[4]金银亮.林权抵押、信贷约束与林农信贷可得性—基于一个静态博弈模型的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7，37（03）：51-54.

交易成本范文篇9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交易成本范文篇10

企业产生无效交易成本的原因分析

1.市场交易以关系为基础。从市场交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市场交易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与发达国家建立在契约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系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信息的隐蔽性，导致做生意、从事贸易都尽量找亲戚、朋友、熟人等各种关系。交易双方所依赖的关系是他们专用的。为了保护这种专用性，交易双方都会尽量地把他们的关系信息隐蔽起来，不被竞争者所利用。寻找、建立、排他、维持这种关系的制度就包含了高昂的无效交易成本。2.社会信用制度缺失。我国企业信用制度建立起步较晚，信用管理制度薄弱。信用缺失就会导致相互拖欠款项，而追还欠款要花费代价，打经济纠纷官司也要付出金钱，查处假冒伪劣商品也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在最近几次全国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订单和客户，也不愿意以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结算。使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原始方式退化，电子商务等高级交易方式的发展举步维艰，影响现代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在欧美国家中，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信用短缺或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3.市场经济法治不健全。我国正处于制度转轨时期，还没有形成完全的法治经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比较普遍。法制不健全，对各种经济犯罪防范严惩力度不够，纵容了某些企业在与其他企业往来中的违约、欺诈行为，加大了企业的额外费用。从全社会范围讲，这些增加的成本都是无效的交易成本。4.政府寻租行为时有发生。由于政府在制度设置、政策制定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有时便利用行政权力在特许经营、关税优惠、进出口配额和政府采购等方面人为创造垄断。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必然求助于政府及其内部成员，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转让部分租金索取权为代价换取政府的支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迫使企业更多支出寻求交易对象、获取信息、争取合同的费用。同时政府繁琐的市场资格审查、审批、登记、收费等也耗费了企业大量的时间和财富。5.国有企业处于产权制度改革阶段。国有企业产生的无效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清晰和正处于制度改革阶段的非常时期导致的。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资源的使用和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利和完全的责任，所以对经济绩效和监督其他成员的动力减低。国企往往设置臃肿的行政管理机构，拥有过多的行政人员。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大笔的交易人员费用，另一方面信息链加长，使信息上传下达不通畅，增加了信息成本。在处理外部关系时，甩“大盘子”、住昂贵宾馆、用公司的钱玩山游水成为常理。所以，国家在国有资产上的各种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就导致了“分唐僧肉”和“搭便车”等行为盛行，造成了高无效交易成本和低效率运营。6.非国有企业居于非规范的职业化管理模式中。因为直接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我国“三资”企业内部的制度设置相对科学合理。所以这里主要阐述私营企业的问题。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管理人员的来源渠道已经日趋多元化。有关资料表明，家族企业在总经理的选择上，由非家族成员担任已占54%，副总经理这一职位从外部社会招聘已经达到了29.33%，相应的家族内部成员担任这一职位的比例则下降到了35.28%。至于其他的一些下属管理岗位，比如负责财务、采购、销售、仓管的经理人员，从外部招聘的比例均已超过了家族内部成员担任的比例。但企业内部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现状必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产生摩擦，造成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加上由于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关于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的法律制度，虽然企业主与各层管理者事前签有合约，但却缺乏强有力且有效的法律来执行“违约”的惩罚。如果企业主通过法律来界定职业经理人违约的成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更多不必要的费用产生，那么企业主就不愿意诉诸法律，只能承担这些无效的交易成本。

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

企业在生产运营中要想降低无效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效率，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是降低无效交易成本的重要前提。1.完善信用制度基本法和相关配套法规我国只有建立健全信用制度，使交易者遵守契约，按合同办事，才能保证经济的顺畅运行。所以要增强全民的信用意识，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基本法和相关配套法规，比如《征信法》《信用管理条例》等;成立信用评估机构，规定对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公开评价的具体办法，由政府建立全国的“信用征信标准”，设计科学合理的企业和个人的资信评估指标;加强信用的监督和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对评估结果的复审及失信惩罚机制，加大企业和个人的失信成本。2.加大对法律基础及各项制度设施的固定成本投入要使我国成为以法治为本的社会，必须加大对法律基础及各项制度设施的固定成本投入以减少合约的边际成本。这里的固定成本是指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投资，如法官、律师、会计、审计及各种中介机构等。边际成本就是增加一笔生意的额外成本。在支付这些公共的固定成本之后，法治社会所实施的每一单个合约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因为近乎标准化的合约很容易在这些法律制度下实施。这样，人们没有必要为每笔生意去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找关系，只要讲信用、守合同就行。3.形成规范的委托制度和制衡机制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本质应该是委托制度和制衡机制。虽然我国已有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以及关于股东事务的行使等制度，但这些制度可操作性不强，也不能完全覆盖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多有方面要求。应该在制度建设时本着“急用先行”与“可操作”的原则，在建设专职董事会、监事会、各个专业委员会、董秘队伍方面，要打开视野，多元化、多角度地思考，减少各项制度运行的摩擦成本。针对当前企业经理人才市场尚未建立的现状，应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和程序将用人标准规范化。产权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针对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现状，要真正落实《国有资产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有资产的营运、管理和监督，从而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4.强化交易成本意识和预算控制制度以往企业交易成本意识淡薄，对交易过程发生的交易成本往往控制不够。如果企业要减少无效的交易成本，必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在采购和销售两个成本责任中心有效地控制交易成本，采购、销售及行政管理部门分列专门项目，加强预算、核算和控制。按产品或材料种类、订单、顾客、地区等计算交易成本，对折旧费、办公费、工作人员工资等共同费用按业务量等进行分摊计入有关成本对象。对每一笔发生的交易成本与其业务收益额等进行比较分析，获取更为有价值的会计资料。与客户建立长期契约关系，搞好联合经营，改善交易条件，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5.采用网上审批管理，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必须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转变成有所必为的有限政府，从热衷于“管、审、批”的干预型政府转变成“扶、帮、助”的服务型政府;把工作内容最终集中到规划、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从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转变成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完善监管规则，强化执行机制;完善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手段，大力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为了降低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应加强网上审批的许可证信息和日常管理信息，建设企业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各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换。

本文作者：张雪艳工作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