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科研论文十篇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1

一、以德育人，因材施教，开展德育系列化活动

要在短短的三年或六年的中学阶段，为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任务十分艰巨。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曾为我校题词：“重视以德育人，提倡因材施教”，按照这一要求，我校在德育科研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坚持采取一系列扎实、可行的教育措施，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教育科研的着眼点。

1．加强爱国、爱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的教育

许多初进中学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在家庭里习惯以“我”为中心，到了一个新的集体，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自私，集体主义思想淡薄，缺乏关心帮助他人的观念。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明确向学生指出，爱祖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自己的学校、班级，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同学。

教师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观校史展览，组织同学们学习《新都一中一日常规》、《新都一中礼仪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我们还进行了“一、二、三”评比，即：“每日一做一讲”----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讲一讲值得学的人；“做人两善”----心地善良，不让人难堪；举止善意，不让人痛苦；“说话三要”----语调轻盈、言语清楚、讲话文明。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同学们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加强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文明礼貌蔚然成风。连家长也惊讶：孩子回到家里，知道了谦让，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2.培养学生的动手自理能力，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

针对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情况，我们始终把教学做合一作为实验的基本方法，特别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忙做，集体的事情大家做，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我们制定了“三从”规则：从课桌做起，书本用具摆放整齐；从课桌周围做起，保持整洁；从床铺做起，给自己一个清新明净的环境。倡导同学们做“文明的新都一中人”，加强了课间10分钟“自理活动”。数月后，实验班的教室、寝室、公共区域成为全校最干净的地方。孩子们回到家里也主动帮助父母干家务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在班级管理上，我们实行“干部轮流制度”，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担任班干部，为班集体服务。通过这一措施，同学们的创造能力、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3.改革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教学生会学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使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问题。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验班开设了“人才课”和“劳技课”。

“人才课”由班主任讲授，课题组全体教师设计教材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少年心理、学习策略等内容，其教育形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活动教学和心理咨询。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成立各科“兴趣学习小组”，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

课题组为“成才教育”实验班增设了“劳技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的船模、生物标本，发明的烘干箱、多用开关等等在全国中学生发明创造展中获得了奖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二、建立多渠道育人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历来主张办开放性的学校，“学校要给人看”，应该打开大门欢迎“做父母的”?都来参观批评学校的工作。?根据这一思想，我们设立了“学校联系卡”，成立了“家长指导小组”，定期召开家长会，欢迎家长提建议、意见。同时我们也把实验班的办学思想和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状况及时向家长通报，采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

为了听取同学们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实验班还设立了“悄悄话笔记”?、“自我启发日记”、“自我成长卡”，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对班集体建设的建议，同学之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困惑等凡是不愿意告诉同学、父母的都可以用“悄悄话笔记”等方式，告诉班主任，使班主任能够及时得到同学中反馈的信息，并采取适宜的教育方式进行及时调控。

教师是育人的园丁，又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体。我校始终重视教职工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2

【关键词】科研选题；可行性；创造性；需要性

教育科研，越来越得到中小学校的重视。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教育科研效果未尽人意，一些学校往往是开题热火朝天，过程冷冷清清，结题草草收场。究其原因种种。但是笔者发现，制约教育科研的最主要因素是学校、教师在选题上不够确切。一些学校、教师在选题时比较盲目，所选择的课题不适合本校或教师个人进行研究，导致课题研究举步维艰，效果不理想。为避免选题的盲目性，根据这几年成功的科研案例和对权威论著观点的归纳，我认为选题一般应遵循下列主要基本原则：

1．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是指中小学教育科研课题的选择，应当考虑课题经过一段艰苦的研究以后应当是可以实现的或有可能被解决。

选题是否可行，需要考虑以下因素：①研究者个人具体情况。比如：知识基础、专业特长、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教育科研的科研经验、志趣和可以利用的时间。②看课题的难易大小是否合适。小而容易的课题研究顺利，成功率高。就一般规律而言，选题应从易到难，从小到大。③教育情报资料的充实。要占领本选题资料的最高点。④是否抓住了时机。⑤还要考虑花费在教科研的时间因素。

例如：有个教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方法对比实验研究》。在我们审核时，我就发现一是题目大，二是实验研究要有对比实验班。这根本不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这里一个语文教师只承担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教学，无法进行实验对比,更何况实验法操作起来特别麻烦。我建议她把课题改为《小学低年级趣味识字行动研究》。这样一改，研究范围更小了，目标也更具体了，研究方法也简便易行。后来，这个课题成果在吉林省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所以，在选题上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畏惧困难。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科学态度和敢为人先、勇于攻关的精神和勇气。

2．创造性原则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要认识前人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的教育规律，解决他人虽然认识但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科研的课题必须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课题的创新要求一般可分三个层次：

2．1独创性。要从教育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新生事物的萌芽中、新鲜经验中选题；还要从教育领域里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维、新设计、新方案中选题；还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议中，不同学派的对立中、原有理论和新的实践的尖锐矛盾中选题；还可以从教育科学的知识空白中选题。这是高层次的创新课题，它要求提出没有人提过的新问题，开辟无人涉及过的研究领域，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教学流派和教学模式等。

2．2再创性。这是中层次的创新课题，其中，有的是将别人的研究课题加以组装、分解和改造后再生出的新课题；有的是将已有的研究课题运用到新的领域、情境、学科等实践中，又在某方面有所创新。

2．3自创性。这是低层次的创新课题，它只要求对自己是前所末有的，对自我发展是有利的，但并不要求对社会对别人有什么创新价值。

3．需要性原则

指中小学教育教研课题应该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来选择。科学选题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小学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课题选择的最重要的源泉。作为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该优先选择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中最迫切、最亟待解决、最关键性的问题，作为课题来研究。例如：如何开展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工作问题研究，如何解决城镇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研究，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研究，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学法指导问题研究等等。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3

【摘要】科学发展观要求教育以人为本。目前我国会计人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对会计学教育改革提出了挑战。通过分析，论述了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以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为桥梁，优化会计学科毕业生的综合结构，解决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会计，作为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智力支持的学科专业，如何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如何解决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冲突与协调，是会计学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推行以尊重个性、发展个性为宗旨，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人才为目标，是强调实践能力、注重创新精神的会计学本科教育的鲜明时代特征。精品课程建设是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就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本科生知识、素质与能力的最佳结合，这既符合我国教育改革的现状，也符合教育改革的科学发展观。因此，研究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会计学科教育改革

（一）会计人才供需矛盾对高教改革提出现实的要求

在20*年2月份的精品课建设会议上，教育部长吴启迪说，“对于教育来讲，质量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我们教育的生命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它的扩大是必需的，但是质量是要保证的。我们把什么东西看成是质量？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指标，最后我们把社会的认可程度，包括就业市场的认同，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么，目前我国会计人才培养是否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吗？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处的地位日益提高，会计研究领域和内容不断拓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广阔，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对于会计学科毕业的本科生来讲，他们有着非常广阔的就业前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都有可能为其提供所需岗位。

但同时，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受教育者的基数越来越大，其中本科生教育发展尤为迅速。据统计，2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而20*年很可能突破340万人。而早在97年全国高校在校生共590万，读会计专业的达58万之多，每10名在校生就有一名在会计专业学习。尽管如此，实际真正满足市场需要的会计人才仍然缺乏。这就说明会计教育存在问题，而且问题还是一系列的。首先，盲目招生，没有调查市场发展的情况；其次，培养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没有认真思考就业问题；再次，课程体系设计不合理，不注意培养学生的知识维度；最后，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不重视学生操作技能的培养。因此，近年来会计人才市场上出现了“两缺”现象——用人单位找不到所需会计人员，会计专业毕业生找不到理想岗位。在此时提出会计学课精品课建设就显得非常及时和必要。

（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学质量

教育能将普通的人口转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力资源，因此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的总体水平。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教育部党组历来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工作。2001年，教育部下发了以要求教授上讲台，增加对教学工作投入等为主要内容的4号文件；20*年，中央领导就如何抓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多次做出批示；20*年4月组织了有关落实4号文件的大检查；2003年的4月，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这些改革和措施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重视和做好教育改革的坚强决心。

为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积极推进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体制改革，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各大高校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积极筹建精品课，争取早日取得教学改革的新突破。

（三）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尽管我国近年来非常重视大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使他们在专业基本知识、外语能力与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却在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随着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学生与学生、社会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他们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意识不断加强，于是他们对社会的认可从自发的渴望发展到自觉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会计专业本身对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就有较高的要求，更激励着他们要求掌握更多的新知识，要求增强与教师的互动，要求更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目前学校以课堂讲授和课堂练习为主的教学模式，已经让学生倍感枯燥，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他们强烈要求增加实践课和实习课的比重，要求教学方式、内容等全方位的改革，以他节约们进入社会的成本，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已初具规模。但是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还有限，还没有真正发挥精品课程的辐射作用。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今天，社会需求的绝不仅仅是熟悉会计基本理论的普通人才，而是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研究理论发展动态，甚至引领会计理论与政策发展的人；更不会是熟练操作的会计人员，而是能够提出合理化建议，具备创新精神，能够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会计人才，因为会计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使得记账与编报报表变得毫不费力；也不是理论与技能兼修，但缺乏敬业精神或毫无建树的人，而是集知识、能力、素质于一身的人……如此看来，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尚需走很长的路，而这段路走的时间越长，教学改革的困难也就越大。因此，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二、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任重而道远

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本科生培养的综合结构问题，最终达到会计学毕业生完全就业并满足社会需求的目的；从广度上讲，它涵盖面向全国各个地区的会计学专业，目的是借助于精品课程建设，增强各学校、各院系的竞争机制，推动会计学教育向现代化、人文化、终身化发展；从深度上讲，它涉及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不仅要做到课程体系科学，教学方法与手段先进，更要塑造学生的个性，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可见，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能完成的。

（一）转变教育观念，推动高教改革步伐

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教学，指导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是教育观念，而教育观念又是从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反过来它又指导教育实践。因此，转变教育观念，就是要由传统教育观念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该观念下，学校管理应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着眼于培养学生服务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只有实施人本管理，才能把全校师生凝聚在一起，共同把学校的教育教学推向新的台阶。可见，这种转变是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人才的先导。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一定要融入教育、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如此循环，互相促进。

（二）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以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知识吸收速度与含量

精品课程建设要求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实现现代化教育技术与手段的结合。在新的教育思想下，不断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如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在教学手段上，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多种媒体进行授课、指导、考试，结合网上资源的建设，使教师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教学经验，使学生能够更及时、更方便的获取所需知识，达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掌握更实用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无论其他环节建设多么到位，没有科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改革都是一句空话。因此，实施会计学科精品课程建设，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改革工作。

1、科学进行知识体系设计

要达到培养学生掌握合理的知识结构的目标，必须进行科学的知识体系设计。不仅要开设一些课内思想道德教育，如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等，还要开设一些课外思想道德教育，如举办各种思想道德宣传；不仅要注重基本理论的培养，还要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不仅要开设会计专业课程，还要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不仅要设置必修课，还要设置选修课等，而且这些知识结构的设计要多方论证，广泛参考其他高校做法，适当征求学生的意见。2、抓好教材建设

除了选用部级优秀教材外，教材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计学教材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课程目标，抓好主教材和实验等教材的配套建设，通过发动学科专家和主讲教师自行编写相关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在教材编写之前，必须明确课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从系统观出发，着眼于整体来建设部分项目，必须打破高校教学对固定书本和教材的过分依赖，要适当引入会计领域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在企业应用的典型案例；要将作为导读导教的教科书与大量的指导阅读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留好“接口”，便于修改和重新组合内容。教材的形式应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启发学生思维，便于使用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反映会计学课程的特色。

在教材的建设中，还应建立相应的资助与奖励办法，鼓励教师自己编写能够反映学者本人学术观点和教学思想的高水平教材；鼓励教师出版专著，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鼓励专业教师联合其他院校合作编写系列教材，通过优势互补，创造合力效应。

3、丰富实践教学内涵

实践教学也是会计学科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在校内，应该建立会计学实验室，既可以是手工会计实验室，也可以是电算化会计实验室，当然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其目的都是通过模拟会计环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挖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校外，应该与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联手，建立多个实践教学基地，把课程搬到企业中，使学生真正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使其有机会接触社会，接触自己未来的岗位，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斗志，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各种能力。

（四）创造一流的师资队伍，进而提升学生的质量

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如何领进门、领对门，却事关个人修行的方向问题。因此，精品课程建设要把好的第一道关就是师资队伍。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建设一门学科的关键。只有“师傅”领对了门，指对了路，学生才能入门，进而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名师出高徒”其意义就在于此。

因此，作为教学内容执行者的改革也是必要的。精品课程教师队伍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但从长期来看应该是动态的、流动的。要使精品课程的师资队伍保持活力，就要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力量。要建立“名师”的竞争机制，督促“名师”更上一层楼；要在已有“名师”的基础上，不断培养青年教师，把他们塑造成“名师”,实现本科教学中坚力量的新老交替；要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和成长的环境，保护他们进行课程建设的积极性。

三、会计教育改革需要建立保障机制

（一）定期开展教育改革讨论机制

教育是关系到每教师和学生的切身利益。他们对教育都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但是长期以来，不是学校没有给他们提供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和机会，就是他们自己缺乏主动性和勇气。此外，大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也缺乏有创意的讨论与争鸣的习惯与风气，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批评的气氛不够浓厚。教育决策因为缺乏了必要的反馈，导致了程序的不科学，进而导致教育改革行动迟缓，局限于细枝末节的修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定期开展教育改革讨论机制，让师生都认识到教育改革不应该是校领导的的任务，而是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任务。开展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可以开展“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的思想大讨论，可以全面检讨我国或是本校、本院系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系统分析当前我国教育的有关政策和改进方向，也可以认真研究教育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健康快速地发展。每次教学讨论都应该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既然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就应该放下地位观念，在讨论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做到言无不尽。教育改革讨论的手段也应该是多样的。可以召开集体会议，可以开通网络论坛，必要时也可以在校园广播、电视台或是比较重要的媒体上进行宣传。

（二）建立教育改革的经费保障机制

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的投入总体上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随着教育扩招的发展，相对指标却有所降低。教育经费从过去占财政支出的21%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规定的4%。许多地方，包括比较发达的地区，教育经费还不到GDP的2%。而这些经费多用在学校的硬件建设与人头费上，用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就更不足为题了。所以，加大对教育改革的投入，建立教育改革经费的保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以学校为保证教育改革活动的树立开展，每年单独划出一定的经费作为专项经费进行专门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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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好光.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经济与教育差距在进一步加大(N)，中国教育报，20*-3-6(*)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4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国家在两年制的高等教育专科层次陆续设置了副学士，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时期的高等专科教育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因而这一阶段的学位只在美国等少数开展高等专科教育的国家发展起来。二次大战后至20世纪80—90年代，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大改革时期，其标志之一是各类型高等专科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40—70年代先后跨入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的阶段。1995年，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81．8％，英国则达49．5％，日本于1999年达到47．22％。一些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后也开始发展高等专科教育，相继以较快的速度进入大众化或普及化阶段，如韩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50年的0．8％上升到1996年的60．3％。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普及和应用，更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和对象的进一步扩展，促进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类型的多样化，促进了高等教育从一次性教育走向终身学习的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数量已成为各国对高等教育的普遍要求。

因此，20世纪末以来，各国继续放宽高等教育政策，不断降低入学门槛；采取以“社会需求”而非“学术导向”的发展策略，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发展各种形式的高等专科教育，同时大量接收成人大学生，极力扩大高等教育的对象和规模，以满足国内外生源的不同需求。鉴于高等专科教育在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和高等教育体系的自身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来没有设置这一层次学位的国家（地区），如英国、日本、香港、澳大利亚等，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设置该学位。可见，增设这一层次学位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的发展过程

高等教育专科层次所设置的学位，是一些国家设置的最初级学位，翻译的名称有“副学士学位／协士”（AssociateDegree）、“基础学位”（FoundationDegree）、“准学士学位”（Jun—Gakushi）等，目前国际比较通用的名称是“副学士学位”。它可作为终结性学位授予两年制高等学校（如美国的一些初级学院、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或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亦可作为一种中间性学位授予在攻读学士学位过程中完成2—3年学业的学生。概而言之，它是授予完成各类型高等专科教育学习任务的毕业生的学位，此层次学位的设置与发展，实质是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

（一）第一阶段：19世纪末以来的发展概况——美国一枝独秀

在高等教育专科层次设立学位的做法始于1873年英国达勒姆大学成立的物理科学学院（SchoolofPhysicalScience）授予的自然科学协士，表示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但由于受到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而没有作为学位制度确立下来，随之这一层次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而这一学位真正得到发展和完善却是在美国。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副学士学位，首先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紧密联系的。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政治上使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使美国走向民主平等和尊重人权的国家；经济上使美国工农业出现了大飞跃；同时，欧洲新移民大量迁入，美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随着其工农业的高速发展和大批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美国社会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急剧变化引发了“一场教育大革命”。19世纪中后期，美国许多大学校长陆续为改革大学体制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把属于中学教育性质的大学前二年的任务交给中学来承担。”1892年，威廉·哈珀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他把四年制的芝加哥大学分为两部分：一、二年级学生进入专科学院学习，三、四年级学生则进入大学学院学习。他指出：“那些天生不适合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在二年级结束时可以自然而不失脸面地终止学习。”1896年，专科学院和大学学院分别改称为初级学院（Junior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College），1899年把发给在初级学院完成两年学业的学生的证书改称为副学士学位（AssociateDegree），副学士学位这一称谓由此诞生。初级学院经过不断发展，至20世纪中叶逐渐发展成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新型高等学校，即社区学院（CommunityCollege），它逐渐成为美国授予副学士学位的主体。根据美国社区学院协会2001年的统计，目前全美的社区学院共有1，132所，其学生人数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44％，这与副学士学位的设置、发展和完善有着重大关系。

（二）第二阶段：20世纪以来的设置状况——各个国家和地区方兴未艾

1．日本

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日本的高等专科教育迅速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改革，向开放型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以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终身化发展的需要。1984年实行短期大学与大学互换学分和转插读本科的制度。1991年修改的《学校教育法》，突出了学位体制改革，不但赋予原来只作称号的学士以学位的地位，而且还规定授予两年制短期大学和五年制初中起点的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生以准学士学位。目前，日本高等教育专科层次的学位有两种。两年或三年制的初级学院（JuniorColleges）、短期大学以及五年制的技术学院（CollegesofTechnology）、高等专门学校授予毕业生准学士学位（Jun—Gakushi），学生可以在所获学分的基础上继续攻读学士学位，但技术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两年制的专门培训学院（SpecialTrainingColleges，SenmonGakko）授予学生技术副学士学位（TechnicalAssociateDegree），这一学位也有资格转到四年制大学中学习学士学位课程。

2．英国

由于英国长期坚持高标准的大学学位教育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存在可以与美国或欧洲大陆相比较的独立的高等专科教育。英国政府1963年颁布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为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1969年，开放大学成立，至今开放大学已拥有20多万学生，成为英国最大的大学。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大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其规模扩充的速度引起世人关注。2000年2月15日，中央政府教育和就业部（theDepartmentforEducationandEmployment，DFEE）正式公布了政府实施新的高等教育资格计划，要求对现行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优化，建立两年制的新学位——基础学位（FoundationDegree）制度。在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征求意见之后，基础学位制度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基础学位的正式招生已从2001—2002学年开始，此学位的招生五年龄和学历限制，基础学位计划主要由大学或高等教育学院提供，并与各种进修教育学院建立联盟，开展合作。英国政府出于学术水准上的慎重考虑，规定只有具备学位授予权的大学或学院才能授予这一学位，但所有的联盟成员都可以教授此类课程。

3．我国香港特区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高等院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大学层次的入学人数已占17—20岁年龄组的18％。2000年10月，香港特首董建华宣布要在10年时间内将香港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年龄组的人数比率从当时的30％提高到60％。为响应政府号召，一些高等教育的继续教育部门，如香港大学（HKU）和香港浸会大学（HHBU）的继续教育学院等都在2000年秋季学期开办新型副学士学位课程计划。由于对副学士学位毕业生需求极大，所有由大学资助委员会（UGC）资助的院校都从2001年秋季学期起开设了副学士学位课程。副学土学位在新的质量框架提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等教育和第三级教育之间重要的桥梁。

4．我国台湾地区

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影响下，我国台湾地区自1974年起大力发展高等专科教育，增设大专院校，由1950年的7所增加到2002年的159所。1991年3月，台湾在“修订完成学位授予法修正草案”中提出了增设“专士学位”。1993年2月22日台湾通过了“学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未来的台湾学位等级将增列“专士”一级，学位等级将成为专士、学士、硕士、博士4个等级。但“专士”这一级学位却迟迟未设立，因为许多学者认为，“虽然专科与本科的毕业学分差别不大，但两者的教育宗旨不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则以教授应用科学和技术培养实用专业人才为宗旨，不应授予学术学位。”此后又经过几年的争论，最后，台湾于2004年1月14日颁布授予副学士学位，自2004年1月16日执行。

5．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1990年统一大学学制后，一些大学也开设了相当于大专的高级文凭课程。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更加注重开展教育输出业务和学位与国际接轨的改革，从2004年4月1日起，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QF）中新增加了两年制高等教育的副学士学位，它是与高级专科文凭并列的学历资格。学生通过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衔接直接入读本科课程，或者入读高级专科文凭课程学习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大学和其他有权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院校以及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和注册的培训机构（RTO）都有权授予这一学位。

6．加拿大

二次大战以后，加拿大参照美国社区学院发展的模式，大力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并开设副学士学位的课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加拿大的社区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theAssociationofCanadianCommunityColleges，ACCC）已经有150个成员。但由于加拿大每个省的教育状况差异很大，就所掌握的资料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高等专科教育中采用副学士学位。20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委员会（theBritishColumbiaCouncil）采用了“关于文科和理科副学士学位的要求”。另外，位于温哥华地区的道格拉斯学院也设置了副学士学位。

由于各国学位制度的传统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不同等方面的原因，迄今为止，正式设置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的国家还不是很多。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一些国家没有设置此类学位，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终身化这一发展背景的影响下，很多国家，例如俄罗斯、法国都纷纷出台了大力发展各类型高等专科教育的政策，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规范设置高等教育两年制文凭或证书的学习制课程，使之更好与国际交流。可以预见，这一层次学位的设置必将成为国际共同趋势。

三、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的设置规律

从学位的设置背景看，一是与本国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状况有关；二是与本科层次以下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相关；三是与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国际化、终身化发展的需要相关。美国19世纪末出现的副学士学位，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直接相关。这些变化导致了广大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民主化开始得以体现，从而导致初级学院的诞生以及副学士学位的确立。20世纪末以来国际上又一次出现设置副学士学位的热潮，其背景首先是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而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动，都激发了各国对短学制、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大量需求，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一次又一次发展各类型高等专科教育的高潮，从而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进程。为更好实现国际交流和满足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各国纷纷设置此类学位以适应时展的新需要。

此外，由于美国现代高等教育是世界最发达的，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举动往往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所谓“二战以前学欧洲，二次大战以后学美国”。美国副学士学位是最早实施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善，因此，第二阶段所设置的此层次学位可以说都是按美国的模式设置，这一学位的相互趋同，实质也就是向“美国”趋同。

从学位的功能来看，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一般都有两种功能。（1）升学功能。此类学位是为学生在完成两年的课程之后转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的。获得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到四年制的大学（在香港，如果入读三年制大学则直接进入二年级）的三年级继续攻读学士学位。（2）就业功能。此类学位是为学生就业做准备的。由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所以此类学位的设置能很好满足广大学生的各种不同的需求。目前各国此层次学位的功能一方面进一步多元化，并不断开发更多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些功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呈综合化趋势。

从学位开设的课程来看，内容丰富多样而且注重社会需求。（1）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一般的学校都根据入学学生的文化水平、入学后所选择的专业方向等具体情况，开设内容十分丰富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设计多种课程表，以供不同类型、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选择，以此来扩大招生的范围，保证生源的规模。（2）课程一般都注重社会需求，它们往往都是紧密联系当前或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开设的短期职业教育类课程。他们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岗为社会服务。同时，学位课程的增减都是根据本地区的需求以及市场调查来确定的，因此，所开设的课程学位因能较大程度的满足社会需求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从学位的教学管理制度来看，几乎都实行学分制，要获得学位必须完成所规定的学分。例如美国的加州河滨学院规定要取得副学士学位的学生要修满至少60学分，相当于约20门课程；澳大利亚的南克罗斯法律大学要求学生修满16个专业学分及6个非专业学分，共22个学分才会授予其副学士学位；香港的岭南大学人文科学的副学士学位要修满21个学分；在日本，两年制和三年制的初级学院以及技术学院等都对获得副学士学位的学分有具体的规定。此类学位的学分制注重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设计合理和相对弹性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同时，也可以使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自己要学的课程，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

从学位设置的意义来看，此类学位进一步拓展了学位层次，完善了学位制度。此层次学位的设置使得由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所组成的高等教育层次，分别对应着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组成的四级学位，使学位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相互匹配，使每一级学位的授予都代表着相应高等教育阶段的完结，以及实现它所对应的衔接与贯通其他层次学位的意义。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学位就是红绿灯，使得学生的车流通过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副学士到博士学位，各级学位都起着测量和奖励学习成绩的作用，它们影响着录取政策、课程内容和年轻人在大学中的学习期限。”高等教育专科层次学位的设置促进了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完善，适应了社会和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推进高等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68，84，98，107．

[2]瞿葆奎．教育制度．教育学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03．

[3]美国社区学院模式．http：//www．ceaie．org/whatsnew/c519bob．htm．2004—09—15．

[4]梁忠义，饶从满．日本学位制度历史与发展（续）[J]．外国教育研究，1995，（2）：37．

[5]http：//www．unesco．org/iau/cd—data/jp．rtf，2004—08—23．

[6]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94．

[7]许明．从基础学位制度的建立看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J]．教育评论，2000，（6）：57—59．

[8]潘慧斌，张冠增．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纵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9．

[9]郑旦华，于超美．今日台湾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84．

[10]王忠烈．台湾、香港、澳门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1．

[11]澳大利亚新增副学士学位．http：//www．hnby．com．cn/papers/dhb/200405/12/204875/204879．html，2004—09—16．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5

关键词：高校；和谐教育；人文与科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5-0654-03

1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和谐教育

现代教育要求人全面和谐发展，1996年，国际21世纪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强调指出一个基本原则，即“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1］由此可见，现代教育应该是人文与科学相融的教育，即本质上追求的是人的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

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以成千上万种方式展现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相同的“人的本质”而已，这种同一性在实现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毋庸置疑应该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也就是既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懂得“为何而生"的生活哲理，而且还掌握了系统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具备“何以为生"的技能。这种人不仅能领会“为什么而活着"的人生意义，同时还掌握了“怎样活下去"的才能。他们既学会了做事，还学会了做人。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才是和谐的教育，才是人文与科学融合的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作为培养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秉承了人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如果高等教育抛弃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把教育目的定位于为社会现时的政治、经济服务，为个人的谋生、找工作做准备，而忘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那么它培养的不是社会意义的“人”，而是 “工具"或者“产品"。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批评它是“丢掉了另一半的教育"、“忘记了方向的教育"。［2］

科学和人文融合，既不能唯科学主义，也不能唯人文主义。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尖锐对立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客体，二者都需要双重解读：历史地看待和主观感受。科学技术与人文素养如鸟之两翼，只有和谐统一，既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又有坚毅的科学精神，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高等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要注重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实施和谐教育，进而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

2构建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和谐教育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和谐统一，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更是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和谐发展的需求，努力形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互动发展、和谐统一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2.1树立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和谐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是指对教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对“教育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看法。它以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价值期望、一种理性目标的形式陶冶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有着对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的设定，体现出对学校未来发展状态的一种期待。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学校管理和发展学校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人文与科学融合既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是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更是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现实选择。1996年，国际21世纪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学习能力加以重新安排，这四种能力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就是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学会做事就是学会工作所需的职业能力；学会共同生活即是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即是适应环境的能力。［1］从它们的内容来看，其实就是科学与人文融合后的产物。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伯主张，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会做事”和“学会做人”两大部分，他认为“学会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会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精神。［3］“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它把教育功能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目的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教育不仅仅要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而且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可见科学与人文融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行动上的自觉”。只有牢固树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理念，现代大学才能成为人类先进文化传播的基地，才能造就出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2.2在各学科与专业间的调整中实现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高等教育内部各学科、专业之间需要和谐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形成了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不和谐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成为时代的需求、世界的潮流，也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专业发展上，热门和冷门专业以及传统和新兴专业之间要协调发展，社会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因此高校也要培养各级各类的学生，学科专业的设置也应是迎合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按适当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从高校整个学科体系来看，各学科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各学科的平衡发展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良性健康发展。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学科也是要不断发展完善的，因此学科的调整和发展要实现一种动态平衡，这是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同时要改变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使高等教育更加重视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培养，构建起更加注重素质，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更加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2.3在课程设置中实现人文与科学的融合教师、学生、课程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质量的“三原色”，因此在高等教育中，课程比专业更基本、更关键、更重要。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石，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最直接的途径。改革课程以适应当代大学教育的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要实现真正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用一般的学科课程的教育形式是行不通的。课程设置必须要有确定的基本课程价值目标，要立足于启迪学生的智慧，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学生和谐全面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改革及课程设置就非常值得借鉴。这所创建于1636年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一直都在尝试如何改进教学体系，从1869年查尔斯・W・埃利奥特任校长起，哈佛共进行过四次重大的教学改革。尤以1978年的核心课程改革对世界大学课程改革产生的影响较为深远，同时也使哈佛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中名列世界前茅。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由三部分组成：普通教育课程(即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科学、社会分析、量化推理、道德推理、历史研究、文学艺术七大领域，各领域再细分若干亚领域，共有11个亚领域，每个亚领域开设几十门课程，学生从中选修。现行的核心课程要求本科生选修其中7门就可以了。哈佛大学鼓励本科生接受广博的教育，同时鼓励他们深入研究1～2个学科。专业教育不仅使学生掌握某个领域的知识，而且教给学生更多的方法，让他们借此追求在思想上更成熟地发展。［4］2007年2月7日，哈佛大学公布了其自2002年10月起就在酝酿的教育改革方案。这个即将在2007年9月生效的名为《全面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是哈佛大学自1987年以来的一次重大教学改革，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全球化视野。此次哈佛教育改革将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划分为范畴：美学和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的推理、伦理的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此次教学改革着重学生用国际化的视野来进行科学艺术的学习，更加注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并将情感、伦理、态度、观念的培养纳入学科教育的体系。［5］

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充满了时代感与科学性,它使哈佛培养出众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哈佛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变化进一步体现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理念，以及世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有助于我们考虑和解决中国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构建高校和谐教育，在课程设置中实现人文与科学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2.4在专业教学中实现人文与科学的渗透专业教学不仅是专业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更重要是一种专业素质教育。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人文与科学的渗透，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既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进行教育教学，强调专业理论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又注重以人为本，把学生当作教育的主体、核心、出发点和归宿，希望通过学生自身的学习来探究世界的本质与其他问题。其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及其学力与人格、知识、技能与兴趣、动机、态度等同步发展、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学生的和谐发展。

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人文与科学的渗透，它要求既要确立人文精神的目标，使每一个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对科技成果能够正确的选择、舍取和使用，同时也要求学生正确对待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方面的专业教育教学目标，学生的学习将失去最基本的意义，而人文精神也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文精神方面的专业教育教学目标，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不能很好地把握科学精神，将来不能很好地造福于人类。人文精神的有效支持可以提高科技知识的品位，而科技知识的丰富可以使人文精神变得充实有力。两者的对立和缺乏，都将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6］

3高等体育院校人文与科学融合的和谐教育实践研究

3.1“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根据大学是固守人文与科学“高地”的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的“要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精神，吉林体育学院提出了“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我院办学理念最突出的特点是“育人夺标”。“夺标”是夺两个目标，一是优异的竞技目标，二是人生的理想目标。前者是阶段性目标――管一阵子，后者是长远性目标――管一辈子。育人与夺标的关系是“立地”与“顶天”的关系。因为夺标是体育院校培养人才“顶天”所求，育人又是其“立地”所需，只有育人与夺标结合，才能彰显体育院校培养的人才特色。“育人夺标”的理念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品行优良的高素质公民，既包括要造就一支“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人民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又包括培养有竞技夺标能力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它汲取了中华民族5 000年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又与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而且也符合现代奥林匹克“公平竞争，团结育人，崇尚和平”的宗旨。“育人夺标”是我院有别于其他体育院校的关键所在。

3.2学科、专业的合理布局与结构我院制定了《学科专业建设规划》，提出了学科专业建设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和工作原则。学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遵循教育规律，通过拓宽专业口径与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加强基础教育，增强适应性。新专业从社会对体育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依托学科优势，积极建设新兴交叉和现代体育事业需求的专业。目前，我院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公共事业管理、运动人体科学6个本科专业，以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防卫体育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体育管理方向）2个专业方向。专业布局实现了从单一性学科向多学科的转变，专业整体布局与结构合理。为落实我院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素质教育思想，构建了合理的专业平台。

3.3人文与科学融合的课程体系的构建1995年8月，在院党委的领导及大力支持下，由宋继新院长牵头，成立了“面向21世纪全面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科研攻关课题组，以这一课题研究为核心，学院全面启动了教学改革工作，经过全面深入调查研究，构建了以“突出育人，强化基础，重视能力，发展个性”为指导思想的，由政治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就业教育、军事教育和劳动教育主干“模块”构成的“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新体系(图1)。

人文与科学融合教育思想及其课程内容体系，目的是让学生更富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进一步深入分析，教育不但要使人“成人”，更要使其“成才”和“成功”。实践证明，人文教育是“成人”的教育，科学教育是“成才”的教育，二者结合是“成功”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成人”是根本，“成才”是关键，“成功”是目标。［7］因为完美的科学教育，不可能是摒弃人文追求的教育；完美的人文教育，也不可能彻底排除科学素质的教育，以科学的理性沉淀人文的情感，以人文的理念升华科学的追求，只有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由内在的契合走向全面而深入的整合，教育才不失为完美的教育。

3.4专业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为了落实人文与科学融合的素质教育思想，以及“厚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我院积极进行专业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专业技术教学由过去的“项目教学”转为“项目教育，这是授技与育人的结合，是具体的培养方式的变革；”教学内容由“技能传习”变为“文化传承”，这是术科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延伸，其改革既向学生传承项目的人文思想和科学思想，又传授运动项目的知识技能；即注重“理论与技能+人文与科学+教法和锻炼法”，使“知识、能力、素质”融为一体，将“教书育人”合而为一，从而提升了课程育人的水准。这种“崇尚科学，追求人文”的素质教育思想，有助于培养会做人、能竞技、能教学的高级应用型体育人才，对培养富于奉献精神、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体育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际教育21世纪教育委员会编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75-85.

［2］ 杜时忠.教育人文意义的失落与追寻［J］.教育研究，1999(9):12-16.

［3］ 查吉德,黎荷芳.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诠释［J］.上海教育科研,2001(8):12.

［4］ 张家勇.哈佛:重新定义“受教育的人"［N］.中国教育报,2004-10-22(6).

［5］ 王晔.哈佛革新核心课程［DB/CD］.http:news.省略/20070409/n249313377_6.shtml 2007-4-10.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6

【摘要】医学教育要想适应当前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定要及时的转变当前的教育和思想觀念，创新教育方法，努力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水平，为培养更多的能力强、基础好、素质高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外科学总论作为外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是学生学习其他外科和临床课的主要前提。在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好更快的把所学的基础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是当前教学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7

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在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定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2]，因此，明确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何为方法论？王建梁[3]、叶澜教授[4]、李志才[5]、朱旭东[6]等学者都对方法论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尽管具体论述不同，但各学者对方法论内核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均体现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这一认识。

那么，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朱旭东在论述方法论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就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讨，即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指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与采取的途径”[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认为它由三个维度组成：“一是体现比较教育学科本质特征之一的‘比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学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术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构成；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通过多种形式体现的，即研究路径、范式、视角、研究单位、研究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论。”[8]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类型

在方法论上，早期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致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一致性随着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的论争被完全打破。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种方法论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景象。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在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朱利安1817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提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9]，试图通过实证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门实证科学。此后，著名学者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诺亚和埃克斯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及霍姆斯的“问题法”等均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他们把追求客观、证实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推动比较教育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经过不断发展与修正，实证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使用一定检验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验证，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研究成果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10]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存在缺陷，如其强调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较高信、效度等，使得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是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11]。

（二） 历史主义方法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康德尔、汉斯等人。康德尔和汉斯非常重视历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尔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历史，认为比较教育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是教育史从过去到现在的继续”[12]；汉斯也倡导使用历史方法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步骤，即“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角度分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存教育制度的资料”[13]。经过不断实践与发展，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待比较教育”[14]。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发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自身缺陷的不断暴露，历史主义方法论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义方法论

功能主义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学家斯宾塞的有机论，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功能主义理论[15]。50年代后期，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下，功能主义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的正宗思想。在当时，美国的比较教育还没有从教育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这为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随后，帕森斯的学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安德森“从教育的多功能性、测量学校所做事情的难度、对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解释以及学校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6]。同一时期，玛丽?让?鲍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扩大了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从70年代伊始，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逐渐衰微。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没停止对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与责难，使得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影响再次得到扩展和深化。

（四）“区域研究”方法论

区域研究方法论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90年代初，日本学者马越彻倡导把区域研究方法论引进比较教育研究，开启了比较教育研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的先河。面对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再次重新探讨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较教育学如何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等问题”[17]。对此，《2009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倡议，在开展区域研究、发展比较研究时，“研究目的应以学习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应是各地对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创造性执行，以便其他区域学习借鉴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体举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包括指向特定区域、为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建设性意见和为政府提供各区域间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报告，以便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区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而实施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发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三、关于“比较”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关系到比较教育如何挣脱方法论误区。何茜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把其分成四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19]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思维品质层次来说，比较教育学科中的“比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独有，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人类构建的学科研究”[20]；“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它甚至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从思维层面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属性”[21]。关于“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贝雷迪曾提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22]。可以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无不存在，并时刻活跃着。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普适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并不为比较教育学科独有。其内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其次，科学的比较思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23]。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的“比较”是对作为思维方式的“比较”的升华，它遵从具体而明确的研究计划和步骤，具有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

比较教育学的比较视野“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本体特征”[24]，从该层面理解“比较”能更好地论证比较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性质。在谈到“比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时，陈时见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整体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形成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比较视野”[25]。比较教育学教材通常用“比较法”定义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主体，是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26]。这一观点确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作为方法论的“比较”的确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此外，从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还使得“比较方法能够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性’的理论论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使用同时具有发展、检验和修正教育理论的功能，并对教育现象的‘共性’和‘通则’进行理论论说”[27]。

（四）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对比较教育中“比较”的认知可上升到“比较范式”，能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树立更加坚定的学科信念，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稳定比较教育学科地位。要把对“比较”的认识上升到“比较范式”，要求“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28]。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定的比较教育学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构建恰当的话语体系，把“比较”从技术层面的具体科学方法和人类思维方式上升到“比较范式”。同时，不局限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而是把显性的“比较”与隐性的“比较”结合起来，把有意识“比较”和无意识“比较”统一起来，让“比较”更好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前行。

四、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当代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关于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等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一）科际整合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17世纪思想家莱布尼茨“梦想用普通的科学语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学，打破不同语言造成的隔阂，进而实现科学的整合”[29]，开启了科际整合实践。科际整合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方法论原则，并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和魅力”[30]。在比较教育学科开展科际整合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研究视域局限及学科危机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实现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整体考量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较教育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境遇，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特征来看，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从方法论角度说，科际整合研究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从发生学角度看，比较教育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探讨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学术发展趋向看，科际整合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还提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寻找焦点，凝聚视界”、“相互启迪，发掘共源”和“扩大领域，提升境界”，同时指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科际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各学者在探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更替与发展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纷繁的文化内涵，提出只有以文化为落脚点进行方法论反思才能正确认识其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较教育与文化学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中有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与概念都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关考虑。”针对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较研究，霍夫曼认为：“文化方法应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借助它建构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凭借于此可获得许多新途径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32]《2007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对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也做了总结，称“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文化是天然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演进不只是操作性知识的革新与进步，更是代表某种文化的一套价值判断和意义体系”[33]。但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多元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存在矛盾，“文化异质性导致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在促进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科认同危机”[34]。针对这一问题，项贤明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长纯提出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为解决由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与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视野。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8

[关键词]理论自觉；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技术理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21－03

引言

南国农先生在《现代教育技术》2010年第4期上“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系统论述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理念、策略、途径与目标。何克抗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5、6期连载论文“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深层思考”，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自主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两篇重量级论文向教育技术学界发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即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将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如何完成这一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呢?教育技术研究者能够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笔者认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是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没有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就不会有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所谓的理论自觉是指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意识的自我觉醒，它包括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以及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

教育技术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甚至成为一流的学科，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能没有走向科学化的努力。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学科性质上，教育技术学不仅是科学，同时又是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混合体。”然而，无论在学科内部，还是在其他领域的人看来，教育技术学怎么也不像科学，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技术学缺少自己的理论。虽然任何一个学习教育技术的人都说得出诸如建构主义、教育传播学、系统科学之类的理论，但这些并不是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理论，而是移植过来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教育技术学要成为一门称得上科学的学科，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

可是，国内教育技术学界出现了一种忌谈理论、羞谈理论的怪现象，好像谈理论就是在空想、就是在务虚，就不是在搞教育技术。这种怪现象的蔓延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来说十分不利。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

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并不缺乏实践经验，教育技术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但是我们缺乏的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可以获取的信息、事实和经验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在教育技术领域，几乎每个人都实践着，操作着，却并非每个人都在理论着，思想着。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科学形态而存在的真正难题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技术日新月异而教育又相对保守的交叉领域里难以制造出一个真正的理论系统。所以，我们有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却很少产生来源于实践却又高于这些实践的理论。是不是因为教育技术理论的贫乏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高难度而导致人们对教育技术理论的偏见呢?

确实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不需要建立理论。“教育技术学特征之二是教育技术学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的学问体系，而是指向于教育实践，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而开展设计和评价并提供技术和方法的学问。”问题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如何开展设计和评价呢?用以解决教育中问题的设计和评价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吗?即便是提供技术和方法，仍然需要回答，为何提供这种技术和方法，而不是其它呢?这里面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伽达默尔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超越。”教育技术学是指向教育实践的学问，同样也是反驳教育实践、超越教育实践的学问。而且，只有在反驳和超越实践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指向实践。强调教育技术实践的重要性而忽略教育技术理论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教育技术实践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基础性探索和应用型探索两个层次。”基础性探索主要是出思想、出理论、出观念，它因为不能带来实际效果而受到研究者的冷落，而应用型探索因为能够带来即时的实际效果而受到了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追捧。重视应用型探索肯定是正确的，但忽视基础性探索却是不明智的。教育技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狭义地解释的功利规范，给科学强加了一种限制，因为它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与这种观点有关的理智上的近视，反对对那些不提供直接成果的基础性研究给予任何注意。”对于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是不是可以把眼光看长远一点呢?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宽容、鼓励的眼光去看待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呢?虽然目前不能看到它们的实际效果，但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对教育技术实践带来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看到了这一点，就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了。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一个表现，它解决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地位问题，也是解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还在就教育技术要不要理论研究进行争论，甚至还在排挤、讽刺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学者，那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不幸，也是教育技术实践和事业发展的不幸。

二　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有那么多不认同教育技术理论，嘲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这与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含糊不清有莫大的关系。几乎每本教育技术的期刊和著作都在说教育技术理论，也确实有不少人说自己是搞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但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的内容有哪些?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台法性仍然是无法牢固确立的。

“理论这个词从严格意义上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那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种假设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理论是从假设或假说开始的，恩格斯有句名言：“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

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教育技术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它的发展形式摆脱不了假设或假说。AECT的使命是“通过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技术的应用，来帮助人们更有效、更高效的学习。”这其实就是一个假设，它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围绕这个假设，国外教育技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技术对学习的影响甚微，有的则认为技术对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因此，在西方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有多少是从假设开始呢?又提出了多少假说呢?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假设一验证一理论”的科学研究思路。鉴于此，有人提出，“由于在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不得不呼吁研究者要重视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技术理论。“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结晶和升华；另一个是任何一种文科理论都有时代的容涵性，都是思想中的时代；第三，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逻辑的展开性，都表现为一个概念系统。”教育技术理论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它的很多成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由教育技术的教育属性决定的。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同样具有三个基本向度：一个是历史向度，即教育技术理论应该内在地体现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就是教育技术史；另一个就是教育技术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能反映每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思潮；最后就是教育技术理论具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和清晰的逻辑理路，教育技术理论是从规范的概念开始的。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尽管“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占研究方法的主流位置”，但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三个基本向度。人们指责教育技术理论的空泛和混乱，并非无中生有，人们恐怕也不是指责作为人文主义方法的思辨和文献研究法本身，而是研究者在教育技术研究中运用思辨和文献的研究方法确实没有产生多少称得上理论的东西。除了哲学思辨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之外，随着质性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参与式观察、人种志、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将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面分析了教育技术理论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由哪些要素组成?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理论来自特定的教育技术实践，是在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认知、解释、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以假设、概念或命题的形式表述的，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对教育技术理性认识的成果。教育技术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它能够揭示教育技术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能解释教育技术现象和预测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其次，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过程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教育技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它还是一种价值规范，它规定什么样的教育技术是合符理性的、合符伦理的以及符合国情的，它能对教育技术实践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目前，我国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知识构成有了一些研究，比如刘美凤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知识由三个方面构成，“发现或创造性地提出把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用于解决教和学实践当中的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的要求等方面的知识；对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等的知识；基于行动研究的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应用模型、实施程序等知识。”但对于教育技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却鲜有涉及，可以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深刻认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二种表现。在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时候，首先要自我询问的是，这些成果是教育技术理论吗?它具备教育技术理论的功能和特点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是从事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而不是什么都往理论研究里装。

三　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

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并不代表理论的完全自觉。因为，这还是认识层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即表现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自觉追求。为何有人指责教育技术理论是空泛的、是教条的?为何在人们的印象中，教育技术学是没有多少理论可言的?为什么连教育技术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难说出有哪些教育技术理论?为什么教育技术学在其他学科的人看来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归根到底是因为已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像理论，或者说，它们缺乏理论品质。

不可否认，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诸如“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理论、数字化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台理论、远程教育理论、还有新技术、新工具(比如博客、物联网技术、web2.0、web3.0等)在教育中的应用理论等成果。而且，每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技术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教育技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的学术论文。难道能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具备理论品质吗?当然不能抹杀这些研究的理论贡献，尤其是那些得到公认的教育技术理论成果。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反问，这些研究成果能够编入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中的知识有多少?这些所谓理论当中有多少是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内容，有多少是直接介绍其他学科的理论?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型、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研究，但仅仅是构想，而没有实证。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介绍国外学习理论进展、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研究，但只是引进，而没有反思，没有理论的创新。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教育技术研究既缺乏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和质性研究，从而产生了一大堆在学科内外的人都看起来不像理论的理论成果。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拿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和教师教育公共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中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用AECT94定义来作为教育技术的概念。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居然还拿不出一个令大多数人赞同的教育技术定义，仍要搬出AECT的定义作为权威来传播，这难道不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脆弱吗?

教育技术学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这是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产生高品质的教育技术理论。什么样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哲学，只有借助哲学才能解决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的问题。约翰，洛克认为哲学是垃圾搬运工和

科学研究的前奏，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清除混乱。教育技术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澄清概念，为教育技术的科学研究扫除障碍。虽然教育技术哲学无法对一种本质上是实践的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它通过清除消极事物和理论混乱，担任一名老老实实的垃圾搬运工，从而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身兼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罗素指出，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作为形而上学领域开始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需要借助教育技术哲学的帮助。

另外，单一的研究视角妨碍高品质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而在教育学中，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技术学更为综合。可以说，教育技术理论是教育学中最复杂的理论。教育技术学关注人的发展，也关注技术的发展，它把研究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使命。所以教育技术学不得不涉及到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许多学科，教育技术理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注定是多视野的、多方法的。可是，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要么简单移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么就热衷于技术构造，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教育技术理论不能反映复杂的教育技术实践，不能透视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从而使教育技术理论的说服力、生命力大打折扣。

我们还缺乏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的话语，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把别人的话语当做自己的话语。没有独特的教育技术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独特的教育技术理论。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技术理论更像理论，具有理论的特征、具有理论的气质，否则，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只会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

四　结束语

教育技术理论是提升教育技术学学术品位、学科地位和实践效度的重要指标。要想通过教育技术研究产生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首先要实现理论自觉，即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认识教育技术理论内涵以及追求教育技术理论品质。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心态问题。国内的科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为了经费去争取课题，为了职称去写论文，把获得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态度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质量。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直接地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表现为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自觉还包括一种超越物质需要的态度、一种愿意投入激情和热情的心理、一种为了思想、为了理论本身而研究的境界以及一种把理论研究当做志趣、当作快乐源泉的洒脱。

对于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祝智庭、李龙、李芒、李艺、杨开城、刘美凤和焦建利等诸位前辈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笔者认为，对前辈们所开创的事业最好的响应，就是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本文的出发点是厘清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障碍，切入点是理论自觉，并认为没有理论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的教育技术理论诞生。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吗?尤其，对于理论自觉的理解是全面的吗?是准确的吗?笔者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力求使思想自觉成为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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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9

关键词：素质教育 体育教师 科研能力

1.前言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跨世纪中国教育变革的根本任务。同志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要下功夫造就一代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21世纪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作为21世纪的教师，尤其要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这是对教师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是对取得良好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师的科研培训制度，提高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对此，体育教师也不例外，因为体育教师是广大教师群体中的一分子，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体育科学知识和科学锻炼身体方法的传授者和发展者，是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者和优秀体育人才的发现者、启蒙者，是学校体育组织领导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咨询者，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人类健美的工程师，所以要培养高素质的体育创新人才，广大体育教师应当不遗余力地探索研究适合社会发展、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行之有效的创新体育教育体系。体育教师在创新方面要成为学生的表率，应当比学生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具备体育科研能力，逐渐由教书匠向体育教育家转移。

2.体育科研能力与实施素质教育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2．1 体育科研能力的内涵

学校体育是一项探索性的事业，体育教师不仅要有献身精神，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运用体育科研理论设计教学实验，进行教学改革的能力，只有具备体育科研能力才不愧为开拓型的体育教师。因此，体育科研能力是一种高级的、来源于体育实践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具体指体育教师应当具有扎实的体育专业基础理论和各专项运动技术（含专项理论）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具有搜集利用文献资料、开发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具有开拓精神、理论勇气、严谨的治学作风以及执着的敬业精神等。

2．2 新世纪学校体育实施素质教育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体育教师具备体育科研能力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体育教育理论，而且具有时代对广大体育教师的要求。传统体育观认为体育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以传授体育的“三基”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造就了许多传授型的体育教师。为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社会对体育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是科研型的体育教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体育科研能力，否则无法实施这个变革。根据长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体育教师参与体育科研活动有以下优点：一是可以提高体育教师工作的责任感；二是可以纠正体育教师头脑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形成新观念；三是可以形成自己对体育教学活动的自觉意识，从而娴熟地运用体育教育规律去教书育人、训练育人。

3.培养体育教师科研能力的基本策略

3．1 体育教师要转变观念，树立和增强从事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自觉性

多年来，在学校体育实践中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体育教师能否从事体育科研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体育教师缺乏体育科研的意识。他们怕改革、怕影响升学率、怕家长抱怨，因而被迫或自愿地沉睡在古老的教学模式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靠苦干、加班、超负荷地工作以换取升学率。而有些体育教师头脑中则存在这样一些错误的观念和意识，诸如“体育科研神秘观”，即把体育科研神秘化，认为搞科研只是体育理论工作者和体育专家的事，是高深莫测、很难做的工作；“体育科研无用论”，认为体育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训练，无需搞科研，搞科研是额外负担；有些人则把体育科研简单化，认为能写出文章、发表文章就是搞科研等，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宣传体育科研的重要性，使体育教师来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从而树立全新意识，这就是：体育教师是体育科研的主力军，从事体育科研是每一位体育教师份内的工作；仅仅会教课而不会搞科研的体育教师，不是新时期的合格体育教师。

3．2 对体育教师进行体育科研基础知识的培训

有人说，搞体育科研很枯燥，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掌握了体育科研的方法，你就会感到研究过程本身是充满乐趣的，在此主要介绍体育科研的基本程序及常用的研究方法。

3．2．1 体育科研的基本程序。把体育科研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和步骤，并把这些阶段和步骤按照不同的时间、空间及各自不同的任务与方法，按一定的顺序加以排列，使之既有次序，又有密切的联系，即称之为体育科研程序。它一般分为“提出问题建立假说验证假说得出结论”四个基本阶段和步骤。它们既有独立的含义，有各自规定的内容和范围，但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可以说每一个程序都是上一个程序的发展和下一个程序的引导（见附图）。四个程序有时又是交叉的或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如，常常把提出问题时产生假说；在验证假说过程中，有时会修改假说，有时会产生某种结论。因此，我们应把程序看成是统一的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是提出问题，即选择课题。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新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体育教师而言，科研课题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课题指南和信息指南，二是本校体育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后者是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体育科研不排除抽象的纯理论研究，但对于体育教师来说，应侧重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实用价值的课题。这样既可扬其实践经验丰富之特长，避其理论功底不足之短，又可以使研究直接服务于体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当前体育教师科研课题的研究内容应该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体育创新观念、创新体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各运动项目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在体育教学与训练中的运用、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体育健康课实施等。

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假说。假说是人们在科研中根据不同的事实材料，运用已有的科学原理对某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来的一种初步的假设或解释。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一方面是了解前人或他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为建立假说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获得更多的此方面的文献信息资料，为下一步的验证假说奠定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验证假说。验证假说的方法就是将预期结果与实验观察结果相比较。如果结果一致，那么该假设可以成立；如果除了和结果一致外还能借此预见新的事实现象，而且在新的科学实验中被证实，该假说就有可能转化为科学理论。如果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一致，经检查实验设计又没问题，则该假说就应该被否定。为了可靠地验证假说，该实验观察事先要经过周密设计，它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目的：为什么选这个题目？通过这项研究达到什么目的？（2）课题的价值：所选课题的意义、作用、理论依据，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等；（3）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包括自身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优势及经费预算等；（4）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案设计（专业设计和统计设计）、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择，等等。

第四个阶段是得出结论。即整理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科研报告和科研论文。科研报告或科研论文就是把科研的全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用文字完整地表述出来。科研报告或论文的撰写不一定要遵照某种固定的格式，但一定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1）论文题目；（2）前言（或序论、绪言、问题的提出等）；（3）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4）正文部分（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5）结论与建议；（7）参考文献等。

3．2．2 常用的体育科研方法。在具体实施阶段，主要采用的科研方法有文献法、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和行动研究法等。在此主要谈谈调查法与行动研究法。调查法是指在体育理论指导下以专家访谈、电话采访、设计问卷现场考查等方式收集研究对象的客观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从中得出规律性结论的方法。调查法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目的、背景、意义；（2）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还是座谈走访）；（3）研究对象或抽样情况；（4）设计指标体系（这是中心环节，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是科学的、有体育专业理论依据）；（5）设计问卷的访谈提纲；（6）结果的整理、分析，即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法简便易行，信息量大，真实性强，最有使用价值，深受体育教师欢迎。另一种方法是行动参与研究法，它是一种由科研工作者和体育教师共同参与，谋求在工作环境中当前问题的解决、评价和改正行动过程的研究方法。它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必须与实际的体育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切不可为研究而研究。行动参与研究法的实施步骤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计划开始行动进行评价，即对行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如果可行有效即可整理资料撰写论文；如果计划方案有不妥，应立即修正计划、改正行动，直到可行有效。就目前而言，我们广大的体育教师参与的体育教学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行动参与研究，也有的人称之为“试验”。可以说，行动参与研究法已成为广大体育教师参与学校体育研究的主要方式。

3．3 学校领导要为体育教师创设体育科研的氛围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鼓励体育教师开展体育科研活动，为他们从事教改、教研提供宽松的环境，不应过多限制、干涉或要求体育教师按某种模式行事；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科研活动。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教师之间、系科之间应加强相互交流与学习，不同的学派和学术观点，可以自由讨论和争论。切不可文人相轻、学科相轻、学派相轻。”因此学校应本着这一宗旨，做好如下工作，培养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向体育教师介绍科研和教研信息，传播先进的体育教育理论，组织体育教师外出学习考察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不定期地请专家搞讲座和指导体育教师科研创办学术刊物等，使学校的学术研究有声有色、持之以恒。同时对于体育教师的体育科研成果要以制度化的形式给予精神上的表彰和物质上的奖励。对于高质量的体育科研成果，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奖励。同时要把体育教师的科研成果与职务评聘、评优、晋升、获得科研资助联系起来，这样使体育教师尝到科研成功的喜悦，进而调动其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1999－06－15.

［2］ 中央教科所．创新教育――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抉择［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篇10

一、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自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沿着“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双重轨道上走过了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一般教育原理的“大伞”和体系下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在我国最早出版、影响也较大的由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中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更多地带有一般教育原理的痕迹。正如潘先生所说,由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学科,并无成熟的科学体系可以遵循”,“总的来说,是参考普通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定,但并非照搬”,“它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方面取材,不同于普通教育学。”另外,这是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读者面较广。“考虑到读者对象一般并未学习普通教育学,所以普通教育学所阐述的一般教育与教学的重要理论,在高等教育学中仍有阐述”(潘懋元,1984)。在第二阶段,注重吸纳和运用其它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来探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在第三阶段,研究者一方面继续强调以其它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更加急迫地希望建立起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划定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和其它学科的边界。

在这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是探讨一般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二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般理论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具体理论研究,四是其他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渗透、融通和应用。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很薄弱。汪永铨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有科学语言和完整的概念体系;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还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阐释和建构层面;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还没有得到建立[1]。甚至于,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哪些命题属于高等教育原理等问题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喻岳青,1999)。这是我国学术界开始主动反思高等教育理论自身性质的表现。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体系上也得到不断完善,出版了许多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专著,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繁荣的局面。然而,从最近一些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这一判断并非不合时宜。例如:胡建华先生分析了“六五”到“十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项目,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项目比例只在18%-29%之间(胡建华,2005)。别敦荣先生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权威性期刊21高等教育学研究1997-200》年发表的1《》7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只有3”2篇(别敦荣,2008)。这些数据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提供了考量的框架。如果没有持续的量变积累过程,发生质变的可能性总是不大的。

第二,比较缺乏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性的自觉反思和研究,研究共同体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时对自身所谈论的理论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也还没有自觉反思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可否认,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生成与创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青春期”,至今也就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且,高等教育理论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导致的。相反,理论长期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是否运用了某种理论,得出了某种理论观点,这往往会成为判断它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重要标准。然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主体一般很少主动去追问理论的本质与特征、理论的来源以及构成理论的要素等关键问题,而是偶尔从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求零星的灵感,或是潜意识中认为这是哲学家的事情而将问题抛给了他们。实际上,如果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追问,难免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追溯理论观念的起源和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是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这在其它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远未形成,阻碍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量和质上的繁荣与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却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从教育理论共同体的构成看,“大多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培养出来的”,而且教育理论共同体的后备军大多来自文科,他们在学术课程和研究氛围中遭遇的“更多的是人文传统”。从教育研究的产出看,“尽管有一些数量性的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范式还根本没有形成,“尤其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科学决策对实证研究的倚重”[2]。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掀起了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和批评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反思,从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应注意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受到大量猛烈批判而被彻底放弃。

譬如:美国尽管自2”世纪7”年代以来由于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思潮而经历了方法论大战,但是那种强调观察、调查统计和定量法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的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仍然是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上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竭力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

二、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之思

在现代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勉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人文社会科学曾经一度将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教育学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跻身人文科学之林费尽心思。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多重累积挤压。面对这一现实,需要研究主体以宽阔的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演变历程,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理论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大约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静心反思科学发展历程时不无感伤地发现,当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获得解放时,人文科学却还长期保留着它对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着人文科学[4]。为了寻求人文科学的有限独立,为其探寻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惑”。对自然科学的尊崇和非难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解惑”历程,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观念。

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理论观念是狭隘的科学观念的滥觞,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大为着迷的心态。尽管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降,其间经历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式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两个阶段的流变,但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却是一脉传承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理论被放到自然科学的天平上称量,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典范,形而上学的断言被以科学的名义除名;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研究的程序是从假设开始,通过观察得来的经验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作为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做出价值判断,其任务是在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对可观察现象给予简练的描述。

其二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试图破除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神话,而且也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发起攻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理论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可错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人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科学革命是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后实证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也不再相信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观念及其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组织等因素[》]。

上述两种理论观念对教育研究者探索教育理论的性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教育理论性质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教育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喜欢追问“教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尽管较少有人认真反思何为“科学”,但这种追问的语气大多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依据所确立的“科学标准”审视教育学。这在教育学界曾风靡一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学界造成不少困惑。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观,如果教育学是“科学”,那么它必定遵循“客观主义”和“价值无涉”原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含有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成分,这使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而与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教育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尊称”罢了[7]。显然,教育理论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论,以往从科学和哲学看到的教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在关注教育活动的同时,“在文化大结构下探讨教育理论,才能真正把握这种独特性质”。石中英教授通过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研究主体等教育学活动诸要素具有的若干重要文化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在-唯科学主义.遮蔽下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指出“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8]。这些研究旨在提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曲于一蔽”而忽视教育理论的人文性一面。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作为思想源头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尽管实证主义理论观在遭受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讨伐过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逐渐式微。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科学仍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仍被当作追求有效性的不二法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实际上只是一种合理性对另一种合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探讨已经落后于教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也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套上令人迷惑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不断深化和分化为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让我们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更为综合的层面思考和应用理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不能不从理论最一般的特点出发。

首先,应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理论的一般性质。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性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即研究者的信仰、想象力等),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理论是由先验环境和经验环境双向互动组成的思想的连续统一体,观察、方法论假设、推测、规律、分层、定义、概念、模式、一般理论假设等是这个连续体的主要成分[9]。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从教育理论的独特性质这一视角去考量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一定意义上,离开一般教育原理谈论高等教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等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是研究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对高等教育问题而非其它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高等教育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对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的追溯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问题域。

研究主体采取不同方法研究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所得出的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解答和抽象,是高等教育理论的表现形式。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含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不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基础解答高等教育问题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我们不应排斥那些更多地受到可精确描述的观察的影响而具有经验描述特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否认那些较少受到观察的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劲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没能对实践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的诸多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六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在2007年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10]。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成就及其路径所做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理论能不能引领实践,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对实践中的事实和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咨询,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当前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永葆活力的需要,而且是理解和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自2”世纪9”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从逻辑起点和学科问题及范畴两条路径着手[11],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以教育学体系为参考框架”,而且“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工作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区分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缺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薛天祥,1994)。具体来说,在当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时,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却刚刚踏上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道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反思和超越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到这种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解释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局限所在,从而促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多元格局,以更好地服务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第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积极关注和回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呼唤,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在“破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立论”方面往往乏善可陈。有鉴于此,以学科发展为取向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随之兴起,这些研究严格遵循高等教育的概念、知识和逻辑体系,在“立论”方面进展不小,却又疏于“破题”。很显然,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竭力避免这种钟摆现象,注意处理好“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