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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05:08:21

三农政策

三农政策范文篇1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2003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抵御住了突如其来非典疫情的严重冲击，克服了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严重影响，实现了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稳定。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党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一）加强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当前种粮效益低、主产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尽快加以解决。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从2004年起，国家将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选择一部分有基础、有潜力的粮食大县和国有农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要着力支持主产区特别是中部粮食产区重点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田。扩大沃土工程实施规模，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大宗粮食作物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工程建设，强化技术集成能力，优先支持主产区推广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围绕农田基本建设，加快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排涝和抗旱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

（二）支持主产区进行粮食转化和加工。主产区要立足粮食优势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发展区域经济，并按照市场需求，把粮食产业做大做强。充分利用主产区丰富的饲料资源，积极发展农区畜牧业，通过小额贷款、贴息补助、提供保险服务等形式，支持农民和企业购买优良畜禽、繁育良种，通过发展养殖业带动粮食增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扶持主产区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是发展精深加工。国家通过技改贷款贴息、投资参股、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主产区建立和改造一批大型农产品加工、种子营销和农业科技型企业。

（三）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现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复垦基金等要相对集中使用，向主产区倾斜。继续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主产区。为切实支持粮食主产区振兴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要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从2004年起，确定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也要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密切产销区的关系。粮食销区的经营主体到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应享受国家对主产区的有关扶持政策。产区粮食企业到销区建立仓储、加工等设施，开拓粮食市场，销区政府应予以支持并实行必要的优惠政策

二、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四）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近几年，农业结构调整迈出较大步伐，方向正确，成效明显，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要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要加快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继续调整农业区域布局。农产品市场和加工布局、技术推广和质量安全检验等服务体系的建设，都要着眼和有利于促进优势产业带的形成。2004年要增加资金规模，在小麦、大豆等粮食优势产区扩大良种补贴范围。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及质量认证体系，推行农产品原产地标记制度，开展农业投入品强制性产品认证试点，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实施重点区域动物疫病应急防治工程，鼓励乡村建立畜禽养殖小区，2004年要启动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加快实行法定检验和商业检验分开的制度，对法定检验要减少项目并给予财政补贴，对商业检验要控制收费标准并加强监管。

（五）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财政要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助。创造条件，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政策。对新办的中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要加强创业扶持和服务。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六）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要围绕增强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研投入。继续安排引进国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资金。增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已有科研成果的中试和大面积示范推广。引导和推动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允许各类农业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组织申请使用国家有关农业科技的研发、引进和推广等资金。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国家推广机构和其他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场、科技园区、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建立与农业产业带相适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支持农业大中专院校参与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

三、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七）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发展乡镇企业是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重要途径。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大对规模以上乡镇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优化升级。引导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中小企业对增加农民就业作用明显，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有关部门要根据乡镇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尽快制定促进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八）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要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予支持。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

（九）繁荣小城镇经济。小城镇建设要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结合起来，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要继续支持小城镇建设，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小城镇发展。重点渔区渔港、林区和垦区场部建设要与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

四、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

（十）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对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问题，国家已有明确政策，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明确牵头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十一）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

（十二）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从2004年起，中央和地方要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深化供销社改革，发挥其带动农民进入市场的作用。加快发展农产品连锁、超市、配送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市农贸市场改建成超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逐步把网络延伸到城市社区。进一步加强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建设，创造条件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有关部门要保证货源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坑农伤农行为。支持鲜活农产品运销，在全国建立高效率的绿色通道，各地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改善农产品的流通环境。

（十三）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要进一步完善促进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外贸发展基金要向促进农产品出口倾斜，主要用于支持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认证等，扶持出口生产基地。鼓励和引导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进入出口加工贸易区。抓紧启动园艺产品非疫区建设。完善农产品出口政策性信用保险制度。有关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和及时通报国内外市场供需、政策法规和疫病疫情、检验检疫标准等动态，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加强对外谈判交涉，签订我国与重点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检验检疫和优惠贸易协定，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创造有利环境。适应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加快建立健全禽肉、蔬菜、水果等重点出口农产品的行业和商品协会。

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十四）继续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各级政府要依法安排并落实对农业和农村的预算支出，严格执行预算，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的要求，整合现有各项支农投资，集中财力，突出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作为工作重点，落实好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规定，今后每年要对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十五）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例要保持稳定，并逐步提高。适当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结构，增加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六小工程”，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增加投资规模，充实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范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雨水集蓄、河渠整治、牧区水利、小流域治理、改水改厕和秸秆气化等各种小型设施建设。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继续搞好生态建设，对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保护等生态工程，要统筹安排，因地制宜，巩固成果，注重实效。

七、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

（十六）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严格遵守对非农占地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积极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

（十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有关部门要抓紧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步伐，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完善粮食现货和期货市场，严禁地区封锁，搞好产销区协作，优化储备布局，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当前，粮食主产区要注意发挥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其他地区也要对本省（区、市）粮食主产县（市）的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要本着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原则，制定便于操作和监督的实施办法，确保补贴资金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十八）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要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各地要严格按照减税比例调减到户，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下拨到位。要据实核减合法征占耕地而减少的计税面积。要加快推进配套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提倡干部交叉任职。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和教师队伍。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巩固治理利用职权发行报刊的成果。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尽快制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

（十九）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进一步完善邮政储蓄的有关政策，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力度，缓解农村资金外流。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要调整职能，合理分工，扩大对农业、农村的服务范围。要总结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经验，创造条件，在全国逐步推开。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有关部门要针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多种担保办法，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鼓励政府出资的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农业担保机构，鼓励现有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八、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二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强化扶贫工作责任制，提高扶贫成效。2004年国家继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要在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切实做到扶贫到村到户。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适当提高救济标准。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要积极稳妥地进行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对低收入贫困人口，要着力帮助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开辟增收渠道，减少和防止返贫。健全扶贫投入机制，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所有扶贫资金的使用都要实行公示、公告和报账制度，严格监督和审计，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真正使贫困户受益。

（二十一）认真安排好灾区和困难农户的生产生活。2003年不少地方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些农民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组织干部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摸底排查，核实灾情，及时把救济款物发放到户，按规定减免有关税费，组织和引导灾区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好农垦企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

九、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三农政策范文篇2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测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三农政策范文篇3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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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蔡社宝.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证(z).维普资讯.

三农政策范文篇4

采取了哪些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让农民增收致富。*年，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决策，是政策实施密度较大的一年。具体来讲有这样10个方面：

1、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为农民减负。从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这项政策落实到位的话，能减轻农民负担的30%。

2、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以解决农村中小学学生上学难、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几年内，在国家的扶持下，要解决好贫困学生就学和贫困地区学校改造。中央财政为每个农民出10块钱，地方政府筹集10块钱，农民自己出10块钱，逐步试点恢复农村医疗体系。

3、扩大农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力度，放开市场。一些地方尝试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也起到很好的效果，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改革意义重大，为下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探索了新办法。

4、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今年选择了8个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帮助农村信用社增强自身活力，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5、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国债资金中专门安排了“六小工程”资金，建设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民生产生活必需的小型基础设施，如沼气建设、乡村道路、草场围栏、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水电等，这些对改变农村面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进一步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始，在11个品种上实施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已经基本形成了长江中下游的优质水稻的产业带，黄淮海专用小麦产业带、东北的专用玉米的产业带等。对大豆、小麦等实行良种补贴，凡是在优质区域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较好，价格也比普通的同类产品要高。

7、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今年主要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一个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力度很大；另外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尽管在财政等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但总的原则定下来了，外来务工农民子女要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解决了农民工十分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8、各地将普遍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条件。国务院已批转了农业部等几个部委的农民培训规划，每年要培训上千万人，国家拨专款，进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9、很多地方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在进行农民社会保障、保险等方面的探索。这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特别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上海、浙江等地正在按照城市居民社会低保标准，统筹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

10、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今年不少地方有很多突破。

归纳这10个方面，可以看出今年的政策措施的一些特点。一是密度大。包括投资和政策倾斜。二是措施实在。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群众多年反映的焦点、难点问题，都在开始探索、突破。三是全方位。不仅涉及到农民的生产，还涉及农民的生活；不仅涉及到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明年的政策规划

尽管今年农民增收4%已是来之不易，但还是没有摆脱农民增收缓慢的状况。主要原因是一些结构性矛盾比较尖锐和突出：1、城乡差距在继续扩大。农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扩大0.2个百分点，专家测算，2*年已达到1:3.1，是改革开放25年来差距最大的。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2、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农民增收最大的难点是在中西部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缓慢，甚至有的还是负增长。现在省际间的差距有的已达到4到5倍，这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同步发展。3、农户收入的差距也在扩大。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据统计，我国农村特困户有2600多万，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近1亿人处在贫困线下，这是个大难题。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村经济就没有活力，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就是一句空话。现在近80%的人口消费水平只有不到40%。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村经济不能发展，扩大内需就要失去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仍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心。

现在已有几项大的政策出台，如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把过去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转移到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上，增加农民种粮的收益；适当提高粮食的收购保护价等。明年将继续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来做，政策力度一定会比今年更大。并且在政策设计、制定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政策落实情况。

制定政策、出台政策仅仅是一个开端，只有把政策落实下去，群众才能真正得到实惠。所以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为下面执行政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取消农业特产税，考虑到会减少地方政府收入，政府就采取了转移支付的方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采取一些最直接的办法把利让给农民。继续加大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实践证明，群众的参与才是最好的监督，今后要按照制度化、民主化去加强监督工作。

三农政策范文篇5

新近，记者在福安市城郊乡采访一位茶农，他去年种植生产经销茶叶，获得比往年多一倍的收入，不仅特产税免收了，而且茶叶在推销过程中的税收也基本上没收，国家这样的惠民政策，对农民搞种植生产是极大地推动。谈话间，他还透露了事先已得知的今年“三农”政策更完善更惠民，他已铆足了劲趁今年的好政策好机会，在茶叶等种植生产方面再努力一番，争取多挣点钱，过更好日子。去年福安市茶叶成为农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突显，茶叶生产经销成了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今年福安广大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茶叶增产增收必将成为新春后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大主题词。

从我市涉农部门了解到，去年我市农村农民收入增长，党中央国务院三农政策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落实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农业生产中几个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经销依然是农民经济收入的支撑点和拉动点。据统计，仅农业特产税征收全市从前年的9400多万元降到去年底的340多万元，实际特产税减免额达到9000万元，这9000万元是退让给了农民群众的，据测算，可以拉动增加农民收入一两个百分点。加上农民其它杂七杂八的减负项目款项累计2300多万元，这两项大的减负额分摊到农民的人头上，增长的额度算是不小的。像福安、福鼎、古田、寿宁、柘荣等这些大宗农产品所占比重比较高的县(市)，三农政策可以说含金量很高，抓得好落实到位，农民着实会得到具体的实惠，农业生产形势一定会趋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一定会得到激发和提高。

在三农利好政策的激励和促动下，农村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会自觉与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自发地形成，农民潜在的生产动力会不断地得到调动和发挥。有人说，去年底今年初的冬种备耕生产出现的“暖冬”趋向“热春”的态势，是得益于党中央农业政策的利导，以及农民的付出劳动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更为可喜得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进程中，正确理解科学的发展观，准确地把握各方面的生产信息，增强科技意识，引进新农技、新品种，优化品种结构，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也渐渐成为农民群众的自我意识以及自觉行动。在新春即将到来的备耕生产中，农民们还将会把寻找农产品的销路作为农事活动的头等大事搁在心中记在脑里，努力去捕捉信息抓住商机，联系沟通签订农产品销售订单合同，增加农业生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农政策范文篇6

一，这些措施，为农村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几个可喜的变化：

第一：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遇到的宏观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黄金时期”。马晓河研究员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几年，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同以往比较，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格外关注和重视“三农”，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比如，一是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高达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2.5%。二是由于降低和取消农业税，去年农民受益305亿元，今年又将获益210多亿元。三是2004年6月中央决定彻底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农民可以将手中的粮食按市场价格，卖给收购企业或加工企业；同时，中央还将对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去年116亿元）。四是中央还对农民实行间接补贴，对稻谷、小麦、大豆等良种进行补贴，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对农产品加工业进行贴息补助，支持农民调整农业结构（数据不全）。五是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区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为了支持信用社改革，央行拿出近1700亿元的票据和专项再贷款资金，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以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第二：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粮食安全问题逐渐缓解。去年9300亿斤。从目前来看，全年粮食产量有可能突破（乐观估计9600）亿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麦进口500亿斤，粮食供求平衡。

第三：农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来增幅连续下降的格局，出现了8年以来少有的增幅（6.8％）。（农业收入增长12％）。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农民消费开始活跃，农村市场也由冷趋暖。

第四：乡镇企业快速增长，农民就业开始逐渐恢复。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消费活跃，我国的乡镇企业与劳动就业实现了同步增长，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

第五，贫困地区人口流出加快，劳务收入成为贫困地区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粮食等农产品涨价和中央对三农投入的增加，2003——2004年中部地区农业收入增长较快（12％），中部地区出现农民工回流现象，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出现大面积“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的出现，为基本技能相对差一些的云南贵州边远地区农民提供了城市就业的机会。2004年，贵州输出农民工达到350万，较上年增加50万人；2005年贵州输出农民工400多万，再增加50万人。农民工工资成为贫困地区主要的现金收入，据调查，贵州农民家庭现金收入的65％以上来自打工。在西南、西北的贫困地区，一亩地的收入在150元左右（劳动力不计算价格），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一般收入7000元左右，相当于47亩地的收入。2003年，我国贫困人口不减反增80万，为2800万；到2004年，收入在668元以下贫困人口减少290万，收入在924元以下贫困人口减少640万。这是近5年来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一年。

第六：农村合作组织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来自农业部的信息显示，中国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它们基本涵盖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已经在财政上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并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工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有望明年提交人大。

第七：农村（土地）金融改革走向深化。继2003年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之后，2005年，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亮点是：要在完善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支农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其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速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加快落实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最近两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区发展基金，社区资金合作社。在东北，还出现了准许农民用承包地抵押贷款的社区资金合作社。承包地可以作为抵押品在金融组织里贷款，这个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广东，集体土地可以加入一级市场，土地成为农民的资本，农民可以分享完整的土地产权，这实际上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和机会。

第八，义务教育和卫生医疗改革试点全面启动。

教育：2006年，西部贫困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由省政府预算解决；2008年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

医疗：2003年底，在浙江、湖北、云南和吉林省试点。到2005年，试点由四省扩大到全国。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

第九：乡镇体制改革逼上前台。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和村两级原有的财政基础没有了，乡镇体制改革被逼到了前台。改革探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改革乡镇主要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上的探索（1－7）。主要有：1、扩大乡镇人大代表直接提名乡镇领导干部候选人的探索。2、扩大群众参与副乡镇长选拔的探索。3、“两推一选”镇长的探索4、“两票”选任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的探索。一票是民意测验票。二票是选举票。5、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长的探索。6、“海推直选”镇党委书记、镇长的探索。7、“海推直选”乡镇领导与乡镇机构改革同步进行的探索。具体做法是：全区12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党委全体成员候选人都由群众直接推选；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均实行差额选举，并由党的代表大会直选产生；乡镇党委产生后，按法定程序实行党政交叉任职，即党委书记兼镇长、一名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一名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团主席和纪委书记、一名副书记兼政协工委主任，另5名委员中有3名兼任副镇长；乡镇机构合并为4个办公室：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财政税务办公室。实行“海推直选”乡镇领导与机构改革同步试验，使咸宁区乡镇干部减少了62%，这个经验在湖北全面推广，正推向全国。

二是撤并乡镇。据统计，截至到2003年底，农村乡镇数量已从2000年的44,867个，减少至39,240个，减少了5,627个乡镇建制。

三是推行乡镇政务公开乡镇政务公开，是农村乡级民主的新形式和重要内容，对完善乡镇管理体制有重要作用。这项工作是直接在中央的部署下进行的。2000年12月，中办、国办发出《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和派驻乡镇的站所，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目前这一制度正在各地巩固、完善、提高之中。

四是在深化乡镇体制改革上提出了五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有5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撤销乡镇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制，改成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二是撤并乡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三是实行乡镇自治，明确农村事务和国家事务，通过国家法律充分保障乡镇自治；四是先进行乡的改革，镇根据具体情况另行改革；五是实行小县制，履行原县乡两级政权的职能。

二，影响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在农村经济、政治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当前还存在着多个制约因素。

第一，近几年粮食价格在高位上下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上升的可能性。首先，2004年末世界粮食库存增加，2005年全球粮食有望增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展望报告》，2004年末世界粮食库存比上年增加了5562万吨，增长了14.3%，库存粮占世界年度消费量的20.2%，高于公认的18%粮食安全线。这将使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呈现下降趋势，重新回归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的常态。其次，从国内看，在粮食高价格的刺激和中央“三农”政策支持下，目前2亿多个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都比较高，他们不但增加种粮的投入，而且还扩大种植面积和复种指数，今年粮食9600亿斤。根据粮食生产周期预计，未来2－3年粮食继续增产，必然会带来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粮食价格下降。因此，粮食价格下降会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加。，局部地区会出现粮食过剩和卖粮难的问题。减轻农民负担的好处是800亿元/年，如果粮食、棉花、油料价格下降10％，农民收入将减少2000亿元以上。

第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同时上涨，直接增加了农民生产生活成本，并影响农民的收入。尽管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限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比如给化肥企业补贴，严格监督和控制化肥价格上涨。但从目前的农村市场看，化肥、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还是上涨了。2004年较2003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指数上升了9%；2005年上半年，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与2004年同期相比，总体呈增长态势。从化肥类农资价格看，涨幅最大的是国产复合肥，批发价（农资经销户进价）为1620元/吨，市场价（零售价）为1745元/吨，同比分别上涨35%和41%；其次是国产氯化钾，市场价为1704元/吨，同比上涨28%；国产磷酸二铵批发价为2300元/吨，市场价为2420元/吨，同比分别上涨15%和7%；碳酸氢氨批发价550元/吨，市场价为600元/吨，同比都上涨15%；国产尿素批发价为1715元/吨，市场价为1760元/吨，同比分别上涨了13%和17%。从种子类价格看，也是呈现上涨态势，同比上涨7％。从农药价格看，由于农药供应量较为充足，市场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从饲料价格看蛋鸡配合饲料同比下降了12%；育肥猪配合饲料同比上涨2.67%。此外，普通棚膜市场价为8824元/吨，同比上涨5%；地膜市场价为8592元/吨，同比上涨9%，农用柴油（0号）市场价为4102元/吨，同比上涨9%。另外，从消费品价格来看，2004年以来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一直要高于城镇1—1.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据计算，农民消费资料价格每上涨一个点，每位农民要多支出16元（3000亿元以上），如果农民比市民的消费价格指数高出1.5个百分点，农民为此一年要比市民多花费25元（2000亿元以上）。

第三，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空间在变小。去年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农民由此受益305亿元，今年27个省取消农业税也就是210多亿元，减免税费的空间已经使用完了；去年国家对农民直补116亿元，今年预计130亿元，增量补贴不足20亿元。再加上种子和农机具补贴，总额不会超过去年。粮食总量达到9600亿斤后，如果再增加粮食补贴也许会导致农民增产减收的结果。另外政府对农业的投入，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减少，今年对农业的投入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不会降低，但绝对量增加不会太多（2626亿元）。因此，今年在政策上支持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这样，由政策刺激农民大幅度增加收入的空间将明显小于去年。

以上第一、第二、第三主要对中部和东北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会导致中部和东北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和城市非正常转移，从而影响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农民正常的非农就业，进而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由相对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对农民收入增长和西部农民脱贫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农业税免征后也激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

实行农业税免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务农的积极性，也使乡镇及村组干部从过去向农民收税的矛盾焦点上解脱出来，但由于农村基本制度还是“以农补工”时期留下来的，与之衍生相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急剧增多。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是1997年，当时由于种地少有利润或亏本，不少农民外出打工没有参与分地，大片的“撂荒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现在农民种田实现了“零负担”，土地收益大大提高，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工返乡争田要地的潮流（“民工荒”的原因之一）。于是出现了“种粮大户依据《合同法》保卫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失地农户依据《土地承包法》保护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的法律打架局面，以致矛盾双方层层上访，甚至大动干戈，酿成恶性案件，严重影响了农村稳定。据统计，去年以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共发生农民土地纠纷信访案件92件，涉及108人次，今年元至4月已受理信访件19件，涉及33人次，同比都呈上升趋势。据央视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村村都存在土地纠纷案件。由于种粮收益提高，加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律化，不少地方毁林复垦抬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二是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职能和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乡镇财政所随着农业税全部免征，工作量大大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突出。而农村却有很多的事情如：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合作医疗、养老、乡村规划、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更没有人管。过去依靠农业税支撑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正处于崩溃之中。

三是村级自治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农村存在组织崩溃危险。农业税全免后，财政收入渠道更加变窄，刚性支出又必须确保，加剧了乡镇财政收支矛盾。村级组织支出成为无米之炊，村民自治组织缺失财政基础，农村民主自治走到了死胡同。另外，村组公路兴修维护、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学校设施改造、村级卫生防疫保健等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也因没有经费投入而一拖再拖，陷入停滞状态。农村社会正处于混乱前夜。农村的两个非法生存和两个灰色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四是基层债务沉重，成为农村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取消农业税，更进一步加剧有农村债务的膨胀。

最近北京的农业问题专家开列了这样一组数字：中国乡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如果考虑到县级财政和乡镇财政的比例，那么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超过8000亿。

基层债务眼前还没有找到化解的办法，新一轮的讨债高峰必将在中国农村上演，至于闹出一些什么故事还无法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债务必将导致农村新的私有化浪潮和不安定。

第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路径、资源配置方式、资金使用管理低效。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中央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但由于体制改革跟不上，存在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的。

一是转移支付“雁过拔毛”，路损严重。2004年中央对三农转移支付2626亿元，2005年预计超过3000亿元，按照7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430元多；200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类扶贫资金350亿多元，预计2005年超过429元，按照国家公布的2600万贫困人口，人均1500多元。但是，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路损”巨大，100元从北京出发，到农村仅剩30元。据对云南、贵州5个部级贫困乡的调查，2万人的乡镇，每年实际得到转移支付的扶贫资金和农业扶持资金，一般在300万元左右，人均150元左右。

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环节上，"权力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主要表现是：（1）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环节上，大量存在着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现象，其共同的特点是让国家受损害而使部门获利。2002年底，129个中央预算单位财政拨款结余646.03亿元，财政部在核定2003年部门预算时仅将其中的56.65亿元纳入部门预算，其余的589.38亿元发生资金沉淀。2003年，国家发改委安排的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304.49亿元，内部预留76.13亿元，占年度预算的25%。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之所以会出现"梗阻"，根源就在于这些"小财政部"已经到了雁过拔毛的地步。此外，据对17个省（市、区）财政审计的结果，2002年省级预算一共编报中央补助收入936亿元，仅为实际补助4149亿元的22.5%，还有4个省根本没有编报中央补助收入预算。可以说，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2）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分配环节上，存在着重复设置项目，多头审批，层层截留等严重问题。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讨论的2003年中央转移支付8000多亿元资金中，竟然有2300多亿元专项支付没有说明具体去向。由此导致一大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甚至直接向项目单位提取一定的所谓"管理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层层"把关"之后，几乎每一笔专款在每一次“把关”中都会出现10%～20%的损耗。

二是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公共服务能力差距，相反扩大了。经济发达地区财务情况好，经济落后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弱。按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合计计算，东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中部，中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西部。广东超过350亿元，上海、江苏、浙江超过200亿元，山东和辽宁也超过150亿元。东部只有两个省市的补助低于100亿元；而中西部22个省区市补助超过100亿元的只有6个，补助最多的云南也只有140多亿元。

三是转移支付资金到达农村后，使用效率也及其低下。到达县乡的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平衡县乡财政预算；到达农村的项目资金，大多都是干部主持对“资本家”招标，实际30元的项目，招标价格高达百元以上。（1）例如，大别山区一个部级贫困县近10年间，一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2.4亿元（包括财政贴息扶贫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这其中有60%以上用于平衡县级财政预算。此外，专项资金下拨到项目后，县乡都要专门成立机构来主持资金、项目运作，还要有专门人员，配套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所剩无几的资金再来一个“官商合谋式”的招标，结果是专项资金到该用的时候已经是“钱到地头干”了。（2）贵州北部有一个县，该县人口48．9万，农业人口约42万人。政府农口供养人550名（其中70％的人员在县城机关）。04年该县农牧部门行政预算为人民币877.6万元，林业局行政预算为人民币254.5万元，水利局行政预算为人民币264.4万元，合计人民币1396.5万元；该县2004年水利、畜牧、农业、国土、林业、气象、扶贫办、农行等部门共得到上级财政项目扶持人民币4267.87万元，县财政配套227.1万元，共计人民币4494.97万元。按全县农业人口平均，人均投入107元，而财政报告上农民人均增收不足一百元（农民反映没有增收，有的还收入下降了）。和当地各乡镇农民访谈，农民反映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没有得到什么服务，由此可见，巨额的支农资金主要用在了养农业行政机构和不干活的农业行政人员上。

财政转移支付路径、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式、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体制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除宝贵的财政资金大量的浪费外，更大的后果是造成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资源越多，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就越快，经济发展的好处不能让人民分享，而是被政府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消耗了。这样的问题不尽早解决，将来是付不起改革成本的。

第六，农民权益进一步弱化。

一是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农民与政府博弈的筹码没有了，农民与政府似乎没有了对话的机会和渠道。过去政府找农民要钱，不得不听取民意，改进政府工作；现在，政府成为了“施舍者”，农民成了“被施舍”对象，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既没了经济保障也无政治保障。从现在农村开展的合作医疗、农村信用社改革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管理来看，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角色了，农民在国家政治和公共决策层面似乎更加边缘了。

二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和取消种地负担后转移支付严重不足，弱化村社土地产权，使村社组织功能更加弱化，农民更加原子化，村民自治走到死胡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村社集体所有，但《承包法》和取消农业税政策剥夺了村社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所有者既不是发包者，也不能决定承包期，更不能根据民意、村情和市场行情调整土地和收取承包费。30——50年之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不许村社收取土地地租的政策，是对村社组织的釜底抽薪。这样的结果是既破坏了村社的产权与村社的治权的统一，又破坏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方式。村民更加原子化，村民自治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三是农民工权益保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中央在十六大明确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至今没有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

劳动部门的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400多亿元，而当年劳动监察部门仅追回14亿元。历年来，中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累计达1000亿元，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据北京市属几大国有施工企业调查，2003年总体劳务费结算率在50％左右，有些单位只有30％左右。全国建筑企业2003年内拖欠农民工工资161.93亿元（孙立平）。

据陆学艺测算，进城农民工人均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000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工一年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17000元都留给了城市。照这样计算，1亿农民工务工，这些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价值一年就是17000个亿。

调查显示，2004年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月均工资仅为全省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675元)的54.9%，即大约988.25元，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多维持在600-800元左右。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到福建晋江求职的青年反映，他们的心理底线是每天工作10小时，月薪600元，但市场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500元。

农民工不仅工资低下，职业工种低贱，工作生活条件差，工作时间超长，食品消费低档，食品安全难保证，更为严重的是精神空虚和性生活缺乏。

此外，健康状况也非常糟糕，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据武汉市卫生部门的调查，感染肺结核的比例比常住人口高出近一倍，首批参加体检的121名民工中，就发现了1名急性肺结核患者，乙肝“大三阳”“小三阳”共有28名。卫生部及国家安全监管局等单位2004年11月14日透露，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农民工、临时工遭受的职业病危害尤为突出。2004年1－9月，卫生部共收到重大职业病危害事件报告36起，涉及中毒人数584人，其中死亡49人，中毒者大多为进城务工农民。据罗小朋在贵州农村调查，伤残和死亡的农民工，占外出打工者的百分之七以上，总数在1000万左右。

此外，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失；子女受义务教育权也没有保障，此外，民主权利更难以保证。

第七，一般地租收入减少，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强化对差级地租和矿产资源的摄取。

农业税的取消，其配套改革没有跟上。一方面，过去靠农业税和额外农民负担（至少1500亿元）支撑的机构、人员和事权、债务都依然存在，而中央取消农业税后实际转移支付资金不足700亿元，缺口至少800亿元；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加速，每年至少需要数千亿的资源。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寻求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地方财政的新来源。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途经获得资源：

一方面是强化对农民土地的征占。中国社科院报告说中国有4000万失地农民，2004年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以来，全国共查处土地征用违法案件16．8万件，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两倍。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疯狂征地并无收敛。2005年6月中旬，河北省定州市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向居住在荒地窝棚里保卫自己土地的村民发动袭击。袭击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48位村民受伤送院，其中8人尚有生命危险。失地农民目前是“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这种“一脚踢”，即给点钱就一脚踢开的野蛮征地办法，“权力暴，资本笑，农民逼上吊”，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安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对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得632份有效问卷，其中涉及土地问题的有463份，占73.2%。2004年1月以来，课题组共收到172封农民控告信，信中涉及土地问题的有109封，占63.4%。调查显示，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是血腥开发煤、气、矿产、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

辽宁省水土保持局负责人王希昶提出警告：辽宁采矿业给国家带来的税收不到治理费的五分之一，这还不论采矿业造成的环境破坏给人民健康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间接损失。

湖南70%属无证非法开采。湖南东部某县，开矿三年来，一个118人的小村庄，就有11个人查出患了癌症。

我国既有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产煤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即便如此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产煤大国中，美国百万吨死亡率为0.04，俄罗斯为0.34，南非为0.13。我国年煤炭产量不少于20亿吨，每年有8000人死于煤矿事故。

中国钨矿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最近四年竟流失了120万吨，致使中国钨资源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百分比从65%下降到了46%。仅赣州市稀土开采矿点就高达上千个。

石油资源更是我国的紧缺资源，近年来地方乱开乱采也到了疯狂的程度，仅安塞县先后有179家联合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实质性的石油开采，累计有生产油井1036口”。

我国的小铁矿资源浪费也很惊人，他们的铁矿和铁矿粉的开采及加工率还不到40%和60%，而像太钢开办的大铁矿，开采和加工率均在70%和80%。

此外，水资源乱开发、乱污染也触目惊心。西南无河不建坝，西北无地不打井，中部无河不污染，工业无厂不排污。

为什么中央关闭非法开采保护环境的禁令难以落实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后台硬，关系通天。"天在哪？天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从中作梗或从中捣鬼，事情就难办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再大力度的中央红头文件，一到地方政府的"一亩三分地"上，也是强弩之末了。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道理，发生“9•13事故”造成200多人死亡的大同市南郊区李尚银副区长说，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区里财政收入的70％—75％。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得了名声，穷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开矿怎么活呀！

罗小朋深入贵州调查发现，贵州不少民工在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底下采煤，工资之低竟然买不起煤烧，更支付不起“煤尘肺”等职业病的医疗。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有些地方卫生部门，竟敢以保护经济发展为由，阻拦农民工透视检查，企图隐瞒他们健康受损的事实，保护外来矿主的利益。在西部，国有自然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富的源泉，已不是个别现象。大量的事实是个人投资数十万，一年所得数百万，所纳税费却只有10—20万。现在，全球资源价格一路上涨，地方财政的拮据和地方官员的贪婪决定了中国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只会变本加厉。

值得提请关注还有：过去寄生在“农民负担”之上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在“农民负担”这个母体消失以后，他们的权力并没有消失，必然会重新寻找寄生的母体。最有可能成为他们寄生对象的有：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二是城市和集镇郊区的村社内部集体经济组织；三是所谓的龙头企业；四是非法开采矿山等自然资源投机商。寄生的方式千篇一律——权钱交易、法钱交易。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乡村社会的黑社会力量较过去猖獗，村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农民利益的案件增多，龙头企业骗取国家扶持资金越来越普遍，乱开乱采天然资源越来越疯狂，这些都与干部借“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合法外衣谋自己的私利高度相关。

三，胡温新政下的三农政策特点：

总的来说：时期的农村改革是内生的制度建设，激发了农村农民的活力，创造了农村发展奇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现在的农村改革是依靠对农村外部干预，引导农村朝着服务城市化和私人资本扩张的方向发展，指望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缓解三农问题。

具体说来有三个特点：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第一，农村制度不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建设，乡村在城市“吸取”之中，村社经济制度和自治制度实际上在“城乡一体化”的迷惑中消解和崩溃——被和平演变；

第二，随着村社经济制度和自治制度的解体，农民原子化和乡村碎片化的进程加快，农民和农村承担城市化和官僚资本扩张的代价；农民并无平等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权利；

第三，农民和农村出现的阶段性的发展，不是内生制度性改良得到的，是政府短期策略性措施实施带来的结果，当政府策略性目标（如粮食安全）实现后，这些策略性措施所带来的后遗症将要农业、农民和农村付出更高的代价，导致农业、农民和农村新一轮的困境；这样周而复始，实际上是黄宗羲定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我看来，胡温新政还没有触动上几届政府制定三农政策的四个基点：一是，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农业的第一任务；二是，在世界贸易中，优先保护工业化；三是，农村发展让位于城市化；四是，国家财政主要是少数城市人的公共财政。一句话概括：农村制度依然不是根据农业、农村、农民自身发展要求建立的，所以，我对胡温新政下的三农政策给十个字：以工补农，虚！以乡补城，实！

三，未来五年三农政策的基本走向和三农发展的趋势预测

首先声明：我的预测更多的是基于我的经验和直觉。我的经验主要是我对体制内在矛盾和对政治运作规律的熟悉，我的直觉是基于我对农民性格、官僚性格和幕僚性格的相通。我的预测没有学理支持，大家可以当我的预测是乡村茶馆无聊茶客的诳语。

总的来说，三农问题或四农问题依然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体而言，实现东部农民的富裕、中部全部和西部已经温饱农民的小康、西部贫困农民的温饱将是农民问题的首要目标；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新技术普及，保证粮食安全将是农业问题的首要目标；加强乡村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农村生态，保持农村稳定将是农村问题的首要目标；实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权和最低生活保障权将是农民工问题的首要目标。

第一，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会逐年增加，每年会以不少于1000亿元的速度增加。资金使用的重点主要在水利、道路、教育、防疫和医疗、饮水、环境治理、技术推广、农田林网等。资金的转移支付途经、配置方式、使用管理方式都不可能有大的改变；转移支付还会进一步强化部门权力，条条机构和人员膨胀及制度性腐败会随着转移支付资源的增加而加剧；乡镇政府权力会彻底边缘化，村民在公共决策层面的权利进一步弱化。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会趋于紧张，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层级公共关系让位于上下级官员之间的裙带私人关系。乡镇政府和村民有可能由过去的“对立”关系转变为既对立又统一的共同体关系，这种转变会被中央政府利用并做出谨慎的制度安排；

第二，多数乡镇政府财权上收，成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基层巨额债务将逼上台面，资源（包括土地）“私有化”将在一片置疑声中快速推进。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力度远远快于保护和治理的力度，失地农民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民非农就业速度；基层债务逼迫下的资源“私有化”，导致环境和资源破坏所需的治理费用，将远远大于基层债务本身，而伴生社会冲突、健康问题所导致的后果更是无法估量的；法律将进一步沦为为少数人所用的工具，法治社会将离大多数农村越来越远；中央强调社会公正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但基层社会会朝着越来越不公正的方向发展；无可奈何之下，扩大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权力和乡镇长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的制度安排，会成为中央政府争取农民、依靠民主改造基层政权和稳定农村社会的选择；

第三，中央政府还会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平均每年至少会增加100亿以上。农业会出现新一轮严重的生产过剩，农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获得收入的份额逐年下降；劳务收入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承包权将成为农民的有限产权，农民房产和承包地将成为抵押品；同时，农村金融逐步开放，农业扩大再生产贷款难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农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分工分业的速度加快；家庭配置资源的功能削弱，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新的生产关系涌现；

第四，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产品价格会下跌，农民农业收入增长停滞或下降；WTO的蜜月期过去，美国和欧洲拿纺织品摩擦和知识产权施压，如果中国对发达国家逐步开放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东北和中原农民普遍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重新成为农村发展的核心议题，国内资本、农村债主和国际超大农业公司在主张市场化、私有化的官僚和经济学家的支持和推动下，用控制市场的办法逼迫小农放弃传统生产并“自动”交出土地，相当数量的农民会逐步沦为农业无产者和城市流民；随着土地的兼并和买卖，农村金融和经济会出现一个时期的虚假繁荣；随着家庭经济的快速边缘化，农民轻生自杀或死于不安全生产（如矿难）会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将军村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东北将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农村发展道路的争论会演化成“路线斗争”，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概念将会重新响亮起来；对国外开放农产品市场也没有减少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农民就业问题反而更加突出，西北的国土整治将成为失地农民就业的主战场；

第五，义务教育将实现免费，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农村，农村养老制度将使所有老人受惠；公共服务领域腐败严重，服务质量糟糕，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再次引发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激烈争论；城市按揭模式将普遍用于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将进入大发展时期，农民合作建房将成为农民抵抗资本垄断城镇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武器；中部地区将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热点地区，中部地区的工业化也会同步发展；

第六，党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共青团、妇联会名存实亡，民间组织会回应农民需求而生，基层组织结构会发生深刻的改变；农村黑社会力量将获得上升空间，农村治安问题上升为热点和难点问题；民主暴力将在乡村社会经常化，变味的村民自治会使多数村民对民主失去热情；民间组织化、组织民间化的呼声日高，政府组织农民怕的状况依然、而农民组织政府怕的状况会有所改变；农村市场秩序混乱，大资本垄断和黑社会势力垄断将是一般特征；反对WTO将成为各种农村组织（包括农业企业）的共同目标，反对新的官商勾结将成为农村社会运动的共同口号，农民组织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左翼力量的群众基础，农村社会运动会出现一个小高潮；

三农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Abstract: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hasbecometheimportantmeasureofalleviating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However，urban-ruralincomegap，consumptiongap，thegapbetweenpropertyandthegapbetweenpublicserviceareveryprominent.Thereasonsincludemarketandsystemtwoaspects.

Keywords: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th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盲目照搬，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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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慧.时刻把农民收在心上十六大以来支农惠农政策扫描[N].光明日报.

三农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状；创新；成效

1对小额农贷的现状分析

为了响应国家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口号而采取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方案已开展多年，实践证明这一重要措施在推进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的发展还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同步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小额农贷的发放有局限性，信息在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对称。我国的小额农贷是借鉴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小额贷款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部分金融机构将小额农贷看做是单纯的政治性、政策性的扶贫手段，而不是经营性的主营业务，因此缺乏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激励只是被动的发放贷款，同时，其授信额度有限不能满足有偿还能力的种养殖大户，从而导致了农户“想借而借不到”；另一方面，由于贷款程序日益规范化、手续严格化，而由农民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所带来的繁重的工作量也促使了“农贷难”的产生。

(2)小额农贷比较效益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基层网点的撤退，导致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而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盈利性也促使其将经营重点转向城市，除了农行以外的各商业银行几乎都逐步从农村市场一一撤出，存款的分流也就致使了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不足，即所谓的没有“造血”反而“失血”，于是，农信社就挑起了为农村市场提供资金的大梁，也获得了垄断地位。正如农民们对银行的看法“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活跃，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的行为，使得农民所背重担不断增加。

(3)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着风险隐患。一是自然风险，小额农贷承载的主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经营好坏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这就带来不可避免的信贷资金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小额农贷只是分散了贷款对象，但在同一地区由于生产经营环境相似，不排除众多农户集中种植、养殖相同产品，这样会引起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而带来风险；三是管理风险，因为小额农贷面临的事广大农村市场，而信贷人手有限，由此带来了信贷管理与信贷规模的扩大所要求的防范风险间的缺口；四是信用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人员无法得到所贷资金真正的用途，使得信贷资金的风险高度集中，债务链的脆弱导致一旦断裂和遭到破坏就会失去对贷款偿还的约束力。

(4)农户贷款担保抵押难。我国担保法规定更低、宅基地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由于抵押物的缺乏和专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机构的不完善，使得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

2关于农行松滋市支行针对小额农贷采取的措施与创新

秉承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行“面向三农、服务县域”的要求，松滋农行以此为思想根源，在全面分析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以及农村的市场现状以后，针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制订了系列方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采取积极措施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改善，使得农行松滋支行从2008年起连续6个季度综合考核居荆州市第一。在2009年上半年中，农行松滋支行贷款净投2亿，其中小额农贷4300万元，发放惠农卡2.3万张，卡存款净增1200万元，累计授信3035户，授信额6900万元，用信1637户，用信额4300万元，均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共培植农村市场VIP客户1030户，共营销贷记卡1210张，个人网银3110个，企业网银19个，转帐电话790部，POS机282部，借记卡35400张，贵宾卡960张，短信通6230户，电话银行9400户，手机银行420户，第三方存管195户，福彩无纸化业务630户。

在区域特色上，确立了“4+8”三农产品板块经济格局，四大板块即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城市基础建设、成长性中小企业、优质个人类私营业主为重点的核心资产业务，和以农村种养殖集群板块、牲猪养殖集群板块、松滋鸡养殖集群板块、农资生产资料集群板块、饲料经销商集群板块、农机经销商集群板块、水果花卉林产品集群板块、外出务工集群板块等八大精品板块小额农贷为重点构筑三农板块格局。

在业务经营方式上，一是加强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二是创新担保方式，在突出抵押担保以外，积极探索担保公司担保、保险介入、政府部门建立风险基金等多种形式；三是创新激励机制，实行“内外激励相结合”；四是创新产品，根据客户特点，梳理并整合现有产品，扩大成熟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五是创新服务，与地方党政部门和客户有效地搭建沟通与合作平台。公务员之家

在风险防范上，一是要求信息员作为联保小组成员，与农行签订贷款偿还责任状，在农户不能还款时由其负责；二是与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全额覆盖小额农贷；三是与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摊风险；四是让保险公司介入贷款和农户保险。

3结语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三农”市场定位，扩大“三农”服务覆盖面，缓解农民贷款难，农行在2008年4月试点推出了银行借记卡的新产品——金穗惠农卡，并于2009年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推广方式，将惠农卡普及至了全国农村市场，计划新发惠农卡2300万张，激活率达95%以上，授信率不低于农户有效信贷需求的30%，授信户数达350万户以上，用信额达500亿元。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发行惠农卡1亿张，覆盖全国50%左右的农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行新增了小额农贷340亿元，占全行个人贷款总量的25%，相当于去年全年总增量的七倍，创农行商业化改革后的历史之最。

在今年7月14日，农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华安财产保险、通保保险经纪公司三家公司合作，引入财产保险公司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家庭财产保险综合产品。这三款产品不仅能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也为农户本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保障，这是保险业务与三农业务首次合作的产物，也是农行总行与保险公司总层面发起的首次合作。

与此同时，农行也在风险控制上设定了底线，设定到2011年涉农贷款不良率必须控制在5%以内，近两年新发放的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三农金融部贷款拨备覆盖率三年内要达到130%。随着农行股改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风控部门的成立，全面系统的风险控制能力也逐渐在增强。

可以看出，小额农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略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不断加以改善和完善，使小额农贷这个积极求索的漫长过程发挥其对“三农”的最大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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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范文篇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未来5年科学发展的首要方略，200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会议研究了“十一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全面部署了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据透露，《若干意见》修改后将作为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它将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就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当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这是中国农村面貌即将迎来新一轮巨变的标志性事件。它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今后，中国农民将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利益将得到更多的维护和发展。而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国务院明确表示：未来政府将把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率先在全国农村实现免费义务教育。这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表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已经全面开启。

一盼：架构解决“三农”问题全新政策体系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分析，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在“三农”问题上提出一系列突破性表述，这将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的第三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八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近几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连续几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形势下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部署。

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不到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造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2003年一年内，党中央、国务院两次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路，将“三农”从“基础地位”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并且在时隔18年之后，再次把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9个方面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接着，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并推行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三项补贴政策。这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使广大农民深受鼓舞，全国农村兴起了新一轮大发展、大改革的热潮。在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下，2004年中国农业走出了多年的徘徊。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2003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为2004年国民经济运行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年，财政支农也创下历史新高，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超过2000亿元。

虽然2004年我国农村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但农村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最主要的是农业基础还很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足。为进一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2005年农村工作的主题，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出台了27条惠农政策，除强调稳定、完善和加强行之有效的政策外，还提出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等一系列新政策。根据2005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2005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就超过3000亿元，全国有28个省份在2005年免征农业税。而2005年农业和农村经济也迈出新步伐，粮食生产达到9600亿斤以上，比上年增产291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300元以上，增长约6%。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这是新时期中央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第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综合性表述。继2004年、2005年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后，一个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包括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正在浮出水面。

二盼：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全面转向农村

财政支农力度加大是近年来“三农”工作的一大亮点，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观。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别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

在我国，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等都由政府财政投资建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都由农民自己投资。据国家统计局初步预计，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将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要按照一定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扣除已建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至4900元，全国大概需要4万亿元。一些专家建议，如果每年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里拿出10%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那么15年就能投入3万亿元。

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建设新农村的开局之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有关专家指出，这“三个高于”反映出国家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向，表明中央已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变。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主要是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六小”工程。据财政部有关人士透露，目前财政部已安排2006年支持“三农”资金3226亿元，这是最基本的保证，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有关专家预计，如果加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2006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有可能突破4000亿元。

三盼：以废止农业税为契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2006年1月1日，在我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被正式废止。此举被视为新农村建设全面启动的一个标志。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农业税条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取消农业税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性举措，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但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如何避免农民负担反弹、怎样从财力上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等是各界普遍关心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的问题。对此，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推动农村综合改革。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已经明确，2006年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这当中，国务院日前决定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宣布2006年至2010年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就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一个项重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