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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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论文

三农论文范文篇1

邮政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在服务“三农”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邮政具有网络资源优势和良好的信誉,在服务“三农”方面大有可为。在众多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点的今天,海南邮政储蓄正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邮政行业优势,打造邮政服务“三农”的平台,为海南农业增效、海南农民增收诚信服务,努力促进海南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粮食直补资金业务

粮食直补资金是政府发放给广大退耕还林农民的粮食专项补助资金,在掌握粮食直补资金具有资金发放量较大、发放面广、发放点以农村为主的特点后,省邮政储汇局及时主动与省财政厅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与邮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改补现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省邮政与财政部门合作发放农民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工作正式启动,我省邮储服务“三农”工作迎来了一个宝贵的发展契机。工作开展后,省储汇局及时制定并出台了粮食直补资金方案,对做好粮食直补资金营销工作和服务工作进行了专门的部署。随着粮食直补资金工作的全面开展,省储汇局将紧紧围绕服务好“三农”的工作要求,深入各市县局加强服务工作指导,确保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努力做到广大农民朋友满意,同时也为邮政、财政的长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2004年11月份我省邮政储蓄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资金发放工作开展以来,在各市县邮政局积极拓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乐东、东方、昌江、文昌等局已成功了当地粮食直补资金,同时,儋州、琼海局也与当地财政局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乐东、东方、文昌局均为全额,分别163xxxx元、78xxxx元和100xxxx元,昌江一期37xxxx元。

二、养老金业务

从1999年开始,邮政储蓄即在省社保部门的支持下,利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在我省承担着各企业事业单位、农垦系统养老金的工作。良好的服务与稳定的网络优势相配套,促使邮政储蓄养老金业务每年以30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如今全省邮政储蓄每月养老金的量已达到1.0xxxx亿,获得了广大老年同志和社保局的充分肯定,目前绝大部分市县养老金已交由邮政储蓄,使邮政储蓄养老金业务在全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

目前邮政储蓄每月在农村地区发放的养老金有近300xxxx元,离退休职工遍布各农村乡镇、农林场所,给发放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在养老金的发放过程中,每月保证养老金按时发放和及时领取成了邮政储蓄个网点的第一要务。在委托邮政储蓄之前,居住在农村的离退休老职工往往要跑几十里地到县城的银行网点支取养老金,许多老同志苦不堪言。邮政成为农村养老金机构后,凭借遍布农村的20xxxx个邮政储蓄网点成为一条发放社会养老金的主干道,农村老人可以持折在邮政储蓄任何网点领取养老金。为做好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服务,邮政储蓄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层层落实责任。在发放的高峰期储蓄柜台还开辟了专门的养老金领取柜台,方便了老人养老金的领取。目前邮政储蓄社会养老金业务基本做到离退休职工、委托单位和社会保障局“三满意”,在老人中构筑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

三、其它代收付业务

海南邮政储蓄恢复开办18年来,一直以全省城乡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勇于创新,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品种。为了满足各类用户的多种需求,2001年海南邮政储蓄启动了中间业务综合服务平台工程的建设,2004年又进行了平台的改造,旨在打造一个具有代收电信资费、

工资养老金、代扣水电煤气费、代收公用事业费、手机银行、存折炒股、pos跨行消费、跨行取款、代售国债、保险、基金等有着较为全面业务功能的个人金融服务业务平台。在此平台上,广大的农民朋友也能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邮政储蓄提供的各类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在我们重点发展的代收电信资费方面,每一个储蓄网点都成为各大电信运营商的收费网点,每月代收电信资费业务量达到了360xxxx元,在农村网点的业务量占三分之一左右,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朋友缴交电话费、手机费、寻呼机服务费等多种电信资费;邮政储蓄在近年来也在逐步扩大保险业务发展规模,尤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进一步加大在农村乡镇的业务发展力度,积极配合各家财寿险公司做好农村保险市场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体系的建立等工作,利用邮政的网点和网络资源优势及时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商业保险,进一步增强我省农民抵抗灾害的能力,维护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

邮政储蓄在为全省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农村乡镇的业务拓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海南邮政利用自身的服务优势为海南移动、海南电信公司开通代收营业款、商购卡款等款项业务,为×××烟草公司开通代收农村、乡镇烟草款业务,为海南有线电视开通代收有线电视服务费业务,及时为这些企业回笼资金,方便它们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兄弟生活质量。

四、邮政储蓄异地业务

这两年,海南邮储异地业务发展迅猛,在“三农”服务工作方面也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近年,为推动异地业务的发展,海南邮储突出抓好网络建设,并通过大力发展卡业务、增加布设atm、推行无折存取款等措施,不断提高异地业务交易量。特别是针对海南是典型的农业省份,各种瓜果菜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出省外,储蓄异地业务需求量很大的特点,海南邮储积极贯彻国家局关于服务“三农”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做好本省“三农”的服务工作。不断加快农村网点建设,在2003年,全省33xxxx邮政储蓄网点全部实现了全国联网,其中21xxxx网点在农村乡镇,服务着一百多万农村乡镇用户,为广大农户和农产口批发商开展异地交易提供了便利的存取款条件。邮政储蓄同时还利用在农村完善的机构,服务农村劳务经济。针对海南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的实际,对使用邮政绿卡的农民工实行“三免一低”的政策,即免收开卡费、免收卡年费、免收省内异地交易手续费,跨省异地交易手续费低廉,使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邮政绿卡全国通存通兑的便利,确保劳务资金的安全,解除外出务工农民的诸多麻烦,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方便。凭借着这些服务优势,2004年12月份全省邮政活期储蓄异地交易总笔数36.xxxx笔,交易总金额为14.1xxxx元。2004全年累计异地交易笔数38xxxx笔,交易金额达150.32亿元。

五、邮政汇兑业务

三农论文范文篇2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幺,什幺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笔者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问题形象的概括。

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则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着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幺,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从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随处可见,且日趋严重。比如,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一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平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陈锡文(2003)指出,因病去世的农民很少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则很少死在家里;农村妇女很少在医院生孩子,而城里人基本上没有在家里生孩子的。现在城市的新居一般都要双卫(两个卫生间),而农村的厕所简直肮脏不堪。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仅就2000年5岁前儿童死亡前治疗情况为例,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张晓山,2003)。

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的分享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发生了错位,农村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显着加大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成本和农民负担(李成贵、李人庆,2003;杜育红,2000)。自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征收基准原则上为农民纯收入的1.5%~2.0%)以来,征收金额是逐年增加的,1998年达到165亿元,而在1985—1999年的15年间,其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全国平均而言,每个小学生一年的各种费用在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的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很难承受的。如同电影《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所表现的那样,农村教育条件非常落后,与城市别若天壤。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文明存在、延续和进步的基础,然而“义务教育”对于许多农民和农家子女来说,成了难以享受的“奢侈品”,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简要地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基本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工业化,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广大农民却没有平等地分享这“共同事业”的成果。

二、结构—功能:二元结构导致三农困境

那幺,为什幺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了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理论和国际经验的考察。

根据已有理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影响是不平等的,有些利益集团处于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另外的利益集团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足轻重。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政治影响是以不同的权重进入执政者效用函数的。因此,执政者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要求和支持。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某些群体有着特殊的依赖。正如舒尔茨(1988)所指出的那样,“处在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社会学家布劳(1964)也有类似的看法,“政府权威依靠它作为合法权威受到的承认以及国民的主要群体对它的支持,就是说受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并对公共事务关心的那些人的多数支持,而不必是所有居民的支持。”这说明,政府决策首先是要满足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以换取政治支持,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收益的巨大损失,甚至像亨廷顿(1968)所说的那样“陷入政治的泥坑”。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尽管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现行的政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的政策,还是倾向了那些能够更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到的那样,“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摩尔(1966)分析了中国国民党政权,认为“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简言之,政策不是决策人为了所谓的“全民利益”而设计出来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

从农民利益角度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农民人数的比重已有很大下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农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决定农业政策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民组织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1965年,戴高乐就是由于缺少农民的支持而在首轮选举中未获得半数选票的(44.6%),因为他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市场,这使盼望扩大自己出口量的法国农民失望了,并且在共同市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掀起了暴力示威活动(阿尔蒙德等,1978)。时隔30年,法国的情况给我们以更深刻的印象。报载,1995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夕,候选人之一巴拉迪尔总理前往北部里尔地区游说拉票,当地农民却以强烈的抗议迎接他,农民们不满意农产品收购价过低,在当地政府办公厅前焚烧车轮等物以示抗议。“这样他在4月23日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名落孙山,也就不十分意外了。”(1)我们似乎可以说,统治者面对农民团体的压力,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之者则会获得好处。农民是政治天平上有分量的砝码。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情况莫不如此。比如,美国的三大农民团体: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所代表的农民政治势力,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在长达近百年的时期内,农业政策的保护性质几乎没有什幺改变,其主要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价格远远高过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农民团体具有较强的利益表达能力,在政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目前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着全国25%的选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团体——农协,从而迫使政府决策去顾及农民的要求,对农业保护政策欲罢不能,并使得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农业政策的集团竞争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农民的要求并不是孤鸿哀鸣,农民以外的压力集团在政府决策中可能起着更大的作用。比如美国农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一般都有自己的院外游说集团(Lobby,也称“第三院”)。说客们频频出入于国会两院,进行疏通、收买或胁迫活动,以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尽管政府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意味着损失一定的效率,但必须如此。否则将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统治者不可能无视这种要求解决困难产生的压力。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出口给予补贴,等等。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是应农业集团的邀请而对农业实行保护的。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长期以来,美国的农业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农业政策体系,但它的中心目标并没有变,即通过农产品计划和价格支持来保障农民的收入。比如2002年5月美国颁布的新农业法,以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为主要目标,在农产品补贴、资源保护、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信贷、食品营养、农村发展、科研和技术推广、林业发展、能源发展、作物保险和灾害救助等方面,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新农业法,今后10年(2002—2011)政府补贴农业的资金为1900亿美元,比1996年农业法增加约830亿美元。

而在中国,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政策安排整体性地不利于农民,农民处于被持续地歧视之中,而且这种歧视越来越严重。恩格斯曾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中国革命胜利后,农民正是经历了这样的遭遇。一样的是,中国的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农民的利益再次被日侵月蚀。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工业化中期的到来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适应性变化和调整,而是保持和放大了工业化初期特定条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续向工业和城市偏斜。这种变化是对改革以前经济社会二元格局的“巩固”,而不是“改革”。(2)正如费正清(1979)所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在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亨廷顿(1968)也说,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向着相反方向的变化,称之为‘巩固’则更为恰当。”这种情况使人不由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评论,他曾针对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指出,“可怕的不是历史是怎样的,而是历史是这样的”。那幺,三农问题为什幺是这样的呢?

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思路,答案其实很明确:三农困境原因在于二元结构。在于当改革给人民带来公共选择的可能,即出现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政治环境后,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过去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的能力反差,现在转化为在影响政策方面的现实差别。原集权体制赋予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及农民的弱势地位,为城乡资源分配以及农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初始制约条件,并在路径依赖上锁定了资源分配方案和政策变化内容的性质。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十分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益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农民。

针对这种情况,盛洪(2003)研究指出,中国的选举法实际上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是农民成为政治上弱势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样的规定,在权利上,在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他们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这种规定在法理上和在道德上显然存在问题。”他还说,“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于制度和政策,如果农民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的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我们就无需等待一个检验政策的周期来承担政策错误的所有后果,而是直接将损害农民的政策排除在外。”孙立平(2003)也指出,“90年代以来,改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更多地反映了强势群体的主张”,“从目前情况看,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些论述都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治不平等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核心原因。

三、改变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

三农问题显然已经无法通过三农内部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加以解决,而必须在改革和完善三农体系内的政策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层面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综合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改变“工业化国家+农民社会”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一届政府也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的施政纲领。

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和说法,概括地说基本思路就是要“多予、少取、放活”,也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保障农民权益。关于“多予”,重要的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农村提供更多公共品,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陈锡文(2003)指出,“最重要的是完善财政体制、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还要重点支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农业部(2002)组织的一项大型研究阐述了对加大国内农业支持的政策要求,该研究报告把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放在WTO的背景之下,提出要“加大绿箱政策支持力度”,“用足黄箱政策”,并提出了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建议。林毅夫(1999)则提出增加政府对农村投入,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倡议。关于“少取”,主要是要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但秦晖(2001)通过历史研究,指出现行的费改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反而容易陷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在政治改革上做文章,要改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力,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于“放活”,某种程度上是与“少取”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搞好村民自治和基层政权改革外,重要的就是要为城乡间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创造平等的环境。

然而,在我看来,“多予,少取,放活”以及其它利农政策都不能指望政府“善政养民”式的主动赐予,而是靠农民自己有组织地去争取。其实,早在1994年就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单纯靠市场调节,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失去支撑,而且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会更加突出,还可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问题。”但为什幺最高领导人的认识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三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呢?关键就是因为农民没有组织的力量,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道理其实很简单,从认识到行动,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推动,如果没有这种力量,遇到的反而是阻力,那幺,认识就很难转化为行动。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无组织状态,这是其人数众多但政治资源甚少并且对政府决策约束权数甚小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广大农民必须联合起来,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提出一致要求;必须有农民组织作为利益独立化的团体,不断增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和保护而进行有效的活动,即要实现农民由政治体系的顺从者向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农民不应是分散的政治意识淡漠的弱势小农和二等公民,而是组织起来的可以平等竞争的政治公民。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利益表达能力,优化政策过程机制,才能改变持续向城市偏斜的政策,争取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如孟德拉斯(1975)指出的那样:“怎样才能在国家中得到公正的地位呢?首先是团结起来。”

笔者认为,农民对政治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把农民从局外拉入到政治体系中,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庞大的政治机器中的有效部件;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农民开始对政策带来的损益和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提出一致要求,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到利益集团的竞争中,给政府决策施加政治压力。这个变化过程,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和团结起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农民的政治冷漠态度评价说,“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农民参与组织不仅使自己更多地接触到他人所做的动员努力,而且也能成为促进政治参与态度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克服他们在形成政策过程倾向中的抑制性影响,并能提高其自信心,使其不再消极地认为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并最终形成利益集团,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1979年,联合国及有关组织联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农村改革和发展大会”,通过了号称为《农民宪章》的宣言号召:“鼓励农民组织起来,以便通过其亲身的参与,开展自救活动。”在中国,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样的说法,其实由来已久。杜润生先生说:“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肖瑞、李利明,2002)。前总理朱镕基1999年在出访美国期间也曾表示,要考虑成立农民协会。遗憾的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了。而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面临历史性选择,成立“农会”的问题已经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三农论文范文篇3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前正在进入对话的新阶段。本文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轨迹为切入点,探索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良性稳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机制。

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全面直接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获取和调配资源以迅速增强国力、实现现代化。而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几乎是零起点的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远景,决定了国家对农村全面直接控制模式的形成,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逻辑: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和提取。这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前历时30年。国家通过、查田定产以及成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掌控。

(一)与国家权力在村庄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通过工作队的派驻、农民协会权力的行使、阶级划分、大会小会的诉苦以及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等,使广大农民广泛参与了,接受了新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训练,国家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无形地楔入到乡村社会[1]。另外,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党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为后来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到1952年运动胜利完成后,国家权力取代了旧中国的地主、士绅这些“中介”,造就了与之直接面对的单个农户。

(二)查田定产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全面掌控

在进行的同时,国家还对各地进行了人口和土地的调查,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进行查田定产奠定了基础。到1953年,经过三年的查田定产,不仅彻底清查了土地数目,而且详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产量和应缴纳税额,确定了新中国长期征收田赋的主要依据。查田定产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贯彻、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从而瓦解了传统宗族士绅的控制,建立起了一个更具权威性的管理公共资源的政治单位,使旧有的国家—宗族(乡绅)—农民的三元结构转化为国家—农民的二元结构。同时,查田定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城乡二元制下,农民不再有不被政府知道的土地,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根本不可能离开合作社另谋出路,从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与集体制的依附。另外,为了推行查田定产,国家以政治标准培养锻炼了合适的基层执行者。由此,在农村,国家权力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直接进入到每个人的整个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而建立起了农民个体与国家之间“面对面”的关系。

(三)通过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在后出现的中农化趋势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及由于均分土地而发展的小农经济,都与共产主义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单个农户在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需要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农户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后,全国立即掀起化高潮,建立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由于公社党委对全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政机构也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这就使权力由政府向党组织集中。这种权力结构也使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生产队这一农村的最基层,国家权力不仅直接集中掌控农村资源,而且统一分配农民的劳动成果。

(四)统购统销与国家权力对农村流通领域的支配

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体制相适应的是国家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和支配。从1953年起,农村流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农产品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或批准。通过统购统销中的价格“剪刀差”,国家独享剩余农产品的控制权以及几乎全部剩余农产品的索取权,以便为工业化积累资源。这使农民负担十分沉重,生产积极性低下。同时,国家严格控制市场,农村生产安排完全听命于政府计划,致使农村更加封闭。统购统销与制度相结合,完全限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权力借助于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查田定产以及化,有效整合了农村资源,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巩固,也改变了农村结构和面貌,为迅速进行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农村、直接面对农民的过程,使传统社会中士绅地主的社会影响力和宗族派性的力量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村民间精英也由此消失。国家权力不仅完全主宰着农业生产,也控制了农村和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时期,国家权力借助经济和行政力量通过全面直接支配农村社会。

二、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这一经营方式成为全国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整个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权力逐渐从生产、销售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退去,代之以“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

穷则思变。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单个农户耕种,“明组暗户”。大包干后第一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村因成为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村落而闻名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自发创造的一种经营模式:生产队或生产大队通过承包合同把土地包给农户耕种,农户根据合同上缴一定的国家任务,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放权让利,承认每个农户有自主耕作的权利,鼓励农民多劳多得。这一模式因其明显成效被中央政府所接受,并被正式推广到全国。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包产到户。到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了99.5%。从此,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

与土地承包相适应,农产品流通领域市场杠杆的作用也日益显现。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国家对农产品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于是,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正式废止。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体制的瓦解以及村民委员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委员会在有些地方开始自发成立。1982年,这一基层民主自治形式被正式写入宪法,获得了存在的根本法依据。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实施,乡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

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使我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领导关系逐步转变为指导关系;二是村民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会议拥有了如同各地人大会议一样的自治权。例如,村民会议是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所组成的会议,决定村委会成员的撤换和补选,讨论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制定村规民约以及监督村委会工作等。村委会要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实践中,村民自治权的运行状况多样。以河南沈丘老城镇为例,村民自治权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18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另一种是由每户派代表参加的村民代表会议。调查发现,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大会的职权是相当接近的,由于其组织较小,能够经常举行会议,在促进村委会的自主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村民小组是村委会为方便组织群众而组成的下一级单位,但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权力、不规范的组织单位。

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都是一种农民基于个体理性而达成的集体行动。家庭联产承包制产生和普及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一种互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控制方式发生转变。而村民自治的有效运作必然使乡─村、国家─农民之间的行政联系减弱,导致国家权力在农村大为削弱。

(二)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村民委员会在农村的位置与角色是相当复杂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从法律地位上看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由于农村税费是基层乡镇的主要财政来源,乡镇政府便利用各种途径控制村委会,进而控制整个村落。在实际运作中,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与“赢利性经纪”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第一,乡镇通过村党支部书记直接指挥村级组织。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为村领导核心的村支书必须服从上级——乡镇党委的领导。这样,通过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管道,乡镇就可以直接指挥村级组织,下达各种指标任务。

第二,乡镇通过财政监控村级组织。乡镇以其作为本乡镇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一是直接或间接控制村干部的经济收入、福利待遇,二是借助“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国多数地区推行了乡镇对村级财务“双代管”或“三代管”制度,即“村财乡管”和“村账乡管”以及“两工乡管”,以遏制村干部贪污腐化之风,缓解了村庄内部的干群矛盾,但这一制度实质是乡镇权力的扩张,使乡镇对农村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之间实行指标化管理,指标层层量化和分解后下派,并根据下级组织和个人完成的情况对其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乡镇为了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各项指标,也把这种“压力型体制”复制到乡村之间。这样,原本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演变成乡镇政府的决定,致使村干部由服务于村民变成了面向乡镇政府。由于承担了乡镇分派下来的各项任务,村干部就被巧妙地纳入到行政考核的科层制当中。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诱致性控制。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掌握有公共权威资源,并以此来影响村的自治。一是对村级权力的认可和支持,以增强村干部的权威地位;二是乡镇通过减免税收、开发市场、争取贷款等为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三是利用容忍或默许村干部不合理的收入手段以激励和控制村干部完成各项任务,使村干部呈现“赢利型经纪”的特点,村干部和乡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借助于以上三种途径,国家权力通过“村干部”这个管道再次进入到农村社会,乡镇通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服从、财政监控以及公共资源的诱导,侵蚀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范围,乡村之间形成“压力型体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首先,在经济方面,“交上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有了责任田,一年收入顶几年”,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示范下,城市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其次,在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致使国家权力主导的乡村一元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同时,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宗族组织迅速复兴,一些农村精英也不断成长,逐步形成了抵消国家权力的整合力。面对这一形势,国家依靠自身的权威和资源优势不断吸收农村精英进入村级组织,使村级组织成为准行政组织,村庄秩序由此处在相对平稳和均衡之中。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新格局。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的发展,国家权力与自治组织在村落权力关系中逐渐产生了结构性冲突,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国家对于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压力型体制”向农村提取资源,也形成了村干部“赢利性经纪”的格局,最后导致杜赞奇所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2](P50),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整合能力和认可程度大大降低。

三、由支配走向对话及其相应机制的建构

(一)税费改革: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

面对农村社会的困境,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农村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底,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免征了农业税。农民负担从重转轻、从有到无,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农民在反差的比较中很快消除了过去因政府过度向农村提取资源所产生的对抗情绪,并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3]相对于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权力应对其在农村的合法性危机做出的一次自觉选择。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表明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农业税的减免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农民收入增加。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6%,达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4]。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面临的问题

但免除农业税后农村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使得这种重建的合法性并不稳定、持久。一是农民原子化的个体本身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二是乡镇财政紧张,可能使得农民负担反弹;三是国家权力退出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按亲属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当今中国农村的个人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工具性差序格局”表现出来的,其实质是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利益目标。也就是说村民个人之间是一种“原子化”(atomization)的关系。

原子化的关系状态使农村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按照公共选择理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5](P2)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

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农民负担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出现“四个转移”:一是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例如,有的地方农民建房,在办理手续之前,要向水利部门上缴砂石费、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向林业部门上缴育林基金、特产税,向城建部门上缴城市配套规划费等;二是由乡村两级的统筹提留向乱收费转移;三是乱收费的对象由整体向部分农户转移;四是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6]。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基层政府来监督农民负担很有限。原子化的关系使农村社会合作的能力十分低下,而搭便车的心理使农民个体没有监督政府行为的欲望,这样,农民对滥收费行为以及自身负担反弹的监督和抵制就大打折扣。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发展所需资金匮乏。从改革的设计和初衷来看,两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减轻和彻底取消农民负担,二是逐步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体系,不是靠向农民收钱,而是由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负担地方的公共建设。由于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集资收费,基层政府收入开始越来越依靠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根据改革前的乡统筹为基础来计算的。而在税费改革前,大部分政府少报了乡统筹。[7]这样,转移支付就不能弥补政府实际开支的缺口,使得改革后乡镇出现了财力紧张,其自身工资、日常运转经费尚且紧张,对于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更成了无米之炊。

(三)走向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对话的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认可不是通过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上收就能获得。正如有学者在内地和沿海乡村调查所发现的:税费改革以后,较多的乡镇和村干部认为在缺乏执法能力和物质资源支撑的前提下,农村秩序管理是难以保障的;他们普遍抱怨国家忽视了农村基层管理的困境,而过于强化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3]。更深的问题是国家应如何看待农民、国家权力如何在农村这个场域中出场、何时出场的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村委会体现出来。其实,《村委会组织法》中国家权力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农民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但实践中村委会更多扮演的是乡镇政府的执行者,其主体地位很难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特别是如果国家权力把“农村党支部书记”看作进入农村社会的管道的话,农民只会是国家权力的管理对象。从中国改革中农民的创造性来看,在以后的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农民“对话”。

第二,国家权力该如何在农村村落出场?理论上看,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即使国家权力机关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农村的所有信息。国家权力完全直接支配农村社会必将导致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改革开放前后整个“三农”状况的巨大反差证明了这一结论。信息不完全而且利用直接控制方式不可能、不恰当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来进行资源配置和作出其他的社会经济决策。这就需要国家提供人们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和基层政府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能达到集体目标。所以,国家应只是农村社会运行中的决策主体之一,国家权力只应为农村社会的运行提供一个宏观目标,例如“新农村建设”等,具体的行为应交由农村社会的各个主体选择,以实现各方主体的共赢。

第三,以依靠法律制度的整合体系取代原来的行政控制模式应是国家权力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优先选择。国家法律权威的影响力是农村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在涉及个人和国家、集体利益关系时,农民不会无视法律的规定。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国家法律规范尚未健全,国家法律缺乏威慑力所造成的。所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国家权力进入农村社会的前提。从当前来看,最为紧要的是提供农民价值判断、需求表达的机制,例如通过协商、选举等渠道表达民意,以便使国家及时了解农村社会的各种需求,使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真正是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共识的结果,而非悬浮于村庄实际的摆设。

第四,强化基层政府的执法地位,运用法律的威慑力来整合农民的失范行为。法律制定出来如果不实施,不仅浪费立法资源,而且最终损害国家权力的威信。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服务功能受到了质疑。从目前情况来看,应改革现行乡镇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的执法能力,打击农村出现的非法行为。这不仅有利于村庄中平等对话的进行,也有利于全面提升国家法律层面上的整合能力。

第五,国家权力要不断监督和支持农村体制内精英的管理活动。由于村民为原子化的存在,集体行动困难,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当然,国家权力应通过法定方式入场,不可直接进入,否则村民自治将名存实亡。国家也要加强对农民思想上的引导,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演变过程,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如今,农村实践成果说明,以对话解决“三农”问题,以对话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对话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攻坚取得突破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J].史学集刊,2005,(1).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4]丁守海.农业税减免能持续提高务农收入吗——基于二元就业制度及劳动力返流的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8,(2).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三农论文范文篇4

1、缺少多样性。农业气象要素包括空气温度、土壤温度、湿度、雨雪、蒸发量、光照、冰(霜)冻等,这些要素从不同的侧面、非线性地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发育。对作物生长、发育来说,土壤温度、管层内气温要比大气候条件下的空气温度更重要。现如今气象台公开的气象预报信息只包含晴雨、空气温度和风等三各方面,这与越来越精细化的农业生产管理要求极不相适应,更不能反映种植类气象信息产品和养殖类气象信息产品的不同特点。

2、缺乏准确性。预报预测水平有待于提高,特别是灾害性天气的精准率低,无法满足社会对气象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前的气象信息只着重定时,在特定时间内气象信息,而很多农民都不能长期定时坐在电视机前关注气象信息,很容易会错过气象信息,导致灾害信息农民无法及时获取。

3、缺乏及时性。建设专业化的农业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系统,提高气象预警信息覆盖面,完善公共气象服务通信网络系统,建立天气警报无线电台系统,扩大信息覆盖的范围,升级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制作系统,增加气象服务信息播报频率和内容。针对以上三农气象服务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有效地措施以提升三农气象服务能力,保证农民的经济效益,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二、如何提升三农气象服务能力的有效措施

近年来,由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气候变化造成气象灾害连续发生,给农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而有效的气象信息能帮助农民规避风险,因此,气象部门要全面加强为农服务建设,大力提升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及时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输给农民,充分利用准确、及时的气象防灾减灾信息指导农业生产。

1、牢固树立为农服务的思想各级气象部门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对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需求进行研究和分析,坚持把为农服务作为气象工作的重点,加强“三农”气象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针对性地为农业增效、农村稳定,农民增收提供优质气象服务。

2、加强农村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专业化农业气象检测预报技术系统建设。在保持现有农业气象观测站网格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深化农业气象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气象部门长期为农服务的传统优势,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服务,提高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加强农业气象科技研发,强化基层台站的业务能力,解决气象为三农服务的深层次科技问题。在具体工作中,气象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健全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气象服务,建设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基地,加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决策服务,增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保障能力,增强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气象预警和应急保障能力。组建优良的农村气象信息员队伍,定期开展气象业务培训、加强气象信息员的岗位职责、落实好气象信息员的各种待遇,确保农村气象信息员队伍的长期稳定。

3、构建三农综合气象监测网要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把建设“自动化、立体性、综合性”综合气象监测网作为建设指导思路,建立起一套综合全面的气象监测网,有效实现对基本气象信息的全天候检测,从根本上提升三农气象服务能力。

4、强化科技创新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对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评估及综合防御技术的研究,着力做好农业气象关键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和成果转化应用,为气象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有效开发“精细化、可视化、专业化、网络化、动态化”农业气候资源分析系统,以农民日常起居、交通出行、为出发点,不断开发生活类气象服务产品开发,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5、做好三农气象服务信息传播工作以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网络、报刊、大喇叭等渠道及时相关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将服务信息传递到农户手中,积极推进三农信息服务。气象部门还应不断探索适应市场运营的长效机制,在不增加农民经济负担的基础上,通过街道办、镇、村与政府的通力合作,采用多种与媒体结合的形式,为农民构建气象信息的直播通道,有效提高农民对气象知识的认知,及时做好气象灾害的防护工作。

三农论文范文篇5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三农论文范文篇6

1.1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

就目前而言,三农气象宣传教育缺位,气象主管单位因管理、人力、财力关系没有将气象科学知识及时添加到农民培训内容中,也缺乏相关深入农村的气象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农民欠缺气象科学知识,懂得气象科学知识的人严重欠缺。此外,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选择迁居到大城市中,因此,无法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严重降低了气象信息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

1.2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

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绝大部分气象单位只单纯提供粮食生产服务,但没更深入地提供经济作物、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行业等项目的服务;各级气象部门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不了解,导致在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提供气象服务时,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农民关注的焦点是天气预报,尤其是农业年景预报、农事关键期,以及各种气象灾害事件的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未能提供一个能够推广良好技术及某一地区的农业种植布局的专业指导。

1.3气象服务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现代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网络等方式获得气象服务信息,但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水平还较低,无法完全普及网络、有线电视,造成农民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且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也无法保障。这样导致了农民未能获取及时性的气象信息,一旦遇到突发性、危害性大的气象灾害,气象信息不能及时传输到每个农户,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2三农气象服务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

2.1强化气象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由于气象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虽无法为三农直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气象在生产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提高三农气象服务工作质量,就要强化气象工作者“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意识,开发适用于农村使用的气象产品。因此,气象部门要观测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情况,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此外,还要积极更多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

2.2拓宽气象信息渠道

气象信息传输不顺畅,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为拓宽气象信息渠道,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应积极建立重要灾害天气信息绿色通道,保证气象信息可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村,及时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同时,强化各种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播、电视、简报、电话和手机短信等让农民快速获取气象信息,且让农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气象信息传输技能,更好地利用气象服务,帮助其在遇到气象灾害事件时可立即做出相关应急措施。

2.3强化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

由于气象服务工作质量会对现代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气象服务中的基础性、预测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相关气象单位部门要积极建设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确保在小范围内为农业经济提供准确性高的气象预警和监测服务,利用天气雷达、自动气象雨量站、闪电定位仪等多样化的现代气象探测方法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报,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有效规避灾害性天气带来的风险,保障农户经济效益。

2.4加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相关气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气象服务,与农户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细心、耐心解答农民对气象服务的不解和疑惑。通过气象资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地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气象服务。对于某些让农民因气象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心与焦虑,气象部门应当指导农民获得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预防技巧,及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3结束语

三农论文范文篇7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第三,我们的许多改革也因农民人口增长更快而举步维艰。例如,我们呼吁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负担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这些农民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呢?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说了。

三农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农业物流的健康良性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文中详细阐述了农业物流分别对解决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和农产品的供给和竞争力问题的促进作用。在列举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发展农业物流的现有条件后,提出了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Abstract:Inordertoresolvethe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effectively,itisnecessarytogowithagriculturallogisticsofhealthiness.Thepaperexpatiatesthatagriculturallogisticscouldresolvetheproblemofrightsandinterestswithpeasants,theproblemof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andtheproblemofsupplyandcompeti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ispaperbringsforwardsomeadviceonhowtodevelopagriculturallogisticsafterenumeratingthefactorsofrestrictionandtheconditionsofexistence.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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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美贵,张兆同.改善和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5(2):22-24.

[6]佚名.5种农资连锁经营将受扶持[J].农产品市场周刊,2005(6):9.

三农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以日照市为例,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从调差情况分析,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在对农村融资难的症结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形势融资制度多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没有有效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这个命题就很难突破。为此,我们以日照市为例,实地走访调查了涛雒、陵阳、高泽等乡镇30户中小企业及450户农户,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农村融资的基本形势

受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三农”的弱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照市农村融资难的矛盾依然突出.并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一)农村资金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

一是金融投入已经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地区贷款余额61.84亿元,比l999年末增加42.4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57.94亿元。二是民间投入主要依靠原始资本积累。2005年全市农户生产性资金投入达50.18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弥补农村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规模约40亿元,64.3鬈的农户需要资金时首选民间借贷。三是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总量明显增加。据统计,2003—2005年三间,全市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总额3.08亿元,占财政总入的比例提高了0.63%。四是从市外争引资金投“三农”。2006年全市共落实各类农业项目35个.引进类资金8576万元。

(二)农村资金供求不均衡的矛盾相对突出

按照农村资金需求对象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农户、村企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类:一是农户方面。调查显示,农户资金需求5000元以上的占21.6%,5000元以下的占78.4%,其中2000元以下的占53.73%。二是农村企业方面,多数小企业初期基本建设资金主要依靠自筹.虽急需外部资金支持,但由于难以满足银行的贷款担保条件,所以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贷款满足率仅为26.4%。

而对于已经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贷款满足率高达92.6%。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金融资本基本没有介入这一领域,是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资金瓶颈。调查还发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决定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参与率,进而影响信贷供求关系。经济发展越好,金融的参与率就高,信贷资金利用就越充分,而经济越落后,金融参与率就低,资金配置效率低。据统计,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满足率、人均贷款额、农村信用社贷存比等指标均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三)资金外流加剧农村资金短缺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农业的弱质性,导致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加剧了农村“失血”问题。目前资金外流途径主要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虹吸”效应。

2006年末,日照所辖五莲县、莒县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分别为41.86%、58.56茗,存差合计高达40.99亿元。而同期全市国有商业银行贷存比为l44.87茗。二是农村信用社投向非农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受改革利益驱动,农村信用社更加注重追求经营效益,所以对非涉农企业贷款、存放同业及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较多。据统计,2006年末全市农村信用社仅投向货币市场的资金就达4.59亿元。三是目前城市二、三产业积累已成规模,收益率明显高于农村,农民进城经商、购房、建厂、打工等渐成气候,加上农民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加剧农村资金向城市的转移。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农村资本积累

1978—1989年.13照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21.1%.1989—2005年,则减缓到12.1%.其中2002—2003年年均增长仅5.3%.2004—2005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年均增长l1.68%。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89年的1.84:1扩大到2005年的2.38:1。从近几年农民的现金支出结构分析,对农业的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对教育、住房、子女婚嫁、医疗等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不断攀升,进一步弱化了对农业的投入能力。

(五)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明显不足。2006年末。日照市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乡镇以下机构)有各类营业机构共184个,从业人员1724人。不考虑机构重合因素,相当于1个营业机构服务于16个行政村,1名工作人员服务于435个农户。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效率不高。农业银行乡镇营业机构基本是“只存不贷”,农业发展银行尽管试点性开办了小企业贷款。邮政储蓄开办了小额质押贷款。但对农民惠及很少。而基层农村信用社自主贷款审批权限一般只有5万元.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贷存比在60%左右,有的甚至不到40%。三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深度不够。以涛雒镇为例,有75%的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农村信用社评定为“信用户”的农户占全镇农户的25.3%.有贷款关系的农户仅占全镇农户的18.4%。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意识不强.使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特点的票据、理财、银行卡、信托、业务咨询、网上银行等新兴金融服务欠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五是农村融资成本过高。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多数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70%,甚至“一浮到顶”.农民对利率过高反映比较强烈。

二、农村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三农”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建国后,我国长期对农业实行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从农业发展中获取了大量的工业化起步初始资本,减少了农村资本的有效积累。仅对“十五”时期统计,日照市第一、二产业平均年递增分别为4.9%和21.8%,两者相差16.9个百分点。财政对“三农”发展“取大于予”,农业税政策调整前的2003年,全市仅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两项就高达2.72亿元,占预算收入的15.7%,而同期农业支出仅占预算收入的4.6%。从农业发展模式分析。目前农村主要实行分散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农民对农业行情、项目前景、收入预期等把握不准,只能局限在自有资金范围内或依靠小额贷款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5年日照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2002年仅增加1.38亿元。

(二)落后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弱化了农村的融资能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的一些弊端开始暴露。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法律保护不足。这种产权不明晰,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减,部分土地被征用,并且补偿有限。1993—2005年日照市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从2.24亩缩减到1.16亩。另一方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以实现。农村土地划分面积少而分散,土地使用权又有30年的期限规定,没有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具备现实条件,农民很难实现自愿、自由的流转,导致农业规模化发展不足。

(三)农村投融资环境相对不佳,制约了农村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

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三大生产要素。在资金问题之外。由于国家对用地指标严格控制.农村企业用地基本通过租赁形式,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

2005年末,13照市乡村劳动力资源134.76万人。但目前农民的劳动力素质还不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的占83.5%,高中以上的仅占16.5%。同时。农产品市场小而分散,中介组织和流通队伍发育滞后。产品品牌优势不突出,难以形成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订单农业发展程度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目前全市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面仅为30%、25%和20%,县域以下担保机构仅有2家。以上因素,限制了农村经济内部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四)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明显不足

按常规,财政有义务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但农村多数公共产品则长期靠农民筹资投劳来解决。据统计,在2005年日照市66.63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只占3.8%,贷款占6.9%。近两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对“三农”投入明显不足。目前财政投入“三农”资金分布在财政局等20多个部门,项目交叉重复,投向重点不突出,管理缺乏计划性和透明度,地区分布不均衡,贷款贴息规模小,资金到位不及时,极易形成权力寻租现象。财政“以小博大”的作用发挥有限。

(五)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的实际金融需求

一是缺少真正为农村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因改革动因从农村地区撤出,只有农业银行在乡镇一级保留了少量分理处。贷款投放很少。农村信用社贷款集中度高,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支持明显不足。二是政策性金融长期缺位。政策性金融是财政手段的延伸,是财政和金融的有机结合。但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狭窄,决定了其支农的有限性。三是农村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发展滞缓。据统计,2005年末,全市农业保险收入仅68万元,占全市财险保费收入的0.23%。按全市75万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1元。

三、改善农村融资状况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立法,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

要确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建立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建议尽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等,保证财政金融对“三农”的持续有效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农村集体产权关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综合运用税收、贴息、参股、担保等手段,建立健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二)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必须建立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定位不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要进一步扩充政策性职能,把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社会效益高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期示范性、引导性农业投资项目等,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为商业性金融的有效介入创造条件。二是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其资金、管理和服务优势,重点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工业企业、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等。三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定位为社区零售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点和网络优势,做强做大中间业务。重点发展面向个人的消费信贷业务和满足临时性、周转性资金需求。四是农村信用社要借改革之机.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创新信贷服务产品,提高支农深度,保持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效衔接。五是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允许其组建多种经营形式、灵活方便的新型小额信贷组织。六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涉农保险业务,并逐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设立。

(三)在农村地区合理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

目前国家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逐步放宽.提出了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村地区增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分析,并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整体分布,指导各地制定具体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组织实施,切忌一哄而上。

(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是要立足现有农村优势产业,以产权为纽带,坚持扶优、扶大、扶强.推动企业间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的融合,大力培育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建立农业产业链,加速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城镇企业进入农村设厂围绕当地优势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三是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等市场中介连同农村专业户、农技推广站等,共同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结成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工业反哺农业的形式,通过土地使用权人股、租赁、专业户承包等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形成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的良性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条件。二是完善农民补贴机制,实施如高效农业生产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项目。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把补贴的重点由生产环节逐步扩大到加工和销售环节。三是整合现有的各类支农项目,根据受益范围和决策权匹配原则,把大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分配权下放给熟悉本地情况的地方政府,由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或采取由农业发展银行的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做好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有机衔接。财政资金要在弥补信贷资金的风险溢价方面发挥补偿作用,而对于财政资金启动的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信贷资金要及时跟进,充分发挥杠杆作用。

三农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内容摘要: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农民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这种弱势群体地位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判断某一群体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不应该以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作为依据。农民虽然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其弱势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表现

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弱势。农业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农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开展生产;而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对水旱、台风、虫害、霜冻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还很弱。这使农民在自然条件面前处于弱势。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我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文化素质方面的弱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在4.6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这种状况,使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层面,农民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文化取向、消极认命的人生态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识等,折射出农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农民博弈中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如基层地方政权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比农民要多,这些部门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压制农民对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的知情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地位不对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后者只能以服从为要旨。而长期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普遍存在着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顺从;农民力量分散薄弱,难以形成一致的诉求表达和行动,在国家制定政策和方针的博弈过程中,鲜能反映其心声,而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得到有力、有效的保护;农民的退出刚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退出这一博弈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更多的只能选择承受。

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在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灾害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差。正是农民在自然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弱势,才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难有作为。在市场面前,出现盲目生产、从众跟风等非理性行为;坑农、害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并能得手。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参与国际竞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农村普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在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机构庞大、冗员众多。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调查显示:小城镇党政机构一般都多达30~40人,远远超出编制。平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44.4万元)。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乡镇干部的公款消费、损农肥私现象十分严重。数目庞大的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最终都被基层政权机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乱收费、乱摊派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负担也难以反对。

政策缺乏科学性、公平性。农民的意愿、要求、反应缺乏迅捷有效的上传渠道,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能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较少顾虑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做出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安排。如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政策等抽取农业剩余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的政策执行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仍高达811亿元;这些缺乏科学性、公平性的政策,不仅损害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对于执政者而言,不同阶层是以不同的权数进入其效用函数的,其首先考虑的是某些强势群体的要求和支持。相对农民而言,官员、公务员、工人、商人等都是强势群体,这些群体多聚集在城市。从而,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这是公务员能不断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1500元,而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却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人头地亩征收各种税费。这在客观上使农村发展陷入谬尔达尔描述的城乡扩散效应模型,城乡差别呈现扩大之势,二元结构出现固化倾向:199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公务员之家

农村社会稳定性较低。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扩大,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会越来越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部分农民因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会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成为我国犯罪行为的主体,这些对农村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策略

既然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农业、农村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对于深化我国农村改革,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手段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促进农业合作化与一体化。单个的农户面对自然、市场风险时,其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多个农户的合作则能有效的增强农户实力。当然,这种合作化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合作化的复制,而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现代合作化完全秉持自愿、民主、互利原则,进退自由,从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合作化应具有开放性,可以实现跨村、乡、镇的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打破农村的封闭保守局面、扩大信息交流也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国家应积极推动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形式的探索、推广。农业一体化,包括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目前已出现的模式有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主导产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它有助于在工贸业与农业之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制约的制衡关系,农户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合同、协定等形式维护其合法权益。这能有效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对于农民积累市场经验、提高科技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等也是有益的。

建立农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在各发达国家,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奔走,如日本农民协会、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等等。这些利益代表组织不仅发挥着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而且扮演着政府施政载体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代表组织——美国农场局视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中介,鼓励其开展活动。对于我国而言,设立全国性的农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及基层组织,对于国家和农民都是有益的。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并可得到专业的政策咨询,有助于其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农民来说,有利于其要求、反应等的迅速上传和有力表达,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出面,更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消费者协会成立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可作为例证。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国外农业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支持、鼓励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奉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务、民主监督自治组织领导人的原则。乡镇政府部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非强制性的协商、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有效措施。但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按照《村组法》运作的地方,由于村委会设在原生产大队一级,村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作息时间不一,使开会、议事行使民主权利成本很高,各项民主权利多流于形式,对村委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在面临乡镇政府机关压力的情况下,村委会往往倒向政府部门,为乱收费、乱摊派等推波助澜,不能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指向。为此,在大力推广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对其也进行一些改革,将村民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生产小组)一级,这样,村民居住集中,人口较少,行使民主权利等制度运转成本较低、相关信息也更为充分,能有效增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约束力,促使其成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农民对政策、科技、文化知识等的匮乏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而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可以考虑在完善、健全农村已有的有线广播网的基础上,在省市一级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面向农民的农村频道,节目重点在于宣传、讲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推广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反映农民愿望要求等,以扩大农民的信息量;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的合理流动,这些人能将新的思想观念、经营手段、科技知识等带回农村,对于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当前,无论是农业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还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规范。如在土地经营形式上,当前出现了转包、出租、抵押、全托等多种探索形式,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规范,这些形式难以存续和推广。又如基层政府部门通过随意调拨、调整土地,少补偿或不补偿的批租等侵害农民利益,也需要通过立法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收益权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做好普法推广工作,依法行政,以维护农民权益。

此外,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谋求各阶层在发展机遇、收入、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平等,是现阶段国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念。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也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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