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模式范文10篇

社会模式范文篇1

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专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

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

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

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

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

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

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

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

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

四、俄罗斯的西方化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

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

五、

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

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

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

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

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

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

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福利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单位：%

年份瑞典荷兰前西德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198025.928.325.716.415.015.214.515.012.811.9

资料来源：OECD，转引自“EconomictheoryandtheWelfareStatebyNicholasBar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une1992，P759

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30～0.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社会模式范文篇2

会计模式的职能是指会计模式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作用，包括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对微观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各种作用。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所以会计模式的主要职能是信息的加工和传递。这是会计自身的内在职能。由于不同国家会计模式的构成和运行方式不同，在会计模式主要职能之外还赋予其不同的社会职能。一般地讲，会计模式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行为规范、资源分配、利益保护和行业管理。

1、信息职能

信息职能是会计固有的功能。会计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借助于特定会计方法，收集加工、记录和报告信息。被公认为现代会计之父的巴其阿勒在其1494年发表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中，详细介绍了在当时如何通过设置账簿和应用借贷记账法记录、加工和报告会计信息的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会计从生产过程的附带职能中分离出来，逐渐产生了专门从事处理会计信息的职业和会计组织部门，同时也就产生了委托受托责任关系。而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完成主要通过会计信息的记录和报告来体现。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要求企业产权明晰，所有者和经营者完全分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委托关系。委托人通过了解会计信息，可以掌握受托者，即企业经营者职责的履行情况，并对受托者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企业经营者可凭借会计信息向委托人报告自身职责的完成情况，以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所以，向委托人提供其所需要的经济信息，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

会计的信息职能必然在会计模式中得到体现和发展。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会计模式不同，会计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因此，要求会计提供的信息种类、口径。方法会有差异，提供信息的目的和衡量信息的标准也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而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哪种会计模式，无论为谁提供会计信息，也无论按什么标准提供信息，都是在会计信息职能的基础上派生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从一项应用技术发展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其所固有的信息职能为世人所公认。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之交，会计模式的信息职能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2、行为规范职能

在会计仅仅用于记录剩余产品数量时，或是仅仅作为累计家庭收支的工具时，还没有具备行为规范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需要通过会计核算与记录的业务数量越来越大，参与会计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会计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监督会计人员忠诚与否和考核其工作效率高低的需求，会计模式对会计行为的规范职能应运而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模式的行为规范职能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和重视。尤其是在股份公司迅速发展的19世纪更是如此。便如，在英国允许恢复公司制的同时，就要求公司加强会计核算，提供“真实”、“明确”的财务报表，特别是盈利报告。美国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自20世纪30年代，授权民间机构制定公认会计准则。日本国会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情况，制定了三套不同的会计法规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对会计信息的规范。而会计信息是由会计工作人员通过其会计行为提供的，对会计信息的规范，最终也是对会计行为的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非常重视会计模式的行为规范职能。除了制定和实施规范会计业务的准则和制度，还颁发并不断修订用于直接约束会计人员行为的法规文件，例如《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人员职权条例》等。

3、资源配置职能

会计模式的资源配制职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由人们逐渐认识并逐步强化的。会计产生于对剩余产品的计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合伙与委托等形式的两权分离，并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形式，会计开始走出家庭和庄园，逐步演进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会计的资源配置职能因此更为人们所重视。例如，在记录和呈报会计信息时，按照什么标准计量资产，按照什么方法确认收入和费用，按照什么原则报告可分配收益，会对企业各方面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价值耗费量的确定，是对补偿基金的确定，也是对收入中需要扣除金额的确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计算出当期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已消耗价值的补偿，多少可以用于分配。会计核算中的确认和计量过程，同时就体现了会计的资源配置职能。会计因此而成为传导资源信息，分配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在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中，所有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业务都作为会计核算规范而被置于会计难则和会计制度的管辖范围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会计准则中的会计核算规范既执行着规范信息活动的职能，同时也执行着规范分配活动的职能。

由于企业财务信息在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和分配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作用，对会计准则制定目标的取向，必须以政府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取向为前提。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禁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下的会计模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1992年，财政部以《企业会计准则》的方式对会计的计量和确认等方法及标准进行了框架性规范，并在以后陆续和实施了9个具体准则。会计准则的和实施不仅是会计规范形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会计模式所具有的经济资源分配的职能。

4、利益保护职能

利益保护职能是资源配置职能的延伸。在发挥会计模式的资源配置职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过会计制度制约会计人员，还是依据会计准则规范会计信息，都是借助对会计行为的规范，实现对某些利益主体的保护。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利用会计模式的利益保护职能来达到预期经济效果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在美国铁道业的早期，发起人通常都在企业创办初期从资本中支付高额股利。投资人认为这是企业真实的收益，因此纷纷出高价购买其股票。当这种高额的虚假股利不能维持下去并危及企业的经营时，就导致股票市价急剧下降，使企业的长期投资者（永久股东）蒙受了重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铁道业开始以成本为基础提取折旧。这种措施明显地体现了对长期投资人的利益保护倾向。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实行分行业、分所有制的会计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计报表中的主要报表——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方的排列顺序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产。这种会计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其依据在于，企业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家投资；其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又占最大比例。因此，必然要求通过会计报表重点反映国家财产的安全完整情况。

上述几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会计模式的利益保护职能，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在会计实践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以实现对特定经济主体的利益保护。

5、行业管理职能

各国会计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职业及其组织通过法规、制度等对会计行业进行规范。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会计职业在该国家的工作范围和法律责任有所差别，制定规章条例的机构也会因国而异。因此，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以我国的情况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计划经济时期，会计模式的行业管理职能主要表现在财务开支标准和成本费用范围两个方面，主要的管理手段是财经纪律大检查。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会计模式的管理功能主要表现为对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人员素质和职业道德、企业会计行为的管理和考核等方面。主要的管理手段是组织人员培训、对会计职业资格的认证、推广先进的核算手段和方法等。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2、郭道杨《会计史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社会模式范文篇3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社会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模式；社会实践

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近几年来，国家也开始对职业院校中数控专业的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即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在实际的数控专业教学实践过程当中，如果想要使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国国内职业院校中的老师往往会给学生设置数控加工的实训周，这种方式还是不能彻底达到目的。除此之外，老师还应该尽快对其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进行有效创新，使现在具有的实验设备和实训课时都可以得到高效利用，从而给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过程制造一个优良的环境。为了更好地达成这个目标，老师要把社会实践实地应用到我国职业院校数控专业的教学活动之中去，从而进一步增强对于学生实践操作技能、职业素质以及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大力培养。如此一来，学生们的创新思维以及团队合作意识都能得到明显提升，同时也顺利地达到了老师的教学目的，并且帮助学生有效提升了自身能力，增强了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为学生今后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铺平了道路。

1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数控专业教学情况

在实际的职业院校数控专业教学内容中，通常包括机械制图、数控机床、数控加工工艺和数控编程等等。这些内容有着共同特征，那就是这些内容普遍都比较枯燥、生涩甚至抽象，所以这些内容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处于职业院校的学生其基础知识掌握又明显不足，所以这一门专业课程对于学生而言学习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我国传统的数控专业教学模式之下，学生们很难具有足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对于这门生涩难懂、枯燥难学、抽象难理解的专业课程出现逃避甚至排斥心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生们在加工实训的学习上面，效果非常差。不仅如此，对于数控专业而言，对于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非常高，因为在实际中，这门课是注重实践的，但是就目前我国中职数控加工实训教学实践结果来看，还是不尽人意的，就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数控加工实教学实践的过程来看，仍旧存在着诸多不足的地方，就比如实训教学的效果不佳，学生缺少学习兴趣以及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等等。

2社会实践培养与职业院校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模式的结合

2.1教学内容设置要贴近实际。职业院校中的数控技术专业其本质就是一门技术的学习，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有些技术是落后的，会被社会发展淘汰的，而数控技术也是如此。所以，为了让学生能够“学有所用”进而“学以致用”，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课本内容，但是又不能脱离课本，这种言论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实际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老师可以把课本的知识当做基础知识来传授，而在基础知识之上的数控技术老师就可以与日俱进，为学生们传授较为前沿的数控技术。为了能达到这种理想效果，其实并不简单：一方面，老师应该熟悉课本，明确教材中哪些是应该传授给学生的基础知识哪些是落伍的知识；另一方面老师还应该与时俱进，立足于实际，深入了解前沿的数控技术。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学生的“学有所用”，还能为社会实践培养与职业院校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模式的结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2.2教学模式偏重社会实践化。就实际而言，我国很多职业数控专业课程主要展开场地无非是课堂和实训中心，无可厚非，在这两个地方开展教学活动都各有优点，但是其局限性笔者在前文已经阐述过了，所以为了有效消除局限性，老师应该敢于打破常规的教学模式，把教学场地延伸到社会上各大企业中。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提前“实习”，在企业车间中边学边实践，边实践边学习。这样听起来是天方夜谭，可能会打破企业原有的工作秩序，其实并不然，一方面企业可以派专门的师傅进行指导，一方面老师也在旁边指导，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能够使学生得到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更好的“成手”，从长远来看实则是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使企业的成本有效降低。其实整个“提前实习”的过程其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让学生从“学生”变成“员工”，日常作息实践和食宿于普通员工一样，让学生直接融入社会，了解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继而调整自己，从而能够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可以更好地提升。

3结语

总之，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使学生的就业压力降低，老师一定要积极改革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社会中”学习，在“社会中”提升，从而提高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与社会适应力的同时还能更牢固地掌握专业知识。

【参考文献】

[1]姬清华.数控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J].平原大学学报，2017（6）.

[2]张丽,李玉兰.基于社会实践的高职院校数控教学模式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4(12).

社会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筹资模式；费改税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之上。因此，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保障要求的稳定、可靠、有效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不但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的弊端

（一）筹资渠道单一、资金缺口大

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应实现多样化，而目前我国的筹资渠道相对较为单一，当前只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实行较低比例的收缴制度，医疗保险只在个别城市实行试点个人收缴制度，生育保险尚在酝酿之中。各项保障费用基本来源于职工就职的单位，而个人对于基金的支出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受阻，资金缺口日益增大。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出现支付危机，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范围内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帐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

（二）刚性不足、缺乏立法保护

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办法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靠行政手段推向社会，缺乏严格有效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有力的硬性约束，对于未能按照规定上缴的企业或者个人缺乏法律惩治措施，这导致了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进一步增大。此外以“费”的形式征缴资金不像以“税”的形式那样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

（三）参保面窄、社会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仅限于城镇、工矿区的企事业单位，即使在这些已参保的企业中，实际缴费人数与应缴费人数也存有巨大的差距。而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才刚刚展开，农民还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加上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改变势在必行。

（四）部门职能不清、管理机制混乱

我国目前参与到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的部门众多，这些部门囊括了地税、人事、劳动、民政、保险、卫生等单位，它们都在经办和社会保障基金。然而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各自为政，各行其道，这造成了管理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的恶劣状况，严重阻碍了社保基金的征缴和统筹。

二、各国社保基金筹资模式比较分析

（一）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

目前，全世界已有172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征收社会保障税，即政府通过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金，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并通过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第二，征缴社会保险费，即通过雇主和雇员缴费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不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政府专门部门进行管理和运营。第三，强制储蓄制，即将雇主为雇员缴纳的保障基金及雇员按规定缴纳的保障基金，都统一存入个人专门的社会保障账户，其本金及相应利息收入均归个人所有，政府通常只保留少部门的税收调节权。

（二）各种筹资模式比较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三种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曾起到良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征收社会保障税这一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保障税的实施使得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有了严密的法律依据，并且，“以纳税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无疑更有利于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力度和统筹层级，有利于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对于社会保障统筹缴款方式而言，它所依据的是部门性、地方性的法规，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管理分散，不便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和管理；而采取储蓄制形式，虽然考虑了收入与支出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对于账户管理要求较高，只适用于人口少，且地区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不景气或企业经营亏损时难以保证社保基金的筹措时期。

通过以上三种筹资模式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社保基金筹资模式的现状，建议我国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充分利用税收三性的特征，依法征收社保基金，利用人们不断增强的纳税意识，提高我国社保基金征缴的到位率。

三、我国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必然选择——费改税

（一）社保费改税的优越性

1.广开税源，保障基金充沛。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广开税源，彻底改变现存由于自愿参保或者动员参保带来的导致社保基金征收不足的弊端。依据税法强制全部企事业单位及有关团体、个人等依法上缴社保税，保证社保基金筹集渠道的畅通，保障社保基金的充足率、到位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2.加强社保基金征收管理，保障基金安全。社保税的实施，显示了税收的“刚性”原则，能够减少征管过程中的不缴、少缴、欠缴现象的发生，充分实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社会保险费改税后，形成了“税务机关征收，财政部门管理，社保部门发放，审计部门监督”的管理新模式。将社保基金的征收、管理、发放分别由相应部门负责，协调了部门的职能分工，社保基金实现“收支两条线”的运作，有效遏制了现存社保基金筹资和发放过程中腐败行为的发生，保障了社保基金的安全。

3.利于社会统筹安排与调度。社会保障税是国家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以工资薪金所得作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特定的税目，其既有一般税收的强制性，但又缺乏税收的无偿性。在全社会范围为以“税”的形式征收社保基金，克服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避免因缴费率不同造成的企业负担不均，有利于社保基金在整个社会范围为统筹安排。社保税的开展在宏观和微观上保证了基金的征缴，推进了社会的公平进程；社会保障税的开征解决了原来劳动力因流动造成社保基金不能进行相应转移的问题，社保基金不会因为人员工作地变更而中断。

（二）社保费改税的可行性

我国目前基本已经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本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切实可行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当前对于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征收模式已基本达成了社会共识，近些年社会各界对于要求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对于开征社会保障税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甚至提出了具体方案，这些研究和探索为开征社会保障税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2.从国际比较结果看，缴税制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首要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选择，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最佳选择。

3.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组织基础与经济基础。从组织基础看：税务机关经过多年的税收征管实践，拥有一只强大且素质较高的征收队伍、积累了大量和丰富的税收征管经验，作风过硬、业务精熟；具备功能齐全的征收设施和健全的报税网络，可以为缴费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有较严密的税源监控制度，熟悉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工资水平、人员变化、财务收支等情况。从经济基础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我国已经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经济基础，我国的企业单位与职工个人也具有相应的承受能力。

（三）实施社会保障税的政策建议

1.加快《社会保障税》立法进程。原有的社会保障费主要是以行政政策为主要管理手段，给社保基金的筹集带来了大量问题，随着社保费改税的实施，配套的法律必需加快制定，为社会保障税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依据法律条款明确社会保障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合法、有序运行。

2.加强农村社保筹集渠道建设。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筹集中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便是社保基金覆盖面窄，特别是广大农民还主要依靠自我保障，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村劳动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借助于社会保障税的特性，开拓农村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扩大农村参保面。

3.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与低水平的原则。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表明，社会保障范围与程度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层次是逐步提高的。由于我国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而人员基数过大，因此，我国应特别注意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且低水平保障应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原则。

4.明确社会保障功能的定位是保障而不是公平。社会保障一直强调社会公平的原则，一百余年来，税和税收规则作为福利国家的工具，被大多数福利国家用来影响收入分配，试图通过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政策评价都表明再分配的效果不好，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初，强调并明确社会保障的功能是保障而非公平，是一个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普遍关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5.实现社会保障税收收入统筹调剂。由于各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收入能力和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在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保基金余缺统一调剂机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协调地区平衡。

6.新旧筹资模式的衔接与转换。社保费改税是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的重大变革，因此，以税务部门为主导的征收管理体系与现行征收办法存在着诸多矛盾，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实行必须做好两种新旧筹资模式的平稳过渡。这可以通过部门间职能的再分工来实现，对于原有社会统筹基金的处理，在社会保障税开征后要逐步由原来劳动部门统筹与管理的社保基金交由财政部门管理，列入国家预算，由现社会机构代为保管，按照国家财政保障预算项目规定予以使用，审计部门监督社保基金的使用和发放。

【参考文献】

[1]郑猛．空帐不断增加，如何“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N]．中国税务报，2005-11-16．

[2]刘永禄，刘永新．社会保障税：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理想方式[J]．中国财政，2005，（6）.

[3]于秀丽．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理论述评[J]．社会保障制度，2005，（6）．

社会模式范文篇6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社会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本国特色

1991年苏联悄然自尽，不能不令我痛切深思苏联兴亡之道和奥秘所在。以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受苏联的影响很深。五十年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也就是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以苏联为样本，以苏联为标准。我们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切实思考如何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病。1985年我在广州社会主义讲习会上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当代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初探》的报告，探讨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本文是我第二次谈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特点和失败的原因

社会主义是在16世纪初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一些社会先进人士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称，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发明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有很多。本文各用21个字下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欧洲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推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

历史上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模式的是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是英国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提出来的。他的代表作是《乌托邦》。后来人们把这种思想叫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三百多年当中，欧洲有上百位思想家提出了很多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但都没有实现。到19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并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没有实现。

20世纪初，列宁审时度势，勇于在落后的俄国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带头探索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俄国终于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共产党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同年，苏联修改宪法，把社会主义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巩固下来。当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很自豪，他们自以为已经在世界上实现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更高级，但苏联为什么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过了55年，在1991年的时候又突然垮台了呢？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为个别领导人背叛造成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可以发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低标准的、歪标准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多严重的弊病。这种模式并不是不可以改，但苏联长期延误了改革，最后被苏联人民抛弃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失败，在于它长期超不过资本主义，最后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了。

苏联领导人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苏联当时并没有建成够标准、高标准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没有能够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标准的社会主义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内因，第二是外因。

从内因来看，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远远落后于英、法、德、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在西欧首先实现的。社会主义先在俄国实现，比之欧洲先进的英、法、德等国落差是很大的。俄国1861年以后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现代工业只约占42%。由于战争破坏，到1917年，俄国的工业只占全国经济的20%多。俄国是一个有370年沙皇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俄国的国情注定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领导人急于求成，偏重用行政命令、群众运动方式加速消灭私有制，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封建主义残余的首要性。以致苏联1936年建成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社会主义。

从外因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主义只在一国胜利并长期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俄国要花很大、很多力量去对付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短期内建成标准的社会主义。具体来看，苏联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都是有社会主义内容的，但是又都有弊病。

在经济模式方面，苏联有很大成就。它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消灭了各种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是苏联经济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的本体。同时，苏联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保存了生活资料和消费品的市场。在按劳分配方面，工人阶级实行8级工资制，农民则是按劳动日记工分，干部实行等级工资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很多弊病。按照苏联1936年宪法的规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并不明确归工农所有，公有制被严重地空泛化了。公有制在颇大程度上是官有制。无论是国营工厂还是集体农庄都是由国家权力和官员掌控，所以1991年苏联剧变时没有工农大众奋起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此外，苏联共产党还培养了一个高薪官僚特权集团。官僚特权集团的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936年，高低工资的差距是30多倍；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差距是50多倍；到8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是100多倍。这个高薪官僚特权集团是阻碍苏联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掘墓人。普通干部实行的是有严重平均主义倾向的按劳分配，而高级干部实行的是特权主义，这很不公平。苏联并没有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化的积极成果。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实际上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计划经济，而是政府统制经济。苏联领导人只看到商品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没有认识到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础上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

在政治模式方面也有成就。苏联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苏联之政治基础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本是俄文普通名词音译，意为会议。十月革命前俄国工农在罢工斗争和武装斗争中选出代表，召开代表会议进行决策，民主选举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国家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三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由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城乡劳动人民。但是一百二十六条又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是一切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这里面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党怎么去领导人民呢？怎么去领导苏维埃呢？苏共实行的是以党代政制，结果苏维埃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从苏联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实现了工农当家作主。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同沙皇时代一样的。但是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吸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

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是非常严重的。本文用十句话、五十个字来概括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

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去世，一共任职31年。

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斯大林原来选中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的马林可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可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他就去世了。

控制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是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是尊重选民意见的、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大多是各级党委精心挑选的意中人。

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由于他从1925年至1929年清除了党内三个反对派，大部分都被当作敌特处决或长期坐牢。到斯大林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清洗，就中风去世了。

监控干群制。苏联的情报部门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一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斯大林还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在列宁时期，苏联还有党内民主。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就敢于提出与列宁不同的观点。列宁虽然不同意，但还是同托洛茨基共事，并给托洛茨基很高的职位。那时候苏联的权力是有分工的：列宁只兼任政府总理，托洛茨基掌握军权，担任共和国军委主席（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党政军三大权由3个人分别掌控。到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没有了，斯大林一人掌握了党政军所有的大权。到了1939年斯大林把所有的异己都清除了以后，苏联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变成了斯大林一人专政体制。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政治局的其他四个人都不敢说真话，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只能惟命是从，忙着做笔记，散会后各自去执行。

在文化体制方面，苏联也有很大成就。苏联创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培养了大批工农新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在文学艺术方面创作了大批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和电影，出版了大批优秀文化出版物，实行了免费医疗制度等等。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苏联的文化模式也有严重弊病。苏联没有吸收资本主义文化自由的成果，缺少文化自由。表现为各种文艺作品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扼杀了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极力要求对党和领袖歌功颂德，对人民和对国外进行虚假的、夸张的宣传。苏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强调舆论一律，掩盖了社会深层的矛盾和阴暗面。这不利于社会改革和进步。

除了经济、政治、文化这三方面之外，苏联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对外关系模式也有严重弊病。在社会管理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国家要消亡，人民群众要组成“自由人联合体”，实行社区自治。斯大林在1939年苏共第1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苏联虽然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所以还要保留国家。斯大林也说过，苏联已经消灭剥削阶级，国家的武力镇压职能已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职能。他讲得很对，但实际上未完全做到。实际上，苏联仍然把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加以镇压。同时，苏联长期把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归各个单位严加管束。工人归企业管，农民归集体农庄管，干部归机关管，教工归学校管，等等。单位的人没有回归社会，没有变为社会的人，没有实行社区自治。社会上所有的人由国家集中统一管束，这样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受到很大阻碍。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长期支援过许多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功绩昭著。但是又有大党大国主义，对外扩张。战后发展到与资本主义列强争霸，想以世界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畸形地发展军事工业而轻视民用工业。1945年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有不朽的功绩，但战后苏联又把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推广到其他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两个市场的隔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苏联错过六次自我改革的机会。如果能及早改革，弊病完全有可能改掉。然而，斯大林晚年没有要改革的觉醒，而且对要改革的人都加以清洗。而且斯大林的继任者在半个世纪之中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从六十年代起，由美国带头掀起了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苏联错过这次科技革命的机会。这次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也就是说，70年以后西方的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了。这里的“社会资本主义”是我在1988年提出的概念，“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新阶段，就是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而苏联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主义阶段，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还非常浓。这种封建社会主义是超不过社会资本主义的，而且终究会被社会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

总之，苏联失败有多方面原因，是各种合力的结果。简单地说，苏联模式的失败是以内因为主的。内因方面也有近因和远因。当然，改革是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失败的。但苏联失败的病根病源是远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消灭了党内外民主，实行个人专断，堵塞了改革之路。很不幸的是，斯大林之后的五任领导人都继续了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本文认为，苏联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有宪法，没有宪政，有法律没有法治。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但宪法没有被真正实行。苏联宪政没有建立起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苏联实行了以党代政的体制。党的权力高于宪法，高于苏维埃。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在苏联变成了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有时连图章也不盖，表决也免除。

虽然1977年的苏联宪法扩大了苏维埃的权力，但那是因为当时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是党中央总书记兼任政府总理，后来苏共领导人发现这种党政合一体制不合适。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决定党的总书记不能再兼任政府总理，要实行党政分开。这种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到。勃列日涅夫感到，他是党的总书记，如果他在国家政权里没有职务，连出国访问都不方便。他后来想出来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去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后他修改宪法，要加强苏维埃的权力。这次修宪主要是为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服务的。修宪并不能改变苏联的个人集权体制。修宪加强苏维埃的权力后，苏联1979年出兵阿富汗，仍然是没有经过最高苏维埃议决，而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四个人决定连夜入侵。所以，在这种以党代政的体制中，宪政是无法实现的。苏联的法律从列宁时期起就非常重视立法，但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苏联模式必须进行改革，越早改革越有可能改革成功。如一再延误改革，只能是自寻绝路。

二、吸取苏联模式失败经验，探索本国社会主义新模式

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深受苏联模式影响，都认为苏联模式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都在本国不同程度地照搬苏联模式。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后，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病并开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在1956年也写了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文中指出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要引以为戒。他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这样的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呢？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有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权力选举制。这“三制”与苏联模式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那“三制”正好相反。苏联模式最大的弊病就是极权主义，权力极度集中在党的领袖一个人的手里。要吸取苏联失败的教训，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探索成功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点，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讲得很明确了，要对权力过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根本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政治体制，关键在于实行党政分开。

现在理论界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认为苏联搞的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完全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笔者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虽然是有浓厚封建因素的社会主义，但是其中是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应该充分肯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内容。与这种相对的另一种思潮是历史完美主义。全盘肯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认为它有点小毛病，就像一个人会伤风感冒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中国理论界有人提出来，说“苏联模式”这种提法是值得怀疑的，提苏联模式就是要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还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但是，斯大林搞的不是高度集权，而是过度集权。这里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过度集权在任何时候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模式除了过度集权以外，还有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例如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

简单地说，社会主义从16世纪思想家提出个人理想开始，三百多年不断试验都失败了，到二十世纪由苏联变成现实社会制度，成就颇大，然而历经74年后又最终失败。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总结历史经验并重新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任务。要清醒地看到，苏联模式对当今一些共产党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苏联的失败中我们学到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一定要与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历史和外国的模式，要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21世纪资本主义处于最高阶段，即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21世纪要探索社会主义，不能再搞苏联模式，不能再搞暴力革命、不断革命、世界革命。21世纪要探索社会主义，应该是和平改良、不断改良、世界改良，逐步形成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逐步渐进，难以狂飙突进。今后主要通过渐进改良来完成革命任务，这不同于社会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良主义，也不否认个别国家因各种矛盾激化可能爆发暴力革命。现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等都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构想，并且努力付诸实践。

当今世界上有195个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有5个；第二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约有30个；第三类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约130个；最后一类是前苏联东欧地区国家28个。当今除了5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长期执政之外，还有3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选举取得了执政地位。这三个国家就是摩尔多瓦、塞浦路斯和尼泊尔。在20世纪探索社会主义取得最大成就的，有可能对21世纪的探索作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占世界共产党员的85%，如果中国做得好，那贡献就很大。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显著的成就，从1978年就开始自觉地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病了。今后中国的改革要全面获得成功，必须要有五个扬弃、五个创新，还要排除五种误读。

五个扬弃。第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传统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些基本原理是应该扬的。传统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市场经济，主张世界革命，这些具体设想是应该弃的。第二是对苏联模式的扬弃。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要扬的。苏联模式的以党代政、是要弃的。第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重视技术革命，重视市场经济，重视权力制约等方面是要扬的。西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两极分化等弊病是要弃的。第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和谐中庸之道，这是要扬的。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官本位是要弃的。第五是对中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扬弃。中国经验中，主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要扬的。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急于求成等是要弃的。

五个创新。首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几百年，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二是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废除了终身制，对外开放，这些都是创新。三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创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创新。四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创新。五是对60年经验的创新。邓小平提出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领导人提出要推进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念。

社会模式范文篇8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社会模式范文篇9

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专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

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

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

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

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

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

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

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

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

四、俄罗斯的西方化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

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

五、

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

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

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

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

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

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

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30～0.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社会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才市场;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模式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出专业的社会保障人才，我国于1998年开始设立社会保障专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的院校由最初的8所发展到170多所，办学规模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保障专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社会保障专业做大后如何做强、做精、做出特色。而能否做强、做精、做出专业特色，人才市场是试金石。毕业学生能够适应人才市场需要，得到人才市场的认可和接纳，那么专业的办学无疑是成功的，否则专业发展将面临严峻困境。因此，以人才市场为视角，对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模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才市场视角下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机遇

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影响着社会的长治久安。21世纪初，国家意识到社会服务业的重要性，加大了对其支持力度，使社会服务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社会保障专业的建立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产生的，对我国社会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社会保障专业相对其他专业更具时代性，也更具有生命力。

(一)国家支持社会保障发展，重视社会保障专业办学

为使公民更加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维护社会稳定，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离不开专业的技术人才。几年来，国家为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我国社会保障专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如果把握好发展机遇，利用好国家对专业发展的支持，社会保障专业一定能够很快成长起来，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

(二)社会转型需要为社会保障专业发展创造很大的空间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个人、家庭等风险逐渐转变成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将出现动荡或混乱，损害社会持续发展。“艰难和复杂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风险。”［1］处在急剧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建立制度化的风险化解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我国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尚且不足，导致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日益凸显的劳资、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风险得不到及时化解，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虽面临人才困境的制约，却也为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广阔的就业空间成为吸引优秀生源的重要条件，成为社会保障专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社会保障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专业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稳定，而且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存安全及切身利益，从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公民生存权利，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养老、医疗、生育等服务，保证劳动者在劳动时期和退出劳动领域后获得基本收入。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质的社会服务，把公民生命中遇到的个人风险转移给社会，解除了公民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因此，社会保障专业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社会保障专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更好地开展社会保障工作，在社会保障专业的办学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可以通过文献收集和阅读，精准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的先进理论，系统地考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专业办学的具体思路、方法等，总结、分析其经验与教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为我国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人才市场视角下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虽然社会保障专业在我国发展比较迅速，专业办学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传统优势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发展还面临较多阻碍。

(一)社会保障专业对传统优势学科依赖较深，专业特色尚未完全形成

目前，大部分高校在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多数高校的社会保障专业是在传统优势学科基础上建立的，师资也多是从相关学科抽调而来，在办学理念和思路上对传统优势学科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在专业建立之初，通过借助优势学科资源快速促进专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转型，过度地依赖传统优势学科，将会导致专业发展缺乏独立性、系统性，使专业人才培养失去自身特色。因此，社会保障专业要发展成一个有特色的学科，必须打破对传统优势学科的依赖，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专业发展理念和培养模式。

(二)社会保障专业的社会认可度不够，专业生源稳定性较差

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普遍对专业学习缺乏兴趣，学习效果较差。用人单位在做用人计划时，也经常把社会保障专业排除在外，导致该专业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学生往往会选择其他专业，造成社会保障专业优质生源不足。

(三)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方案与人才市场要求存在差距，学生就业存在障碍

社会保障专业涵盖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这对专业培养方案制定提出了较高要求。“在我国高校专业的发展中，特别是新兴学科普遍存在着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的问题。”［2］因此，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方案应结合人才市场需求，突出专业特色，尝试在优势学科基础上制定出特色的培养方案。

(四)社会保障专业师资团队建设相对滞后，培养理念还较落后

合理的师资队伍是实现专业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基础。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专业师资队伍实力还比较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专业教学团队的学历层次偏低。专业发展起步晚，专业博士点较少，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相对稀缺，造成了专业教学团队师资学历层次较其他学科偏低。其次，专业教学团队知识结构体系不合理。一些高校在招聘会保障专业师资的过程中，往往招聘相近学科的博士毕业生组成师资团队，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其他专业，知识结构很难满足专业发展需要。最后，师资队伍职称结构偏低。师资队伍基本由青年教师组成，职称一般较低，在校内外的影响力不足。在社会保障专业的培养理念方面，许多高校还不能结合人才市场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理念与人才市场脱节。

三、人才市场视角下社会保障专业培养模式探索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专业发展正处于黄金时期。高校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人才市场需要为视角，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开拓发展空间，加快专业建设步伐，办出专业应有的特色。

(一)打破对传统优势学科专业的过度依赖，形成自己的特色

社会保障专业应尽快打破对传统优势学科的依赖，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首先，专业建设者应担当起专业创新责任，进行积极探索，超越传统优势学科办学思维，强化专业本身应有特色。其次，认真思考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专业目的，调查人才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最后，借助传统学科优势，加快专业发展。打破对传统优势学科依赖，不是放弃本来具有的优势，而是在传统优势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社会保障专业独有的、新的专业优势，培养出合格的专门人才。(二)加大社会保障专业的宣传，提升社会认可度社会保障专业社会认同高低关系到专业生源是否稳定。因此，学校要注重社会保障专业认可度宣传。如在新生入学时主动、认真向学生和家长介绍专业性质、办学理念、办学优势、发展方向等，让学生和家长能够认识到专业发展潜力。

(三)结合人才市场制定新的培养方案，明确专业发展方向

专业培养方案应结合人才市场需求，尝试在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制定出方向明确的方案，找到专业发展的突破口。“高等教育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脱离社会而固守‘象牙塔’，必然要被社会所抛弃。”［3］培养方案既要重视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充分体现出专业性;又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力。高校在社会保障新培养方案制定中，应重视专业核心课程的开设，把握好专业发展的方向，克服脱离实际的现象。

(四)加强社会保障专业师资队伍资建设，转变培养理念

合理的师资团队和先进的培养理念，是专业培养优秀人才的前提，也是未来专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显然，目前社会保障专业的师资团队构成和培养理念还不能满足专业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强优秀人才的引进，通过优秀人才引领学科发展。同时加大师资队伍的投入，通过进修、交流等方式提升师资队伍的素质。在培养理念上，要打破传统优势学科培养理念束缚，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来进行课程设置，把学生培养成适合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2008:228．

［2］李波．按培养模式重构地方高校课程体系［J］．教育研究，2011(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