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独立十篇

中国司法独立篇1

一、古代司法不独立下民意的作用

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的裁判权，我国作广义解释时还包括检察权。本文的司法主要指裁判而言。

在我国古代中，并无对司法、立法、行政的区分，一般来讲由地方官员兼理地方司法，在中央往往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当然皇帝是最高的司法者。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央的层面上，司法作为国家职能的一个独立部门而存在。司法作为独立的部门与司法独立不同。司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是很早就有的事，在战国时期一些国家在中央一级便设立了廷尉、廷理或大理负责裁判，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职能的高效行使而作的事务上的分工。那时，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较小，而中央政府较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职能，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分工。但由于皇帝作为最高集权者的存在，使得任何分工都不具有分权的意义。

司法作为公力救济的一种途径，当处理私人纠纷时是以国家--第三方的身份出现的，并不需要作为国家权力中一项独立的权力；当司法作为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时，审判被视为行政的一个环节，审判程序主要是按行政原理设计的。[1]在那个时候，司法与行政是混同的。

司法独立主要是一种程序上的要求。中国古代的中并不乏对程序的规定，然而有程序不代表程序正义的实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程序正义为核心，把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完全的、不完全的程序正义。[2]在状态下，"生活就是一场凭碰运气取胜的游戏，苍天的某种随机的或偶然的方式赋予每个人以品质和社会地位。这种品质的自然分配和社会地位的随机决定既不是公平也不是不公平的。但社会纯粹只接受这些随机结果，或实施使这类结果永久化和强化这类结果的制度却是不公正的。因此，一组公正的制度是一种能缓和运气因素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偶然性的制度。"[3]这种制度便是一种依赖于公正的法律实现正义的制度。法律能导向正义，但法律本身的实质却能决定其正义的倾向性。昂格尔把我国古代社会的法视为一种"官僚的或管理的法"，[4]这种法势必倾向于国家权力的一方。诚然程序可能限制权力的恣意，[5]也可能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司法程序本身带有成本，其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消耗，一部分为代表国家的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的消耗。通常我们更为重视司法中双方当事人的博弈，却忽视了司法者与当事人间的博弈。我们愿意把司法者放在超然的地位（或者是超越的地位），却忽视了司法者一方面是控制着集体利益的代表，一方面是人。当程序成本很高时，一方面会使国家放弃限制恣意的程序，另一方面会使当事人放弃寻求权利保障的诉讼。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尚在为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过高而推行司法改革，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把的一些程序理念要求于生产力不如今天发达的古代社会势必有一种强人所难之嫌。因此当我们看到古代官府压抑诉讼，人们厌讼时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倾向于国家权力的法律阻碍了人们寻求法律程序保障权利的途径。法律并非人们解决纠纷的首选，即使人们选择法律程序解决纠纷，为了使法律程序更具有合法性，民意的因素带入司法是不可避免的。有学者发现，清代民事判决的内容大致与民间的习惯规范是一致的，[6]在宋代的判决中"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这种参酌情理而非仅仅依据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7]国法中渗透了情理的因素，"国法、天理、人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准则，其具有最高的实效性及正当性，也体现了人们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司法缺乏独立的地位，在司法中，人民缺乏足以对抗国家的权利，司法只是国家对人民管理的一种形式，但也正因如此，许多纠纷归由习惯法或家族法调整，其中民意是衡量公正的重要参数。人民的"权利在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8]

二、民意与司法独立的确立

司法独立从其发生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为了司法公正，不如说是实行法治的要求。英国法学家拉兹把司法独立视为法治所要求的合法性原则之外的首要原则。[9]司法独立具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的作用，依赖于法律程序的完善及法律可信赖程度的提高。司法独立随着国家职能的完善及民间力量的增长而发生。

司法独立首先是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中的分立，法律与的分离。政府在与普通公民发生交涉时，政府一方对权力资源享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在管理法的模式下，这种权力不存在外在的限制，而在法治的条件下，这种权力面临着再分配。现代市场经济中同时存在着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利益分配上体现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司法为人们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法律应该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而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而保持一种法律面前的平等。法治要求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要求法律不为当事的一方所独占，司法权必须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10]司法独立"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是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11]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中的分离，推进了司法的民主，人民可以在司法中享有更多的权利，从而司法也成了人们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选择，人们可以通过在司法中的诉讼请求来进行利益表达，民众与政府可以在司法的场域中达成某种合意。

司法独立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司法在社会中的独立，即司法独立于民意，"司法阶层以及法院应当成为居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立的仲裁人"。[12]在我国古代社会，"正义的客观判断被认为出自民心和群情。我国的传统法文化是以争取同意为特征的。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为审判制度以说服为中心范畴的事实上"。[13]而在古代社会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司法不独立情况下的合法性存在。

在今天我国的司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方面体现为个案中"关系"因素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为整个司法系统在舆论中的不利地位。在苏力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由于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从而司法判决不能完全依法进行，而不得不变通。有些案件的胜负取决于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或本身的背景。由血缘、家族、亲情乃至上下级等等关系所织成的给绝大多数在本乡本土法院司法的法官门带来了沉重的压力。[14]这种"关系"及大众法律意识对司法的影响同样会反映到舆论中。司法具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是一门技术性的工作。司法话语与大众话语间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距离，而两种话语间的的沟通主要通过律师的工作完成。律师拥有专业法律知识，同时又代表当事人利益，在法制发达的国家，律师通常是司法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目前，律师在庭审中的作用有限，而且律师的人数远远少于同样是法律职业者的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请律师又是一件成本较高的事，因而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不能真正地担负起沟通民众与司法的职责，民众对司法的误解也就不可避免。以去年央视《今日说法》栏目中讨论的"撞了白撞"为例，许多人把所谓的"撞了白撞"的法规视为缺乏人情的法律，而并不理解法律上所讲的复杂的归责原则理论。舆论的误解对司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甚至会导致司法机关做出背离法律的判决。对法律的误解促使人们联想到司法的不公正与司法腐败，司法的问题被夸大地关注，司法机关在舆论中处于一中十分不利的地位。有人说："司法不独立尚且如此，独立了还了得？"这种舆论环境一开始就使司法独立面临着困境，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司法独立的话语难以形成，司法机构难以真正地独立。

诚然，司法应受到舆论的监督，民意也是衡量公正的一个尺度。但是"在阶级区分、意识形态区分的支配下，人民是一个排他性范畴，而不是中立的"。[15]民主有时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司法的中立性并不排斥少数人的利益。在民意的作用下不能排除一些人搭便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权威人物对民意的导向作用。民意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破坏规则适用的统一。

司法独立是随着民意力量的增长，法律与政治分离的一种结果，同时司法独立也面临着独立于民意的问题。缺乏程序的民意表达往往缺乏理性，"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16]这种民意更关注于个案中的实体正义，而现代社会法治的逻辑及其对法院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严守程序正义。法律可以减少人们交易的成本，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形成一种对法律的可预期性是必须的。"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17]受民意波动影响的司法很难担负起一种解决纠纷的职能，却可能使纠纷无限地拖延。在现代社会，民意的表达一般通过立法政府。民意的表达是一个理性的程序，要求的是一种形式理性，而理性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是人民通过法律的治理，而并不是民意直接对司法施加影响。

三、司法如何独立于民意

司法独立是一种宪政的安排，意味着有限政府，意味着司法作为一种独立权力的成长。在我国的宪法规范中，并无"司法"字样，且有关司法机关规定的一节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末，司法权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这种情况与我国传统上视司法为行政的组成部分有关，也与建国初期国内严峻的斗争形式有关[18]，其结果是视法院为专政的工具。然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居于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19]目前司法改革已引起国内普遍关注，也出现了司法独立的呼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曾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司法独立与民意的关系：

第一，法院从总体上淡化"服务"意识。司法要保证其独立性，必须是消极的。法院过于主动有碍法院的权威性，使得司法的权威难以确立。法院过于主动就会有失公正性，而法院为人民服务应体现于判决的公正中。

第二，保证司法机构产生的民主合法性。在司法独立下的司法机构是国家机构的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司法机构应作为独立于政府和民众的第三方中立地裁决纠纷。实际上司法的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司法机关并非凭空产生，其产生程序会到其中立性。在我国，法官一般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其民主合法性取决于民意表达的充分性。这种民意表达通过立法机关中不同观点、代表不同集团的人的辩论和表达实现的。[20]

第三，在个案审理中让民意与法官判决保持距离，保证法官个人的独立。[21]但在个案审理中必须保证法官独立地依据做出判决，"用法律规范来创造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决策的'隔音空间'"。[22]司法独立体现为法官个人的独立。然而法官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不能设想法官的行为超越人性，为此必须在法官的选任、法院的设置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并建立可操作的保障措施。这必然要求司法的专业化及由此而形成的法律的职业化。司法的专业化方能保证法官独立地依法做出判决。我国的传统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国家法与家族法的结合。对于重大的刑事犯罪适用国家法，而家族法或习惯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调整范围。但无论是国家法，还是家族法，其核心都是"礼"。"礼"倾向于纲常伦理，对于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法的适用缺乏理性、并不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良好的司法者是那种深谙人情的司法者。法官作为代表国家的裁决者能够形成一个特有的阶层，实现司法的职业化，而与其他政府官员相区别，主要依赖于其特有的知识。

司法独立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构与权力的一整套知识是独立的，它具有自己的运行理念和逻辑，它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23]这使得法官拥有对法律有利的前提和意识形态，拥有高度制度化的学科规训制度（descipline）。[24]这促使司法日益专业化并使得法律作为独立的职业不断，从而形成法官职业的道德规范及内部约束机制。但我们必须看到"知识话语的确立并不仅仅涉及知识的重新布局，而且势必涉及社会利益格局某种程度的改变，涉及到利益的社会再分配"。[25]司法话语的确立最终依赖于社会力量的重组，而司法话语又将成为司法独立的保障。司法独立难免使司法的圈子较为封闭，为了矫正司法的僵化、消除法律职业与社会的隔阂，需要把社会上流行的话语带入司法，采用陪审制度或平民法官制度，而司法话语能够使法官在民意面前保持理性，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一种令人信赖并且崇高的事物。

距离产生美，或许也适用于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注释：

本文是我参加北京市首届"挑战杯"的作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郑贤君副教授指导了本文的写作，我的同班同学孙建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便利，在此一并致谢，但本文的错误仍由作者承担。

[1]季卫东："法律秩序的意义"，载于《法治秩序的建构》，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2]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参见[美]昂格尔：《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5] 同前[1]引文，第15页。

[6]参见[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王亚新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10页。

[7]贺卫方："中国古典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8][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9]参见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1999年。

[10][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社会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11]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2] 同上引文，第7页。

[13]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14] 同前[11]引文，第65页。

[15]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16]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17]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18] 参见前[15]引文。

[19]贺卫方："司改：四组矛盾，八项课题"，《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第641页。

[20] 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70，Cliton　Rossiter ed.，1961。

[21]对于法官独立的论述国内已基本达成共识，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如法官的任期、选任、待遇和服饰等，在此不再赘述。参见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上）"，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谭世贵："论司法独立"，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22] 同前[1]引文，第16页。

[23] 同前[19]引文。

中国司法独立篇2

选择一种商品是个人用货币作为选票进行选择，而选择司法独立远未有这样简单。一种制度的建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其中包括公共选择，也包括政府选择。在此，我更重视制度演进的历史连续性。我并不否认制度演进的阶段性，但任何制度演进都是一种积累的结果，正是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使得各国的制度呈现出多样化。国情是历史的积淀，任何制度创新在操作层面上都必然受到国情的制约。我无意于以国情作为我们抱残守缺的借口，我只是想从国情中发现该如何"为"，如何"不为"，从历史中发现制度发展的逻辑。 一、中国古代司法不独立下民意的作用 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的裁判权，我国目前作广义解释时还包括检察权。本文的司法主要指裁判而言。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并无对司法、立法、行政的区分，一般来讲由地方官员兼理地方司法，在中央往往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当然皇帝是最高的司法者。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央的层面上，司法作为国家职能的一个独立部门而存在。司法作为独立的部门与司法独立不同。司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是很早就有的事，在战国时期一些国家在中央一级便设立了廷尉、廷理或大理负责裁判，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职能的高效行使而作的事务上的分工。那时，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较小，而中央政府较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职能，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分工。但由于皇帝作为最高集权者的存在，使得任何分工都不具有分权的意义。 司法作为公力救济的一种途径，当处理私人纠纷时是以国家--第三方的身份出现的，并不需要作为国家权力中一项独立的权力；当司法作为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时，审判被视为行政的一个环节，审判程序主要是按行政原理设计的。在那个时候，司法与行政是混同的。 司法独立主要是一种程序上的要求。中国古代的法律中并不乏对程序的规定，然而有程序不代表程序正义的实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程序正义为核心，把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完全的、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自然状态下，"生活就是一场凭碰运气取胜的游戏，苍天的某种随机的或偶然的方式赋予每个人以品质和社会地位。这种品质的自然分配和社会地位的随机决定既不是公平也不是不公平的。但社会纯粹只接受这些随机结果，或实施使这类结果永久化和强化这类结果的制度却是不公正的。因此，一组公正的制度是一种能缓和运气因素对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偶然性影响的制度。"这种制度便是一种依赖于公正的法律实现正义的制度。法律能导向正义，但法律本身的实质内容却能决定其正义的倾向性。昂格尔把我国古代社会的法视为一种"官僚的或管理的法"，这种法势必倾向于国家权力的一方。诚然程序可能限制权力的恣意，也可能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司法程序本身带有成本，其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消耗，一部分为代表国家的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的消耗。通常我们更为重视司法中双方当事人的博弈，却忽视了司法者与当事人间的博弈。我们愿意把司法者放在超然的地位（或者是超越的地位），却忽视了司法者一方面是控制着集体利益的代表，一方面是经济人。当程序成本很高时，一方面会使国家放弃限制恣意的程序，另一方面会使当事人放弃寻求权利保障的诉讼。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尚在为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过高而推行司法改革，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把现代的一些程序理念要求于生产力不如今天发达的古代社会势必有一种强人所难之嫌。因此当我们看到古代官府压抑诉讼，人们厌讼时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倾向于国家权力的法律阻碍了人们寻求法律程序保障权利的途径。法律并非人们解决纠纷的首选，即使人们选择法律程序解决纠纷，为了使法律程序更具有合法性，民意的因素带入司法是不可避免的。有学者研究发现，清代民事判决的内容大致与民间的习惯规范是一致的，在宋代的判决中"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这种参酌情理而非仅仅依据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国法中渗透了情理的因素，"国法、天理、人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准则，其具有最高的实效性及正当性，也体现了人们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司法缺乏独立的地位，在司法中，人民缺乏足以对抗国家的权利，司法只是国家对人民管理的一种形式，但也正因如此，许多纠纷归由习惯法或家族法调整，其中民意是衡量公正的重要参数。人民的"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二、民意与司法独立的确立 司法独立从其发生意义上讲，与其说是为了司法公正，不如说是实行法治的要求。英国法学家拉兹把 司法独立视为法治所要求的合法性原则之外的首要原则。司法独立具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的作用，依赖于法律程序的完善及法律可信赖程度的提高。司法独立随着国家职能的完善及民间力量的增长而发生。 司法独立首先是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中的分立，法律与政治的分离。政府在与普通公民发生交涉时，政府一方对权力资源享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在管理法的模式下，这种权力不存在外在的限制，而在法治的条件下，这种权力面临着再分配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中同时存在着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利益分配上体现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司法为人们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法律应该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而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而保持一种法律面前的平等。法治要求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要求法律不为当事的一方所独占，司法权必须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司法独立"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是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中的分离，推进了司法的民主，人民可以在司法中享有更多的权利，从而司法也成了人们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选择，人们可以通过在司法中的诉讼请求来进行利益表达，民众与政府可以在司法的场域中达成某种合意。 司法独立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司法在社会中的独立，即司法独立于民意，"司法阶层以及法院应当成为居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立的仲裁人"。[12]在我国古代社会，"正义的客观判断被认为出自民心和群情。我国的传统法文化是以争取同意为特征的。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为审判制度以说服为中心范畴的事实上"。[13]而在古代社会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司法不独立情况下的合法性存在。 在今天我国的司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方面体现为个案中"关系"因素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为整个司法系统在舆论中的不利地位。在苏力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由于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从而司法判决不能完全依法进行，而不得不变通。有些案件的胜负取决于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或本身的背景。由血缘、家族、亲情乃至上下级等等关系所织成的网络给绝大多数在本乡本土法院司法的法官门带来了沉重的压力。[14]这种"关系"及大众法律意识对司法的影响同样会反映到舆论中。司法具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是一门技术性的工作。司法话语与大众话语间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距离，而两种话语间的的沟通主要通过律师的工作完成。律师拥有专业法律知识，同时又代表当事人利益，在法制发达的国家，律师通常是司法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目前，律师在庭审中的作用有限，而且律师的人数远远少于同样是法律职业者的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请律师又是一件成本较高的事，因而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不能真正地担负起沟通民众与司法的职责，民众对司法的误解也就不可避免。以去年央视《今日说法》栏目中讨论的"撞了白撞"为例，许多人把所谓的"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规视为缺乏人情的法律，而并不理解法律上所讲的复杂的归责原则理论。舆论的误解对司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甚至会导致司法机关做出背离法律的判决。对法律的误解促使人们联想到司法的不公正与司法腐败，司法的问题被夸大地关注，司法机关在舆论中处于一中十分不利的地位。有人说："司法不独立尚且如此，独立了还了得？"这种舆论环境一开始就使司法独立面临着困境，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司法独立的话语难以形成，司法机构难以真正地独立。 诚然，司法应受到舆论的监督，民意也是衡量公正的一个尺度。但是"在阶级区分、意识形态区分的支配下，人民是一个排他性范畴，而不是中立的"。[15]民主有时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司法的中立性并不排斥少数人的利益。在民意的作用下不能排除一些人搭便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权威人物对民意的导向作用。民意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破坏规则适用的统一。 司法独立是随着民意力量的增长，法律与政治分离的一种结果，同时司法独立也面临着独立于民意的问题。缺乏程序的民意表达往往缺乏理性，"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16]这种民意更关注于个案中的实体正义，而现代社会法治的逻辑及其对法院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严守程序正义。法律可以减少人们交易的成本，随着社会流动 的增加，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形成一种对法律的可预期性是必须的。"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17]受民意波动影响的司法很难担负起一种解决纠纷的职能，却可能使纠纷无限地拖延。在现代社会，民意的表达一般通过立法政府。民意的表达是一个理性的程序，要求的是一种形式理性，而理性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是人民通过法律的治理，而并不是民意直接对司法施加影响。 三、司法如何独立于民意 司法独立是一种宪政的安排，意味着有限政府，意味着司法作为一种独立权力的成长。在我国目前的宪法规范中，并无"司法"字样，且有关司法机关规定的一节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末，司法权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这种情况与我国传统上视司法为行政的组成部分有关，也与建国初期国内严峻的斗争形式有关[18]，其结果是视法院为专政的工具。然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核心地位"。[19]目前司法改革已引起国内普遍关注，也出现了司法独立的呼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曾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司法独立与民意的关系： 第一，法院从总体上淡化"服务"意识。司法要保证其独立性，必须是消极的。法院过于主动有碍法院的权威性，使得司法的权威难以确立。法院过于主动就会有失公正性，而法院为人民服务应体现于判决的公正中。 第二，保证司法机构产生的民主合法性。在司法独立下的司法机构是国家机构的一个独立的权力部门，司法机构应作为独立于政府和民众的第三方中立地裁决纠纷。实际上司法的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司法机关并非凭空产生，其产生程序会影响到其中立性。在我国，法官一般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其民主合法性取决于民意表达的充分性。这种民意表达通过立法机关中不同观点、代表不同集团的人的辩论和表达实现的。[20] 第三，在个案审理中让民意与法官判决保持距离，保证法官个人的独立。[21]但在个案审理中必须保证法官独立地依据法律做出判决，"用法律规范来创造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决策的'隔音空间'"。[22]司法独立体现为法官个人的独立。然而法官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不能设想法官的行为超越人性，为此必须在法官的选任、法院的设置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并建立可操作的保障措施。这必然要求司法的专业化及由此而形成的法律的职业化。司法的专业化方能保证法官独立地依法做出判决。我国的传统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国家法与家族法的结合。对于重大的刑事犯罪适用国家法，而家族法或习惯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调整范围。但无论是国家法，还是家族法，其核心都是"礼"。"礼"倾向于纲常伦理，对于这种以"礼"为核心的法的适用缺乏理性、并不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良好的司法者是那种深谙人情的司法者。法官作为代表国家的裁决者能够形成一个特有的阶层，实现司法的职业化，而与其他政府官员相区别，主要依赖于其特有的知识。 司法独立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构与权力的一整套知识是独立的，它具有自己的运行理念和逻辑，它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23]这使得法官拥有对法律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拥有高度制度化的学科规训制度（descipline）。[24]这促使司法日益专业化并使得法律作为独立的职业不断发展，从而形成法官职业的道德规范及内部约束机制。但我们必须看到"知识话语的确立并不仅仅涉及知识的重新布局，而且势必涉及社会利益格局某种程度的改变，涉及到利益的社会再分配"。[25]司法话语的确立最终依赖于社会力量的重组，而司法话语又将成为司法独立的保障。司法独立难免使司法的圈子较为封闭，为了矫正司法的僵化、消除法律职业与社会的隔阂，需要把社会上流行的话语带入司法，采用陪审制度或平民法官制度，而司法话语能够使法官在民意面前保持理性，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一种令人信赖并且崇高的事物。 距离产生美，或许也适用于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注释： 本文是我参加北京市首届"挑战杯"的作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郑贤君副教授指导了本文的写作，我的同班同学孙建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便利，在此一并致谢，但本文的错误仍由作者承担。 季卫东："法律秩序的意义"，载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58页。 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同前引文，第15页。 参见[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王亚新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10页。 贺卫方："中国古典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参见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1999年。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社会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2] 同上引文，第7页。 [13]季卫东："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14] 同前引文，第65页。 [15]陈端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16]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17]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18] 参见前[15]引文。 [19]贺卫方："司改：四组矛盾，八项课题"，《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第641页。 [20] Alexander Hamilton:The Federalist No.70,Cliton Rossiter ed.,1961。 [21]对于法官独立的论述国内已基本达成共识，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如法官的任期、选任方法、待遇和服饰等，在此不再赘述。参见章武生、吴泽勇"司法独立--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上）"，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谭世贵："论司法独立"，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22] 同前引文，第16页。 [23] 同前[19]引文。 [24]福柯首先提出了"学科规训"，是指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和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参见[美]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5] 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

中国司法独立篇3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折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2．“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4．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1．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4．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

中国司法独立篇4

一、司法独立与法官等级制

司法独立是近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按照现在的一般理解，司法独立包含了两层要义：一是官厅独立。即抽象地看，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在权力结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实质上就是强调三权的相对分立；二是官员独立。即具体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在审判中独立运用司法权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扰。在我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法官等级制度的背景和初衷就在于，可以通过这种等级评定制度的确立整饬法院内部秩序，为司法机关整体独立于立法，尤其是行政机关赢得空间，因为一旦在法院内部建立起官阶等级秩序，就有利于形成一套区别于其他行政机关的选拔、晋升制度，从而可以为法院的整体独立提供相对宽裕的条件。但是，这种仅仅寻求司法机关官厅独立的改革思路却与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背道而驰。因为，在司法独立的两层要义中，官员独立较之官厅独立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官员独立是根本，只有保障了官员独立，才能确保官厅独立，官厅独立只不过是官员独立的直接后果。因此，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应当是经由官员独立来支撑官厅独立，只有完全实现了法官个体的独立，才能真正确保法院的整体独立性，正如德国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博德指出的，“只要每个法官作为个人是独立的，则审判机构也就是独立的。”[1]但是，在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历来强调的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性，而忽视对法官个体独立的型塑，加上改革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在对司法独立的理解方面出现了严重误识，因此法院管理制度改革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进路，就是企望通过实现法院的整体独立来促进司法独立的实现，但是，由于这一改革思路与实现司法独立的正当逻辑进路逆向而行，因此结果恰恰可能造成法院内部管理中的行政化趋向，从而损害到法官的个体独立性，使司法的独立性被破坏殆尽。这次施行法官等级评定制度，实际上就是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路的直接体现，因为建立法官等级虽有利于强化法官相对于其他公务员的差别性和独特性（因为它至少使法官序列与其他公务员序列区别开来，这有利于塑造法官职业的整体权威），但是，不幸的是，改革者恰恰忽略了，这种官阶等级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会对法官的个体独立构成严重挫伤，危害到司法独立的根本，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本是为加强司法独立而生的制度设置却可能反过来损害司法独立本身，这不能不说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从现实效果来看，在我国当前语境下，建立法官等级制，极有可能强化法院管理体制上的行政性色彩。从背景上分析，司法权的类行政化，或者说司法行政化，一直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重症顽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司法体制带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不仅在外部即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上依附于行政机关，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法院的人、财、物供应也统统仰赖于地方行政；而且在内部管理体制方面也仿行行政建立起一套上命下从的金字塔型权力架构，法院院长就是该级法院的首脑和最高长官，接下来是庭长，院长、庭长与所属法官之间是一种“长官”和“属吏”的上下级关系，他们对下级法官具有指挥、命令的权力。根据我国法院的传统作法，案件经过合议庭法官开庭审理后还不能立即就作出判决，还必须经过院长、庭长审批后才能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体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重大、疑难的案件，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的结论，合议庭的法官必须接受并加以执行。从权力构造的角度看，审判委员会不过是一种集体领导制度，要求合议庭法官必须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仍然体现的是一种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管理体制甚至感染到上、下审级法院，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上、下审级法院之间本应当是一种审判监督关系，但在现实中上、下审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为一种行政式上下级关系，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在下级法院法官审判案件时，作出批示、指示，甚至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而下级法官基于上下级关系，也只能接受、服从。这种司法权运作中的类行政化趋向，使法院的司法活动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司法权威面临着质疑，产生了广泛的司法信任危机。因此，自80年代中期启动司法改革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按照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重新配置司法权，希望通过相关制度的调整和构建，逐渐淡化法院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化色彩，而建立司法相对独立于行政的现代司法管理体制，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审判长选任制改革，就是增强法官个人独立性的一种有益尝试。而现在，这种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确立法院内部等级秩序的官阶、等级制度，却可能背离司法改革的大方向，重蹈司法行政化的覆辙，使已经逐渐得到淡化的法院管理体制重新强化。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建立法官等级制度是顺应世界潮流、积极同国际惯例接轨的体现和需要。但是，我随后翻阅了相关资料，却发现英、美、德、法等主要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对法官采取了等级评定的管理体制。因为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分权制衡理念，司法独立是司法权运作的本质要求，而司法独立的要义，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在于“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2]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的个体独立。例如，在德国，基本法（宪法）第97条规定，“法官独立并只服从法律”。在实践中，法院完全独立于政府机关，这种独立性甚至是不言而喻的，无需法律特别强调的。在审判中，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法官的审判，无论是其顶头上司（法院院长）还是其他国家机关，司法部长或者政府，或者是议会。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官员之间只有审级之分，而没有等级之分。你是上级审法官，仅仅因为你在上级审法院工作，并不代表你就是我的上级，可以在我审理案件时发号施令；你可能比我收入高、待遇好，但那也仅仅是因为你在上级审法院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在权力结构上比我高几个等级，上级审法官并不意味着就是上级法官，拥有在业务上发号施令的权利。同样，在同级法院内部，法院院长也只是法院司法行政性事务的管理者，他不是法官在业务上的上级领导，不能对法官审判案件发号施令，法官也没有义务服从法院院长的指挥、命令。在司法独立的现代法治国家，法官的一个普遍信仰是，除了法律，我没有别的上司，我只服从法律的召唤，而不屈从于任何人的意志。例如在英美国家，法院院长仅仅是司法行政事务的领导，他绝对不能影响、干涉法官的审判工作。即使是在法院院长权限较大的德国，他也不能干涉法官的判决。在德国，法院院长虽然是所在法院法官的领导，并有权对法官进行监督，但是，为防止院长利用其对法官的职务监督权影响法官独立性，法律规定，院长的职务监督仅仅局限于对法官特定行为方式的批评，以及请求或者敦促该法官将来改变行为方式，他对法官的判决不能横加干涉，更不能在法官审理案件时发号施令。而且，受到院长批评的法官可以向纪律法院。在德国纪律法院曾有这样一个判例：一个法院的院长擅自修改了一位法官所作的判决理由书（只是判决理由，而非判决本身）因为他认为该判决需要修改。结果，纪律法院的意见是：院长的行为违法，他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在另一个案件中，一个法院的院长要求将法律规定的在具体案件中由法官决定的当事人提交论点论据的期限延长。纪律法院认定院长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因为他试图影响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方式。[3]

司法权之所以要独立，是因为司法权必须要独立，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按照自身的权力逻辑正常运作，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司法独立首要的目的就是要独立于行政权。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精辟论述直接来源于英国的经验，而促使英国实行这种三分法的并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政治经验、逻辑以及某些偶然事件。[4]英国在1701年《王位继承法》颁布以前，法官被视为王室成员，作为王室成员，他们可以被国王随意免职。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被詹姆斯一世的免职表明，如果法官作出了对国王不利的判决，就可能遭到撤职。因此，法官往往被迫屈从于国王，成为国王实施暴政的工具。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星宫法院。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星宫法院是一个很有用的机构，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它却变成了实施暴政的一个工具，斯图亚特王朝利用它来实施他们未经议会同意而的压迫性法令。更有甚者，它变成了1629到1640年查理一世进行“十一年暴政”的主要工具，在这期间，查理一世一直试图废除议会进行专制统治。因此，1641年长期议会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废除星宫法院和枢密院对司法管辖权的全面控制。1701年英国议会借颁布《王位继承法》之际，最终规定：法官于品行良好期间应保有其职务，但应根据议会两院的要求而被解职。这个法令使上层法院彻底摆脱了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权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尽管当时这一法令并不适用于治安法官。在18世纪期间，治安法官仍然经常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剥夺裁判权力。同时，这项规定也不完全适用于19世纪期间建立的郡法院法官。尽管如此，上层法院的独立传统一直为下层法院所效仿，成为司法独立精神的最早渊源。[5]可以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水火不容、时代对立的，司法权独立的最初动机就是要摆脱国王（行政权）的控制，获得自主、独立的地位，以免司法权为行政权所控制，成为压迫人民的暴政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基于议会至上的传统原则，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英国仍然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制宪元勋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也指出，司法从属于立法，并不违背三权分立原则，司法独立的底线是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因此，近代以来，奉行权力分立的国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严守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法院不在任何方面依附于行政机关，包括不能采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来管理法官，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法官等级制无疑将强化法院管理中的行政色彩，使我国在司法行政化的陷阱泥潭中愈陷愈深，也离司法独立的真正目标愈来愈远。

更进一步说，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内在动因，还在于司法权本身是一种强调决定的公正性的权力，它因为强调决定的公正性而要求法官断案时的亲历性，法官必须在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听审后形成的事实印象，援引法律规范对纠纷作出最终裁断，因此，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法官司法的过程不能受到任何法外因素的干扰，哪怕是来自上级的指令，因为这仍然会动摇法官独立的心证形成过程。这一特征使得司法权在本质上是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性权力。而行政权则更多的是强调决定的效率性，由于强调决定的效率性而要求决定形成的非亲历性和职务的可转承性，事件经过层层上报至长官处，长官仅仅依据下级的书面或口头汇报便形成决定，不必亲历事件本身，在必要时，上级官员可以命令下级官员之间相互转承职务，上级官员也可以直接代替下级官员行使职权、作出决定，这就使行政权突显出一种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集合性特征。行政性决定也被视为是行政机关整体所作出的决定，行政官员个人的人格则被集体所吸收，处在行政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位阶的权力主体，都可以为更高位的权力主体所代替，而不会影响决定的有效性。可见，司法权与行政权两者之间，在权力构造和运作逻辑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分裂性，司法权的重心不在于法院整体，而在法官个体，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依赖于确保司法官员的个体独立性；而行政权的重心不在行政官员个体，而在于行政机关整体，行政效率的实现依赖于行政等级的森严有序，通过组织完善的科层结构确保行政命令的上命下从、上下一体。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权力结构和运作逻辑上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在司法机关内部采用行政管理模式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引入司法管理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只会造成权力本身的扭曲、异化。

二、司法独立与院长辞职制

其实，除了法官等级制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他制度改革上也存在着强化司法行政化的趋向，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枉法、院长辞职”的规定。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法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院长、副院长应当引咎辞职。同时，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发生其他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隐瞒不报或拒不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或者有不宜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职务的其他情形，院长、副院长也应当引咎辞职。我们充分理解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出台的社会背景，因为它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众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通过上访、伸冤以及媒体介入等途径，组织、集中、传输到权威机关，并通过政治架构上的权力制衡，影响到最高司法机关的改革决策。鉴于司法权在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现实地位，以及司法机关本身的政治化趋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全民干政治”、“社会政治化”的国家，司法机关实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司法机关被视为全民的工具、“刀把子”），以至最高司法机关在出台改革措施时，也不得不经常表现出对民意的某种“迎合”或“屈从”。但是，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理性的实践活动，不应当违背司法权运作的客观规律，以强化法院院长对下级法官的领导责任的方式，来控制司法腐败的蔓延，很可能在加强了对下级法官的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却为法院院长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法官枉法、院长辞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类行政化的首长负责制，它必将强化我国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中的行政化色彩，使法院院长对下级法官的监督、控制能力加强，因为根据责权相一致的一般原则，法院院长既然对下级法官的裁判行为承担着直接责任，那么法院院长就有权在法官审理案件时，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指示和命令，这样，法院院长的长官意志就将代替主审法官的心证，成为决定案件命运的关键因素，显然，这是与现代刑事诉讼所倡导的司法独立、直接言辞等一系列诉讼原理背道而驰的。即使站在工具理性的角度说，这一制度对于遏制司法腐败的真实效果也是颇值质疑的，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司法腐败滋生的制度因素，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原本就是通过法院院长审批制、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形式监督、控制下级法官的司法腐败行为的，但是，司法腐败仍然愈演愈烈，这已经表明，采用行政性管理手段遏制司法腐败是不成功的。而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法官枉法、院长辞职”这种更为极端的行政管理制度，来遏制司法腐败，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它只不过是转移了司法腐败的主体，即由下级法官转换为法院院长，而对于“寻租”的当事人而言，事情可能变得更为方便，因为以前可能需要“勾兑”一个合议庭、数名法官，现在则简化为只需“搞定”法院院长一人即可，而且由于法院院长的特殊地位，以前只为某一案件而发生的短期寻租行为极有可能发展为长期合作关系，甚至演变为一种分利联盟，进而导致“软政权化”现象的产生。

实质上，院长辞职制只不过是对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克隆和翻版，它体现的是行政权而非司法权的运作规律。前面已经提到，行政权本身具有上命下从、上下一体的特性，行政官员的决定也被认为是行政机关整体的决定，因此，行政权的行使凸显出较为强烈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是行政决策效率性的保证。但是，任何决策都无法保证不出现失误，行政权更不例外。决策失误意味着决策机关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行政机关的整体性却为责任追究带来了障碍，因为既然行政机关上下一体、行政决定被视为行政机关的集体决策，那么显然就应当由整个机构来承担责任，但是，根据“法不责众”的常识理性，由整个机关承担责任是不现实的，而且代价过于高昂。在这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的首长作为责任承担人辞职，就成为一种理性的、经济的制度选择。由行政首长以辞职的方式承担政治责任，带有“丢车保帅”的性质，藉此可以平息社会公众追究行政机构责任的要求，规避了整个机构“下课”的政治风险，维护了整个行政机构的信誉。可见，行政首长辞职制本质上是一种屏蔽机制，它以行政首长的辞职的形式遮蔽了我们对整个行政机关责任的追问，它带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色彩，而这是与司法权运作中要求的亲历性、个体性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在司法系统内部，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事必躬亲，不但亲自主持庭审、形成心证，而且须以个人名义作出最终判决，这就使得司法权的行使带有极强的个体性特征。由于法官是以个人体验、个人名义行使司法权，因此，即使法官判决出现错误，也应当由法官个人来承担责任，而与其他同事以及法院整体没有连带关系。不仅如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基于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规定了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为了保证法官心无隐忧、公正断案，即使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错案的，只要法官不是故意徇私、枉法裁判，法官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可见，司法权根本是循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行政权的理路在发展，在司法系统内部引入带有行政色彩的首长辞职制度，只会将司法改革引入歧途，使司法权按照行政权的轨迹扭曲运作，其结果只能是使司法权本身致力实现的公正目标变得愈行愈远、最终遥不可及。

从根本上说，我国司法改革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我们在进行制度的改造与重构时能否充分尊重司法权运作的客观规律，是否按照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来重新配置司法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客观上的现实政治格局，以及改革者主观上的认识误差，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在改革目标和手段之间出现了错位，并形成了所谓“路径依赖”，凭藉目前改革中所采取的制度手段，根本无法实现改革预期的目的，法官等级制度以及“法官腐败、院长辞职”制度，都只会强化法院管理中的行政色彩，妨害司法独立，扭曲司法权的公正运作，因为它们违背了司法权本身的运作规律，因而也必然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和最终目标。

[1] （德）博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载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

[3] （德）博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载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司法独立篇5

    作为整个社会变革一部分的法院改革

    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不过，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也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从清末开始，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现代型司法制度的时间不过近百年，而她的法律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却至少有两千年以上。这样的历史对比不仅仅可以表明现代法院制度在中国不过是一个新生儿，而且也意味着新制度建立的艰难。司法改革不仅仅涉及到法院或司法机构；它涉及到社会调整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涉及到社会意识的改变，甚至是人们思想方式的改变。

    不妨举个明显的例子。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司法独立的正当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学说早已家喻户晓，成为社会共识。在制度层面上，在司法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自身的体制与程序方面也都形成了一系列稳定的保障。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模式基本上是反分权的。从来没有独立于行政机构的专门化的司法机构，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也毫无法律专业训练，无从对本来就很粗疏的法律条文加以细致而平衡的解释，导致案件的处理几乎呈现出韦伯使用“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一术语去描述的那种状况。 这样，我们既缺乏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群体，司法程序也不可能是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运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央动员型的统治传统更加剧了人们对司法独立的陌生感。

    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模仿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但是，表层制度的改变容易，但实际运作手段与过程的改变则很难。引进的新制度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而变形。就司法制度而言，尽管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一方面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所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支撑这种独立性的社会意识以及具体知识却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得以确立，法律职业的发育和法律教育的发展命途多舛，终究导致法院独立有其名而无其实。

    这种书面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反差也是今天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大障碍。法院独立首先意味着法院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独立。然而，实际做法却是法院在这些最要害的方面都受控于同一层次的党委和政府。试想，如果财政与法官选任方面法院不能独立，那怎么能够想象法院能够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的意志？法律条文中许诺了司法独立，诉讼当事人当然有理由期望法院在司法决策时将这种许诺变成现实，然而，由于司法的地方控制，当案件涉及不同地方的当事人时，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在的法院受理，而该地方法院作出偏向本地当事人的判决几乎成为司法决策的常态。这不能不加剧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满和怨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最重要的是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这是司法独立最基本的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般大众固然经常是司法屈从外部权力控制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中也的确弥漫着不利于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气氛。政治话语中见惯不怪的“一把手”或“核心”的表述，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惯常思路，从某些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对集权政治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动员力的青睐有加，都会形成对独立司法的抵制因素。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正当性以及依法治国的正当性的确立，法院在调整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方面正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整个社会也理所当然地增强了对司法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司法界革除积弊、适应新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一时间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对法院弊端的揭露，“司法腐败”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惯常说法。这样的舆论气候所引发的不是对司法独立的追求，而是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和强化监督和控制的呐喊。如此一来，某种恶性循环便不可避免：因为法官素质不高，所以需要的不是独立，而是控制，由于受到控制和不得不屈从外部和内部的干预，因而司法官员本来就很稀薄的尊荣感就愈发丧失殆尽，对于没有了尊严感的人你又如何要求他表现良好？出现更多的错判和劣行将是必然的，于是，人们会说，这么严厉的监督居然还会出问题，难道不应当更加严厉的监督和控制么？

    怎样走出这个怪圈？也许我们无从发现某个具有决定性的着力点，在我看来，有关现代司法以及现代政府建构的基本道理的更全面、更深入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法院自身在法官选任、司法权行使方式、法院管理以及司法职业伦理等制度的建设方面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力的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官选任制度

    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较，法官选任制度在过去的十年间取得的成绩是最突出的，而且法官选任标准的提升也是最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领域。在今天，对其他若干方面的改革路向——例如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如何实现司法管理的非行政化等方面——许多人的见解并不一致。但是，就司法官员应当具有高素质的要求这一点上，现在人们并没有多少分歧。这当然具有历史的原因。自1950年代以后的四十多年间，中国根本没有对法官的选任提出教育背景上的要求，由此导致司法官员教育水准的普遍低下。 直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该法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有大学教育背景。当时的所谓大学，其实是包括两年或三年制的所谓大专文凭的。短短数年之后，感受到社会公众对司法表现的不满和期望的日益加剧，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则司法公正不过是一句空话，尤其是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大，更需要法官具有对复杂的社会事务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6月对法官法作了修改，担任法官者的教育层次由大专提升到本科。依据该法第九条第六款规定，担任法官者必须具备的教育背景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但法律也为某种情况下的变通留下了空间：“适用……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

  不过，最可忧虑的是，这样的变通可能变成常规。或者，表面上看来很美好的法律在现实中根本被束之高阁。1995年法官法颁行之后在许多地方得不到执行的事实表明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直到今天，一些不具备法官法任职资格的人们仍然可以进入法院担任法官甚至院长，由此导致中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似乎永无尽期。原因在哪里呢？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司法改革不能够局限于司法领域。前面曾说过，在目前的体制下，司法人事任免的权力并没有完全握在法院的手中。地方党政可以因为对法院人事权的掌控而硬性地将某些不符合法官法任职资格的人员塞进法院，与此同时，像转业军人的安置问题更是所谓“政治任务”，不可抵抗。

    对法官法以及检察官法修改时所作出的另一项改变可能有助于法官、检察官选任实践的改善，那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修改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都明确规定，今后所有从事这三种主要司法职业的人员必须首先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如果能够付诸实施的话，这一改革措施将成为所有进入法院者必须迈过的一道高门槛，从而将不仅提高三种职业的人员素质，更对于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通过司法获得法律统一以及司法权渐次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

    在中国，虽然在一般政治话语中“三权分立”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货色，然而，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的差异已经得到了法学界以及法律界的更多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体现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与其他两权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例如，司法权的行使需要以中立的方式行使。为了实现这种中立，在审前程序和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保持应有的消极性，不可过于主动和积极。不仅如此，因为法官要裁判的事务往往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司法决策必将有一方败诉，即便判决本身的公正性毋庸置疑，但败诉当事人的不满和指责仍属无可厚非的正常情形。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必要的消极将有助于减轻司法所承受的这种压力。

    虽然有上述一些观念上的觉醒，民事诉讼立法也有了相当的改进，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司法行为惯性却仍不时地表现出来。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上说，司法机关只是完成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它要及时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主动地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人事与财政体制上造成的法院对地方党政权力的依附使得司法行为的独立难以确立。传统社会主义司法所承担的教育功能也会加剧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主动积极地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法院冲破应有界限的动力，那就是许多地方法院财政的拮据。一些法院通过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得经济收益，改善了它们的财政情况。上述种种复杂的因素让我们看出在中国确立消极司法观所面临着的特殊困难。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报《人民法院报》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表扬文章，例如称赞某法院如何服务于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称赞某法院积极投身于“严打斗争”， 称赞某法院热心为当地企业服务，甚至不待起诉，“上门揽案”，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从司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着眼，目前我们的法院也确实面临着司法行为上的两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在各个方面显示它的存在和力量，一方面可能有利于赢得政治领导层的赏识，从而改善法院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状况，但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主动行使很有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张扬威力适足以丧失尊严。在行为模式上缺乏独立品格，过分对政治权力攀龙附凤可能加剧了依附感和边缘化。两难的另一种选择是，法院以消极中立的方式行使司法权，这样做也可能出现两种可能的效果，或者司法的尊严得以逐渐确立，或者消极中立蜕变为消沉孤立。

    法院管理制度

    这里的法院管理制度指的是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的合理化、法官个人独立地位的保障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理顺等，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法官个人的独立。当然，实际上，中国的宪法以及法院组织法根本没有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有的只是法院作为一个系统独立于外部的干预。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大致上还是一种行政化色彩很浓的模式。值得欣慰的是，法学界以及司法界对法官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论证，与此同时，相关诉讼立法也正在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近年来，最高法院又推行了若干朝向这个方向的改革措施，例如在专业庭的设置方面，取消了与民庭并立的经济庭；确立审判长选任制度，以便使素质较高的一部分法官享有更大的独立权；将法官与书记员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序列，等等。但是，某些显而易见的行政化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到，最突出的便是沿袭已久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过去的司法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审委会决定案件违反了司法公开的原则，破坏了回避制度的效果，造成了司法效率的低下。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对法官的控制与法官素质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人们看到了法官素质不高，因此用审委会对审判结果加以监控，然而监控使得法官权力虚化，内心的失落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鄙视将使他更缺少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发不思进取，自暴自弃，这样又导致更严厉监控的正当性。

    审委会如此，院庭长批案亦复如此。需要改变的还包括法官法所规定的过于繁琐的法官等级制度。这种将法官分作十二个级别的制度强化的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差异，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要在法官中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需要确立责任与荣誉相结合的机制。当责任与荣誉都无法推诿的时候，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我们就可能走上一种良性循环。

中国司法独立篇6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它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司法权独立，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离出来，不依赖与也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人员独立，即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对法律负责，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各方意见，包括检察官，上级法官和同级法官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同样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由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为相对独立，与西方国家三权分力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司法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司法权，其它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法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2、司法独立为技术性独立。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独立都是技术性的，是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条件，而非出于政治需要或或者政治目的；3、司法组织独立而不指司法人员独立。司法人员以司法机关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行使司法权，不强调司法人员的独立；4、独立的有限性。司法权的技术性独立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独立，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是从属于立法权和立法机关条件下的独立，不是充分的独立。

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是由司法独立的技术性价值表现出来的。

第一、司法独立具有权力制约和维持权力平衡的价值，在我国建立民主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司法独立及保障其实现的司法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统一于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运作。这一原则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权力机关产生其它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并对人民负责，通过权力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现民主，“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⑵，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虽然不照搬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否定权力制约在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司法独立可以形成一种政治的制衡格局，保证政治机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理性的要求。

第二、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在我国建设中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公正是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体现我国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必然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民主性和优越性，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排除各种不当的干涉，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司法独立保障司法统一的实现，在我国建设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需要司法独立。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宪法的尊严与权威是我国宪法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事财政体制上看，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⑶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然要以司法独立为基础，建设统一的司法体系，保证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司法独立具有保护民主，促进法治的价值，从我国的历史情况和建设中体现出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来看，更需要强调司法独立。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依附于行政而不具有独立性，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实践中司法受干扰的因素相当多，司法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甚至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致使司法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社会腐败现象令人担忧，需要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确保司法权在依法惩治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法院及法官的行政化”是与司法权本身的要求相冲突的，需要通过司法独立的途径解决其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体制下能够实现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在民主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司法独立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法律制度条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条件，我国的体制与其不同，但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具备了实现司法独立的条件。

第一、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人民法院是具有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宪法规定了审判权，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职能，这虽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中司法权的充分独立，但是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独立性，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第二、法院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有三层含义：其一，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国宪法和法律要求司法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地适用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遵守法律。其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不受法定机关法定职权以外的任何干预，其行为的合法性接受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三，司法行为排除干涉。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有权监督司法行为，但无权干涉。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追求司法独立公正的价值理念，但规定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对司法行为干涉的排除，因此监督也会变成实际上的干涉，成为我国司法遭受干涉的根源之一。

第三、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严守中立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适用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一方，要严守其中立者的地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独立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现实的制度还需要系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完成。

第四、法院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各级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法

院无权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法院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法院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院长如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五、我国行政诉讼中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参照适用，体现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被视为司法独立的标志，可见司法审查权在司法独立制度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学者“建议这中审查权应扩大到行政法规”⑷。

三、在我国体制下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现有的制度仅仅提供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

（一）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独立性

一方面，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模式。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的原则，是对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是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前提。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人民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不等于通过直接控制同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权来实现，不等于对具体审判业务的领导，而要坚持党在制定司法政策上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更加适宜于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委员会集中领导全国法院系统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是我国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果是法定程序外任意行使监督权，必然会形成滥用监督权干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滥用监督权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应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对监督的结果同样要向社会公开。

（二)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独立性

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与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中央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设置应根据司法的需要划分，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行为公正性和统一性的破坏。

（三）加强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

我国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⑸，而且宪法规定的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而非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强调法官个人在司法中的独立。正是这一点在实践上使得我国法院内部出现了行政化倾向，院长庭长干涉法官依法办案便有了可能，其弊病是显见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的有机结合，只要一个环节的独立性受到破坏，独立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我国强调司法人员独立更为重要，司法人员独立首先要克服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取消法院本身的行政级别；消除法院之间的行政性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制度实现，而不应该通过指示、批复和意见的方。另外，还需要确认法官身份独立，严格法官的任免，限制审委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取消内部层层审批制度，严禁内核请示。

（四）改革我国的法律监督体制

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其行使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担任检察者和者的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权和审判权失衡，“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司法行为的稳定性和公正性。为确保司法权的完整独立及司法的公正，必须改革法律监督机制，将检察院的权分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检察院专职法律监督。

（五）消除我国法律的可诉性缺陷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的不可诉性法律，突出的表现在宪法方面，就是没有宪法诉讼。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法、国旗法、组织法、法官法等同样具有不可诉性。法的可诉性缺陷对司法独立具有制约与破坏作用，法的可诉性缺陷使得法律的适用背离了司法轨道，更多的由行政解决，行政权代替了司法权，在事实上导致了司法权的弱化，司法职能在国家职能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下降；同时，公权主体违法的责任无法通过司法的方式追究，最终破坏了社会对司法的依赖和信任，难以实现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不利于法治的发展。所以，应从立法上消除法的可诉性缺陷，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赋予宪法以可诉性，使司法机关能够直接适用宪法审理案件。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我国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部2002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参考文献】

（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司法独立仅指审判独立，司法权仅指审判权。

（2）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3）马骏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对策》，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中国司法独立篇7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和我对司法独立现状的认识及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法官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系“技术性的司法规则”。不过这两种意义联系紧密：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而后者乃前者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由此出发，采用一个较为概括性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虽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但鉴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很难给出一个可以普遍使用的标准。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结构上的独立与程序上的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是审判权独立与法官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对当事人独立，职能独立，机构独立和内部独立。也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还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尽管各家的理解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点是一致的：即司法独立不仅包括法院的独立，还包括法官的独立和法院内部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指某个体独立，即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极其心中的正义准则，而不接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法院内部的独立，指其审级独立，既不仅同级法院之间完全独立，互不隶属；就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完全独立，互不隶属。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也只是司法裁判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之更严慎，减少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而这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上命下从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有着质的区别。在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与法院内部的独立三者中，当以法官的独立为核心。司法独立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保障，它不能仅停留在作为一项空头原则的层面之上，它的确需要有具体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应当包括体制保障、经济保障、资质保障和身份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法院的内部独立、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体制保障。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其他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控制。而且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权，控制非法的权力干预，在国家体制中，法院和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财政供应体制以及司法行政营理体制也应当有利于司法独立。

（二）经济保障。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包括提供需要的办公条件，办案费用等。同时，法官待遇也应当比较优厚，高薪不仅养廉，而且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无论对法院还是对法官，受自身利益所驱动，即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我个人认为，经济保障在我国应有一套比较适用和完善的良好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遏制社会腐败的发生，而更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三）资质保障。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心”，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判决。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理性的法院与理性的法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现有的审判人员事实上并不具备法官的素养，有的从部队退伍，有的是从学院转至法院，而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员廖廖无几，整个法官队伍参差不齐，素质，涵养不足以让司法充分体现他的广义和真实。这也是我国司法的一个真实国情，并不是我国没有法律人才，没有自制良好的法学人才，只不过我国的资质保障没有能够以快速适用的方式转变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我们的人才选用，人才的专业性步子太小，动作缓慢，致使社会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政治教育是好的，可我们的资质没有保障，法官的新旧更换日驱紧迫，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能让法治社会尽早实现，能有效地建立一个透明的司法，透明的审判机制。

（四）身份保障，《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11条规定“法官的任期，法官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报酬，服务条件、退休金和退休年龄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能顶住任何强大社会势力的影响甚至压迫而依法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如法官不因一般工作失误受到弹劾，只有司法腐败或重大失职才是启动法定弹劾程序的基本理由。我个人认为法官终身制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社会发展才刚迈入中等发展水平，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体司法系的整个队伍，真正从专业学府的并不占多数，我们的司法队伍不客气地说还是鱼目混珠状态，而我们的司法体制、法官审判制度及机关联的制度需要从实践中真实的体现和创新，而对于专业出身的人来自现实司法工作是他们的“临床诊断”，他们可以很专业地对待现实操作中的利与弊，他们的根本原因，完善他们的具体方案，而非专业的人也许积累的经验仅仅印证了某些法律体制或法律规定，不是以推陈出新，我们国家现已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来说，他不仅具有研究的价值，他还窥视社会中某一层或某一范围的法律空白，我们如何去填补空白，如何去完善我们的法律，若仅凭法学专家们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操作，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不合适、不真实的，而我国的发展，不在司法上真正的独立，需要走的路还要有很长一段路程，毕竟我们的体制是个宠大的司法体制，如一个巨人想医治他的不顽之症，必先有一套完善、全面、适用的方案和必须的勇气与毅力，我们不能有一丝的差错与松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个人认为，国际上盛行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司法观念，但从广义上说，我们的法官制度，或其他具体的操作上还是要从国际上吸取其精华的。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的相对性

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与相对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通认可，应当说已具有“公理”的性质。1988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成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做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有为任何直接成间接不当的影响，怂勇、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任何理由。

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地肯定和重视？从政治的角度 看，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从司法的维度看，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司法权的特点即维护司法权需要，就我国的情况看，强调司法独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历史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司法机关建立出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基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乃至军事的干涉甚至代行其事，而革命政权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以及解放后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在较长的时期内也难以确立和发展一种独立的司法系统。二是目前干扰司法的因素很多，司法机关安要独立行使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三是在目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尤为重要，这种司法应当说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司法系统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规则应亮黄牌，甚至罚下场，否则，就不会有健全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司法独立十分必要。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法权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制公正程度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通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独立的司法制度合理运行有助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所需要的“理性的法院”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俗，它只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具有一种“形式理性”，即法官不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三、我国司法独立所受的限制及允许的样态。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一、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从法理上看，司法独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义上的官署独立，但其核心内容，是以司法官员为权利义务承受对象的个体性独立。这是因为，第一，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二，全部司法秩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判决而设置的；三，司法责任应当是个体化的。

其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其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技术性而言，这种独立也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技术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的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司法程序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司法机关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济控制等权力来司法机关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力图避免非程序性干预，但缺乏体制约束的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民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十分有限。

当前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不独立并由此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较为突出。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2、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尤其遇到一些利益损益突出，影响大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案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司法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3、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由于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独立的品格，司法官员可能因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司法权。这方面的情况已到了不下大力气予以整顿的时侯了。

四、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求得平衡

中国的司法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性表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然而由于法院理性不足，其独立性又应当受到相当的限制：表现之一：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但各方面的限制，这一要求又不能短期内实现。如何能解决这一难题？在现有基本条件的限制下，我们认为，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在全面改善司法状况的同时，为中国的司法制度提供“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保障，以维护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要求。司法独立可以“先走一步”，同时尽可能地寻求制度与实务的真正而又确有成效的改善，并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基础，创造条件。这种独立性保障最基本的有三点：

1、改革法院体制，摆脱或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司法不独立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由于司法机关对区域党政机关存在于那种人为的人身和财产依附关系，致使司法机关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保障，因而无法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

2、改革法官制度。培育崇高的法官和理性的法院。崇高的法官意味着人格、学识与权威的三位一体，只有这样的法官，才有可能为忠实于法律而独立特行。

3、调整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的程序化与合理化。在一种一元化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司法独立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加强司法权的统一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曾指出：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严重的障碍。”他反对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主张建立一个“能够对抗一切纯粹地方影响”的强有力的中央机构来领导国家的司法和法律 监督工作,以保证全国“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曾提出应实行法院干部的的垂直管理。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同志也曾提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在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中得以体现。

中国司法独立篇8

【公司法/独立董事/移植

改革现行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仅就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发表几点粗浅看法。

一、英美国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历史背景

“独立董事”一词源于美国的“independentdirectors”，在英国被称为非执行董事(non-executivedirectors)。美国公司法中的董事分内部董事(insidedirector)和外部董事(outsidedirector)。若采两分法，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可互换使用。如采三分法，董事可分内部董事(insidedirector)、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affiliatedoutsidedirector)和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unaffiliatedoutsidedirector)，即独立董事。内部董事指兼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董事；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灰色董事)，指和公司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如公司已退休高管人员、高管人员的亲朋好友、公司律师、供给商的总裁)的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之外的其他职务，并和公司、内部人及大股东间不存在可能妨碍其独立作出客观判定的利害关系(尤其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利益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不兼任公司高管职务，属外部董事范畴；又不和公司存在实质利害关系，故不同于关联董事。

美国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存在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联邦公司立法为1940年《投资公司法》。至于投资公司之外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在20世纪70年代前基本由内部董事控制。偶然设立的外部董事往往由公司总裁的亲朋好友担任。结果，外部董事往往对公司总裁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扮演着花瓶角色。

其实，早有学者批评美国各州立法者和法院偏袒公司经营者，未能妥善保护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免于遭受公司管理层的无能、疏忽、失信乃指行为的侵害，猛烈抨击各州立法者和法院竞相放松公司经营者管制、向最低点竞争的公司立法行为(racetothebottom)。(注摘要：WilliamL.Cary,FederalismandCorporateLaw摘要:ReflectionsUponDelaware,83YaleL.J.663,664,666(1974);CharlesW.Murdock,Delaware摘要:TheRacetotheBottom-IsanEndinSight?9Loy.U.Chi.L.J.643(1978).)为更好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制约放荡不羁的公司管理层，开阔公司董事会决策视野，推出独立董事制度可谓水到渠成。

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暴露出来的公司丑闻，如在国内政治选举中的非法捐款、在国际贸易中向外国官员行贿等，引起美国广大中小投资者对董事会监督职责的怀疑，也促使美国证监会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以审查财务报告、控制公司内部违法行为。此前，美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个案协商方式推展独立董事制度。例如，美国证监会在和被处罚上市公司达成的多件调解书中要求违规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或将原属内部人把持的重权移交独立董事。此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证券商协会、美国证券交易所也纷纷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1(P.341)。美国密西根州的《公司法》更是率先在各州立法者中间确立了独立董事制度。

近年来，民间组织要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呼声日益强烈。例如，美国法学会1992年发表的《公司治理原则摘要：分析和建议》积极倡导独立董事制度。其中的第3A.01条建议每个大型公共持股公司的大多数董事由那些和公司高管人员(seniorexecutives)缺乏重要关系的人士组成。这必将对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和各州公司法的修改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全国公司董事协会1996年发表的《董事职业化探究报告》呼吁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实质性多数席位，(注摘要：NationalAssociationofCorporateBoards,ReportofNACDBlueRibbonCommissiononDirectorProfessionalism9(1996).)并对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公司总裁一名内部董事表示赞赏。美国企业圆桌会议1997年发表的《公司治理声明》也要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实质多数。(注摘要：TheBusinessRoundatable,StatementonCorporateGovernance10(1997).)美国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更明确主张，最理想的董事会中应只有一名公司总裁(CEO)作为内部董事。(注摘要：AdamBryant,CalpersDrawsaBlueprintforitsConceptofAnIdealBoard,N.Y.TIMES,June17,1997,atD5.)

但美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并非一帆风顺。当美国法学会推出公司治理探究项目《公司治理原则摘要：分析和建议》、要求确立独立董事制度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并非对现行法律的重述，而是对公司法的彻底改写；主张缩小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经营活动的职权；认为赋予董事会监督权，将会破坏董事会和管理层紧密合作的建设性角色；指责该探究结果忽视了经济学的功能、以及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优点；认为既然公司受制于市场并服从消费者和股东的要求，就没有必要出台该探究项目；甚至批评该项目的探究者不懂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以及独立董事的应有角色等。(注摘要：JamesD.Cox,ThomasLeeHazenandF.HodgeO''''Neal,Corpotations,Volume1,AspenPublishers,Inc.,2002,Sec.9.3.)尽管如此，独立董事制度仍然受到广泛赞誉，美国法学会亦于1992年批准了《公司治理原则摘要：分析和建议》。

在实践中，美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结构中的比重日渐增加。在目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中，独立董事席位大约为2/3[1(P.342)。据美国学者1997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调查统计，111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1名；159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3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2名；113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3%)中的内部董事只有3名；58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2%)中的内部董事只有4名；25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中的内部董事有5名；18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4%)中的内部董事有6名或6名以上。换言之，7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10%以下；182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38%)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11%至22%；12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26%)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21%至30%；71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31%至40%；2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41%至50%；4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51%至60%；5家公司(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中的内部董事比例为61%以上。(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

独立董事的功能亦日益彰显。20世纪90年代，大量经营效益滑坡的公司的总裁被独立董事们掌控的董事会扫地出门。据美国一些学者对266家公司在1970年、1976年和1980年董事会的结构和公司业绩的调查探究，证实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公司业绩存在正比例关系。(注摘要：BarryD.Baysinger%26amp;HenryN.Butler,RevolutionVersusEvolutioninCorporationLaw摘要:TheALI''''sProjectandtheIndependentDirector,557,572(1984).)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有学者发现强有力证据，认为公司经营绩效和独立董事的独立程度成正比。(注摘要：IraM.Millstein%26amp;PaulW.MacAvoy,TheActiveBoardofDirectorsandPerformanceofLargePubliclyTradedCorporations,98Colum.L.Rev.1283,1299—1315(199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董事会结构和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

英国非执行董事制度的建立也如火如荼。英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直接导火索是1990年冬、1991年春广大投资者高度怀疑英国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以及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控制。波力派克(PollyPeck)、埃克斯科(Exco)和克劳罗尔(Coloroll)等公司巨头的崩溃均为例证。于是，在1991年5月成立了由凯德博雷(AdrianCadbury)勋爵为主席、由金融报告理事会、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会计师协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于1992年底发表了闻名的《凯德博雷报告》(全称为“凯德博雷委员会有关公司治理财务方面的报告”)。该《报告》要求每个公司的董事会都要设立具有一定才干和数量的非执行董事，并使其观点得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凯德博雷报告》出台后的执行效果较好。就非执行董事数量而言，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巨头纷纷设立非执行董事，以致于出现了非执行董事供不应求的局面。就非执行董事的专业而言，律师、会计师和行政人员是非执行董事的主要成员。伦敦证券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其贯彻《凯德博雷报告》的情况或未予遵守的原因。当然，非执行董事制度的实施也有美中不足摘要：律师、会计师和行政人员作为非执行董事未必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并提出切中要害的挑战意见；约1/3的受访非执行董事认为其从管理层获得的信息有限；大多数非执行董事由董事会主席个人出面邀请，而非由规范化的董事会和提名委员会举荐；风险和报酬不成正比，致使不少非执行董事在就职前往往犹豫再三。(注摘要：JohnShaw,TheCadburyReport摘要:TwoYearsLater.See,ComparativeCorporateGovernance,EditedbyKlausJ.Hopt%26amp;EddyWymeersch,WatlterdeGruyter%26amp;Co.,1997,p.26,31.)当前，英国非执行董事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之中。

独立董事制度还移植到法国和日本等国，大有蓬勃扩张之势。《OECD公司治理原则》第5条第5项也要求董事会对公司事务作出客观判定时应独立于管理层，并明确要求董事会设立足够数量的非执行董事对有可能产生冲突的事项(如财务报告、提名、高管人员和董事薪酬)作出独立判定。独立董事制度对于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效益性、平安性，强化公司竞争力，预防公司内部控制人渔肉公司和股东利益，强化公司内部民主机制，维护小股东和其他公司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发挥了积极功能。当然，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并非完美无暇。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也是英美法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具有导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土壤

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流通性不强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控股现象普遍，致使大股东或者母公司得以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董事会和经理层互相兼任，重叠程度过高。据证监会资料显示，2000年上市公司80%以上的董事会中“内部人”董事比例达到60%。“内部人”相对控制着80%以上的上市公司[2。内部人控制现象，不仅导致公司经营者游离于广大中小股东的监督之外，而且导致公司经营者及大股东肆无忌惮地蚕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是根治内部人控制、遏制一股独大(霸)的一剂良药，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充实董事会知识结构，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

我国1993年《公司法》虽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并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1997年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答应上市公司根据需要设立独立董事。该态度仅是许可和鼓励而已，而非强制。据世界银行探究报告，1999年时我国上市公司仅有54名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3.1%[3(P.76)。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1999年联合的《有关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率先在海外上市公司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明确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董事会换届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惜，这一硬性要求只适用于境外上市公司，而不适用于境内上市公司。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2001年8月公布了《有关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开始在上市公司全面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同年，中国证监会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更在第3章专节规定独立董事制度。

可见，在监事会制度无法发挥应有监督职能、《公司法》又不能很快修改的情况下，中国证监会被迫以行政规章的方式，借助行政权力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独立董事制度之善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肯定，但由于缺乏《公司法》明确规定而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尴尬。治本之策乃在于完善公司法，将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单层制治理结构，从而和双层制并肩而立，供公司任意选择。应当指出，《公司法》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适用范围应采取分类原则。申言之，强制上市公司全面推行独立董事，而且独立董事要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鼓励非上市股份公司推行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是否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由公司章程规定；答应有限责任公司自由决定是否设立独立董事。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正在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中顺利推展，独立董事功能日趋明显。但由于立法滞后和市场环境、传统文化障碍等配套办法的原因，实践中出现了独立董事花瓶化、荣誉化、顾问化等新问题。除《公司法》应全面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外，尚应强调两点摘要：(1)世界上只有更好的公司监督机制，没有最完美的公司监督机制。独立董事制度更非万能。没有理由苛求独立董事制度“包治”公司治理“百病”。不仅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未能根绝公司治理丑闻，就连作为双层制样板的德国监事会制度也未能彻底消除德国的公司治理弊端。(注摘要：ComparativeCorporateGovernance,EditedbyKlausJ.Hopt%26amp;EddyWymeersch,WatlterdeGruyter%26amp;Co.,1997,p.12,13.)(2)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生制度，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可能十全十美。英美法系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为时不久，至今仍存在诸多新问题。例如，美国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均有独立董事，但独立董事并未有效遏制管理层的贪婪、狂妄和欺诈行为。独立董事制度功能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仍处初创阶段，不仅《公司法》尚未明文认同，其他配套制度和市场环境尚付阙如。我国郑百文公司早在1995年就率先设置了独立董事，但未能阻止郑百文的虚假陈述行为。但不能据此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独立董事制度。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完善、而非压抑和排斥独立董事制度。

三、新《公司法》应授权公司章程自由选择单层制和双层制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发端于美国。但美国和英国公司法均确立单层制的公司治理结构。换言之，公司机关中仅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无监事会之设。独立董事实际上行使了双层制中监事会的职能。而在德国、荷兰等国公司法确定的双层制下，公司由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但要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董事也由监事会任命。双层制和单层制的共同点在于，实现经营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分开。假如说单层制在董事会内部实行了独立董事监督职能和内部董事经营的分开，双层制则在董事会外部另设上位机构行使监督之责。

美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在于，彻底转变除了股东大会和股东代表诉讼无人挑战董事会权威的局面，在董事会内部强行嵌入监督机制。假如说德国的监事会是董事会的外在监督机制，而美国的独立董事则是董事会的内在监督机制。结构虽有不同，功能却无二致。换言之，美国承认了公司法上传统的董事会作为一元化的公司经营机关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瑕疵。美国公司法上倘若存在监事会制度，则其是否还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则是未解之谜。

我国《公司法》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看似双层制，实和双层制不同。原因在于，监事会和董事会均为平行的公司机关，同时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既不握有重大决策权，也无董事任免权。当然，监事会还是被赋予了法定的监督之责。由于在制定《公司法》时，立法者没有把独立董事制度考虑进去，也就不会为独立董事预留法定监督权限。如此以来，在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时，似乎存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权限的碰撞。

在未来新《公司法》当中如何处理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的关系，值得探究。对此，主要存在4个备选答案摘要：(1)引进单层制及其配套的独立董事制度，废除现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和监事会制度；(2)进一步改良监事会制度，排除单层制和独立董事制度；(3)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并存。此即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治理机构的目前状况。(4)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假如选择前者，公司不设监事会，但须全面移植英美法系的董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彻底改造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的董事会制度；假如选择后者，须全面移植德国的董事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尤其要彻底改造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的董事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监事会应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

笔者持第4种观点。换言之，我国新《公司法》应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自由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选择单层制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既可继续坚持单层制，也可更弦易辙，改采双层制；反之亦然。因为，惟有公司自己，而非立法者，才最清楚哪一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适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单层制和双层制都诞生于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法律、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很难简单地认定孰优孰劣。立法者的天职是给公司及其股东提供更多可资选择的法律路径，而非堵塞和限制公司及其股东的自治。而且，经过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惨淡经营，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广大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感情和理性上的认同。全面抛弃独立董事制度，和全面抛弃监事会制度都不应当是立法者的明智选择。

在这方面，《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和法国1966年《股份公司法》的起草者也曾面临单层制和双层制孰优孰劣的困惑。他们对这一立法难题的解决思路颇值借鉴。《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的起草者曾指出，“就公司管理机构而言，目前在欧共体范围内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法律制度。其中的一种制度规定了单层制公司机关体系，另一种制度规定了双层制公司机关体系，即经营机关负责经营管理公司的业务，另外一个机关负责监督经营机关。在实践中，即使是在单层制公司机关内部也进行事实上的职能分离，即执行成员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非执行成员只负责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在这两套法律制度之下，都有必要严格区分负有上述职责之一的人员的责任。全面推广这种严格区别将会有助于推动来自不同成员国的股东或者股东集团设立公司，并进而推动欧共体范围内公司之间的相互融合。虽然强制性地全面推广双层制，从近期看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该制度至少应当作为所有股份公司都能自愿选择的一种模式。当然，只要赋予单层制某些法律特征，以使其功能和双层制的功能相协调，就可以继续保留单层制。”可见，虽然起草者对双层制格外青睐，但从实际角度着眼，答应单层制的存在，并要求单层制具有和双层制相同的法律特征，即经营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分开。而在单层制国家，单层制已经行之甚久，改采双层制绝非易事。可见，《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采取折衷主义态度是妥当的。

无独有偶。《法国股份公司法》自1966年也答应公司选择单层制或者双层制模式。截至1990年，只有7.6%的法国股份公司选择了双层制模式。截至1995年，158000家股份公司中有155000家股份公司选择了单层制，而仅有3000家公司选择了双层制，这3000家股份公司中的一些公司有很强的竞争力。一些股份公司则在单层制或者双层制模式之间不断变幻选择。法国绝大多数股份公司之所以青睐岁月悠久的单层制，主要源于法律传统的力量和多年来法国人对单层制的法律和实务经验的积累。(注摘要：ComparativeCorporateGovernance,EditedbyKlausJ.Hopt%26amp;EddyWymeersch,WatlterdeGruyter%26amp;Co.,1997,p.12,13.)

从授权公司选择制的思路出发，我国立法者除了建立健全单层制中的独立董事制度外，也要完善双层制中的监事会制度。中国证监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实乃由于目前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监事会监督乏力所致。假如监事会在实践中能够切实有效地行使其法定职责，确实没有必要设立独立董事。为弥补现行立法及实务中监事会制度的瑕疵，应参照德国的双层制模式，将监事会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要改进监事会的监督手段，扩充监督职权，规定董事会有义务定期向监事会报告工作；还要引进外部监事。

在《公司法》修改之前，至少在上市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着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现象。如何确保二者间的各司其职和通力合作，避免二者不必要的权力斗争，是确保公司效率和股东利益的重要新问题。笔者认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为公司机关或其成员，不应存在凌驾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上的非凡利益，均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负责，两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应存在本质性利害冲突。但美国公司中独立董事的职权是在没有监事会的制度环境下设计出来的，而我国公司已经存在着监事会，这就决定了我国独立董事的出现不能也不应取代监事会，更不可能享有美国独立董事所享有的那么多权限。

应当承认，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职权范围上既存在交叉和重叠，也存在不少差异。例如，独立董事的监督对象包括公司内部人(包括董事和经理层)和控制股东，而监事会监督对象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全体董事(含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管人员。原则说来，法律和行政规章明确赋予一方的职权只能归属该方，对方不得行使；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监事会根据《公司法》享有相同职权的，应以《公司法》规定为准。具体说来，各类公司(含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仍应当依法围绕公司经营的合法性、妥当性对董事(含独立董事)和经理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督职责。独立董事的主要权限应当限定于《公司法》载明的董事会职权中的关键部分，如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从而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因此，只要独立董事在《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运作，不侵占监事会的权限范围，就不会存在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生职权撞车的新问题。倘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监督意见相左，均应向股东大会据实披露，由股东大会最后定夺；小股东倘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可向法院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或无效确认之诉。

要从根本上避免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叠床架屋，减少监督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如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重复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应从制度上革除当前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存的格局，授权公司自由选择独立董事制度或监事会制度。

四、寻求良好的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的构成比例

独立董事的能力和品德不管如何优秀，但孤掌难鸣。单个或者少数独立董事很难在董事会中产生支配性影响。美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构成结构中的比例新问题值得探索。

公司董事会以其独立董事的构成比例为准分为7种模式摘要：(1)全部由内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2)内部董事占绝对多数、独立董事占绝对少数的董事会(30%以下)。(3)内部董事占简单多数、独立董事占相对少数(30%至40%之间)的董事会。(4)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平分秋色(40%至50%)的董事会。(5)内部董事占相对少数、独立董事占简单多数(50%至60%之间)的董事会。(6)内部董事占绝对少数、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60%以上)的董事会；(7)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这类董事会目前还比较少见。

从前述美国学者1997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调查统计分析，被调查公司中属于第1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的没有，属于第6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94%，属于第5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5%，属于第4种模式的占被调查公司总数的1%，而属于第2种和第3种的总共只占1%的比例。

那么，哪种董事会模式最为理想?独立董事的比例是否越高越好?美国公司法学者柏格特和布莱克的探究成果表明，并非独立董事数量越多，公司经营绩效就越好。反而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公司的绩效反而逊于其他公司；内部董事占简单多数的公司和独立董事占简单多数的董事会的公司在绩效上旗鼓相当。他们认为，假如一家公司董事会中有适度的少量内部董事(如11人董事会中有3名至5名)，则公司的经营绩效会更好。(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鉴于这两位学者的探究在美国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必要对这一探究结论作两点说明。

首先，柏格特和布莱克有关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公司的绩效反而逊于其他公司的结论，并不能确切地说明这些公司绩效竞争力之薄弱的根源在于独立董事占了绝对多数。公司的经营绩效取决于劳动、资本、管理、市场、法律等多种因素，独立董事再重要，也仅是良好公司治理的一个环节而已。将公司绩效之不彰归咎于独立董事的绝大多数，难以服人。即便就独立董事制度自身而言，独立董事的功能能否全面发挥出来，亦取决于董事的独立性、业务素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诸多因素，和董事人数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且，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是公司绩效不彰的原因抑或结果，也有待进一步探究。难怪柏格特和布莱克也反复强调，“不问独立董事的能力背景，一味追求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的观点无济于事，除非独立董事们具有很高的素质，比如对本公司所属产业情况了如指掌”。(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言外之意，假如独立董事的素质过硬，真正了解公司经营之道，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未必就不好。

其次，柏格特和布莱克承认，“没有探究数据表明，美国公司董事会应当改弦易辙，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内部董事一手遮天的董事会结构”。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公司有权尝试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董事会结构”。他们举例说明，“假如11人董事会中包含有6名独立董事、4名内部董事和1名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可能比有9名独立董事和2名内部董事，更能使公司受益”。(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尚在建立和完善中，尚无独立董事数量和公司绩效相互关系的实证探究。笔者认为，美国的经验和实证探究可资参考。最重要的是，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各有优劣。独立董事在利益关系上的超脱和独立使其在参和董事会决策时能做到一身正气，不会为追求私利而恶意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但独立董事投入公司的工作时间有限，缺乏对公司真实情况和最佳决策方向的深刻熟悉，欠缺公司经营的必要知识和经验；又因其和公司经营绩效间又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关系，其履行董事职责的利益驱动力自然弱于内部董事或外部关联董事。因此，独立董事有可能演变为“麻木董事”。内部董事在利益关系上陷得太深，极易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此即人的道德风险新问题。但其对本公司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在本公司决策方面的专业经验远非独立董事所比拟。因此，最佳董事会结构应是内外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和关联董事)并存、德能互补、好人和能人为伍的结构。

第1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处于董事会结构模式中的两极，有失偏颇。前一模式过于封闭，既排斥了外部人对内部人的合理制衡，又阻挡了外部人超然而独到的见解。此类董事会难以避免保守封闭、夜郎自大、内部人相互勾结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缺陷。后一模式虽具开放性和动态性，但囿于清一色外部董事的固有缺点(如远离经营层的信息、对公司了解不深、利益驱动不足)也很难成为董事会理想模式。

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之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属第1种模式。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即采第2种模式。《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在2003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即属第3种模式。无论是2名，还是1/3，都略显人数单薄。第4种模式、第5种模式、第6种模式和第7种模式在我国尚未出现。

鉴于我国独立董事既要监督和制衡内部控制人，也要监督和制衡控制股东，为使独立董事的声音不被内部董事和关联董事吞没，独立董事应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本文前述的第2种、第3种和第4种模式均不可采。这样，既可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规模优势和聪明才智，也可用够用足内部董事的有益资源，非凡是信息优势和利益驱动机制。需强调的是，假如独立董事不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独立董事控制的专门委员会再多、独立董事对专门委员会的控制力度再大，仍然无法制止内部董事或关联董事的一意孤行。因为，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专门委员会提案要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至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简单多数(第5种模式)，还是绝对多数(第6种模式)，都应尊重公司和股东自治，以及市场的自由选择。这恰恰是柏格特和布莱克的核心探究结论。

五、完善独立董事的能力建设机制

个体独立董事资格之优劣关系到整个独立董事制度能否发挥其应有功能。大体而言，独立董事既应具备普通董事的任职资格，也应具备其他非凡资格(包括利害关系上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以及过硬的业务能力)。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价值所在，也是独立董事有悖于内部董事和外部关联董事的关键所在。独立董事的权利和利益均以其独立性为前提。和公司和大股东存在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人士虽可担任内部董事或外部关联董事，但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公司法》应当采取枚举法和概括法相结合的原则，从严界定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要进一步拓宽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中有关非独立性的外延。凡在5年内受雇于公司或者其关联公司(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和姊妹公司)，在5年内和该公司发生过商业往来或财产关系，在5年内和该公司主要客户和供给商有隶属关系的人员，在5年内本人或其同事为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在5年内和公司捐赠的机构或者个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在5年内作为公司大中型股东(1%持股比例以上)及其雇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合伙人、前夫、前妻、监护人、被监护人和同居者)，均应被排斥于独立董事范围之外。易言之，凡和任职公司或其大中型股东、高管人员存在财产(包括股权、债权、物权)、亲属、雇佣、交易等利害关系的人士(包括社交密切、存在私人感情的好友、同学、同乡等)均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受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注重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是一张由形形的利害关系编织而成的巨网。利害关系之普遍多样和盘根错节，无疑加大了甄别独立董事独立性的难度。缺乏独立性、或形式上具备但实质上不具备独立性的人士当选为独立董事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有必要鼓励中小股东随时凭借证据挑战独立董事尤其是处于利害关系灰色边缘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鼓励股东提起独立董事更换之诉。

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和其他关联董事朝夕相处，年深月久后既轻易培育独立董事和其他内部董事和关联董事的私人感情，也轻易形成董事会成员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严重腐蚀董事的独立性。有鉴于此，必须从严限制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如3年1届)，且不答应连任。一些意志薄弱、利欲熏心的独立董事有可能在任期届满前就丧失或抛弃自己的独立性。这些独立董事应在自己丧失独立性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主动辞职，其他董事或股东也有权要求其辞职。

仅有独立性还不够。独立董事还应当具备至少足以和非独立董事相匹配，甚至更强的业务能力，包括担任独立董事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这种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囊括企业管理、法律、财务、工程技术和其他专业技术。在美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囊括其他上市公司的总裁、退休的公司总裁、大学校长、退休的政府公务员、成功的个体商人、独立的投资者等。前两类人士最受欢迎，因其对经营管理大公司的复杂性有清醒熟悉，所提建议也十分中肯、具体、实用。美中不足是，这两类人士对同行的相互同情，有可能演变为偏袒、放纵公司经理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公司经理的高额薪酬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根据一仆不侍二主的原则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精神，在职公司经理不能担任同行公司的独立董事，但可担任其他行业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职公司经理要深入了解其他行业的公司的具体情况也非易事，更何况在职公司经理还要倾注主要精力经营管理本公司。又鉴于我国尚无成熟的经理人才市场，在职公司经理很难成为独立董事的主体。除在职公司经理外，学者、律师、会计师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均可成为独立董事。

从知识结构上看，独立董事集体的专业知识应当搭配合理，不宜高度重叠，且能囊括公司管理、财务、法律、营销等内容。独立董事不宜全部由法学家担任，也不宜全部由经济学家或者任何一类专业人士担任。鉴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业务素质事关千万投资者切身利益，立法者有必要干预独立董事的业务知识结构，对于业务知识构成规定一个硬性比例。

为确保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公司法》应要求大型股份公司董事会下设若干专门委员会。为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优势，避免独立董事沦为稻草人，具有监督职能的审计、提名、薪酬和考核、诉讼等专门委员会应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主席由独立董事担任。当然，这些委员会设在单层制中的董事会下面是妥当的；在双层制下应设在监事会下面。至于董事会下设的具有经营决策职能的投资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理应吸收内部董事和外部关联董事参加，但其构成比例略低于独立董事。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内部董事参和投资委员会的程度和公司经营绩效成正比。(注摘要：AprilKlein,FirmPerformanceandBoardCommitteeStructure,41J.L.%26amp;Econ.277(1998).)《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52条要求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中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而未要求独立董事在战略委员会中占多数。该态度可解释为，战略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全部或主要由内部董事构成。建议《公司法》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战略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独立董事还是内部董事。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内部董事在参和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方面的建设。

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功能，《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赋予独立董事6项非凡职权摘要：(1)重大关联交易审核(包括认可和否定)建议权；(2)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3)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4)提议召开董事会；(5)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6)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但上述权利不属于单个独立董事的权利，而以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多数同意为前提。这些职权是在假定独立董事少于内部董事、且不设专门委员会的框架下享有的；倘若独立董事多于内部董事。且设有专门委员会，这些职权应当分别由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或董事会行使。如，第1、第2项职权由审计委员会行使，第3、第4和第5项职权可由任一专门委员会行使，第6项职权应由各独立董事分别行使。为培育独立董事市场，加强独立董事自律，有必要设立董事协会。为提高独立董事的业务素质，应加强董事业务培训，马来西亚的董事强制培训制度值得我国参考。

六、完善独立董事的选拔机制

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探究中心对2001年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统计显示，在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中，董事会提名达到87.36%，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名的占据15.06%，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的有1.7%，上级主管部门推荐的0.57%，公开招聘占1.99%，其他途径有7.1%[2。

《指导意见》第4条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因此，1%以上的股东虽可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但由于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大会的选举结果，仍然改变不了控制股东控制独立董事人选的命运。既然独立董事由控制股东“一手提拔”，而非中小股东的自主选择，则要求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监督和挑战董事会和内部控制人似乎有“缘木求鱼”之嫌。

为预防控制股东和内部人左右独立董事人选，可考虑以下方案摘要：(1)进一步降低股东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持股比例(如0.5%)。(2)将独立董事提名权限定为中小股东的权利。大股东将提名权让渡给中小股东后仍享有表决权。法理依据在于，既然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责是关怀中小股东，中小股东理应享有提名权。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既有提名权，也有表决权。(3)大股东享有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权，但在选举独立董事时要回避表决。法理依据在于，独立董事的重要职责在于监督大股东。大股东既和独立董事之选任存在利害关系，当然应回避表决。(4)公司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候选人，鼓励适格人士参加独立董事竞选。凡具备独立董事资格的人均可毛遂自荐。(5)独立董事协会建立独立董事数据库，并主动向各个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协会负责制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组织全国性独立董事资格考试。(6)鼓励猎头公司向各个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以推荐独立董事为主业的猎头公司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七、明确独立董事的问责机制

独立董事固然具有独立性，但不是断线的风筝，必须对公司和股东利益负责，并关怀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要求独立董事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意味着，独立董事维护的是公司利益(不完全等同于大股东利益)；大中小三类股东的利益都蕴含于公司利益中，不答应大股东利益凌驾于中小股东利益之上。公司利益也不等同于大股东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简单相加，或者股东近期利益和股东长远利益的简单相加。现代公司法认为，公司利益既蕴含股东利益，也蕴含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如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供给商利益、环境利益、公司所在社区利益等。独立董事既应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应关心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这才是独立董事对公司利益负责的全面涵义。独立董事仅对中小股东利益或仅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观点有失偏颇。当然，股东利益是公司利益的核心。独立董事不得剥夺股东权利以增进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不法、不当利益。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一样，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含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违反该义务的，独立董事要对公司、甚至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独立董事究竟不同于公司顾问或其他名誉职位。独立董事既握有参和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对其他董事和经理层进行监督的权力，也肩负沉重的法律义务。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是独立董事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性只会加重、而非减轻独立董事所负的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因此，笔者主张，在衡量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是否违反忠实义务的时候，不应适用不同标准。

独立董事也要严格履行勤勉义务。而判定独立董事是否履行注重义务的标准是，以普通谨慎的独立董事在同类公司、同类职务、同类相关情形中所应具有的注重、知识和经验程度作为衡量标准；但若某独立董事的知识经验和资格明显高于此种客观标准，应以该董事是否老实地贡献出了他实际拥有的全部能力作为衡量标准。独立董事客观上投入公司的时间有限，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这一事实可能构成法院在个案中判定独立董事是否免责或减责的正当理由。换言之，内部董事既是公司董事、又是公司高级雇员，理应承担比独立董事更重的勤勉义务。为帮助法院准确衡量独立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协会可制定自律性的《独立董事最佳行为准则》。

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由忙忙碌碌的名人担任。名人作独立董事不仅给公司带来知名度、公关和知识资源，也给名人带来财产收益。新问题是，同时兼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否在每家公司投入足够精力和时间履行董事义务?回答是肯定的。投入和独立董事职务相匹配的足够精力和时间是独立董事的义务。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和时间履行董事义务的独立董事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从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两个角度分别予以考虑，然后定其责任承担。独立董事由于过错给多家公司造成损害时，应向多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导入经营判定规则有利于减轻或免除善意、勤勉、谨慎的独立董事的赔偿责任，鼓励其积极进取精神。独立董事可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以减轻赔偿责任，公司也可提供部分保险费补贴。作为被保险人的独立董事屡屡因能力不济导致保险公司向公司或者股东支付赔偿金，迟早被独立董事市场淘汰。因为，保险公司会不断提高该董事的保险费，直至该独立董事望而却步，上市公司也将不堪忍受无德无才独立董事的保险费补贴。可见，责任保险市场有助于准确甄别并及时淘汰滥竽充数的独立董事。

八、独立董事的利益激励机制

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功能，尚须善待独立董事。通常情况下，将人力资本甚至股权资本投入公司的内部董事具有精心治理公司的动力。而独立董事在利益驱动不足的情况下轻易滋生懈怠心理，很难全身心投入公司的经营管理大业。调动独立董事为公司经营献计献力的动力源仅仅由良心和菩萨心肠提供是不够的。独立董事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要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分文不取，既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理念，更难以获得独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在实践中，声称自己从某上市公司未领分文的某独立董事陆某被中国证监会罚款后，不少独立董事应声辞职。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美国20世纪初的独立董事报酬也很微薄。随着独立董事群体的壮大，独立董事的报酬已有明显提高。据柏格特、凯里和艾尔森对1724家美国公司的统计，每位董事的平均年薪由1992年的163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18300美元；大公司董事的平均年薪由1992年的237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6700美元。78%的被调查公司还向董事们提供出席董事会及其委员会会议的津贴。董事每次参会的平均津贴由1992年的700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900美元；在此期间，大公司董事每次参会的津贴稳定在1000美元左右；在此期间，被调查公司平均每年举行董事会会议7.2次(大公司平均8.1次，小公司6.5次)。(注摘要：SanjaiBhagat,DennisC.Carey%26amp;CharlesM.Elson,DirectorOwnership,CorporatePerformance,andManagementTurnover,54Bus.Law.885(1999).)这些统计数字是针对董事群体的，而非限于独立董事。但由于独立董事是董事中的主体部分，上述统计数字对探究独立董事的薪酬也有一定助益。许多公司为吸引独立董事，还推出股权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些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退休养老福利计划。尽管许多股东权保护团体抱怨独立董事福利过于丰厚，但不少公司认为这对于提升独立董事素质具有积极功能。

根据中国证监会《指导意见》第7条第5项之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披露。如何确定独立董事报酬是个令人棘手的新问题。就独立董事而言，要价过高会吓跑上市公司，要价过低又担心降低自己的身份。就公司而言，目前也无成熟的报酬确定方案。结果是，相当一批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大大低于内部董事，甚至仅有象征意义；有的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分文不取。据调查，独立董事薪酬最高的是宝钢股份的独立董事，年薪达到20万元；而绝大多数独立董事的薪酬集中在年薪3—5万之间。由于各地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也有较大区别[2。我国《公司法》可规定独立董事薪酬结构(包括固定现金年薪、股份薪酬和股份期权)，也可授权公司章程酌定。但立法必须确保独立董事不能成为类似于内部董事的利益中人。至于独立董事的具体薪酬数额，立法者无权干预，应委诸独立董事市场确定。

独立董事可否持有任职公司股份?柏格特、凯里和艾尔森的探究成果表明，独立董事持股比例较多时，就轻易快速更换公司的CEO。(注摘要：SanjaiBhagat,DennisC.Carey%26amp;CharlesM.Elson,DirectorOwnership,CorporatePerformance,andManagementTurnover,54Bus.Law.885(1999).)柏格特和布莱克探究成果也表明，独立董事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越多，公司的经营绩效越高；他们建议美国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更多的激励机制。(注摘要：SanjaiBhagat%26amp;BernardBlack,TheUncertainRelationshipBetweenBoardCompositionandFirmPerformance,54Bus.Law.921(1999).)这一探究结论值得我国新《公司法》参考。但立法者也面临二难新问题摘要：禁止独立董事持股时，立法者担心其缺乏参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答应独立董事持股时，立法者又担心其丧失独立性。关键是控制独立董事的持股上限。根据《指导意见》第3条第2项，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依反对解释，只要独立董事的持股比例不超过1%，或者尚未达到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的程度，就不构成公司的大股东，自然具有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因此，独立董事可有限度地持有任职公司股份。

九、独立董事角色定位应当准确

独立董事要克尽普通董事的应尽职责，既要发挥参和决策的职责，也要发挥监督职责，还要发挥顾问和咨询职责。在监督者和顾问之间，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作为监督者，独立董事有义务确保公司经营行为合乎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顾问，独立董事应为提升公司业绩献计献策。前一角色使内部董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对独立董事心存敬畏，后一角色使内部董事和其他高管人员满怀感激。因此，监督者和顾问角色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独立董事不应只满足于监督角色，公司有理由期待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创造财富；独立董事也不应只满足于顾问角色，因为公司完全可以聘用各类一流顾问，顾问角色并非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独立董事制度是新生事物。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共谋公司大业必然存在磨合期。面对非独立董事的冷待、排挤和封杀，独立董事要挺起腰杆，凭着高尚人格和过硬素质履行职责。独立董事被内部人收买，或对内部人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充耳不闻、随波逐流的，要对公司和股东承担民事责任。为确保独立董事对全体股东利益负责，《公司法》应确认独立董事对广大股东的报告和说明义务，打通独立董事和广大股东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独立董事市场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假定一些独立董事刚正不阿，勇于行使监督者职责，敢于对抗大股东和内部董事的违法或不妥行为；而其他独立董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大股东和内部董事。因此，勇敢、正直的独立董事有可能被懦弱、圆滑的独立董事所取代。但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宁可辞职或被股东大会罢免，也不应屈服于大股东和内部董事。懦弱、圆滑的独立董事虽可苟且偷安于一时，终究难逃对公司和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据调查，我国“目前所有敢于公开对董事会或大股东发表反对意见的独立董事，几乎在事后都选择了辞职”[2。独立董事应具有方正气节。

【参考文献

[1R.W.汉密尔顿.公司法(第4版)[M.北京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司法独立篇9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新公司法第123条，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特点以及我国目前的治理结构，认为我国新《公司法》并未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国务院根据新《公司法》授权在制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时，应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经验，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监督制度，允许上市公司自行选择治理模式。

刚刚过去的2007年，证券市场红火，股民趋之若骛。综合岁末年初《中国证券日报》报道，2007年我国仅在境内上市的公司总数就已超过1540家，IPO市场轻松跃过2000亿、3000亿、4000亿元大关，继2006年IPO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后，一举创下当年4470亿元的IPO融资新高，跃居全球首位。另据报载，到2007年底，A股股民累计开户数已经突破1.4亿户，沪深总市值突破30万亿大关，已经超过我国当年21.09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这证券市场一片火红的年代，我们应当冷静地看到，我国上市公司还主要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流通性不强的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控股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致使大股东得以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董事会与经理层互相兼任，重叠程度过高，内部人控制现象不仅导致公司经营者游离于广大中小股东的监督之外，而且导致公司经营者及大股东有机会蚕食上市公司。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必须加紧改革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监督。

一、新《公司法》没有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

自2001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上市公司中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我国各上市公司均先后按照《指导意见》配置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给我国公司治理带来全新的思路，引起了人们对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改革的更多关注。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凸现出不少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协会曾对69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3％认为自己是“花瓶”，有39％认为自己是董事，另有37％称自己是顾问，只有21％认为自己是中小股东的代表。可见，大多数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没有实现制度引入者所期待的代表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初衷。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文简称为新《公司法》)。修订后的新《公司法》以其第123条作出“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授权规定。这是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试行数年后，法律第一次对在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所作的规定。对于这寥寥二十个字，引发理论界、实务界的不少探讨，有人欢呼从此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有人认为“新公司法已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笔者则以为，从该条款的内容来看，尚不能说“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更不宜说“新公司法已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笔者的理由如下：

第一，该条款内容可以理解为是一项资格授权。是国家立法机关对于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具体办法”规定权所做出的排他性的授权，将该制度的立法权给予特定化。即这一“具体办法”的规定权不仅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务院行使，其他机关无权分享。

第二，该条款可以理解为是一项范围授权。国务院对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具体规定，可以根据我国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做出，即可以规定上市公司继续沿用并改良监事会制，可以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无条件设立独立董事，废除监事会，也可以规定上市公司不仅应当设立独立董事而且同时还得保留监事会，也还可以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上市公司可以选择设立独立董事或监事会等等。

第三，目前所有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依据不是法律层面的新《公司法》第123条，也不是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具体办法”，而是早在新《公司法》颁布前，2001年中国证监会的《指导意见》。不能把已经形成事实的，因《指导意见》推行的结果，视为新《公司法》第123条规定带来的成就。

第四，根据新《公司法》第123条规定，国务院有责任根据我国上市公司中试行独立董事的实际情况，加紧总结经验制定相应的具体办法。假设2001年《指导意见》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所推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熟，那么，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初国务院完全可以对该《指导意见》的内容悉数予以接收，稍加修改上升为行政法规。然而，众所周知，国务院并没有对中国证监委的《指导意见》予以明文认可。

第五，从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生效以来，至今已有两年多，国务院关于设立独立董事的“具体办法”仍未出台。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也证明我国上市公司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尚不成熟，嫁接引入的独立董事制度尚未本土化。还需留足时间对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的改革与实施效果给以充分的考察。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根据该条款的简要规定推断说“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成为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有失偏颇。只能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的尝试给与高度重视，并做出允许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我国上市公司的原则规定。要使独立董事真正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必设制度，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该制度能够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因此，眼下的关键是要找到一条能够切实改善我国现有公司治理状况的具体途径。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各有其土壤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在公司治理方面大致形成了两大模式，即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模式。这两种模式很难简单地判断孰优孰劣，且随着经济全球化，两种模式彼此取长补短还在不断完善。

(一)普通法系模式

该模式中的公司治理有称为单层制，又称“一元制”。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并没有专门负责监督职能的监事会的设置，董事会同时身兼管理和监督两种职能。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董事会的自我监督无异于让自己的左手监督右手，而这两者又皆听命于一个大脑，这种制度设计不可避免的会有监守自盗之嫌。

在英美国家，资本供给主要来自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股权非常分散，以至于没有一个股东能够对公司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所谓“内部人控制”是指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层权利过大，他们合谋危害或者削弱股东的利益。美国独立董事制度之所以建立，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公司被内部人控制的客观事实问题。立法机关通过对既有单层制框架内董事会监督机制进行适当外部化的改良，引入外部的独立董事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的监督制约力量，从而形成了独立董事制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独立董事制度是美国在既有的单层制框架内进行监督机制的改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独立董事实际上行使了双层制中监事会的职能。

何谓独立董事，中外无统一的定义。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理解，独立董事即为与公司没有重大关系的董事。这里说的没有“重大关系”是指：不是公司以前的执行董事，并且与公司没有职业上的关系；不是一个重要的消费者或供应商；不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而被推荐或任命的；与任何执行董事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不具有大额的股份或代表任何重要的股东等。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认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制度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防范和遏制“内部人控制失控”；二是完善董事会素质结构，提高董事会科学化决策水平；三是强化公司公开信息披露，保障公司财务及业务披露更加公正透明。

近年来，除英美法系国家外，独立董事制度已经被移植到法国和日本等国，并且还大有蓬勃扩张之势。然而，正是在独立董事制度被一片叫好声中，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制度即便在其发源地美国对如何确保其独立性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001年底发生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安然公司17名董事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德州大学校长，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等社会名流，尽管如此也没有制止公司的业务经营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的独断专行。更使人难堪的是安然事件绝不是仅有的个别现象，在安然事件发生后不久，接连又暴露出美国世界通信公司等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会计作假事件。说明问题不仅仅在于安然，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在安然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即对独立董事制度采取了亡羊补牢式的改进措施，但不得不承认独立董事制度即便在美国也并非完美，更不是公司治理的灵丹妙药。

(二)大陆法系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的资本市场是以银行为中心。其公司治理结构可称为双层制，也叫“二元制”。这种模式，公司股东会之下不仅设置董事会，而且还设有监事会。

在德国，荷兰等国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任命，监事会由全体监事组成，监事会的候选人来自股东、雇员和工会三方。监事会与董事会系垂直关系，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任命董事会成员、监督董事会、决定董事的报酬、决定公司的政策、在董事会不能召集股东大会时，根据公司的利益负责召集。监事会成员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管理，一般也不能对外代表公司进行活动。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公司股东会之下设有董事会以及与董事会平行的监察人，监察人和董事会成员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察人的职责主要是对公司的会计和业务情况进行监督，制止董事在业务中的违法行为，每位监察人均可以独立行使职权。日本法律还根据公司资本金的数额将公司分为大中小型，规定大公司应当设立会计监察人或检查人。会计监察人是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家，是公司依法聘请的外部人士，检查人则为由主管机关委派，或者公司自行选举产生的临时设立的监督人士。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以强化监事职权为目的不断地修改商法，还以完善会计监察人制度以及建立外部监事制度等方式弥补监事及监事会制度的不足，采用组织性的监察来保障监督职能的发挥。但是，实践证明，至今为止一系列强化监事职能的措施并不足以克服监事及监事会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固有弊端。此后，日本在一些大公司尝试从美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设置专门委员会，实验结果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有效的改善，使得实务界呼吁借鉴美国建立单层制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由于日本与美国在法律体系、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俗习惯上存在着众多的差异，完全以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来替代其长期采用大陆法系的监事及监事会是否妥当，一些学者也表示谨慎和怀疑。经过多方面的论证和探讨，日本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商法修改案，在公司内部监督体制的设置方面选择了折衷的方案，即商法和商特别法允许公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督模式。

客观地说，英美法系模式和大陆法系模式两种治理结构在各自法系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下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在原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英美法系模式和大陆法系模式可以并行存在并各自发展的话，那么，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各国间都在不断吸取其他监督模式的成功经验。这说明两种监督制度之间有着共同的监督目的和互补性，可以相互借鉴，吸收对方的优点，以改革自身的制度。

因此，在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机制时也应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传统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趋势，借鉴各国长避短，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三、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

目前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过渡性的特征，表现为公司治理结构在法律规定、机构设置和实际运作上的不一致。从《公司法》的规定看，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借鉴欧洲大陆模式，既有董事会，又有监事会，是双层制治理结构。而从公司的机构设置看，是多元治理模式，既有董事会，监事会，还有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等，后来又引入了英美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从公司的实际运作看，是单层制治理结构，而且这种“单层制治理结构”被推上了极端的集权化，即“内部化控制”。可见，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定型，实际上还在英美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之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企业原来的治理结构之中徘徊和选择。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上述特点与我国原有经济体制有关。我国大多数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普遍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却没有明确谁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由谁来作为上市公司国有股的代表行使权利，从而导致国有股权控制权不明确。由于国有股权持有者的主体的缺位，很容易引发经营者巨大的道德风险，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造成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难以发挥监督职能，因为在现有股权结构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往往集股东权和经营权于一身，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产生与控股股东直接相关联，其对公司的监督就成了“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或“领钱人监督发钱人”，因此，独立性难以保证显而易见。

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内部人控制”也有自己的特点，表现为“企业领导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危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甚至使公司陷于困境却无法追究其责任。除了“内部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密切相关我国还存在着“外部人内部化”问题。这里说的“外部人”是指与企业相关但又不在“企业经营者”行列，或者按规定不在“企业经营者”行列的人。他们是一般股东以外的国有股权代表、党政机关的少数官员、原来行业主管部门改制而来的行业性总公司的管理者等。这些“外部人”通过实施一定权力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从公司中获得收益，从而与公司经营者即人串谋。公司经营者也乐于“收买”他们，与之共同损害国有资产和股东利益，甚至在体制上将他们一体化。例如：公司的党委成员本来是经营者系列之外的非股东意义上的监管者，属于外部人，但是，现在许多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一体的，即使不一体，党委书记也与总经理等一样在公司拿工资、奖金，实施股权激励时，他们也可获得。这实际上就是外部人内部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加剧了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部人控制”，而是比“内部人控制”更加严重的“外部人内部化”，这是导致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的根源。

实践告诉我们，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并存的监督机制对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监事会虽是公司设立的专门的内部监督机构之一，也是防止董事专权损害公司利益的一个重要权力制衡机构，但在实践中，我国监事会的作用却难以发挥，监事会形式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独立董事也并没有起到制度设计初衷的作用，许多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仅仅是为了满足证监会部门规章的要求。

新《公司法》对原有监事会制度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该法第54条赋予监事会弹劾权、股东会的召集与主持权、提案权和权等更多更新的职权，为监事会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进一步发挥应有的效用提供了立法保障。但新《公司法》对监事任职资格只是规定了其消极资格，并未对其积极资格做出规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十分复杂，作为监事，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业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需要具有法律、财务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公司业务方面的知识。监事只有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和阅历，才可能及时、准确地获取与监管有关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做出评价和判断，真正履行其职责。缺乏对监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在实践中，职工监事要么与公司的经营者存在一种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要么存在一种雇佣关系，因此职工监事因行使监察权可能受到利益侵害乃至被辞退，这方面法律或公司章程应给予应有的保障，否则职工监事的作用便难以发挥。缺乏监事单独行使职权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采用集体行权模式，即必须以监事会决议的形式行使权力，监事个人不得独立为之，新《公司法》仍未改变这一规定。以这种合议制的方式进行监督，不利于监事单独提出监督意见，严重影响了监事会的工作效率，也与法律对监事规定的个人责任不相称。

就独立董事制度来看，新《公司法》只是简单地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目前独立董事制度适用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证监会的《指导意见》。在独立董事制度这几年运行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立法不够完善，存在着很多漏洞。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独立董事，如果上市公司下设审计、薪酬、提名等委员会，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显而易见，由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中处于劣势，不能起到关键性的监督、制衡作用，其独立性便失去了保证。

四、完善上市公司监督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业已存在的情况，以及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内部人控制”的具体特点，笔者认为，国务院的“具体办法”应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比较、借鉴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模式的基础上，改进和推行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

第一、改革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难以发挥监督职能的根本原因。国有股减持将削弱国有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控股地位，促使公司控制权真正回归到全体股东手中，由股东大会选举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也将真正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监督董事会及经理层，向股东大会负责，从而促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能有效地抵制公司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第二、参照独立董事标准设置专职独立监事制度。监事会的灵魂在于其独立性，我国监事会之所以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是因为监事会“形式上独立、实质上不独立”。尽管新《公司法》赋予了监事会更大的职权，但其独立性仍不容乐观。监事会功能的强化，必须改善监事会自身的结构。而在现有立法的背景下，在监事会中引入独立监事不失为一良策。关于独立标准，可参照关于独立董事的独立标准的界定，主要强调独立监事要独立于公司大股东和执行董事、经理人员；关于数量及比例，建议监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应由独立监事构成；与独立董事不同，建议独立监事应当是专职，因为作为公司常设的日常性专门监督机构的成员，惟有专职才能实现其所负载的监督职能。

中国司法独立篇10

在我国，对司法独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法学界对于司法独立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逐渐形成了司法独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的共识。但是，现行立法有关“独立审判”的相应规定尚欠具体和完备；学术界对于司法独立的内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定位的理解还很不明确，以致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保障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司法独立的相关理论问题作深入研究，以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并对其价值进行正确定位。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发表几点拙见。

一、司法职能和特点

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应当从司法职能和特点入手。在理论上，对“司法”一词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的观点认为，司法是一个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审判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及违宪案件的专门活动。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本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传统意义上使用“司法”一词，即把司法的主体限定为法院。

司法是国家的一项古老的职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有法律就有司法，没有司法就没有法律。在古代社会，司法具有明显的社会自治性色彩，它一般是由共同体首领主持，或者由地方长官兼理（或至少掌握最后决定权），并且都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广泛参与下进行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才逐渐变成由专职人员组成的国家专门机构从事的审判活动。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普遍保留的陪审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本身原有的社会参与特征。

司法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司法是一个以法院审判为核心，包括基本功能与法院相同的仲裁、调解、行政裁判、司法审查、国际审判等解决纠纷机制在内的一个开放性的体系。（2）司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争议双方当事人、居间裁判者、法律规则、纠纷事实、交涉过程和裁决。其中争议双方当事人与居间裁判者所构成的“三边关系”，可以说是司法区别于立法、行政和守法等现象最为典型的特征。“从起源上讲，所有司法正是那些有了纠纷的当事人寻找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第三方来根据是非曲直而加以裁判；中立是裁判者的最基本的要求。”（3）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形态角度对司法现象和司法职能进行考察和研究，强调司法作为手段的作用，认为司法的基本职能就是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传统的法学观念，不能正确反映司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功能作用及其法律调整规律，不利于建立体现民主政治要求的有效运行的司法机制。

从司法的起源、演变及其构成要素入手，可以将司法职能概括为：解纷止争，维护和恢复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司法的本质是居中裁判；2、司法是被动性的活动，先有纠纷和告诉，才启动司法机制；3、司法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4、司法是判断性活动，它依据既定法律规则，明断是非曲直；5、司法决定是终极性的，对争端的解决具有最高的权威。

二、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

司法的职能、本质和特征，决定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法治原则，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确立起来的，它渊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合而为一，由君主独揽。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对此，孟德斯鸠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分立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对权力进行制约。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要防止权力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独立虽然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但它作为一项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确立，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司法独立原则的发生背景和运作环境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一原则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国家确立起来，是因为它与西方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法治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在概括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时，指出西方自十二、十三世纪起便开始形成了法律本身的自治，法律与政治、道德等相分离，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思想得到广泛的承认。在我国，虽然早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已经提出“任法而治”、“依法行事”的尚法思想，但是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并非与“人治”对立的概念，它是在肯定“人治”的前提下提出来。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君主一人独揽，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实行的工具。行政权因为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直接管理作用，而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国家权力，具有至高的权威。司法权从属于行政权。在这样特定的政治传统下，法律的至高性和司法独立的价值无法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由于受到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司法独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我党的早期代表人物曾经对当时司法从属于行政的现象提出批评。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人民政权建立时期，指导思想上却认为边区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行政与司法的分离没有意义，司法工作应该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司法独立成了当时应予肃清的东西。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甚至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该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司法独立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但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 开始，司法独立原则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被批判和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展开思想领域上的拨乱反正，法学领域一些“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已被“砸烂”的司法机构重新恢复。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再次确认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此后不久通过的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却又对这一明确具体的表述作了变更，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1982年宪法的上述规定相适应，1983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对原第四条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

由于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表述，代替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造成法学界对司法独立原则认识不一致。“干涉”一词，本来就意味着不合程序或不合理的介入，与具有法律依据的“制约”不同。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将权力机关和党组织的“干涉”排除在禁止之列，暗含权力机关和党组织可以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文与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相比，是倒退了。（5）

司法独立的主体问题，也是我国法学向来争议很大的一个重要问题。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不是法官；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不是法官独立。这一观点，还通常结合现行宪法关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定，提出国家权力是不可分的，它统一由权力机关行使；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关系，不是权力分立的关系。

笔者认为：司法的公开性特点，要求有权作出最终裁决的必须是坐堂问案的法官，而不是幕后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正因为这样，所以行政审批制度和首长负责制不为现代诉讼制度所采纳。诉讼法大都明文规定法官个人或由若干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为法定的审判组织。司法的亲历性、判断性的特点，要求法官只有亲临问案，对证据和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才能明断是非。因此，作为司法权核心的审判权应当赋予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法官是司法运作的直接主体，承认法院独立而否认法官独立，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一项带有政治色彩（“人民”一词本来就是政治概念）的宪法性宣言，是就国家权力来源和本质而言的，它与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配置和运行并不矛盾。承认国家机构的职能划分-“分工”，而否认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分权”，这实际上是将责任与权力截然割裂开来，等于说权力不能独立，而权力的行使可以独立。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应当是法治的实质要件之一。在“分工”意义上理解的“司法独立”，虽然表面上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相关条文的字面意义，但是它并非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不能正确反映司法独立的内在精神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否定。

从司法独立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司法独立并非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工的产物，而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必然结果，是作为一项权力分配与制衡的民主制度确立起来的。“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6）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变更，市民社会的兴起，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导致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司法阶层的崛起，那么司法独立制度不可能形成。尽管司法独立在各国的运行模式不尽一致，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司法不受行政权干预，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违法行使。由于法官是司法权的行使者，司法独立只有通过法官的具体司法活动才能实现。因此，“司法独立的真正意蕴在于处在居间位置负责解决具体纠纷的特定法官（而不是抽象的法官或法院），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而不受来自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无论是法院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干预。”（7）当然，法官独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超然于社会力量的影响、天马行空般不受任何约束。“服从法律”，是对法官独立最根本的约束。此外，对法官的制约还有一些具有法律依据的制约制度，主要是上诉审、再审的监督制度及以追求程序公正为目的的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等。法官独立并不是为了突出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法律至上原则及司法运行规律的要求。法官独立并不意味着否定党对司法的领导。党对司法的领导应当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的领导。“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允许一种权力去领导或指挥审判权，那么它的前提条件是这种权力应比司法权更公正，若果真这样，这种权力便可以包揽审判活动，司法权就是多余的了。”（8）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要求党应当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变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法律。法院、法官服从法律，对法律负责，就是服从国家的意志、党的意志，也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三、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司法独立自从十八世纪在西方社会确立以来，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成为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和基本原则。这是由司法独立的价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