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十篇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

据报道，正在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就读的张孟珠，在中正大学历史所攻读硕士期间，以探讨贞节作为清代及士大夫世界所力倡的道德价值，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差，成为社会控制工具，并据此研究结果撰写《清代贞节的实践及其困境》论文，取得硕士学位。

报道说，张孟珠毕业后，考入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在查询研究资料后赫然发现，东吴历史所居然有一本硕士论文和她的论文内容雷同。另外，林姓女博士生发表的单篇专文《赋性宣淫：清乾隆朝强奸案之解读》内容，更是撷取她的论文精要。

张孟珠指出，她获悉论文遭盗用抄袭，透过关系要求林姓女博士生更正道歉，但林姓女博士生却毫无道歉、反省，还试图阻挠她追究此事，甚至宣称学术之路漫长，希望张孟珠有“智能”放手，不要因此弄得“头破血流”。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21-13

在历史学研究中，拨开尘雾，揭示真相，是每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教学是提升历史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英国文明史专题研究的教学过程中，英国文明演进的方式引起了博士生们的关注：一个率先崛起的殖民主义世界帝国，它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1966年，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提出所谓英国的渐进主义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在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且影响中国英国史研究20余年。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在教学讨论中深化了对该问题的查考与论证，希图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的真谛。

刘畅的《道德的审判：从黑斯廷斯弹劾案看伯克对英属印度的反思》通过对首任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弹劾案的关注，以思想家伯克数年推动印度法案的发言，给人们一个充分的样本来考察伯克对于英属印度的反思。伯克不仅重视改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更重视分析产生殖民剥削统治的原因。伯克认为，英国殖民者与人民对于印度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是造成英国在印度治理不善的重要原因之一。赫斯廷斯案件表明，所谓普世帝国的公平与正义，大多只是一种虚构历史的谎言。

梁远的《试论英国早期工业城市兴起的原因》一文，充分展示出罗马征服给不列颠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尤其是不列颠诸多地域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来自罗马人、法兰西人的智慧。令人反思的是，早期罗马凭借暴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开辟了英国早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道路。暴力与温和、国内与域外等多种文明因素的融合，最终造就了英国的城市文明。

管洪亮的《流血的光荣革命》从光荣革命及其历史修辞性书写的源头起步，通过具体的战事考察与翔实的文献资料，从根本上厘清所谓不流血的革命这一虚构的改良与渐进的谎言；只是暴力的表现形式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权力斗争核心区域流血很少，但在权力斗争边缘地区血流成河。究其原因，乃是植根于当时英国及美洲殖民地等不同地区的政治传统、宗教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国际环境。总之，革命的光荣只是一种历史学的修辞而已。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3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承担了“我国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政策发展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10余项，出版了《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新中国民族教育理论概论》等著作 10余部。并有1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历史性跨越：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获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系列论文》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承担了“西部地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及特色研究”、“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10余项，出版《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等著作 10余部。研究成果中有10余项部获得省部级奖，其中《民族院校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实践：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调研及教育创新研究》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等。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4

1.课程设置与简介美国音乐艺术博士的课程设置为55-65学分不等，大致需要2-3年的时间完成全部课程。每个学校学分、课程设置不同，但基本都包括：专业演奏、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四大类。（1）专业演奏钢琴专业演奏课分为两种类型，即每周一次的与教授一对一的专业学习课,以及studioclass演奏课，每次为2小时。演奏课通常要求每位教授其授课班级的所有学生到场，学生自愿报名演奏和讨论交流，每位学生演奏结束之后,老师会让其他学生进行点评，每位学生都可以获得各自展示的机会，从而积累演奏经验、提升心理素养、锻炼语言表述能力。另外，钢琴系每个月都会举行两次pianoforum钢琴演奏讨论会，每学期每位学生必须在讨论课上演奏一次，由除专业老师之外的本系其它教授对演奏进行评论讲解，全系的学生都要求出席并参与讨论。（2）高级音乐理论和音乐历史高级音乐理论和音乐历史课程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研讨课程，从各个历史时期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主要针对曲式结构分析以及音乐理论的深入研究：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维也纳古典；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自二战以后。或者每学期指定一个作曲家，从和声曲式、历史人文各个角度对作品和作曲家进行透视分析，上课方式以学生讨论为主，小班授课，通常不超过20人。教授出题并作引导，研讨的题目内容形式都很广泛，课程选择并无专业限制，作业是以提交论文以及课堂陈述报告为主要方式。（3）副修专业钢琴表演研究生的副修专业可以从演奏方法与实践、音乐历史研究、音乐理论研究、钢琴音乐教育中选取研究方向。演奏方法与实践是为键盘和弦乐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研究巴洛克时期（1600-1750）以及古典时期（重点放在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早期的音乐作品）乐器的构造，装饰音，数字低音、节奏、颤音等一系列演奏方法，除了理论的学习与论证，学生还需分组用古乐器（比如古钢琴、羽管键琴、大键琴、管风琴等）或现代钢琴进行课堂示范演奏与陈述报告。钢琴音乐教育课程分为儿童钢琴教学以及成人数码钢琴实验室教学法两个学期。后者主要针对音乐学院钢琴副修学生的集体课教学法。主要讲述如何充分的了解运用实验室里的仪器与设备，帮助学生在键盘和声技巧、即兴演奏创作、视唱练耳、钢琴演奏等方面得到提升。如果选择音乐理论或音乐历史作为副修专业的学生除了按照第（2）项里的规定修完原有的学分，还需按副修学分的要求，额外修满这两门课程的课时。（4）重点必修课程方法与研究是所有音乐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课程目的是指导音乐研究生学会应用基础和正确的研究技巧，主题包括如何利用访问图书馆资源和在线数据库;论文的引文格式和抄袭的问题;批判性阅读和写作;以及对不同音乐版本的研究，了解它们的编集，比较各自的优缺点。所有这些知识都是为之后的博士毕业论储备。硕士研究生的课时是2学分，DMA学生为4学分，他们将进一步学习如何规划和写作大型的学术研究论文。所有DMA学生将必须在课程结束时提交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并进行陈述。钢琴文献与作品研究是针对钢琴专业研究生必修的课程，以对钢琴音乐有重大贡献的作曲家及其作品为线索，纵览了17世纪中期到21世纪当代的钢琴文献，宏观上对不同时期的钢琴艺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内容包括的体裁风格、音乐特点归纳总结、不同音乐风格形成下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和赏析每个时期的作曲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钢琴作品分析.

2.评价体系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学生首先需要确定答辩委员会教授组成员（4-6位）,要求包括专业表演、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四个方向的教授，以及论文导师。其次学生需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并通过之后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其主要用意在于检验博士生在其研究领域内的综合基本学识理论（substantiveknowledge）和职业技能（scholarlyandprofessionalexpertise），确保其有完成接下来博士论文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能力。综合基本学识理论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环节，出题内容必须包括专业演奏、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这四个方向。考试时间分为两天四个时间段，每位教授会给出两到三个问题，闭卷当场作答,主要以提交论文的形式。考试问题涵盖了几乎所有音乐时期的知识以及作品，例如：讨论20世纪初期法国的键盘音乐，至少包括四位主要的作曲家，详述各自的作曲风格以及运用具体的作品进行论证。音乐理论的教授会给出五个左右的谱例，让考生判断属于哪个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并详细论述分析原因。口试定在笔试完成后的两个星期内进行，博士候选人除了回答答辩委员会的提问，还要提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进行陈述。对于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职业技能考试是以资格审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钢琴系全体教授出席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通过。美国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有着很高的淘汰率，一般在20%-30%左右，如果不通过将无法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位进程。这也体现了美国艺术类博士培养极为苛刻严谨的标准，成为博士候选人仅仅是完成博士学位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中,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需要举办三场独奏音乐会并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音乐艺术博士论文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提交：200页以上20万字的研究论文；100页论文连带一场和论文有关的projectrecita（l论文项目音乐会）；50页论文连带两场lecturerecital（演讲音乐会）。形式多样的论文提交形式，提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更适用于演奏专业的候选人。

二、对中国钢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中国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从2005年起，开始面向全国招收艺术硕士研究生，此为音乐演奏专业目前国内的最高学位文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授予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演奏专业）的国家，从设立到现在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它整个系统的规范合理性、大量丰富的研究资源、众多在各领域汇集的一流的师资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精英教育体系。因此积极借鉴美国高校在专业培养模式上的成功经验和成熟体制，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对提高我国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上文论述中，已介绍了美国音乐艺术博士的专业培养模式的各个方面，在接下来的比较探析中，笔者通过研究中国主流音乐学院音乐硕士（钢琴演奏专业）的培养方案，综合分析美式先进体系的优势所在，提出了如下思考和改进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美国音乐艺术博士课程设置的连贯性、系统性、全面性、平衡性、多元性是其整个教育培养模式的精华所在，其主要优势体现在重点突出，环环相扣，构架严谨，搭配合理这几个方面。专业核心理论架构稳定成型，专业选修课程阵营强大，专业副修课程特色鲜明，专业方向（演奏）课生动精湛，其合理的基本课程系统架构确实值得国内各高校艺术专业关注并借鉴：基础理论课＋方法课＋诸门能够让学生掌握具体研究过程的专门研究课+演奏实践课+副专业课。这样的设置不仅使学生在课程选择时灵活性很大，对于拓展视野和深度也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在整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体系中逐步形成良好完善的高素质研究素养和专业视角，在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课业学习中，学生融会贯通知识的综合能力，设置目标完成进度的执行能力无疑都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挥。国内目前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课程模式主要分为公共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课程方向齐全，可是每个方向中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的数量和种类较为单一。宏观、普适课程居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缺乏。同时也存在课程结构设置比例不合理，内容缺乏前沿性等问题。（1）美国研究生阶段倡导的研讨导修课程模式值得借鉴，教授开课命题，如“德彪西音乐的风格研讨”、“美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研究”，学生在既定的范围内自由命题，做课堂研讨、开题报告、陈述展演、论文写作等，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在与本专业相结合的情况下，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2）应加强如“钢琴文献及作品研究”，“演奏方法与实践”“、方法研究”等钢琴专业学生所需的实践理论课程的开设。目前，国内除北京、上海几所重点院校外，开设这几门课程的艺术院校并不普遍。尤其是研究方法论，学会搜索与研究是研究生阶段一个重要历程，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重要依据。（3）注重跨学科领域交叉课程的发展也任重而道远。在国内主流音乐学院钢琴演奏硕士课程设置中没有对副修专业的硬性要求，单一的主修专业使得学生只能完全专注于演奏的探索，缺乏全面适用的知识储备，毕业之后在就业市场上其综合能力和就职空间受到影响。

2.创新培养机制目前国内各高校音乐艺术类钢琴专业研究生在完成规定课程后，学位培养考核模式为举办音乐会以及学位论文的提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考核手段单一，认定标准刻板，缺乏激励主动性学习等。针对表演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学位论文提交形式多样化上的创新和改革无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考量。比如，参考美国的经验，可以将传统的论文答辩改为论文+讲座音乐会的形式，边讲边弹，生动地将论据以演奏的方式呈现，并穿插对论点的陈述与讲解，全方位的将研究成果融入到最终极的音乐表现形式演奏当中去，在整个学位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评估，分析研究，演奏技巧，曲式理解，风格把握等多项音乐素养都会得到本质的提高。此外，艺术硕士学位的中期考核的制度也存在不足，大部分院校只是对课程完成情况的检查以及学分等级的测评，并无统一的对于硕士阶段所学课程以及本专业综合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的考核。美国音乐艺术博士为了保证学位获得者的质量水平所规定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已成为美国成熟的博士考核制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起到了中期考核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淘汰遴选手段。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在完成规定课程后，举行综合专业理论知识考试（笔试或口试），多次不合格者将不被授予硕士学位，在保证学位质量的同时，考核的形式多样化也促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不得不以理解参悟应用为目标，搭建条理清晰，脉络详细的知识体系，为今后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开拓多元化教学形式在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除了专业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还应注重学生，人文素质、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针对以表演为核心的理念，采用灵活教学方法，逐渐完成从单一向多元化综合性学科布局，独立和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的发展与转化。国内的表演专业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形式，美国音乐学院studioclass和pianoforum这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将独立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方法转化的起点。专业授课教授希望与学生在演奏上建立平等的交流，站在同一个高度探讨作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尤其是在studioclass这种新颖有效的课堂模式上，学生可以最大限度的通过相互展示评析克服表演的紧张，在相互切磋的气氛之下更好的掌握演奏技巧和艺术情感。单一封闭式教学容易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局限，陷入演奏瓶颈。其次，专业理论课的课程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课堂讲授，讨论班组、文献阅读课、演讲展示、试听鉴赏，无论哪种授课形式都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课程内容随学科发展而不断变化，有利于学生掌握学科前沿动态。

三、结语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5

2016年9月24日和25日，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兰州饭店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7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年会进行了大会交流、分组讨论和小组汇报等形式的研讨。四川大学何平教授、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张玉霞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王晓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和青海师范大学张礼萍教授作了大会交流发言。大会分为四个小组，围绕“近代历史与当今世界”“‘一带一路’与近代国际关系”“世界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实践”“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四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近代历史与当今世界研究

（一）对近代历史与当前世界的宏观考察

四川大学何平教授在大会上作了《近代历史与当今世界――宏观视角下的比较和具体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1500年以后全球生物边界逐渐消失，当今的世界，可以说经济边界正在消失，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格局”。在纵观和剖析历史大势之后，何平教授还对“失败国家、原教旨主义和恐袭的扩散”“资本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西方政治智慧的衰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根据“国际政治秩序的周期性衰败”“霸权转移的百年周期”“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三个方面的长期发展趋势，对当今世界进行了深透解读。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在《近代历史与当前的世界――以英帝国的自然遗产为中心的思考》中认为，唯物史观应该重视“自然遗产”之“物”，英帝国的自然遗产从过去的时代承继下来，在今天得到保留和发展，反映了近代历史作用于当前世界的独特印迹，因而值得重视；有关这类“自然遗产”之“物”的史料、史实有待深入地挖掘、整理，而关于这类历史的探讨，反映了英帝国历史乃至近现代世界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梅教授的研究，突破了关于帝国史和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固有范畴和思维定势，有助于我们从更多方面思考和把握近代历史与当前世界的关联。

（二）近代历史与当代欧美日社会研究

英国是引领现代文明的重要国家之一，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晓庄师范学院丰华琴教授以苏格兰儿童听证制度为切入点，探讨了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问题。她的论文《倾听儿童的呼唤――苏格兰儿童听证制度的原则与实践》，从苏格兰儿童听证制度产生的背景出发，阐述了这一制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度特征及其实施过程，并对其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南京政治学院孙文广副教授的论文《苏格兰国家联盟及其对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影响》研究表明，苏格兰民族运动史上苏格兰独立主张的出现，要追溯至1920年在伦敦成立的苏格兰国家联盟，它是英国第一个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政治组织，是苏格兰国家党的前身，它的成立及诸多主张对苏格兰民族运动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医学社会史的视角研究英国医疗市场和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形成及其改革，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较新领域。南京师范大学讲师白爽博士的论文《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英国医生职业的变化与思考》，考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从传统职业向现代职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英国医生在医疗服务中的权力变化与角色定位。南京审计学院张春梅博士的《论英国医院私有化改革中的专科医生》一文，分析了改革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专科医生同政府的博弈，揭示了政策制定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及良性互动的一般规律。

山东大学孙一萍教授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公民投票制度及议会、总统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徐健教授在《“乌拉爱国主义”：一战前德国社会心态的若干思考》中，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各阶层和大众舆论表现出的不合乎常理的“乌拉爱国主义”亢奋热情。黑河学院孙丽红博士在研究俄罗斯女性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俄罗斯女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并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山东大学李巍教授将加拿大1910-2000年的城市规划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概括分析了其特点和优点。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彩玲考察研究了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分析了清洁能源开发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湖北大学郝祥满副教授选取作为基础设施的街道公共空间，以日本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就中国现今城市建设中的公共空间问题，呼吁人文关怀，控制物欲崇拜。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平力群研究员从认知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方面研究诠释了日本雇佣制度的演化。

（三）亚非拉问题研究

新加坡是一个寡民小国，很重视人口问题。赣南师范大学魏炜教授考察研究了新加坡政府在社转型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人口问题及时调整政策，所体现出的人口政策的灵活性。西北师范大学讲师吕海军博士在狭义泛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泛伊斯兰主义在伊朗经历的发展阶段，概括了伊朗泛伊斯兰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分析了泛伊斯兰主义对当代伊朗内政外交的作用和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教授对《尼雷尔文选》和尼雷尔的非洲统一观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孙若彦教授将拉美民族主义的发展进程梳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考察。上海大学张琨博士梳理了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智利天主教救助组织“和平协作委员会”与“团结公会”的演变过程，详细阐述了两个组织的救助目标、行为方式以及给整个智利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二、“‘一带一路’与近代国际关系”

（一）“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讲师刘舒羽博士在《从南海贸易圈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发展》一文中，首先从马六甲前时代、马六甲时代、全球化开始阶段、再全球化时代四个时段，系统阐述了南海贸易圈的历史沿革；然后从商业中心及城市、运输及船只、人力及服务三个方面分析了南海贸易圈结构；最后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了三点思考。淮南师范学院杨荣教授的论文《“一带一路”与新型国际关系》，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和相关国家地区发展经济，建立新型政治外交关系的积极作用。长春师范大学金龙云副教授考察了中日俄韩朝蒙六国发展现状和区域合作的优势与困境，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相互依赖的东北亚六国的影响。聊城大学吕桂霞教授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和平队”活动，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很有参鉴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张玉霞副教授从“推一拉理论”的分析视角，对19世纪60年代北高加索穆斯林向土耳其移民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二）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对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属性”“国家权力与近代经济发展”“皇权与国民统合”“外交理念与行为特点”一一作了分析解读。南开大学赵德宇教授对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具有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彭鹏对日本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提案进行了考察，并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与英美澳交涉过程为重点，论述该提案被否决的过程、原因及影响。渤海大学庞宝庆副教授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直接军费的“战费筹措机制”进行了研究。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教授从更深层次考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源，追寻梳理了日本近代民族扩张主义理论形成的大致轮廓。上海大学朱虹博士深入探讨与分析了同志社在1935年至1937年间爆发的诸起风波，即神龛事件、“国体明征”论文事件、举报书事件、占领教堂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通化师范学院马跃副研究员从日俄间矛盾及其掺杂着的其他列强势力间的矛盾纠葛，考察了日俄战争中英国作为日本盟友，先采取调停政策，后采取中立政策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曲阜师范大学张兆敏教授的《简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琉球问题》一文认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琉球问题，分别是近代日本的单方面处置和二战后美国的擅自处置，均违背了有关国际法，所以2012年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二战后琉球地位未定论”的观点是有充分的国际法及历史事实依据的。黑龙江大学马德义副教授对20世纪初朝鲜人移民夏威夷活动的行止因由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移民问题，同时更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国际关系问题。大连大学宋良讲师通过考述1958年英国国会议员蒂林访问中国台湾地区一事，研究了英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国三方之间的关系。

（三）欧美国际关系研究

近代英国海峡群岛权属问题曾经面对法国、德国等周边国家的挑战，最终权益依然牢牢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英国何以能获取完胜的结果，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研究生詹墨奴的论文《近代英国海峡群岛权属问题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因素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与清理，分析英国面对诸多因素挑战的应对措施，认为英国的胜利得益于其强烈的海洋意识、稳健的海洋策略，以及合理的海洋开发，更为关键的是，英国长期以来对海峡群岛的关注和坚守、英国社会为应付海峡群岛问题展开的多方面整合与协作，以及英国政府极富智慧的先声政策。首都师范大学施诚教授研究了香料贸易与现代国际法的起源问题，认为现代国际法是16、17世纪之交荷兰力图打破葡萄牙垄断亚洲香料贸易的结果。聊城大学曲升教授的《“自我孤立”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其外之肇端：美国对（巴黎宣言）的修改尝试与最终拒绝（1854-1857）》一文，考察了当时美国应对《巴黎宣言》的政策和策略，指出美国根据自我利益修改《巴黎宣言》的意图未能达到，英国创立一个全球性海洋法机制并孤立桀骜不驯的美国的最初目的得以实现。研究欧美国际关系的论文，还有广西师范大学王本涛副教授的《英国海军“两强标准”政策探析》；西北大学讲师卢玲玲博士的《拉普拉塔独立运动期间英国的“调解政策”刍议》；石家庄学院陈淑荣副教授的《英中两国关于退还庚款余额问题的论争》；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琼的《从奴隶贸易存废的视角看英美矛盾》。

三、近代国别史地区史研究

（一）近代美国加拿大研究

关于美国环境生态问题的研究，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在《试论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从西雅图酋长的演说谈起》一文中对过度夸大印第安人传统生态智慧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其基础是现代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力图通过神化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来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尝试是不现实的。南开大学丁见民教授的《外来传染性疾病与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口的削减》一文，分析了1492年以后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口的影响，对疾病在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做出了新的评价和定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韶星通过考察乔治・马什环境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指出马什留下的《人与自然》一书，是其环境思想体系的结晶，也是西方环境思想史上的重要瑰宝。

关于近代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在《美国革命时期的选民财产资格与政治等级制度》一文中认为，财产资格制度对认识美国革命和现代美国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在《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的大会发言中认为，美国政府参与了西部开发全过程，组织领导了西部开发。因为美国政府既有贯穿始终的开发目标，又有一以贯之的开发思路，还有因地制宜的开发策略。郑州大学王毓敏副教授对威廉・M.特威德作为纽约市政府老板及其“腐败典型”问题表示质疑并发表新见。鲁东大学王书丽教授的论文《美国联邦政府银行业监管时代的来临》认为，《1913年联邦储备法》造就了一个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中央银行体系――联邦储备系统，这是现代美国金融监管历史上的里程碑。兰州大学王雅红副教授的《“美国梦”与“家国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移民回流”现象探析》一文，分析了移民回流的原因及影响，认为“回归移民”带来的物质产品、生产技术、思想观念等，促发了故乡的新变化，也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演进。

关于加拿大“1837年上下起义”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学界几近空白，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美国天主教大学徐天博士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以尼斯家族为例》一文，梳理论述了这次起义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分析了这个政治事件对加拿大后来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在这场起义之后，一部真正意义的加拿大历史才得以出现。

（二）近代英国研究

本次年研究英国问题的论文量大面广，因篇幅关系，难以细述，仅择其要者分类提及。

首先是近代英国经济变革研究，有河南师范大学讲师吉床┦康摹督代早期英国土地产权变革进程中的社会舆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贾永勇的《转型时期东盎格利亚区域土地流转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傅益东的《近代英国工厂制的起源：以隆贝丝织工厂为中心》；江苏师范大学讲师张荣苏博士的《1733年消费税危机及其政治影响探究》。

其次是近代英国政治转化研究，有河南师范大学蔡蕾副教授的《都铎国家整合视域中的“乡绅入侵”――兼论社会在近代英国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邵政达博士的《论英国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1640-1660）》；广州大学讲师刘畅博士的《18世纪早期公众舆论与英国外交决策――以笛福和斯威夫特为例》。

再次是近代英国社会演进研究，有河南科技大学讲师毛利霞博士的《19世纪末英格兰社会净化运动》；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的《规矩求方圆：社团章程与19世纪英国友谊会的内部秩序构建》；四川师范大学王晓焰教授的《英国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性别化意义》；西华师范大学付有强教授的《近代初期英国两性教育差异探析》；北京师范大学郭家宏教授的《旧济贫法体制下英格兰贫民医疗救济探析》；兰州大学柴彬教授和T士研究生李文慧的《人祸抑或天灾？反思1848-1849年英国兰贝斯霍乱》。

（三）近代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徐继承副教授研究了19世纪德国的农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柯弘毅探讨了近代巴黎拱廊街兴起的原因，山东大学牛淑萍副教授对近代意大利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勾勒出了近代意大利的轮廓，并对不同时期的立宪方案及其实践进行了评析。西北大学讲师白胜洁博士考察分析了俄国冶金工业垄断的成因、发展过程及影响。上海大学王三义教授《新机构与旧制度：马哈茂德二世时期的帝国政治》一文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政治变革未能挽救危局，是因为建立新机构仅仅造成表面上的新气象，实质是用新机构来维持旧制度。而其经济改革效果明显，是因为改变了土地制度。因此，没有制度的变革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四、史学理论与教学实践

本次学术年会，讨论“史学理论”问题的论文数量，和其他专题相比并不算多，但在选题观点的新颖和分析论述的深入方面，是值得称道和关注的。

（一）摩尔根家庭进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主要依据来自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岛群其他部分的样本材料，对古代人类家庭形式的发展作了五阶段式划分，其中的第二个阶段是普那路亚家庭（伙婚家族），即群婚制的一种高级形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副教授在《夏威夷婚姻形态及其近代演变研究――兼论摩尔根的“普那路亚婚”》中认为，摩尔根将夏威夷的传统婚姻形态描述为“普那路亚婚”，是对“普那路亚”这一夏威夷特定亲属关系称谓的误用，导致长期以来夏威夷的传统婚姻形态被人们错误认知，而其近代以来的显著变化也遭到忽视。上海师范大学梁民愫教授研究了20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特征及实践效应。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道德问题――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道德问题的表现和成因作了新的解析。

（二）世界史学科新理论体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介绍、吸纳国外史学思潮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路径，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被认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近几十年来进步和成熟的标志。彭树智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学界“文明史观”的主要建构者之一，“文明交往论”是其文明史观的核心内涵。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博士研究生刘洪洁的《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史观》一文，梳理了彭树智先生30多年来围绕文明交往所进行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与系统研究，指出彭树智先生对文明史观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以“文明交往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上。西北民族大学刘英教授提出了“历史冲突论”问题，她的《“历史冲突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认识论》一文，从“冲突论”概念的渊源、“历史冲突论”的提出、对历史冲突理论的初步构建、“历史冲突论”理论的史学意义、“历史冲突论”理论的特点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梳理、论述构建、概括总结，认为“历史冲突论”完全能够成为同整个史学的对话工具。

（三）其他史学理论及观点的研究

南开大学韩琦教授的《拉丁美洲文明及其借鉴意义》一文，勾勒出了拉美文明动态形成发展的新图景――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拉美才出现了“新文化”――现代文化。河北师范大学刘雅军副教授的《美国国史叙事中的认同研究――以黑人史的兴起为中心》一文，分析了美国史书写模式、叙事框架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探讨了美国国史的认同功能和学术内在发展理路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调和。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曲阜师范大学邹翔副教授的《走近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梦霏的《追寻自然：从历史上的“督伊德教”到游戏中的“德鲁伊”》，河南大学胡浩副教授在《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思潮与犹太教科学运动》，社科院世界史所黄艳红研究员的《托克维尔与民主革命时代的历史意识》，西北师范大学杨鹏飞教授的《跨越时空的交流――与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对话》。

（四）世界通史教学改革与教学实践研究

高中新课程改革推广实施以来，高中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世界史作为历史专业的基础课，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青海师范大学张礼萍教授概括了课改后世界史教材内容的三个特点，提出了加强和改革世界通史教学的三项要求。她在《世界通史教学要关注高中课程改革》一文中认为，加强和改革世界通史教学，一是要突出世界历史由分散向整体化演进的发展主线，否则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世界历史发展线索和体系。二是把握史观教育在世界史教学中的地位，坚持唯物史观，学习借鉴“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三是注重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防止“知识碎片化”现象。滁州学院辜庆志教授的《世界历史学科的研究现状与改革之我见》一文认为，世界史课程体系改革突破的重点，一是确立生产力既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应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二是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三是认同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不强行对一切都贴上阶级或主义的标签。四是坚持具体分析，避免绝对化。五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国别史拼合为世界史，或抛开国别只有综述概括的世界史，都不可取。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6

关键词：德国音乐学；博洛尼亚进程；教学路径；教育模式；人文精神

德国在世界教育史上最先开辟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教学结合”的大学教育模式，学术自由，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德国大学的特色。音乐学这门发源于德国的学科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中，长期以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它的教育模式与人文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结合自己在德国长达17年的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在介绍欧盟“博洛尼亚教育改革”的基础上，以笔者学习过的维尔茨堡大学和工作过的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为例，就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与理念做一介绍，以此为中国音乐学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反思。

一、“博洛尼亚进程”下的德国音乐学建构制度

1999年欧盟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联合推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一“博洛尼亚宣言”。这一改革的目的是：整合欧盟的高等教育资源，育体制，最大化的推动欧盟各大公立大学的教育合作，提高欧盟与国际的竞争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计划到2010年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整体教育水平和科技发展。由于47个国家的参加，计划庞大，耗时漫长，因此该计划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cess）。德国作为欧盟的发起国与核心国，深知欧洲一体化的实施为提高欧洲整体与国际抗衡能力的战略重要性，而教育是提高欧盟实力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必经之路，对此德国义无反顾地推动“博洛尼亚进程”，并对其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推出，也是德国自二战结束后40年里的最大一次教育改革。音乐学这门在德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学科随着改革的推行，无论是学制还是考试制度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具体的措施是：

（一）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德国的教育犹如它的制造业属于慢工出细活。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德国大学的两级学制是硕士和博士，没有学士制，大体分为理科和文科两种。硕士学位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学习阶段，在积攒够学分后才可进行初级升高级阶段的考试，以及最后的毕业考试。通常硕士阶段的学习需要4-6年，但一般学生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造成延长学习时间的弊端，致使德国劳工市场人才短缺。“博洛尼亚进程”推出的三级学制，既3-4年的本科教育和1-2年的硕士教育，以及之后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类似美国的三段式体制。这个改革对于只想掌握专业技能，之后很快进入社会工作的学生提供了快速通道，也有助缓解德国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的市场需要。

（二）欧洲学分互换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简称ECTS）

为了使欧共体参差不齐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欧盟建立了容易理解的、统一的、可以相互比较、互认学分和学位文凭的体系，其中欧洲学分互换体系就是这一体系的基石。一个ECTS学分需要花费25到30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上课时间，课外作业和社会实践，老师辅导与考试。针对不同的学位对其学分的要求也做出了规定：（1）学士学位三年期180个学分，4年240个学分；（2）硕士学位一年60，两年120学分；（3）博士学位，没有具体的学分要求，通常是3-4年的全日制学习。学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应该在国外学习一学期。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除了学习一门主专业外，还必须选学与主专业不同的两门副专业。所选的专业跨度可能很大，即使主专业是音乐学，在一些综合性的大学里，在没有特别前提条件约束的专业范围内，选学理工科作为副修专业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笔者的同学主修音乐学，副修数学和哲学专业。通常情况下，以音乐学作为主专业的学生相对选修文科类的专业较多，例如笔者本人主专业音乐学，副专业神学伦理教育和德语作为外语。主副专业只是学习强度和要求上略有不同。这种制度为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对不同专业的学习，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交叉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主副专业，所以每个学生的情况也就不同，开学时学生要自己花一定的时间为其制定本学期的课程安排。完全没有国内的同班同学和同年级的概念。所有的学习计划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量身定做，有很大的自。

由于整个学习以学分制为主，每个学生所学专业又有所不同，所以没有像国内专门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课程按部就班的分阶段统一安排出来。除了专门给硕士与博士生开设的研讨课有要求之外，学士、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学生同时一起上课，尤其是同上研讨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考试要求不同而已。

“博洛尼亚进程”后，德国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以180个学分为标准的制度下，推出了不同的学习方案供学生选择，例如笔者学习过的维尔茨堡大学就有几种：（1）将180学分只用于一个主专业的学习，（2）用于两个主专业，（3）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的组合。对学士学位需要4年也就是240个学分的学习也做了相应的要求。硕士学位的学习方案也像学士学位一样，可只修一门120个学分的主专业，也可修两门主专业或是一门主专业加一门副专业。相对维尔茨堡大学来说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只提供180学分的单专业学习，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在详细介绍。

通过欧洲学分互换体系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同一个专业较容易的进行比对，为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学生在这个体系下可以自由的选择大学，为教师的交流也扫清了障碍。不同国家的高校间也可共同创建一个硕士课程，学生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大学共同颁发的学位证书，为培养跨国型人才开创了一个新的教育模式。

所有必修部分的课程，都可以在选修课部分深入和展开。在1-4学期时建议先选学“音乐史”的基础课程，以及“体系音乐学导论”和“民族音乐学导论”、“乐器概论”、“文化语境化”、“音乐与媒体”、“音乐与区域”和“音乐社会学”模块中的课程。对于模块“历史句式”课最好在学过调式必修课后再进行学习。

多种多样的模块选修课大部分放在3-6学期学习。在对音乐媒体和文化历史、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就可以通过应用音乐学提供的实践课深入到文化实践和具体的工作中。除此之外还要参加相应的学习小组为毕业论准备。课程中有一半必须有考试分数，剩下的没有具体分数只是考试通过与否来评定。论文必须是有成绩的。在选修课中一共要写8篇论文，3个有分数的课堂记录，在那些除了没有分数要求的讨论课上也可以以写论文的形式代替课堂记录。如果学生完成了考试要求之外更多的带有分数的考试，将选取11个最好的考试成绩作为总分。至于学士的毕业论文，一般必须在考试中心申请，从申请之后算起8周时间内必须提交论文，毕业论文字数要求在65000到80000字之间。

硕士120学分由必修15学分、选修75学分和最后的毕业论文20学分以及口头答辩10分组成。前提条件是：（1）大学毕业（通常学士180个学分或者等同的成绩）或者即将毕业的学生，在申请时已有120个学分或者最迟在硕士的第三学期入学时出示证明。（2）必须在历史音乐学，和/或者体系音乐学和/或者民族音乐学领域已有10个学分，在音乐学和/或者音乐教育和/或者在音乐专业（例如，乐器，声乐和乐理）板块有20学分。满足这两项条件可申请硕士学习，无需入学考试。前3个学期的必修课是研究生专门的研讨课。除此之外，在覆盖24个学科模块以及一个职业实践模块和一个其他专业模块的总共26个模块中必须选修15门课程。每个学期要完成30个学分的学习，一般安排是1个模块的必修课和5个模块的选修课。第4学期主要是毕业论文的写作和口头答辩。24个学科模块要涉及5个不同的学术视角，既历史、作曲技术、文化与交叉文化、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或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重点选择去发展。一个必修模块。15个选修模块，一个职业实践模块和一个其他专业模块总共18个模块都要通过考试完成。其中一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的考试必须以有分数的论文形式完成，其余的15个模块的考试形式多样，不必有分数。在此也提供机会在必修和选修课部分中可以选择多个有考分的课，最后的总成绩则可选各科最高分来计算。

对于3-4年全日制的博士没有具体的学分要求，但是在申请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完成6个高级研讨课的口头报告和论文写作，每篇论文必须在25-30页之间，口头报告30分钟。只有通过后才允许提交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被学术委员会认可后可进行论文答辩。当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后，才可得到博士学位证书。由于很多人博士论文不能及时出版，所以出现即使博士论文和答辩通过也不能马上得到博士学位证书的现象。由于繁重和严格的要求。一般在德国的博士学习3-4年很难完成，通常情况下需要6-8年，这也导致了很多人无法坚持，半途而废的局面。与国内博士学习不同的是，在德国没有博士入学考试，学生只需提供硕士学位证书以及提交导师一份非常详细的课题研究计划书，如果通过就可入学。

从课程的设置、安排和学分要求上，可以看出选修课在整个学士180学分和硕士120学分的学习中占了主要比重。这充分的说明大学有足够的实力，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满足学生的兴趣要求，将培养有个性差异，独立学术人格的学生放在首要地位。正是由于以科研带动教学，鼓励扶持老师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的创新研究，才可以在课程的不断更新，资源的积累上满足学生的需求，使得供需环节达到良性循环。

（四）以著作论文为主的学习教材

由于上课的内容以老师的研究为主，所以每门课上很难找到统一的教材，而是做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诸如学术专著和各种论文。通常在课程开始时，老师会发给学生与这门课相关的参考文献，少则三五十个条目多则百种不等，阅读书单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课程本身，对这门课有启发的书籍和论文也会被收集进来，跨学科的特点非常强烈。老师会对参考文献逐一作出介绍，也会对该领域当前的权威人士，研究水平，关注重点等等进行综述。

在涉及经典原著的课上都是围绕问题进行原著选读，并作课堂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材被与之相关的大量针对性强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替代，一两本教材的观点和知识含量被多角度和富于思辨的学术文献覆盖。其实这种大量阅读文献的要求在中学就以开始，因为德国的中学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全国材，而是各个中学由老师自己从种类繁多的教材中挑选和编写符合自己学生情况的教材。甚至国内统一的高考在德国也不存在，除了巴伐利亚州统一的高考制度外，其他各州的高考都由中学自己负责出题和考试。

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在课下不做大量的阅读，就无法参与到研讨课上的讨论中来。所以广泛大量阅读是德国大学的特点，课前准备，课后复习是学生必做的功课。由于没有材，反而扩大了获取知识面的可能性，调动和锻炼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能力，在每一节课中练习着查找，阅读和逻辑分析的能力。

（五）从理论到实践为主的应用转化

为了教育兴国，重整普鲁士雄风，洪堡在当年建造柏林大学时。就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以致用才会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提出了“实习”这样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学习方式。“博洛尼亚进程”更是将培养学生的重心放到应用性人才上来。在笔者工作过的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从2006年起将音乐学专业与音乐教育合并，推出德国唯一一所提供“应用音乐学与音乐教育学”专业的大学。

在这个课程设置中，突出的一点是一方面音乐学与音乐教育专业的结合，另一方面的重点是课程的应用。所谓的应用重点就是学生在学习期间，通过项目实习获得实际能力的考验――例如独立掌握乐谱制版，音乐会的组织策划，实施介绍音乐的项目活动或者自己创立一个网络视频节目等等。除此之外，在第一学年学生就已经与相关的职业实习单位取得联系，做过一个小实习并且在第5学期的实习学期中完成工作实践。音乐学和音乐教育的结合不只是为了很多德国音乐厅和歌剧院新近推出的教育计划或者介绍音乐的节目而显得重要，学生们在这里一方面从老师那里学习如何将他们的知识有目的的传授出去，另一方面在掌握了两个专业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使之相辅相成的利用起来。

“应用音乐学和音乐教育”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包括：（1）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2）音乐教育方法与理论导论；（3）贯穿学习期间的音乐表演；（4）职业实习；（5）交叉学科的补充。课程的设置力求根据学生对音乐相关活动的兴趣，结合科学理论，音乐实践，以及通过对音乐活动的策划，项目实践和实践学期中的职业培训完成。

除了以上的领域外，学校还为学生配置了自己的电脑音乐实验室，学习合成器的使用，各种音乐软件的操作，录音录像装备的使用等等。尤其那些在学校或业余时间一直与音乐表演打交道的学生，可以很好的演奏一种或两种乐器的学生，让他们的音乐实践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为了落实“博洛尼亚进程”中，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这一改革措施。老师在学期末时，会对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今后想听到的课程内容。在整个教学计划中，还有一项是学生直接参与到科研项目中，例如在笔者2013年开设的民族音乐学课程“传统音乐与音乐工业”中，就将对巴伐利亚国家广播电台传统音乐频道的调查项目交给学生负责。学生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到对该栏目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收听率的调查、听众的反馈等等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并直接参与栏目的播出，整个项目调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的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

同样维尔茨堡大学在4/5学期也有相关应用音乐学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参与到与音乐有关的行业领域的实习中。例如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音乐厅/歌剧院、书籍与乐谱出版社、音响工业、文化机构、职业学校和大学。

结语

以上是“博洛尼亚进程”后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的一个简短梳理。虽然德国作为此项改革的发起国，坚定的推行这项计划，并对自己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调整，但之后的反响并不令人满意。在这项计划推行后的几年，欧洲各地大学就纷纷出现了大学生抗议游行的事件。奥地利与德国这两个原先教育体制基本相同的国家，大学生们对“博洛尼亚进程”的三段式体制提出强烈不满，认为将原来4-5年的学习内容压缩到3年，学生疲于应付考试，缺少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消化内容。原先一直推行的主副交叉跨学科专业学习越来越被单科学习所取代。同时大部分人质疑这种以市场化为导向，只注重成绩和结果的教育是否已经偏离了教育的目的。虽然“博洛尼亚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他的弊端和问题，但就笔者的观察，这一改革并未动摇承载德国教育体制的核心思想和驱动力――“人文关怀”。

通过对德国音乐学教育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国内大而全的，单一的通史概论课相比，德国音乐学注重小而精的，灵活多样的专题选修课；与国内老师讲，学生听的大课相比，德国注重学生参与的研究讨论课；与国内教材的统一，全面性相比，德国更注重学习材料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与国内注重知识点的学习和掌握相比，德国更重视的是学生综合研究能力的培养。而这种教育管理制度和学科的建设没有围绕个人价值，自我意识，自我超越等等人文思想是很难展开的。正如德国著名音乐学家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在他的旷世名著《西方音乐》一书的自序中提到的，他书中的音乐史并非是尽最大可能完满地写书本里的东西。而是他多年来自己与历史事件打交道后的体验音乐史，“最后是体验音乐史所促发的反思”@。在提到他书中强调主观介入，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时，他写到“科学不允许错误，谬误，出轨，任意和曲解，它们（在科学里）没有机会，但科学也许容忍有人出来抵制作为最高箴言的所谓客观”。我想这种尊重研究者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思想环境也许是造就德国大学涌现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一个原因。就像中国哲学家邓晓芒认为的那样，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好奇心上的。当人将自己的好奇心作为探索的目标时。才有自我超越的可能。

除此之外，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德国大学老师传递给学生的工匠精神，精炼有效的大学行政管理机构，设施一流，服务周到的图书档案馆，丰富灵活的交叉学科学习，全民读书，资源共享的社会意识和自我反思的公民责任感等等，这些也都是促成德国教育长盛不衰的条件，也是成功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

今天，当笔者多次被国内的同道们问及德国的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安排和教材等等问题时，都不能马上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因为我的回答是：“没有统一课程表”，“没有材”，“没有学士、硕士和博士统一课程”。这样的回答都满足不了同道们的提问，就像没回答他们的问题一样。当我多次解释德国教学管理模式的操作流程之后，不得不开始思考，为什么德国的这种模式很难与中国的对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只是规章制度及操作环节上的不同吗？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7

著名的史学大师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4卷本《吴泽文集》。其中，对吴师公开出版、发表的成果作了一个统计。统计显示，他的个人专著有13部，主编的著作有7部，论文达200余篇。其成果之丰硕，可谓“等身”。其间，从30岁至45岁就出版个人专著11部；80岁高龄时，又还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个人专著《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89岁米寿后，又出版了4卷本的《吴泽文集》，总字数达166万；70岁前后还另辟新的研究领域，即华侨史、客家学和通俗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

吴师出生在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村家族，祖父英年早逝，父亲也在他两岁时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之下，艰难成长。7岁时，母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以后转到镇上新办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那里，开始接触到算术、绘画、手工、体育等一些新式课程和相关新知识。由于有亲戚的帮助，此后还曾转到无锡和常州的小学读书。15岁那年，他读完高小，成功考入常州中学。读完初中，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高中毕业以后，又顺利考进北京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李达教授，攻学经济学专业，其间还学习了黄松龄、吕振羽和杜叔林等一批进步教授开设的课程。这对吴师来说十分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讲的：“正是在这些进步师长的指导和关心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一步一步地走到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来。”1937年大学毕业。从进入大学阶段以后，就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吴师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追求，不懈努力，从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一步步走过来，最终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师从事史学研究70余年，在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古代东方社会理念研究等一些领域，均有卓著成就和突出贡献。这里仅以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为例。郭沫若首创殷代原始社会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有阐述。吕振羽则创立了殷代奴隶社会说，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作了论述。吴师在他们的基础上作了深化性研究。他在大学时期就对中国原始社会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劳动季报》、《文化批判》一些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尧舜禹禅让说释疑》、《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等论文。大学毕业那年，还完成了《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书稿。以后，又完成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并于1944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这些成果的公开面世，使中国古史分期更为清晰。即尧舜禹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夏是家长制奴隶制时代，商是奴隶制社会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融入了《中国社会简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两书之中，使中国历史的表达更为科学和真实。

“”期间，吴师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蒙受了10年的不白之冤。批斗、限制自由接踵而来，还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可是，他探究学术问题、追求真理的精神仍存，笔耕不止。在生病住院期间，吴师利用稍有自由的时间，坚持写作，把平日里有关《新唐书》中的《藩镇列传》和《方镇表》的笔记，略加整理，写就了《考校记》一文。以后，还扶病撰写了《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一文。“”结束后，这些成果先后问世，与读者见面，得到一致好评。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吴师还是探研不断，其精神不能不使后生折服。

“”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吴师及时把握这一时机，在古稀之年开拓了华侨史、客家学、通俗史学等领域。这里以华侨史研究为例。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支脉纵横的伟大民族；秦汉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分布到世界各地的广大海外华侨，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分布在五大洲，足迹遍天下，显示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博大气派，而且还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我们中国学者在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中，长期以来都一直没有华侨史的专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吴师努力拓荒。1982年在上海筹建了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并担任会长。在此前后，还致力于华侨人物的研究，开设讲座，编辑史料，培养研究人才等。另外，还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等论文和主编出版了《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侨史研究成了他晚年学术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把史学研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学术上的大是大非结合在一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泽修二抛出了《支那社会构成》等书，鼓吹地缘政治和人口史观，认为中国社会停滞，只有通过外力入侵，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公然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理论支撑。对于这种反科学的法西斯理论，吴师及时进行了反击，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论文进行驳斥。以后，还专门写成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一书，从理论上更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彻底地反驳了这一侵略的谬论。另外，吴师深化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是针对当时“新生命派”和“动力派”阵营中的人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而作；《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一文则是在“”期间针对“评法批儒”的歪风而写等等。这样，吴师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了时代性，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

吴师的史学大师地位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肯定。他负责参与创建了中国史学会和上海历史学会，先后担任中国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的党组书记和副会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担任了首任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结束以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

著名的史学教育大师

吴师的一身与执教相伴。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就在重庆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和大夏大学等高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转到贵州、赤水大夏大学任教。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他也携家来到上海，继续在那里从教。解放以后，经过1951年院系调整，继而在大夏大学的后身华东师范大学施教，直至1998年离休。史学教育也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坚守教学岗位的同时，还兼任教学领导职务。解放以后，他先任大夏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建立后又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和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就是在管理岗位上时，吴师仍坚持为学生上课，身先士卒，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从吴师的教育中受益的学生有许许多多，其中本科生的人数已无从统计，而在1978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培养的博士生人数还可计算。那以后，他始终担任着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的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十多届近40名先秦史、隋唐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吴师培养的学生在许多岗位上任职，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管理岗位上的部、局级领导；有教学岗位上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有研究岗位上的研究员；有法律服务岗位上的高级律师等等。吴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因此，对他的这样评价一点都不过分：吴泽教授“终身从事高教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的英才”；“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研究生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1990年幸运考取了吴师的博士研究生，有幸成为他的弟子。从那以后的三年学业，深得他的教诲。那年，他共招收了三名博士研究生，年近80高龄的他每周仍坚持给我们上课，一次课便是半天。吴师上课不用讲稿，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各种史料运用得当，马列警句信手拈来。因此，每次上课都给予弟子很大的信息量，使吾辈受益匪浅，留下深刻印象。

他对我们这些博士生还严格要求。记得进校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就提出在读期间的各种要求，关于学业问题，特别强调，博士论文的字数在20万字以上，毕业前发表万字以上论文两至三篇。还专门解释了博士论文字数在20万字以上的理由。他语重心长地说，低于20万字的著作太薄，不厚重；你们宁可在校期间辛苦一些，把博士论文写得好一些，成熟一些，免得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再作补充，再花费时间，而那时你们的时间更宝贵了。我们三位博士生都按他的要求努力，并顺利毕业。

吴师课内课外都十分关心学生，给予许多教导，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吴师教导我要治学严谨。他经常说，史论要结合，运用史料要准确，要重视利用最新发现的资料，文章的逻辑性要强等等。先生多次提到因为运用史料的错误，以致有些学者论文的观点不堪一击的教训。他认为，有的文章史论脱节，没能做到论从史出；特别是有的作者在使用史料时不严谨，出现了由以后的资料来证明以前的事实的情况，导致论文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他多次教导我，一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做学问就应有科学、严肃的态度，不能马马虎虎、草草了事；论证一个事实，—定要准确把握史料，仔细求证；不成熟的论文，宁可不发表。吴师的这些教诲，对我一个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来说，教益很大，终身难忘。现在，我自己也指导博士研究生了，也把吴师的这些教诲告诉他们，让他们同样受益。

吴师教导我要重视史学中的理论问题，特别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告诉我，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用她来指导研究历史和史学问题，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正确地解决史学问题。在确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古代东方法研究》时，还专门给我讲解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关照我一定要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古代东方法，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事实证明，吴师的教诲完全正确。我遵循他的教诲撰写了这一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以后，论文还得到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于1996年公开出版，为法律史的研究再砌一砖。

吴师还教导我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践，千万不要做书呆子。特别强调爱国的知识分子应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投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知道我来自政法院校，以后仍回政法院校工作，所以他对我的期望主要是要为中国的法制和法学教育事业尽一份应尽的力量。他还联系自己在解放前的革命经历，讲联系实际问题。那时，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他尽心为党工作，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他表示，今天已无这样的危险，更应为中国的事业努力。吴师的教诲一直在指导、激励我，使我深受启发，鞭策我前进。他就是这样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孜孜以求，贡献卓著的著名史学教育大师。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大师

吴师学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把史学变成了科学，正确反映了历史。因此，把他称为“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名副其实。

吴师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过程。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自小就对世间的不平，特别是对当时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在上海读高中期间，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报刊杂志，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一大堆名词及其相关知识。到北京上了中国大学以后，师从李达、吕振羽、黄松龄、杜叔林等一批被称为“红色教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有机会较为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听了李达的《政治经济学》、吕振羽的《中国经济史》、黄松龄的《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杜叔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一些课程，很受启发。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吴师养成了系统阅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习惯，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中。

吴师的研究成果总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光芒，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灵魂。《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一书是他长年来研究东方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前期成果《建立中国式的东方学》、《（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古代东方社会史研究》、《论五种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相关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问世。其中的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三个组成部分，但社会经济形态则是基石。此著作总结以前研究之大成，是_个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为指导，专门研究东方社会经济形态运行规律和特点等的重大研究成果。

他的大量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政权处在摇摇欲坠之中，有些学术界人士幻想在和共产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发展和前途的大事。吴师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武器，引古筹今，先后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了《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保皇思想的堕落再堕落》、《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等一系列论文，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实践为例，论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和维新都行不通；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吴师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为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依据。

吴师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奋斗。就在北京读大学期间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进犯我国的华北地区。此年的6月，国民政府派遣亲日的何应钦，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华北、察哈尔地区的因此而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北平的大、中学生得到此消息，义愤填膺，毅然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二·九”学生运动。吴师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经历了一次抗日爱国运动的洗礼。翌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更为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师从大学毕业，几经周折，回到故乡常州。此时，他的抗日热情倍增，与几位旧时同学共同创办了《抗敌导报》。此报全力“宣传全民族抗日，并指划抗日救亡之策”，以激励民心，弘扬民族气节。在创刊号上，他专门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文，对国民政府当局有所指责，因此而被捕受审。经亲友的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回家的当天晚上，便写就了《庭讯》一文，寄给当时在《金陵日报》任职的朱穆之，很快见报。文中揭露了在狱中受宪兵司令部审讯的答问，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看法。抗日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解放战争爆发后，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吴师任教的大学内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由于他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治学而著名，成为国民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屡遭特务的盯梢、抄家，甚至通辑。此时，吴师已于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一位地下党员的身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理论阵地，在教育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紧张努力地工作。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8

作者简介:王廷信(1962- ),男,汉,山西河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戏剧广播影视)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学学会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

What Should Artistics Consider?

-Summary of the 5th National Artistics Symposium

WANG Ting-xin

2009年6月27日到29日,由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和《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共收到83篇论文,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艺术学原理与艺术美学、艺术史与艺术遗产以及艺术学学科建设与艺术学专业教育中的三大问题分组进行了研讨,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一、艺术学原理与艺术美学的深入认识

在艺术理论与艺术美学专题研讨中,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指出艺术因界限而独特,艺术门类的界限具有延续性和可变性。艺术不指向现实世界,不能把现实生活等同于艺术,不能用现实逻辑推断艺术作品。广西艺术学院黎珏辰讲师从艺术的本质及功能探讨了当代社会“艺术的非艺术化”或“艺术的亚艺术化”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孙晓霞博士运用语境理论对艺术日常生活化的语境特征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发现艺术日常生活化并不是真正回到生活的艺术生产方式,更多是一种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生产方式的强化。深圳大学文学院黄永健教授认为,艺术存在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人的感性存在,在任何情况下,艺术都具有自我存在、自我圆成的自洽性。

郑州大学张月教授认为,观念对艺术形态的建构比技术更加具有不可或缺的内在作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高迎刚博士强调了技术本身的艺术价值,认为很多艺术行为本身就是由技术构成的。山东艺术学院文化学院院长田川流教授探讨了艺术创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林少雄教授以世博会为例,探讨了视觉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概念、特质与功能。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方丽晗博士认为机械复制技术的重复性、保存性和批量性对现代艺术的观念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批量性”作用于部分设计艺术,并促成了“时尚”概念的形成。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杨道圣博士认为,艺术本身就是时尚的一部分,将时尚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对于时尚研究的需要,也是对于艺术重新审视的需要。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季欣博士探索了对商业空间进行艺术美学可能研究的重要意义。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甘锋博士通过对洛文塔尔传播论文艺观的解读,认为洛文塔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这两个颇具传播论色彩的理论范畴,从而开创了在文艺与传播的“力场”中把握文艺的本质的文艺研究范式。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章旭清博士认为,在媒介资本轨道中,艺术传播危机表现在艺术传播主体的身份焦虑危机、艺术文本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和艺术受众的审美期待危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跃峰博士探讨了艺术与当代媒介之间的关系。山东艺术学院文化学院刘家亮讲师、王咸恺讲师对媒介美学进行总结与思考,以麦克卢汉传播学思想为切入点,提出媒介美学研究的理论支点。

中国作协《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编审认为,悲剧可以培养人的历史意识、担当意识和超越意识。既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也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李德仁教授认为,人类审美是艺术生命的原点,不能脱离审美来认识艺术的起源。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教授康尔博士提出应把艺术创作论提炼、整合为创造学的观点。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余志鸿教授提出从结构主义角度解析先秦艺术的方法和思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沈亚丹博士后以“形式”为例,指出在跨文化艺术比较中对相应的概念内涵进行动态考察的重要性。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副教授探讨了古琴曲与中国画的异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赵天为博士探讨了中国古代绘画与戏曲的交融特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徐习文博士对艺术史家邓以蜇的艺术学思想进行梳理,指出邓以蜇的思想对艺术学研究有着启示意义。

二、艺术史与艺术遗产的深入研讨

在艺术史的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博士提出在开掘中国艺术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注意借鉴西方国家艺术史研究的积极成果,力争创建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史观念和方法,推进现代形态新的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常宁生博士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艺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艺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徐子方博士提出中国艺术在元代完成了根本性转型,建立在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元代艺术宣告了中国近古艺术时代的到来。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兴教授提出艺术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趋向。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夏燕靖教授围绕艺术史脉络结构由“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转变,从“社会发展史”到“艺术史”的脉络结构转变这两个基础性专题问题展开讨论。山东艺术学院文化学院李丕宇教授提出在文化遗产中发现和研究艺术以及重建艺术史的方法和思路。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赵晓红博士后全面论述了宋代艺术的人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吴惠娟博士探讨了唐代舞蹈活动的多元化特点及其审美特征。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郁火星博士探讨了南宋山水画的结构及其风格演变历史。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车文明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戏台规制的考察来研究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的规模。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于兰博士由中国的崇玉之风探讨了中国先秦玻璃艺术的发展历史。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郑立君博士探讨了汉代画像石图像的布局方式。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五方佛彩塑为例,认为五方佛是辽代末期的造像,属于唐五代以来五台山华严密教思想影响及社会动乱的产物。此外,来自山西的代表还针对山西稷山青龙寺壁画、繁峙岩山寺壁画、稷益庙壁画、王家大院石雕的艺术形式和在艺术史中的地位进行了考证和探讨。

在艺术遗产的研究方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陶思炎指出,纸马作为祭祀用的民俗版画,传承千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生活信息,及时普查、抢救与保护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任务。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宇教授提出应当在田野中发现艺术,即在文化遗产中发现和研究艺术,重建艺术史。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卢志红教授提出利用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的设想。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韩军研究员针对山西民间艺术遗产保护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程万里博士认为,汉代瓦当中的四神造型艺术集中体现了汉代艺术的博大、古朴和浪漫色彩,折射出彼时社会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因而值得花大力气进行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任孝温博士探讨了文化产业视野下昆曲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对策。

三、艺术学学科建设与艺术学专业教育的深入探讨

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面,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观的可能性、思路和方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席凌继尧教授提出应当把应用艺术学纳入到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并指出应用艺术学最现实的研究领域就是正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彭吉象教授认为,应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培养有文化修养的艺术人才,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梁玖博士积极主张以寻求中国艺术学学理、加强中国艺术学学术、完善中国艺术学评价几个主要策略为路径,促进中国艺术学精确度品质的形成。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星教授对当前艺术学研究现状做出深刻反思,提出当下艺术文化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认为不能脱离现代产业生存来研究艺术学。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王亮教授主张立足于人文学科的独立品格,合理借鉴艺术哲学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着力解决艺术的现实问题。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金丹元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21世纪,“艺术哲学”自身的严肃性和使命感始终不能缺席,它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命脉之一。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轶南博士提出探索艺术学的修辞学向度将对我们当代艺术学哲学层面的纵深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于向东博士提出建立宗教艺术学的思路。他认为,作为艺术学重要分支的宗教艺术学研究体系应包括宗教艺术志、宗教艺术史与宗教艺术原理的研究。大连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李倍雷教授认为,比较艺术学的“视域”中的各种“关系”构成了比较艺术学研究的客体,是决定比较艺术学本体的根本。因而我们得出比较艺术学是本体而不是方法的结论,并基于此才能在学理上建立比较艺术学的框架与体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李心峰研究员针对当前艺术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加以深入探讨,提出艺术学的学科升级、外延扩张仍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在当下,艺术学的“内涵发展”更为关键。

在艺术学专业教育的研究方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贾涛教授提出了艺术学研究生培养在基础理论与技能实践、中西艺术侧重点选择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杭州师范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李荣有教授提出应淡化行政分块管理机制,强化学科体系的自我调适机制,形成各级各类学校人文艺术教育多元一体模式的和谐同构为宗旨的发展战略。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蓝凡教授针对当前艺术学硕士论文指导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系主任马卫星教授详细剖析了艺术学专业教育中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的问题,提出应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使得现有艺术学专业教育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教育成果最大化。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邢莉博士提出从建立艺术学基本学术规范出发,缓解当前艺术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乃至艺术学人才培养遭遇的种种困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任也韵讲师认为,当下中国音乐艺术教育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关注和深入研究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认识其现实困境和发展前景。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9

（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秘书处2020年11月26日）

2020年虽然突然遭遇新冠病毒肆虐，我会上半年工作开展基本停顿。但是下半年疫情稳定后，我会马上按照新部署、新计划，稳步有序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活动，现将有关工作列举如下：

1、2020年11月18日，张国雄、刘进联合撰写的论文：《侨批：见证侨胞家国情怀，体现文明互学互鉴》，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专刊。

2、2020年11月4日，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保护活化研讨会举行，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专家学者代表刘进、石坚平、罗达全、黄志强等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向江门市有关部门提出可行性保护意见、建议，为进一步保护、活化银信资料提供决策依据。

3、2020年10月，我会副会长黄柏军应邀出席第十二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该论坛由湖北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合主办。黄柏军在会上宣读论文《辛亥革命志士朱赤霓其人其事》，该论文入选本次论坛论文集。

4、2020年7月，暨南大学黄卓才教授团队侨文化研究台山基地在台山市三益碉楼银信博物馆落户。黄卓才教授是台山籍侨史研究专家，台山市三益碉楼银信博物馆由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李柏达创立，这是高校专家团队和基层侨史研究者的结合，是侨史研究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有意探索。

5、2020年10月，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接待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高伟浓教授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邬一帆博士一行来访。黄柏军、苏洛其两位副会长陪同来访学者深入鹤山市鹤城镇智利村，走访村民、采访归侨，专家认为当地村民120多年来旅居智利的侨史故事很有代表性，是不可多得的侨史资源，应该引起重视。

6、2020年9月，江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换届改选，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刘进当选为新一届江门市社科联副主席，副会长黄柏军、石坚平当选为新一届江门市社科联委员。

7、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专家学者协助江门市侨联审读《江门市侨务强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向江门市委、市政府提出意见建议。

8、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谭金花立足开平市、团结当地侨史学者、依靠开平市侨联的支持，准备申请筹组开平市华侨历史学会，这是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社团组织向区（县）延伸的探索，经验值得总结。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0

德布罗意出生于法国一贵族家庭，但他一生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德布罗意从未结婚，一辈子单身，他后来卖掉了贵族世袭的豪华巨宅，选择住在平民小屋，他深居简出，从来不休假，是个标准的工作狂，他上班喜欢步行。或搭巴士，不曾拥有私人汽车，他对人彬彬有礼，绝不发脾气，是一位贵族绅士，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钟爱的科学事业。

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起初却是一位文史爱好者，德布罗意父母早逝。他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代显示出文学才华，18岁开始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历史。并获得历史学学位，后来一次会议改变了他的一生，1911年，他听到作为第一届索尔维物理讨论会秘书的莫里斯谈到关于光、辐射、量子性质等问题后，激起了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他读了庞加莱的《科学的价值》等书以后，他决定开始研究理论物理学，1913年，他获理学学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布罗意在埃菲尔铁塔上的军用无线电报站服役六年，熟悉了有关无线电波的知识，他的哥哥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是X射线方面的专家，拥有设备精良的私人实验室，德布罗意从他哥哥那里了解到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关于量子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引起了他对物理学的极大兴趣，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德布罗意终于放弃了研究法国历史的计划，选择了物理学的研究道路，并且希望通过物理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