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场所范文10篇

交易场所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贯彻实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落实交易场所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坚持清理整顿与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相结合、集中清理整顿与长效机制建设相结合、交易场所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依法清理整顿，促进各类交易场所规范发展，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总体目标。

用半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清理整顿，使各类交易场所的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违法违规的各类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得到全面清理，各类交易场所规范经营制度进一步健全，行业自律显著加强，人民群众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二、排查范围和清理整顿对象

（一）排查范围。

所有在我县注册的由省及以下政府批准或省有关部门批准的各类权益和中远期交易场所，未经批准自行开展各类权益和商品中远期交易的交易场所，包括从事股权、产权、艺术品、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等交易和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等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以及外省、市上述交易场所在我县设置的分支机构，均属本次清理整顿的排查范围。

（二）清理整顿对象。

1.违法违规的交易活动。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本县内交易场所有以下违法违规交易活动的，均为清理整顿对象：

（1）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2）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少于5个交易日；

（3）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超过200人；

（4）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从事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的场所。

2.违规设立的交易场所。未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自行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未经省政府批准、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所。

三、清理整顿工作要求

县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落实专人负责，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县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整顿，坚决纠正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确保投资者资金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清理整顿期间，不得设立新的开展标准化产品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

（二）对已存在上述违法违规交易活动的交易场所，立即停止交易活动，严禁以任何方式扩大业务范围，严禁新增交易品种，严禁新增投资者，并限期取消或结束交易活动。

（三）对未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在交易场所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在规定的时限内，经整改合格后，按照国发〔2011〕38号和皖政办〔2012〕1号文件规定重新履行报批手续。

（四）对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鼓励其通过重组、整合、引入新的投资者进一步做大做强，并按国发〔2011〕38号和皖政办〔2012〕1号文件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

四、清理整顿工作机制和职责分工

（一）工作机制。

为加强对集中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县工商局、县商务局、县公安局、县法制办、县金融办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县集中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金融办。

（二）职责分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根据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按照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合力推进。

县政府金融办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制定和组织实施各个阶段的工作计划，负责与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会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商本县内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性质认定，共同研究非法证券活动的处理建议。

县工商局负责提供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交易场所的工商登记情况；查处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对未按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规定在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不得办理工商登记。

县商务局负责监督、检查和指导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的清理整顿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各部门移交的案件线索，积极协助各相关部门做好社会维稳工作。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2年3月10日前）。根据市方案制定我县清理整顿工作方案。

（二）摸底排查阶段（2012年3月5日至2012年3月15日）。按照方案要求，对交易场所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确定清理整顿对象，提出清理整顿建议。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2年3月16日至2012年3月31日）。根据摸底排查情况，针对清理整顿对象制定具体整改方案，报县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四）督查考核阶段（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15日）。对照工作目标和任务，对前一段时间清理整顿情况开展督查，确保清理整顿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清理整顿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县集中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我县清理整顿工作，抓紧将清理整顿任务分解到交易场所，明确监管责任，建立工作机制，确保清理整顿工作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交易场所范文篇2

充分认识此次清理整顿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切实措施清理整顿非法交易场所，构建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合法权益，净化要素市场发展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属地负责、分工协作。各辖市、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市公安、工商、银监、人行、通信管理等有关单位按照部门职责，对清理整顿工作提供支持和指导，确保本次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

（二）积极稳妥、分类指导。在清理整顿工作中，要根据各类交易场所的不同情况加强分类指导，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各类交易场所要全面摸清情况，做好调查分析工作，制订具体解决措施，实行“一案一策”，避免“一刀切”。

（三）规范监管、促进发展。既要取缔非法交易场所，打击违法交易，纠正违规行为，又要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与监管责任，促进交易场所依法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培育金融要素市场，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三、清理范围

本次清理整顿的范围是指在我市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类交易的各类交易平台，包括省、市外交易场所在我市设立的分支机构，仅从事车辆、房地产等实物交易的交易场所除外。清理整顿对象不以交易场所的名称为界定标准，对于名称中虽未使用交易场所字样，但实际上从事权益类、大宗商品和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一并列入清理整顿范围。清理整顿对象的具体表现包括：

一是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交易场所。自国发〔2011〕38号文件下发以来，未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简称“省金融办”）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简称“市金融办”）批准，在我市擅自设立的各类交易场所。

二是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自国发〔2011〕38号文件下发以来，未经省、市金融办批准，市内各类交易场所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以及省、市外交易场所在我市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三是在省、市外注册但实际运营地在我市的交易场所。部分交易场所为了逃避监管，采取省、市外注册，市内经营的形式，按照国发〔2011〕38号和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精神，将该类交易场所列入清理整顿范畴。

四是未经批准违规开展业务的交易场所。包括但不限于未经批准变更名称、注册资本金、营业地址及法定代表人，未经批准新增交易品种，未经批准进行股权变更、分立、合并等行为。

四、实施步骤

（一）排查甄别阶段。各辖市、区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地区的各类交易场所进行全方位摸底调查，重点摸查其是否依法设立，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是否违反规定等。摸查情况于8月25日前由各辖市、区汇总后报市金融办。

交易场所范文篇3

为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稳定,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号文件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以下简称交易场所),对服务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政策依据和规范管理,在交易场所设立中出现盲目发展的问题,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监管责任和制度边界不清,风险逐渐显现。各级、各部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提高对清理整顿各类违法违规交易场所重要性的认识,科学处理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的关系,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各项工作。

二、把握政策,明确任务

清理整顿对象包括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所和各种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清理整顿政策规定:

一是自《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下发之日起,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等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进行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者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二是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三是从事信贷、保险、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必须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

四是为规范交易场所名称,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或从事权益类、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外,必须报省政府批准。未按上述规定批准设立或违反上述规定在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宁样的交易场所,以及未按上述规定设立的从事权益类、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企业登记或年检。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1日—3月20日)。

召开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清理整顿具体工作。各县(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清理整顿方案,召开专题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指导思想、工作目标、范围、重点、分工和政策界限,细化工作任务,落实责任制,集中对整个清理整顿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确保整顿工作科学展开、有序推进。

(二)自查自纠阶段(3月21日—4月10日)。

1.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对本区域、本行业各类交易场所的有关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摸透情况,全盘掌握,并根据清理整顿要求进行自查自纠,自点是有关交易场所审批、备案情况,产品设计及交易制度安排情况,管理制度建立、落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自行整改。

2.各类交易场所要严格按照清理整顿重点内容进行自查自纠,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间。对逾期未整改到位的交易场所一律视为非法并依法予以取缔。

(三)重点检查阶段(4月11日—5月15日)。

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各级、各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交易场所进行拉网式检查,摸清底数,建立交易场所监管档案和诚信档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提出整改意见,督促限期进行整改;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进行查处、纠正。

(四)总结验收阶段(5月16日—6月5日)。

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总结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工作取得的成效与不足,提出长效管理措施,提交专项清理整顿工作报告。

四、加强领导,密切协作

为加强对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和规范市场秩序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全市各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开展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对有关交易场所提出清理整顿意见,保留的交易场所提报省政府审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清理整顿的总体协调工作,组织召集成员单位相关会议,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并负责股权、产权、物权等带有金融属性的权益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工商局负责提供已登记交易场所名单,按照领导小组的审查意见对已登记的交易所进行规范,严把交易所登记准入关;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对非法权益类、合约类交易行为,以及对不合法、不合规广告进行查处和打击。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清理整顿交易场所涉及相关产业政策、办法的制订、协调工作。市科技局牵头负责技术、知识产权、专利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各类交易场所涉嫌犯罪案件的协调、指导、查处、督办工作。市监察局负责对参与、支持交易场所涉嫌犯罪活动的涉案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查处工作等。

市财政局负责协调清理整顿活动的经费保障工作,完成市领导小组交办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活动的有关事项。市商务局负责按照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管理的要求,开展对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市国土资源局牵头负责土地、矿产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农业局牵头负责有关农业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会同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负责有关文化、艺术、文物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环保局牵头负责环保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市国资委牵头并会同市金融证券办负责国有产权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涉及清理整顿相关政策、法规、规章等的拟订和清理整顿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律意识。

人行市中心支行、银监分局、保险行业协会负责指导、协调金融机构不得为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提供承销、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买卖、投资咨询、保险等服务;并督导已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及时开展自查自清,做好善后工作;负责对从事信贷、保险、黄金等金融产品违法交易的交易场所的性质认定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广泛利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剖析典型案例,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媒体刊登虚假广告误导社会公众。

交易场所范文篇4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冲击和产生这些信息冲击的重要事件。在严格检验分布的共轭性的基础上，利用广义误差分布来识别信息冲击最为剧烈的时期，并分析这些时期的重要事件。分布检验运用了CHENG(2002)提出的基于GARCH模型残差的特征函数的检验方法。主要结论归纳为：我国股市的信息冲击具有高峰厚尾特征，但其变化服从正态分布，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冲击来源于宏观经济；政府救市往往发生在信息冲击最剧烈的时期，且起到了稳定股市的积极作用；基于股市波动最小化的原则，政策延续性比政策本身更加重要。

关键词：信息冲击；GARCH模型；广义误差分布；“5.19”事件

一、前言

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1997年以来，国内股市已经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5.19”事件、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停止、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开设中小企业板块等等。这些事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其中一些事件改变了股市趋势，时至今日仍然是证券市场的热门话题。研究它们对深入了解中国股市的运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意义，然而，目前仍然存在如下一些模糊认识：对中国股市影响最大的事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事件的条件和概率是什么?如何客观评价“5.19”事件对国内股市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股市信息冲击的分布特征来澄清这些问题。

目前研究中国股市重要事件的文献就方法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件窗方法，另一种方法是GARCH类模型或者SV模型（随机波动模型）。事件窗方法从已知事件出发，判断股市收益率的分布形态在事件前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则认为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认为事件是不重要的，在实证方面，范龙振等(2001)研究了转配股上市事件的影响，楼迎军（2002）研究了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事件的影响，刘力等（2004）研究了股票名称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等等。该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主要针对特定事件进行研究，无法穷尽所有可能（隐蔽）的重要事件，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判断事件对股市的影响方向，难以明确肯定事件起到了稳定股市或增加股市波动性的作用。GARCH类模型或者SV模型是一类广泛应用于金融现象研究的模型,但这一方法的研究重点是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对信息冲击和重要事件并没有作太多的深入探讨，目前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见张思奇等（2001）、胡海鹏等（2002）、陈健(2003)等等，其中一些研究存在瑕疵，徐龙炳（1999，2001），莫扬（2004）做了评论。本文运用GARCH类模型对上证指数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重心从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转移到信息冲击和重要事件方面，通过详细检验和分析标准差序列的分布特征来识别最为强烈的信息冲击，并分析产生这些信息冲击的重要事件。这一方法正好是事件窗方法的逆方法，但避免了它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分布的检验运用了CHENG(2002)提出的一种基于残差分布的特征函数的检验方法，发现GED和t分布是合理的。主要结论为：我国股市的信息冲击具有高峰厚尾特征，但其变化服从正态分布，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冲击来源于宏观经济；政府救市往往发生在信息冲击最剧烈的时期，且起到了稳定股市的积极作用；基于股市波动最小化的原则，政策延续性比政策本身更加重要。

二、条件概率分布的共轭性检验

Engle(1982)和Bollerslev(1986)先后提出了ARCH(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和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模拟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的波动集群特征（volatilityclustering）。参数型GARCH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为股票收益率序列，由收益率的滞后序列和其他外生解释变量组成，是在t期的条件均值，是在t期的条件方差，是未知参数。Nelson(1991)提出了EGARCH模型，该模型模拟了分布的有偏性，而且相对GARCH模型具有放宽参数限制和方差的动态模型更为灵活等优点，在实践中被证明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本文选择了EGARCH模型，设条件均值方程为：

其中为表示星期日数（weekdays）的虚拟变量，包括了周日和周末效应。条件方差方程为：

其中参数描述了收益率的波动集群现象，参数模拟分布的有偏性，参数描述了星期效应。方程（2）（3）构成了的数据生成过程（Datagenerateprocess，简称DGP），是GARCH类模型估计的重点。由于DGP可以利用一定方法估计出来，并被市场预期，因此实际是证券市场的公开信息或者半公开信息，最终将反映在股票价格当中。是均值为0，方差为1的标准新息过程。的概率分布刻画了证券市场的信息冲击的特征。分析股市的重要事件，必然要从异常信息冲击开始，可见的概率分布而不是DGP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接下来考虑四种概率分布对模拟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GARCH模型最常采用的分布假定是标准正态分布，其密度函数为：

标准正态分布的含义是，每一时刻的信息冲击都是独立同分布（i.i.d）的随机变量,且不同时刻的信息冲击相互独立，这意味着信息冲击在整个期间内是均匀分布的，然而，Mandelbrot(1963)发现许多金融变量的分布有高峰厚尾特征（leptokurtosisandfat-tail），且其峰度往往要远大于3，因此正态分布与实际情况不符，但为了与其他分布对比，下文仍然保留了对正态分布的分析。关于的其他分布包括了广义误差分布（GED），logistic分布、t分布。t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逻辑斯特分布（logisticdistribution）的密度函数为

广义误差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扩展，其密度函数为：

其中Γ（.）是Γ函数，λ为一常数，。v是一个正的参数，决定着尾部的厚度。当v=2，λ=1时，上式退化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如果v<2，那么其密度就比正态分布有更厚的尾部，如果v>2，那么它就有更薄的尾部。已知股市收益率的分布有明显的“高峰厚尾”特征，因此预期v值将小于2。

BOXandPierce(1970)提出的Q统计量和BrockDechertandScheinkman(1987)提出的BDS统计量是诊断GARCH类模型最常用的两个指标。Q统计量主要用于检验时间序列的序列相关性，如果时间序列是独立同分布（i.i.d）的，那么它的平方序列也应该是i.i.d的，因此，Q统计量实际可检验残差序列的独立性。BDS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是i.i.d过程，那么任意两个相异之间的距离小于特定值的概率为常数。在实践中，BDS往往用于检验Q统计量没有检测到的序列相关性。如果模型通过了这两个检验，一般认为DGP已经正确设定了。

然而，Q检验和BDS检验仅仅检验了i.i.d性质，这对判断的分布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依据Bayes学派的观点，的分布应为共轭分布，即其先验分布与标准差序列的实际分布（后验分布）应当为同一种概率分布。如果设定的分布是非共轭的，那么模型将存在检验假设和检验结果之间的逻辑矛盾，国内采用GARCH模型的很多研究均存在这一瑕疵。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下面考虑条件分布的共轭性检验。Jarque-Bera(1980)检验是最常见的检验概率分布的统计量，但这一检验仅适合于高斯分布。为了检验其他分布设定，文献中最常采用的是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Pearson的检验，或者检验拟合优度的其他经典方法，但这些方法不一定适合于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MODEL）的检验。首先，多数经典方法均是基于无条件的分布检验，而GARCH类模型是一类条件期望和条件方差方程。其次，很多方法具有特定的内容，由于利用了很少的信息来判断两个分布是否一致，因此不适合于严格的统计检验。比如，Kolmogorov-Smirnov检验提示人们若干总体的中心可能不全相等，但这些总体在除中心之外的其他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通过KS检验并不能严格说明它们的概率分布是一致的。最后，这些方法要求标准差序列为i.i.d，且参数较为简单，但实际上，非高斯分布还很可能含有其他未知的参数，而且Q统计量和BDS统计量只能提供对标准差序列的i.i.d性质的有限保证，。为了避免经典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下面介绍Chen(2002，2004)提出的一种基于GARCH模型残差分布的特征函数的检验办法。

任意随机变量的的概率分布F的特征函数均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虚数部分决定了分布的对称性，实数部分决定了分布的离散程度。如果F是一个对称分布，那么有，这一条件等价于，即特征函数是一个实函数和偶函数，Lucas(1970)。设>0为权重函数，满足条件以及下式

对分布F定义对称性指标和离散度指标如下：

其中，如果F是对称分布，很容易推出。用于甄别大小不同的在对称性和离散度方面的差异，如设，则，，在时取得极大值，随着的增大而下降，因此对值的选择可以控制、的大小，以体现较大值和较小值在对称性和离散性方面的差异。

设F是GARCH模型设定的先验分布，G（.，k）为残差的实际概率分布(后验概率分布)，其中k是未知的参数，用F模拟G（.，k），如果F与G（.，k）互为共轭分布，这意味着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函数（由（8）式表示），因此根据（9）式计算的对称性和离散性指标不应当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具体方法是，为了检验F与G（.，k）是否互为共轭分布，可以根据F计算出的对称性指标和离散度指标是否接近于根据G计算出的对称性指标和离散度指标来实现，其中为在拔靴法（bootstrapt）的在第t次重新抽样中获得的伪随机数（pseuaderandom），R表示重新抽样（Resample）的次数。Chen(2002)证明，当R趋于无穷大时，统计量渐近趋于正态分布，其中是向量矩阵的渐近协方差。相应的，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为2的分布，其中是的一致估计量。由于比较了两个总体的特征函数的差异，因此它利用了分布的全部信息而不是部分信息，对两个总体是否服从同一种分布形态的检验是严格的。而且这一方法对G与F具体为哪一种概率分布没有要求，因此避免了对总体的分布设定错误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区间和数据说明

以上证综指每日收盘指数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市场网，样本区间为1997年1月2日到2005年4月29日，共计1982个有效样本。按照公式建立日收益序列，其中为日收盘指数，用Augunmented-DickyFuller方法检验收益率序列的单位根，结果拒绝单位根存在的假设，说明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设定虚拟变量（i=1，2，3，4，5）来消除weekdays对股价的干扰，的赋值规则如下：当交易日为星期i时，设相应的的为1，其余的数值设为0。

(二)实证结果及检验

方程（2）（3）构成了本文的计量模型，分别考虑设服从正态分布、Logistic分布、t分布和广义误差分布的情况。应用QMEL（伪极大似然法）估计正态分布假定的参数，极大似然法(Most-Likelihood)估计其他分布假定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一，软件为eviews。

表一、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GEDTLogisticNORMAL

GARCH0.1288（3.801）0.2117(3.33)0.3862(3.29)0.1283(2.80)

W20.1213（3.30）0.1044(2.75)0.1130(2.81)0.0900(2.08)

C-0.1298（-4.83）-0.2087(-4.24)-0.1184(-4.34)-0.1287(-3.41)

AR(3)0.0489（2.35）0.0656(3.13)0.0567(2.60)-

MA(21)-0.0532（3.09）-0.0520(-2.95)-0.0563(-3.13)-0.0607(-2.90)

δ0-0.1905（-4.30）-0.1717(-3.69)-0.3700(-3.61)-0.2533(-3.74)

δ110.2724（8.04）0.2740(8.14)0.1945(6.21)0.2925(7.09)

δ21-0.0606（-3.16）-0.0800(-3.97)-0.0449(-2.60)-0.0386(-1.02)

δ310.9467（77.54）0.9432(75.21)0.9315(60.1)0.9466(69.48)

δ410.2078*（1.70）-0.3005(2.64)0.3256(2.01)

δ42-0.3398（-2.93）-0.3926(-3.17)-0.3297(-2.37)-

参数1.1980（28.39）4.7607

AIC2.49422.48532.57212.5844

上表显示，不同分布估计出的参数较为接近，说明股指收益率的DGP大致相同，EGARCH过程的参数都非常显著，说明股市波动存在波动集束现象，有偏性特征。

表二、独立性诊断结果

Q(10)Q(20)Q^2(10)Q^2(20)BDS(2)BDS(3)BDS(4)BDS(5)BDS(6)

GED7.527318.324.468.440.0003610.0004140.0018180.0020930.001053

T7.201618.0013.93087.22310.000550.0005240.0017440.0019490.00099

NORMAL7.972719.085.672311.1310.00023300.0011050.0013270.00036

LOGISTIC8.841219.2665.337913.136-0.00049-0.000390.0014860.0021680.00123

对所有残差序列进行独立性的诊断检验，原假设H0为：Zt～iid。表二中的Q（10）、Q（20）分别是残差序列滞后10期和20期的Ljung-BoxQ统计量，Q^（20）是残差的平方序列滞后20期的Ljung-BoxQ统计量，BDS（i）(i=2,…,6)为2到6个自由度的BDS统计量，所有Q统计量和Q平方统计量、BDS统计量均不显著，因此接受原假设，即残差项已经是i.i.d过程。用Lagrange-multiplier方法检验各残差项的异方差性，结果显示所有残差项都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ARCH现象已被消除。

用D统计量检验分布的共轭性，原假设H0为：先验分布与标准差序列的实际分布的特征函数相同。应用拔靴法计算各残差序列的对称性指标和分散性指标，重新抽样次数分别设为R＝500，1000，2000，权重系数β分别设为1，2，计算结果列于表三。

表三分布共轭性的诊断结果

b=1b=2

T=500T=1000T=2000T=500T=1000T=2000

Ged0.18690.14900.18230.18880.16380.1577

T0.37410.47740.44090.16270.19600.2212

Logistic28.556**28.5779**28.3700**28.2266**28.4974**28.4367**

Normal28.2553**28.3415**28.6309**28.0101**27.6788**27.8524**

如表所示，D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logistic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的原假设，但没有拒绝GED和t分布的原假设，说明logistic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为非共轭分布，不适合于模拟上证指数，GED和t分布为共轭分布，应该选择GED或t分布。为了获得这一结论的直观印象，图一绘出了它们模拟标准差序列的真实密度函数（用kernel表示）的情况。如图所示，标准正态分布和logistic分布模拟的密度函数与kernel曲线存在较大差距，相对而言具有“低峰厚尾”特征，尤其logistic分布的这一特征异常明显，说明logistic分布较标准正态分布更不适合于模拟中国股市数据；GED和t分布模拟的密度函数几乎与kernel曲线重合，说明它们的模拟效果很好。

综合以上诊断结果，GED和t分布通过了独立性和共轭性检验，是合理的。我国股市的v值非常显著(见表一)，其数值(1.198)远小于2。GED的参数v描述了分布的“厚尾”程度，v的数值越小，出现强烈的信息冲击的概率越高，在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股市发生了无法预期的重要事件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v值的变化来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

四、分析重要事件

采用移动子样本的办法获得v值随时间变化的信息。基于统计显著性的考虑，选取子样本的容量为24个月的数据，依月度移动，例如，第一个子样本区间为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第二个子样本区间为1997年2月到1999年1月，依次类推。按照这一方法可以得到76个子样本，每一个子样本进行一次回归，共计得到76个v值。运用如下方法来判断股市的重要事件:如果相邻子样本的v值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必然发生了某一重要事件，引起了信息冲击的异常变化，由于相邻子样本数据的差异仅仅在于前一子样本的第一个月和后一子样本的最后一个月（两者相隔25个月），因此，重要事件必然发生在这两个月份或者其中之一。这正好是事件窗方法的逆方法，但没有遗漏引起信息冲击异常变化的任何事件，而且，根据v值大小及其经验分布还可以进一步判断事件的影响方向及出现概率。有必要说明的是，DGP的结构变化不会影响这一方法的可靠性。一方面，孙金丽和张世英（2003），佟孟华等（2004）发现我国股市的DGP在1997年以后一直保持结构稳定；另一方面，本文采用移动子样本的办法计算v值，实际已经消除了可能存在的DGP结构变化导致的v值失真。

计量模型由方程（1）（2）组成，采取GED为先验分布，对所有76个子样本进行回归，计算结果用图二表示。这些v值的JB统计量为0.574，说明它们服从正态分布，。如果把v视为随机变量，则它偏离均值－标准差的概率小于15.87％，偏离均值标准差的概率小于2.28％。图二用A到F标出了显著偏离均值的六个点，其中A、E点的v值小于均值标准差，为典型的小概率事件，C点v值小于均值－标准差，D点v值接近均值－标准差,由于这四个点向下偏离均值，说明出现强烈的信息冲击的概率上升，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表四重要事件列表

异常点月份重要事件月份重要事件

A/B1997年5月无1999年5月份5?19行情

C1999年6月无2001年6月份2001年06月14日，国有股减持筹建社保资金办法出台

D2002年6月2002年6月23日，停止国有股减持2004年6月无

表四列出了与A、B、C、D点对应的重要事件。如表所示，1999年5月份发生的“5.19事件”，应是A/B点的v值异常的原因。“5.19事件”前后v值从A点跳到B点，在短短两个月内上升45%，变动幅度之大在样本区间内绝无仅有，因此这一事件是1997年以后对股市影响最大的事件。从图二来看，A点以前的五个点的v值均很低，说明我国股市的信息冲击最为强烈的时期为1999年5月以前，“5.19事件”迫使v值上升而不是下降，说明强烈信息冲击的概率下降，换言之,股市的自发波动性减弱，可见“5.19事件”实际起到了稳定股市的作用；c点的v值异常说明1999年6月或者2001年6月份可能存在重要事件，由于c点以前的v值呈下降趋势，以后的v值呈上升趋势，因此2001年6月份的“国有股减持事件”是造成异常波动的原因；D点说明2002年6月或者2004年6月出现了异常，由于2004年6月没有特殊事件，因此2002年6月的“停止国有股减持”事件是造成v值异常的原因，由于E点的v值小于均值标准差，从偏离均值的程度看，“停止国有股减持”事件还是影响仅次于“5.19事件”的事件。

五、结论

综上所述，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我国股市最强烈的信息冲击来自于宏观经济，为“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提供了一种诠释。股市存在异常强烈的信息冲击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的情况特别严重,来自于宏观经济的事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事件都是源自于宏观经济的事件,前者产生的信息冲击的概率小于2.28％，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后者产生的信息冲击的概率小于15.87%，均超出了国内股市的运行常态，甚难被市场预期。“5.19事件”的初衷是为了激活当时处于极度低迷状态的国内股票市场，为国内经济增长和国企改革服务，“5.19事件”以后股市出现了一段繁荣时期，股市的融资额和入市资金都大幅增长，这对当时的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有股减持”的直接目的是为社保筹集资金，间接目的是实现国有企业在合适条件下从竞争性行业的战略退出，因此也是源于宏观经济的事件。除了这些事件以外，来自宏观经济的其他冲击也是股市波动的重要源泉，如2004年我国能源供应相对紧张，促使煤炭、电力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大幅上涨等等，只不过这些事件对股市的影响不如“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事件而已。除此之外，为完善证券市场而在市场内部进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降低交易税费，B股市场开放，QFII，QDII，放宽股票质押贷款政策等等，尽管也是重要的信息冲击来源,但它们的影响很难同来自宏观经济的冲击相比，引起股市异常大幅的波动，甚至导致趋势反转。从政策面分析，我国是一个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不确定的宏观经济是股市潜在的信息冲击的来源，因此稳定股市不是仅仅通过完善证券市场建设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其次，政府救市起到了稳定股市的积极作用。“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停止事件”是我国股市曾经发生过的政府救市事件。一些意见认为这些事件增大了国内股市的波动性，因为“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停止事件”之后股价均出现了大幅振荡,增加了股票投资的风险,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概率分布是较方差更科学的判断波动程度的方法,如果信息冲击的概率分布变得“峰更高，尾更厚”，那么就认为股价的自发波动变得更剧烈了。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假定信息冲击服从正态分布时，均值和方差才是概率分布的合适，但我们知道股价运动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有高峰厚尾特征,因此方差实际上不适合度量股价的波动程度。“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停止事件”确实产生了异常强烈的信息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增加了股市风险,相反，v值在两个事件之后均大幅上升，说明信息冲击的分布形态获得了改善，强烈的信息冲击的概率下降,股市因此变得更加稳定。就“5.19事件”而言,我国股市的信息冲击最为强烈的时期为1999年5月以前，“5.19事件”在整体上降低了股市的波动性,恢复了市场生机,影响持续至今。直观来看，“5.19事件”之后，股票市场的参与者不论在层次还是在数量上都出现了质的发展，股市筹资额和投资额也创出了历史新高，如果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那么除了股市自发波动减弱,投资风险降低以外，很难用其他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此外，我们还可以初步判断出政府救市的条件，“5.19事件”和“国有股减持停止事件”对应于图二中的A点和E点，均是信息冲击异常强烈且为小概率事件的时期。日前上证指数在千点附近徘徊，关于政府救市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但目前的v值高于历史均值（F点附近），不完全具备出现政府救市事件的条件。

再次，政策的延续性比政策本身更重要。“国有股减持”事件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国有股减持”事件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程序，在这一事件之后，股市从升势转向跌势，而“国有股减持停止”只不过是“国有股减持”事件的延续，因此一般认为“国有股减持”事件对股市的影响较“国有股减持停止”更大。然而，“国有股减持”产生的信息冲击反而不如“国有股减持停止”产生的信息冲击大，可见后者对股市的影响更大，这稍微纠正了对这两个事件的一般看法。直观的理解是：市场参与各方没有预期到“国有股减持”事件的后果，因此股市出现了大幅波动，但这一政策竟然会被叫停，更是出乎了普遍的预期，致使股市出现异常幅度的波动。事实上，“国有股减持停止”事件严重违背了中国股市的运行常态，为小概率事件没，引起异常信息冲击并不足为奇。从政策面分析，这里蕴含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基于股市波动最小化的原则，政策的延续性比政策本身更为重要。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重大事件是一个复杂的题目，存在多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本文的结论仍然有待其他研究的进一步证实。此外，本文在上海股市检验到了显著的风险溢价效应和ARCH现象，这是一个被以往多数文献证实了的结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莫扬（2004），张思奇等（2001）的论文。

参考文献：

莫扬（2004）：《股市波动性的国际比较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刘力,田雅静(2004)：《没有信息,也有反应:中国A股市场股票名称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研究》,《世界经济》第1期

孙金丽，张世英(2003)：《具有结构转换的GARCH模型及其在中国股市中的应用》，《系统工程》第6期

徐宏源(2003)：《股市为何背离宏观经济》,《中国证券报》2003年08月29日第五版

胡海鹏,方兆本（2002）：《用AR-EGARCH-M模型对中国股市波动性的拟合分析》，《系统工程》第7期

徐龙炳（2001）：《中国股票市场股票收益稳态特性》，《金融研究》第6期

张思奇等（2000）:《股票市场风险、收益与市场效率:——ARMA-ARCH-M模型》，《世界经济》第5期

1997年到2004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Chen,Y.-T.(2003),OntheDiscriminationofCompetingGARCH-typeModelsforTaiwanStockIndexReturns,AcademiaEconomicPapers,31,pp.369--405.

ChenY.-T.,ChouR.Y.andKuanC.-M.(2000),TestingforTimeReversibilitywithoutMomentRestrictions,JournalofEconometrics,95,pp.199--218.

Nelson，DanielB.(1991),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inAssetReturns:ANewapproach，econometrica,59,pp:347-70

Nelson，D.B.(1990),StationarityandPersistenceintheGARCH(1，1)Model，EconometricTheory，6，pp.318-334

Bollerslev(1988),OntheCorrelationStructurefortheGeneralized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Process，JournalofTimeSeriesAnalysis，9，pp.121-131

交易场所范文篇5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交易场所范文篇6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总体部署，聚焦2020年度重点工作，确定任务单、路线图、优先序。坚持属地管理原则，着力开展以非法集资、各类交易场所、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为重点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打击行动，稳妥处置涉众型经济案件；有序压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防控重点企业信用违约风险，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和乱象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不发生重大负面舆情的底线，为全面完成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任务

（一）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1、开展系统性和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作用，依托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品牌项目，提高全社会对非法集资的防范、抵制意识。（县处非办牵头，县处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2、加大线上线下监测预警力度，将非法集资监测预警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范畴，提升网格员发现鉴别能力，加大网格员监测举报。强化大数据监测预警技术运用，组织开展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和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活动，做好重点行业和风险企业的预警提示。（县处非办牵头，县处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3、加大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实施力度，持续推动举报奖励落地实施，扩大奖励覆盖面，提高奖励及时性。（县处非办、县公安局牵头，县处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4、深入开展陈案攻坚，持续推进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处置攻坚行动，以陈案化解为着力点，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办案质量和处置效率。按照“公安在侦”“检察院在诉”“法院在审”“资金清退”四个阶段，分阶段加快推进案件处置。（县处非办牵头，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有关乡镇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全年持续推进）

5、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配合主办地做好“e租宝”案县集资参与人资金清退等后续处置工作，确保各项工作组织有力、平稳有序。（县处非办牵头，县处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6、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涉嫌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活动，及时防范和处置重大风险隐患。引导试点机构合理控制业务规模，根据上级政策及时转型规范发展。（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合作社、县处非办牵头，县处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二）完成P2P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7、持续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风险排查、现场检查，全面完成行政核查，实现“以查促改、以查促退、以查促打”。持续推进行业风险出清，坚决遏制新增机构，对历史遗留停业机构进行清理退出，确保全县机构数量、业务规模、投资人数持续下降。（县金融服务中心、银保监分局监管组共同牵头，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8、监督地方法人银行严格落实P2P网络借贷机构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妥善化解机构资金集中存管风险，防范风险向银行传导。（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牵头，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9、严格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实施监管，主动承担地方负责的监管职责，建立健全P2P网贷监管长效机制。（县金融服务中心、银保监分局监管组共同牵头，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三）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10、贯彻中央、省、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要求，严禁未经省政府批准的各类交易场所在我县违规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业务。清理整顿本地企业违规开展省外各类交易场所业务和违规开展类交易场所业务。（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县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11、按照《县保护中小投资者提升行动方案》，强化投资者教育，提倡理性投资，提升诉讼便利度，强化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县金融服务中心、县法院共同牵头，县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四）集中整治各类金融乱象

12、持续推进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地方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套路贷”等涉黑涉恶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加大线索摸排、移送及查处力度，督促移送线索依法处置。加强金融行业乱象治理，健全长效机制，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13、综合各执法部门力量，对“放贷类”“投资理财类”等从事金融活动的非金融企业，开展全覆盖式排查清理，依法取缔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金融业务行为，打击假借“创新”“普惠”等名义乱办金融行为。（县金融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共同牵头，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负责性质认定、依法取缔，县公安局等单位配合，全年持续推进）

14、严把市场准入关，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规定以外的实业、创业等投资类市场主体在登记注册前开展联合评估，县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联合评估意见进行登记注册。非金融机构、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资产管理”“理财”“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外汇”“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小额贷款”等与金融相关的字样。（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县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配合，全年持续推进）

15、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持续开展金融广告治理，坚决打击违法虚假金融广告。大力开展消费者教育，继续推进“金融知识进课程”，协助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开展“金惠工程”工作。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监管协调机制，推进我县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妥善处理金融消费咨询投诉，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人行县支行牵头，县市场监管局、银保监分局监管组、县金融服务中心、县教育局等单位配合，全年持续推进）

（五）妥善化解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风险

16、开展农商行系统流动性、不良贷款尤其是隐性不良贷款等风险点全面排查，实施机构风险分类，完善防范化解风险预案。（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牵头，县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县支行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17、高度关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对高风险机构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化解方案，精准施策、确保稳定。压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化解主体责任，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确保全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良率控制在5%以下。（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牵头，县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县支行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

18、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开辟金融债权诉讼案件绿色通道，提高案件执结效率。健全打击逃废金融债务工作体系，坚决遏制、精准打击各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县财政局、县法院、县公安局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19、依法依规清理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开展股东方关联交易、公司治理等风险点全面排查，规范股权管理，解决股权代持、关联持股或隐性控股等问题，健全内控体制机制，规范股东行为，提升治理水平。（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牵头，县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县支行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六）加强地方金融行业监管

20、强化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风险拨备指标监管，支持开展政策性融资担保代偿资金追偿工作，加大政策性担保机构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县财政局牵头，县金融服务中心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21、督促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加强现场检查与事中事后监管，严格履行约谈、警告、责令整改、罚款、吊销经营许可等手段，规范各类融资担保机构经营活动。（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县财政局、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22、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存量优化整合和补充资本，对停止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依规实施市场退出。严防小额贷款公司进行非法集资及其他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县市场监管局、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23、开展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行业专项清理排查行动。集中清理“空壳”“失联”“僵尸”企业，整治打击高利贷、“套路贷”、未经许可擅自经营等各类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县市场监管局、人行县支行、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七）防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24、加强监测防控，对扶贫小额信贷尤其是“户贷企用”模式贷款逐笔建立台账，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及时予以提示，针对性制定应急预案，稳妥有序化解风险。（县农商行等承办机构、县金融服务中心、人行县支行、县扶贫局共同牵头，银保监分局监管组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25、引导各乡镇、各经办银行严格把控风险，根据“户贷企用”企业实际，灵活采用多种方式回收扶贫小额信贷，妥善应对还款高峰期各类风险。（县金融服务中心、银保监分局监管组、县扶贫局共同牵头，县农商行等承办机构、人行县支行等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全年持续推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县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工作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2021年一季度对2020年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总结上报。各单位要增强全局观念，落实工作责任，互相支持、协同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

（二）狠抓任务落实。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亲自抓落实，以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精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层层压实责任，党政同责，确保措施落地见效。

（三）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领域监管信息系统，加强部门信息沟通共享，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联防联控。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全流程、全链条动态监测预警，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交易场所范文篇7

文件提出，近年来成立的一些从事文化艺术品交易的交易场所违法违规问题严重，风险不断暴露，要求“建立由证监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文件将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描述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清理整顿违法证券期货交易工作，督导建立对各类交易场所和交易产品的规范管理制度，完成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该联席会议日常办事机构设在证监会。38号文件以严厉的姿态和详细的表述，对实际上向以文交所为主要清理对象的众多交易所发出了红牌警告，并提出了如今业界熟知的“五个不得”，即“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38号文件像一颗炸弹，“五个不得”炸得业内一片狼藉，众多文交所被勒令停牌，投资人的资金却无处索要。2011年9月底，泰山文交所发行“黄永玉01”，每份1元，总价2700万元。发行当天市值即飙升至5800万元。38号文件的出台让这件作品在11月22日跌至每份0.81元的价格。在新浪微博上，愤怒的投资人注册了“泰山文交所维权艺民联盟”之类的账号，寻求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然而，仅仅清理整顿是不够的，如何重建文交所秩序，才是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12月30日，联合商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中宣发[2011]49号文件《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这份被称为“49号令”的文件提出，“原则上只允许在省一级设立文化产权交易所。清理整顿期间，不得设立新的文化产权交易所。”文件规定了设立文交所的基本条件和设立程序。国家重点支持上海和深圳两个文交所试点，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须在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并鼓励各地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进入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交易。文件要求各省建立省级工作组继续进行清理整顿。49号令提出的“四个不得”，与38号文件相比，只去掉了关于权益持有人人数的限制。文件还对艺术拍卖、文物市场也做出了整治的决定。49号令让文交所大局逐渐清晰，国家试点也许意味着未来的格局。2012年2月2日，由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牵头召集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联席会议作为38号文件的落实，明确要求地方政府于6月30日之前完成清理整顿工作，并组成联合工作组，进行调研和督导。6月30日，也即将成为大多数文交所结束的日子。“我们听政府的。”38号文件之时，天津文交所创始人、泰山文交所总经理屠春岸说道。当艺术经济遇到政策法规，业界的反应大抵如此。38号文件伊始，汉唐文交所就采取了停牌策略，而当年6月刚成立的湖南文交所则对已发售的资产包全部给予清退处理。或许是心存侥幸，在联席会议之后，自认为并没有违背38号文件的郑州文交所和合肥文交所仍然继续着原来的发展计划。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应当是两个国家试点的反应。2011年12月1日，深圳文交所了《关于认真落实国发[2011]38号文件精神的公告——致投资人》，公布了善后处理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建立投资人诉求通道。14日，深圳市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成立深圳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善后工作小组的通知》，根据38号文件指示，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善后工作。

该小组23日和31日又两份公告，以诚恳务实的态度敦请投资人将利益诉求以书面形式提交。49号令之后，深圳文交所沉寂近两个月。善后工作小组于2012年2月20日《关于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善后近期重点工作及责任分工的通知》，将重点工作内容及负责人职务、姓名在网站上。49号令将深圳文交所设为两个国家试点文交所之一，让已经停牌、深陷泥沼的深圳文交所有了重生之望。上海文交所自创立之始，就一直保持低调的作风。发行份额产品仅限俱乐部内部申购，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做法，让外界无法一窥究竟，也让上海文交所不必在舆论压力下做出过多的调整。然而，作为国家寄予厚望的试点文交所，清理整顿是必要的。截至2月23日，上海文交所的艺术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赵准旺、薛松和黄钢3个资产包全都处于“已撤牌”状态。艺术品金融化的合理模型与艺术市场三级体系的建立文交所从业者的困惑，集中于如何选择挂牌作品、作品的价值与价格评估等，但核心问题是交易规则的制定。先前的交易规则，把确定的作品作为标的物，进行拆分、赋值、上市、流通等一系列操作，问题的根源即在于投资对象的确定性。投资对象不变而艺术品的价值及价格变动也相对缓和，显而易见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投资完全无法抵御通货膨胀和CPI增长，要么投资混乱庄家通吃散户套牢。两个结果都无法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只有投资对象的艺术价值和上市价格能够有规律地随外界影响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时，投资才具有规律性和规范性可言，投资行为才具可操作性。

38号文件和49号令的，将逐步涤荡文交所先前的混乱，建立新的交易格局。在新格局下如何创建规范、共赢的艺术品证券化前景成为当务之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胡懿勋教授提出了较为合理的文交所模型：“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梳理现行艺术股票的谬误。由经纪商或独立经纪人签约的作者在艺术交易所‘挂牌上市’，投资人针对作者的展览资历、成交纪录与拍卖行情进行投资。经纪人需要安排作者的展览与交易，以制造可信的纪录提供交易所更新各项数据。‘上市作者’通过经纪人取得投资人的资金用以可持续创作，作品在展览和拍卖的获利则按比例分配给经纪人、投资者与作者，交易所按每笔投资金额取得手续费。”在此交易模式下，作者作为证券化的核心，其学术水平与市场竞争力共同维系在交易场域中受到的关注程度。引导意欲进入艺术市场，却苦于缺乏艺术知识或未雇佣艺术顾问的投资客，将分散的资金融汇一处，对上市作者注资，文交所可以由此转变经营形态和市场定位，成为投资交易的平台，成为艺术市场的第三级市场，摆脱饱受非议的尴尬境地。

投资者“购买”上市作者的资金并不直接交到作者手中，而是通过作者的经纪商之手，为作者的生活、创作、展览和一二级市场的交易进行规划和实施。经纪商操作的画廊销售和拍卖行成交的收益，都由文交所进行分配，作者、经纪商、投资者和文交所都有所得。得到注资的作者不必再为金钱担忧，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如果作者的作品质量或数量下降，市场表现欠佳，则会引起投资人收回资金另投他人。正如胡懿勋教授所说，“作者的风格转变或转换新的视觉形态，都可能影响市场的接受度，作品的产量增加或减少也将影响市场行情的起伏，更重要的前提是，创作者必须能持续地创作对投资者才有保障”。持续地创作被市场认可的高质量作品，才能让作者在文交所大盘上的指数飘红，这是作者、经纪商和投资人共赢的基础。作者风格的转变可能带来更好的收益，但也可能从此结束自己的上市生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这也正是文交所更多地吸引“艺术投资”而非“艺术收藏”之处。对于收藏群体而言，艺术证券化交易的影响微乎其微。投资者渴求的是货币资本增殖，而收藏者的目标则是作品鉴赏和占有。

交易场所范文篇8

关键词：债券市场；综合统计；国际标准

一、背景与意义

债券市场综合统计工作是指覆盖债券市场参与机构和业务活动的统计管理和运行机制。2018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制定了相关工作的目标范围、原则和未来规划。《意见》提出结合国际标准和我国监管实际，统一金融机构编码、金融工具编码、交易对手方编码，并建立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意见》明确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债券市场统计制度建设，统一债券统计分类、接口规范和报送规则，强化数据系统内在的有效关联。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部分，完善债券市场综合统计工作是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步骤。一是夯实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辨析市场相互关联的程度，强化系统性风险管控；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市场治理。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资产全球配置的趋势下，综合统计工作需要做好与国际标准对标的准备，一方面引进国际经验有助于调高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转效率，另一方面越早参与国际标准修订的相关工作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鉴于各国债券市场具有不同特点，综合统计工作必然依照本国投资者类型、产品结构和资金流向等设置相应规则，以分析债券市场的发行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二、综合统计工作的国际经验

1.综合统计框架。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了《金融危机与信息缺口》报告，认为当时统计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存在缺陷，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有效反馈，如识别金融部门风险、评估国际金融网络关联程度、监测外部脆弱性和强化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等。针对信息缺口问题，G20制定了20条政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形成监测全球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资本流动与头寸管理的全球信息系统，该目标的第一阶段（DGI-1）任务已于2015年完成。第一阶段构建了金融统计的基础框架，主要包括构建债券市场和影子银行监测体系、实施加强版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Plus）等，使统计数据在支持本国、跨境、国际金融稳定性分析和宏观政策决定中发挥出重要作用。2015年，G20开展第二阶段（DGI-2）工作，并计划于2021年完成。为了进一步满足政策制定者风险监测、信息共享的需要，DGI-2将进一步完善最低标准的通用数据集合、提高数据质量、完善数据定期收集交换机制，并强化在金融脆弱性、关联性和溢出效应分析。DGI-2将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头寸、全球流动性和外汇敞口，强化金融数据在宏观金融政策制定中的应用。其中，G20关于债券市场发展行动计划聚焦于数据质量的提升，建议在《证券统计手册》（HSS）的框架下按照部门、币种、利率类型、原始期限、发行场所等，并根据SDDSPlus报送数据。HSS即证券市场统计框架的指导性文件，由国际清算银行（BIS）、欧洲中央银行（EC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HSS定义了债务证券和权益证券的主要特征，规范了证券发行及持有数据的统计工作，并分别就证券识别、分类、估值、头寸和流动性等设置了相应标准。在《国民账户体系》（SNA）的框架下，HSS推荐使用四式记账法，即交易双方依据权责发生制采用复式记账法同时记录资产负债余额变动情况，无法识别的数据将被记入误差项。从国际实践看，美国、欧元区、日本通过资金流量账户记录各经济实体的资产负债余额及交易量数据，其优势在于考察金融市场活动的整体变化，但难以判断微观变化的趋势和潜在风险。因此，HSS建议各国在提供债券发行数据、债券持有数据的基础上，提供“发行和持有交互表”（From-whom-to-whom），以反映不同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从国际实践来看，发行和持有交互表的信息量极大且数据较难获取，且对数据精度和数据统计细分的要求较高（李静萍，2015）。从这一点而言，全面推进债券市场产品和参与者的国际分类标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统计结果。2.国际标准。国际编码标准是HSS框架下数据编制的基础，更是金融基础设施提供市场监测服务的关键。从国际实践看，金融产品交易结算流程中，国际编码能够提升金融市场风险防范的能力。从金融交易要素来看，包括金融产品、交易场所、交易主体等环节均需与基础数据库实时连接，以便动态掌握金融市场活动，强化风险识别与管理。目前，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主要由国际标准组织（ISO）下属的TC68技术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国际标准包括国际证券识别码（ISIN）、金融工具分类码（CFI）、金融工具缩写码（FISN）、市场识别码（MIC）、法人识别码（LEI）、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ISO20022）、SDDSPlus（IMF，2012）等。随着上述标准的广泛应用，TC68衍生出国际证券编码机构协会（ANNA）和全球LEI基金会（GLEIF），为金融统计工作中的技术指标发展提供后续服务。（1）金融产品识别标准。金融产品识别标准主要包括ISIN、CFI和FISN三类标准。其中，ISIN基于ISO6166编制，提供覆盖权益证券、债务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十二位全球通用识别码，除前两位国家码和最后一位检查码外，中间九位数字由各国定义；CFI基于ISO10962编制了78种全球通用的金融产品类别，并依据金融产品的特征分配六位（字母）全球通用分类码，每一位字母均对应金融产品的类别及其属性；FISN基于ISO18774编制，由ANNA提供注册服务，其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附带发行人和金融产品描述的名称缩写，ISO18774将金融工具分为七大类、二十五小类，并分别七大类产品制定了编制规则。（2）法人识别标准。金融危机后，G20为加强金融机构管理，防止部分机构进行多种复杂交易时的交易对手识别问题，提出制定标准化格式识别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交易机构，强化对法人实体的行为监管。全球LEI体系包括监管委员会（ROC）、GLEIF和地方运营系统。其中，ROC由各国监管机构组成，其职责是完善法人识别标准；GLEIF汇总各国LEI数据，确保全球LEI体系的有序运行；地方运营系统需获得国际互认，依据法人识别标准提供注册、查询、下载等服务。LEI基于ISO17442和GLEIF规则编制，依据40项描述内容编制成二十位数字和字母组成的法人识别码，其中前四位为地方运营系统识别码。从国际实践看，全球目前共有32家地方运营系统，其中11个国家的地方运营系统职能由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承担，3个国家地方运营系统职能由当地证券交易所承担，我国地方运营系统为全国金融标准化委员会。截至2018年3月末，全球注册数量超过100万个，我国共注册955个法人识别码。（3）交易场所识别标准。交易场所申请MIC的前置条件是获得LEI编码。MIC基于ISO10383编制，目的在于区分不同的交易场所以便于产品信息的自动化处理，ISO授权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为MIC的注册机构。截至2018年3月末，全球注册数量1616个。其中，英国、美国、日本分别注册交易场所397个、272个和44个；我国共注册13个交易场所，全部为全国性和跨境交易场所，不包含地方性交易场所。（4）数据披露和共享标准。目前，全球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标准是SDDS，该标准于1996年公布，旨在提升财政、金融等数据披露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在此基础上，IMF于2012年提出SDDSPlus，并于2014年正式执行。SDDSPlus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公布标准，以提升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性。截至2017年末，全球共14个国家加入SDDSPlus，我国于2012年加入SDDS，尚未加入SDDSPlus。（5）债券交易业务统计。金融稳定理事会（FSB）针对证券融资交易的金融统计问题，分别于2015年《国际证券融资数据收集与汇总的标准与流程》、2018年《证券融资交易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等文件，为证券融资交易的数据采集工作提供了参考。从全球债券市场发展来看，债券借贷与回购业务是一种非常活跃的交易行为。尽管不同国家的交易形式有所差别，但《指引》特别强调交易对手方是交易数据的重要来源，对于中央清算交易来说，中央对手方则是主要的数据提供方。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作为本国数据的汇总人应确定本国数据的涉密级别，并在月末后15个工作日内，与全球总汇总人共享月度数据。3.各国综合统计经验。（1）法律基础明确。美国、欧洲先后出台多部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采集数据的权力和范围，同时为不同部门采集数据时的协调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如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监管机构的数据统计权力、范围、频率提供了法律基础。（2）数据报送机构集中。在债券市场统计方面，主要的数据报送机构为交易所、清算所、中央证券存管机构等，即各国的交易平台和提供交易后端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由于清算所和中央证券存管负责债券交易的清算和结算，掌握债券市场的核心交易数据，因而在债券市场数据统计工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各国债券交易的实践来看，G20国家除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土耳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呈现出集中统一的金融基础设施架构。其中，欧洲于2006年提出建设T2S平台统一欧洲证券结算系统的建议，并已于2017年9月完成全部阶段建设，实现泛欧金融市场证券结算平台的一体化建设。（3）信息共享机制健全。美国、欧洲、英国等通过法律制度安排、谅解备忘录形式或者跨部门组织的协调下完成信息共享工作。如美国各监管部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指导下，强化信息采集与共享工作；欧洲通过谅解备忘录形式与欧盟统计局、欧盟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共享信息；英国各监管部门根据《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采集和共享信息。（4）各国统计标准严格。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均依据SNA框架编制债券市场持有、发行及交互表数据，并根据BIS、IMF、ISO等国际组织对统计要素的修订，及时更新本国的统计数据方法，如欧洲央行采用HSS作为欧元区证券统计标准。

三、我国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

截至2018年3月末，我国债券市场规模76万亿元，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分别为28万亿元、29万亿元和19万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24%、12%和15%。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三、信用债券市场全球第二，出于服务于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深化我国债券市场统计需贯彻最优统计成本原则并满足监管工作需要。1.建设现状与主要问题。（1）上位法有待完善。2018年4月，国务院颁布《意见》，明确了债券市场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了人民银行牵头完善债券市场统计的任务。同时，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人民银行统计数据的范围限定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法》对债务证券的定义也过于狭隘。此外，银保监会、证监会有相应的行业性数据统计系统，包含债券市场微观主体的投融资等信息。（2）统计信息零散、割裂。针对债券市场统计工作，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了《债券统计制度》，明确报送机构包括四家交易所、三家中央证券托管机构和一家指数公司，并为其他有关机构预留了政策空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债券市场登记托管机构分散导致市场割裂、信息割裂、市场服务机构割裂的问题，无疑增加了债券市场统计的难度与精度，不利于快速获取和把握债券市场整体情况。此外，这种重复建设也加剧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割裂，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监测、评估和处置机制，降低了债券市场的安全和效率。（3）统计标准不一。2012年《金融业“十二五”规划》对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建设提出了初步要求，制定了我国金融统计标准，如《金融工具统计分类及编码标准》、《金融工具常用统计术语》等。监管部门间不同的统计口径也降低了信息使用的便利性和信息的可比性。信息标准差异容易引起误读，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负担。此外，中国先后采用数据公布通用标准（GDDS）和特殊数据标准（SDDS），以规范信息披露工作。从实践来看，我国数据公布、透明度标准较SDDS的差距较大（叶文辉，2016），如缺乏统一的统计分类，无法直接与他国金融活动、金融结构相比较。（4）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加强。目前信息共享的充分性和及时性不足，既存在监管信息未充分共享，不同部门重复建设系统、采集信息，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也存在部分信息收集出现盲区的问题。由于信息共享的不充分和标准不一致等问题，导致目前监管信息呈现碎片化趋势。2.政策建议。（1）健全金融统计法律法规。一是建议推动金融统计法律法规的出台，同步修订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二是建议在推进《证券法》修订工作中，整合债券市场制度规则，完善证券法律制度。如修订证券的定义范围，纳入符合证券属性的相关产品，并兼顾不同交易场所的特征差异，为指令驱动交易和报价驱动交易预留差异化风险控制细则的空间。（2）统筹规划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一是建议结合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整合趋势和现代化趋势，优先推动我国形成统一的证券托管结算体系，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改善债券市场割裂的现状。二是建议参照他国金融基础设施在国际标准应用中的角色，推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在执行国际标准中的作用，如申请成为LEI地方运营系统等。三是研究建设数字化金融监管平台，在加强信息共享和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完善数据利用。探索大数据、云计算在债券市场统计中的应用，基于数据标准化与互联互通，引导各类金融基础设施深入挖掘数据，发现潜在风险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设置风险预警指标，提升监管的前瞻性和有效性。（3）推动数据信息标准化。一是建议基于HSS统计方法，明确各类债券品种性质，研究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统计标准，提升数据信息的可比性。目前，与HSS产品定义类型相比，我国债券品种较少，如资产价格联结债券等，设置相应标准时应为产品创新预留足够空间。二是建议加入SDDSPlus，推动法人机构识别标准LEI在我国的应用，提高数据报送的全面性、准确性和规范性。三是建议尽早编制债券发行和持有交互表，在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强化债券市场关联程度分析。（4）强化监管协调与信息共享。一是建议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下成立专门小组，基于现有行业格局和监管框架研究明确各部门的数据收集范围、信息共享内容和实践要求，清理重复收集数据，建立规范的跨部门定期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全面扩大数据共享范围。二是建设跨部门的电子化数据传输平台，对数据采集、使用、传输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监管部门之间建立公平的、职责一致的、适当的数据获取流程，以确保及时、有效地获取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1]CPSS-IOSCO．Principlesforfinancialmarketin-frastructures[DB/OL]．Site：www．bis．org/c-pmi/publ/d101a．pdfDate：2017-12-26．

[2]FSB&BIS．SecuritiesFinancingTransactions：ReportingGuidelines[DB/OL]．Site：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0-50318-3．pdfDate：2018-05-01．

[3]益言.监管科技的发展现状、技术运用场景和政策应对[J].中国货币市场，2017，（9）：63-66．

[4]方增平，叶文辉.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国际实践及启示[J].征信，2016，34（8）：88-92．

交易场所范文篇9

关键词：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资本市场

习惯上我们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称之为“三板市场”，视之为交易所市场(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之外的证券市场的第三层次。

一、三板市场范围内涵的历史演变

为解决STAQ和NET关闭后的遗留问题，2001年6月12日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2001年7月16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开办。曾经在法人股交易系统挂牌的杭州大自然和长白股份开始进行代办股份转让，标志着“三板市场”的正式建立。此后，原从主板退市的公司水仙A、B股开始在三板挂牌交易，三板市场又进一步扩展为可接纳主板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至此，三板市场的定位基本完成。2006年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2006年1月23日，中关村科技园区两家公司世纪瑞尔和中科软科技直接首发登陆三板市场。此时，三板市场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变成了：“三板”＝“STAQ”＋“NET”＋“ST”＋“半公众公司”至此，三板市场有了质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也为我国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着经验。

二、对发展我国三板市场的一些思考

(一)应给予三板市场明确的定位

2005年《公司法》、《证券法》重新进行了修订，但是对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的定位仍然闪烁其辞。新《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方式进行。”新《证券法》第39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种对场外交易市场既未否定又未肯定的做法，虽说留下了法律空间，但是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仍然游离于人们统一的思想认识外。

要用战略性的高度和前瞻性的思维来审视三板市场，不宜再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之类含糊其词的话来概括。在法律上首先明确三板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次，应对三板市场的形式、种类、条件做出具体规定，明确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对公开发行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都能允许在三板市场挂牌交易。证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场在上市标准方面应当既存在层次递进关系，又可以相互补充、适度竞争；最后，应当赋予不同的证券交易场所制定各自上市标准的权力。

在功能定位上，应兼顾其近期功能和远期功。从近期看，三板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弥补主板市场、二板市场的功能缺陷。从远期看，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三板市场不能仅仅作为股权流通的场所，还应具备股权融资的功能，以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证券交易市场。

(二)恢复三板发行市场，开放融资功能

目前，在三板市场进行转让的股票是股份转让公司在原交易场所流通的股份经过重新确认登记而来，进入三板市场时这些公司并不能发行新股。公司挂牌后，也不能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形式进行再融资。三板市场设计的初衷是解决原STAQ、NET市场遗留问题，后来则是为主板退市公司提供转让场所，及现在作为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的试点。目前，三板市场没有中小企业最需要的融资功能，通过与主板及中小企业板的比较，缺少发行市场是三板市场重大的缺陷所在。

(三)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保持了某种证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信息的充分传递，使报价向公平价格趋近，有发现价格功能，提高证券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做市商制度虽好，但在我国要三思而后行。在国外做市商制度的运行是以严格的监管、高度的自律和透明的市场交易为基础的。而这些基础，正是我们所欠缺的。目前，三板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是以有效价格范围内的最大成交量为准，较主板而言，没有连续交易和行情显示，所以主力机构更能借助资金优势操纵市场，其完全可能利用掌握的市场信息来为自己谋利，必将导致三板成为资本博弈、获取暴利的又一场所。

(四)打通“升板”通道，实现“梯级市场”

从三板市场、二板市场到主板市场应呈现入市条件逐步严格、企业素质逐步提高的趋势。当低层次市场上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达到高一层市场的企业上市标准时，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审批，进入高一层市场挂牌上市；当高层次市场的上市企业经营业绩不佳，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达到上市标准后，将被迫从高层次市场摘牌，退到低一层次的市场上去。我国三板市场之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其根源在于在三板市场挂牌的公司既没有融资的资格，也没有从三板升到二板、主板的可能性。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是导致三板市场难以发展壮大，进而导致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五)明确权、责、利，实行集中性与自律性结合的监管体制

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场外交易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是保证三板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定位券商、上柜公司、监管者的关系及今后的发展取向应成为当前制度设计中的关键。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主要采取法律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三板市场的自律监管体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监管机构是证券业协会；第二个层次是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第三个层次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的代办股份转让的证券公司；发行公司的自我监督管理构成监管的第四层次。针对不同层次市场的风险特征，实施差别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以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六)完善交易制度，逐步扩大三板市场规模

三板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都实行竞价制度，所不同的是前者实行集合竞价制度，而后者实行连续竞价制度。目前，三板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原因主要有：一是转让方式不连续。三板市场挂牌股份每周转让三次或五次，每个交易日收盘时一次集合竞价确定转让价格进行撮合成交。因而其价格只反映单一证券供需双方的价格情况，不能反映整体市场状况。挂牌公司信息公告时还需要暂停转让一天，使得可交易时间和次数大为减少。二是交易成本高。涉及投资者的费用包括开户费、确权费、转让佣金、印花税、非交易过户费用等，总体费用较高。另外，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披露不完善等信息成本。三是挂牌公司资产质量太差，投资风险很大。

截至2006年5月，在三板市场挂牌的股票不足50只，交易品种少，整体规模太小，难以吸引场外资金进场，导致市场低迷，股价不振。本来场外交易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众多证券种类，交易的证券主要是未能在证券交易所和二板市场批准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等。今后可考虑把非集中、非正式的有价证券上市、国债和企业债的交易、开放式基金的销售和赎回、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和管理等都纳入其中，以吸引投资者的进入。

(七)建立准入制度和优惠政策，促进三板市场的发展

2003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执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终止上市的公司必须申请其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由于终止上市的公司已经三年亏损，资产质量较差，投资风险较大。如果三板市场的扩容仅仅依靠这些公司，则该市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发展将无从谈起。建立三板的准入制度，让符合条件的公众公司进入三板，有利于改善三板挂牌公司的质量，活跃市场。从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建立新的挂牌标准。与主板市场相比，三板市场应该具有相对宽松的进入标准，特别是对经营业绩的较低要求。但是对于目前信用制度尚不完善的我国而言，不宜采取对企业规模和经营记录毫无要求的“无门槛”上市制度，只有符合一定挂牌标准(如一定的存续年限和注册资本等)的股份公司，包括历史遗留问题的定向募集公司，地方柜台交易中心上柜交易的公司，才可以申请在三板市场挂牌。

在三板市场上进行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的公司，以及挂牌的“半公众公司”不仅要披露年报、中报，还要披露季报，且挂牌前要在指定的报纸上上一年经审计的年报，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挂牌公司的成本。此外，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挂牌还有诸如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记录，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等条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使三板市场散失了专门为“低层次”公司服务的特色。因此应制定系列优惠政策促进三板市场良好运行，如降低税收和发行费用等。

参考文献：

[1]李淑龙，蒋虹.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0).

[2]周茂清.场外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探析[J].财贸经济，2005，(11).

[3]徐洪才.论建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9＋1＋1”模式[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03).

[4]过文俊.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其对大陆的启示[J].当代亚太，2005，(12).

交易场所范文篇10

关键词：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资本市场

习惯上我们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称之为“三板市场”，视之为交易所市场(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之外的证券市场的第三层次。

一、三板市场范围内涵的历史演变

为解决STAQ和NET关闭后的遗留问题，2001年6月12日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2001年7月16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开办。曾经在法人股交易系统挂牌的杭州大自然和长白股份开始进行代办股份转让，标志着“三板市场”的正式建立。此后，原从主板退市的公司水仙A、B股开始在三板挂牌交易，三板市场又进一步扩展为可接纳主板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至此，三板市场的定位基本完成。2006年1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2006年1月23日，中关村科技园区两家公司世纪瑞尔和中科软科技直接首发登陆三板市场。此时，三板市场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变成了：“三板”＝“STAQ”＋“NET”＋“ST”＋“半公众公司”至此，三板市场有了质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也为我国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探索着经验。

二、对发展我国三板市场的一些思考

(一)应给予三板市场明确的定位

2005年《公司法》、《证券法》重新进行了修订，但是对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的定位仍然闪烁其辞。新《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方式进行。”新《证券法》第39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种对场外交易市场既未否定又未肯定的做法，虽说留下了法律空间，但是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仍然游离于人们统一的思想认识外。

要用战略性的高度和前瞻性的思维来审视三板市场，不宜再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之类含糊其词的话来概括。在法律上首先明确三板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次，应对三板市场的形式、种类、条件做出具体规定，明确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对公开发行的证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都能允许在三板市场挂牌交易。证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场在上市标准方面应当既存在层次递进关系，又可以相互补充、适度竞争；最后，应当赋予不同的证券交易场所制定各自上市标准的权力。

在功能定位上，应兼顾其近期功能和远期功。从近期看，三板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弥补主板市场、二板市场的功能缺陷。从远期看，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三板市场不能仅仅作为股权流通的场所，还应具备股权融资的功能，以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证券交易市场。

(二)恢复三板发行市场，开放融资功能

目前，在三板市场进行转让的股票是股份转让公司在原交易场所流通的股份经过重新确认登记而来，进入三板市场时这些公司并不能发行新股。公司挂牌后，也不能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形式进行再融资。三板市场设计的初衷是解决原STAQ、NET市场遗留问题，后来则是为主板退市公司提供转让场所，及现在作为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的试点。目前，三板市场没有中小企业最需要的融资功能，通过与主板及中小企业板的比较，缺少发行市场是三板市场重大的缺陷所在。

(三)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做市商”制度

做市商保持了某种证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信息的充分传递，使报价向公平价格趋近，有发现价格功能，提高证券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做市商制度虽好，但在我国要三思而后行。在国外做市商制度的运行是以严格的监管、高度的自律和透明的市场交易为基础的。而这些基础，正是我们所欠缺的。目前，三板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是以有效价格范围内的最大成交量为准，较主板而言，没有连续交易和行情显示，所以主力机构更能借助资金优势操纵市场，其完全可能利用掌握的市场信息来为自己谋利，必将导致三板成为资本博弈、获取暴利的又一场所。

(四)打通“升板”通道，实现“梯级市场”

从三板市场、二板市场到主板市场应呈现入市条件逐步严格、企业素质逐步提高的趋势。当低层次市场上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达到高一层市场的企业上市标准时，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审批，进入高一层市场挂牌上市；当高层次市场的上市企业经营业绩不佳，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达到上市标准后，将被迫从高层次市场摘牌，退到低一层次的市场上去。我国三板市场之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其根源在于在三板市场挂牌的公司既没有融资的资格，也没有从三板升到二板、主板的可能性。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是导致三板市场难以发展壮大，进而导致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五)明确权、责、利，实行集中性与自律性结合的监管体制

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场外交易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是保证三板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定位券商、上柜公司、监管者的关系及今后的发展取向应成为当前制度设计中的关键。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主要采取法律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三板市场的自律监管体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监管机构是证券业协会；第二个层次是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第三个层次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的代办股份转让的证券公司；发行公司的自我监督管理构成监管的第四层次。针对不同层次市场的风险特征，实施差别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以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六)完善交易制度，逐步扩大三板市场规模

三板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都实行竞价制度，所不同的是前者实行集合竞价制度，而后者实行连续竞价制度。目前，三板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原因主要有：一是转让方式不连续。三板市场挂牌股份每周转让三次或五次，每个交易日收盘时一次集合竞价确定转让价格进行撮合成交。因而其价格只反映单一证券供需双方的价格情况，不能反映整体市场状况。挂牌公司信息公告时还需要暂停转让一天，使得可交易时间和次数大为减少。二是交易成本高。涉及投资者的费用包括开户费、确权费、转让佣金、印花税、非交易过户费用等，总体费用较高。另外，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披露不完善等信息成本。三是挂牌公司资产质量太差，投资风险很大。

截至2006年5月，在三板市场挂牌的股票不足50只，交易品种少，整体规模太小，难以吸引场外资金进场，导致市场低迷，股价不振。本来场外交易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众多证券种类，交易的证券主要是未能在证券交易所和二板市场批准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等。今后可考虑把非集中、非正式的有价证券上市、国债和企业债的交易、开放式基金的销售和赎回、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和管理等都纳入其中，以吸引投资者的进入。

(七)建立准入制度和优惠政策，促进三板市场的发展

2003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执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终止上市的公司必须申请其股份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让。由于终止上市的公司已经三年亏损，资产质量较差，投资风险较大。如果三板市场的扩容仅仅依靠这些公司，则该市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桶”，发展将无从谈起。建立三板的准入制度，让符合条件的公众公司进入三板，有利于改善三板挂牌公司的质量，活跃市场。从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建立新的挂牌标准。与主板市场相比，三板市场应该具有相对宽松的进入标准，特别是对经营业绩的较低要求。但是对于目前信用制度尚不完善的我国而言，不宜采取对企业规模和经营记录毫无要求的“无门槛”上市制度，只有符合一定挂牌标准(如一定的存续年限和注册资本等)的股份公司，包括历史遗留问题的定向募集公司，地方柜台交易中心上柜交易的公司，才可以申请在三板市场挂牌。

在三板市场上进行代办股份转让业务的公司，以及挂牌的“半公众公司”不仅要披露年报、中报，还要披露季报，且挂牌前要在指定的报纸上上一年经审计的年报，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挂牌公司的成本。此外，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挂牌还有诸如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续经营记录，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等条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使三板市场散失了专门为“低层次”公司服务的特色。因此应制定系列优惠政策促进三板市场良好运行，如降低税收和发行费用等。

参考文献：

[1]李淑龙，蒋虹.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0).

[2]周茂清.场外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探析[J].财贸经济，2005，(11).

[3]徐洪才.论建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9＋1＋1”模式[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03).

[4]过文俊.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其对大陆的启示[J].当代亚太，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