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发展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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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构造大致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一枝独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依附理论盛极一时，80年代后，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逐渐增强。

1、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及评述

1.1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直接得益于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接受了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变革和进化的‘两极理论’，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 [1] 现代化理论正是在传统与现代这种两分法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

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社会的发展都是相似的单一渐进式的发展。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走过的历史是其他后发展国家的必经之路。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已，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历的历史，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未来。” [2]

基于这两个假设，现代化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诊断，大体上可以概括为：“(1)价值的转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2)西方的工业化过程将在第三世界国家再现；(3)改变行为传统模式的变迁，是在现代化的推力下发生的，这个推力与西方社会长期发展所凭借的动力是一致的；(4)西方科技和观念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同时也将伴随着一系列阶段和深刻变化；(5)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体化的变迁过程，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结构系统有‘缺陷’，因而经济增长需要改组其结构条件——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阻碍为前提。一句话，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相信：由于西方科技的传播，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有的一切特征。” [3]

1.2对现代化理论的评述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不可否认，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蕴含了人类发展的一般共性，现代化理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积极的、有价值的。但是，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或欧美化，特殊性也有别于共同性。因此，现代化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其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发展中国家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相差很大，并且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差异。现代化理论试图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出一个“普世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注定不可能成功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发展中国家需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吗？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各发展中国家在其特定的环境中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任何文化都无贵贱之分，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向西方文化学习，将各种非西方文化模式都改造成西方文化模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无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吸收一些有益的西方文化要素，但绝不是“照抄照搬”或“全盘西化”。这种“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到挫折。

最后，从实践看，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由于它（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套用到发展中国家，这一‘西化’理论在这些国家并未达到期望的效果。实际情况是传统体制虽然被破坏了，但现代体制却始终建立不起来。并且，现代化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今后的发展问题上也遇到了麻烦。” [4]

虽然现代化理论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与不足，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否认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及评述

2.1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

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并未成功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这就促使人们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理论的概念结构‘能告诉我们的东西绝不会比别的范畴更多’。显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的批评是持‘激进’立场的。即使不断地对现代化理论加以修正，也不可能使现代化的幻觉有什么实质性地改变，因此，现代化理论必然要被抛弃。” [5]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以批判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依附理论便“呼之欲出”了。

依附理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发展，二是拉美国家在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现代化的实践总结。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1)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异质而非均质的，给其他地区带来的并不是和欧美一样的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是依附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对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判断。

(2)不发达状态和发达状态的关系不是线性更替的，而是平等共存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不发达不是实现发达的前一时段，而是发达的产物，发达在出现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发达。关于不发达状态和发达状态关系的判断是依附理论的另一个理论基础。这个观点首先是针对现代化理论中的发展阶段论提出的。

(3)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不足，不仅维持了，而且不断产生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

(4)依附既是不发达的表现形式，也是产生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依附形式有三种，一是殖民地的依附，二是进口替代的依附，三是跨国公司的依附，这是一种最严重的依附。三种依附形式反映了依附化过程的三个阶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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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他通过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主要内容 及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等方面进行阐述，得出探索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人；当代价值

真正揭开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幕始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有了大大的提高，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乃至危机。这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两者能否统一，如何统一，这是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只有说清楚，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1.社会历史观与主体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一般关系，概括地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二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历史观主要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侧重发展中的“真”。主体价值观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侧重发展中的“善”。其二，社会历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主要是引导人 们的行为。价值观作为一种评价尺度，引导人们在历史发展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其三，虽然真是构成善的基础，但当下并不必然善。在历史发展中某些价 值的实现可能会以牺牲别的价值为代价。就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是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要生存， 就要生活，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其二，从发展的趋势看二者是统一的。生产劳动实践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它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其三，从两者的内容上看二者也是统一的。从上面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问题角度的考察，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目的是为了人们行为的善，而人的行为 的善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真，才是真正的善。

2.发展与批判的统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本质规定就是发展与批判的统一。这里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而是指他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所体现的批判功能。

其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活动的发展。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社会发展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过程。

其二，基于实践对各种各样关于社会发展非科学观点的批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样就使各种非科学的观点，都在此基础上烟消云散。

其三，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批判，对主体所创造的理论自身进行反思、扬弃和超越。时代在前进，马克思的研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对理论自身进行反思、修正、并达到完善。

3.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所谓科学，是指马克思从客体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所谓价值，是从主体角度考察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状态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具有价值评价的特征。它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和价值取向。

其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科学和价值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内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价值评判逐步确立起来的。在当他对生产 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演进关系从质到度都把握住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也促使他进一步完善和 深化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二，从理论内容上看，科学和价值也是统一的。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揭示，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而它的说明又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与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同，它十分强调人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能动创 造作用，高度重视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严密整体。就其理论中最基本、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而言，主 要有以下方面：

1.社会发展主体论。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社会发展就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矛盾过程，能否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2.社会发展规律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因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因为它的推动，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并顺次经过五种社会 形态。

3.社会发展动力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借助于各种具体的直接动力因素表现出来，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汇集成一个合力，并对社会发展发挥整体作用。

4.社会发展趋势论。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社会进步论者，认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社会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前进上升的总趋势。

5.现代社会批判论。（这里的“批判”是指对社会的理性分析与批判，尤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的理性评价）他追求的目标是要****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幸福寻找一条现实的道路。当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辩证的、历史的。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专门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兴起与二战后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1.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原因

二战后，世界整体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是东西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60年代后社会主义阵营 破裂，形成了以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实质是世界和平问题。二是南北关系问题。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 少数发达国家相对的南北关系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相互交叉的复杂局面。

在这种格局下，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战后新兴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是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所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

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

就二者的比较来看，最根本的是他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角度、方法的不同。

（1）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作基础的，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尺度，考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连续性和动态趋势，这就科学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过程及方向。并且他还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分析，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没有马克思的宏大的历 史观作基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论述，不管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设想都只是浮于表面，没有从本质层次上探讨不发达国家的出路问题。

（2）二者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又指出了要将社会主义现 代化超越的可能和趋势。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就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转变的趋势。

（3）二者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同

现代化理论给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马克思的理论，在以民族利益 为出发点的世界整体关系中，必须扬弃私有制，通过发展生产力、政治革命等的形式，来改变世界整体发展格局，建立一个合理、公平的世界。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探索和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有利于突出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这个主题。同时，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本真精神。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坚持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和意义，

第一，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质。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和谐社会的实质也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二，准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树立辩证的发展观。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们的主体能动性 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绝对至上主体。从而陷入了理性至上主义，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自 然灾难。

第三，明确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加快新时期社会建设。马克思要求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显然是要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市民社会的新的社会生活样式。

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其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全面实现中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4

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

刘新刚.《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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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理论分析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规划项目：“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联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G10010）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6月20日

一、引言

我国学术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界定并不一致，大多是从高等职业教育涵盖范围（即外延）、高等职业教育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或目的进行界定的。如，“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能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备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高等职业教育是技术实施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实施技术作为其知识的主导框架；高等职业教育以实例和课题为组建知识的重要方法和方式；高等职业教育以情景模拟为教学的重要手段。”还有就是用“属概念加种差”的方式得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义：“由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的旨在培养高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称为高等职业教育”。就是说，高等教育阶段是培养高技术人才的教育。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的两个类型，当然有衔接有沟通，不是层次上的差异而是类型上的差别”。强调高等职业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的教育。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年16号文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

区域经济，泛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在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上，区域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区域经济是由各种地域构成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有机结合、多种经济活动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区域经济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面向区域经济建设的高等教育，它在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推广科学技术、引领区域经济等方面都是围绕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展开的。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它的生命力在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服务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结构调整的内涵、规模、专业类型和层次差别等。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关系

（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需求是高等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来源。高等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内部，而是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人才需求。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应用开发型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日本和美国为例。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非常发达，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了多层次、开放性、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特点是：整个体系由短期大学、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等多样化教育机构组成。日本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实践型技术人才为根本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已形成了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课程设置的基本理念是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文化教育，适应时展的要求。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日本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建立了包括社区学院、技术学院、区域学校和工业管理学院等在内多层次、多种类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这些高等职业院校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技术性人才，而且也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二）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依附性，是培养区域经济发展优势群体的摇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区域产业结构决定了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不同地区的产业特点对劳动力的类型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和发展趋势及其对劳动力类型的需求结构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有着直接的影响。区域科技结构决定了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区域科技结构的变动和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层次的需求，直接关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层次。未来社会是区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积极应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适应中提高发展能力，以办学特色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理论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基本理念。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本质上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教育，而区域经济是遵循着非均衡的轨迹发展的，因此高等职业教育也将通过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手段在明确的分类指导下，以发展求突破，以期与经济社会形成双向适应拉动的态势，直接融入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做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设定，是通过非均衡的发展途径，达到相对均衡的发展目的，教育均衡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教育均衡发展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发展中求均衡，资源配置不仅仅是单线的“锦上添花”，更是要统筹的“雪中送炭”；另一方面要注重非均衡发展中的增长极。就经济现象而言，如果存在一个经济集聚发展的区域空间，位于这个区域空间中的某个引领性或推进性的发展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在一个区域空间，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是往往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这些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辐射并扩展，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由点而面的关键的拉动作用。教育也有相同的现象，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增长极。一定意义上，鉴于社会需求的直接性和急迫性，高等职业教育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可以成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实验区。鉴于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地区其他教育而言，可以成为高教强省、高教强市的首选点和增长点；鉴于政府积极引导投入和社会广泛响应支持，国家和省市二级示范性建设高职院校对于全国高职院校而言，可以成为教育教学的改革样板和辐射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外部关系规律。外部关系规律是指高等职业教育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关系规律。它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而言的，其简单表述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适应”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受一定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二是要为一定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直接的联系。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化是使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主动适应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做出敏锐的反应，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专业设置、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入改革。就某一所高职院校而言，它不仅要注意研究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研究与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技术优势相匹配的技术市场的变化，研究与地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相关联的行业经济的变化，而且要特别注重高等职业教育所处的周边关系，尤其是政府关系、社区关系和媒介关系的处理。高等职业教育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义不容辞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与高校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全息结构。全息结构是一个由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四个子系统（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力再生产、自然再生产）构成的“四位一体”的空间网络结构。它的主要特征是，任何一个微观子系统的内在结构都反映出宏观大系统的一般结构特征。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力生产三个系统简化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事知识和技术生产的科技活动，科技活动既为经济活动提供知识与技术，又为教育活动提供新的教学内容和技术手段；教育活动是人力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教育活动为经济活动输送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为科技活动提供科技人才，科技反过来又成为教育活动的知识源泉。教育、经济、科技三者密切配合，互相促进，在整个人类活动系统中同时并存，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同样具有全息结构的特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城市不同层次级别的系统中都包括这三个系统。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系统，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区域内的教育、经济、科技的互动作用。各种不同的区域经济在发展并形成自身经济特色时，必然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并行发展与配合，是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获得最佳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教育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二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层次、一个目的，而后者则是前者的一个方面、一条途径。教育必须与生产相结合，则要求教育发展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即要求学校恰当地安排学生参加劳动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迫使高等职业教育要走出一条适应我国和地区发展的新路子。而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就是其本身发展所能够实现的合理的途径。

（五）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动力机制。教育的动力机制是系统地、综合地起作用的，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发展往往由几组对应的关系相互作用拉动或推动，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反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愿景与政府政策法规保障，行业质量要求与院校开放办学，社会尊重人才、尊重技术与院校改革创新。从分析的角度看，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部拉力有相关的两端，即经济社会发展与行业企业能级提升的直接动力和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导向的主导动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行业企业的需求催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政府则根据经济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水平、区域特点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人才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通过行政调控，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财政投入标准，规范院校办学方向、专业设置和规模，引导高等职业教育适时对路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内部推力也有相关联的两端，即高职院校为生存而自发应对与为发展而自觉做强的内驱动力和社会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感召动力，高等职业教育首先是作为教育事业而存在的。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创新企业服务能级提升和新技术开发和应用需要大量第一线的技术人才。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做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职院校的职责，也是高职院校的价值追求。同时，学校教学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对接，学校多元化的办学路径与精致化的办学业绩会受到行业企业的欢迎、赢得社会的赞誉，反过来促使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六）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特定方式。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补偿性特征，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的起点较低，为弥补我国与世界高等职业教育的差距，在一个时期内采取了急剧的快速的增长方式：当高等职业教育的增长达到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世界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基本相当时，补偿性增长就会逐渐转化为适应性增长，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和自身逻辑可持续地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补偿性发展阶段需要过渡性对策，逐步迈向适应性目标。做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方式，是在补偿性增长的方式下，采取延用适应性增长方式的目标思路，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处理好高等职业教育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匹配关系，充分考虑区域对于发展程度的经济承受能力，适度超前但不盲目拔高，面向需求但不急功近利，建立人才需求监测预警系统，避免出现投入过度不足、人才结构失衡和人才过剩等现象；二是处理好高等职业教育数量规模与教学质量的互促关系，加强教学资源的统筹和师资队伍及教学条件的配置，降低稀释效应，最大限度化解质量代价；另一方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后发性特点，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的起步较晚，但可以具有后发优势。这一优势在于：立足类型教育的改革，实施赶超战略，产生蛙跳效应，特色的类型的赶超战略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的可行选择。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做强高等职业教育，建成一流的高等职业教育，其路径是融合社会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充分强调建设主体作用，力求通过学习模仿创新实现追赶目标，国家示范性建设院校就是后发赶超的典型范例。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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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种族中心主义，社会认同，自我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

分类号 B849:C91

群体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社会认同理论已成为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是Tajfel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起来。后来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它的提出促进了社会心理学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为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阐述。

1 社会认同理论的背景

1.1 种族中心主义

社会认同理论产生于解释群体间行为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entrism）。种族中心主义是指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群体内行为和群体间行为显现了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特征[2]。对“群体行为普遍的种族中心特征”的第一次论述要追溯到1906年萨默的记述。最初对种族中心主义的解释最有影响的是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

1.2 现实冲突理论

在Tajfel之前，对群体间行为较早的研究是Sherif在1961年进行的儿童夏令营实地实验。研究中Sherif将来自于各地互相独立不认识的儿童，在到达夏令营之后就分为“响尾蛇”与“老鹰”两组，刚开始只是从事小组内的活动，例如爬山；后来当两组从事竞争性质的活动，如球类比赛，两组成员的冲突与对立与日俱增。接着提供有限资源的竞争，如水资源，此时两组成员已变成相互敌对，成员对自己的小组表现高度的认同与向心力，而对另一组的成员表现出仇视的态度与行为。

Sherif的实验揭示了群体间客观关系对群体间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由此，Sherif提出了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他认为，群体间态度和行为反映了一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如果群体目标不一致，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自己的目标，就会出现竞争，因此，群体间就倾向于有歧视的态度和相互的敌意。另一方面，如果群体目标是一致的，所有群体都朝同一目标努力，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更易于建立共同的、友好的、合作的关系。但是，仅有现实冲突还不足以解释群体间行为，Tajfel后来的研究对现实冲突理论做了很好的补充。

1.3 群体间偏见的最小条件

Tajfel（1970，1971）采用了最简群体实验范式（Minimail-Group paradigm），创造了一个微型的“群体世界”，使实验者可以深入地观察群体的运作方式[3,4]。他先请被试对一张卡片进行点估计的作业，并以此为理由随机地将被试分为两组，高估组与低估组。接着要求被试进行资源分配的工作。结果显示，这些被试虽然与同组成员互相不认识而且从没有谋面和实际互动，但还是分配给自己所在组别成员较多的资源。Tajfel的实验有以下特点，例如：（1）群体成员间不曾有真的面对面的互动（2）没有群体内的结构（3）群体间没有任何过去与文化[5]。研究结果显示，当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而产生一种认同感，这样的认同所引起的给内群体较多资源以及正向的评价的现象称为内群体偏向；而对外群体成员则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这种现象称为外群体歧视[5]。

最简群体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即使是把人分配到一个简单、无意义的类别中去，也足以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

2 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等人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

2.1 社会认同

2.1.1 基本观点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在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

2.1.2 社会认同的定义

Turner和Tajfel（1986）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认为个体认同是指对个人的认同作用，或通常说明个体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是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而社会认同是指社会的认同作用，或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6]。

Tajfel（1978）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7]

社会认同最初源于群体成员身份。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而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是通过在内群体和相关的外群体的比较中获得的。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就会离开他们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人们会使用各种策略进行区分，Turner和Tajfel认为有三组变量会影响群体间区分：（1）人们必须主观上认同他们的内群体；（2）情景允许评价性群体间比较；（3）外群体必须是可以充分比较的。

Tajfel认为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即对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的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

2.2 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的[8]。

2.2.1 社会分类

Tajfel在1963年的一个实验表明，当要求被试从不断变化的标为A的四根短线和标为B的四根长线中判断长度时，他们倾向于夸大A和B之间的差异。这种现象称为“加重效应”（accentuation effect）。加重效应同样表现在对社会刺激的知觉上。Secord 1959 年在一系列研究中，给被试呈现一系列人的面部照片，其中包括纯种的高加索人一直到纯种的黑人，要求他们评价相貌上的黑和心理上的黑。结果被试将图片分为黑白两组，并趋向于夸大一组内的相似性和两组间的差异。这种基本的加重效应在许多其他的研究中也得到充分的证实[2]。

Turner（1985）进一步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对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因此在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当人们进行分类时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将会赋予自我，这就是一个自我定型的过程。个体通过分类，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我方群体成员。

2.2.2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使社会分类过程的意义更明显，这样使积极区分的原则起作用，而积极区分满足了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群体间比较通过积极区分原则使个体寻求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在进行群体间比较时，我们倾向于在特定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而对群体内成员给予更积极的评价。这样就产生了不对称的群体评价和行为，偏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即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认同所属的群体。

2.2.3 积极区分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所有行为不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在社会认同水平上的自我尊重是以群体成员关系为中介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而突出某方面的特长。因此，在群体中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其他成员更出色，这就是积极区分原则。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过分热衷自己的群体，认为它比其他群体好，并且从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群体间的差异，这样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群体间冲突和敌意。

2.3 自尊假设

人们通过积极区分来获得评价性的积极的社会认同，而积极区分是为了满足个体获得积极自尊的需要。这就暗示自尊的需要激发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行为；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满足自尊的需要。

Abrams和Hogg(1988)进一步说明了自尊假设的两个推论[9]；推论1：成功地进行群体间区分可以提高社会认同，从而提高自尊。作为群体成员，个体将内群体越积极地与外群体区分就会获得越高的自尊。推论2：由于获取积极自尊的需要，低自尊或自尊受到威胁都会激发群体间歧视行为。然而推论2的证据并不充分，更多的证据支持了推论1，对于推论2更多地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例如：Houston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高自尊的或群体中高地位的人表现出更多的群体间歧视行为[10]。

2.4 社会结构

社会认同理论的第二个部分明确地对群体间地位关系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群体中低地位群体成员的自我激励策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通过群体关系来维持和提高社会认同，采用的策略有三种：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和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对策略的选择依赖于他们对自己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的知觉。群体关系的三个变量包括：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群体地位合理性（legitimacy）和这些差异的稳定性（stability）。而在群体关系的不同情况下个体会存在两种信仰体系：社会流动信仰体系（social mobility belief structure）与社会变革信仰体系(social change belief structure)。

2.4.1 社会流动信仰体系

当人们相信群体的边界具有通透性，一个人可以在各群体之间流动时，就会产生社会流动的信仰体系。地位低的群体的成员如果具有这种信仰体系，他就会努力争取加入另一个地位较高的群体，从而获得更满意的社会认同，例如考取功名。这种策略被称为个体流动。一般而言，地位高的群体会极力提倡这一信仰体系，因为它并不试图改变群体之间地位的现状，而且可以降低弱势群体的凝聚力，避免其成员集体性的对抗行为。但是，地位高的群体也会对个体流动的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免他们对自己构成威胁，例如美国对移民数量的控制。

2.4.2 社会变革信仰体系

而当人们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和不可通透的，社会流动低，一个人不能从一个地位低的群体进入地位高的群体时就会产生社会变革的信仰体系。这时弱势群体成员就会加强对自己群体的认同，要求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消极方面的评价进行重新评定，甚至以集体行动来社会对弱势群体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方面的策略分别为两种：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

社会创造，是当群体间关系的现状被看作是合理的、稳定的，弱势群体的成员所采用策略。这种策略包括选择其他的比较维度、重新评估现在的比较维度的价值，以及改变与之比较的群体即与地位相同或地位更低的其他群体进行再比较。对于前两种方法，优势群体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在许多时候它会极力维护原有维度的价值。如果群体关系的现状被看作是不合理或不稳定的，那么弱势群体的成员就会采用社会竞争的策略。这时，群体成员可以在导致其消极区分性的维度上与优势群体进行直接的对抗，如游行示威、政治游说、甚至革命和战争。而优势群体也会采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压制，以维护其优越地位。因此，这一策略最可能引发激烈的群体间冲突。

3 社会认同理论新进展

3.1 集体行为

社会认同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集体行为。特别是在群体间冲突的研究上。传统的理论，例如相对剥夺理论或者挫折－攻击理论把抗议、骚乱和变革等集体行为看作是个体挫折或不满的产物。以往的研究表明弱势群体间的比较产生的集体不平等感和不满足感与集体行为密切相关。而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由相对剥夺产生的不满受社会认同过程的影响，社会认同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Smith等人（1994）的研究发现群体成员的集体剥夺感在他们对群体表现明显的认同时更为敏锐[11]。Kelly和Breinlinger从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发现，“对于有强烈认同感的女性活动家来说，参加集体活动，做一些有利的事情，是她们社会认同感的核心”[12]。Liss等人（2004）也发现对女权主义的认同对女权激进主义行为具有预测作用[13]。Kelly等人（1996）以及Simon（1998）的研究发现参加商业联盟、同性恋群体、老人群体体等的人对这些群体都有积极的认同[14]。Hirose等（2005）的研究发现次级地位群体的集体行为与内群体偏好成正相关[15]。新近的研究也都证明当个体强烈的认同他们的群体时，会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甚至参加集体行为[2,16] 。

另外，对于社会认同与组织行为的研究发现社会认同与组织行为也有高度的相关。积极的实现组织目标、为组织贡献的意愿以及低的旷工和离职动机都表现出与对组织的高度认同相关。Greene（2004）对党派偏见的研究发现，对党派的认同水平可以预测党派偏见[17]。

3.2 种族问题

社会认同理论一直重视种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并在种族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于种族间态度，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的种族群体越认同就会对不同种族群体表现出越少的友好态度。相反，多文化理论却认为，对自己种族的认同与对其他不同种族群体的高度接受是相一致的。许多研究的证据更多的支持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Negy 等人（2003）对486名包括大学生的研究[18]显示了种族认同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具有显著相关。Sidanius等人（2004）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种族倾向的学生群体的追踪研究发现，种族群体成员身份提高了种族认同感，从而增加了种族间偏见以及对种族群体间矛盾的知觉[19]。Johnson等（2005）对255名白种澳大利亚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研究也发现，对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可渗透性、合法性以及较高的内群体地位）的知觉可以预测高的外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20]。

4 评价与展望

4.1 评价

Tajfel和Turner的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群际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该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社会认同”概念已经被社会心理学所广泛接受，并激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把人际和群际行为进行了区分，并把认同在个体和群体层次上区分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自我知觉水平。另外，社会认同理论还对人际比较与群际比较，个体自尊和集体自尊进行了区分，这些概念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认同理论把“社会的”理解为在群体关系背景之下的，认同是在群体关系中产生的，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的位置，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这与美国的认知社会心理学从个体层面理解的“社会的”有着重要的区别，成为欧洲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在美国，社会认知范式是社会心理学最主流的研究范式，随着欧洲社会认同研究成果的发展，90年代以后，社会认同研究在美国的研究开始兴起，社会认同理论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理论之一[21]。可见，社会认同理论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影响。社会认同理论已成为战后欧洲心理学对世界社会心理学最有贡献的理论[22]。

Tajfel等人采用的最简群体研究范式在涉及群体心理的实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Tajfel等人由此开辟了对群体进行实验室实验的先河。当然，我们应该看到，Tajfel等人所说的群体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类型，内部成员缺乏互动。另外，对认同概念本身还需在新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在自尊假设、低地位团体成员的自尊策略选择等方面在研究中的证据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4.2 展望

近10年来，整个欧洲社会心理学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逐渐走向融合，社会认知研究与社会认同研究也出现合流的趋势，当前社会认知范式也成为当代欧洲社会心理学主导的研究范式之一[22]。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研究也转向认同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方面。最近，对群体成员社会认同的动机研究正从自我激励转移到检验人们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或寻找他们群体成员资格的意义上来。另外，新近的研究发现，认同的表现方式也是不同的，个体差异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差异例如：个体对特定群体的认同强度差异，他们的社会优势倾向的不同，表现偏见的意愿的不同。在未来的研究中，社会认同理论有几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对社会认同概念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对比较策略的选择；在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认同的内隐过程的分析[1]。社会认同理论的早期研究领域主要是群体偏见和冲突，它的解释主要是在消极的方面，而应用社会认同的原理研究如何消除群体偏见和冲突将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新近的社会认同的研究中发现通过群体接触和重新分类等策略可以消除群体偏见或冲突[23]，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的研究集中在香港，如：林瑞芳、赵志裕等人（1998,2003,2004）关于香港青少年社会身份认同、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21]。而方文（2005）对北京基督新教的分析研究[24]成为内地应用社会认同观点研究的开端。在中国，通过研究本土的社会认同现象来验证和增补社会认同理论，将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群体偏见和群体刻板印象的研究中社会认同的作用不容忽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流动，弱势群体地位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另外，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认同、民族刻板印象和民族偏见的关系等研究中社会认同理论将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考察群体认同对群体态度和行为如性别、职业、民族刻板印象等的中介作用，也将会是心理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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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残障分类（ICF），残障者是指身心功能紊乱和社会意外造成的损伤后果的社会人，而残疾人是指因先天和后天身体机能受损，而造成无法正常生活的病人。在2001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我国和其他190个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协议，同意采用ICF的划分标准。“残障者”和“残疾人”概念内涵与外延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也有区别。“残障者”这个概念体现了在当代社会思潮中“正常化”理论的应用语境。“残疾人”是医疗模式下的概念，而“残障者”是社会模式下的概念[1]。“残障者”这个概念体现了国际组织与社会思潮的新趋势，论文将运用“残障者”这个概念去分析该群体的社会保障理论历史发展轨迹。

理论是指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理论除了是一种认知的总结和归纳，更重要的是在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由思想萌芽、理念、理论模式及其行动原则等部分构成。探索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不仅在于要弄清针对残障者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系统的认识，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认识过程，了解它在指导残障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因此了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对于掌握其内在规律及其在实践过程中地位与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回顾

在国内有限的论及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专著中，大多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展开论述。例如余向东从残障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角度，论及相关理论。在其论述中，他阐明了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基础有人道主义理论、公平正义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现代残疾人观等。同时在论及残疾人社会保障基本理论模式中，论述了先天宿命理论模式、个体残损理论模式以及社会缺位模式等[2]。马洪路从残障者社会工作的角度，论及了残障者社会保障相关理论。他把残障者相关理论分为四块：残障的发生理论、残障的预防理论、残障的社会参与理论以及残障的扶助理论等[3]。李迎升、厉才茂从社会保障角度论及残疾人社会保障理论，其论述主要围绕着残障者医疗模式理论与残障者社会模式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对比展开[4]。

在国内论及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学术论文中，大多从特定时期和特定的区域去展开论述。例如梅运斌、王国英在分析现代欧洲残疾观的演变过程中，重点论述了残障者医疗模式理论与残障者社会模式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其划分时间的节点为1981年[1]。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残障者理论是由个体残疾理论向社会参与理论过渡，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残障者社会模式理论则更强调正常化理论与社会融合理论。李莉、邓猛在对近现代西方残疾人社会福利保障的价值理念分析中，分析了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由社会公平理论、公民权理论到残障者社会模式理论的过渡过程[5]。

另外也有不少学术论文将焦点集中在残疾观念对比和发展上。冬雪分析了残疾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由“残废人”到收养、救济，再到“平等·参与·共享”的阶段[6]。奚从清在对新、旧两种不同的残疾观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新残疾观的基本内容、形成条件等问题[7]。郑雄飞分析了残疾观的演进过程——先天宿命论到个体残损论再到社会缺位论[8]。

在国外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学术文献中，学者们更多的是从一个较大的理论模块中去展开论述。Michael Oliver、Bob Sapey从残障者社会工作角度，论述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中个体型残疾理论与社会型残疾理论中，假设与理论内容的区别[9]。Raymond Lang以及Daniel Mont从社会公平理论出发，论述在工作和教育上应给予残障者更多的机会[10]。Richard K.scotch与Reiko Hayashi论述了人权运动对残障者福利事业发展的作用[11]。Paula D.Kohler与David H Dean论述了公民权理论在残障者社会保障领域的影响等[12]。

既往的研究，开拓了残障者社会保障领域的理论研究，但较缺乏对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同时也缺乏系统与历史的梳理。因此为发展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亟须对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整理和分析。

二、各个历史时期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具体内容与特征

探究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历史轨迹，首先要明确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各历史分期节点。根据一般的历史分期的划分，一般把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古代、现代与当代。结合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相关文献，论文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理论称为古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工业革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称为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以及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称为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由于现代和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在西方，因此在论述现代和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中，论文只论及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

（一）古代国内外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状况

1.古代国外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

由于西方中世纪的时间跨度较长，宗教对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观点上：残障者宗教论与残障者慈善观。

宗教历史上，残疾被视作上帝的一种惩罚，残障者通常被视为罪恶、巫师等的化身。残障者往往会被驱赶，甚至被流放。宗教组织本着其教义与除罪的责任，往往会收容一部分残障者，对他们进行各种宗教礼仪和活动，对他们进行除罪。残障者宗教论认定残障者是罪恶的化身，但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宗教通过教廷以及修道院给了残障者栖身之所，并给予他们一些物质生活条件。

与残障者宗教论对应的是残障者的慈善观。在基督教教义中就有规定，每个家庭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去救济穷人和残障者。但是在宗教的慈善观里面，残障者通常被视为悲剧和病态的个体。那些被救济和施舍的残障者，往往被看成是社会的寄身虫和无能者。在施舍的过程中，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被施舍者往往要受到施舍者的歧视。

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医学的逐步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残障者是由于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造成的。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残障者往往被视为社会劣势群体。当时社会出于整体安全需要，给予了他们必要的关心和爱护。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残障者的个体医疗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残障者被认为是病人，是与正常人相对立的“非正常人”。残障者的个人医疗模式对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古代中国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

古代中国残障者社会保障思想，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的，这点有别于西方的以宗教组织而肇始。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统治安全，力推“民本”思想。“性善论”的孔子和“性恶论”孟子、荀子都力推该主张。

孔子提出的社会救助思想，是以其仁爱思想为基础，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3]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他的民本思想同时也体现着中国古代对社会弱者的关注。荀子对孔、孟的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明确指出：“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14]

在中国古代，政府层面，本着“仁政”思想对残障者展开救助，集中体现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治理思想之中。在中国古代政府普遍设立“问疾”类部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聋哑、盲人等残疾人的国家收养，对他们进行治疗与生活照顾。同时基于家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宗族系统承担了少量的残疾人生活照顾责任。在中国古代对残疾人社会救助系统中，政府和宗族系统的分工有着明确的划分。在《唐令拾遗》中就有明确记载：“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15]

国内外古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基本都是将残障者视为非正常人，对病态的人加以社会扶助。在社会扶助主体上，西方主要是宗教组织，而中国是国家为主体的，这也从历史根源上造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残障者社会保障发展路径。另外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内外古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念，只能称之为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思想萌芽，它们还不是一种系统化的认识。

（二）现代国外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状况

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发展问题不断突显。由于工业化大机器生产造成残疾人数目的激增，各个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对残障者等弱势群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从此，对残障者的保障措施和救助方式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残障者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极其丰富，其内容主要是论述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中的社会公平论、公民权论和人权论等。

1.基于社会公平论的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

“公平”指公正、平等地对待人。到了近现代，西方对社会公平最具有典型解释意义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他认为，道德层面的社会公平，就是每个社会成员所追求和拥有的社会公平；制度层面的社会公平，就是某一个制度必须保证社会公平，这是社会公平的两种含义。只有保障这样的社会公平，社会制度才能维持下去[16]。在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福利思想体系里，社会公平的含义逐渐发展到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公平，也包括权利、机会、规则、过程和分配的公平。

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残障者与一般社会成员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有着特殊的社会需求和生活方式。虽然如此，但残障者在人格上，在政治权利上，生存发展权利上与其他社会主体是平等的，毫无尊卑贵贱之分。《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旨在说明残疾人是人，基于公平，社会就应该予以公平对待。

2.基于公民权的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

公民权理论使残障者与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取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权利，获得与其他群体一致的民事权、政治权以及社会权，尤其是社会福利权。T.H.马歇尔被视为在公民权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家。1950年，马歇尔指出一种与共同体的完全成员身份相联系的基本人类平等， 而这种平等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应享受到文明体面的生活。他把公民权利分为三种类型：民事权、政治权、社会权。其中社会权，即包括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权利[17]。

这一理论成为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残障者社会福利权提升到基本社会需求，使残障者社会保障权脱离了传统的宗教残障观与慈善观，由被动的怜悯变成主动的社会诉求。在公民权理念下，人们把享有社会福利保障当作自己的应有权利，对残疾人的保障和救助不必再借助于宗教的同情与怜悯。残障者拥有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地位，在消除残疾人的社会歧视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3.基于人权观的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

人权理论是不断动态发展的，人权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从个人自由的权利，从政治权利发展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利。

在人权理论下，残疾人是也是人，拥有与健全人完全相同的“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正是在这样的人权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强调残障者作为社会主体平等、自由的一部分，他们享有基本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在这一理论推动下，在世界范围内相继推出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等一系列维护残疾人权利的纲领性文件。

综观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是在现代三大社会思潮下，逐步建立起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理念，并在理念基础上，展开了制度与相关法律的建设。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最突出的特质是平等化，强调残障者与其他社会群体，都是平等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残障者和其他群体的是不同的，是异质性，这是古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中非正常化的一种历史延续。

（三）当代国内外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学者迈克尔·奥利弗提出了“社会型残疾”概念，认为身体障碍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完全是个人悲剧和特殊群体的状态。社会型残障理论模式是对既往个体医疗模式的一个重大转变，由关注于加在某些人身体上的限制，转变为关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加于某些群体和某些个人的限制[1]。在残障者社会模式的推动下，残疾人社会保障理论模式逐渐发展出残障者正常化，残障者社会支持网络，残障者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理论。

1.残障者社会正常化理论。

正常化理论强调残障群体作为社会中无差异的群体，同时强调应保证残障者的生活条件尽可能接近“正常”的生活条件。正常化理论指出残障者应获得一种尽量接近正常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及条件尽量与社会中大多数人一样，而不是有意地将他们区隔开来，让残障者具有生活的尊严和普遍的价值共享。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就体现了正常化理论观点，在分类中强化了正常化理论的广泛性与平等性两个观点。该分类可以适用于所有处于不同健康状态的人群，不同于以往把残障者作为一个单独群体加以界定和分类。另外不同健康群体（包含残障者）均无参与和活动的限制。

在正常化理论指引下，各国都开展了具体实践。以丹麦、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实施对残疾儿童进行“正常化”教育政策。美国社区居所和区域中心对智障人士进行了社会安置和服务。

2.残障者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残障者社会支持网络是基于社会网理论逐渐发展起来，针对残障者开展社会服务的一个行动理论。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是一种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由家庭、互助小组、服务中心、民间非营利组织、社区等群体和组织组成，拓宽了残障者社会服务渠道，增强了针对残障者的社会服务功能。

根据残疾人的自身残障程度和身心需求，社会支持的目标是为解决低层次的生理功能康复，表达及应对的能力，自理日常生活及帮助少许家务等方面内容，同时也为达到帮助残障者树立自主、自尊意识和发掘个体潜能， 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等方面的问题。

残障者社会支持网络的行动策略包括个人网络策略、自愿连接策略、互助策略、邻里援助网络策略以及社区授权网络策略等等。残障者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旨在消除残障者社会支持鸿沟， 帮助他们融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强化其个人身心健康，提升残障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能力。

3.残障者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理论。

残障者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排斥理论旨在说明残障者由于什么原因、受到社会哪些方面的排斥，而社会融入理论则旨在阐明残障者通过何种渠道去消除社会排斥，达到与整体社会价值与权利的融合。

周林刚[18]、马洪路[4]对社会排斥造成原因进行了归类，大致上有三种：自我责任论、社会结构生成论以及社会政策创造论等。而社会排斥的主要方面为：观念排斥、就业排斥以及教育排斥等。在社会融入理论中学者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多渠道开展残障者社会融入，提升非盈利性社会组织的维护功能等。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的正式目标—— “帮助残疾人在身体上和心理上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就是社会融入理论的最直接表现。

在残障者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理论的指引下，欧美各国纷纷开展《欧盟就业指令框架》、《美国残疾人法案》、《残疾人之平等机会：一个欧洲行动计划》制度与规划的建设。

综观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在社会残障模式的框架下，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框架及其行动原则。并且，在这些理论指引下，各国开展了丰富而具体的实践，有力地提升了残障者的生活质量。当代社会保障理论的最大特质就是正常化，这是对既往理论中非正常化理论的升华。

三、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历史发展轨迹的启示

在从古代、现代到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从个体残疾概念逐渐发展为社会残疾概念，从狭隘的残疾救济到体现正常化要求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

（一）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提升

从社会保障学的角度看，针对残障者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供给，是属于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过程，主要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完成。一个国家的财力和经济水平，将直接制约着对残障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从古代、现代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比中，可以明显发现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不断发展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在确定残障者社会保障理念和行动原则过程中，要依据国民财富状况和财政转移水平而定，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理念和行动原则。

（二）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随着社会保障理论系统而发展

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是针对残障群体而展开的社会保障理论。从其发展历程看，它与整体的社会保障理论具有时间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同时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也受到国家整体社会保障系统理念的影响。虽然欧美国家属于福利国家，但是由于在社会保障理念的顶层设计中，存在诸如剩余福利模式、工业成就模式以及制度再分配模式的不同，它也会影响到各个国家残障者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因此，我国在开展残障者社会保障理念建设中，应与我国整体社会保障理念保持一致。

（三）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随着社会对残疾人认识的变化而发展

古代、现代到当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基本上存在两种类型的残疾人认识：个体残疾型和社会残疾型，或者是残障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

古代与现代残障者社会保障理论都应属于残障者医疗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残障者所面对的问题是由于自身损伤和机能紊乱造成的，忽视对家庭与社会的归因，以“疾病”来归类残障者。这样划分的后果直接导致的是残障群体的非正常和异质化。

当代残障社会保障理论属于残障者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融合。在残障者社会模式视野下，需要全社会进行共同调整，而不是简单对残障者个体进行功能恢复，它强调清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以“功能残损”来归类残障者，从而消弭“正常人”与“非正常”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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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Theory on the Disabled

HU Shi-yong1，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篇6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房地产业向何处去，备受世人的关注。文章从房地产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着非理，新经济时代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以期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许的借鉴意义。

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它呈现出很多特征。首先，新经济的社会网络化，使得整个社会对信息的获取处理都变得极为容易和便捷。其次，在新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人们逛商场购物的习惯将会逐渐改变。再次，新经济时代的资本运作、资金流动趋向数字化、虚拟化、迅速化。

传统房地产行业的特点是：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传统的房地产业，在项目开发前往往需预测一年后甚至若干年后的市场，并且一旦资金投入，就必须顶着各种风险，继续投入下去，其中，成本的风险，往往难以约束。因为无法确定现在的产品是否符合一年后市场的要求，所以面对一年后的市场风险，更是形同于赌博。在其漫长的开发过程中一旦社会公众形象出现问题，项目就可能陷于危机。

新经济时代的核心是产业信息化、信息产业化。当人类的生活、办公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网络来进行时，势必对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步入一个健康、正规的轨道?有必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为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房地产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近年来，关于房地产的话题在各种媒体上议论不断、争论不休。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大中城市房价百姓不能承受论；二是政府不作为或调控不力论；三是开发商暴利、黑心论。在对无论哪种观点和议论的研究和分析中，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业在近十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房地产业在促进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过程中的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必须要明确目前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房地产业仍然是我国基础性、支柱性产业之一。这主要体现在：

(一)房地产业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提供物质资料。与之配合发展

发展房地产业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机械、冶金、陶瓷、仪表、森工、化塑、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十分明显。据测算，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每投入100元的住房资金，可创造相关产业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便可带动130—150元的其他商品销售。因此，住宅建设若增加10个百分点，可望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房地产业提供的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场所

房屋能为商业、家具业、家用电器业、房屋装修业、园林花木业、家庭通讯业、房屋金融保险业、物业管理业、家庭特约服务业、搬家公司、房屋买卖中介业等等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发展场所。如果没有房地产业为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场所，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难免会受到瓶颈的制约。

(三)住房消费是综合性消费，它带动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房地产的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种综合性消费，波及吃、穿、用、住、行、娱乐、健身、学习、社交、享受、发展等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发展房地产业，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住房综合消费方面讲，为人们生活其他方面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促进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消费，它的增长和发展自然会带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着非理性的行为

我国地产市场中存在着的非理，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非理具体表现为：

(一)以供给决定需求，城市化规划脱离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让城镇土地使用权，其地块的选址、规模、范围和时机的选择，应该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供给决定的。但是，现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把厂房、住宅、交通、商业区、环卫等预先规划实施好，然后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者、居民户来投宿，美其名日“筑巢引凤”。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成功的，但是不成功者居多。这说明脱离市场实际需求的盲目“筑巢引风”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实际上这是产品经济“以产定销”的翻版。从市场经济的观念看来，城市化的进程是市场化的结果，城市规划中的选址、规模和时机是由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家庭)的需求所决定，它们选择的原则是比较成本利益、规模利益和竞争风险利益，政府的行政抉择不能代替它们的利益选择，也不能靠优惠政策恩赐。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做法是只能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进行规划协调，这样才能使房地产市场的供需运行保持一种良性状态，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如果还是不问时间、地址、条件到处盲目地“筑巢引凤”，其结果必然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土地的超前开发，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大大下降。

(二)片面追求高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脱离市场化导向

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平均利润规律作用的结果，市场导向既有盲目的一面，又有合理的一面。政府的理性思考是尊重其合理性，调整其盲目性。在地产市场中政府利用批租权实现其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或者不顾投资者的经营方向，下命令定指标，谁出高价就批租给谁；或者不尊重投资者的市场取向，强行改变投资方向，片面追求高技术、高消费的高层次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产业仍是基础，第二产业还将占主要比例，然后慢慢地由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结构过渡，由中低技术产业、中低消费结构向高新产业、高消费结构过渡，需要经过多次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实现，何况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各种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是不同的，有工业带动型城市、经贸汇聚型城市、港通枢纽型城市、消费服务型城市、文化风光旅游型城市，还有各种因素的相互交叉渗透，这就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交通实施、建筑风格、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三)地产市场不成熟。导致盲目的高地价和低地价

土地本身不是商品，在市场经济中它的价格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而是地租的资本化，也就是由对土地的投资收益率决定，并且受供求关系影响。现在可供计算地价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成本法”、“比较法”和“剩余法”等等，但可靠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先决条件是地产市场已经成熟，有已经积累的市场统计数据作参数。可是，我国地产市场的“买方市场”还并未真正形成，确定土地的批租价格很大程度上靠“拍脑袋”。有两个问题显得很突出：一是盲目的高价行为。表面看来，地价高的国家总是收益大，其实不然。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地价过高会使房地产业投资或成本上涨，商品房价格上涨又会限制生产和消费，这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萎缩和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初期和上升期，都是以低地价为条件的，只有经济发展到城镇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和垄断，供需矛盾对认，在平均利润率作用下，地价水平才高居不下。因此，盲目性的高地价对经济增长并不利，是一种非理。二是行政和政策上的需要，竞相压低土地价格，这带来了土地投资的盲目性，实物地租的无谓流失，这种行为暴露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带来了愈演愈烈的“寻租”热

在地产经济中，由于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经营管理方式等原因，创造出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就有可能给每个环节的直接经营者带来额外收益。土地批租是“垄断性活动”，其收益实质上是“垄断权收益”，也就是“权力和货币相交换”，出卖“土地使用权”如同给予“许可证”、“配额”、“户口”之类一样，都会产生为了取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种种“寻租”现象。现在地产经济中的“寻租”相当活跃，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寻租”者有i：第一，“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寻租，主要表现为不合理地分享本来属于国家财政的份额，为“地方造福”，或利用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分享税、利，几乎无条件地向境外投资者批租土地。第二，“经济集团”的寻租。通过优先占有土地使用权获得额外收益，以“增强企业活力”，其实它们的活力相当程度上来自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的地产收益，其中以形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最。另外一些“三资”企业、国有、集体企业以及机关事业性单位也在积极“寻租”。第三，“个人”寻租。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业中极少数人利用职务之便，庇护亲属、裙带关系、分配偏爱，给予特定户优惠合同和价格，优先照顾追随者，把本来属于社会的财富装入私人腰包。尽管这种“寻租者”的目的、性质和程度不同，但最终都是有资源流失，地产市场机制被扭曲，分配不公，将成为腐败重要滋生地。

三、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未来应然走向

城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要克服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非理，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未来应然走向，下面主要谈四点。

(一)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搞好“城市经营”

很多人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炒地皮”，地方政府单纯通过土地出让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开发拉升GDP。这种简单的“城市经营”理念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房地产开发项目有的是短期通过出售直接获利，比如商品住宅、小商铺等；有的是长期出租或经营获利，比如大型商场、写字楼等；有的是通过其他经济行为的加入而长期获利，比如工业厂房、娱乐用房等；有的则作为公共设施本身没有获利能力，但却提升了城市形象、品味，吸引资金或客流前来投资置业或旅游观光，使城市经济收入增加，比如公园、旅游景点、综合性大学、大型集市、金融市场等。在城市什么位置?建什么样的房子?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能否成为城市的记忆?能否复制和再生?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看待城市建设。

(二)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将逐渐走向成熟化

综合当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及房市表现，从房市周期论的角度分析，我国房地产投资目前还处于繁荣期，整个房市还处在有利的上升阶段，但从市场表现看，房市则处于不成熟到成熟前的调整期。在未来的几年里，市场理性将逐渐回归。毕竟房地产开发是作为城市建设重要的参与者(有的是城市运营商)，而房地产消费属于长期使用的大宗物品，盲目不得。“不管好房、坏房，只要抢到就好”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从当前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市民购买力分析，只要经济形势保持平稳增长和楼市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楼市就不会倒掉。近期，国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加强了对房地产的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是指楼市崩溃，而是引导房地产业进入一个成熟理性的稳定发展期，将涌现越来越多的性价比优越的产品，市场将逐渐走向成熟化。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地价将趋于合理水平

如前所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对GDP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又依赖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决定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必要加强宏观调控，借助规划、计划、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宏观调控手段，适当调整地产价格，使之趋于一个合理的水平，引导和保持房地产市场繁荣稳定发展是十分必要和必须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是一个土地与金融两种要素紧密结合的特殊产业，土地是一种极度缺乏供给弹性的要素，而金融资源则是理论上可以无限供给且极具流动性的要素。一旦房地产业深入投机要素，将会在短期内形成经济泡沫，如果房地产市场资金链突然中断，泡沫经济将会立刻崩溃。自然将会给关联产业及整个城市发展带来致命破坏。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均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篇7

[关键词]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 社会信任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63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33- 03

社会网络一般是指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是一群人之间的一组独特联系。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所包含的技术和方法构成了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的工具，例如社会网络指标和测量方法。在过去近60年的发展中，学者对社会网络在实际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1 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

1908年，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网络”概念，社会网络的互动形式开始被研究者关注。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理论则将社会网络分析推广到了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并逐渐占据了北美和欧洲的主流社会学阵地。

1.1 结构观和工具观

结构学说指出，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两个以上行动主体之间的模块化关系折射出来，位置取向是很好的分析角度，“结构等效”可以用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行为关系。伯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当网络中某一个体处于结构绝对稀疏或相对稀疏地带，其他个体需要把它当作纽带来联结形成关系时，该网络个体就处于结构空洞位置。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理论的论述中指出社会网络结构对人类经济行为有制约作用。

基于工具学说与基于结构学说的社会网络观点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遵守以下3个原则： ①比起社会成员的个体属性和特定属性，结构化的社会网络关系更能解释社会学中的各种现象，结构方法可以用来补充和替代个体方法； ②社会网络结构的位置特性决定社会网络规则；③社会由诸多网络结构所组成，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行动主体关系的运作。

1.2 弱关系力量论

作为弱关系力量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等4个维度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网络中同质性较高的个体很难互相提供所需的信息，而异质性则可以成为寻求信息的桥梁，使信息寻求者扩大信息资源视野，获得信息满足。他还指出，虽然不是所有的“弱关系”都能充当信息桥梁，但是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 1985年，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指出，经济行为发生于社会网络中的相识者之间，其交易的基础是信任。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发展和修正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并推导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即职位强度假设、弱关系力量假设以及社会资源效应假设。

1.3 强关系力量论

不少学者指出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概念存在矛盾，因为“嵌入性”概念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基于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而进行，但是信任是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有赖于网络个体长期的接触、交流与交往，“嵌入性”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支持强关系理论。但是强关系力量的否定者认为，由于网络内部个体的同质性，强关系可以导致信息流通中的重叠与冗余，只能作为联系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纽带。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将社会结构比作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网络，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划分等级，在同一级中，强关系表现为接近和控制荣誉及报酬的机会相似，不利于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换。

1.4 结构洞理论

伯特在《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本数量没有必然联系。他为人们展示了两种特殊的社会网络联结：一是开放式网络，即某单一网络个体或某部分网络个体与其他网络个体无直接联系或完全无联系；二是“无洞”的封闭式网络，即个体两两之间均存在联结关系，无任何关系间断现象。伯特在市场竞争行为分析中利用结构洞理论，认为资源优势和关系优势构成了总体竞争优势，结构空洞型社会网络的竞争者具有更多的关系优势，并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极端的网络类型是不存在的。

1.5 社会资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源既可以通过占有也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网络三大假设，并且指出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与网络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网络属性的异质性呈正相关性，与网络关系力量呈负相关性，社会资源嵌于社会网络之中，并可以以社会网络为媒体来间接摄取。

资源与资本存在一定差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网络的概念提升到社会资本高度，他认为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的获取跟网络的规模、异质性以及资源数量息息相关。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讨论了两种资本与权力地位的关系，认为它们可以决定社会的空间结构，改变团体与个人的人生际遇和轨迹。虽然认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三者的紧密联系性和非一致性，但是林南与布迪厄等未能对其进行详细区分。

随后诸多学者将社会网络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提出社会网络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另外一种资本。

2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研究方法，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如下原理：关系纽带经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着；关系纽带间接或直接地把网络成员连接在一起；社会纽带结构化产生了非随机的网络；交叉关联联结的不仅是个体，也包括网络群；不对称的纽带关系和复杂网络使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网络结构产生了以获取稀缺资源为目的的合作和竞争活动。

社会网络分析所用的数据资料具有自己的类型和特征，它是一组反映行动者关系的信息，社会网络资料首先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数据信息，简称关系数据，其从本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与属性数据都有所不同。常用的收集方法主要是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档案法和实验法。

社会网络统计模型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①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各种网络统计量的分布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计量学家（1930-1940年）发明了社群图，发展了图论（1940-1950年），研究了随机图的分布。图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用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形式特点，也对社会网络的特征进行了恰当表达。随后统计概率论和代数模型也广泛应用于网络研究。②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关注应用统计概率理论对关系的互惠性、均衡性以及传递性的研究，并激励了许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建构三人组（triad）的数字模型。其中戴维斯、霍兰德和林哈特于70年表了一系列论文，引入了大量随机有向图分布，提出了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的PL模型。③ 从1986年开始，弗兰克、施特劳斯、伊可达、福斯特、斯科弗雷兹、瓦瑟曼和派提森等先后，给出了P模型及其各种推广形式，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社会网络模型研究。

中心度是分析社会网络最重要和常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它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的差异。主要包括节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间距中心度3个方面。中心度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他们之间在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等社会分层上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权力等级、声望等方面。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人们特别关心对某些关系密切的子群的研究，因为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元素就是行动者及其群体，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子群，它们互相结合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团聚性的子群包括“团伙”、n-团伙、n-宗派、k-丛等。与之区别的隶属网络属于二型网络，由一类行动者与一类事件所构成，描述行动者集体的关系。

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是构成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一直受到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关注。但社会网络分析对位置和角色的解释与应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它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分析技术上来说，位置和角色分析是目前社会网络分析中数量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尤其是在位置分析方面，已应用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数学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结构等价性、自同构等价性和正则等价性等。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还发展应用了其他关于网络位置和角色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新发展的统计模型法、关系代数法等。

3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国外社会学家通过研究资源的流动来分析社会行动的“网络”，指出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网络中心人物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来适应社会力量，而是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来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获取其所需的社会支持。我国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3.1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

社会学研究者从信息获得途径、信息的种类以及信息的有效性方面来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范式。1999年，边燕杰和黄先碧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5个城市的“春节拜年网”，测量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状况，认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网络的作用是收集信息和获得职业机会。1998年，吴忠民和林聚任考察了山东5个地级市，并在《城市的社会流动》一文中指出不同职业类型形成不同信息网络效应与人情网络效应，影响社会流动。罗家德研究了中国的社会信任、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指出中国人在工作中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网络来达到个人目标。边燕杰通过比较天津和新加坡的职业流动认为，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

3.2 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

1996年，李培林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杜海峰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与城市明显不同，性别均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单性别竞争群体中的小团体现象。

3.3 阶级阶层与社会资本

1998年，丘海雄对下岗工人进行了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李黎明发现餐饮网对消费分层有正向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消费分层的形成。蔡禾和贾文娟在研究路桥建设业工资发放的过程中发现，关系强度可以降低核心工人的不确定性。1998年，刘精明和婉格尔合作，对北京与英国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对比研究。李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春节拜年网所表现的阶层壁垒强度，由弱到强依次为权威关系、专业技能、产权和公权力。

3.4 社会网络与社会问题

张乐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邻里间的关系是影响个人对犯罪的恐惧的一个重要指标，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倪晓丽和黄少华探讨了网络问题，分析了虚拟社区的社会关系，指出虚拟社区中主要是弱关系的作用。

3.5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赵文龙、王夏崎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能增加城市居民的信任。张顺、陈芳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主要通过人情机制与预期机制发挥作用。张顺、郭小弦引入分位回归方法，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条件分布的不同分位点有着不同效应。梁玉成为回应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功能的质疑，对社会网络同质性和内生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6 社会支持

冯世平通过比较研究两个民族的社会网络，发现关系强度要通过“族群背景”的作用来对邻里支持发生影响。蔡禾、卓惠兴、邝子文、叶保强 等也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进行了跨社区研究。王卫东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社会网络模块，认为春节拜年网是社会网络概念本土化的结果，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测量模型具有普适性。

4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

4.1 创业企业社会网络

学者在总结关系学说、结构学说、资源学说、工具学说等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理论根源、内在机理以及存在的观点差异，探讨了基于创业模式、创业组织以及创业资本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表征，剖析了社会网络的功能作用与联系纽带。

在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机制方面，建立了社会网络试错过程中的信号示意与试错模型以及个体价值评估与试错的模型等。在资本特性分析方面，比较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交易与经济资本交易的差异性，提出了二者相互转换的模式等。在价值与风险分析方面，从社会网络结构剖分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组织协调的复杂性、社会网络资本度量的复杂性3个方面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价值形成的复杂性等。在社会网络构建的行为分析方面，界定了不合法且不合理寻租、合法且合理寻租、合法但不合理寻租等3种类型的寻租内涵。

4.2 大学生社会网络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特点的分析，理清了大学生具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拓展过程。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纽带由血缘、地缘关系到信任基础上业缘或契约关系的拓展过程，这是大学生人际关系网络的实际构建特点。

高校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过程，是大学生与家庭、与老师、与同学、与群体发生互动、建立联系的过程，也是其扩大在高校里的获取知识途径、了解信息渠道和捕捉机会的过程。其社会关系网络扩展的规模越大，交往互动的质量越高，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越倾向于流向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心的大学生。

在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大学生通过与同学的交往互动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大学生个性、情感、意志品质、生活能力等得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在学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新。

4.3 社交工具与社会网络

以微博为例，研究得出：在网络结构上，微博中与亲密网和关系强度网的结构比较类似的是引用关系，它们的小群体划分也大同小异，引用关系应该归于比较亲密的关系，而评论和转发则属于普通关系。在网络密度上，跟社会关系中的亲密度和关系强度最为接近的是关注关系，一般要好的朋友都会在微博上互相关注，延续现实友谊。在中心性分析中，微博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与现实生活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程度不一定对等，微博中的关系强度与真正的人际关系强度也不等同。虽然微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微博的关系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关系中影响力、亲密度以及关系强度的缩影，换句话说，一个在微博关系的各个维度上居于中心的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可能处在边缘。

与传统社会资本相比，微博社会资本具有新特点和优势，即高度活跃的关系网络使得获取社会资本的成本降低，自由互动的方式使得社会资本通过弱关系产生，资本存量在虚实结合中存在不平衡性，社会资本获取渠道具有多样性。这些性质经过综合和合理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

5 讨论与评价

社会网络理论的提出、发展与繁荣体现出对人类关系社会科学规律的探索过程，该理论的发展历经近60年，几乎对各领域的人类行为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一过程本身对我国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

（1） 社会网络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深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基础以及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理论知识，具有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等主要特征；从方法论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用来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也可以说是一门站在关系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学问。关系社会学是对人的行为的观察、测量和把握，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2） 该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依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在任何时期，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都是作为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机制，因此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

近30年来社会网络研究呈现四大特点：① 社会网络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网络理论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② 中国的社会网络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专业课程相继开设，培养的专业研究人才越来越多，专业会议陆续召开，专业化学术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③ 社会网络研究的书籍以及翻译版本等大量出版。④ 呈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特征。

目前，社会网络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 为使测量可操作化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简单界定，过度的宽泛和随意使得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降低。② 测量了某一层次之后得出了结论，便与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和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不存在实际价值。③ 主观地将个案研究、现场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向普遍意义方面推广，使得后续研究陷入误区。

展望未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趋势是：① 在研究范式上，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融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中。② 互联网时代下的虚拟社区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特征、构成模式以及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形成与参与机制，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差异性等问题将成为研究的重点。③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趋势。④ 社会网络与社会心理、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分层、社会关系与法制建设、关系社会学的发展与西部研究规划等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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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性别理论的引进

“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女性主义者提出，随之成为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第二性》的作者西蒙?波伏娃曾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1972年，英国女性主义者安?奥克利对“性别”与“社会性别”作出了区分：生物学上的性别（sex）通常指男女与生俱来在生理结构上的差异，这是普遍存在一般不可改变的，不会随着人们地域、国籍、种族、民族等不同而有所差异，是生物性的。而社会性别（gender）是伴随社会文化、社会认识，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形成属于女性或男性的气质、行为方式、群体特征等，具有社会文化性。

社会性别视角有别于其他视角，它的研究主体是女性，在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结构中，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研究社会问题，绝不孤立的研究女性问题。社会性别理论自提出以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与支持，纷纷加入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总体目标：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促进两性和谐发展，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二、目前我国妇女发展存在的问题

2005年，“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写入国家法律。然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事实上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男女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平等的问题。

（一）公共政策方面

有些政策看上去是针对妇女需要，促进妇女发展而制定，但是并没有真正起到维护妇女权益的作用。现行的公共政策大多是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下制定出来，缺乏对性别意识的认识；其次，多数公共政策并非是由两性共同制定，而是以男性为主导完成；第三，政策制定者大多缺乏社会性别认识。这样制定的公共政策往往忽视了政策的出台对男女两性产生什么不同影响，忽略了性别对人的意识和生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加剧了妇女与社会之间的分离。

（二）社会观念方面

落后、腐朽的性别文化始终影响着社会观念，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特别是女性在求职就业中遭受歧视，继而滋生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把命运寄托在丈夫身上。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18.06明显高于105左右的正常标准。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针对性别选择性流产、弃婴。男女平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男女平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受到威胁。

（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各种不平等

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等原因导致了很多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妇女问题上。如在女性相对集中的医疗卫生、税务等行业、部门中，女性担任中高层管理的比例很低，广大妇女参政人数少、影响小。农村妇女权益受损害，在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征地补偿等方面受侵害时有发生。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又带来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诸多社会问题。

三、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有效促进妇女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自在我国传播近20年来，通过妇联组织、社会学者等的努力，社会性别主流化不断得到认可。不论是妇女个人的提升，还是女性推动这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这都有助于妇女的发展与彻底的解放。

（一）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把妇女和男性关注、经历作为在社会各个领域设计、执行、评估政策和项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 使男女两性平等受益， 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有以下几个重点。首先，政府决策者对社会性别的认识，直接影响决策水平；第二，妇联等组织推动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提升男女平等意识的能力；第三，正确的运用社会性别统计、分性别数据收集、依照社会性别预算等方法与工具等。有的西方国家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写入国家法律，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二）将社会性别引入公共政策制定

将社会性别引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是在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全过程贯穿社会性别意识。各级妇联组织以及学者等个人研究者，一方面应该发挥其构建社会性别意识的主导作用，深入调查研究解决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对策；另一方面应该学习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运用到公共政策分析中，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给予社会性别培训，只有他们对社会性别意识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才能真正推动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运用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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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危机　人口老龄化

中国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社会实践中也仅仅是刚刚完成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构建，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学者对社会保障理论的学习则从多方面铺展开来。如今，中国学者已经对基本的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社会改革问题形成了全面的认知，同时还完成了针对于我国现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框架和实务方面的有益研究成果。

在对国外社会保障的对比研究中，中国学者获得了非常有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验。针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吕学静，2000)，对其他诸如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何春雷，2001；穆怀中，2002；杨玲，2003)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吸收和引入了对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而对社会保障体系下具体实施项目的详细分析更加细致化了对先进社会保障体系的考量。乌日图(2003)援引瑞典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提出了系统构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思路。尹豪(2001)通过细致分析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发现选择适当地保险机制有利于缓解社会医疗顾虑。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全社会的共同运作机制，而我国正是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体制配套(张奇林，2005)。

通过统计和计量手段实现对社会保障问题说明的研究成果同样提供了更多的改进思路。

樊彩耀(2004)应用国际数据，指出社会保障状况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社会环境，不同体制国家的特征不同，其反映出来的基本关系也有差异。在考虑相对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状况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消费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性的影响(高燕，2008)。陈树文(2009)将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与消费倾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性同社会风险状况密切相关，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动态模拟和面板数据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的完善有助于增加城镇居民的预期消费水平，降低预防性储蓄(张继海，2007)。

另外，相关国外的经典社会保障数据的译著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学术界学习素材库，如Nicholas.Barr的《福利国家经济学》、Florence Thompson的《老尔弥智一养老保险经济学》、武川正吾的《企业保障与社会保障》、GeorgeE.Rejda的《社会保险与经济保障》等。

近几年，国内外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应对新时期的社会挑战，这包括人口老龄化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世界银行(1994)的《防止老龄化危机》以及2005年的修正案将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关键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设新型老年人养老计划方案。针对全球化，Bob.Kendy(2007)提出了“全球社会责任”的战略，Anan.Urzbar(2008)则建议设立全球社会互助基金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全球性社会保障和人口转移问题。Nicholas.Barr(2005)、Florence Thompson(2006)则进一步就新时期福利型国家社保体系提出了改进方案，用以强化福利型国家的社会性。

曾巧(2003)对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给予了深刻的论证和阐述，并呼吁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代际交替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需要一个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以防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林毓铭，2007)。唐磊则从我国现行保障体制的条件的存在问题出发，针对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化提出了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虽然中国学术界经历了对社会保障理论的全面了解和学习，并紧跟整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潮流，但是现实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国外先进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分析。疏于对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现实状况进行考虑。系统考察中国社会制度环境和历史积淀。参考国外先进经验才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今日的很多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得益于古代思想和创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基本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古代先人“大智慧”的影响，因此部分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文化等方面史料的基础上，将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比之于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诉求，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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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 经济学 社会学

1 经济学与社会学

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准确划清他们界限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他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提出经济学研究理，而社会学研究非理。在此之后，经济学与社会学日益疏远，只有极少数学者还试图保持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熊彼特与韦伯等人，他们的努力丝毫不能阻拦经济学和社会学日益疏远的趋势。

然而近几十年，这两门学科却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征兆，加里·贝克尔将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即理性选择架构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贝克尔认为在有限的范围内，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比迄今为止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有限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也开始构建理性选择社会学。但是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于是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受到怀疑，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人类学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他们反对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不仅关注正式制度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而且指出应该分析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这实际上暗示着对理性选择范式关于个人假设的修正。再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信息经济学三剑客之一的阿克洛夫，他不用经济学模型来解释非经济学行为，而是直接将非经济的社会学要素引入经济分析之中。他认为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

对这种情况提供新的分析方法的,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在一些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学家通过引入和运用一种新的社会学方法，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诸多经验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正如格拉诺福特所说，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学中流行的技术分析工具不适于讨论社会关系，也不适于解释社会关系如何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时大家关心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如何构成有利于行动的资源、如何创造价值、行动者如何在行动中利用与他人的关系和更为广义的社会结构等问题。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首先源于社会网络观点，可以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进行研究，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同资源、回报、效益等经济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个人或企业可以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投资或构建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2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有关学者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是实际上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且有效率的决策。在实践上，越来越多管理者承认，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决策，也不是高瞻远瞩，而是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的重点不在于管理人，而在于建立人际关系。管理者不应该总是把目光停留在如何提高个人的绩效，而应该关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可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理论，企业外社会资本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企业能否有效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企业能否成长壮大的关键，而企业对它们的融合是以社会网络资本为中介的，社会文化资本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助行动的预期来影响企业的成长效率。在此基础上，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除了不断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外，还有社会信息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传递的信息比市场获得的信息更密集，比等级沟通获得的信息更自由。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行为规范，从理论上讲，企业内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生产要素组合的效率，增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回报。企业内社会资本就像机器的剂，有利于加强企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所以强大的企业内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内的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趋势

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他的衍生物企业社会资本理论，都还处于他的草创阶段，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规范，在理论体系上还不够完善。但是，他使经济学从高不可攀的神台走向现实世界，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必将是未来经济管理研究的主流。笔者认为，从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体系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

（1）企业如何投资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经指出，社会资本可以是有目的的投资产物，例如布迪厄指出：“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针对某些社会关系的确定或再生产，而这些关系则是在短时期内或很长一段时期内直接用得着的社会关系，即把那些偶然的关系，诸如邻居关系、工作场所的关系、甚至亲属关系，转变成既必须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称，社会资本可以由个人投资和占有，个人为了从中获益，必须通过社会交换对此投资和维护。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投资购建社会资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不够深入。

有的学者认为精心设计制度是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即用来分配从组织化活动中得来的收益和支付成本责任的一系列规则。也有人认为企业应在增加企业透明度、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各种投入，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声誉，使企业更易于获取各种稀缺资源；还有稳定的契约、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可以增强企业内成员之间、成员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企业内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效率。但是这些行为如何具体化、如何运用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2）既然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私人有目的的投资购建，那么把它纳入财务体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将是十分必要的。从财务的角度讲，任何投资都应该在事前进行项目评估，预测未来的收益和成本，这样在实际投资时才有据可依、心中有数。企业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收益表现为企业效率的提高，张其仔博士运用经验资料证明了企业社会资本量的高低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管理者与工人间的良好关系对企业的盈亏有显著影响；而且企业内社会资本与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而成本表现为除了物质投资以外，还包括诸如牺牲短期利益、谋求长远利益这样的非直接性质的投资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情投资、时间投资等。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衡量成本效益，从而作出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正确决策。

（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员工的激励也应由单纯的物质激励转为多种形式的激励，包括以员工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激励。基于信任的激励与其他形式的激励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费用，是管理激励的发展趋向。决定一个企业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能使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即企业社会资本。如何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及相应的制度的设计，实现激励相容，最大程度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将是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资本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融合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三门学科来解决现实问题，抛开了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使我们对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更贴近现实，但是，这个理论还非常不成熟，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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