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论文十篇

三农政策论文篇1

1明确办刊宗旨、稳固读者群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二结语

三农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一号文件”;机会模型;政策变迁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PolicyDynamic[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

2、(美)约翰・W・金登著;丁煌,方兴译.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Agendas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萧灼基.农民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DB/OL].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06-29.

三农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 农村政策 行政决策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10-0001-02

一、在落实农村政策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状况

一是表面一致、阳奉阴违、“替换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农村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农村政策落空，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二是改其实质、曲解其意、“选择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三是“象征性”走过场的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四是搞土农村政策、添工加料、“附加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七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危害

一是削弱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变通”农村政策，肢解、曲解、抵制中央农村政策，制定“土农村政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与既定农村政策相悖的情况。这样的“对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其危害极大。

二是助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对中央和上级的农村政策按需取舍，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坚决执行，不符合就消极执行，甚至阳奉阴违，使中央和上级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危害巨大，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重后果。更严重的后果是中央农村政策权威性、严肃性正在受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日益增大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挑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形成“诸候割据”的局面，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和统一。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生的原因

1.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党性和宗旨意识缺失

在宗旨观念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执政理念缺失

一些农村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逐渐淡化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歪曲执行，把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的工具，作为大搞政绩工程、实现平步青云的台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村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农村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农村政策的支解曲解。

4.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是权力寻租

执行人员按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农村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腐蚀的就是农村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农村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农村政策的本意，使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这种由于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农村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5.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农村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农村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农村政策缺陷体现为农村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农村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农村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农村政策，这些农村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农村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农村政策之间的“撞车”为农村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农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6.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管理原因

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严重不足，信息缺乏、设备落后，监控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农村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四、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

1.加强党性和宗旨教育。一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头脑是避免党性缺失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改造世界观的实践是避免党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三是接受党内生活的锻炼是防止党性缺失的基本保证。四是注重自我修养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内在动力。五是建立健全内民主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的保证机制、长效机制机制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关键环节。

2.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3.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教育。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农村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

4.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政策的实施。

5.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农村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农村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农村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6.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完善的农村政策执行监控能够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首先，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农村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挑战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搞上“有农村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村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隶属于一级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这种由于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改变这一现象就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可依”。

7.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用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8.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农村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农村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农村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置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9.强化督导制度。强化督导，严查实督，积极作为，大胆工作，敢于“唱黑脸”；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做到巡得勤、督得严、抓得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综上所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危害极大，诱发原因复杂，必须从源头防治，就必须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切实把以人为本的核心贯穿到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农村政策执行监管机制，提高执行人员思想道德和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及业务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完善公众监督体制，增加农村政策、制度透明度、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增强惩治权力腐败力度，完善惩治权力腐败的措施。才能有效的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政令畅通。

参考文献

[1]十报告

[2]李亚荣，我国公共农村政策执行偏差及治理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

三农政策论文篇4

摘 要 涉农政策是国家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及三农发展形势而制定的指导、规范与支持三农发展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的总和，其对于农业发展起到了前瞻性引领作用。然而，由于政策的灵活性决定了其时效性，在时效范围让农民领会政策精神并积极运用涉农政策，成为涉农政策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

关键词 涉农政策 农业发展 宣传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他们并不能及时地接收并运用相关信息。作为乡镇基层政府部门，无论是职责需要还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都需要根据三农发展的实际加强涉农政策的宣传工作。

一、涉农政策与农业发展关系

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涉农政策以过去与当前的农业发展为依据，进而去指导未来的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为涉农政策的调研、制定与执行准备了客观基础。

1.指导农业发展方向

其具体作用表现为：市场发展趋势指导。即用相关政策的方式，引导农业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发展自己，既不盲从跟风导致出现生产过剩如白菜等，也不脱离市场的需要去生产那些市场根本不需要的农产品。尤其是运用行政的杠杆，来调节整个市场的需求，避免了人为地恶意炒作。科技运用指导。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去指导农业科技的运用，例如养殖技术、现代化农业机械运用、测土施肥等技术，同时，也明确了政府提供科技服务的政府部门等。

2.支持农业发展

其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就是支持农业发展，且是用国家公共资源的方式。首先，金融支持。每年国家都会为支持农业发展，在既定的季节发放专门的惠农或支农贷款，无论在利息还是办理的手续上，都对农业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基础建设支持。国家每年都会下拨专项资金，例如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机械优惠等，为农业生产活动做好了基础性的准备，把各种对农业发展的干扰因素尽可能地排除，例如通过农业水利建设降低了干旱或涝灾现象的可能。再次，社会保障服务。当前农业发展的社会保障，主要表现在农业保险业的发展，以及针对农业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监管，最大化地避免因为上述监管缺失等造成的伤农现象。

二、涉农政策宣传时效性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涉农政策立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法规指令的形式展开，其每年度或者每个季度都以其科学的针对性，为三农的发展科学预设与寻求解决的政府路径，并积极地调动政府各种资源，且以服务三农的效果为考核标准。

1.为农业提供最及时地政策支持

涉农政策运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资源，调动了国家各相关部门去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保障农时。无论是在播种季节，还是收获季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地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去努力地保障农业的发展，为农业活动的开展做好各种必需的准备。如农业化肥与种子的保质保量的供应等，其中政府的工商、农委等部门，都会立足本部门职能职责去加强监管工作。保障营销。在农产品销售的季节，国家会统一性的要求各相关部门，例如道路交通保障、各地农产品供销信息（如各地特定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农民经济人队伍建设与培训、完善各地农网服务等。

2.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

前述的指导作用，也多多少少的对这种前瞻作用做了论述。涉农政策主要从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上，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其一，特定农产品总量与存量研究。政府通过各级各部门的统计数据，对各种农产品的各省市的产量、销售情况以及存量等，都会有着相对准确的掌握，并加强研究进而为各种逆农时的生产加强指导以保证中国的粮袋子、菜篮子等，并展开相关的生产与营销研究。其二，农产品生产与营销的因素有利与不利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及各科研机构与高校，也会据此展开研究，如在农业生产中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而形成规律性的结论。如针对某地受到旱灾影响导致某种农产品减产的情况，在以后该如何通过提高生产科技水平，来实现风险的化解等。再如，根据对于市场的分析，可以引导广大农民避免盲从跟风造成的生产过剩性质的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3.鼓励农民利用政策创新

当然，涉农政策也注意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激励跟进制度的基础上，去推动农民积极地创新利用涉农政策。各种政策内补助鼓励。每年国家都会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实际、农民农业经营水平增长的实际等，制定各种鼓励措施。例如农机购买补贴、种粮补贴、养殖补贴等，尽管可能在量上并不能解决其根本性的问题，如启动资金的缺乏等，但却可以对广大的农民及农业经营者形成精神激励，去推动他们积极地利用涉农政策去创业，为三农的发展做出基础性与引领性的努力。优秀农民奖励与荣誉认证鼓励。国家与各省市也会在特定的时刻，去表彰那些优秀的农民代表，例如每年的全国农民春晚，都会对在全国或各地做出巨大创新型贡献的农民予以表彰，不仅从其科技水平、经营营销水平及对当地与全国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给予肯定，也给全国的农民树立了努力拼搏的榜样，由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并进而去为广大农民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例如科研支持、技术指导等。

三、结语

涉农政策是政府发挥其宏观作用的典型之一。其通过对于中国发展深入浅出地研究与思考，从全国大局展开，在三农的微观发展切入，无论在过程、结果、考核上，都以具有操作性的举措或方式方法，为农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三农政策论文篇5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部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三农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三农”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001-0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执政经验与理论进行系统地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作以系统的总结。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中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的研究却很少。就内研究现状而言，虽说“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就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分下述两类略作综述。

1.有关党领导“三农"32作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当前，全面研究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文章比较少，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的：(1)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农”理论的探讨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是“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2)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振辉在《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大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分为：重中之重，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七个方面。(3)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特点的研究。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发表的《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三农”思想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三农”定位的高度，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三是理论风格的求是性，四是施政思路和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五是价值取向的人民性。(4)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认为，“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二是推进了我关于“三农”工作的实践。

2.有关党领导“三农"22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关于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对“一号文件”的研究。如，董文兵在《中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从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看30年农村改革》一文比较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产党专门就农村工作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期共的lO个中央“一号文件”，总结了lO个中央“一号文件”所集中反映的中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总之，当前研究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仅仅就某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就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与经验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及时、全面梳理的文章还未见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党中央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一个阶段。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理论界对这一阶段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理资源。

2.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指导我们科学面对我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农产品告别了短缺，但是“三农”问题不断显现，“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针对“三农”工作，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把我们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有利于深刻理解理论产生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背景可以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可以把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以下几个字来表述：

1.重：农民负担重。(1)税费负担过重。税费改革前，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1 359亿元。(2)教育负担过重。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抽样调查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3)医疗费负担过重。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次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城乡居民平均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收入。

2.多：农民利益流失多。(1)价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通过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运用比较隐蔽的价格手段，使农民的利益合法地从农业流向城市的工商业。专家估算，建以来农民累计作出的资金贡献高达约

9516亿元。近几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垄断经营状态，同时，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专家估计每年仍高达1000多亿元。(2)税收方式。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税负不公与传统农业的税负过高，在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465亿元。(3)信贷方式。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各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普遍存在从农村中收缩营业网点，并且转移信贷重点，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据测量算，1996-2000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另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以后的数年份中，信贷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在1979-1994年的15年间，有11年为净流出，流出资金总量为882亿元。致使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以2000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与乡镇企业和农业的仅占10％，(4)土地征用方式。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而城市建设土地的出让价则实现了市场化，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大幅飚开，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为政府建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了2万亿元。(5)行政管理制度。现实中乡镇职能严重错位，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政绩，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使农民苦不堪言。同时乡镇机构雍肿、人员膨胀，全国仅在编的乡镇干部有1200多万人，大约40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一名干部，为了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和维持乡镇的正常运作，巧立名目、乱集资、乱罚款，以罚代管，变换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取得收入，这无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6)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后我国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约束与城乡壁垒仍然存在，有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大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的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形成了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进城务T的约1.3亿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既不享受社会保障，也享受不了基本的劳动权利。他们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换来是微簿的工资。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和被歧视的境况。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最低贡献1-2万元计算，四川有300万人在广州打工，为广东省的GDP的贡献每年约为300-400亿元。

3.少：财政投资农村少。(1)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家从农村中征收的税收增加很快，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则明显落后于农村税收增长的速度，使财政资金从农村中净流出1978～2001年，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了2 594亿元，年均增长20.3％。同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由不到51亿增加到1516元，平均增加10.5％。致使农村资金由财政渠道净流出达1078亿元。(2)社会保障：现实中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2002年财政用于城市社会保障的资金约1200亿元，城市人均239元，而投向农村的约186亿元，农村人均约24元。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4.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002年达到3.11：1，创改革开放24年来新高。2003年将再创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为其一。

5.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组织的不断解体，农村公共物品缺少了主要的投资主体，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年久失修；一些曾经消失的流行病重新出现；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党需要对以往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

(二)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阶段性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利润，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将得到大的改变。工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城乡统筹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当工业化借助农业剩余扩张到能够通过自身的积累生成推动工业化的能力时，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就不应再从农业中吸纳资本等要素。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转折点出现，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萎缩，农业应成为接受“补助”，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换言之，一旦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获得了利用自身积累来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众多学者认为，2002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对“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成果

“三农”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党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要求，针对“三农"32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我们党新的“三农”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举措”的政策体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六个基本”构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

1.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方针开始重大的转变，由城乡有别向统筹城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2.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三农”工作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3.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4.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3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重大问题，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我们党制定新“三农”的政策提出了基本方针。

5.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同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2006年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的关注由经济层面向全方位的转变。

6.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基本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我们党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这“六个基本”构成了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

(二)“举措”构建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些战略思想，2004-2008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税收的历史；二是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历史先河；三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四是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五是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六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七是不断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八是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基本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成果的特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与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相比较具有显明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新

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而我们党的新“三农”理论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提出来的。因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二)追求的目的新

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重视农业税收，重视禁止农民经商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主要是重农业生产，重农民人口的数量，重国家对农民的索取。

我们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当作革命的主要问题，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把7亿亩土地分给3亿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按说农民问题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新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化，必须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也就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因而国家继续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同时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经过20多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了，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农差别、城乡差距形成了，而且愈来愈大。事实上我们党重视“二三农”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农民仍然是被索取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也在总体上到了中期阶段，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新的“三农”理论，从战略看，主要是重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重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重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从工作看，主要是财力分配等向“三农”倾斜，特别是废除农业税，实行补贴政策，“以工补农”取代了“以农补工”。很显然，我们今天既重农民的力量，更重农民的利益；既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新的“三农”理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既重农民的“力”，更重农民的“利”。

(三)体现的指导思想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特别是几个“一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从根本上说，农业、农村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业、农村的发展要靠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最重视的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央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一号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体现了对农民的最大关怀；文件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充分尊重；文件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表现了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决心和气魄，体现了善待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精神；文件强调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更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城乡、工农之间、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也严重

失衡。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党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五个统筹”的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

(四)提出的观点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些新的“三农”理论的观点在我们党理论中是首次提出的，是我们党的理论中新思想、新观点。

(五)制定的措施新

在新的“三农”理论的指导下，2004―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了8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总结为“举措”的政策体系。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政策中以前是没有的。

五、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贡献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论贡献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西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预想到、也没有论述的。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二)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首先继承了我们党的“三农”思想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阶段、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如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农”思想都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这种发展模式下提出的思想观点。而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模式，各项政策与工业化初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三)论述了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原始的资本积累只有从农业中提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工业的积累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利润率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提出的“六个基本”的观点和“举措”就初步论述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政策论文篇7

1国外文献研究

国外的很多研究主要是分离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很少有分离财政支农以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国外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随着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规范的。萨缪尔森提出现实的市场经济即非单纯的私人经济，也非单纯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理论的产生，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一文，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将“集体消费品”改为“公共消费品”。因此，物品就分为“公共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两种。从理论上来讲，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财政理论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生产与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农业生产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仅是农业自身受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会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等。所以，农业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属于政府财政支持范畴。

1.2有关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贡献》一书。库兹涅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6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且，这个农业必须是现代农业，因为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尔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据1950～197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到12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10%、40%和24%。里克•安特尔(RickAntle)1993年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费用无不依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汉斯•宾斯万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2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1全国视角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焕章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验证1986～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坚利用灰度综合关联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数据，检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得出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税收收入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财政价格补贴。(3)王敏对我国1981～2005年的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4)魏朗［1］对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5)刘革、邓庆彪通过对我国1994～2004年财政支农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中的4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其余6年规模收益不变。影响国家财政支农绩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农支出的规模，其次是农村救济费的投入。(6)王文普、陈伟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选取1978～2005年为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是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业增加值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2.2各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上升，但是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偏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孙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双对数模型，对1990～2004对甘肃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比较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来探讨甘肃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动态关系，得出了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带来农民纯收入的显著提高，说明甘肃农业财政支出效果并不显著。(4)杨林娟、戴亨对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5)陈其清［2］利用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湖北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也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2.3最优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研究

(1)松山公纪(MatsuyamaKiminori)［3］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2)常(Chang，音译)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3)侯石安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5)何振国［4］结合巴罗的分析，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类似地，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加入财政支农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数据对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GDP的47.2%，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

2.4财政支农资金绩效方面的研究

(1)沈琼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0～2001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时预测未来十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效益情况。(2)李江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对新疆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结构效益进行分析，并对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将新疆农业财政投入纳入WTO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3)吴建南利用逻辑模型从投入－产出－中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四个层面构建了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李星、王艺明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和边际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国26个省际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的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不同的边际收益。

2.5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研究

(1)廖红丰等在深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政策现实优化建议。(2)杜玉红等选取1980～2002年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5个变量，运用OLS法分析了其与农民年纯收入的关系，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3)刘旦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从长期角度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比较大，其次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小。(4)王敏等对我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位。从短期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投入增长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显著。(5)王力等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6)刘宏杰、李素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2.6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研究

(1)陈根长提出: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国家正在进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2)苏明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加大，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当务之急。(3)财政部农业司通过考察意大利、希腊的农业财政政策，提出“三个效益”和“四个依靠”，即环境效益、社会经济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创新。(4)苏晓艳、范兆斌通过分析，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多年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缩减和恶化的趋势，并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扬，通货膨胀压力大。今后必须从城乡统筹发展、粮食战略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等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大局问题的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和构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5)陈锡文、韩俊、赵阳通过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表现和如何治理农村公共财政危机。(6)何菊芳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政府应当承担财政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对“三农”多予少取，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现行的农村财政体制，充分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2.7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

(1)郭玉清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张彩彬［5］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农业财政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3)陶学荣分析法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应突出支农重点，利用低息，贴息等有效支农方法。(4)秦富等对国外农业支持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国外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做法、原因及意义。

3财政农业投入研究的述评与启发

三农政策论文篇8

一、开展工作基本情况

（一）学用政策方面

1.办班培训宣传政策。开展“解放思想、赶超跨越，建设富裕和谐生态新***”大讨论活动以来，共到东起乡、长安镇大洲村、泗顶镇三坡村开展政策宣讲活动，与县直工委、县农业局、县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政策宣讲培训班、研讨班共6期，培训党员、干部460多人。

2.编印资料宣传政策。以党和国家惠农政策为主要内容，编印500份《***惠农信息》，发给各乡镇、县直部门及部分村屯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惠农富民政策。

3、利用调研宣传政策。在开展《***县解放思想发展环境研究》、《***县解放思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五惠党课”促增收》等课题调研活动中宣传党的惠农富民政策。

4.利用演出宣传政策。协调县文化局，利用全县138支农村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传统歌会广泛宣传党的惠农富民政策。如钣榄镇的“三月三”歌节、大将镇龙妙村会期，通过山歌、对歌、“唱比” 宣传党的惠农富民政策。

5.出版板报宣传政策。通过出版专题板报宣传党的惠农富民政策。

（二）“千名干部入乡驻村”方面

***县“千名干部入乡驻村”活动开展以来，千名入乡驻村干部深入村屯调查研究，为各村理清发展思路，牢牢抓住促农增收主线，不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三农”健康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县入乡驻村干部为当地村民办实事、好事730余件，共协调争取资金1500多万元、捐助水泥等物资价值60多万元，除分别投入村屯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帮扶、引导村民在稳保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金桔、甘蔗、桑蚕和竹木等特色经济产业。

1.处级领导干部进村扶贫攻坚成效显著。县处级领导干部联系帮扶贫困村活动是新一轮扶贫攻坚战中确定的重要举措。对扶贫攻坚工作，县委高度重视，县四家班子领导成员和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每人挂点联系一个乡镇、一个贫困村，实施“十个一”工程帮扶贫困村，狠抓贫困村扶贫攻坚工作，着力加强村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村民人居环境以及相对落后的交通道路和农业生产状况，重点扶持地方特色产业，力争形成一村一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截止4月30日，在县委兰登书记的带领下，3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深入村屯调查民情196人次，为民办实事157件，落实项目资金1100多万元，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42期。

2.干部挂点包村力争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结合实施“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每个贫困村都安排有一名处级以上干部、每个行政村都安排有一名科级干部挂点包村，每个单位驻村干部都安排联系帮扶一个以上贫困户，负责联系、指导实施“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实现助农增收。全县共安排3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147名科级领导干部、1367名驻村干部指导农民按照“八大增收工程”（即甘蔗扩种提单产促增收工程、金桔优果增效工程、蔬菜产业促增收工程、特色养殖促增收工程、林产业促增收工程、中药材种植促增收工程、新兴产业促增收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民创业促增收工程）实施增收计划，促进农民增收。如县统计局沈秀仁局长带领全体班子成员深入泗顶镇儒南村调研，发现正值种植甘蔗繁忙时节，泗顶镇农机比较少，农民群众不知要等多久才能请到农机来机耕，等久了就会错过最佳种植时节。了解这一情况后，局领导班子当即决定出资6300元买了一台甘蔗中耕机送给儒南村委，既解决了农民能即时种下甘蔗又能增加村委的收入，解决办公经费紧张的问题。2012年，种植早稻12.56万亩，蔬菜3.88万亩；新扩种金桔2591亩、水果5896亩、甘蔗20660亩、桑园1600多亩、葡萄1460亩、中草药11000亩、油茶1100亩；完成毛竹低改9930亩，造林54219亩，为全县实现农民致富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选派干部驻村帮扶带动“三农”全面发展。按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部署，今年继续选派305名区、市、县、乡机关干部担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员。4月10日前，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已全部驻村开展工作，依据全县实际情况，以“南糖、北果、中桑蚕”为产业布局，科学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经济产业，认真按照“六大员”（即：方针政策的宣传员、经济发展的服务员、社情民意的调研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基层组织建设的督导员、创先争优的示范员）职责，积极指导、协调村“两委”开展各项工作。活动开展以来，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为农民办好事实事579件，资助贫困学生37人，落实项目资金300多万元，举办各种培训班233期。

4.实施干部挂职多岗锻炼强素质促发展。实施***县干部挂职锻炼计划，从县直机关、乡镇选派干部到乡镇、县直机关、市直机关交流挂职。通过选派干部到市、县、乡镇机关，以及信访、维稳部门挂职和任职，推进干部双向、多向交流锻炼。2012年，推荐了1名科级干部到自治区发改委挂职锻炼，3名科级干部到市直机关挂职锻炼，安排8名乡镇科级干部到县信访局挂职，安排20名年轻优秀干部到村党组织任第一书记挂职锻炼，选送3名科级干部到市直机关跟班学习，进一步提升年轻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

5.开展“十企联十村”实现互惠互利共发展。开展“十企联十村、服务新农村”活动，动员华海木业公司、万德七星水泥公司、桂华茧丝绸公司、县第二建筑公司等10个企业与板榄镇东岭村、大将镇板茂村、浮石镇隘口村、长安镇隘面村等10个行政村结对共建，通过开展共谋发展思路、共兴农村经济、共办社会事业、共育文明乡风、共助农民转移的“五共”活动，积极引导非公企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广西仙草堂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投入15000多元扶持沙子乡桐木村群众种植中草药，金亿果业公司投资100万元在大将镇东潭村建立起了200多亩无公害金桔科技园，万德七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捐赠100吨水泥给大将镇板茂村修建了0.86公里的水泥路。活动开展以来，非公企业通过项目带动、人才培训、技术帮扶等形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做到双向合作，双方受益，促进互惠，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三）宣传、弘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方面

1.“千名干部驻村活动”宣传力度大、形式好。在新一轮新农村建设指导员驻村及“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活动启动以来，我大讨论宣传组加强了对此活动的宣传力度，对领导干部深入村屯，切实帮助基层和农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健全完善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等活动中涌现突出的事迹和典型人物进行深入宣传并追踪报道。据初步统计，自调研活动开展以来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简报、板报等媒介进行报道的信息达到100多条（含图文），通过对先进经验、先进典型的宣传带动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达到了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社会稳定的目的。

2.“学用政策抓落实、强化执行促跨越”的宣传做到“五个放”。一把政策放在讲坛上。邀请了柳州市解放思想宣讲团到***作专题讲座，组织了县解放思想宣讲团到乡镇、机关开展宣讲活动，联系了各部门、单位组织开展政策宣传活动；二把政策放进山歌里。结合民间 “三月三”、坡会唱比等传统歌会、歌节，广泛宣传党和国家扶贫开发、新农保、计划生育、农机下乡等惠民政策；三把政策放在演出里。利用“长安大舞台”，充分发挥全县138支基层文艺队“周周演、月月比、季季赛”活动，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活动；四把政策放在屏幕上。分别在电视和网站设置专栏，进行政策宣传；五把政策放在电影上。通过组织放映体现党的富民政策成果的电影、利用电影幻灯片及放映电影的机会进行政策宣传。

3.弘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载体多、形式活。按照县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宣传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为使“广西精神 、柳州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进一步增强我县各族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起广大群众热爱广西、热爱柳州、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形成推动富裕生态和谐新***新跨越的强大力量。我县解放思想大讨论宣传组设计了以广播电台、政府门户网站、柳州日报、简报、板报、宣传资料、横幅标语等为载体的宣传活动，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以开展“宏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为主题的专题宣传报道，据初步统计，我县各单位制作了“宏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专题板报共有180多块；在集镇、主要交通干线和重点场所喷绘制作、悬挂、张贴宣传标语近300条；利用我县出租车电子屏板播发“宏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标语近5000条次；同时还发放宣传材料，使宣传工作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从而在全县上下形成浓厚的“宏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的活动氛围。

同时为使“广西精神 、柳州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大讨论宣传组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活动：一是组织在全县开展“我谈广西精神”、“我谈柳州精神”征文活动，二是在全县人民中开展“广西精神，柳州精神”知晓度、理解度调查问卷活动，三是在全县人民中开展“***精神”提炼和征集活动。活动中，我宣传组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各单位积极组织，各人民团体及个人踊跃参加，收到征文和“***精神”提炼方案有100多篇。

4.围绕大讨论课题调研活动进行强势宣传

我大讨论宣传组围绕各级领导在大讨论第二阶段中进行的课题调研、总结出的好经验、好办法及对各乡镇、各单位活动的动态进行了强势宣传。一是各单位积极撰写活动信息，目前收到信息近400余条，在电视台、政府门户网站及报纸上播刑出共100多条；二利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简报》进行宣传，目前已发行《简报》11期；三是制作专题板报，初步统计有近200块；在***电视台播出***资讯20000多条，使成果及经验得到广覆盖、全方位的报道。

（四）解放思想大讨论课题完成情况

1.完成《“五项修炼”应对突发事件》课题论文。

2.完成市委宣传部课题《柳州市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研究》。

3.完成《流动党员管理体制创新》课题论文。

4.开展《***县解放思想发展环境研究》、《***县解放思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五惠党课”促增收》等课题调研活动，形成文章提纲并通过县委领导审定。

5.开展《***县科技创新促增收调研报告》调研工作

二、主要做法

按照“反自满、增忧患，抓创新、求突破”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工作思路，我县解放思想思想大讨论活动，紧紧围绕全县当前的经济工作，把党政权力公开运行、党员干部创先争优和干部公开选拔任用等工作有机的联系统一起来，提升解放思想的力度，加快赶超跨越的速度。为了确保我县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我们着重抓好“三个结合”、实现“三个突破”。

（一）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提升党委政府决策的执行力上取得新突破。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权力公开的深度和广度，我县在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把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向全县12个乡镇推进。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质是党委政府进行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特别是书记、乡镇长,自我限权、主动还权，这需要相当高的自律精神，相当大的改革勇气。因此，要做好这项工作，党委政府班子特别是书记、乡镇长是否真正敞开胸怀，诚心诚意地接纳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是否真正想干事、真正敢干事、真正会干事、真正干成事的关键。浮石镇在修建休闲广场的惠民工程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真诚采纳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把广场建设成为群众满意的广场。板榄镇在建设防洪河堤的工程中，由于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都有群众参与和监督，因工程带来的土地纠纷，在群众强大力量的推动下，迎刃而解。

（二）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党员干部创先争优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上取得新突破。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一旦从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就会转化为惊人的生产力、竞争力。我县在开展创优争先活动中，以创先争优为动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抓手深化创先争优。按照***县第十三届三次党代会提出的“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建设富裕生态和谐新***”的奋斗目标，围绕创建柳州市副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深入开展“结对共建、挂包联驻”，“千名干部下基层”，“党员志愿者服务大行动”、“典型示范大行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等活动，使广大共产党员在推动中心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服务人民群众中创先争优，象铁骨柔的计生娘子覃再兰、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优秀共产党员覃仕福就是他们其中的代表。

（三）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干部公开选拔任用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强化正确的用人导向上取得新突破。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科学的考评体系和激励机制，强化正确的用人导向，把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思想大解放具体生动的实践。为了做好选人用人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我县总结出“六公开、五提名、四差额、三推荐，二票决、一报告”的干部选任工作机制（即“654321”干部选任工作机制）。并且，在公开和差额两个环节上下功夫，做到了推荐公开、提名公开、考察公开、结果公开和监督公开；在差额环节上，做到了差额提名、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及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差额票决。今年，拿出了2个副局长职位参加柳州市的“公选”，拿出5个副科级领导职位在全县范围内“公推”。这次的“公选”和“公推”，有些职位在我县首次放宽了身份的准入条件，对实绩突出的干部重用，对干事创业的干部宽容，选拔想干事会干事、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上前台、唱主角、当尖兵，实现 “多中选好，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目标，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引领和营造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浓厚氛围。

三、主要成效

（一）发展思路更加明晰，全县经济社会明显进步。我县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以来，全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县情有了新的认识，立足现实和发展态势把握县情，科学评价我县的区位优势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我县今后发展的战略定位更加明晰，有力地促进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全县生产总值完成88046万元，同比增长6.6%；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86647万元，同比增长19.5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69853万元，同比增长36.67%；财政收入6038万元，同比增长14%；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304元，同比增长18.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08元，同比增长14.05%。

（二）干部作风更加好转，工作效率明显提高。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全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更加好转，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今年1至4月，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在谈项目3个，在建项目2个，建成投产1个；全县村屯道路维修18.5公里，争取资金102万元，同比增长35%；向上争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12项，资金9300万元，同比增长31 %；争取饮水工程80处，投资2162.8万元，同比增长25%。

（三）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为民办事的能力明显增强。通过“结对共建、挂包联驻”，“千名干部下基层”，“党员志愿者服务大行动”、“典型示范大行动”、“十企联十村、服务新农村”等平台和载体，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蔚然成风，办事能力明显增强。活动开展以来，新农村建设指导员为农民办好事实事579件。

四、存在问题

按照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我县在解放思想、作风建设、学用政策、弘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瞻前顾后、不敢担当的思想；观念陈旧、因循守旧的思想；本位主义、狭隘封闭的思想还同时存在。在学用政策方面，还存在活用政策做得不够，理论创新做得不够，政策落实抓得不紧等问题。此外，对弘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提炼“***精神”认识还不够到位。

五、下步打算

我县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下步打算，在学用政策活动上，在政策宣传方面。一是举办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培训班。二是到长安镇、泗顶镇山贝村等单位开展政策宣传活动。三是邀请专家到***办政策宣传讲座。四是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班。五是续编《***惠农信息》。在理论科研方面。一是完成《***县解放思想发展环境研究》、《***县解放思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五惠党课”促增收》等课题文章撰写工作。二是完成《***县科技创新促增收研究》调研报告。三是促进全县课题科研工作。在文件汇编方面。完成以党和国家惠农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惠农文件汇编〉工作。

在“千名干部入乡驻村”活动上，一是强整改抓落实。针对第二阶段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制定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整改方案，提出限时整改的内容和要求，并向群众公布整改情况，以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办法、措施、政策、制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二是重督查强行动。切实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活动的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实际行动。三是善总结推典型。认真总结成功做法和经验，培育和推出典型，强化示范带动作用。四是用载体促发展。通过六项载体活动，加大政策、思想、资金、物质、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援助，帮助结对村屯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

在宣传、弘扬“广西精神、柳州精神”上，一是巩固成果，精心组织。继续巩固前两个阶段大讨论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注重总结经验，扬长避短，集中力量对大讨论活动第三阶段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再造宣传浓厚氛围；二是精心策划，不断创新。针对第三阶段整改落实工作的宣传报道，宣传组将按照大讨论活动方案和宣传组工作方案，精心策划和组织好大讨论活动的宣传工作。一是精心设计宣传工作载体，使宣传形式做到多、精、活。二是加强对活动信息的培训与指导，提高信息稿件的质量，使宣传内容力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进一步强化针对性和实效性，多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出发，多反映县委、县政府决策与群众期待的协调一致。三是紧扣主题，把握导向。第三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整改落实，宣传组将对各乡镇、各单位在第二阶段活动中查摆、发现出来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宣传将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进行宣传，将继续以电视台、网络、报纸、简报等平台进行报道，从而推动整体宣传策划工作的落实和实施。

三农政策论文篇9

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我国定位为“三农”服务的媒体形势并不乐观。反思当前的“三农”新闻报道，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上还存在种种不足。主要问题是浅层次、一般化的农业动态报道多，而重点报道、深度报道少；单一形式、单一体裁、平面式的报道多，而多侧面、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式的报道少；单纯政策灌输式的报道多，而通过解剖典型加以引导和示范的报道少；对一些重点题目，分散写、零星发的多，而作为整体系列连续发的少；发自由来稿较多，而主动策划的报道少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媒介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党和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渠道受阻，国家的惠农政策不被广大农民所掌握和了解，农民的心声和愿望得不到合理的反映，而涉农媒体也由于自己报道的“大”而“空”而造成“报纸无人读，节目没人看”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涉农媒介的角色缺失，定位模糊引起的。因此，“媒介三农”做到合理、准确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媒介三农”该做怎样的角色定位呢?

首先，“媒介三农”是国家“三农”政策的宣讲者。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三农”媒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体现党的意志，广泛报道党中央对农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的对农政策和文件，各级政府树立的农村典型等，传达“官方”的声音。对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政策的宣传是农村新闻报道的重要职责，也是农村新闻报道的重头戏。另一方面，宣传党和政府关于“三农”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并不是说要做机械的执行者，而是在报道中充分发挥创新意识，通过智慧劳动，生动形象地加以解释。有些政策措施着眼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长远利益，也许会和农民的暂时利益发生冲突，为农民所不支持、不理解，这就需要在报道中用明白晓畅的群众语言、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的宣传形式，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向农民耐心讲解，释疑解惑，理顺情绪，真正弄懂中央的精神，鼓舞农民积极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

其次，“媒介三农”是政府和农民的沟通者。媒介不仅担负着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向下宣讲的角色，而且还有对上传达农情，反映民生民情，为决策层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的责任。也就是说，“媒介三农”起着沟通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1948年，刘少奇同志在同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首次将党领导下的媒体比喻为“桥梁”，他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就是报纸。”②把媒介比喻成“桥梁”，同时强调了两个方面，包含信息的“我往”、“你来”。传媒作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除了政策的上情下达，还担负着反映农村意见呼声、下情上达的重大使命。由于农村缺乏城市所具有的相对完善、便捷的反映渠道，农民也难以娴熟地使用“汇集民意的新通道”――网络，使得底层话语无法通畅地“下情上达”。新闻媒体要发挥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俯下身子，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和要求，这不仅使农民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同时以自己的信息收集优势，忠实记录“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将来自农村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反馈给党和政府，达成良性互动。

再次，“媒介三农”是农村工作的指导者。任何新闻都是一种“无形的意见”，挟带着传播者的意见、观点和倾向，媒介的指导者角色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新闻工作在这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同志曾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③在西方，随着报刊的社会责任论逐步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新闻的媒介主导性理论，加强新闻的指导性的趋势日趋明显。④“媒介三农”的指导者作用是指涉农新闻媒体利用提供报道信息、表达观点、解释缘由、公开劝服等手段，对农村受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方向性指点和引导作用，主要包括对农村受众的鼓舞、示范、论证、启发、解释、预测和警戒。农村新闻传播者常以教师和指导者自居，他们一般是通过循循善诱、典型示范、触类旁通、潜移默化等软性方式间接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有时也通过社论、评论、按语、批评性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等刚性的方式直接释放自己的指导功能。当然，新闻的指导作用始终是道义上、思想上的影响，决不能把新闻指导性当作指挥权。对于指导性信息，是接受还是拒绝、是听从还是反对，一切只能由受众做主，农村新闻工作者并不能越俎代庖。

第四，“媒介三农”是和谐舆论氛围的营造者。舆论监督是传媒的基本功能之一。我国农村基础差、历史欠账多，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一些预料不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传媒及时进行舆论监督化解矛盾，创造和谐安定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因此，传媒的舆论监督角色显得尤为重要。要监督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防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异”。要切实承担起营造和谐气氛、疏通渠道的职责，通过有效舆论引导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预防“”发生。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年代，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热潮中，因征地纠纷引发的一度出现高发态势。舆论监督并不是让媒体热衷于揭露性报道，媒体要通过全面、准确的报道，有效地沟通、舆论监督，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缓解或化解矛盾，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

最后，“媒介三农”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农民普遍存在发家致富的渴望，但却苦于缺乏信息，致富无门，而“媒介三农”就能通过各种形式，传播经济信息，推广致富经验，引导农民致富。一方面改善内容结构，加大与“三农”相关性强的农村信息技术服务节目量，传达农林科技知识、致富信息等。同时，进一步做好自主创业宣传报道，通过典型宣传，挖掘经验为农民交流自主创业搭建平台，提供良好的示范效应。将农民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面貌方面创造的新鲜经验及时总结传播，为新农村提高自主创业能力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以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拓宽发行模式，让媒体传播效果真正落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工作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来全面推进，因此，作为党和政府在农村重要的宣传阵地和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的“媒介三农”，一定要做到准确、合理的角色定位，做好宣讲者、沟通者、指导者、营造者、促进者的角色，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更多、更好的贡献。

注 释：

①李升科：《解读电视媒介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中枢”作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2)。

②《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③《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农政策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党80多年来，分别以、邓小平、和同志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其所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先后倡导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从地方到全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认真总结、概括我党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农村建设条件下开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为基本着力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威功经验和基本规律。这也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实践哲学。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武装广大农民，并通过多种渠道、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农民对自然、自我和社会的辩证认识，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绍验，就是通过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来启发其阶级觉悟，强化其阶级意识，进而引导农民阶级形成了摧毁“旧世界”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的出现及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中一条教训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割裂了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肢解了思想的科学体系，混淆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界限，从而，毒害了一大批有革命热情、但理论识别能力相对缺乏的农民群众，严重危害了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而全面地纠正了“”及其此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我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要求用共产主义教育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强调“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农民，团结一致，为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奋发工作”，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得到加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探索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组织农民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帮助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方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调动了农民参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十六大以来，我党针对部分农民群众存在诸如改革创新意识不强、理想信念淡化、精神支柱动摇、精神状态低迷等不良倾向。积极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生动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增强了农民群众对党的依赖感和信任感。

党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什么时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能取得巨大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而什么时候忽略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什么时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会遇到巨大困难或挫折。

二、坚持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基本准则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围绕党在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进行，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80多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这一根本任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积极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战斗精神，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进行武装斗争，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实现革命转变、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任务上来，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觉地服从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教育上来，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部分地清除了农民的小农意识和私有观念。“”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成了各项工作的总指导，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得不服从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这一总路线的需要，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被严重扭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它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消极作用，在这个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了“空头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将重心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围绕着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中心工作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帮助广大农民学习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培养辛勤劳动、共同致富的思想观念。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从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注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教育、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教育、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市场风险意识和市场约束意识，引导农民和农业走向市场，实现农民和农业与市场的充分结合，促进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十六大以

来，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自觉地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围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展开。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服务于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要求，把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立足点，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结合起来，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事实证明，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面向和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时，就会取得重大成就，大有作为。而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和脱离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时，就会无所作为，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

三、坚持以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切身利益问题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得到解决，是否得到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所在、根本所在，也是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广大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土地。因此，党一成立，就在其《第一个纲领》和《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第一次革命国内战争时期，党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确定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的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并在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中基本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确立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党在1947年9月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建国初期，党在《法》中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工作来抓，并在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革命的积极性，推动了革命的胜利进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广大农民急于脱贫致富的实际出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体现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移，改善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随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产权主体不清、产权残缺、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性等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阻碍甚至严重抑制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党开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制定了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表明：党在农村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农民群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分重视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条件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发扬我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出发，做到听民声、察民情，走八农民的世界，倾听他们的疾苦、体会他们的困惑：要交民友、连民心，深入群众内部，与他们多沟通、多交流：排民忧、解民难，要从农民群众的最盼、最需出发，想农民之所想，干农民之所盼，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坚持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基本方向

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接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越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越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注重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一。

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参加夜校、识字班，通过讲演、新剧和壁报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开设了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等各种各样的工农业余文化教育组织，这对于中央苏区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冬学”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的精神和指示，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边区输送了大批的干部。建国后，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解程度，党组织宣传员向农民宣讲总路线课程，并采取讨论、演讲、广播、板报、墙报、山歌、快板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使群众既学文化知识又关注政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逐步理解了总路线的精神实质，保证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党在农村普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文明创建活动，注重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十四大以后，党通过发展农村教育，设置农业科技咨询点、畜牧咨询服务点、“庄稼医院”，举办培训班，建立科技示范户等方式宣传科学思想、传授科学方法、普及科技知识，帮助农民掌握科学、信任科学；同时通过送电影下乡，送戏下乡，建立阅览室，文艺汇演、书画展览、体育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推动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较好地满足了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充分利用“文化、卫生、科技、法律、计生五下乡”、“万村书架”、“村民书柜”等有效载体，建立农村文化室、农村业余文化队等阵地，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科技、法律知识，使农民的政策理解水

平、科学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历史经验表明，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加强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规、科技服务、文化知识和医疗卫生等基本常识的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知识。掌握技术，增强本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坚持以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为基本要求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关键在于党的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纽带、桥梁和骨干，他们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肩负着直接联系、宣传、组织、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民群众中去的重要责任，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党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民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直接影响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