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10篇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1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其积怨之深，误解之重，时至今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极大地妨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因此，公正、全面、科学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对于开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首先，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其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中。《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促进了政治运动的成功发展，决定性地改善了男女劳动者的生活，为塑造20世纪的面貌作出了贡献。”[1]（第3页）宣言在肯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2]（第7页）这些价值追求指导着社会党人既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又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而社会党人的任务与目的，就是“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一切法律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2](第7页)可见，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价值理想和在实践中推行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但他们的改良政策对资本主义稳定、和平、持续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充满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发育成熟。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作为价值目标。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党国际把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而进行的传统斗争同执著地致力于和平、环境保护与南方的发展相结合。”[1]（第5页）“社会民主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的国际运动。它的目标是赢得一个和平的世界。在那里，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得到增进，个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在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得到保护。”[1]（第5页）他们坚信，“个人权利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根本意义。民主与人权也是人民权利的实质，是人民对长期以来统治着他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的手段。”[1]（第7页）并认为“摆脱专制与独裁政府的自由至关重要。这是各国人民与各国社会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世界——一个民主地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世界——的前提条件。”[1]（第7页）因此，他们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当前时代最高任务。“社会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2]（第9页）再次，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党国际重申它的基本信念。它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从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已急剧变化，社会主义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实现它始终坚持的那些原则和政治义务。”“今日社会民主主义仍以它形成时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但是，对这些价值观念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既吸取过去的经验，又展望未来。”[1]（第14页）“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1]（第270页）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政治民主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每一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列。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代表。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面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2]（第4页）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是要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做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社会党主张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人与财产的合理分配。在“计划”与“公有制”的关系上，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公有制”只是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不具有战胜和代替私有制的那种革命意义。“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2]（第6页）总之，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民主是要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国际民主反映了社会党的国际政策。社会党并不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在其自身的有限空间，它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到世界的所有地方去；为此，它提出了相应的国际政策及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维护和平与集体安全，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认为联合国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要求促进广大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种种误解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党国际成立后，他们甚至把搞垮共产主义作为与批判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价值追求。认为，“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1]（第17页）因此，“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1]（第17-18页）而共产主义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充满了敌视和种种误解。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3]；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点滴改良，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4]；一般都把社会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3]。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由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反对多元性，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实现其追求的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价值目标，一贯奉行“多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种途径，反对一元的思想理论基础；提倡所谓多元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议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了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第3页）他们声称社会党国际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建立在各种共有的价值观念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2]（第418页）。其次，把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视为抽象的价值观。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观上从抽象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观点出发，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它可以成为为所有阶级服务的“超级国家”。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虽然宣称自己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党，却把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抽象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可言，它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任务。再次，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成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世界观，以是否符合“人道”、“人性”为原则看待世界，看待历史发展。认为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数单个人的美好追求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能推动社会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拥抱，实现“人性”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非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违反了人性或人类理性。他们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否认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观进行了批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达到社会解放的目标。而社会民主主义否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认为不需要改变现存国家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所有制思想上完全否认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认为“公有化不会自动地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只有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主张建立以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分以及公有制和计划成分并存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系。三、如何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还社会民主主义应有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在方法上摒弃“左”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列宁在落后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达国家开创的议会道路，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探索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存在背离问题。同时，也不应在没有顾及到社会民主主义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理论比较，尔后就贸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此外，我们还应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偏信一些二手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东西。就理论而言，要正确地看待其多元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多元主义的，自认为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观、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都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主席卡尔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1983年2月)中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开方程的钥匙，但结果应由当代人算出”。[5]（第122页）就价值目标而言，要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的节节后退。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一般是节节后退的。老党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都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后来在执政之中受挫后就取消了废除私有制的纲领，改变为发展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等。从表面看，社民党的价值目标是后退了，但这些价值目标的改变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争取了选民，为上台执政开辟了道路。这恰恰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刻在石碑上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前瞻性运动，在坚持尚未被时代淘汰的价值观的同时能够适应现实。”[1]（第136页）并且“社会主义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而是不断地解决问题”。[1]（第136页）就价值取向而言，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当前实践中的某些合理之处。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醉心于渐进改良，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争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占领议会多数席位，然后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尽量实行多种改良政策，扩大人民大众权益，增进人民大众福利，不废除私有制，而只限制剥削。这些通过合法斗争、采取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完全否定。[6]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应扩大合作，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一面，但这种反对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专制”和“集权”，这也不能说人家就完全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方面的大问题，我们应认真进行反思，而不是不讲道理地抵制和拒斥。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捍卫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权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向往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这四个方面，与共产党拥有共同认识、共同目标。因此，只要我们纠正极左思想、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可能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很多方面结成统一战线。过去，法、意、瑞典等国的共产党都与社会党有过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有可能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其所形成的价值观不能说完全是抽象的、错误的，我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具体地、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其价值诉求，从而找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契合点，为两大政党的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破除观念上的障碍。[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献选编[Z].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2]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A].黑龙江出版社,1989.[3]初文杰.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有多远[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4）.[4]“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看法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5]宗岩.各国社会党手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高放.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3（2）.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

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

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其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中。《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促进了政治运动的成功发展，决定性地改善了男女劳动者的生活，为塑造20世纪的面貌作出了贡献。”[1]（第3页）宣言在肯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2]（第7页）这些价值追求指导着社会党人既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又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而社会党人的任务与目的，就是“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一切法律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2](第7页)可见，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价值理想和在实践中推行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但他们的改良政策对资本主义稳定、和平、持续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充满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发育成熟。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作为价值目标。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党国际把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而进行的传统斗争同执著地致力于和平、环境保护与南方的发展相结合。”[1]（第5页）“社会民主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的国际运动。它的目标是赢得一个和平的世界。在那里，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得到增进，个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在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得到保护。”[1]（第5页）他们坚信，“个人权利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根本意义。民主与人权也是人民权利的实质，是人民对长期以来统治着他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的手段。”[1]（第7页）并认为“摆脱专制与独裁政府的自由至关重要。这是各国人民与各国社会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世界——一个民主地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世界——的前提条件。”[1]（第7页）因此，他们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当前时代最高任务。

“社会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2]（第9页）

再次，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党国际重申它的基本信念。它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从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已急剧变化，社会主义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实现它始终坚持的那些原则和政治义务。”“今日社会民主主义仍以它形成时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但是，对这些价值观念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既吸取过去的经验，又展望未来。”[1]（第14页）“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1]（第270页）

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政治民主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每一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列。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代表。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面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2]（第4页）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是要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做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社会党主张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人与财产的合理分配。在“计划”与“公有制”的关系上，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公有制”只是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不具有战胜和代替私有制的那种革命意义。“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2]（第6页）总之，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民主是要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国际民主反映了社会党的国际政策。社会党并不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在其自身的有限空间，它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到世界的所有地方去；为此，它提出了相应的国际政策及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维护和平与集体安全，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认为联合国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要求促进广大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种种误解

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党国际成立后，他们甚至把搞垮共产主义作为与批判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价值追求。认为，“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1]（第17页）因此，“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1]（第17-18页）而共产主义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充满了敌视和种种误解。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3]；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点滴改良，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4]；一般都把社会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3]。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由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反对多元性，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实现其追求的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价值目标，一贯奉行“多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种途径，反对一元的思想理论基础；提倡所谓多元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议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了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第3页）他们声称社会党国际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建立在各种共有的价值观念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2]（第418页）。

其次，把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视为抽象的价值观。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观上从抽象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观点出发，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它可以成为为所有阶级服务的“超级国家”。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虽然宣称自己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党，却把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抽象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可言，它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任务。

再次，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成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世界观，以是否符合“人道”、“人性”为原则看待世界，看待历史发展。认为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数单个人的美好追求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能推动社会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拥抱，实现“人性”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非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违反了人性或人类理性。他们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否认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观进行了批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达到社会解放的目标。而社会民主主义否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认为不需要改变现存国家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所有制思想上完全否认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认为“公有化不会自动地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只有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主张建立以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分以及公有制和计划成分并存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系。

三、如何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

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还社会民主主义应有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在方法上摒弃“左”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列宁在落后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达国家开创的议会道路，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探索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存在背离问题。同时，也不应在没有顾及到社会民主主义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理论比较，尔后就贸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此外，我们还应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偏信一些二手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东西。

就理论而言，要正确地看待其多元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多元主义的，自认为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观、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都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主席卡尔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1983年2月)中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开方程的钥匙，但结果应由当代人算出”。[5]（第122页）

就价值目标而言，要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的节节后退。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一般是节节后退的。老党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都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后来在执政之中受挫后就取消了废除私有制的纲领，改变为发展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等。从表面看，社民党的价值目标是后退了，但这些价值目标的改变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争取了选民，为上台执政开辟了道路。这恰恰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刻在石碑上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前瞻性运动，在坚持尚未被时代淘汰的价值观的同时能够适应现实。”[1]（第136页）并且“社会主义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而是不断地解决问题”。[1]（第136页）就价值取向而言，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当前实践中的某些合理之处。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醉心于渐进改良，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争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占领议会多数席位，然后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尽量实行多种改良政策，扩大人民大众权益，增进人民大众福利，不废除私有制，而只限制剥削。这些通过合法斗争、采取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完全否定。[6]

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应扩大合作，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一面，但这种反对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专制”和“集权”，这也不能说人家就完全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方面的大问题，我们应认真进行反思，而不是不讲道理地抵制和拒斥。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捍卫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权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向往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这四个方面，与共产党拥有共同认识、共同目标。因此，只要我们纠正极左思想、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可能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很多方面结成统一战线。过去，法、意、瑞典等国的共产党都与社会党有过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有可能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其所形成的价值观不能说完全是抽象的、错误的，我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具体地、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其价值诉求，从而找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契合点，为两大政党的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破除观念上的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献选编[Z].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2]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A].黑龙江出版社,1989.

[3]初文杰.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有多远[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4）.

[4]“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看法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其前身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1951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大会，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通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宣言，通称《法兰克福宣言》。

这一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宣言成为指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社会改良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党国际成立50多年来，其发展势头迅猛，目前，世界上有168个国家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组织，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国际性政治组织。

一、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之要点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的方式，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的主张，从而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其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中。《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促进了政治运动的成功发展，决定性地改善了男女劳动者的生活，为塑造20世纪的面貌作出了贡献。”[1]（第3页）宣言在肯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因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2]（第7页）这些价值追求指导着社会党人既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又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了人的尊严。而社会党人的任务与目的，就是“为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一切法律上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而奋斗。”[2](第7页)可见，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价值理想和在实践中推行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但他们的改良政策对资本主义稳定、和平、持续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目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充满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正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发育成熟。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民主的世界作为价值目标。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党国际把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而进行的传统斗争同执著地致力于和平、环境保护与南方的发展相结合。”[1]（第5页）“社会民主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的国际运动。它的目标是赢得一个和平的世界。在那里，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得到增进，个人能够过有意义的生活，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人权与公民权在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得到保护。”[1]（第5页）他们坚信，“个人权利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根本意义。民主与人权也是人民权利的实质，是人民对长期以来统治着他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控制的必不可少的的手段。”[1]（第7页）并认为“摆脱专制与独裁政府的自由至关重要。这是各国人民与各国社会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世界——一个民主地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世界——的前提条件。”[1]（第7页）因此，他们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当前时代最高任务。

“社会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个人个性的发展是人类充分发展的基础，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2]（第9页）

再次，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奉行传统的价值观与解决现实的全球问题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党国际重申它的基本信念。它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从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已急剧变化，社会主义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实现它始终坚持的那些原则和政治义务。”“今日社会民主主义仍以它形成时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但是，对这些价值观念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既吸取过去的经验，又展望未来。”[1]（第14页）“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1]（第270页）

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把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以及世界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政治民主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须保障每一个人有过私人生活的权列。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自由选举代表。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拥有自己语言的集团有权实行文化自治。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权在公正的法庭面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开审判。”[2]（第4页）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是要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做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社会党主张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社会主义谋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人与财产的合理分配。在“计划”与“公有制”的关系上，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公有制”只是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不具有战胜和代替私有制的那种革命意义。“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应看成是对决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的基础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监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业合理化，或是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2]（第6页）总之，在经济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在实现经济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日益繁荣的基础上扩大个人自由。

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民主是要保障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国际民主反映了社会党的国际政策。社会党并不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在其自身的有限空间，它要把社会民主主义扩大到世界的所有地方去；为此，它提出了相应的国际政策及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维护和平与集体安全，要求严格履行联合国宪章，认为联合国是走向国际共同体的重要步骤，要求促进广大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二、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种种误解

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是同根兄弟，前者属于第二国际的“右派”，后者则是第二国际的“左派”。二者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党国际成立后，他们甚至把搞垮共产主义作为与批判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价值追求。认为，“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1]（第17页）因此，“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1]（第17-18页）而共产主义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充满了敌视和种种误解。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3]；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点滴改良，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4]；一般都把社会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3]。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由于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反对多元性，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指导思想充满敌视和误解。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实现其追求的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价值目标，一贯奉行“多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的多种途径，反对一元的思想理论基础；提倡所谓多元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议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了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第3页）他们声称社会党国际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建立在各种共有的价值观念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机构”[2]（第418页）。

其次，把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视为抽象的价值观。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观上从抽象的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观点出发，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正义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它可以成为为所有阶级服务的“超级国家”。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虽然宣称自己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党，却把民主、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抽象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终极目标可言，它只是一项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持久任务。

再次，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成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世界观，以是否符合“人道”、“人性”为原则看待世界，看待历史发展。认为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数单个人的美好追求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能推动社会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拥抱，实现“人性”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本性的要求，而非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违反了人性或人类理性。他们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否认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观进行了批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达到社会解放的目标。而社会民主主义否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认为不需要改变现存国家和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所有制思想上完全否认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认为“公有化不会自动地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只有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主张建立以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分以及公有制和计划成分并存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系。

三、如何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

公正地看待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还社会民主主义应有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在方法上摒弃“左”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列宁在落后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达国家开创的议会道路，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探索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存在背离问题。同时，也不应在没有顾及到社会民主主义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理论比较，尔后就贸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此外，我们还应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他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偏信一些二手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东西。

就理论而言，要正确地看待其多元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多元主义的，自认为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观、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都构成其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主席卡尔松在其代表作《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1983年2月)中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开方程的钥匙，但结果应由当代人算出”。[5]（第122页）

就价值目标而言，要正确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的节节后退。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目标一般是节节后退的。老党在19世纪末建党之初都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后来在执政之中受挫后就取消了废除私有制的纲领，改变为发展经济、实行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等。从表面看，社民党的价值目标是后退了，但这些价值目标的改变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争取了选民，为上台执政开辟了道路。这恰恰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刻在石碑上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一个注重实效的前瞻性运动，在坚持尚未被时代淘汰的价值观的同时能够适应现实。”[1]（第136页）并且“社会主义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而是不断地解决问题”。[1]（第136页）就价值取向而言，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当前实践中的某些合理之处。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醉心于渐进改良，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它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竞选，多党平等竞争，争取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占领议会多数席位，然后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尽量实行多种改良政策，扩大人民大众权益，增进人民大众福利，不废除私有制，而只限制剥削。这些通过合法斗争、采取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能完全否定。[6]

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应扩大合作，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一面，但这种反对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专制”和“集权”，这也不能说人家就完全错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方面的大问题，我们应认真进行反思，而不是不讲道理地抵制和拒斥。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捍卫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权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向往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这四个方面，与共产党拥有共同认识、共同目标。因此，只要我们纠正极左思想、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可能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很多方面结成统一战线。过去，法、意、瑞典等国的共产党都与社会党有过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有可能结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其所形成的价值观不能说完全是抽象的、错误的，我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具体地、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其价值诉求，从而找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契合点，为两大政党的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破除观念上的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献选编[Z].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2]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A].黑龙江出版社,1989.

[3]初文杰.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有多远[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4）.

[4]“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看法及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4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对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其中英国工党具有典型性。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工党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从制度社会主义转向价值社会主义，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混合经济，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其调整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重视社会价值，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英国工党；混合经济；人民党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和工党(以下统称社会党)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对战后欧洲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以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会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较长时期内普遍陷入危机，社会党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和执政的机会，长期在野，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却连选连胜。这与二战后欧洲社会党经历的黄金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突显出来。它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基础上，以更强调民主等社会主义价值而抛弃社会主义结构内容为特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党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政党党纲修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革新与重塑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起点，自90年代中期后的纷纷重返执政舞台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政治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出现固然有欧洲战后“政治钟摆”的惯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社会党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务实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的结果。这种调整后来被布莱尔等人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人探索在目前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尝试。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实践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有多年执政的历史，但冷战后它和别的社会党一样长期在野。1994年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对工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揭开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帷幕。1997年布莱尔大选获胜执政，以及后来以他为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主要标志，因此分析英国工党的政策调整对探析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原因具有典型性。一、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背景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80年代后期遭受重大挫折的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消亡后，自视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预想的胜利，相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类型，包括民主社会主义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使社会党阵营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也认为，鉴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社会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以示与苏东模式的区别。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要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很难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这客观上要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早在70年代就对英国工党理论家所谓经济在市场之外的理论提出批评，80年代进一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苏东高度集权管理模式的失败，也使英国工党不得不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地位进行再认识。21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的新变化。7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提出的经济社会主张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如主张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干预政策等，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些政策和主张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进入70年代之后，社会党所奉行的许多政策主张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严重的财政困境，淡化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新阶层的出现和强大而导致阶级基础的削弱等。布莱尔上台前英国工党面临的国内状况迫使它需要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取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上台执政。首先，社会经济状况使人们不满保守党的统治，并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80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实行的自由化改革尽管提高了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守党执政以来的政策主要使富人得益，这使保守党在公众中的支持率下降。贫富分化要求新的执政党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90年代初，英国经济随美国之后也经历了异常严重的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重新做出评价和定位。其次，进入70年代，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的兴趣减小，更愿参加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中性的社会组织，这对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工党产生不利影响。再次，社会阶级阶层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膨胀，蓝领工人比重明显下降。7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也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68年—1997年，在英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6%降到34.5%，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该阶级的比重从1968年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1]，可见劳动者的大部分都已融入中间阶层中。这些人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这样的社会阶级基础使靠多数选票才能执政的工党不得不把重心转向中间力量，以放弃左翼党的政策换取人民党的形象。多年来工党没能适应这些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选举战略，因此在大选中失利。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工党被迫对过去的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探索新的出路。正如“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2](p.64-65)。二、英国工党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的内容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化”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努力从自己的理论信条中剔除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社会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积极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到英国工党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重视社会主义的结构内容变为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社会党在科技革命大发展的背景下，依据历史经验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逐步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公有制为标准的结构式社会主义，代之以注重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为标准的价值社会主义。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观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变化[3](p.106)。工党认识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突破有关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抛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内容。布莱尔认为工党的政策纲领应植根于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和价值观，但不应受到束缚。他认为工党在1918年制定的党章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就属于“过时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4]，即“公有制”不是合理永存而不可变革的社会主义结构内容。工党应重塑其意识形态，重新创建能够符合并反映其思想意识的组织形式。为摆脱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联系，工党抛弃了曾被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工党仍坚持民主、自由、公正和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6月的共同声明中强调“公平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机会均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但要使其适应于当今世界，要在保留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使其纲领现代化。“因为它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力。”[5](p.50)第三条道路“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主张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6](p.15)。吉登斯认为，“保留社会正义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7](p.68)可见工党政策调整更强调社会的平等、公正、自由团结等社会价值内容，而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构特征。工党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进行了刷新。在布莱尔之前，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而布莱尔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8](p.39)“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能有所作为，因为大家都好，个人才能好。”[8](p.25)认为团结强大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8](p.37)。在这些论述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p.273)的思想因子。布莱尔经常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区、机会和责任。他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第二，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新型的混合经济，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福利制度方面也做了一些变革。欧洲社会党人理论反思的突出表现，是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以往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政府干预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其结果是放弃了普遍国有化目标，强调发挥私有制的积极性，强调发展混合经济模式；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变过去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传统模式，强调兼顾两者，力求平衡协调发展。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再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改为减少失业，主张增加培训，提高工人素质。在这方面，英国工党调整最为明显的是，放弃国有化目标，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1994年7月，托尼·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工党的章程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象征。二战结束后不久，工党曾据此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党连续几次在大选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条逐渐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布莱尔认为修改党章第4条，能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布莱尔终于挫败了左翼的抵制，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公有制条款的新党章，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把以繁荣的私有部门和高质量的公众服务相结合为特征的有活力的经济定为党的目标之一，主张推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10](p.58)。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方面，工党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控制的平衡。不主张简单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提出建立新的混合经济(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11](p.51)。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服务性功能，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的必要干预职能与市场社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布莱尔指出，政府的任务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一种能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市场和企业是任何发达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7](p.63-64)。工党试图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福利国家问题上，新工党的主导思想是用社会投资国家来改变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布莱尔强调，未来“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为鼓励就业，减少失业开支对纳税人的负担，福利的对象由单纯的穷人转为普遍受益。布莱尔改变了工党在福利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效的信号，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第三，在阶级基础认识上，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实现党的“现代化”，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的结盟。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经衰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自身建设、阶级基础以及政治联盟等诸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随着欧洲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各种力量相继出现，进而威胁着社会党的阶级基础、依靠力量和联盟对象。“新工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6]。工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工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或称“人民党”)转变。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选后，党的领袖尼尔·金诺克发起“政策反思运动”，对工党的传统政策进行反思，准备按照“新模式”重建工党。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领袖后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党恢复活力，但毕竟有限，不可能使工党得到彻底的改造。新领袖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号下，对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党从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奋斗目标的纯议会党，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阶层政党，成为“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认同。”[7](p.24-25)布莱尔主张由阶级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变，强化党的领袖权威，减少工会对党内政策的影响[12](p.12)。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以便上台执政，布莱尔鼓吹放弃过时的意识形态，对工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做了全面的调整与创新，使其变得更加温和，易于被包括广大中间阶层的多数英国人，甚至保守党人所接受，从而使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得以胜利。工党寻求跨阶级的合作，奉行一种“人民党主义”。布莱尔政府吸收了许多实业界人士为政策顾问，福利对象不再是穷人，而是整个社会。工党不再是完全的工人阶级队伍。布莱尔特别重视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声称工党是“新的激进中间”政党，并积极做工商业界的工作，说新工党是“亲商业界和企业界”的政党。主张为工商界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较低的公司税，并表示不完全废除保守党对工会法规的改革，相反却要使工党摆脱对工会的过分依赖。在争取中间阶层的同时，针对意识形态淡化的新社会运动，如随着全球化问题的突出而出现的绿党生态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工党积极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谋求与新社会运动联盟是西欧90年代社会党的重要调整，而且有超出这个圈子、主持更广泛联盟的趋势，这一点在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的主张中更为明确地反映了出来。三、对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评价及对我们的启示西欧各国社会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调整和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使然，是工党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结果。这种调整的实质是更远离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而趋向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更强调原来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结构变为更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其调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实用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13]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出现的重大变化，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布莱尔曾强调，为了赋予“第三条道路‘价值’以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是必要的”[14](p.44)。工党政策调整的许多内容是为迎合中间阶层而实行的，最现实的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选票，谋求上台执政。其次，更新观念，重新确定依靠力量。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工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其人数越来越少，这使工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为了适应选举的需要，求生存、谋发展，工党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自己的依靠力量。这个阶级追求提高经济的革新能力，对政治感兴趣，不过不愿受政党政治的约束，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一般都自立性强，主张社会公正。工党依靠这个阶级就可以形成政治多数，保证在选举中获胜。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工党仍然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仍然认为“社会正义”是核心价值，它介于主张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政党有着明显的左右之别。它毕竟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的利益，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与实践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并构成西方大左翼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它实现公正、自由、消除剥削的愿望和努力与社会主义理想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当今有影响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存在和发展有必然性和现实基础。社会通过政策调整，实现了上台执政的直接目的，使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与借鉴，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第一，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积极进行自我调整。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如适应英国现实的经济状况，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根据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人数多的现实状况，实行扩大阶级基础的政策。尽管我们说它有实用主义的特征，但一个政党要发展不能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才能防止僵化。第二，注重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主义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应有之意[3](p.225)。相对淡化传统社会主义结构特征，强化社会主义的价值特征有一定的好处。当某一个结构的建立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实现其价值好处时，可以尝试另一种结构，而不至于陷入僵化和放弃社会主义。第三，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一个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者说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包容性，唤起大众的支持。政治思维上要克服非敌即友的二分法，以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社会党的调整表明，针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政策已经过时，任何政党和组织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更新观念，勇于变革，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一个政党能否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不是看它说了什么，它的“基本教义”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勇于创新，探索出好的政策，为民众提供有效、优质的服务。正如布莱尔所言：“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工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参考文献：[1]李培林.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J].国际经济评论，1998，(6).[2]AnthonyGiddens.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ry：PolityPress，Cambridge，UK，1998.[3]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4](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曹振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5]王学东.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评析[J].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1，(1).[6](英)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J].杨雪冬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7]张世鹏.欧洲社会的第三条道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王振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理论渊源[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林德山.英国新工党“第三条道路”思想特征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11]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A].杨雪冬，宣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区冰梅.当前欧美“第三条道路”刍议[J].现代国际关系，1998，(12).[13]刘建飞.“第三条道路”的形成背景与重要特点[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5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它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议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它「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它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它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响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它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释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论人民民主专政>，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参阅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RogerB.Jeans(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pp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339-345.

16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2,1936-1937;H.D.Dickins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29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pp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第28-38页。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ns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ns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

42F.Hayek,TheRoadtoSerfdom,London:RoutledgeandKehanPaul,1944;F.Hayek,''''TheUses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1945.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6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他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他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份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份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份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份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他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定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他「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他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他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回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他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释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份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论人民民主专政>，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参阅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RogerB.Jeans(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pp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339-345.

16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2,1936-1937;H.D.Dickins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29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pp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第28-38页。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ns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ns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

42F.Hayek,TheRoadtoSerfdom,London:RoutledgeandKehanPaul,1944;F.Hayek,''''TheUses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1945.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7

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斯宾塞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

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

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

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

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认

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

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

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

自律性市场制度。博拉尼指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

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

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

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

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

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

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

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

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

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

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

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

义的理论支柱。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

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

生的资源。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

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了。它与80年代以后指称里根-撒切尔主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

不同，主要是相对于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是对后者的修正。边沁和密尔以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

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

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

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

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

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

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

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

主义的内核，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

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国费边社，就

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

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

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

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

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内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

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

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

得了战后30年的大繁荣。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

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

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自由主义理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

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

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

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

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

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

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

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是以苏联式社会

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

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的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

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追求的苏俄式共产

主义。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现代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

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

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为旗帜。胡适虽然称

其为"新自由主?quot;，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为了

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

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

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

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

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

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

和拉斯基。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

样，在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

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

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

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

严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样，它们分享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

政治、法治秩序、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

重、各自师从的思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

点要超过彼此的分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有一种说法，将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概括为某种新的两条路线的

斗争：是"师法英美"呢，还是"师法苏俄"？或者换一个说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说法，首先在方法论上有化约主义的问题，无论是资

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两种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有苏俄式的社

会主义，也有北欧式以及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有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也有20世

纪的新资本主义。即使具体到苏俄和英美，如果说苏俄的社会主义还比较明确的话，

那么所谓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制度与20世纪三、四0年代的罗

斯福新政、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就大为不同。我们无法在一个化约的层次

上作简单的分类。以现代中国思想史而言，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师法苏

俄"，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并非所谓的"师法英美"就可以概括，需要我们

作深入的分析。

从发生学上来说，本世纪中国前半叶的自由主义与后半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最

大区别，是后者在反思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中重建，而前者是在反思19世纪资本主义

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历史上的那代自由主义，从"二张"到胡适，多多少少

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不仅他们本人，连他们的西方老师都是如此。杜威、罗素和

拉斯基，是三位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英美思想家。前二位五四时期访

问过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在各地作过巡回演讲，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

然而，这二位在英美都是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至于拉斯基，

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和罗素。

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罗隆基、陈源、王造时、储安平等留学英国期间，都是拉斯

基亲炙的学生；张君劢虽然留学的是德国，但他自认政治思想是英国的，对拉斯基

最为崇拜，将他看作是洛克、边沁和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正宗传人。

在二、三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拉斯基三部重要的代

表作：《政治典范》、《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和《共产主义的批评》，分别由张君

劢、王造时和黄肇年翻译。此外，新月书店在1931年还出版了丘辛白所译的拉氏《

政治》一书。四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介绍翻译拉斯基的

新作依然不断。作为英国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拉斯基一生致力

于揉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自由主义

思潮的巨大影响，至今仍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中国自由主义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化，使得

他们对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的名著《

通往奴役之路》虽然初版于1945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注意，唯一

例外的是阅读甚广的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自由之路》中，在一条

补注中他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著作，虽然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成，但

对哈氏将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看作是不能两立，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的观点，

潘光旦批评其为"失之偏激"，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

其弊病。潘光旦的评论尽管是个人性的，但在中国自由主义中颇具代表性，假如当

时其他人也读到这部著作，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与潘光旦不会差距太远。整个20世

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被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了，他们无法理解和

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即使是像哈耶克这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只有当历史背景转换

到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沉重反思，哈耶克才会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普遍重视。因此，

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师法英美"的话，那个"英美"决不是洛克、亚

当.斯密和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

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那样自觉地远离资本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

致于远非"师法英美"的化约说法能够道尽其中的复杂内涵。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加以

分疏，就会发现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二张"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在思想层面有着很多的共同预设，但在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师法英美"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则力图超越英美和苏俄，

走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

先看新自由主义。胡适在二、三0年代虽然一直是英美派，但他对苏俄式的社

会主义曾经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但到四0年代，胡适对苏俄的幻想梦醒，提

出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是两种完全对立的道路。到这个

时候，胡适虽然不愿意再提"社会主义"，恐怕与苏俄的极权主义沾上边，但他对罗

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依然情有独钟，改而称之为"社会化的经济制度"。

其含义，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不废除私财产和

自由企业，另一方面实行社会化的立法，节制资本、征收累进税、保障劳工权益、

供给全国用度、缩短贫乏差距等等。他热情地赞扬英国工党不流一滴血，不用武力

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选票，实现了"把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

这种对英国工党式社会主义政策的好感，傅斯年表现得更热烈，他在工党大选

获胜以后，专门作文予以肯定："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

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

我及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选

发生兴趣。"从傅斯年这段名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内心

所希望"师法英美"的，究竟是什么。"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的苏俄断然不行，但"

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的19世纪英美，也住不下去，他们所期望?quot;自由与社会主义

之融合"的"理想国"，正是罗斯福所开创、而为英国工党所发扬的20世纪新自由主

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国"即使在英美也还在建构之中，所以，对于

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师法英美"，而必须积极地参与建构"理

想国"的历史实践。

当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者对英美道路有所期待的时候，张君劢、张东荪、

罗隆基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明确地亮出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旗帜。二次

大战以后，冷战格局造成的英美和苏俄两个阵营的对峙已经十分明显。根据"个人

自由"与"社会公道"的两大原则，他们在英美和苏俄的两大壁垒中采取超越的姿态，

既非一味地"师法英美"，也不是简单地"师法苏俄"，而是各取所需，所谓"英美的

政治民主"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第三条道路"被写入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

大宪章"------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主张之中，成为四0年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

总纲。张东荪对此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有这样的说明：

"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

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

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在学理和模式上如何成立？政治上的民主主义

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如何得以调和？张东荪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是西方文

化上的产物，其根本在于几个共同的概念：自由、平等、公正、公意、公理、人权

等等。它们是一群互相关联、互相套和的"概念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共享，

这两种主义具有同一个目的和方向。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含混的概念，有

自由主义的民主，也有共和主义的民主。那么，张东荪所说的民主主义究竟何指？

实际上，张东荪所理解的民主主义，乃是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一路欧陆式的民主，他

说："没有卢梭就没有马克思。-----马克思与卢梭是不能分家的。一切弊病都由于

二者的分开即有民主主义而无社会主义或有社会主义而无民主主义"。在这里，我

们再次看到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期望的理想世

界里面，一切价值都是和谐的、没有冲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将它们整合起来和

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柏林在谈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价值冲突时说过："一些人们赖

以生存的绝对价值观，不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原则上都是无法调和、无法撮合

的。------在最终的人类价值观中进行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生

活的目的。选择是很痛苦的，但在我们可以想像出的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困境就在于柏林所指出的诸美好价值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兼得

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然而，无论是学理还是实践的选择，并非如古典自由主义

那样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绝对无法兼容，正如罗尔斯已经证明的，一个公正的社会

秩序，在保证自由优先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将不平等设置为尽可能对

弱者有利的公正程序。张东荪设想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兼容的

乌托邦无法存在，但一个尽可能照顾到社会公道的自由社会却并非是想像的海市蜃

楼。

事实上，张君劢、萧乾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上要超越英美、苏俄，实际上他

们心目中所真正要师法的，同样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也将英国工党的

选举胜利看作是不经过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在民主政治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因此，

在具体的模仿对象上，他们与胡适、傅斯年等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相比之下，张东荪与他们却有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区别。这个深受欧陆思想影响

的"新型民主"的热烈鼓吹者，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概念同构的观念出发，认为"

建立于资产上的民主，乃只是民主主义之脱福，而社会主义反是民主主义之正?quot;，

因而对英国工党的兴趣远远不如张君劢。他对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也怀有疑虑，最欣

赏的倒是战后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所一度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即所

谓多党并存、混合经济、保留私产、废除剥削的"新型民主"。当然，这也是一种社

会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更接近苏联模式的东欧型，而非那种英国工党所代表的西欧

型。

如果说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中，有西欧型与东欧型差别的话，那么在看待苏

俄的经济民主方面，中国自由主义中的分歧更大。大致说来，新自由主义到四0年

代已经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抱幻想，胡适在多次演讲中不点名地批评苏联

的极权主义，热烈称赞社会主义的傅斯年根本否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

尖锐地指出："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

式的不平等"。吴景超通过具体比较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发现在经济权力上的不

平等，苏联要大大超过美国。四0年代已经不比二、三0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

苏俄的内幕有所听闻，一厢情愿的想像已经大为减少。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而且

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苏俄多有警惕。张君劢到1948年收回

了苏联有经济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苏俄的工人只有经济的安全，无失业之虞，但

并无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回事。即使是相信苏俄有经济民主的，也

多认为不能为了经济民主而牺牲了政治民主，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樊际

昌、朱光潜等一批北平国立大学著名教授在联合署名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宣

言中这样说："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

平等等便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

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有对苏联继续抱有期望和幻想的。张东荪就

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虽然不赞同苏俄式的极权主义，但他坚信苏俄的计划经济

可以解放生产力，代表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所以他热烈地为苏俄的一党政治辩护，

称之为"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

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当众多自由知识分子担

心以后会失去学生思想自由的时候，张东荪却以其意志自由的理念乐观地表示："

老实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

一经开放，便无法再退回到蒙蔽的状态。"几年以后，当他被剥夺了言论和学术自

由的时候，一定会忏悔当初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一个取消了市场、实行计划经济

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势必在思想上也要由国家来统制。这是哈耶克当年已

经指出了的，不要说没有读到《通向奴役之路》的张东荪，即使是已经读过此书的

潘光旦，也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本来被视为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二张"，到

四0年代后期终于分道扬镳。然而，即使这一分歧，我们也无法用"师法英美"和"师

法苏俄"来概括，因为"二张"之间依然是两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分歧，一种是英

国工党的西欧式的，另一种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东欧式的。在英美和苏俄、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中间光谱，以致那二元性的化约主义思维模式

常常失去其分析的有效性。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是那样地千丝万缕联系着，不

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毕竟成为我们的一个历史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传统是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8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价值观念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样的价值观多有某种“主义”的特点，“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在西方语境中大为不同，但在“主义”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对政府的研究有两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从政府的职能出发，倾向于建立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则从政府权力的授予来考察，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这两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扩大国家责任，但并不认为国家权力是无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义由于害怕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主张缩小国家权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要国家干预。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二者产生矛盾的前提是：国家的责权对应。

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国家福利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国家福利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国家福利。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其价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

二、对当前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传统中国而言，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传统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并非因为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的属性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具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古代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因此公民社会的发育比南方更为困难，

现在对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的研究有一种套路，认为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有以下五个特点：国权不下县（县以下是自治）；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自治靠乡绅。这些特点可以归总为：县下无吏皆自治。最早提出传统中国国权不下县的是韦伯。他认为，中国的儒教不可能导致现代化，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凭借的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卡里斯马”型权威。

三、中国地方治理结构的历史与转型

1.县下无吏并非自古就有。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县下无吏的。古代乡吏是政府养的一些官员，用以为国家治理社会；乡役是政府强行指定一些人为国家治理服务。隋唐之后出现乡绅。考察历史可知，隋唐之前乡村治理是以乡吏为主的；隋唐之后则由乡役和乡绅共同治理。靠乡役治理，存在治理者的积极性问题；而靠乡绅治理，其本身存在两面性的问题。总之，在隋唐之后的这种制度比较乡吏治理，自治较专治浓重得多。

2.乡役、乡绅治理地方是专制而非自治的表现。

首先，地方由乡役治理并不等于存在地方自治，相反，恰恰是专制的反映。因为乡役是被政府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为政府办差的。其次，乡绅也非地方自治的体现者。乡绅是在隋唐以后伴随科举制度的完备而兴起的，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候补官吏，丁忧、守制、退休致仕的官员等。乡绅可以享受由国家给予的待遇：优免权（明代以后这种优免权更加扩大）。乡绅是地方上实际的权势阶层，他们虽不具有儒家狭隘的忠君观念，但其对中央政府更确切的说是当权的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依赖，尤其是在政府更替时其随风倒的本性更是暴露无遗，明末清初时乡绅表露出来的明显的投机行为可为佐证。虽然隋唐宋以后，在庶民中出现了宗族组织，但其往往不是由血缘而是按政治等级制度（由本族中功名最大的人来主持）组织起来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乡绅不能作为地方自治的体现者，他和乡役同样是传统专制的产物。

3.中国地方治理的两难现象。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历史上缺少一种村社传统，这就产生了中国地方治理的两难现象：豪强与酷吏。豪强代表了地方势力，基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考虑，他们竭力维护地方利益。而中央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派出自己的人马-“酷吏”（司马迁语）治理地方。科举制度和与其并行的回避制度、轮换制度容易使地方官产生短期行为，唯中央命是从，完全没有对地方负责的观念。

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与之相伴而生的回避制度也随之消亡。民国期间又推行委派制度，这使得地方治理方式发生了转变。1949年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干部多来自外地，于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回避制度，这一时期的地方治理兼有豪强和酷吏的弊端。期间，回避制度受到很大冲击，很多地区都实行了干部本土化，形成了地方上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了地方豪强的产生。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又从历史上寻求解决方案，重新恢复了回避制度，但这又强化了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容易使他们滋生酷吏心态。

纵观中国历史，地方治理是一种集权的思路，既没有福利国家的传统，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跳出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套路，摆脱在豪强和酷吏之间摇摆的困境，实行治道变革，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文明。

之后，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学者的讨论如下：

之一：治道应该分两层来讨论。中国的互制分两层：中上层和基层。如果把乡村一级说成专治的话，其假设在于：乡绅只忠于官方，而不注重地方百姓的福利。互制的机制在以前是存在的，到宋明，中上层官员选择机制必然使其忠于皇权，但他们也可用“四书五经”来制约皇权，或利用皇权之间的机制来制约皇权。如海瑞。中国的互制是有的，只是与西方不同。因此讨论应注意两个问题：1.分上下两层；2.专治和互制。

之二：为什么中国的治道两千多年未改变，也难以改变？有几点需要考虑：1.理论问题。中国到现在几乎是互利主义的政治。关于中国治道的考量，既要接受西方的理论，又要自己的创新。为什么西方的理论不适于解释中国的治道？一是人治基础在于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二是与之相对应的法治基础是宗教。思想观念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发展到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平等，制度也由神法、自然之法发展到法律，使之成为高于一切的东西。无论是福利主义的政治，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其基础都是法制的。而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人治。2.中国人治传统可以追溯到夏朝或更早，这样的传统仍在继续。而当今国人未曾从物理学、心理学等理论上予以更深的挖掘。其原因就在于习惯：记忆习惯；理解习惯（包括行为、操作）；创新习惯（包括思考、提问）。人治的潜在习惯渗透到每个人的行为、思考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摆脱传统，这样的习惯可以是文人或历史学家去延续。而新的治道更无从照搬西方的理论，必须有待各位同仁的努力。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9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学和政治理论思潮。认真地分析和总结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现实，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苏共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由此他们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俄国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葛兰西首先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他指出，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其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因而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取得了胜利。但是，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较发达，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工人，而且更多地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使工人阶级同意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其统治是总体统治。对于西方革命来说，革命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革命模式应是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

葛兰西从上述观点出发，提出了“阵地战”的革命策略，即革命的直接进攻对象不是“政治社会”，而应该是“市民社会”，应该对资本主义统治采取各个击破办法，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一切进步阶级的统一战线，西方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葛兰西的“阵地战”的革命战略主要是基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较强的抵御能力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得出的积极成果，对于后来西方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探寻本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70年代，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教育水平比蓝领工人要高得多，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把关注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上，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等。“革命”和“专政”对他们无法产生吸引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让工人阶级把幸福建立在对商品的追逐与消费中，使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弱化、淡化，成为丧失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革命主体的寻求、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他们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寻找革命新人，重新设计革命的道路和方式，这在西方进步学者那里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们针对西方社会的这种变化，提出了以“大拒绝”为宗旨的西方革命战略。他们认为，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如学校、家庭、工会、文化等来影响工人阶级，使之革命意识淡化，因此，为了免受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最好是对资产阶级的一切采取“大拒绝”的态度。他们的这一理论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尔库塞、萨特等人也被西方青年学生尊奉为精神领袖。为了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们相当重视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由于艺术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理想、对幸福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和现实生活状况作比较，就可以揭露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差距，最终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这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战略既表达了西方进步学者对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的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孜孜追求，也表现了他们在革命问题上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缺陷。

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等、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等，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使西方共产党开始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的历程。陶里亚蒂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提出的“多中心论”和以“结构改革论”为中心的意大利式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主张各国应当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反对那种在国际共运史中存在所谓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领导党的做法，要求平等地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法共也明确提出“争取民主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通过探索，西方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三种理论潮流。其一是以葡共、希共、美共、德共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反对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拥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主导地位。其二是从原来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自称为马列的“左派”。他们主张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的主张由于脱离了西方的实际，在西方影响不大。其三是以意共、法共、西共、英共等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他们既反对社会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在西方实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主张尊重西方民主传统，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走西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当代西方力量最大，影响最广。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对本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其突出贡献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束缚，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抄照搬现成的革命模式或马克思主义词句。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运用，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但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自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等现象迅速弥漫；同时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办法，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带来的“异化消费”，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在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的消费，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它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就是靠向工人阶级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必须受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的破裂，使人重新认识自我及社会，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引发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主张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反对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主张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民主管理；反对异化消费，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进入80年代后，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冲击，现实社会主义的形象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西方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特别是给西方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给西方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也使共产党在西方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为了走出困境，西方共产党重新调整了政策，对西方革命重新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一致认为，苏东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不能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它否定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他们还提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西方共产党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尚需时日。这既取决于西方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摆脱教条主义，也取决于西方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二）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注重对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的批判，强调西方革命应是一场包括文化、政治、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西方共产党在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则强调西方长期民主传统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西方应走不同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如果联系西方的历史文化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完全合理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这是因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战”后，以葛兰西等人提出的总体革命模式和“阵地战”的革命策略是在反思西方革命失败的基础上，根据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于俄国的现实而提出的。体现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结合起来的努力。而“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如何引导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是西方共产党的首要问题。而资本主义通过宣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呈现出淡化、弱化的趋势，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的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可以说，西方人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而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被异化，人过着的是非人的生活。它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生产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人在这个总体统治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慢慢产生、发展起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思考革命问题，由此他们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意识革命上，其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更是其理论关注的中心，它同时也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一方面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壮大，但在物质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就成为决定因素。他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1]

与西方党内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不同，西方共产党、特别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比较强调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全体劳动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通过和平的民主斗争方式，分阶段地夺取领导权。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有长期的民主传统，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具体问题以及人的精神问题，再加上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革命”、“专政”对他们丧失吸引力。使传统的暴力革命在西方不可能实现。只有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议会民主斗争的方式，争取劳动群众的支持，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他们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们仅把民主、议会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是其目的。

西方共产党的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恩格斯晚年也曾有过论述。恩格斯晚年既重视暴力革命，也肯定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针对德国社会内有人只强调暴力革命，否认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明确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武器先进，统治机构健全，工人阶级很难用暴力取得胜利。而靠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通过议会斗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化的生产力面前，“资本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证明自己是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2]。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生产领域占有优势可以先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进而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可以说，西方共产党要求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群众，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分阶段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阵地，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再夺取整个政权，这种革命模式不仅更符合西方的现实，而且也和晚年恩格斯的设想是一致的，是值得肯定的。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探索的西方革命为什么至今尚未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有较大改善，使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从体力型向智力型方式转换，也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生产自动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体制要求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垄断资本使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资产阶级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高、新、尖端武器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方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西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的产业部门迅速衰落，以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速壮大，传统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以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较大差异，既加深了工人阶级不同行业的隔阂，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使西方社会的利益结构更加复杂。同时由于传统产业工人的衰落，不仅直接导致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而且甚至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而举行的罢工也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如90年代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这种状况也决定了西方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三，全球性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似乎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民族、阶级、个人利益。而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最终取决于科学发展的程度。由此，科学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似乎高于一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社会本身目标产生的阶级斗争成为次要的东西。

第四，西方共产党长期受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加上强调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中心领导地位，使得他们长期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导致其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国的工人运动不能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贯穿于西方的革命实践。同时，西方共产党除了要和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外，还面临社会所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实际上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他们只顾追求眼前利益，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在选举中随时改变政策，以取得不同阶层的支持。而他们在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方面，又作出了较大成绩，团结了相当的群众，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风靡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但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本质的区别，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之一。再加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西方群众中的形象。致使西方群众既难以把西方共产党同西方社会党相区别，又容易把它同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团，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西方革命的进程。

上述情况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胜利，西方共产党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内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密切联系本国的实际，把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已有的民主制度，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使广大群众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西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束缚，使西方社会的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最大限度地争取劳动群众。同时，还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引导和改变群众的消费需求，使工人阶级从消费异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中摆脱出来，去追寻真正的自由、合理、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范文篇10

【关键词】西欧社会社会结构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欧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其性质也经历了从工人阶级革命党、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到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的演化。但近年来较为彻底的非工人阶级化，特别是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并未让当今的社会如愿地摆脱它30年来日益衰败的厄运。

一、工人阶级革命党

1863年，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该党创始人拉萨尔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财产和教育上的差别，没有、也不可能有平等，工人等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团结互助。[①]他还认为，资产阶级背叛了1848年革命，只有“第四等级”的“事业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事业”[②]。尽管如此，该党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党，因为拉萨尔一直指望在帝国的帮助下实现党的目标。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表示要改变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状况，但与拉萨尔派合并后的《哥达纲领》依然主张“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③]。因此受到一直关注德国工人党发展的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由于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德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声明支持巴黎公社，与帝国决裂。这使该党遭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镇压。然而正是这种镇压，使该党革命倾向显著增强，认定“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加以反抗。曾被监禁、主张以牙还牙的倍倍尔就说：“我要像你们当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你们。”[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基本原则部分照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过剩的工人大军越来越庞大，贫困和剥削越来越厉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社会分裂成两个相互仇视的阵营。

德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化对欧洲其他工人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大会的标语上写着：“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生产资料社会化！”对此，后来的社会党国际书记布劳恩塔尔也承认说：当时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第二国际是一个建立在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基础上的革命国际。“它的各党不仅在纲领上以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为目标，而且把革命这个‘历史的助产婆’看成是它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求得解放的斗争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⑤]”这个评判应该说是客观的。当时欧洲的社会党从性质上看，确实基本上都是主张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战的革命党。例如即使成立较晚、派别争论较多的法国社会党，在1905年建党时也不仅以“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字表明自己的工人党性质，而且以明确宣布社会党“不是改良主义的政党”，而“是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质[⑥]。

二、工人阶级议会改良党

尽管直到第二国际前期，各国社会党基本保持了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性质，但改良主义不仅没有绝迹，而且还渐渐蔓延开来，并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外，还与这样几点有关。

1.统治阶级改变了统治方式

由于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使俾斯麦直接用暴力摧毁社会的企图失败，致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改换统治手法。这主要包括：德国从1883年开始，其他西欧国家仿效，推行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福利政策；1890年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到1900年前后，西欧各国男子基本上都获得了这项权利。这些改变使各国社会党的选票快速上升，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合法主义、议会改良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急剧膨胀。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这种变化。德国社会的福尔马尔曾断言，废除非常法“只能在街头、在战场”，是公认的革命斗士。然而当非常法被议会取消后，他便立即从主张暴力革命转向号召同资产阶级政党一道在议会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⑦]。

2.清算无政府主义忽视了另一种倾向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提出通过暴动立即消灭国家口号的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前期，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参加议会选举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活动，其三次代表大会都成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会，并作出谁不“承认政治斗争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谁就无权参加国际大会的决议，使社会内同无政府主义持续近30年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由于这种胜利是在议会改良主义者支持下取得的，从而使他们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胜利的果实，把承认合法斗争变成了崇尚合法主义。

3.关于社会阶级结构认识的影响

如上所述，各国社会的标杆——德国社会当时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基本上照搬了马克思的分析，其中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众多”。有资料表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不仅量增迅速，而且在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了质变。就拿德国来说，工业就业人数从1882年的570万猛升到1907年的980万，首次超过农业。[⑧]可见，上述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当它与工业国家刚刚确立的普选制和社会人的得票率节节攀升联系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判断就被社会改良主义看成是通过选举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保障了。比如法国的饶勒斯就断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通过革命这种历史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通过在民主和普选制法律范围内……无产阶级的壮大”[⑨]。

议会改良主义在社会内的发展并非没有遭到抵制。恩格斯就曾指出，如果在代议机关毫无实权的德国采取类似在英法这样的民主制国家中的做法，就是为帝国专制制度遮羞。[⑩]又比如米勒兰首开先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后，就受到法国社会党革命的盖德派和布朗基派的激烈谴责。但就第二国际整体而言，则把是否走议会改良道路仅仅看成是一个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问题，与党的阶级性质无关。这实际上成为社会后来投票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其左派分道扬镳建立共产国际的原因。

三、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人民党”

1959年，德国社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目标，把“自由”、“公正”、“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和“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同时宣布“社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11]。这种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是社会历史上十分重大的一次转型，它构建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基本理论框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性质的这次大转变实际上是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在第二国际后半期，伯恩施坦和法国的马隆、米勒兰、饶勒斯，意大利的屠拉梯，英国的费边社一样，宣扬“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但和这些议会改良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已不是随着选票增加产生的一种策略选择，而是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伯恩施坦的断言与马克思的看法不同，“社会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有简单化”，而是“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他认为，首先，从资产者情况看，经济的集中化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其次，从工人阶级情况看，“不能够说，先进国家中的贫困、奴役、退化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工人本身也表现出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内部分化加深的趋势。最后，从中间阶层情况看，生产的积聚并没有消灭中小企业，“相反，它们几乎到处都有相当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私营经济管理任务和公共行政任务的增多，中等阶层又得到职员和公务员等“新中间阶层”的补充。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加深；由于劳动立法的改善使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形式日益有序化，阶级斗争没有加剧；“如果说社会的活动和前途取决于有产者人数的减少”，“如果工人阶级打算一直等到‘资本’把中等阶级从世界上排除掉，那么他们的确可以睡一个长觉”[12]。

伯恩施坦的言论[13]当时在德国社会内遭到广泛批评。1899年的党代会就指责伯恩施坦发表“异端邪说”，声明党“一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14]。1903年的党代会更是以288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决议，谴责修正主义以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取代通过战胜我们的对手夺取政权的政策。[15]然而修正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并未消除。该党1921年通过的“格尔利茨纲领”就认为“德国社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阶级党的性质有所松动。

修正主义的影响在北欧社会中更大一些。比如1911年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1920年首次执政的瑞典社会，在1932年就把所谓不再拘泥于国有化的“功能社会主义”写入党纲[16]，并积极实行劳资合作政策。又比如挪威工党1949年纲领指出：“我们处于过渡时期。陈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这一变化改变了党，即工党运动的性质……它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国家的某一个集团的代表。它代表着所有希望在合作和利害与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们。”[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一些头面人物在重建被纳粹捣毁的党组织时，认同修正主义的倾向也更趋强烈。比如战后第一任党主席舒马赫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原意已有所改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事情了。社会主义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纲领”。为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惟一正统的理论基础，认为：“一个人究竟是为了哲学上还是道义上的原因，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成为社会人的，还是由于受了登山宝训精神的感化而成为社会人的，这无关紧要。”[18]但历史的惯性还是使该党按照传统工人政党的方式和目标进行了重建。[19]然而1949年和1953年大选的连续落败，引起该党一些重要人物对仍然保留工人党传统的批评，并推举伦理社会主义者艾希勒起草新纲领。为了使新纲领站得住脚，社会努力从社会结构变化等方面找根据。

最主要的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预见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居民中形成支持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出现的反而是两个停滞：（1）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882年到1950年始终停滞在50%左右，此后开始下降[20]；（2）由于有相当数量信奉天主教的工人把票投给联盟党，使得社会的得票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获得约30%后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57年都未能超过这一比例。社会遭遇到明显的“阶级屏障”。社会还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该党早期尽管曾判定中产阶层依附资本的地位表明他们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涌向社会主义运动，但由于党的纲领、活动方式和语言风格等等均以工人阶级为对象，因此争取职员和公务员的努力成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公有制、放弃工人党性质的《哥德斯堡纲领》得以通过，并确实带来社会得票率的一路飙升，不仅突破了30%的大关，还在1972年超出联盟党达到45.8%，并使该党从1969年起连续数十年赢得执政地位。四、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党

《哥德斯堡纲领》宣布社会不再是工人党，而是人民党，虽然是社会性质的一次明显转折，但它实际上并没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这既表现在其政策倾向性上，也表现在其工人党员和工人选民比例一直较高上。比如英国工党直到1966年工人党员仍占党员总数的69%，德国社会1969年的工人支持率为58%，挪威工党战后长期执政靠的是2/3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社会中屡屡出现反对党中间阶层化的现象，并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

（1）要求党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由于英国工党工会派的抵制，新费边主义派和党的领袖盖茨克尔要求工党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摘下体力劳动者“布帽”、树立“人民党”形象的主张才没能实现。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左派运动和经济滞胀危机的影响，社会中出现了一股“重新意识形态化”浪潮：在德国，青年社会人向党的领导集团发难，指责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利益；在英国，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工党左翼要求提高工会在选举党的领导人中的作用；在法国，社会党通过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公共施政纲领》，着手实施“扎根左翼”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密特朗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社会党政府并推行国有化政策，英国工党左翼也突出强调国有化方针，即使部分主张中间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而瑞典社会也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动作，一度推行“基金社会主义”。

（2）反对新社会运动。20世纪70到80年代初，随着不同于城乡小业主、小商人等传统中间阶层的，由白领雇员、公务员和在教育、医疗、法律等领域的服务人员构成的中间阶层获得发展，新社会运动在西欧兴起。但社会很长一个时期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一运动的活跃看作是对其的政治挑战。比如帕尔梅1972年在社会党国际三巨头的通信中就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化”的忧虑，称在形形色色鼓动起来的小团体抗议中，“可感觉到一种‘反政治’倾向”[21]。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也反对社会党员参与新社会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社会元老巴尔则不仅视该运动为乌合之众，甚至认为绿党是“对民主政治的威胁”[22]。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在德、英等国在野时间的延长，它的思路渐渐发生变化，新一轮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转型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绿化”。20世纪80年代初，新社会运动在最有人气的德国凝聚成自诩为“反对一切政党的政党”——绿党，并吸引社会一些党员和选民“弃红投绿”。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与绿色政治的10年争论。在社会结构认识上，它淡化了“以劳动为中心”、追求阶级平等的理念，并重新定义“劳动”概念，使之从侧重与工人阶级相关的“谋生手段”扩展为“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把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的工作都囊括进来。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内容。这一转变不仅为后来的“红绿联盟”打下了基础，而且它从绿党那里学到的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等等，成为它后来进一步转型的助推器。

（2）走第三条道路。社会认为，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旧左派政治建立其上的、伴随着劳资对抗特征的旧式大工业，正在让位给一种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知识和创造力的新经济。随之而来的是，“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社会“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23]。为此社会主流派看到在“人下人阶级和人上人阶级之间，新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操心阶级”，从而出现另一种“阶级制度不平等”，即“一个生活在福利中，一个为此纳税”，因此社会必须“改变航向”[24]。这就是走非左、非右、亦非传统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

对比《哥德斯堡纲领》，第三条道路的新特点在于：第一，在党的目标上不仅放弃了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而且放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25]第二，强调一种意在清除懒汉式“左派个人主义”的新公正观和“有予有取”的责任观，改革基于大规模“再分配”的福利制度。第三，在认为社会是“既为强者说话，也为弱者说话”的人民党的同时，强调自身是“我们社会里能人的联盟”[26]——中间阶层的党。第四，重新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资源”，使社会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实现“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五，改变主要依靠纲领和组织进行动员的传统方式，打媒体牌，传媒党化。如今社会不再讲第三条道路了，但没有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还在走。

五、简短的评析

1.西欧社会性质演化的趋势是非工人阶级化

在我们对西欧社会近150年演化进程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只是从其他几个角度再谈一谈。

（1）从其背弃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西欧社会从信奉马克思主义到修正马克思主义，再到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放弃消灭私有制，直至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每一步都是对主张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当然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弃。

（2）从其与国家的关系看。早期的社会认为国家是总资本家，工人没有祖国，对国家持革命态度；改良主义蔓延时期，它主张参与议会斗争，对国家持利用态度；在《哥德斯堡纲领》问世后，它开始上台执政，认为国家不再是资本的国家，而只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在建立福利制度中大有作为，其与国家的关系也从改良利用走向融为一体；应对经济全球化走第三条道路后，它对国家作为管理工具的能力有所质疑，与国家的紧密关系有所松弛，但依旧否定国家的阶级性，主张以超阶级的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3）从其实用主义化看。从承认和参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那一天起，追随多数就成为社会运动轨迹的内在法则。相信工人人数将占选民绝对多数使其从革命党变为议会党；执政期望遭遇“30%阶级屏障”使其搞人民党；发现红绿联盟有助于脱离反对党冷板凳使其补充生态观念；相信中间阶层在今天比下层更庞大并使其走第三条道路。

（4）从其文化色彩加重看。社会不仅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中看到权力的文化基础，而且以文化分析替代阶级分析。这使它认为近年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主要不是经济现象，而是涉及更广泛社会学范畴的文化现象。比如一些人进入社会底层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属性，诸如新移民、有两三个孩子的单亲家庭、黑人等有色人群以及因传统工业消失很难找到新工作的人等等。[27]

2.西欧社会正在日益衰败

西欧社会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党进行非工人阶级化改造，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对它做大做强和上台执政起过作用的话，那么这并没能避免此后它总体上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讲改革、创新更多的90年代，虽然一些社会曾赢得一个执政小高潮，但衰败的态势并没能止住。之所以作如此评估，主要不是从执政与否，而是从分析社会的政党特征和功能表现得出。这大致涉及如下几点。

（1）在“成员观点基本相同”这一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的重要条件上出现困难。西欧社会实行非工人阶级化虽然有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萎缩这个现实的支撑，但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进行这样大的转型，不可能不在党内引发争论。比如近年来除了直接围绕非工人阶级化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争论外，还有一系列引发社会人思想冲突的难题：搞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效率优先还是公正优先？维护弱者还是抓住强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有着怎样的职责和关系？对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是抵制、放任、同化还是融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该加强主权让渡还是加强主权？如此等等。作为政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思想认识的较为一致，社会内的这些争论绵绵不休，造成认同危机，有党将不党的倾向和危险。

（2）组织危机使其弱化。第一，思想认同危机使党员构成异质化，派别之间、领袖和普通党员之间、个体之间、老年和青年党员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加深，有的还造成党的分裂。比如2005年的德国社会就既有以拉方丹为首的左翼以退党来抗议施罗德的政策，又有部分右翼党员也以退党的方式抗议党在柏林与前东德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民社党发展关系。该党最近3年以空前的频率换了4位党主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英国工党也不例外，布莱尔搞第三条道路后，党内左翼策动“政变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第二，社会靠拢公民社会的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仅新型的公民倡议组织无意皈依社会，工会和教会等传统的公民利益集团与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这种状况进一步导致社会党员的减少和老龄化。据《明镜》周刊报导，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大选胜利时党员超过40万，2002年几乎不到25万。[28]德国社会青年党员的比例从1974年的10.8%下降到1999年的2.8%，70岁以上党员人数是25岁以下党员的5倍。[29]第三，与党员人数下降相比，党员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大。这既包括党的干部腐败增加，也包括由于媒体民主作用扩大，党的领袖常常跨过党员直接诉诸公众，从而对党员的参与意识形成直接打击。实际情况也表明，当今的社会党员不是比过去更积极，而是更消极了。

（3）功能下降。西欧社会原本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即使成为议会党，也明显发挥着反对党的作用。然而放弃“替代”和大举中间化后，社会作为西欧政党民主轮流坐庄一翼的功能弱化。这使它存在的社会政治意义降低。

3.两点说明

（1）由以上分析不能断言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它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见多识广，经验老道，善于在变革中自我调整。另外，社会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西欧政党政治中的个别现象，其他政党——无论它们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上——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社会的困境反映的是西欧民主制的困境。

（2）本文主要依据社会的主流发展状况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阐释。实际上，国情不同，时期不同，各国社会的表现和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英国工党从来就不是革命党，法国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曾有某种抵制，而最早放弃公有制的瑞典社会至今还在其纲领中强调自己“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30]。

[①]参见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②]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③]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④]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⑤]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⑥]让·马雷：《社会党的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1页。

[⑦]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⑧]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⑨]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9、150、155、165页。

[12]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1、104、106、115、123页。

[13]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重点例举了有关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言论。

[14]转引自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译者序，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6页。

[15]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16]高峰：《瑞典社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

[17]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18]佩特森等编：《西欧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19]参见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20]参见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转引自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124页。

[21]参见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83页。

[22]参见傅剑锋：《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与德国绿党议员的对话》，《南方周末》2007年3月8日。

[2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5页。

[24]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80页。

[25]吉登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另类选择……这绝不是说全球市场经济不引发各种问题，因为它确实已引发了。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备选的社会形式存在。”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26]www.dw-world.de/chinese，2003年8月7日。

[27]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28]《明镜》，200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