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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4:13:45

社会范文篇1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想来那大概是出于对改革的“爱护”，同时也是因为不少人都比较相信“补课论”，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後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原始积累”那一课不得不补。事实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发革命，或因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导致改革流产，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少见。前者如沙俄时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一点，则显而易见，“社会不公”不唯是引发1989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国近期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这些历史事实提示我们，即使不考虑改革的价值目标、而仅从其成败着眼，也不能不把“社会公正”问题列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公正”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畴。

从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分野的角度看，如果借用赫胥黎的术语，则“公正”或“正义”显然是对“自然的过程”的一种超越，属于“伦理的过程”。因此不言而喻，“公正”并非属于“实然”、而是属于“应然”的畴。

在汉语中，“公正”与“公平”、“正义”的意义相近。不同的是，“公正”常用于评判是非功罪，“公平”常用于评判交易，而“正义”则常用于评判伦理道德。在中文的字面上，所谓公正就是公而不偏，举凡评判是非功过或赏罚予取，遵循公众认可或代表公众意志的准则而不偏私，方可谓公正。就此而言，汉语中的“公正”与英语中“JUSTICE”的字面意义有其相通之处。後者是指：相关双方中的每一方，在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社会公正”所要规的，不是个人之间、而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求各利益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可见，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原则的区别（某些自由主义者根本否认“社会公正”的意义，这暂不予讨论）；两者都是与“特权”和“歧视”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只是给出了关於“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形式定义。这种定义虽然指明了“权利”和“义务”应当彼此相称，但并没有揭示“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质内容。不过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把“义务”理解为一种必须让度的权利，则“公正”与“社会公正”所共同蕴涵的，就是“权利的平等交换”。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谓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作为一种规性的畴，“公正”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易解决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不论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或自然，都不能使“公正”得以在人世间自然地实行。一方面，如上所说，“公正”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也绝不可能为言行公正的个人乃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提供适于生存的优惠。另一方面，人性也从来都并不完美。正如卢梭指出的：“从人的方面来说，正义（按即“公正”）没有自然的责效，故不能在人世实行；盖正人以正义待人，而他人不以正义待他，便是恶人受惠，正人遭殃了。”4

“公正”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抽象原则的“公正”，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地加以反对，但是对于“公正”的标准或具体内涵，正如对于所有的“应然”、即什麽是“应当”和什麽是“不应当”的问题一样，人们的回答往往人言言殊，无论谁人都很难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都信服的答案。在攸关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之切身利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上，尤其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公正”从来都只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美妙幻想。因为，既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或国度，“公正”总是被公认为一种高尚的美德，一种应得到普遍尊崇的准则，那就表明，“公正”本身是深深地植根于普遍的人性之中。卢梭说：“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5照笔者看，这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公正”源于人性，因而归根到底是与人性相一致的。

正因为“公正”源于人性、与人性相一致，所以人才可以依据这一“绝对命令”而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凭借理性为自己创造出某种借以实现“公正”这一价值或理想的“手段”。按照卢梭的看法，“社会契约”、“法律”和“政府”等等，便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的一般“手段”或“工具”。他说：“倘使我们能够直接承受神感，那我们自然无须有法律和政府了。无疑地，世间有种普遍的正义是来自理智的，但这种正义，欲得大家承认，必须是相互的。……故社约和法律须使权利和义务相关连，并使正义应用其对象。”6

事实上，至少在现代的条件下，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对各个人、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且具强制性的界定；只有政府，才拥有“使正义应用其对象”的正当权力，因而也才可能强制性地使“公正”或“正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责效。然而，法律和政府只是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要使“法律”和“政府”能够真正成为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手段或工具，还须具备下述两个前提：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第二，政府必须“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对于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性，已经为今人所公认，这不拟赘述。然而，如果一部法律本身缺乏公正性的话，则它必将导致波及全社会的系统性或制度性的不公正。所以，法律的公正问题，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笔者看来，法律本身的公正性虽然涉及多种因素，如时代、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其关键却在“平等”。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下，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公正，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其是否体现并贯彻了普遍平等的原则，即它对每一个人是否都赋予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或阶层，也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社会集团(包括政党)或群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部法律是公正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在此种意义上，正是“平等”构成了“公正”的实质性内涵，因而“公正”在本质上是与“特权”和“歧视”相对而不相容的。

然而，法律上的“平等”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保证人们实际上也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如财产权等等）。要使这种“形式的平等”能够成为“实质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不仅要求执法者依法行事，而且也要求整个社会和每一个适法者本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那末，即使法律本身是公正的，所谓公正也仍然可能是徒具虚名，或者至少是名实不尽相符。

自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在“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者之间各执一端，才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公正观；其间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产权制度的问题上，便形成了主张公产制——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主张私产制——自由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对立。

尊重私有产权并着眼于形式平等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公正得以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的问题。这在形式理性（按，这指确认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理）的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从社会统计的平均结果看，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换”或“公平交易”，也确实是在不断重复的自由交易中才得以实现。问题在于，人们在劳动市场上所交换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这还涉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和货币“平等交易”的背後，就可能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掩藏着“人对人”的奴役！而如所周知，这种通常表现为超负荷的经济压榨和超经济的人身奴役的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普遍存在和怵目惊心的。这乃是私产制的自由经济既无法回避、也不可能自然（没有政府干预）地解决的一大难题。否则，它在历史上也就不会长期遭遇社会主义的挑战、乃至共产革命的威胁。如此简单明的事实，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不可能看不见，他们显然是主张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采取“默认”、或者不如说“容忍”的态度。

与自由主义者截然相反，作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最激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公正，采取彻底批判的、革命的立场。在他看来，法权上的公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反对封建特权的进步意义，但那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公正，因为真正的“平等交换”只存在于有产者之间。他还认为，由于这种形式的公正掩盖了实质的不公正，因此说到底，它是狭隘的、甚至是虚伪的。马克思关於社会公正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於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认为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无产者进行“剥夺剥夺者”和实行公产制的共产革命，不仅天经地义、公正合理，而且是彻底根除现存一切实质的不公正，进而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或唯一方式。这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虽然有其价值的合理性，但历史已经证明，实行公产制——计划经济的後果与其所设定的目标（其中也包括它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在内）相去太远！

有趣的是，马克思当年曾预言和期待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并没有发生，然而这些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不仅没有坚执于对自由经济的迷信，进而对自由经济下存在的事实上不公正的问题采取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反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适度的国有化、涵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险体系的建立等等，就是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以弥补市场和原有法律对于实现和保障“社会公正”之不足的比较成功的例。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设施，为实现劳资之间真正的“平等交换”、从而也为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正”提供了客观的必要保证。这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方式，亦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

这种方式还表现在一些非法制化的层面上，如某些劳资纠纷的调解、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要通过政府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以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公控制在为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容忍的围内，从而达到相对社会公正的目的。我们将这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称作社会契约的方式。

叁、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大量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与其特有的社会主义遗产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遗产在中国大体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是与上述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第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笔巨额“国有”资产和一个以“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不仅直接反映着改革的领导者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界定，而且广泛地制约着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也直接地触动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影响着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每一个人对改革的目标、政策和实施方案及其实际後果的评价。也因之，人们判断“改革是否公正”，主要就是看在处理或分配社会主义遗产的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各个人在改革中的“实际所得”与其“所应得”、“实际承担”与其“所应承担”是否相一致。

平心而论，在关乎“社会公正”标准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原本是情理中事。我们似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问题在于：从八九年那场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不公”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之日起，当局便公开表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倒和反对贪污受贿，以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不公的决心，此後他们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什麽自九十年代以来，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的现象却反而日甚一日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答案主要应当从改革的失误中去寻找。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之所以会发展到目前这麽严重的局面，根本的原因，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遗产的问题上，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认可的关於社会公正的标准；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也便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积累和日益恶化的过程。

依据笔者的观察，改革的这一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此亦引发了与之相应的四种社会紧张或冲突。

第一，寻租现象泛滥。回首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间曾出现过叁波令人瞩目的寻租浪潮：第一波始于八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官倒横行”是其最遭人垢病的後果。第二波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或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方式对国企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这波浪潮的神奇效果之一，是将寻租的围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第叁波，则彪兴于九十年代的“炒股热”，在昏天黑地的“房地产热”中达其极致。这叁波寻租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泛滥，一次比一次汹涌，以至终于从姿肆的寻租大潮中，浮现出了少数拥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产的家族和个人！有人据此作出判断，这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的完成。7

很明显，寻租现象的泛滥，是基于各级党政科层组织及其官僚特权的存在。这些特权虽然实际上早已存在，但其突显出来、以至成为社会舆论广泛指责的对象，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其原因主要有四：(1)官僚特权及其为害在中已经暴露无遗；(2)如前所述，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和异常广阔的空间；(3)中国社会已伴随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多元化，因而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明显；(4)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

第二，少数人非法瓜分国有资产

这是寻租现象泛滥的最为严重的後果！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据说以平均每天大约一忆元的速度非法流失着，这构成了用以表征“社会不公”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不公的问题，追根溯源，不能不改变“人治”和官僚特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存体制。然而，俄国私有化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即使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也未必保证转型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一定能够按照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方式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完全退出企业，如果不能同时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则即便是如今天俄国那样的民选政府，它的各级科层组织及其官僚，也照样会利用转型期国有资源再分配的各种机会，猖狂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使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在这一方面，中国与俄国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少数有权势者及其同伙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的。第二，由于“公有制”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因此，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少数人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也就不可能不以与现行法律和既有社会伦理原则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突显出它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

首先，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无论如何，在法律上绝不允许将改革变成一场由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剥夺多数人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的过程。其次，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信条，不仅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而且也是基于国有资产来源于全体人民共同积累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人人有份”实际上早已积为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的经济伦理原则。这样，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改革便不能不受到上述法律的和社会伦理的双重限制。就第一重限制而言，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地瓜分国有资产属于非法，当然不可能不引发“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矛盾；而从第二重限制来看，即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在现行法律的围内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假如改革的实际後果令多数人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上失落了上述名义上的平等地位，而同时又不能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那末，这样的改革因其难免演变为“强者剥夺弱者”的过程，它在实际上仍然会被多数人看作不公正，因而也难免遭受多数人的道义谴责。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并在九十年代逐步激化的“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正是在国有资产大量非法流失的宏观背景下，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交织而成。

由此看来，改革虽然不能不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率（否则又何必进行改革？），但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率则是不够的。除现行法律而外，“社会公正”也是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原则之一。

不容否认，“公正”与“效率”之间常常有矛盾，但也不尽然。有关的研究表明，分配不公同样可能对效率起负面的作用。更何况，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实行私有化都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能够提高效率的私有化，需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而此种经济环境在中国的成熟则显然须假以时日。8我们应当从俄国仓促草率的私有化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後果中汲取教训，以足够的耐性期待并促成这种经济环境的成熟与相对公正的私有化方案的研制。

第叁，国企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不合理变化

这也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不公现象的焦点或凝聚处之一。

大家知道，改革前，我国工厂、企业内部的党政领导与职工之间，虽然并不像公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但除非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职工一般不得开除，其劳保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证的。而且，那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与职工一样，都是依靠工资维持生计，虽然领导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时亦难免“多吃多占”一点，但两者实际收入的差别不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锅饭”。但自八十年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原先这种“同志式的关系”便开始逐步向“劳资关系”转变；劳资之间的紧张以至冲突亦随之产生，并伴随改革的深化而呈逐步激化的趋势。因为厂长经理渐渐地掌握了让职工下冈、甚至解雇职工的权力；职工的工资、奖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由厂长经理决定了。与此同时，两者实际收入的差距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迅速拉大。据报道，沈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厂长上任後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四百多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有60%是企业的公款消费9如此的高消费，不要说中国的普通职工，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也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得到。广大职工对此早已是“义愤填鹰”，这其间虽然不免亦可能含有“红眼病”的成分，但他们最深刻的失落感，却可能是来自自己与领导之间相互关系的上述深刻变化。

诚然，自八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工厂企业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厂长经理的权力有所约束，对工人的权益亦有某种保护的作用。但一则由于厂长经理通常都可以仰仗其上级“靠山”和权力关系网的庇护，二则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对厂长经理形成足够的制衡力量，因此，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运作最好的情况下，如在某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它对厂长经理的约束和对职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不然的话，在近年来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怎麽可能出现一部分企业领导竟敢以解雇相威胁，强迫工人购买股票；而一些工人又怎麽会因无力购买股票而被开除呢？10

也许，《劳动法》的公布和实施，将会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但是，《劳动法》显然不可能为国企内部上述“劳资关系”的生成提供充分的根据。因为它回答不了，在从原先那种“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或“准劳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厂长经理们个人究竟付出了什麽样的代价、承担了什麽样的风险，从而摇身一变竟成了“资本家”或“资方人”？而原先同样是所谓企业主人的广大职工又得到了什麽样的补偿，因而便该当一下子“沦落”为被雇佣者？而对这样的社会伦理问题，显然是不能仅仅以“提高经济效益”来简单作答的。更何况，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即使以强力推行了这种对市场经济固属必须的从“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能扭亏为盈，也令人怀疑！

第四，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价分担是否相称的角度来分析，存在于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于下述两重关系中：其一，是城乡关系，亦即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官民关系。

笔者在《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曾经指出，与前苏联那种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合而成的。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城市提供廉价商品粮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仅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遭受着多重歧视。农民的这种“贱民”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诚然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不公正的差别依然是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了“稳定”，政府一直采取以农村养城市的方针，农村改革的收益，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无偿用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尽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的头几年曾一度略有缩小，但在城市改革起步以後复迅速拉大。据报道，1997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5160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090元。这一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2．5，实际仍然维持在改革前的水平上。11

(2)若与国营企业相比，政府在信贷、外贸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性歧视依然存在。

(3)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和行政人员，对农民的非法摊派和敲诈勒索，远比对城市居民为甚。

(4)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以至社会舆论等多方面，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贱民”地位。

至於官民之间在收益所得和改革代价承担上的不公正，尽管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描述，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员及其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小的普通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民众对此有义愤，首先是因为，在政治不开放和实际存在着特权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个人努力程度，并没有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而得到验证。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盖和不能无视其存在的因素，就是改革的巨大代价，说到底，是来自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因此，当评价改革是否公正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可能排除人们去追溯这种“历史的责任”。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历史责任的绝大部分，应当、也只能由缔造并推行了旧模式旧体制的执政党及其官员们来承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大容易计较清楚的“糊涂账”；而且，在改革中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假如改革的收益分配恰好与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成正比，而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分担却恰好与之成反比，那无论如何都难免遭人物议！或许，这种社会不公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毕竟不同于革命，它不能不尽力争取掌权者的认可与合作。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不公，距离多数老百姓所能容忍的界限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面对的问题！

四、社会公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荷兰奇迹”的启示

那末，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麽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化解那些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呢？

照笔者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致有如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第一，是意识形态说教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改革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在时代曾屡试不爽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已经不那麽灵通，至少是不够用了。

第二，是把经济改革局限在旧体制的围内，甚至“走回头路”，即“革改革的命”的方式。，某些“老左派”们所主张的这种方式，在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的中国，显然已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上不可能，对多数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第叁，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按：当前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流派纷呈的思潮，这仅指其中的一部分人）的方式。主张这两种方式的，除了某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而外，还有知识界的某些头面人物。

由于反驳这两种主张的论作几乎已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笔者无意再对它们作详细的评论。这只想指出两点：其一，八九年那场风波表明，将社会不公的问题留待日後解决，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恐怕是“一万年太久”！其二，最近印尼等南亚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至少已经对这两种主张提出了无可回避的“挑战”，因为谁都无法否认，最近这些国家发生的极具破坏性的政局动荡，与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有直接的关系。

除此而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很激进的主张，我们这里不去说它。笔者想要推荐的，是一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方式，亦即

第四，政府干预下的社会契约方式。

简单地说，这种方式就是主张，在政府的主导和参与下，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协商对话，来规和调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变化，以保证改革相对公正地进行。

如前所述，战後西欧和北欧在适度国有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人经过长期努力而达到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种成就为广大劳工阶层的择业自由创造了某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也为在劳资关系方面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提拱了一种制度性的保证。但也许是因为“物极必反”，社会人们战後在欧洲推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曾遭遇到自己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福利社会主义”因其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已经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右翼保守主义于是趁势而重新崛起。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开始，私有化的浪潮一时几乎蔓延西欧所有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亦程度不同地被削弱或被缩减。这些改革虽然为顾主们所欢迎，却不免遭到广大劳工阶层的抵抗。如果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社会难题是：政府究竟应当如何处理顾主要求降低劳力成本与雇员要求扩大就业和提高工资福利之间的矛盾，才不失为“社会公正”，因而也才能为劳资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如今已享誉西欧、并被视为当前西方世纪颇为时髦的“第叁条道路”之开端的“泡勒德尔模式”（POLDERMODEL)12，正是适应这种情势的客观要求，于一九八二年在由基督教和工党联合执政的荷兰应运而生的！

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政府、顾主和工会叁方，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旨在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和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中长期政策性协议；此後每一个会计年度，叁方都遵照此一协议再度进行磋商，就本年度工资增长的水平和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具体协议；尔後由政府宣布实施。13最近十六年来，荷兰遵照这一协议，其名义平均工资虽然略低于德国(实际工资大体相同)，但荷兰的经济不仅一直以不低于3%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也取得了令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难望其项背的成就。近年来，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突破四百万，为本世纪二、叁十年代那场大萧条以来所仅见；法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据欧盟统计局1998年9月公布的数字，目前荷兰的失业率是3．9%，仅略高于卢森堡堡4所谓荷兰奇迹，就表现于这种鲜明的反差中；而追溯“荷兰奇迹”的秘密，人们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将之归功于荷兰所创造的以节制工资增长和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泡勒德尔模式”！这也就是为什麽当布莱尔刚一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和施莱德刚一在大选中击败柯尔，便屡次声称要向荷兰学习，将“泡勒德尔模式”创造性地引入本国的原因。

毫无疑问，就具体内容而言，泡勒德尔模式与荷兰的具体国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其他国家未必完全适用。15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在荷兰实际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协商对话方式，一方面以政府干预和工会的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导，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WINWIN）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它也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顾主的自由。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新方式，即一种符合当代政治新思维、因而亦可借以达致相对社会公正的方式。泡勒德尔模式的普遍意义就在这。

参照荷兰的经验，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何党、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共同的、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政治新思维相一致的相关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应当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惟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义

由于中国与荷兰的国情不同，前者要“移植”後者所使用的方式，当然不能不进行若干相应的改革。笔者以为，这些必要的改革至少包括下列几项：

一、在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执政党应当进一步清理以至放弃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政府则须进行以建立“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退出企业和“社会”。所谓退出企业，就是政府完全放弃对企业的人事任命和经营管理权，把这些权力统统交给企业自己去掌握。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分开”。所谓退出社会，则是指政府逐步放弃对所谓人民团体如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的垄断。

二、进行社会改革，即在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前提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社会权利，允许各阶层、各群体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自由结社。当然，“自由结社”可以首先从非政治性的社团（如工会）开始，待条件成熟、取得经验後，再逐步向更广阔的围和更深层次上扩展。倘若担心这样的渐进式改革仍然风险“太大”，那末，至少也应当进行以自由选举为基本内容的工会改革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社会改革，其实质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配套的“国家组合主义”(StateCorperatism)，亦即由国家垄断“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社会整合模式。但笔者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也不宜照搬美国的“压力团体”或波兰的团结工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可能更具有借鉴、参考意义，或至少可作为一种过渡方式的，可能是西欧的“社会组合主义”(SocialCorperatism)模式。

叁、建立旨在协调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政府及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均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使政府与民间社会在面对各类带普遍性和可能影响全局的社会冲突时，彼此真正成为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夥伴。为此，政府应当放弃所谓全心全意依靠某一个或某一些阶级之类的政治口号，在功能定位上将自己确立为“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很明显，以上这些改革实质上是属于政府转变职能和社会改革的畴，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也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改革的意涵。如果从後一种意义上看，则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全有可能像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那样，为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成功地开辟出又一个新的突破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这样的制度，将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自然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改革的相对公正性，同时也有利于突破政治改革严重滞後的僵持局面，因而无疑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平稳转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的好事！联想到中共“十叁大”已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那些设想虽然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们现在所说有不小的距离，但两者毕竟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于不久前签署了有关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无论如何，这都将促使中国政府在兑现宪法关於结社自由方面有所作为。何况，严重的社会不公业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事件也再度显示出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情势下，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进行上述改革，应当说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时机选择上也是适宜的。

注释：

1.参阅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

2.参阅拙作：《叶利钦改革的命运与俄国的政治前途》，载《信报月刊》1998年11月号。

3.参阅下斗米伸夫《俄国的两次革命：1917与1991》，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3第35页。

4、5、6.卢梭：《社约论》，商务印书馆,台北，1989年，第49页。

7.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8.参阅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

9.俞燕敏：《新闻媒体在中国後邓时期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2期。

10.见《强迫职工买本厂股票部分国企领导遭批判》，载《明报》1997年12月16日。

11.参阅陆学艺：《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改革》1989年第2期期

12.这个模式的主要设计者是荷兰现任首相科克。因此，在为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其成员国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在谈到“第叁条道路”时曾对科克首相说，这本来是你们荷兰的创造，“可惜你们给它起的名字不够好”！“泡勒德尔”在荷兰语中指由围海工程而建造的“陆地”，为了保证这些人造陆地不致被水淹没，须不停地监控和调节其水位；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取其“调节、控制”之意。

13.DeBeer:HetWonderlijkePoldermodel.SocialismeenDemocratie.Vol.54(1997)，No.9,P.375——382.

14.EUWerkloosheidStabielOp10Pct.NRCHANDELSBLADSep.10,1998

15.美国驻荷兰大使辛西亚．斯奈德即认为，泡勒德尔模式对美国无效。

社会范文篇2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在这两各地方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纪的城市运动使商人成为城市市民的主体，形成了与封建主的领地、城堡相区别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会。在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尽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获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权（袁祖社，2003：16）。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首先是通过行会和兄弟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和机构，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市政议会的权利来自公民群体，并受到市民大会的监督。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政府的分离，而且表现在“它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但是，中世纪城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到了同业公会时期，这种排他性严重违反了现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在战胜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社会秩序的原则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把视角转向社会内部，从社会自身的运作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存在（亚当·塞利格曼，1992，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51）。近代市民社会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国家，反对专制制度，明确地划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会。1767年亚当·福格森将他的《市民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国爱丁堡，他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拥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会，是公民自治自决的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自觉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发展，公民们丧失了公共精神，他们把政治和军事问题交给官僚处理，这就在无意中为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体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19世纪，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认为制约专制政治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约瀚·基恩，1988，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117-120）。

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Karl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辨证关系。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看作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是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一道消失（转引自袁祖社，2003：4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但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同一性，还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据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投入社会实践再生产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发挥这种制衡作用，取决于它本身的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这种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才使它对于形塑健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政治学的视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其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洛克(Locke)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黑格尔(G.W.F.Hegel)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KarlMarx)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辨证关系来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

（一）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社会外于国家的框架

洛克(Locke)关于市民社会的学说来源于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关于社会的政治思想。在中世纪政治学思想中，把社会界定为一个更大的单位，政权只是其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政权或国王被视为至上至尊，但就自然秩序及宇宙而言，政权被视为次要或隶属（邓正来，2002：29-30）。这是近代政治自由主义产生“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在”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中世纪基督教认定教会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提出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相区分，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分离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推动社会与国家在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分化提供了思想根源（邓正来，2002：32）。

洛克(Locke)关于社会的最基本的假设是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但并不是象霍布斯(T.Hobbes)所描述的一片灾难，而是和平的、善意的和安全的。但是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依旧存在缺陷，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个按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端的公允的裁判者；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互相协议，自愿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赋予国家，“这便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可见，在洛克看来，国家的职能并不是要替代自然状态，毋宁说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予以具体的实现。如果国家违背契约，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凭借恢复其自然自由的权利则可以推翻其统治”（邓正来，2002：32）。由此，洛克提出了社会先于国家而在的观点，认为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致某种目的而形成契约的结果（邓正来，2002：32）。潘恩(ThomasPaine)是将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思想发挥至极端的思想代表，他认为社会产生于人们的欲望，因为单独的个人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于是人们就自然地结合成了社会，社会是个人天赋权利的集合载体，“公民权利就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具有的权利”。潘恩还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认为“权力是由人的各种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因而人民是权力的源泉，其中包括消灭一切他们认为不适合的政体、创立法治和“组织我们自己政府”的权利（邓正来，2002：33）。潘恩的观点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他最为明确地界分了社会与国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发展了由自然秩序中引申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观，以个人主义为其“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认为既然个人是他本人利益最好的明断者，那么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抉择自己的道路，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邓正来，2002：86）。

可见，洛克的观点是从维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从保护公民的天赋人权和财产权的角度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可以制衡国家的权力。

（二）黑格尔关于国家高于社会的框架

黑格尔(G.W.F.Hegel)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了学理上的区分，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的中间地带，它不再是只与野蛮或不安全的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邓正来，2002：37）。黑格尔承继并明确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在的观点，不再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而是透过市场这一具有高度自律性的体系来规定社会。另一方面，市场规定性决定了市民社会中所有具有外在价值的东西都被认为可以通过契约并按照契约性规则进行交换和让渡，在这个过程中，满足彼此的需求，产生新的社会纽带。这实际上是分析了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目的性（邓正来，2002：38）。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然因拥有其自身规律而区别或独立于国家，但是，由于这种规律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盲目导向和机械导向，所以，市民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和谐。所以，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消弱的趋势，其根本要害在于市民社会本身无力克服自身的溃跨，亦无力消除其自身内部的利益冲突。如果市民社会要维护其“市民性”，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国家代表着普遍利益，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含的特殊利益融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所以，黑格尔提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架构（邓正来，2002：39-40）。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学理上的分野（邓正来，2002：40），这标志着市民社会两种理论架构的真正确立。

洛克和黑格尔的理论架构都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这两种理路作为学理上的分野看似对立，但实际上都是在关注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洛克的理论是建立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看成是对立的、相互制约的两个主体，其中，国家只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市民社会更多的是契约性原则发展的自组织形态；而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也承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但是国家应该主宰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只能在国家的权力和意志下运作。

（三）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

马克思(KarlMarx)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转引自袁祖社，2003：38）。马克思是把“市民社会”当做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来研究的。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转引自袁祖社，2003：37）。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从最终意义上说，政治国家将统一于市民社会（转引自袁祖社，2003：38）。袁祖社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概括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的公民首先是市民社会中活生生的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是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是政治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第二，市民社会的成员与政治国家的成员是同一个人。前者是带有自我利益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后者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则是抽象的、人为的、虚幻的人，所以说“不是身为国家公民的人，而是身为社会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第三，马克思指出了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力，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争脱出来的时候，代议制民主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分离体现了三种意义；（1）从等级制转变为代表制，使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2）它使权力的分离成为必要。市民社会必须通过立法权的机关来参与政治国家的事务，政治国家要通过执行权的机关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3）它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原则。所谓人权，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个人的各项权利（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所谓公民权，则是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个人的权利即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第四，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随着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将一道消失。所以，从最终意义上说，政治国家将统一于市民社会（袁祖社，2003：38-41）。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从历史的范畴，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和社会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来阐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洛克与黑格尔所关注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本身的对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具有建构的意义。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结构既是分化的结果，又是投入再生产的资源，市民社会既然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构性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有着不同于政治国家的权利运作方式，是以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以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特定的阶层为主体，以关系网络和参与为运作机制，以公共精神为寄托的介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

三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

哈贝马斯(J.Habermas)从历史的范畴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定义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在比较广泛的市民阶层中最初出现时是对家庭中私人领域(privatesphere)的扩展和补充（哈贝马斯，1999：32）。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PublicSphere)中，他不仅仅把公共领域看作是市民社会交往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

欧洲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与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从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首先，社会要有一个允许自由活动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指出的，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力量首先存在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当中，他们拥有各自的传统和利益（哈贝马斯，2002：22）。在这样的空间中，市民以契约性为原则的交往才成为可能，才能生长出各种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机构，才能出现各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各种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才能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功能的分离，才能实现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各种利益的均衡，从而形成了自治性的市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不仅仅提供了建构市民社会的空间和场所，而且提供了建构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

（一）公共领域的界定

哈贝马斯(J.Habermas)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哈贝马斯，1999：29）。基恩(JohnKeane)认为，这些协会的功能与使命在于，“通过两个相互依赖而且同时发生的过程，来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一个过程是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扩展，另一个过程国家的重建与民主化”（转引自哈贝马斯，1999：30）。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1999：170）。也就是说，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要求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利分离开来，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关的管理方式，使私人领域从国家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发展成为私人自律的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哈贝马斯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调节市民社会（和国家事务不同）；凭着关于内在私人领域的经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现有的君主权威”（哈贝马斯，1999：53）。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最主要体现在它的公共舆论的批判功能上，通过公开的讨论和公共舆论的批判，表达各利益团体的意见，监督政治国家的制度，对公共事务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促进社会道德和公民精神的形成。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此时，剧院、博物馆和音乐会中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泛”公众就其社会起源范畴而言同样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公众。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中，充满着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批评，由此，就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定的市民阶层。在市民阶层经常化、制度化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参与和批评的传统。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整合力量，形成了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

公共领域中建立起来的各种自治性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中，描述了美国社团的情况：“各个年龄、各个阶层、各个个性的美国人都在永无休止地进行着结社活动。不仅所有的人们都参加了商业和工业的社团，而且还参加了其他的上千种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很普遍的和很狭隘的、庞大的和渺小的……因此，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是这样的，那里的人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掌握了共同地追求共同的愿望所设定的目标的完美艺术，并且已经应用这个新技术追求者最广泛的目标”（转引自帕特南，2001：102）。帕特南指出，公民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内部”效应，而且它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来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从外部效应来看，大量的二级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20世纪政治学家所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帕特南，2001：102-103）。看来，市民社会中的社团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

（三）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

本杰明·巴伯（Barber）指出，“强势民主的基础是国民自我管理共同体的理念，他们的团结是出于公民化的教育而非同质的利益，公民态度的美德和参与制度而非利他主义或善良本性使他们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并采取共同的行动”（帕特南，2001：136）。公共领域对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重要体现在它的自组织社会功能上。因为，正是在这种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各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和行业组织，如以沟通为目的行业协会组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保组织，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协会，各种基金会，还有各种志愿者组织等等。朱莉·费希尔(JulieFisher)在她的《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NGOsandPoliticalDevelopmentoftheThirdWorld)指出，公民社会的力量，与公民和国家之间起作用的中介组织的数量有关（费希尔，2002：13）。薄冰藤(Bebbington)和法瑞藤(Farrington)认为，NGO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民主的发展，不如说是通向组织多元化的途径”（费希尔，2002：13）。

费希尔（JulieFisher）指出，NGO在最近30年的兴起中，起到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培育公民社会的作用（费希尔，2002：13）。这些基层组织的活动，为增强公民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推动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西方消费者运动、可持续发展运动和绿色和平组织运动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精神与市民认同

公共精神(civic-ness,publicspirit)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精神，都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civiccommunity）中，公民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在帕特南的“公民共同体”概念中，它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这四项内容。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构成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帕特南，2001：100-104）。

帕特南(Robert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DemocracyWork)一书中，在对意大利南北方20个地区制度绩效的比较中发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之所以比较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因为它们有更强的公共精神(civic-ness)（帕特南，2001：113）。这种公共精神包括公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规范和网络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公共精神和公民传统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大的预测参照，而且远较经济发展本身的预测更为准确。这种公共精神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主要是说明公共精神既可以对制度绩效产生很大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帕特南，2001：120）。

1793年福斯特(FriedrichGeorgForster)首次用公共精神一词来对应法语中的“公共舆论”，斯梯尔把公共精神从作为个人具有牺牲精神的崇高信念提高到为时代精神（大众舆论）的客观形式，博林·布鲁克则将公共精神看作是反对腐败当权者的自由精神（哈贝马斯，1999:111）。

爱得华·希尔斯(EdwardShils)指出，市民认同(civility)是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或归依(attachment)，若无最低限度的市民认同，这些机构就不可能运作。他还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市民认同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被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部分取代的一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的制度或机构乃是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的对象（希尔斯，1991,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41）。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civicvirtue)的关键标志”（转引自帕特南，2001:100）。

曼纽尔·卡斯特(MaunelCastells)将认同的建构和起源区分为三种形式：（1）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2）拒斥性的认同，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3）计划性的认同，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曼纽尔·卡斯特，2003）。他还认为，“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一套组织生产合理化其结构支配来源的认同（M.卡斯特，2003：4）。

（五）公共领域的批判

黑格尔(G.W.F.Hegel)在称赞市民社会法则合理性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中充满了混乱和冲突，他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深刻矛盾：“市民社会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把它提高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加了……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使得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这里就显露出来，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哈贝马斯，1999：136）。从黑格尔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公共领域为市民社会建构了充分自由的交往空间，为市民社会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它本身所带有的阶级性使得它无法解决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Marx)从阶级的观点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认为“由于市民社会实际上已经设定了其政治地位，因此，它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地位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要求消灭国家，同样也要消灭市民社会”（转引自哈贝马斯，1999：141-146）。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辩证法当中归纳出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财产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基础上，其自律不是建立在私人领域当中，而是建立在公共领域自身当中。在这里，私人与其说转化成为私人公众，不如说社会成为公众的私人，资产者与人的同一性被公民与人的同一性所取代；私人的自由是由作为国家公民的人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国家公民的角色在也不是由作为资产者的人的自由所决定的。因为公共性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它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人自由领域，而保障公众的自律（哈贝马斯，1999：146）。显然，马克思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以及其中的社会关系都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而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具有集体的公民精神，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发育成熟使得市民社会从国家的专制权力中独立出来，建构成一种能够自动制衡的社会形态，它既为国家与社会的界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又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所以，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市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四社会资本，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够利用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它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它更多地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社会实践中的运作。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基于格兰诺维特(MarkGranouetter)在他的《经济生活社会学》(TheSociologyofEconomicLife)中提出的三个假设：（1）经济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为是在社会中定位的和（3）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结构）（MarkGranouetter&RichardSwedberg,1992:6）。就是说，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规范、社会网络之中展开的，反过来，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的运作就直接影响着经济制度、民主制度的绩效和发展结果。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功能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3）。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3-4）。帕特南(Robert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保罗·F·怀特利，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47）。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中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财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1999：354）。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Portes）指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3）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波茨是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PortesA,1998，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129）

社会资本也并不是总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Portes)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1）排斥圈外人，因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因为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了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了巨大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的规范结构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样资源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和成功的机会消失了。（3）限制个人自由，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必然产生规范的压力，就会限制个人自由，使具有独立精神的成员感到受束缚，以至离开；（4）用规范消除秀异，由于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团体的团结得到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成功消弱了团体的一致，最后的结果就是用规范来消除秀异之人，并强迫更有野心的成员离开（PortesA,1998,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137）。

（二）社会资本的结构

1999年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F.Brown)在因特网发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从系统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78）。他直接把要素、结构和环境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提出了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关注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他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他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托马斯·布朗，1999，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78-79）。

（三）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

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356）。其中，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科尔曼，1999：360）。格兰诺维特(MarkGranouetter)认为，经济是嵌入于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朱国宏，1999：110）所以，社会资本的运作就是以关系和网络的方式运作的。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帕特南，2001：199）。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和运作，既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形成，又构成了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和社会基础。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一书中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福山，2001:30）。他还指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存在于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获得不同于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如接受教育或培训而获得，而社会资本的获得必须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它不仅靠个人的遵守来获得，而且要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德行基础上。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基于道德习俗的积累形成，所以，社会资本的获得比其他形式的资本获得更难，同样，它也难以改变或摧毁（福山，2001：30-31）。

（四）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运作

陶传进指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为行为主体提供私人物品为目的的，而市民社会则是以为行为主体提供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为目的，以集体行动的普遍达成为目标的（陶传进，2003）。市民社会是以市民的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更多地是依靠公民参与网络，以公民自治性团体或机构为组织形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就成为市民社会最主要的运作机制。

1993年帕特南(Robert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研究了意大利20年来南方和北方制度改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发现“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帕特南，2001：2）。帕特南本来的目的是研究意大利20个地区的制度绩效，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公民参与、社区领导人对地方行政官员的民主态度、社团组织、公民共同体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来比较不同地区民主制度运作的结果，结果却发现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因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征都是公共用品，不同于私人用品，要将私人之间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的信任，就得通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来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普遍的互惠，即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帕特南，2001：202）。帕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帕特南，2001：202-204）。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帕特南，2001：206）。

帕特南(Putnam)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互惠规范(normsofrecipocity)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鼓励、混乱和停滞，在相互强化着。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的社会，往往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帕特南，2001：208）。在这种反复的自我增强过程中，就促成了一种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互惠、信任基础上的均衡，而不是庇护、争斗的均衡。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用“路径依赖”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帕特南，2001：210-211）。

帕特南(Putnam)还发现，社会资本运作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权威关系，在公民性程度较低的地方，政治生活以权威和依附的垂直关系为主要特征，体现在庇护——附庸的关系网落上，政治领导人都出自一个比较狭小的社会等级，他们对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持怀疑态度；相反，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治领导人多数来自背景较一般的人群，他们积极支持地区民主改革，赞同大众参与地区事务。而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与公民之间较少发生冲突和争端，领导人一方面也更愿意解决他们的冲突，另一方面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所以，地区政府的效率与该地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横向地组织起来还是等级化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密切相关（帕特南，2001：116-117）。

帕特南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包括了文化传统和社会交往的市民社会，一个市民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市民社会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乱无序的市民社会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低至最低。

社会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象；本质

现象与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有本质，必有现象。遵循这一思路，我在学习、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候，常常想到社会主义现象这个问题。但社会主义现象该如何概括，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类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社会主义现象

现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我们可以认定：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

如何概括社会主义现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我们大致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现象。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美妙的情景：人人都受到良好的德、智、体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面的教育，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思想和个性方面都得到彻底解放，成为社会、自然和自己的真正主人；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整个社会变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实行产品经济；国家失去政治职能，不再具有政治压迫性质，只有社会管理职能；等等。

上述社会主义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样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它寄托着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是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社会主义的现象中国有吗？中国正在搞社会主义，与之相比，够格吗？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看待社会主义，应当从共产主义的高度着眼，不能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过重大波折以及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而降低社会主义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些社会主义现象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依托，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言）应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目前搞的社会主义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斯斯所设想的程度，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谈话中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也就是不够格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必须实事求是，充分看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不发达、不够格，中国毕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又有哪些现象呢？我们仍然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来概括。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物质文明上表现为奔小康、求富裕的极大努力，精神文明上表现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努力，社会风气上表现为弘扬正气、扬善抑恶的极大努力。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经济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此外，与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以及国家的政令、法律、法规等等也都是社会主义现象。

以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象的不完全概括。之所以与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现象相差甚远，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而不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经济制度等方面建构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现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但是，发展生产力的峡谷是不能跨越的。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象比合格的社会主义现象相差甚远，与缺乏来自生产力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密切相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国社会主义现象中看出合格社会主义的雏型，不难听到向合格社会主义前进的坚实的脚步声。

二、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以往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说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问题一无所知，而是指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现象的描述是最有水平和最具普遍性的，后人无出其右者。邓小平同志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对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以深刻的启迪。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最权威、最科学的概括，则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为了不起的贡献。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如此清晰、准确的概括，这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概括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一，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具有普遍性。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邓小平同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他最清楚。他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符合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要求。然而，邓小平同志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在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又是放眼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他没有使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直接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因而，我们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时，要以忠于原意为出发点。再者，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最深刻、最稳定、最高层次的东西，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本质一经科学地概括出来，也就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东西了。因此，无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外国的社会主义，本质都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五句话，区别只是在于对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将来时（即五句话并未实现，还有待于去努力），对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现在进行时或过去时（即五句话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

第二，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实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前两句突出了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体现出强烈的实干精神，从而克服了长期以来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以及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在理论上早已得到了证明。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说到底就无任何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言。邓小平同志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后三句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归谁享有的问题。“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点。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⑤“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前两句与后三句互相联系，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⑦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一方面指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又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上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于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何时或用何种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可以因时因地有别。中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保留了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总之，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事都可以大胆地去做，一切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事都可以放开地去做。将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建设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充分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如果加进去对人的关怀就更好了，言外之意是邓小平同志忽视了对人的关怀。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直观的看法。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毕生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恰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首先是对全体人民的普遍关怀，表现为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追求。资产阶级也曾标榜“平等”、“公平”，但事实上做不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后三句话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否定。其次是尊重人的个性，表现为为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允许和鼓励先富又不是为了搞两极分化，目的在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关怀既博大又具体，充分体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宽阔胸怀。

第五，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展现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经创立和传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也不要认为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经建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历史偏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他使用的是动态的描述方式，表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永无止境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既不能为此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不能为此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三、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

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可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两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特征，是可以被人们所感知的，有些（如社会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本质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只能用抽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象是丰富的、生动的、易变的（比如，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制度体制是可以创新的、政策法规是可以修订的，等等）；社会主义本质则是深沉的、单纯的、贯彻始终的（但有个逐步展现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现象，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象因国、因时而异，是个别的、具体的，从而也是片面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会产生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本质则是一般的、共同的东西。

第二，两者是统一的。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不可分割。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现象，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象的样式。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露和表现，其样式的不同又反映着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状况。

第三，弄清两者辩证关系的重要指导意义。由于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立的，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现象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比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在实现形式上的变化或暂时中止（这里单指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暂时中止）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这点，有利于人们更加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澄清各种疑惑，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两者具有统一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就不能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不能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就不能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乃至重大的方针政策。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无从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动摇。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既要透过社会主义的现象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时还要大力营造、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现象，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让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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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94页。

②③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第373页，第63页，第123页，第364页。

社会范文篇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任务的确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推进，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与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都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必须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机制，把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取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的主要手段，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例如，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由来上说，社会和谐的提出与社会学的重建，都植根于现代性从旧式向新型的转变。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之际，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探索新的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社会范文篇5

维护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的理想追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除了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发展生产力外，另一个主要区别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要通过突出公正价值，追求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

社会公正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一个社会公正状况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反作用。分配的不公正，机会的不平等，会严重挫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只有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效率是公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公正为效率提供社会保障。牺牲公正的效率，不是长久的效率；牺牲效率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应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再分配注重公正，保持社会协调稳定。

社会公正是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广大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目标，会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公正是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的平等，按贡献进行分配和社会再调剂。社会成员能够接受具有差异性的竞争结果。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凝聚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和献身。

社会范文篇6

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小组成员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学组成，当然人员是很有限的，也就对我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一定的限制，原创：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资料基本上仅限于我们的居住地，延庆县和海淀区和丰台区，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的数据和资料是亲力亲为的相信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

本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在这三大项的调查工作中，我们竭尽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难，让我们收益非浅。

一

在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中，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来的卫生发展状况，我和刘宇慧同学相继走访了北京市延庆县石合营社区居委会，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一些餐厅，如新城服务楼。天外天烤鸭店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社区。通过这些单位和社区的走访，我们已经调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状况，城区除四害，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状况，餐饮业的卫生状况。

在这一项调查工作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我和刘宇慧同学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说情况都能顺利的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单位大多数均为我们所熟悉的吧。

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实施具体实施情况的调查中，我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局了解情况，但在调查初步就被相关人员以这一情况归环卫局管的理由拒绝了我的调查，因为只有一份介绍信，当我再去环卫局时又被以证件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没能进行调查，而且态度很不好，让我十分反感。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一项工作的调查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此而已。

二

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方式，向城市居民发放《综合卫生素质调查表》，发放调查表对象主要是以我们熟悉的地区为主，比如说我的调查表主要发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区及附近的研究所单位里的人员所填写的，而刘宇慧同学的调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学及父母的单位的人为主，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所发放的调查表都可以收来，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员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刘宇慧同学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间发放调查表，以求我们的数据更准确，更具有代表性。原创：但是所能收回来的调查表是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所调查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的收回了我们所能收回的调查表，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一项工作。

三

在北京市防疫工作的调查中，主要包括非典时期城市防疫工作，及其他疾病的防疫工作。

社会范文篇7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被操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计划，其过程几乎完全可控，变革后其他社会生活指标一样，但自杀率可以减半。这样，社会变革的发动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呢？按照以上的“风险”理论，这里的风险几乎为零，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阻止我们实行变革。

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在变革前，社会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自杀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且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采用某种人工的自杀器械实施自杀，如果没有这种器械供他们使用，他们将放弃自杀，选择自然死亡。这里，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几乎完全可控，是因为政府设计了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能顺利使自杀及这种自杀器械的制造和流通成为非法。并且，政府掌握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工程技术，根据计算，变革过程中要把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投入监狱，终身监禁。这种处置是一次性的，往后毋需重复，一劳永逸。

加上以上的背景条件，虽然变革的风险几乎为零，我们是否应该发动这场变革呢？问题的答案已不是一目了然的了。

这个假想的例子，揭示了两个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一个是衡量社会生活质量的价值评判的最终根据问题，另一个是变革过程中受影响的国民成员的权利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但又超出从社会工程观点出发的“风险”评估程序一般可以达到的视野。

史学家往往只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以往的社会变革。所谓成功，就是变革的发动者在变革结束时达到了预先宣布的目标。所谓失败，就是变革发动者的目标没有在变革结束时实现。很显然，这样的成败评判绕过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价值底线问题。评判人为发动的以人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任何事件，绕过价值底线问题，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的评判，往往意味着对未来的引导。对未来引导的失误，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值得提醒的是，以成败论历史，却是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本文开头建构的“风险”理论的框架，如果初看起来似乎给理解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就是因为它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实证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恰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那么，上面假想例子中突现出来的两个价值底线问题，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仅仅以“风险”的角度看待社会变革，就是把变革发动者意欲达到的社会状态当作社会本身应该达到的状态，将当权者的意志和被当权者认同的某种价值准则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之上，进而一意孤行只问如何将未经社会成员接受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以上的例子中之所以乍一看似乎变革的理由充足，就是因为“自杀率越低越好”这个价值判断被当作具普遍有效性的准则，而对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以否定。我们可把所有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一类是没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但不管哪一类，如果在没被价值判断的主体接受的情况下就强迫他们接受由这类价值原则主宰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他人意志的工具或他律的奴仆。说俗了，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当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麻烦，那就是把这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中的顽固分子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社会变革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话，在上面的假想例子中，就是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投入监狱。显然，这里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谁给我们道义上的权利，迫使一部份人为实现另一部份人的意志而牺牲？

由于变革的发动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变革的直接起因往往是整个社会面临失控的危险，而变革似乎是维持或重新获得控制的最有效的选择。这样，在变革者的意识中，改善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取得变革后社会的更高可控性的手段。这种情形下，在变革发动者那里，行为动机就是本末倒置的。

 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必不可少，但被一种外在力量控制绝对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内在要求。正如阿兰·葛沃夫所论证的那样，所有行动主体，都必然要求有按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必然排斥与自己的意志相冲突的外来意志。利他主义者，也必然要先把利他当作自己的意志，才能在行为上做出利他的事。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在控制，是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出让一部分个人自由，各分散个体间的意志冲突就会使我们失去更多的自由。因而，从价值的终极载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的偏好或一种传统的习惯，而是逻辑的必然。由此看来，社会控制属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不是生活本身内在诉求的外在化。

这样，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安排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和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向往的最佳社会状态，是用最少的社会控制取得基本的(而不是最多的)社会稳定，让每个社会成员保留最多的自由。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关系如何？自由重要，还是生产力重要？对于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自由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看似雄辩，其实是由概念混乱引出的伪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用外部力量去阻碍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这种追求不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危及他人进行类似的追求的前提条件。这样，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去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合作。这时，政府介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这种合作制造机会、创造条件。只有当各个体间或各团体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或有人想强迫他人就范时，政治制度中的强制因素才应该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消极自由”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包含在内的。

但从逻辑上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的人们并不想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所说的文明标准不就包含不了生产力标准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背景情况：第一种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只需维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了，因而人们除按现有的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外，把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事情上，进行诸如艺术创造、哲学玄思等精神活动。第二种是人们由于被某种信念所支使而选择了物质贫困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贫困是精神解脱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上的解脱则是世俗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在物质贫困中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背景条件下，国家政治力量是否有理由强制人们发展生产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的手段，如果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手段就失去了其为之服务的目的。可见，生产力标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操作性标准，而不是衡量文明进程的最后价值标准。

三、不可化约的道义问题

有人说，真遗憾，社会科学很难做实验，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说，真幸运，社会科学家没有到处做实验，使我们没被夺走最基本的尊严。试想，假如我们没被告知，就被某个社会实验家纳入他的实验轨道去企图证实他的某种社会理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剩几许？

从纯理念上讲，除非所有被影响到的人完全自愿而使实验成为他们的自我超越行为，社会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价值问题。其一是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个体利益之上的某种超越价值，使得个体利益的牺牲获得更高的意义。其二是实验的结果按本性就是未知的，在人类社会做实验，就等于将社会现今及未来成员的命运当赌注，即拿我们所能确定的价值的最后源头当赌注。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社会变革当作一种社会实验看待。如果某些政治强人为某种社会政治理想在我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社会实验，无论这种实验的结果显得多么辉煌，实验者如何被后人称道赞颂，在道义上，这种强制性的实验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侵犯。

俄国小说家托夫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克拉玛佐夫兄弟》中，讲了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按照他的思路稍加发挥，也来一段，以使此处讨论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具戏剧化。

人类的某个首领惹怒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恶魔，这个恶魔拿整个人类作为报复的对象。恶魔向人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或者人类选出一个五岁的无辜的小女孩交给他，然后他在全人类面前用一天的时间以最残酷下流的手段糟蹋蹂躏肢解这个无辜的少女，这样他就让人类照常生活下去；不然的话，他就让整个人类在未来二百年遭尽劫数、受尽苦难。这里的两难，就在于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其中一种必定要发生，而哪一种会实际上发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形，五岁少女就为与她毫无关系的肇事者的行为受尽侮辱并送命，并且她是被我们肇事者亲手送到恶魔的手上的。作出这样的抉择，显然是非正义的，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免于受难。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形，人类的整体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我们作出选择者是自己忍辱负重，没有让无辜者遭受额外的冤屈。很明显，这里的两难，是道义与功利之间的两难，是极少数人的应有权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两难。在这样的两难情形下，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功利考虑与道义考虑何种力量占了上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义上的要求根本不能被化约为整体利益的要求，有时两者之间还可以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人相信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有无条件的道义上的优先性，不是出于概念混乱，就是良知泯灭。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否可被接受，在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毫无疑问，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方针，都与国民及其组织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因为这里的基本句法是：“如果你如此如此或不如此如此行为，政府就会这样这样对待你”。政府是立法与执法的机构，也是政策的制定与贯彻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行为对国民成员作出一系列的允诺。以此种允诺为条件，国民的行为接受政府的约束，同时正当地期待政府的允诺如期兑现。然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涉及法律与基本政策的更新，并且这种更新是突破正常的程序的。因而，制度性的变革往往意味着政府单方面宣布原先有关的允诺无效，而新的允诺开始。这样，无论对将来变革的结果有何种乐观的估计，如果没有一个被他们普遍接受的补救措施，国民成员并没有义务承受变革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在制度变革以前，某些国民成员按制度的要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而变革以后，这种职业被取消了，新的制度要求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竞争其他职业的岗位。可以假设，这种职业的取消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或许代表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他们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根本自己没有选择，或者是在旧制度提供的机会面前做的局部选择，他们学会的技能只适合于在这种岗位上发挥作用。现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却抛弃了他们，要他们在毫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与其他有技能的人竞争，他们在原则上是没有义务接受这种困境的。这就相当于要求长期练游泳的运动员与长期练长跑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赛跑，而他们能否可以正常生活下去，基本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比赛中领先。显然，这样的竞赛没有公平可言。因而，这里我们看到的道义上的缺陷，是与变革以后社会是否进步了不相关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当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决策时，道义上的问题决不能还原成前后两个时间点的两个社会状况的优劣对比，因为改造社会的工程与改造自然的工程不同，这里直接受影响的是人本身，这些人是与生活在未来的人具有同等人格尊严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任何作为人的人，其自足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他人生活的改善作为筹码进行折算的，正像我不能以我自己快乐增加的量大于你快乐减少的量来证明我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样。如果我们只有本文开篇中讨论的“风险”概念而忽略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这里的道义概念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原则上并不需要选择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作为根据。我们只需诉诸人类共通的直觉，这个直觉就是：强迫一部份人为另一部份人做出牺牲，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不义。这一直觉的自明性如此强烈，任何理论如果与其发生冲突，就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四、魔鬼与天使

社会范文篇8

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回顾历史，自****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年11月“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欧文主义的定期刊物《合作杂志》中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就绵延不绝。在创立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都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过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成果可以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面貌的大致设想，这个“公式”主要是从“特征”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作出描述、是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蓝本的，而且是以“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即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的。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未首先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这就使得马恩的设想与实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但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思考未来社会面貌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必须从“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来认识社会主义，而不能寄望于“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第二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是****年列宁在探讨苏维埃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到了1920年底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夕，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大工业联系起来，以更加简明的语言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列宁的公式包含三大要义: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政权；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积极的经济联系；三是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三大要义在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但遗憾的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这些探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第三个“公式”，即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意识形态。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或称“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合理发挥和创造性运用，也有对马恩个别论断的教条主义的曲解、附加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我们党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

以上三个“公式”，对我们党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曾产生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公式，一度成为我们党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和蓝本。1956年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曾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提出自己的一套”(语)，但从后来的实践看，我们不但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反而在一些方面固守了“斯大林模式”，甚至把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发挥得更为充分，认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斯大林模式”或“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搞越纯越大越好的公有制、实行各方面的高度集权、实行完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超越阶段、急于求成、僵化停滞、教条地片面地割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和个别词句，脱离国情和时展潮流，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多次发生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年“”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更是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恩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和结论，作了“修正”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冲破“左”的教条主义禁锢，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页)。在这以后，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谐社区；平安社区

近来，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论述和谐社会及其构建，从各个层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政治和谐、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等，而提及和谐社会，就不得不提到和谐社区的构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是和谐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如果基层社区不和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社区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忽视，从某种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和谐社区的构建，中国社区工作的本土化也将得到促进。

一、和谐社区

要想给和谐下个确切的定义很困难，大致来分析，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和谐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和谐，生物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也即科学发展观角度的“和谐”，社会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各层面的和谐。

具体来谈，“和谐社区”是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区民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谐相处。在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一种共处情谊的培育过程，共处情谊是一种人际协调相处、友好往来、互帮互助的理想共处状态，是社会工作致力达到的理想目标，无论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还是社区工作，都是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在利他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助人自助”，解决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共处情谊”。

从社区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也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这从社区工作的界定就可看出：“社区社会工作是以社区及其成员整体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通过组织成员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在参与过程中，让成员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自助、互助和自决的精神，加强其社区参与及影响决策的能力和意识，发挥成员的潜能。”（王思斌，2004）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以和为贵”，这可体现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和谐上，传统乡土社会的和谐之处主要在于宗族的力量，是一种血缘性、地缘性的和谐，传统社会下的人们之间自然就有一种守望相助的传统。建国后，单位制社会中的人们因为单位而具有了另一种业缘性的和谐。现在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规范受到挑战，新的价值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价值缺失”的状态，这种环境下，许多社会问题出现，加之有效解决手段的缺失，种种不和谐的现象便会出现。具体到社区，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增加，社区居民之间互为陌生，对社区也便缺乏归属感，因此也便少了和谐。

从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性熟人社会”到后来单位制下另一层意义的“单位性熟人社区”，再到当代转型社会的“陌生人社区”，人们愈来愈感到陌生人之间的冷漠，也越来越怀念传统社会的守望相助。在这种陌生感的情境下，和谐社区创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社区居民间的陌生感，重新建构一个“熟人社会”意义上的社区网络，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归属感是一个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因此，社区归属感的培育便成为和谐社区建构过程中的首要任务。社区归属感的首要意义在于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联系程度，建立一个社区网络，促进居民之间的互识，增加熟识度，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社会资本。

二、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受到广泛关注始于1995年罗伯特•D•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的发表，这本著作的发表给人们发出了警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普特南，2000）

由于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际疏离度，恰切地描绘了当代人的原子状态，因此正逐渐成为在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的时髦术语。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也甚至成为社会学抗衡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标志性概念，成为社会学家拓展自己观点的一个独特理论视角。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常被认定为是一套规范，网络和组织的组合，透过这些组合，人们得以取得权力和资源，进行决策和形成政策。具体而言，可以从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这两个角度去看待社会资本（桂勇，2004）。从个体视角而言，强调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性；群体视角则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群体的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为群体间的信任、凝聚力和互惠互助等，进而会在整体上推动群体的存续和发展。从后者来看，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共同体”便成为了社会资本伸展的一定空间，如果要给这种伸展下个界定的话，可称之为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它涉及社区居民间的交往频率，社区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对其社区的归属感便越强，便会在整体上提升全社区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谈，会有助于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社区社会资本的特点

具体而言，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点：

1、网络性。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伸展形态便是网络，当社区居民之间构建了一个交往网络，便有了种种资源流动的可能性，社区网络的构建实质上是为社区居民搭建了一个交往平台，在这个交往平台上，居民之间可以进行资源的互通，从整个社区来看，居民之间的资源互动越频繁，社区社会资本也越具有生长性。

2、资源性。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有潜在的资源性，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交往网络的每个节点都潜存着一定的资源，这里的资源是每个社区居民本身所拥有的，譬如说居民甲可能会修电脑，居民乙可能会针灸，修电脑是甲所拥有的资源，会针灸是乙所拥有的交往资源，如果在社区交往网络上，甲和乙的交往便有可能进行资源的互换。

3、组织性。如此的社区交往网络并不是杂乱的、无中心的，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这里的组织性便是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居民之间的交往可能都是以社区居委会为中介的，如果没有社区居委会的力量，没社区交往网络这一平台，居民之间便会是原子状态的陌生人。同时，这里的组织性还包括社区各类组织间的交往促进了社区居民间网络的形成。

（二）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

社区社会资本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功能：

1、增强贫穷社区居民间的互助。近来，随着高档住宅区的涌现，出现了住宅的贫富分化现象，有愈来愈多的贫穷住户生活在某一社区中，贫穷居民有愈来愈集中的趋势。贫穷和失业令贫穷社区中居民的社会网络解体，而社会网络的解体又反过来令贫穷人士长期处于失业和贫穷之中，贫穷与社会网络解体互为因果，令贫穷户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同时，贫穷社区居民的社会网络又出现了严重的弱化，其熟悉交往的也多是失业贫穷的一个群体，没法透过有关网络寻找工作或借钱，而这又反过来令贫穷人士长期处于失业和贫穷之中。因此，要消除贫困社区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要重建贫困社区中的社会网络，加强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促进贫穷社区居民间的互助。

2、养老社会化程中的社区照顾问题。从21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愈来愈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社区照顾也开始成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解决途径，要想很好地达致社区照顾对养老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以社区居委会为中介，将邻里互助的功能发挥出来，这里就有一个前提，即要首先构建社区居民的交往网络，利用这一平台，需要护理的老人才有可能找到同一在单元居住甚至在其楼上或楼下居住的拥有护理技巧的居民，这时，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便首当其冲。

3、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社区居民间的交往网络增加了居民间的交往可能，扩大了每个居民的交往网络，其从社区网络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也增加，邻里互助便有了伸展可能和伸展空间，最终必然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4、促进社区其他事务的发展。随着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社区居民间的交往网络构建出来，社区其他各项事务也会逐步得到促进，包括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增强、居民自治的逐步实现。综合而言，通过以上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发挥，最终会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那么，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社区工作者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三、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从社区工作的角度而言，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包括建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络、促进组织发展等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综合来看，这三个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一项任务——即消除社区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建构一个“熟悉社区”，因为只有消除了居民之间的陌生感，才会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性信任，才会促进居民之间的交往，同时，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形成也会最终促进社区居民间信任感的增强。促进社区组织发展也是为了消除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因为各类社区组织的培育也是为居民建构各种交往平台，通过居民对组织活动的参与最终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为了达致这一目标，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往，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便需要各种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

社区工作的方法大体分成两大类：策略模式和实践模式。其中，策略模式包括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区照顾等，是技巧的组合；实践模式包括探索与准备、计划执行、撤离评估和反思，是不同阶段的技术。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社区工作的不同模式，例如策略模式的三个具体模式的具体应用可为：地区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以民众自身的力量，增强社区居民间的团结，依赖社区共识，倡导民众参与社区事务，在此种模式下，工作者是充当一种协调者、教育者的角色，建立社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维系社会稳定，并从思想和行为上进行革新，以建立社区正常发展所需的人文环境。社会策划即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来确定问题解决方案，这一模式强调专家意见的重要性，强调民间机构同政府之间的合作，工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实践取向。

同时，要想达致社区居民彼此接纳、以礼相待、互相尊重，社区工作者还要不断地开展各种社区教育活动，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种种事务中来。另外，社区工作者还要采取各种方法技巧加强不同社区间的联系，达到社区间的资源互通。

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除了借鉴社区工作的专业理论、方法及技巧，传统的本土性工作方法也不容忽视，在延续本土性工作方法及模式的基础上，融合专业的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会逐步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四、和谐社区的构建与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作为三大社会工作方法之一的社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日益紧迫。本土社区工作是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后的最终模式，它既延续了传统的本土性社区工作的实践模式，同时也吸收了源自西方的被认为具有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及技巧，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境的社区工作模式。本土社区工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行政性，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行政一直是社会主导，社区也是一样，行政力量始终是动员社区居民的主导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行政主导性使社区居委会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在获取资源、动员社区居民、协调各种关系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

当前，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也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是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的过程，在创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社区工作的理论、技巧作指导，同时在延续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又对现有的社区工作专业理论进行改进和创新，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实情的社区工作模式，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首先，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

和谐社区蕴含了社区工作的“共处情谊”，和谐社会整个创建过程，其实也是在社区工作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运用社区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最终达致社区工作目标的过程，因此，和谐社区的创建为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空间。

其次，和谐社区的创建离不开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及技巧的运用。

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又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最主要的条件是，这个社区中应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区内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较高，社区规划良好，社区内的居民生活环境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居民对社区有强烈的归属感，社区管理民主化，社区内有居民认同率很高的社区领袖，社区资源丰富，社区管理者和管理机构与政府关系协调，可以充当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社区有很高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能力，当专业社会工作者退出社区后，社区仍然可以以良好的状况正常稳定的想前发展。这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社区，它的实现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建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社区建设也在迅速发展，为了更快地实现成熟社区的创建目标，社区工作势必发挥其功能作用，即在其理念的指引下，运用其理论、方法及技巧，最终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

最后，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和谐社区的创建会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大力发展。

目前，针对和谐社区的创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各项工作目前都处于逐步摸索过程中，各社区只能根据本社区的具体情况，结合以前的工作经验，同时借鉴社区工作的专业理论，探索和谐社区的创建模式。

但是，和谐社区的创建引起各行业各部门的重视，以济南为例，近期的“十大和谐社区”评选活动、济南市民政局举办的“和谐社区”专题调研，都体现了政府对社区建设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工作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借鉴社区工作专业理论的过程中，结合现实情况，也有可能对理论进行改进，甚至进行理论创新，最终促进社区工作的理论发展。

五、小结

和谐社会的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密切配合，还要能够落实成具体的实践形式来展开，即和谐社会的创建构成了一个大的指引方向，而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则需要每个阶段具体实践目标的完成。，无论是具体实践目标的完成还是和谐社会的最终创建，都离不开对社区功能发挥的关注，随着大量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身份的转变，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单元，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社区就成为和谐社会创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实践领域，而在这个实践领域中的工作开展又需要多层面工作的共同配合，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便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2]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