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十篇

三农政策篇1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中央一号文件和一系列粮食政策的出台，对于破解“三农”问题，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业整体水平和县域经济实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有利于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农业是一个安天下的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当前，尽管第二、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农业兴旺，百业才能兴旺；农民富裕，国家才能富裕；农村稳定，社会才能稳定。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因此，我们要把搞好农业发展、增加粮食生产，当作维护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大事来抓。

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农民增收难。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更直接、更有力、更果断地把更大的实惠让利于农民，这是党中央亲民、爱民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农业税税率降低和粮食直补政策到位，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及各种农资价格的限价严控，大大降低了农业和粮食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和粮食产出效益，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做好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农民负担相对较重，是少数地方党群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党中央实施积极的鼓励粮食发展的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认真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宣传、宣讲活动，主动提供各项为民、为农服务，及时将政策宣传到户，将服务传送到门，更加重视维护种粮农民的利益，更加重视增加农民收入，将所做的工作与农民的要求融为一体，有效地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由此可见，中央一号文件和一系列粮食政策是我们破解“三农”问题的好政策。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这些方针政策落实好。把好的政策落实好，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一要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把农民种粮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主题抓好抓实。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突出粮食安全这个重中之重，积极构建“守住耕地、依靠科技、做大产业、增加效益”的发展粮食生产的保障机制，真正把好的政策落到实处，加速实现农民增收。二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农业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打破城乡壁垒，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要积极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县城和小集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机制。三要正确处理好返乡种田与外出务工的关系，鼓励农民发展规模经营，加速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做大劳务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四要正确处理好强基固本与整体提升的关系，高度重视加强农村公路、水、电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从而有效改善和提高县域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升县域经济实力，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版权所有

三农政策篇2

关键词: “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abstract: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polic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easure of alleviating 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however, urban-rural income gap, consumption gap, the gap between property and the gap between public service are very prominent.the reasons include market and system two aspects.

key words:rural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policy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 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 ( 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 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 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 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

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 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不盲目照搬, 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 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 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 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 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牛若峰,李成贵,郑有贵.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傅红春等著.中美主要经济指标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夏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差距[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

[4] 李善伟,陈潇,周静静.新农村建设现状与出路[j].现代农业,2007(7).

[5] 李焕章,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

[6] 李慧.时刻把农民收在心上十六大以来支农惠农政策扫描[n].光明日报.

三农政策篇3

[关键词] “三农”问题 支农惠农政策 措施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001-01

1 “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则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三农的问题也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而形成的。现在，我国国家处于一个农本阶段，所以，在实现了以城市为主要核心的工业化社会进程中，造成了城乡差距逐渐增大的问题，主要分析起来则有以下原因所在：

现如今，我国的国民经济配置的结构主要是向城镇化倾斜的，而政府则对‘三农’的投资不够。长时间以来，我国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加之生产要素的总价值不是在市场的充足竞争中完成的，而不平等的价钱也同样对农业的整体进展和农民的增产起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以及惠农政策所占的总体比重也较为底下。拿20世纪八十年代为例，比重大约占据了12%，而在九十年代则只占据了9%左右，二十世纪初仍旧处于比重下滑阶段，并且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投资比重更是严重缺少，许多农田水利设备设施也都是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期以后的水准，并且由于年代久远和信贷投资不充足的问题，情况更加不乐观。其中，贷款难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2004年，我国农业的增产总之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7%，然而农业在全部的金融机构中来说，所占据的贷款余额不5%。这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条件薄弱，对农业生产稳固进行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措施，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城乡分治的管理体系，并且依照人为的意愿，依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地带。依靠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村劳动力关在了城市的大门之外，并划分为明显的两个等级，并享受完全相悖的两种政治和经济待遇模式。尤其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给人们的心理上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权利的现象，更加加深了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农民们的不合理的负担过于多，削减了农民们的收入的额度。使得农民本来就低的收入，再加上交一些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费用，造成了许多家庭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2 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的措施

2.1 加深政策的学习

加深政策的学习，应该落实贯彻好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并且必须要有一支针对于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的领导班子。判定一个农村党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的水准如何，则重要的标杆之一便是要观察他在走党的农村基础路线以及政策方针方面，对支农惠农这一政策措施了解的彻不彻底，并在事实的工作生活中是够可以掌握好这一政策。根据现如今的群众所反映的一些比如比如违背国家土地承包政策，随便调整、对农户承包地实行回收，迫使农户流转承包地等情况来说的话，则是一少部分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策理念意识淡薄，执行政策不够到位所导致的，有的以至于违背了亦或扭曲了党的政策，有损了农民大众利益，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则必然要对政策理论的学习进行加深，努力提升本身的政知识水准。理的支农惠农政策的精神本质。

2.2 加深规范管理

组织好乡村管理干部人员，根据事实情况进行挨家挨户的排查处理，并详略地对其进行登记注册，努力做到做到家庭人口，以及劳动力数量间贫富情况，并弄得明白。把惠农的每项补贴金额进行登记，并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送给每家每户的手中。并根据事实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审批与管理，把有关于将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家电下乡等多个种类的补贴款项，直接性的存进村民的存折中去，实行并行式的发放。并经过张贴榜单的方式，保证资金一分不少的发给每家每户手中，从而使得农民享有自身应该享有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在惠农资金上对“专款专用、专项立档”这一准则进行完全有效地落实，并经由乡财政所负责对支农惠农政策进行兑现，实现规范化处理。

2.3 加深监督检查

伴同着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加强，支农惠农的专项金额也会随之增多，甘肃秦安农业中心在此时得出，应该加深这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农民农业的补贴进行排查，并要对基础措施进行投放的促使实行落实，并且，要对有关机构所实行的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依照透明、规范的程序进行支农资金的安排处理，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

3 结语

我国党政干部团队的主要力量便是我国的农村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头人物，并且也是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具体贯彻者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干部要加深政策的学习，加深规范管理，加深监督检查，从而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使农民群众确实得到实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尹瑞华，黄群.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A].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C].2010

[2]鲍荣龙，章奇特，吴建国.试论“城乡一体化”与“三农”创新发展[A].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第17分会场-城乡一体化与“三农”创新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2011

三农政策篇4

 

我国的财政政策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积极的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并逐步走向繁荣。财政政策要配合宏观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作用是无可取代的。目前各个方面都对我国财政政策进行研究、探讨，而大部分研究都针对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实施财政政策的建议。本文拟从当前财政政策下还难以解决以及国家予以高度重视的“三农”问题出发，试通过对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现状下的“三农”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分析，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对策，充分发挥我国农业大国的优势、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中、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一、我国财政政策存在的“三农”问题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首先，财政政策下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小，因此导致农业发展落后，现代化的水平不高，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土地利用不合理，农业生产工业化和农业经营市场化的力度不深。其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妥善疏导和安置，农民工就业难，农民贫困人口多，农民增收困难。最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农业技能水平提升难度大，造成与当前社会现代化严重脱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国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

 

二、我国财政政策下“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大财政支农合理安排各项农支

 

我国财政应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财政规模，加强财政支出的管理，合理利用支农资金，在支持农业发展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断提高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首先，2016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农业两个部门通力合作推行改革试点政策，对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和调整。调整范围波及全国，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全部拨款于农村农民。鼓励农村农民粮食规模经营，同时为了支持和鼓励耕地地力保护，财政政策采取选择相应地区实施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来取代农业“三项补贴”。其次，合理安排财政支持农业的各项支出，鼓励农业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科技含量，改善作业模式，减少单纯的劳动力作业，加大机械作业，大量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同时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加大投入资金，兴修水利、电力、铺设道路等方面的基础建设。

 

(二)完善农村保障体系推动农村经济

 

我国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平稳发展，急需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财政部门加大了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在全国范围内为农村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还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实行鼓励制度，其次，财政部门应采取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对贫困农民给予最低收入保障、逐步解决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大农民工就业保障，增加农民工就业岗位，对于农民工创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支持。

 

(三)加大扶贫力度拉动农民增收

 

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就是贫困问题，也是我国财政政策下更急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欧文汉曾说过：“扶贫脱贫是硬任务”。明确指出帮助农民拜托贫困，帮助农民增收，才会是首要任务。同时中央财政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节本增效，推进产业化，城乡一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财政政策保障农民脱贫增收。

 

(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财政应把农村教育作为投入重点，。主要抓好农村义务教育，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列为我国财政投入的重点。我国财政在义务教育上坚持保基本、补短板、提质量原则。政府一方面，改善贫困地区农村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保证农村教育的校舍、基础设施，鼓励招商引资建设校舍，做到农民子女有学可上，也要打破户籍制度，调整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支持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鼓励教师下到乡村，下到边远山区助教。继续实施“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科技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大支持技能学校下乡组织培训，特别是要把青壮年农民以及在家待业农民作为主要培训对象，提高其科学种养水平和务工技能。从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

 

三、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财政政策关注的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日益显现出的不足，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目前“三农”问题仍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必须正视和重视，因此我国财政部门更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对“三农”问题进行调节，使我国经济、社会全方面发展，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达到兼顾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均衡发展两方面的要求，使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三农政策篇5

《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当前化肥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支持以土地有序流转形成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支持土地股份合作和联合或土地托管方式、龙头企业与农民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实现规模经营的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的生产服务实现区域规模经营等其他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其他地区也可根据本地实际，比照试点地区的政策和要求自主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试点，但试点范围要适当控制。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在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推开。

《指导意见》要求，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加强配合，扎实工作，确保完成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任务。

近日，财政部、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就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完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为什么要对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完善？

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迫切需要调整完善。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精神，财政部、农业部针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充分征求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经国务院同意，决定从2015年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种粮比较效益低，主要原因就是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经营规模小。受制于小规模经营，无论是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金融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还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效益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此，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安全保障体系，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是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的迫切需要。在多数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经演变成为农民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却很难得到除自己承包耕地之外的补贴支持。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对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大大降低。因此，增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能，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与此同时，调整完善现行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有利于我国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通过“绿箱政策”措施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

记者：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这次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目的是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提高政策效能，在国家对农民的总体支持力度不降低的前提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需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是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必须坚守的底线，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是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二是强化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稳定提高粮食产能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关键，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增强农业“三项补贴”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方面稳定提高粮食综合产能力。

三是有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高投入实现高产出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发展不可持续。调整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指向，保护耕地地力，有利于保护我国有限宝贵的耕地资源、水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是保持补贴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必须积极稳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首先，农业“三项补贴”总量只增不减，补贴力度不降；其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除试点地区外，2015年继续实施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第三，选择部分省的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农业补贴改革稳步推进。

记者：这次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调整完善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次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调整完善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根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情况，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中央财政安排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二是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补贴资金要与耕地面积或播种面积挂钩，并严格掌握补贴政策界限。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同时，要调动农民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主动保护地力，鼓励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这部分补贴资金仍然采取直接现金补贴到户的方式。

将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按照统一调整完善政策的要求集中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其他地区也可根据本地实际，比照试点地区的政策和要求自主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试点，但试点范围要适当控制。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在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推开。

记者：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有多种形式，既有土地有序流转形成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有通过股份合作、联合、订单农业和社会化服务提供等方式实现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方式，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指导意见》中对采取的支持方式也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

一是重点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农业信贷担保的方式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着力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尤其是粮食主产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动形成全国性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建成覆盖粮食主产区及主要农业大县的农业信贷担保网络，强化银担合作机制，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今年，要把资金投入重点和工作重点放在支持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方面，特别是粮食主产省和农业大省在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方面要实现突破，初步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框架。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全国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和省以下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有效途径。

二是也可以采取贷款贴息、现金直补、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利息也可以给予适当补助（不超过贷款利息的50%）。也可以采取现金直补的方式，但要与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或技术推广服务面积挂钩，单户补贴要设置合理的补贴规模上限，防止“垒大户”。也可以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等方式，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

记者：财政部、农业部对做好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在具体组织实施方面有什么要求？

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局。《指导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加强配合，扎实工作，确保完成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任务。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是做好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工作的重要保证。《指导意见》提出，这次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具体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密切部门合作，确保工作任务和具体责任落实到位，确保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相应的组织管理经费来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二是认真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是做好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指导意见》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制定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研究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范围、支持方式，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责任主体，明确政策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组织保障措施。确定的具体实施方案要报请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为了加强对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和上下信息沟通，《指导意见》要求各省在研究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方式过程中要与财政部、农业部进行沟通，省级人民政府审定的实施方案要报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三是抓紧落实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各地要抓紧研究制定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具体措施，尽快将资金和政策落实到位。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制定具体方案，调整优化补贴方式，抓紧拨付8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和全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及时安全发放到农户，尽快兑付到农民手中。试点地区要抓紧研究制定试点方案，确保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尽快兑付到农民手中，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措施尽快落实到位。

四是切实加强农业“三项补贴”资金分配使用监管。明确部门管理职责，逐步建立管理责任体系。中央财政农业“三项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因素测算切块到各省，由各省确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任务落实、资金拨付和监督考核等管理工作，督促市县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做好相关基础数据采集审核、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对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农政策篇6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表1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年份197819801985199019911992199519992000

数额(亿元)150.66149.95153.62307.84347.57376.02574.931085.81231.54

比重(%)13.4312.27.669.9810.2610.058.438.23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较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2001年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19.38%，2001年国民经济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牧渔业仅占2.93%，其中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各行业总额的0.36%.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200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预算拨款仅占全部经费的65.7%，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三项占35.3%.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占2%、11%、9%.若把乡镇上缴县级财政的收入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素质低已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科技经济和信息社会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中国的农业已开始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维持农业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种类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将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农业的转型，科技进步是必要条件。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远低于对非农的科技投入。“七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7亿元增长到3.11亿元，年均增长2.8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5%：“八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93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0.4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13.2%.1979～1996年间，农业科技三项费占整个科技三项费的比重由5.35%下降到2.88%.1996年我国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10，也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1/3.目前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在较少农业科技投资的条件下，投资结构又不尽合理，资源开发技术投资多于生态环保技术投资，基础研究投资多于应用研究投资。每年约有3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0%～80%.由于农业科技应用成本高于预期收入，加之农民资金短缺，农业信贷风险高而信贷支持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机制不灵活，经费严重短缺，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等，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民的增收。

（三）财政补贴方式不合理，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

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者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通过价格干预实现农业补贴是很多国家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以农业生产者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财政预算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费用承担者是纳税人；其二，通过政府干预价格，使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者有利，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由纳税人负担，也可以通过放开农产品的销售价由消费者承担。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式的选择上总体趋于削弱价格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但目前价格干预仍然是这些国家实现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1999～2001年间，OECD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干预而实现的农业补贴占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9%、36%、90%、95%.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每吨谷物的补贴为55美元。我国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格干预补贴农业生产者为负数，农业生产者受益较少，基本上是消费者受益。目前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约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仅这1/3支出还多数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50%.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54号的数据显示，如果收购粮食一年内销售不出去，政府保护收购的补贴支出与农民受益之比为5：1；如果连续三年销售不出去，其比例上升到15：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农业税制显失公平，农业和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设计的税制，从建立时基本上就是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为目的。随着农业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到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工业很快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但农业税制仍未改变，只是税收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折征代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重新审视农业税制，农业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大相径庭，农业税收的超额负担（农民的相对负担过重和对农业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为7%，附加为20%，合计税负为8.4%，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扣除额，农民税负明显偏高。如果把农民上缴的税费看成是个人所得税的话，农民税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税负，城乡名义负担相差4倍以上。若从农民缴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综合计算，农业的宏观负担率（农业上缴的收入/农业GDP）约为25%～30%，而财政预算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则在20%以下。农业税是一种四不象的税收。其一，城镇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收以商品销售额和非商品营业额（货币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按农业总收入征税，农业总收入按常年产量核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论是否实现销售，取得货币收入，都要按核定的常年产量折算成货币缴税。其二，城镇的所得税收，主要是以纯货币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是以未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的总收益为征税对象。城镇所得税所得额的计算通常是取得的货币收入，工厂的库存商品在未销售之前，既不征收流转税，也不征收所得税。农业总收益的计算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实物收入，并且主要是实物收入。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即使放在家中，没有取得货币收入，也要计算总收益缴纳农业税。

二、财政政策缺陷的弥补

（一）增加支农资金的绝对量，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情况下，关键是各级政府预算必须遵守《农业法》的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确保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二是科学界定农业支出的范围，把农业直接受益的支出列入财政支农的统计范围，剔除其他与农业非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超出农业本身受益的支出，使农业支出和农民增收紧密的挂起钩来。三是把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农口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增加预算资金总量，做大支农资金总量，在遵循法定农业支出比例的基础上，增加支农支出的绝对量。同时应加快支农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防止和杜绝转移支付下的支农资金层层截留改变用途的现象，确保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量；全面实施支农支出的政府采购制度，节约支农资金，相对增加支农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管理效率。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支出效益

在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一是大力压缩农业支出中的养人支出，增加农业建设支出。二是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支出，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服务化体系并将之落到实处。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5.31元；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三是增加增强农民增收本领的农村教育支出，包括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教育，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我国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通过教育途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速度非常慢。另外，“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说，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培训经费；对企业来说，可通过没有成本的社会招聘和极少的培训费用解决人员素质提高问题，而对农村而言，农民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农民的继续教育是一个空白，除了落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外，农民素质的提高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支出，使更多的农民在素质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符合从事非农产业的需要。据测算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四是逐步实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民市民待遇，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加生产投入，形成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在WTO规则的“绿箱政策”下，最大限度的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必须加快农业补贴方式的改革。一是明确农业补贴的重点，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补贴。二是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三是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投到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领域，加强农业的公共品的供给。四是把财政的直接农业补贴与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补贴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财政预算途径由承担的补贴方式与非财政预算途径由消费者承担的补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五是按市场规则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保护粮食价格。

（四）改革农业税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体系

在税收上，要赋予农村的城市税收待遇，赋予农业的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待遇，赋予农民的市民税收待遇。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占2.17万亿财政收入的5%左右，政府已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来说：1.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产品增值税。一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把农产品作为商品，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使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盈利水平，让农民在追求增加货币收入的目标中，自动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经营行为和自发调整组织形式，参与整个社会的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效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了销售收入，才具备了纳税义务，缴纳商品税。这就解决了农民口粮、农民自己储备粮、农产品作为深加工原料储备，尚未实现货币收入就缴纳税收的不合理问题。二是符合现代财政收入的形式要求。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是货币、实物、劳役，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只有货币一种形式。农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取得了货币收入，才能上缴财政收入，这就解决了农民尚未取得货币收入，却要将农产品折算成货币交纳农业税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农民无钱缴税而不得不拖交和抗交税款的问题。三是符合税制公平原则。农业与工业都是生产有形商品的产业，实行商品课税，是市场经济下产业税制公平具体体现。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开征与其他生产经营者相同的税种，也是税制公平的客观要求。应当指出，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时，不是以农户为纳税人，而是以生产并销售农产品，有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盈利水平，制定不同增值税率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低税率、减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我国目前应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放在首要的位置，实施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供给，稳定社会生活。

2.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业纯收益所得税，按照从农业生产取得的货币收入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体现了有所得交税，无所得不交税，所得的多多交税，所得的少少交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非农的经营所得理应按现行所得税制征税。鉴于农业收益水平低和农产品变现难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可对农业纯收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或实行高起征点（或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并且税率应低于非农所得税税率，以便体现产业间的税收公平原则。对农业纯收益征收所得税，应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区分开来。对于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农业企业性质的单位实行企业所得税，对于单干的农民和农户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从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将被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之外，这体现了城乡居民税收上的公平，同时也体现了农民非农收益和农业收益之间的税收公平。目前对农民外出务工收益可按城镇职工收益征税办法进行税收管理，对务农纯收益可借鉴国外的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3.取消农业税，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从其征收方式上看具有土地资源税的性质，更象地租。但是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通常是种植土地面积（不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不在册的土地—开荒造田），并且按常年产量征税，这与规范的土地税相比差距较大。从农业税的计税依据看具有混合税制的性质，既包括种植业的收入，也包括非种植业的农业其他项目的折算收入；既包括农业增值收入，也包括农业企业所得收入和农民个人所得收入。实施农业土地税制就是对农业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同时，对农业用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已对非农业用地开征了土地使用税，农业用地属于减免范围。取消农业税，对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用地等分类分级分档征收土地使用税，符合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一是谁占用谁交税，征税对象明显易查，征收成本低。二是计税土地范围扩大，税源稳定，有利于财政收入。三是随着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面积的核实，有效的解决现行农业税有税无地和有地无税的不合理状况。四是对农业用地实行较低的税额，有利于保护农业土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实施，土地的集中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税将成为重要的资源税或财产税，我国的税收体系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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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国祥。现阶段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3，（72）。

三农政策篇7

关键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状；创新；成效

1对小额农贷的现状分析

为了响应国家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口号而采取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方案已开展多年，实践证明这一重要措施在推进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的发展还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同步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小额农贷的发放有局限性，信息在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对称。我国的小额农贷是借鉴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小额贷款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部分金融机构将小额农贷看做是单纯的政治性、政策性的扶贫手段，而不是经营性的主营业务，因此缺乏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激励只是被动的发放贷款，同时，其授信额度有限不能满足有偿还能力的种养殖大户，从而导致了农户“想借而借不到”；另一方面，由于贷款程序日益规范化、手续严格化，而由农民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所带来的繁重的工作量也促使了“农贷难”的产生。

(2)小额农贷比较效益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基层网点的撤退，导致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而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盈利性也促使其将经营重点转向城市，除了农行以外的各商业银行几乎都逐步从农村市场一一撤出，存款的分流也就致使了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不足，即所谓的没有“造血”反而“失血”，于是，农信社就挑起了为农村市场提供资金的大梁，也获得了垄断地位。正如农民们对银行的看法“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活跃，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的行为，使得农民所背重担不断增加。

(3)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着风险隐患。一是自然风险，小额农贷承载的主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经营好坏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这就带来不可避免的信贷资金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小额农贷只是分散了贷款对象，但在同一地区由于生产经营环境相似，不排除众多农户集中种植、养殖相同产品，这样会引起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而带来风险；三是管理风险，因为小额农贷面临的事广大农村市场，而信贷人手有限，由此带来了信贷管理与信贷规模的扩大所要求的防范风险间的缺口；四是信用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人员无法得到所贷资金真正的用途，使得信贷资金的风险高度集中，债务链的脆弱导致一旦断裂和遭到破坏就会失去对贷款偿还的约束力。

(4)农户贷款担保抵押难。我国担保法规定更低、宅基地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由于抵押物的缺乏和专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机构的不完善，使得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

2关于农行松滋市支行针对小额农贷采取的措施与创新

秉承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行“面向三农、服务县域”的要求，松滋农行以此为思想根源，在全面分析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以及农村的市场现状以后，针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制订了系列方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采取积极措施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改善，使得农行松滋支行从2008年起连续6个季度综合考核居荆州市第一。在2009年上半年中，农行松滋支行贷款净投2亿，其中小额农贷4300万元，发放惠农卡2.3万张，卡存款净增1200万元，累计授信3035户，授信额6900万元，用信1637户，用信额4300万元，均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共培植农村市场VIP客户1030户，共营销贷记卡1210张，个人网银3110个，企业网银19个，转帐电话790部，POS机282部，借记卡35400张，贵宾卡960张，短信通6230户，电话银行9400户，手机银行420户，第三方存管195户，福彩无纸化业务630户。

在区域特色上，确立了“4+8”三农产品板块经济格局，四大板块即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城市基础建设、成长性中小企业、优质个人类私营业主为重点的核心资产业务，和以农村种养殖集群板块、牲猪养殖集群板块、松滋鸡养殖集群板块、农资生产资料集群板块、饲料经销商集群板块、农机经销商集群板块、水果花卉林产品集群板块、外出务工集群板块等精品板块小额农贷为重点构筑三农板块格局。

在业务经营方式上，一是加强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二是创新担保方式，在突出抵押担保以外，积极探索担保公司担保、保险介入、政府部门建立风险基金等多种形式；三是创新激励机制，实行“内外激励相结合”；四是创新产品，根据客户特点，梳理并整合现有产品，扩大成熟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五是创新服务，与地方党政部门和客户有效地搭建沟通与合作平台。

在风险防范上，一是要求信息员作为联保小组成员，与农行签订贷款偿还责任状，在农户不能还款时由其负责；二是与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全额覆盖小额农贷；三是与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摊风险；四是让保险公司介入贷款和农户保险。

3结语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三农”市场定位，扩大“三农”服务覆盖面，缓解农民贷款难，农行在2008年4月试点推出了银行借记卡的新产品——金穗惠农卡，并于2009年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推广方式，将惠农卡普及至了全国农村市场，计划新发惠农卡2300万张，激活率达95%以上，授信率不低于农户有效信贷需求的30%，授信户数达350万户以上，用信额达500亿元。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发行惠农卡1亿张，覆盖全国50%左右的农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行新增了小额农贷340亿元，占全行个人贷款总量的25%，相当于去年全年总增量的七倍，创农行商业化改革后的历史之最。

在今年7月14日，农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华安财产保险、通保保险经纪公司三家公司合作，引入财产保险公司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家庭财产保险综合产品。这三款产品不仅能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也为农户本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保障，这是保险业务与三农业务首次合作的产物，也是农行总行与保险公司总层面发起的首次合作。

与此同时，农行也在风险控制上设定了底线，设定到2011年涉农贷款不良率必须控制在5%以内，近两年新发放的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三农金融部贷款拨备覆盖率三年内要达到130%。随着农行股改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风控部门的成立，全面系统的风险控制能力也逐渐在增强。

可以看出，小额农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略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不断加以改善和完善，使小额农贷这个积极求索的漫长过程发挥其对“三农”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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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篇8

一、政策性“三农”保险基本情况

2007年，沙洋县共承保能繁母猪19031头，收取农户自缴保费228372元，各级财政补贴913488元，共计赔款627000元。2008年，共承保水稻735840.73亩，收取保费2575442.83元，各级财政补贴7726327.88元，共计赔款4939205.88元；全县共承保“两属两户”农房保险6448户，各级财政补贴58032元；承保能繁母猪22468头，收取保费269616元，各级财政补贴1078464元，共计赔款682000元。2009年，全县共承保水稻737767亩，收取保费2582185元，各级财政补贴7746554元，共计赔款4411841.15元；共承保“两属两户”农房保险8098户，各级财政补贴72882元，共计赔款19900元；共承保能繁母猪34278头，收取保费411336元，各级财政补贴1645344元，共计赔款1063000元。2010年，全县共完成水稻保险投保户78720户，累计承保水稻721145.2亩，承保率93.24%，为水稻生产撑起了“保护伞”；3190户投保能繁母猪22849头，承保率57%；“两属两户”农房投保达10899户，承保率90%。全年为13604户农户作出理赔，支付水稻赔款538万元，能繁母猪赔款140.1万元，两属两户赔款2.5万元。

二、政策性“三农”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010年6月和7月，我们抓住省财政厅开展专项检查和中央、省级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工作的契机，深入到全县13个乡镇，通过走访、座谈、查看资料的形式，抽查了41个村，走访了100多名农户，对2008年和2009年两个年度的“三农”保险工作（重点是水稻保险）进行了检查。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广大农户“三农”保险意识淡薄。一方面广大农户对政策性“三农”保险试点工作缺乏认知，普遍认为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应该是向农户“给钱”，而不是交纳保费时向农户“收钱”。另一方面广大农户对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发生灾害的情况少之又少，意识不到保险是防范和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

（二）县级财政补贴及农户缴费能力低。沙洋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工业发展滞后，财政收入困难，每年拿出近百万元的农业保险配套资金比较困难；同时，农民在春耕生产后，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农业生产投入了，手中已经没有太多的余钱，导致缴纳保费困难和缴费不及时。

（三）政策性“三农”保险条款不尽科学。一是政策性“三农”保险条款冗长复杂，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农户较难看懂，极易产生误解。二是政策性“三农”保险条款缺乏可操作性。现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持续高涨，单位面积投入的成本也随之增加，按实际测算，一亩地约需投入400元，而政策规定的水稻保险200元/亩/季的赔付限额过低，与此同时水稻损失又必须达到30%才能起赔，农户难以接受，参保积极性大受损害，认为参保起不到保险防范的作用。

（四）滞留水稻赔付款现象严重。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乡镇均存在水稻赔付款未赔付到户，用来抵扣下年度保费，差额部分再分配到受灾农户的现象，图简便了事。其中有3－4个乡镇预留保费资金507978余元，占赔付款的比例60%以上，严重违背了水稻保险投保的基本原则和目的。

（五）水稻保险资金没有全部及时赔付到位。经查，在赔款发放过程中存在着种种违规行为，有的村将一部分赔款滞留在村集体账户上作为应付款挂账，但应付款对象不是应享受水稻保险赔款的农户，而是该村村干部；有的村相关人员反映赔款太少，不好分配，所以就没有发放；还有的村委会将保险资金挪作它用。

有的保险公司基层工作人员截留水稻保险资金，一部分资金不明去向；有的违规赔付保险资金，将赔款私用；还有的保险站工作人员通过保险赔付违规给村干部发放工作补贴。同时，也有少数居委会居民或村民利用交付保费和发放赔款之机为其他村民垫交或私自编造部分村民赔付明细以获利。

（六）保险公司未按实际受灾情况支付受损赔偿资金。由于保险公司驻各乡镇办事处人手不够，且查勘定损时效性强，实际操作又比较困难，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难以服众，各村也为了简便办事，多数乡镇均存在按全村投保面积均分赔款到农户的情况。

以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一是乡镇分管领导只重视协助征收保险费，忽视了对保险公司基层工作人员受损赔偿资金的监管，由工作人员在直接分配受损赔偿资金，导致有的工作人员挪用，不按政策赔付，造成了不良影响。二是承保公司在乡镇保险站工作人员的配备上把关不严，人员素质较低，业务不熟，个别人员根本不懂水稻保险政策。三是乡镇领导对水稻保险这项惠农政策的性质认识不够，从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更多的是当作一种商业行为在做，从而偏离了实施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造成了有的乡镇存在挪用水稻保险赔款的现象，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三、政策性“三农”保险工作的改进措施

（一）不断强化对“三农”保险的宣传引导。一是抓好舆论宣传。要广泛采取利用墙体广告、宣传标语、发放农技小报、飞播电视广告、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能繁母猪、水稻、农房等政策性“三农”保险投保方式、财政补贴政策、保费负担办法、理赔政策等保险知识，提高广大农民对“三农”保险的认识。同时，坚持政务公开，在集镇人口密集处、各镇营业网点、村组交通要道张榜公布收费标准、张榜通报理赔情况。二是开展实地宣传。采取公司、乡镇服务站点、村三级联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深入村组，走村进户，宣传“三农”保险品种、投保办法和国家对“三农”保险的补贴政策，增强农民群众参与“三农”政策性保险，避免自然灾害损失的积极性。三是开展典型宣传。认真筛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召开理赔现场会，请获得赔款的农户现身说法，利用身边的人和事进行宣传，使农民现场感受“三农”保险的保障性和可靠性，增加对保险的理解，主动参加“三农”保险。

（二）建立政策性“三农”保险大灾预案，引进专家机制。政策性“三农”保险的承保理赔与其他商业保险相比难度较大，如种、养殖业保险的承保面积、数量难以精确测量和确定，出险后，各种农作物和养殖物的生长特点不同，损失原因及损失程度的确定都需要专业人才提供技术支持，建立政策性“三农”保险大灾预案，引进专家机制非常必要。

（三）适当提高赔付标准和工作经费，提高农民参保和基层干群工作积极性。要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挂钩的动态反馈机制，适时调整政策规定的赔付标准，让“三农”保险真正起到减损失、保生产的作用，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从而增强农民参与保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农业保险的对象分布在农村，而且种类繁多，要做大农业保险业务，必须聘用一些熟悉农业工作的专业人才，而且要求这些专业人才能够面向农民、面向农村，所以农业保险相对于其他保险来说成本较高，适当提高农业保险经费比例势在必行，以缓解基层农业保险工作经费不足的矛盾，以此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

（四）进一步强化保费和补贴资金监管。一是要加强保费收取的规范化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投保农户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涉农补贴资金直接抵扣农户应交的保费。凡由乡镇政府、村委会、农民合作组织负责向农户个人收取并代交保费的，必须向投保农户发放保险凭证并明确实际投保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二是要加强理赔支出的合规性管理。保险经营机构要健全赔款公示制度，严格按照保险条款分清责任，确保理赔标准统一、程序公开、操作透明，不得采取保费返还、比例分配等形式损害农户利益。同时，保险经营机构应及时向当地财政部门报告理赔情况，并通过“一卡通”发放赔付资金，优化操作流程。三是要加强保费补贴资金的财务监管。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保费补贴资金、理赔支出和经费开支的监管，确保补贴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险经营机构应当按月向当地财政部门报送财务报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农政策篇9

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支持家庭农场健康稳定发展，主要包括：建立农业部门认定家庭农场名录，探索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信息直连直报。继续开展家庭农场全面统计和典型监测工作。鼓励开展各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推动落实涉农建设项目、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抵押担保、农业保险、设施用地等相关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力度，鼓励中高等学校特别是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务工经商返乡人员等兴办家庭农场。

38.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政策

国家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加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支持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直供直销，积极扶持农民发展休闲旅游业合作社。扩大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范围，建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2015年，中央财政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资金20亿元，支持发展粮食、畜牧、林果业合作社。落实国务院“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自2015年10月1日起，新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不再领取税务登记证。农业部在北京、湖北、湖南、重庆等省市开展合作社贷款担保保费补助试点，以财政资金撬动对合作社的金融支持。2016年，将继续落实现行的扶持政策，加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评定一批国家示范社；鼓励和引导合作社拓展服务内容，创新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产业业态，增强合作社发展活力。

39.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农业产业链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业产加销紧密衔接、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让农民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国家有关部委将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稳定的原料生产基地、为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和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深入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人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民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加快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镇建设，支持示范村镇培育优势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40.农业电子商务支持政策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农业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制定的《推进农业电子商务行动计划》提出开展两年一次的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申报认定工作，并向农业电子商务倾斜。农业部与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供销合作社基层网点、农村邮政局所、村邮站、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等改造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对接电商平台，重点推动电商平台开设农业电商专区、降低平台使用费用和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等，实现“三品一标”、“名特优新”、“一村一品”农产品上网销售。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城市邮政局所、快递网点和社区直接对接，开展生鲜农产品“基地+社区直供”电子商务业务。组织相关企业、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和“万村千乡”农资店等，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并开展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电子商务，推动放心农资进农家。以返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大学生村官等为重点，培养一批农村电子商务带头人和实用型人才。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鼓励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进一步降低农村电商人才就业保障等方面的门槛。指导具有特色商品生产基础的乡村开展电子商务，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引导农民立足农村、对接城市，探索农村创业新模式。农业部印发的《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方案》提出，在北京、河北、吉林、湖南、广东、重庆、宁夏等7省（区、市）重点开展鲜活农产品电子商务试点，吉林、黑龙江、江苏、湖南等4省重点开展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试点，北京、海南开展休闲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此外，农业部还将组织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农业龙头企业对接，加快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41.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政策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引领功能。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从国情出发，要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能搞，不能强制推动。土地流转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要坚持规模适度，既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又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公平与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引导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块实现连片耕种。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各地要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本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完善财税、信贷保险、用地用电、项目支持等政策，加快形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

42.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机制创新试点政策

按照县域试点、省级统筹、行业指导、稳步推进的思路，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地区，针对公益性较强、覆盖面广、农民亟需、收益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以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粮食烘干、集中育秧、统一供种、动物防疫、畜禽粪便及废弃物处理等普惠为重点，围绕购买服务内容、承接服务主体资质、购买服务程序、服务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引入市场机制，开展试点试验，创新农业公益供给机制和实现方式，着力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提升社会化服务的整体水平和效率。在深/k，总结第一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实施第二批试点，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指导服务，进一步探索实践，为推动在全国面上实施政府购买农业公益积累经验。

4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

2015年，中央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在山东、四川、安徽整省试点的基础上，又选择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9个省（区）开展整省试点，其他省（区、市）根据本地情况，扩大开展以县为单位的整体试点。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2323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6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再选择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辽宁、云南、海南、浙江、陕西、广东等10省（区）进行整省（区）试点。健全相关制度，强化质量监管，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做细做实。

44.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

各地要根据不同资产类型和不同地区条件，分类施策，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重点是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行物权保护；对经营性资产，要坚持试点先行，由点及面，重点是将资产以股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好地保障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权，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对非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集体统一运行管护机制。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功能。建立符合实际需求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保障农村产权依法自愿公开公正有序交易。

45.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政府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进行奖励或补助的政策，财政奖补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级以及有条件的市、县财政安排。奖补范围主要包括，农民直接受益的村内小型水利设施、村内道路、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建设，优先解决群众最需要、见效最快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财政奖补既可以是资金奖励，也可以是实物补助。

46.农业保险支持政策

目前，中央财政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森林3大类，共15个品种，覆盖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糖料作物、畜产品等，承保的主要农作物突破14.5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59%，三大主粮作物平均承保覆盖率超过70%。各级财政对保费累计补贴达到75%以上，其中中央财政一般补贴35%-50%，地方财政还对部分特色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构建了“中央支持保基本，地方支持保特色”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体系。

2015年，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定工作的通知》，推动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升级，在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扩大保险范围。要求种植业保险主险责任要涵盖暴雨、洪水、冰雹、冻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以及病虫草鼠害等。养殖业保险将疾病、疫病纳入保险范围，并规定发生高传染性疾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时，保险公司应对投保户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可扣除政府扑杀补贴）。二是提高保障水平。要求保险金额覆盖直接物化成本或饲养成本，鼓励开发满足新型经营主体的多层次、高保障产品。三是降低理赔门槛。要求种植业保险及能繁母猪、生猪、奶牛等按头（只）保险的大牲畜保险不得设置绝对免赔，投保农作物损失率在80%以上的视作全部损失，降低了赔偿门槛。四是降低保费费率。以农业大省为重点，下调保费费率，部分地区种植业保险费率降幅接近50%。

2016年初，财政部出台《关于加大对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通知》，规定省级财政对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高于25%的部分，中央财政承担高出部分的50%。政策实施后，中央财政对中西部、东部的补贴比例将由目前的40%、35%，逐步提高至47.5%、42.5%。47.财政支持建立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政策

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121号），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框架，为农业尤其是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切实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和市、县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中央财政利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资金对地方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提供资金支持，并在政策上给予指导。财政出资建立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必须坚持政策性、专注性和独立性，应优先满足从事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需要，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农业信贷担保余额不得低于总担保规模的70%。在业务范围上，可以对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粮食生产经营的信贷提供担保服务，包括基础设施、扩大和改进生产、引进新技术、市场开拓与品牌建设、土地长期租赁、流动资金等方面，还可以逐步向农业其他领域拓展，并向与农业直接相关的二三产业延伸，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0.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政策

2016年，国家继续支持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进一步扩大在农民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范围，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以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为依托，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引导其向“生产经营合作+信用合作”延伸。进一步完善对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管理监督机制，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业务经营规则和监管规则，地方政府切实承担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40.农垦危房改造补助政策

农垦危房改造于2008年先期在中央直属直供垦区启动实施，2011年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农垦，以户籍在垦区且居住在垦区所辖区域内危房中的农垦职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困难家庭为主要扶助对象。2011年，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农垦危房改造工作的意见》（农办垦[2011]2号），明确了改造原则、标准、实施程序、部门职责等政策内容。截至2015年底，国家累计下达农垦危房改造任务203.74万户，安排农垦危房改造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投资191.06亿元。2016年国家将继续实施农垦危房改造，拟在15个垦区改造危房17.6万户。中央财政资金按照东、中、西部垦区每户分别补助6500元、7500元、9000元，供暖、供水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每户补助1200元。

50.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户籍政策

国家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加快制定公开透明的落户标准和切实可行的落户目标。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将区分主城区、郊区、新区等区域，分类制定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保障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在居住地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申请授予职业资格以及其他便利。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接受学前教育。允许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加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依法为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员，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人员，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以及其他无户口人员，都可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51.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支持政策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2016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将继续推动各试验区深化改革探索，组织实施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等方面的试验任务。深入贯彻中央“十三32”深化农村改革决策部署，落实2015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交流汇报会精神，组织开展试验区中期评估和到期试验任务验收，加强经验总结、宣传推广；部署安排新增试验任务，拓展试验范围；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规范试验区运行管理。

52.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支持政策

三农政策篇10

关键词:民工荒;三农;劳动力;返乡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157-01

1 历史沿革

农民在历史上一直扮演者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早期农民战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社会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进步。后来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最早的“产业工人”,20世纪50年代,“盲流”用来形容那些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的流浪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而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打工仔”是形容那些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加入南下打工行列的农民,称呼中有了理解的同情意味。而“农民工”则带有政策的意味,显然有保护弱势全体的趋势。称谓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对农民的尊重程度和关注程度。

2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体现出的“三农”问题

我国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民工潮”的出现正是农村转移富裕劳动力的表现。在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加入打工的行列,这部分劳动力大都是农村的青壮年,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沿海开放城市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便却使本就发展缓慢的农村因为失去主要劳动力而土地大量荒置,从而发展的更加缓慢。

这一时期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在促使着民工潮的出现:

(1)农民税负重,农产品价格低,农业增收而农民不增收――即种地不挣钱了。仅靠种地难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农民会觉得种地没奔头。再加上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意识增强,而农村大多数家庭子女的个数都比较多,从而学费负担就加重。那些早期出去闯荡而取得一定收入的人返乡后通常会拿城市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农村高强度但不赚钱的体力活相互比较,在同村产生比较大的宣传作用。那些为了迫切改变自身贫困局面的农民便加入了打工行列。

(2)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转移到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而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在生活条件还是交通设施方面都大大优越于农村。这就更加吸引了那些需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养家糊口的农民。

从2004年初开始至今,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民工劳动力市场纷纷告急,普遍缺工,尤其是普工难招的现象在今年初更加严重。这种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大转折折射出的“三农”措施与成效:

(1)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投入大量资金到“三农”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自收自用,不用上交政府,还有额外的种地补贴,收入显著地提高。此时农产品的价格回升,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利农惠农的措施,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许多闲置的土地又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大量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感到种地的好处,权衡当前工资低,工作待遇差的现状,从而选择回乡种地,造成“民工荒”现象。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民工潮”体现的是三农政策的积极方面,表现出政府工作成效显著。

(2)新一代农民工年龄,学历,价值观的改变。新一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在提高,他们大多是80、90后,文化水平一般都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以上,比父辈接受更多的教育,思想认识也提高了,他们追求健康和自由的生活,并且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而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按照以往的方式用人,显然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这也反映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可视为三农政策的积极方面。

(3)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高,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他们的工资与待遇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尽管珠三角等地的最低工资保障相应有了不同程度地的提高,但近年来由于物价的不断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而企业仍然延续以往的招工用工方式,与返乡种地不交税外加政府补贴相比,农民工自然会把心中的天平偏向返乡。而在企业订单大量增加时,“民工荒”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这是三农政策不足的地方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3 对策

从本质上来看,“民工潮”和“民工荒”都是一种利益导向在起作用,为了减轻或缓和这种状况就需要积极协调好“返乡归农”――“离乡打工”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也是为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线索与对策。

政府要积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农村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实行利农惠农政策,完善农村生活设施,加快城镇化建设。同时要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从而更好的解决当前技术性人才不足的现象。尽可能的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实现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加快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利用完善的立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环境,注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从这一角度实现对农业的反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