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念十篇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1

一、给生产力一个形象

如果仅仅按照书面的概念理解生产力概念，不易进入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核心。因为，生产力这个概念是连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物质和意识的一个宏观、抽象概念，这样的概念对于没有学习过哲学的同学来说难以一下子接受。

说过一句话：“物质可以变意识，意识可以变物质。”这句话在考研史上难住了许多人。这句话的前半段很好理解，“物质可以变意识”就是说：物质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产生了拥有意识的人类这个物种。那么后半句“意识可以变物质”又作何解？这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让我们回忆实践的定义：人主观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只要是实践，就一定必须有人使用了自己的意识并主动地进行。

什么叫主动地进行？怎么样主动进行并变成了物质？看一看你身边的桌子，同时想象旁边放着制造桌子所需的原料――木头、金属、油漆等。现在请你告诉我，这堆原料和这张桌子到底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桌子的物质组成和它的原料完全相同，桌子仅仅是将原料按照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产物。那么，这样物质完全相同的东西，又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价值，区别到底在哪？答案已经很明显：在于组合的规则和顺序。

这个顺序是由人的思维赋予物质的，也就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给物质一个形态，而这个形态就是人的意识停留在了物质上，意识创造了物质。这时有一些同学会有疑问，意识创造了物质的实体吗？并没有，意识创造了物质的形式，而形式也是物质的内容之一。

既然实践是将意识转化为物质的途径，那么具体它做了什么呢？它将自然界的物质转化成你需要的形态，比如树木成为木材，木材成为桌子。全人类或某个社会的全部人的实践生产能力的总和就叫做生产力。将生产力的概念形象化后，生产力就变得容易学习了。

二、用汉语解读“自然界”和“社会”

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的概念，就要在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中找到不同点。既然对立，那么我们一旦确立一方的含义，另一方的含义就很明显了。我们从较为简单的“自然界”概念出发来寻找理解这两部分概念的关键点。

自然界，这个词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它仅仅是动物奔跑，植物生长的大森林、草原么？不会这么简单。或者就是地球？这样也同样无法和“社会”有效分别。既然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词汇，我们就把它拆开，从汉语的角度分别看一看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自”这个字的意思比较简单，就是“某事某物本身”。而“界”这个字则是某类事物全部的范围的意思。关键在“然”，“然”字表示“……的样子”。连起来，我们可以明白“自然界”这个词，应该是“全部事物的自己的样子”。即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反过来说，社会就应该是不自然的东西。为什么社会里面的东西不自然呢？因为它们的样子被改变了，改变它们样子的就是人类，手段是通过生产实践。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将自然界的东西变成我们需要的样子，然后让那些原本自然的石头变成我们需要的宝石、钻石，植物变成我们需要的木材和药材，动物变成我们需要的食物，进入我们的生活。最初在原始社会中，我们所能改变的物质有限；但是通过这数百万年的不断积累和学习，人类已经可以将远古人类想都无法想的自然界的一些部分变成我们社会的一部分。这就代表着人类的进步。

生产实践是自然界转变为社会的关键环节。生产实践实际上是：我们想到了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自然界中选取原料，进一步将这个原料变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意识，也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的一个想法植入到了物质之中；物质变成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体了，而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而存在的物质体。

三、劳动力在“体内”，价值在“体外”

我们有了上文的过程图，对于宏观上人类如何进行生产实践就容易理解了。但是，上面的过程图还缺少了一个部分。在生产实践中一定要有执行者，也就是一些人作为工人、手工艺人等存在，上面这幅图才能够成立。生产实践是将人的意识变成物质放在物质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谁来执行，放进商品之中的意识就是谁的意识。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寻找一下如何将劳动价值理论的两个核心内容寻找出来。

首先，劳动力的定义是“人的劳动能力，蕴藏在人之中脑力和体力的总和”。也许这么说更容易理解：劳动力，就是我们作为个人，能够将意识变成物质的能力。如果是全人类的“劳动力”，那么就叫它生产力；而个别人，或者一个群体的“生产力”，我们就叫它劳动力。总的来说，“劳动”这个概念依然和我们最开始学习的，将意识变为物质是相同的含义；而劳动力概念中的“力”与生产力之中的“力”一样，是指“能力的大小”。

这时，我们就可以轻松理解政治经济学中最让人头疼的概念――价值。既然劳动力包括脑力和体力，仍然存留在人体之中；那么“价值”就可以被表述为不留在人身体之中的脑力和体力，它们通过劳动被消耗掉，同时驻留在物质中。再进一步说，我们前文用大篇幅探讨的“变成了物质的意识”就叫做“价值”。

劳动力和价值这一对概念联系得很紧密。劳动力是潜在的，还没有真正变成价值的意识；而价值是已经付出劳动力，蕴藏在商品之中的意识。这样，大纲中价值的定义也很好理解了：蕴含在商品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首先，我们生产出来能够进入社会的都叫做商品。我们生产过不能进入社会不能叫商品的东西吗？有的，垃圾就是一种。在商品之中，肯定有我们在生产中附加在商品上的意识，而价值是对这部分意识的总结。这部分意识是通过劳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同时，无论谁将自己的意识附加上去，我们都无法评出一个三六九等、谁的意识更好更对，所以它们必须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修改我们上面的人类构建社会的流程图：

四、“具体”“抽象”，都是劳动

有了上面这个基础的十字图，那么我们就可以马上着手记忆这一对易混淆的概念：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二因素。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2

在历史学习中，涉及许多历史概念，许多学生不太注意对概念的理解把握，对概念模糊却企图学好历史，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性的概括反映，是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历史概念是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的本质的整体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反映。学习历史，离不开基本的历史概念，只有通过掌握历史概念才能掌握历史知识。有些概念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思维能力去理解才能掌握。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可以将这类概念进行层层细分，化繁为简、化粗为细，便于学生把握。我认为细分概念就是将某一复杂概念作为一个总概念，在其内涵中划分出相应的子概念，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在子概念下划分出下一级子概念，以达到完整地认识概念的目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许多复杂概念比较笼统，学生难以理解其复杂的内涵，如经济、政治、生产力、生产关系、科技等，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从细处着手，由分到总来把握概念。我在长期的历史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复杂历史概念进行分解，指导帮助学生学习历史，并以此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那么，在教学中，我是怎样指导学生分解历史概念的呢？下面谈谈我在教学中的实际做法。

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我首先从总体上将中国古代历史分解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军事、对外关系、民族关系等历史类别，并将它们作为一个个总概念，使学生明确，我国古代历史具体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学习历史就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其次，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历史现象进一步划分，使学生明确经济、政治等历史现象还包含哪些内容，即经济、政治等总概念还可以分为哪些子概念。如经济现象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统治者发展经济的措施、各经济部门的发展、各朝代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中国古代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经济的自然环境等子概念。政治现象包括政权的变迁和建设、政体的建立和变化、政治制度建设、政局的变化、阶级及其关系等子概念。这样一来，学生就明确了学习经济、政治等历史现象时应从哪些方面去分析。

为了更加具体，在学习中我们还需再进一步对概念进行细分，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的内涵，即将子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如分解经济现象中的经济部门，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经济部门分解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将生产力的发展分解为劳动者的因素、生产工具的因素、劳动对象的因素等；生产关系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

如果到这一步学生还是不能较好的把握总概念，则还可以再进一步对子概念进行细分，如中国古代农业可分为：土地资源的开发、农具、耕作技术、农作物品种、布局、水利、施肥、产量、质量、户数、赋税、农产品商品化等。古代手工业可分为：冶铸、陶瓷、纺织、制盐、漆器、造纸、建筑、印刷等。古代商业可分为：商人、货币、商品、交通、市场、城市、中心、边贸、外贸等。这样，概念的内容就相当具体了，学生在认识某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等历史现象时，就可从具体的细处入手，很容易掌握了。例如学生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时，我指导学生首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再去发掘生产力下面的因素，学生就理解到铁器是属于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要素，生产工具的革新能表明经济的发展。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而土地是生产资料，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在生产工具革新、劳动者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逐步确立的，它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同时，学会细分概念，还可以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厘清教材结构。如利用概念分解建立关于“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一节的知识结构。示例如下：

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

一、 农业

1、 土地资源的开发：江南、岭南

2、 农作物耕种面积的扩大：南方水稻

3、 新式农具的使用：江东的曲辕犁

4、 大量水利设施的兴修

5、 布局：北粟南稻

二、 手工业

1、 丝织业：有的吸收波斯织法和图案风格

2、 瓷器：“南青北白”、唐三彩

3、 造船：“海上霸王”、推进器的战舰

三、 商业

1、 交通：运河、长江，丝绸之路

2、 货币：开元通宝

3、 市场：市、管理官员、邸店、柜坊、夜市出现、草市

4、 商人：大中小商人、胡商、外商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3

【关键词】高中历史 教学 政治 运用

高中历史的教学过程相对来说较为枯燥，通过政治知识的充分运用其中，有利于历史教学过程变得更为简单和明了，并帮助学生站在政治的角度分析问题，从而由主观思想引导转变为客观因素引导。在高中课程教学中，与其他课程充分结合，也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结合当下政治实际进行学习，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的政治观念和道德意识。

一、高中教学中政治知识的应用

（一）历史概念与历史教学

历史概念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即是指通过对历史事物的发生来探讨其规律并进行概括而成，以抽象的概念来反应事物的客观属性。历史概念主要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所谓内涵是指历史的相关背景和结果，背景要素又包含两个内容，第一是指大环境的政治经济因素，第二部分是指从不同条件和原因来探讨事物发生的前因后果。历史的外延是指事物发生的客观因素。例如把时间、地点、过程等。相对于初中历史教学，高中历史教学更为复杂，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学生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的过程，来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当前社会，学生了解一定的史实基础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政治概念与政治教学

简单来说，政治概念就是一种政治术语，是指通过对政治相关事物发生的表象来进行深度剖析而概括得出的专业性表达语言，政治概念是政治知识的基础内容。广义范围的政治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治概念，其中还包含相关的政治理论。例如高中政治教学的部分内容：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内容。整个中学的政治教学目的可大致概括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并帮助学生能够将这些优秀理论运用于生活实际，进而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帮助其建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因此，政治学科的教学更注重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学习，通过榜样力量促进学生正确的三观确立。

（三）渗透政治学的历史教学案例

历史知识的学习涉及到较多的政治知识主要有哲学知识和相关经济理论等。本文以历史中涉及到的政治哲学知识为例：

在学习中国历史中，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一课时，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现象、宋明时代的道学的发展，以及封建统治末期反封建思想的产生，历史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对相关朝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等因素来解释和理解。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哲学知识有：客观存在决定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是政治的经济的反应两个哲学知识点。在政治学中，经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对应到历史学，宋明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稳定，人民生活富足，因此使得这一时期的宋明理论等学说得到充分发展。

二、历史教学中运用政治知识的必要性

（一）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运用到政治相关理论，有利于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史实发生的背景和过程，从而对其产生的结果和带来的影响更加记忆深刻。同时，高中历史课程中，大多历史现象的讲解都较为抽象，运用政治知识对其进行解释和教学就具体得多。例如用政治学“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一理论来解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实施阶段的确立。从哲学的发展观来解释，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的经济建设决定了同时期的意识发展形态，再利用大众意识形态的变化来促进下一阶段的改革建设。

（二）提升历史教师专业技能

新课程标准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技能的要求都有提高，在课程教学实际中，教师要关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的互动，掌握好教与学的节奏。教师的教学专业化有助于教师更好的了解当前的社会形态，帮助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历史涉及到的知识和领域较多，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政治知识，有助于教师扩展知识面，更加充分的了解相关知识点，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数，以提高自身教学技能和经验积累。

三、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合理处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历史课程的学习方式一般是通过对历史相关事件的学习和理解，过渡到该时期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学习，以培养学生用客观的观点和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学习。而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先进知识理论的学习和理解记忆，帮助学生将这些前人的优秀经验能够化为己用，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树立科学的政治观念。因此，两个学科教学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注意掌握分寸，合理处理历史与政治学科的关系。

（二）教师自身知识储备的提升

将政治知识运用到历史教学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教师的引导。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高中学生的知识需求已不再是单一的对某一方面的知识学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将政治知识与历史课程有效合理的进行结合，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新课程标准对教师的能动性要求更高，即是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的要求更高，传统的学生被动学习的模式已不再适合新课标的要求，需要教师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为此，教师需及时提升自身知识的储备量，以满足新课标的要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结束语：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地结合政治知识，有利于学生提升综合学习能力，从政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知识的学习，以及对时政的分析和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增加知识储备量，革新教学方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注意避免将两个学科的重点知识混合，对教师的专业要求也更高。在课程中运用全面的知识进行学习和理解，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提出的能力要求。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4

在主持这次学习会时，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学说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突出体现在“术语的革命”的形成及其影响上。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来说，新发展理念凸显了“术语的革命”的深刻意蕴。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讲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

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也有更多的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

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认可，他所说的“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系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同样集中体现于“术语的革命”上。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正确辨明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来说，最显著的就在于学术话语权上的“术语的革命”。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成就。

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标识

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成就，如何作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变化为根据，从“术语的革命”上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成就。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等观点，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核心思想，凸显了马克思提出的“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论断，以及“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思想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在协调中拓展发展空间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过程思想，以及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部类和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理论的新的运用，是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新的阐释，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地区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等方面发展思想的集中概括，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突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系列观点，这些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也是对恩格斯关于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思想的新的遵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的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的显著标识。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务实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首先在于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的科学解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蕴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对新世纪以来发展理念概述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概括和凝练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还凸显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对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就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认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成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成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主导线索和核心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内涵。新发展理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示范例证。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5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6

关键词： 高中历史 思维导图 概念教学

一、概述

1.概念。“从逻辑学上讲，概念（concept）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1]。

2.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是以历史理论为指导，是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最本质的认识，包括对发生各种历史问题原因的解释，对同一类历史问题本质特征的概括等。是基本史实的拓展和深化，它反映着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2]。

3.高中历史概念教学现状。从考试角度看，每年高考试题中涉及的历史概念均是学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从学生角度看，单纯记忆的多，真正理解内化的少，迁移应用能力弱；从教师角度看，精讲精练，重复训练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一是现行教材为专题体例，有些概念被人为地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对形成完整概念造成困扰；二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大多属于机械学习，被动重复，同时由于学习时间与进度的推进，众多历史概念由于学习时间间隔偏长，大多超过“遗忘曲线”的高效记忆区而被煮成“夹生饭”，甚至产生为数不少的相异构想，严重影响历史学习认知。三是课堂教学更多地采用单向传输的方式将历史概念灌输给学生，与学生原有认知难以形成有效链接，缺失概念形成与概念同化的相关策略。

面对割裂破碎的教材，用传统单向传输与背书记忆的方式教学，难以实现知识与能力的统一，导致知识记忆与迁移应用的脱离，造成教学效率低下。让学生保持更长时间的记忆和形成正确的理解是高中历史课堂概念教学的核心目标。

二、理论基础

1.有意义学习。奥苏贝尔认知心理学认为：学生能否习得新信息，主要取决于他们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观念，当新信息与学生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观念相互作用时，就会导致新旧知识意义的同化，从而形成有意义的学习[3]。

2.双重编码。佩维奥提出的记忆双重编码假说认为，长时记忆包括两种明显不同的编码系统：一种是言语性质的，它负责表征和储存识记项目的抽象的语义信息；另一种则是表象性质的，它表征和储存事物的外表信息。

基于对以上认知理论的学习与思考，笔者认为上世纪英国教育学者东尼・博赞提出的以放射性思维为基础的思维导图对历史概念的教学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人大脑的思维模式也许因此而被看做是一个庞大的、分枝联想机器――一台超级生物电脑，成根的思维线条从一个几乎无限的数据节点数放射开来。这个结构反映了构成大脑物理结构的神经元网络”[4]。这种无限放射特性有利于学生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结；它还强调运用色彩、图形、符号、代码等视觉形象工具进行思维联想与记忆编码，对保持长时记忆效果很好。

三、应用策略

针对以上问题与认识，笔者引入思维导图工具（注：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笔者将思维导图的形式从放射性发散泛化为运用图形、色彩、符号、文字等认知元素搭建符合历史学科内在逻辑的可视化工具）运用于高中历史概念教学，在课堂实践中总结以下五个方面典型案例说明其应用策略。

1.时序建模策略。时间是解开历史问题的第一把钥匙，没有准确的时间定位，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历史的逻辑关系，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素养要求。例如：“生物进化论”的教学，教材只有关于生物进化的学科演进介绍，使学生陷入生物视角而无法关注社会历史角度，这显然与历史学科教学的目标相悖。适时引入时序导图（图1）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策略。

图1

“生物进化论”概念学习之前，学生知识结构中已有“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光荣革命”、“欧洲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相关历史概念，而从时序上进行排列，建立起新旧知识的联系，帮助学生认识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深刻原因：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兴起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政治变革与制度创新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科学家们的个人天赋和不懈努力，等等。这样不仅厘清了生物进化论诞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建立了一种经济、政治、思想、技术等方面的模型，使学生有迹可循，有法可学，同时其内在的联系赋予孤立的知识更加丰富的意义，便于学生长时记忆。

2.放射关联策略。主要运用于概念或单个知识点的记忆与理解，突出其内涵与外沿，同时通过对概念或知识点本身各要素的放射与关联进行信息加工与拓展。如西汉太学这一知识点，可以借助图2理清教材文本未能讲述清楚的几个关系：一是汉武帝完成大一统事业与太学的关系：官方办教育培养从政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满足汉武帝时期完成大一统及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愿望；二是官方办教育推动儒学发展传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相适应；三是在选官方式上首次采用了考试选拔，为以后隋唐科举制的开创提供了借鉴；四是社会层面向学风气影响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五是太学生的选拔冲击了贵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为中下层入仕创造了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增强了政治治理的活力。

图2

3.对比辨别策略。比较是高中历史教学中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主要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似、相关的历史事物或概念的比较辨别，从而加深学生对概念或知识点的准确理解。奥苏贝尔认知心理学认为，从教学的角度看，影响有意义学习的因素之一是学习的新知识与原认知结构之间区别程度如何，即要防止新旧知识混淆，使新知识能作为独立的实体保持下来。“比较的目的为了深入事物的内部，了解所比较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差异，通过强烈对比使两个比较中的事物其本质更为明晰，同时也由此进一步展示事物内部的复杂联系”[5]。如国家结构这一概念在高中历史中主要涉及分封制与中央集权制、邦联制与联邦制等。下面以前者为例结合图3和图4加以说明。

图3

图4

首先，从人事权力、财政税收、权利与义务、层级关系、结构特征等方面对“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进行建模。其次，比对两种制度的核心差异：分封制下天子与诸侯之间是权利与义务关系，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并不能随意控制诸侯国，封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是一种平行结构，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是权利义务加上血缘纽带。中央集权的特征是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没有独立性，是一种垂直结构，维系上下关系的是制度与权力，人事任免掌握在中央；前者是贵族政治，后者是官僚政治。这样的对比有利于学生准确理解古代中国国家结构从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转变的过程并保持较长时间的记忆。

4.整理归类策略。有些历史概念涉及多个维度，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学生往往有前后不一致之感，引发迁移运用中的混乱错误。如“经济结构”在必修二的专题一、二、三、五、七中均有涉及，学生在实际学习中经常“抓狂”。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讲的是产业结构：农业、手工业、商业，这是学生最熟悉易懂的角度。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专题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涉及中苏两国工业化进程中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而采用“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结构和这一过程中为了追赶西方先进国家而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产业结构问题。专题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至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阐述的是经济形式变动，其表述路径为：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下逐渐瓦解、在外商企业利润刺激和洋务运动诱导下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兴起、30年代形成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形成压制；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形成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形成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专题三第二、三两节中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单一公有制到“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所有制结构角度进行表述的。专题五第三节“蒸汽的力量”中“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状况和人口结构……为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6]，同时涉及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以上所列种种，若是没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梳理，则对于学生在答题中的实际状况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下图5运用思维导图形式对经济结构这一概念进行归纳梳理，使之形成一个多维度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冲突。

图5

5.解构与重构策略。有些历史概念本身较为复杂，教材编写的内容信息量大，学生的认知无法跨越，这时往往需要对该概念进行解构（要素分解）与重构（逻辑重建），达到理顺概念或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学生深度理解的教学效果。如必修二专题六“罗斯福新政”一课，涉及“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两个大概念。

图6

上图6将美国经济大危机概念分解成“金融危机”、“实体危机”、“社会危机”三个部分，其实这场经济大危机最致命的是实体经济的下行，供给过剩、需求严重不足，但美国金融界却不断推高泡沫、超前消费、投机股市，最后终于引发泡沫破裂、银行倒闭、工农业衰退、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制度遭遇挑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罗斯福新政的“新”就在于在当时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下运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调整供需关系，使之重新走向平衡。抓住这一核心，就能理解“危机与新政”的逻辑关系。图中标示“新政府部门”、“国会立法”、“干预”揭示了新政的鲜明特点：一是成立诸多的新政府部门如联邦储备银行、联邦救济署等，通过行政权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二是通过国会立法推进新政如《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等，表明其在危急之中仍坚决维护三权分立为特点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归纳起来就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和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这样建立起来的概念关联因其内在逻辑关系的紧密，更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与拓展。

著名历史教学法专家赵恒烈先生曾把学生掌握历史概念的常见错误归纳为四类问题：“以今度古”、“相互混淆”、“区别不开概念中的主要特征和非主要特征”、“表达时用语不够确切”[7]等。思维导图运用于高中历史概念教学，有助于在教学中让学生具有较高的记忆保持和辨析度，同时常用关键词作图也有助于学生抓住概念中的主要特征和掌握准确的表达用词。

参考文献：

[1]邵志芳.认知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229

[2]夏辉辉.历史概念教学的策略和方法[R].专题讲座.

[3]刘丽娟.奥苏贝尔有意义学习理论及对当今教学的启示[J].南方论刊，2009（5）.

[4]东尼・博赞.思维导图[M].中信出版社，2009：44.

[5]王加丰.史学理论与中学历史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65.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7

“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其含义的丰富、公民与国家复杂关系的诠释表明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公民社会”概念问题研究的进展。进入21世纪，“公民社会”概念其理论建基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公民社会”概念研究也将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层面下不断深入。

关键词：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 社会范式

一、

关于civil society，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意义上被译为“公民社会”，在此之前的近现代西方历史条件下其长期也被译为“市民社会”概念。Civil society不同译名的不同表达，代表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从政治权利的层面偏好“公民社会”的用法，从经济生活的层面偏好“市民社会”的用法。俞可平先生在《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变迁》中认为：“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民间社会和市民社会，其实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 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 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不少学者实际上交叉使用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用法，前者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后者着重于其社会学意义。”1

一些台湾学者（南方朔、木鱼、江讯等）将civil 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作为相对中性的的译法，并提出所谓民间社会理论，主张通过民间力量对权威统治持续不断的抗争来建立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空间，从而形成一种“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架构。2但邓正来先生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3因此在本文中不再使用“民间社会”的概念，而是交相考察“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用法及概念演变的走向。

“公民社会”概念孕生并演进于西方社会，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既体现着时代进步中社会自组织的痕迹，又印有公民个人理性建构的倾向。从描述性、价值性与分析性的“公民社会”定义出发，“公民社会”概念既被认可为一种政治口号来使用，又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

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命名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描述性定义。它在政治权利层面往往被用作动员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予社会生活，是一种直接和具有外在目的、具体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用法，不同运动和政党把它作为政治口号来使用。4在西方，市民社会被用作一个政治口号以争取公民的各种社会权利（性别平等、种族和民族平等、更好的医疗保健等），并推进共同体的事业。各种新社会运动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用法即是如此。在东方，（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概念被政治反对派用来同国家相对抗以争取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公民社会”是一种伦理情境的理想模式。它是一种价值性定义。它是对社会共同体内部合理社会秩序的和谐设想，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应然性设计。按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的见解认为这是在理念、价值与信仰层面的综合使用，为人类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幅美好生活画卷。

而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解析性概念的“公民社会”，则是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使用。它是一种分析性定义。塞利格曼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的市民社会有两种宽泛的用法，第一种是在某种政治社会学的制度或组织的水平上使用。第二种是使它成为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民社会”的概念更多地被“市民社会”所取代。“市民社会” 概念占据了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文本文献。西方历史上第一本以市民社会为主题的著作------亚当.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年首版于英国爱丁堡）------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近代历史的市民生活变迁走向。18世纪以前，针对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野蛮的部落生活，“市民社会”概念作为对立面意指人类的文明状态应运而生，它不是对应于政治社会而谈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古典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话，那么18世纪下半叶之后的“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一种现代的诠释。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5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卡罗瑟斯 (Tomas Carothers) 在《 市民社会》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出现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从佩因(T．Paine)到黑格尔（G. Hegel）的众多政治理论家，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发展同国家平行但分离于国家的范畴--一个市民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联合起来的领域。这种新思想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私有财产、市场竞争和中产阶级的勃兴。它同样产生于对自由日益普遍的要求，这一点从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体现......到19世纪中叶，当政治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时，这一术语被渐渐替代了。

在此情境下，我们可以判断“市民社会亦称公民社会，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社会中各个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所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过程，它通常只有在把政治国家当做自己的参照体系时才有意义。市民社会代表‘私’的领域，而政治国家则代表‘公’的领域。市民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诸如各种民间组织机构、非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运动等均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6在马克思著作的文本中所使用的“bourgeois”，成为市民社会的对应式概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7马克思在经济基础的物质层面上常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但后来这种看法被区隔。“就其一般意义而言，诸如‘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这些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的外延比它们要宽泛得多。”8

可见，1992年以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一般通识的意义上采用市民社会的译名。“市民社会”成为一种广义的通行用法。而“公民社会”概念的复兴则缘起于当代自由主义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对国家集权体制的反抗与斗争运动，“公民社会”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与纲领。他们以要求扩大公民社会自主的活动空间，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与控制。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学者看到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希望。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起来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紧随着对“Civil society”概念的深入领会，20世纪90年代后东欧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及民主化浪潮的深化，及凸显公民主体地位与加强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趋势，使许多学者对采用“公民社会”的译法已形成越来越接近的共识。甘绍平在《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中认为：“然而，促使公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进程。然而尽管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有关于‘公民文化’的讨论，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Zivilgesellschaft）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流行语词，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却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换言之，在一些发达国家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关于公民社会的描述与探讨却是后来才发生的。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两个因素不能不提及。第一是与一些东欧国家对建立公民社会，从而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的兴趣相关。为了满足这一兴趣，学界十分有必要从总体上对公民社会的特征做一番总结梳理。第二则是与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相关。人们开始探询：一种民主的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需要进行修正，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赢得丰富与深化。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二点似乎尤为重要和根本。”9

英国学者戈登.怀特在对19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的渐生并在全球地域扩张的走向作出总结时认为：“公民社会思想在任何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出了社会力量在限定、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法化方面所发挥作用这一主要问题”。10

尽管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应用，往往容易与“市民社会”的概念混合在一起。但新近的概念应用，更多的倾向于“公民社会”上。“从中国内地的研究状况来看，最近几年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再者，就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而言，本来侧重的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公民社会确实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11出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地理环境论判断与整全性理解，何光沪在《“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中认为：“而在现代中国城乡环境差别很大，乡村居民不被称为‘市民’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一词很容易遮盖原本的政治涵义，因此应改译为‘公民社会’。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社会，不论城乡，都应该变为‘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所有的中国人，不论是否‘市民’，都必须具有‘公民意识’。‘公’者，非私也。公共秩序之是否合理，的确与私人有利害关系。但是，要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却需要人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关系，需要摆脱短暂的私人利害考虑，走出狭隘的一己个人局限，这就是超越自我。统言之，要维护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利益，需要建立公民社会，而要建立公民社会，又需要每一个人显示其超越自我的精神。”12

“公民社会”概念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得利于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它使得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在其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邓正来先生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认为，在政治层面以“公民社会”概念替代“市民社会”概念，也可以说：公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 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

那么“公民社会”的用法，在理性的研究视域中，它既可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可是一种分析概念。宏观上体现为它在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中；微观上，体现为它在与结为社群的公民关系的应对中。从当代中国社会分殊化变迁的进程及现实判断，“公民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政治的社会关系领域。它大致正处于“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阶段。“公民社会”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价值功能与内涵指向对于形塑兼备自由与秩序、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用重大。

二、

考察“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溯源，也主要围绕着西方文化语境层面进行。这也是“公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里，“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也往往被相互替换。或者说，“公民社会”概念是对“市民社会”概念在政治及公共权利范畴上可能的替换。

“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3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 Societas，这个概念似乎表达了一种“文明之邦”的感觉。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Civilis Societas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在《政府论》中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演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他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其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这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洛克虽然已意识到社会中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区，但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同属于“公民社会”。14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来看，代表共同体权威及强制力的国家与代表公民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其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分离直至相对融合的趋势。邓正来及J.C.亚历山大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的导论中，认为孟德斯鸩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原则，以建立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机制。它既指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又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15洛克、潘恩、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家，以对“公民社会”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有力论述及公共领域的启蒙运动而主张维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依靠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由此形成自由主义者的“公民社会”概念。

廖申白先生认为：“在最近十几年的中文学术文献中，公民社会的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多了。最初这个词是用来介绍国外的一些研究的。这个概念是17世纪一些西方著作家开始使用的，例如，在洛克、霍布斯的著作里面都明确使用了这个概念。公民社会产生的基础被认为是那些同国家疏离的自治的社会力量：在欧洲，这些力量包括教会、自治城市、土地贵族和独立农民；这些力量促成罗马帝国解体，并且同国王们的权力相互疏离......公民社会的更古老的源头被认为是希腊城邦社会。城邦的公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中，不从事任何谋生的职业，他们在年轻时从事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以便在需要战斗时奔赴战场；在中年时期，他们以轮流、抽签或竞选方式履行各种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成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年过中年之后，他们不再担任公职，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的研究，成为城邦中的咨议者；在他们内部，他们平等地、民主地分享国家的权力；在他们之外的整个社会之中，他们是作为目的存在的阶级，是保持着城邦社会的智慧的阶级，其他的阶级--农民、工匠、奴隶等等，只是为城邦提供生存资源的手段。”16

方朝晖也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详尽地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融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17

何增科在《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中认为：“主张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近代公民社会理论是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国家和重商主义国家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武器。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概念得到复活。起初它主要被西方少数左翼学者和东欧一些激进学者用来批判现实社会并阐明理想社会之轮廓。80年代后，公民社会概念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之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18

俞可平先生认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视为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概念。早期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个人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领域。自私自利的但又享有一定权利和自由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后来的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家如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把市民社会看作各种志愿性结社的集合体。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马克思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等人认为市民社会是商业社会独有的一种文明，它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社会经济秩序。亚当. 斯密时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商业社会特殊的文明体系。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趋势中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他通过解剖市民社会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19

19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思与米涅等认为：公民生活、政治制度与道德风习一起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因。20关于“公民生活”，马克思的诠释是公民生活“关系的总和”，又称之为社会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实质是指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立的“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1公民生活（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公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公民作为人的天性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也促其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完善自身的社会意识。

而从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角度看，黑格尔是理论先驱。黑格尔首先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用法。“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22他在《法哲学》中把洛克和孟德斯鸩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23在他那里，市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因而，黑格尔运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目的是抬高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全式系统中，论述了从社会个体到国家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黑格尔认为国家应当绝对统领市民社会。于是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主权的绝对理念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国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意义，超越于个体的人而存在，并被逐渐物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2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则源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强调“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一面。要解决市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中，依靠国家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此导致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的形成，由此形成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这掀起了20世纪西方理论界对市民社会讨论的第一次高潮。“葛兰西重新启用公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25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主张重新理解公民社会，他把“公民社会”重新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企图以此解释为什么客观上处境不利的成员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不仅应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维持一个特殊阶级的统治和社会大多数人日常的习惯行为的条件，让它们相互支持和加强。公民社会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对社会全体的文化霸权；或者是一个国家统治的道德内容。意识形态，或社会的统治文化风格，提供直接或间接调整人的行为，使之有序，服从规则和可预言的世界观。”26

第二次“市民社会”讨论的高潮出现在1989年后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再度流行开来，并迅速转换为“公民社会”的概念，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种不同用法和意义的公民社会概念目前已经变得十分时髦。”27

全球民主化、市场化浪潮与波及世界各地的新社会运动，使许多民族国家的学者以西方经验为凭鉴，采用“公民社会”概念思考本国现实社会境遇，探讨“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问题。“公民社会”概念被大规模地使用，西方新左派学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争相投入到讨论的热潮中。

进入当代社会，公民社会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极度的拓展。出于对全球公民社会的理性认识，出于对世界社团革命运动的呼应，也出于对权威主义国家的反制，公民社会在政治与社会形式多元化的维度上得到描述。当代欧美政治哲学家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他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和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范畴联系在一起论述。他在《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28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孤独、冷漠。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公民自由地结合与组合，而私人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形成公众，以群体的力量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由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自发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所形成。这些社团、组织和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将这些反响放大并集中和传达到公共领域之中。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29公共领域则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公民关系的缓冲地带。哈贝马斯的这种用法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公民社会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加拿大社群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他认为：“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0而形成对比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激进人士主张：“市民社会仅仅是一个国家法律框架之内的自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如代议制议会这样的沟通渠道；”31

阿伦特则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入手对公民社会进行剖析。她指出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疏是古希腊城邦互为对立的生活常态。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开放、多元与民主的政治空间，它鼓励每一个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成员自由地参与和无歧视地交流。在阿伦特那里，公共性不仅意味着无障碍的开放性，还表示着一种平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味着对多样性的尊重与肯定。自我认识离不开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在互动式的参与与辨论中，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既得到体现，人类认识自我的经验与认识社会与能力得到了提高。

两位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则干脆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从而将经济领域排出了“市民社会”的范围。他们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一书中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领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32

从哲学评介的角度，上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哈贝马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hpere) 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能够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是充满活力的。而泰勒则从社团自治或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无疑这些理论都是公民社会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公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完全式建构；尼娜.钱德霍克则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明确指出；“一个平静的和默认的市民社会产生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一个积极的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则保证有一个反应灵敏的和民主的国家。”33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还包括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民主和市民社会》（《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它力图维持和重新界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界限，努力实现市民社会的民主化并完戍对国家机构的民主改造。具体途径是依靠公民们在公共领域里开展社会斗争和提出政策倡议，以限制各种强权，扩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美国学者柯亨与阿拉托于1992年出版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它着重以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综观西方学术界的“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次大的分离：1、公民社会同野蛮社会的分离，以商业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现为标志，完成于希腊罗马时代；2、公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代议制政治的形成为标志，完成于17世纪、18世纪；3、公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的分离，当代西方社会正试图完成这一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人类在不断进行自我的否定，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超越异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在中西政治哲学视域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将仍是一个富有活力与实践性的学术主题。

三.

从不同研究方法的视角切入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研究，也是“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范式发展。在这里，“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往往被交替使用。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安东尼.布莱克是代表性人物。他指出：“市民社会指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据认为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目前的一般用法来看，市民社会并不具伦理色彩，而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34

而后，出现了以“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经济系统已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与社会运动往往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四个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35公民社会还包括与上述结构性要素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基本价值或原则，它们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这些基本的社会价值或原则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对“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提出的。“公民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以及从概念阐发向关系梳理的转化表明了“公民社会”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进展。“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式，其理论建基立于一种新的社会情势与时代背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享有的自主性往往被看成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参与解决问题的话语体制，而且还是一种群体的伦理秩序。由于公民社会的伦理秩序作用，它可以与国家，尤其是国家权力区分开来。但公民社会与国家却并非总是对立的，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可以成为一种道德政治。公民社会乃是一个有礼仪(civility)的社会，公民政治便是这一伦理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体现。”36

而无论“二分法”还是“三分法”，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繁杂的问题。“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政治国家的背景。研究“公民社会”，就离不开研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理论界分的角度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五种分疏：1、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制衡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国家权力和机构日益膨胀的宪政国家，托克维尔主张保持一个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由各种非官方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来监督和制衡国家。2、以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理论；在托马斯.潘恩时代，面对一个专制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北美殖民政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成为必然选择。3、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理论，面对一个各种私人利益竞相角逐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公民社会，黑格尔寄希望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调停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此外，还有以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理论，也就是二者相辅相成，理想格局呈现为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的和谐共存。以及瑞典学者米歇尔.麦克莱蒂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参予入国家”理论，也就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团组织参与国家事务的必要性，形成多元主义与社团主义两种不同的模式，麦克莱蒂倾向于社团主义解构，利益集团多元化、自由竞争参与国家。而“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与“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理论观点皆源自于洛克的公民社会先于国家和外在于国家而存在的思想。而洛克理论的实质是公民社会决定国家，公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

中国内地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20世纪末。从对“公民社会”概念的引介性研究开始，相当多的研究文献集中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黑格尔、葛兰西、伯恩斯坦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并讨论与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基本理论，并围绕“中国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实践探讨。在概念移植的层面，第一阶段的文献研究以邓正来、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总第1期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代表形塑了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社会范式；

在此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了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37

马克思的理解是自从国家产生后，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即国家是“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38。在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中，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39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0

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了极点，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分离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的全部权力都将返回社会，国家将不复存在，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也就失去意义。”41他还指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42马克思摒弃了对市民社会做伦理上的评价，而只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客观的分析。“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43。俞可平先生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对此的评论是：“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这么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外，还将其视作一个历史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4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政治理论包容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此阶段研究“市民社会”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进路，还需要从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层面加以认真的权衡、准确把握。那么，是否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套用过来使用，还是继承马克思的用法较为合适，是此阶段的难题。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随着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变革的兴起，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作为框架模式的“公民社会”进行理论诠释。而在概念再审视的层面，第二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更为兴盛，它与全球化与民主化浪潮相对应，深化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细分，并以第三部门的切入及对社会空间的建构性观察完善了在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一个张扬“现代性与公共性” 的崭新历史平台上进行“公民社会”研究，任重而道远。它围绕着民主、自由与平等这类基本的政治价值而展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崛起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产物，它在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厘清了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界限，而且凸显其在价值领域的公民本体论与在政治领域的公民自主性。意大利学者卢恰诺.佩利卡尼指出：“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沒有公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45公民社会的价值也在于鼓励社会共同体成员参予政治生活，在一个体现自主性的公共领域中平等地享有其应享的权利与自由。“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为每一个人的参与而敞开，尽管每一个人在其中实际并不同等地参与。”46

当代“公民社会”概念理论承接着以往的“市民社会”概念理论，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系统理论，又是一种社会研究基本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作为一种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并重的政治哲学，在对政治社会的专制权力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以一种民主、平等与正义的政治理想形塑着文明社会的形态。

总之，“Civil Society”概念是一个多元性的概念，是一个基本属性上源于西方社会，且体系极富开放性与内涵极富衍变性的概念。公民社会，其构成有三个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第一个要素常用于指称狭义的公民社会，广义的公民社会则包含以上三个要素。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社科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沿着两个不同的趋势不断地深化：一是对“公民社会” 概念的理论建构，从政治哲学层面进行规范性研究；二、按照国别与区域的分化，从社会学与历史学层面对“公民社会”概念进行实证性研究。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是相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重叠范畴上的交叉分析，是在其历史性与普适性基础上的深入诠释。其体系在更完备与成熟的同时，其纷争也围绕着概念的提出、标准、内涵、适用与否等问题而展开，特别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问题成为聚焦的热点。

可见，“公民社会”问题不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课题。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里，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深入以及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公民社会”的理论在全球政治体系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其概念探讨与理论论战将愈来愈深入。

转贴于 注释

1俞可平 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转引自邓正来：《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总第5期），第94页。

3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总第八期。

4 参见亚当. 塞利格曼(Adam N.Seligman) ：《市民社会的理念》，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第201页。

5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41页。

6俞可平：《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载《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8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9甘绍平：《迈进公民社会的应用伦理学》，载甘绍平 叶敬德 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 （英）戈登.怀特：《公民社会、民主化和发展：廓清分析的范围》，何增科等编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69页。

11李熠煜：《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评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94-95页。

12何光沪：《“公民社会”与“超越精神”》，本文转cc.org.cn，《世纪中国》网站。

1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4参见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174页。

15邓正来、J-C-亚历山大 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6：廖申白：《孕生中的公民社会》，未刊文本。

17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8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载《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73页。

20 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 沅芷 译，商务印书馆，1998。基佐：《法国文明史》，沅芷、伊信 译，商务印书馆，1993。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7，第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73页。

23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1章。

24 霍克海默：《自然法与意识形态》，载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14页。

25〔美〕托马斯·卡罗瑟斯(Tomas Carothers) ：《市民社会》，蒲 燕 译 何乃刚 校译摘自美国 Foreign Policy Winter l999-2000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7期。

26 Cf.Zygmunt Bauman，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76)，pp.65--66。

27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第ⅶ页。

2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29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第367页。

30 邓正来：《公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

31董炯：《国家、公民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1页。

32 琼.柯亨（Jean L.Cohen）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 ：《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前言。

33 尼娜 . 钱德霍克(Neena Chandhoke)：《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探索》，新德里哲人出版社，1995，第72页。

34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2，笫126页。

35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

36 徐贲：《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世纪中国》网站cc.org.cn，2004-11-26。

37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2页。

41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94--195页。

4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恩全集》第1版笫1卷，第28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44俞可平：《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60页。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8

论文摘要:针对学生在忍想政治课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贬难问题，丈章归纳总结了教材内容偏难、教材内容存在汤洞、教材有些内容滞后于理论和实戏。教材对同一棍念在不同含义下使用、概念泛化、知识负迁移、距离影响等几种常见的挺难问题产生的蛛由。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高中思想政治课学习也不例外，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疑难问题的形成有其缘由，教师只有找到其缘由，才能对症下药，答疑解难，促进学生的发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归纳起来，疑难形成无非是教材、学生及教师方面的原因(教师方面的原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一、教材内容偏难

由于高中生仍处于成长阶段，思维尚未完全成熟，抽象、分析、综合、概括、归纳、辩证等能力还相对较弱，而高中思想政治课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其中部分内容偏难、偏深，使学生产生认知障碍并形成疑难点。例如，《经济常识》中关于商品价值量、劳动时间及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如下十种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个别劳动时间成反比;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无关;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总量成正比;个别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无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个别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总量成反比。教材中虽没有这样明确表述，但在教学参考书中有此概括，有关练习题及考试题中经常出现。

二、教材内容的错漏

三、教材有些内容滞后于理论及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目前我国正经历着深刻的改革，实践及理论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由于教材编写及出版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一些新理论成果及社会热点间题无法及时补充进教材，使得教材有些内容与重大理论新成果和社会现实出现冲突并显得陈旧。比如，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及突破，每次宪法的修正，都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调整。再如《经济常识》中只讲了“通货膨胀”，但近年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通货紧缩”并未讲解。

四、教材对同一概念在不同含义下使用

对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示，但若不将此告诉学生，就会使其产生疑惑。如《哲学常识》中在讲“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时提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有，矛盾无时不有，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在讲到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时，举了“白马非马”说等例子，很显然，在此“矛盾的普遍性”是指同类事物的共性。同时，根据概念与语词的关系，同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这种情况在教材中也很常见。如《哲学常识》中的“价值，与《经济常识》中的“价值”就是同一个语词表达了不同概念。"

五、概念泛化

所谓泛化，就是对相似事物未完成分辨便做出相同的反应。思想政治课概念泛化的产生除了相关概念本身的相似性以及教师在教学上的缺陷等客观原因外，主要还是由学生的心理因素等主观原因造成。由于受差别感受力较差、语言文字水平较低、对概念内涵外延把握不准等因素制约，往往把本来意义不同的相关概念混同起来，人为地化有别为无别。如人民与公民、实践与实际、现象与表象等等。由于受抽象思维能力较低、知识的负向迁移等因素的影响，对高度抽象概括的概念做出具体化的理解，人为地化抽象为具体。如对物质概念，或与物质的具体形态混为一谈，或与自然科学中所讲的物质(实为物质结构)混为一谈。由于受科学分辨能力差及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往往把语词表达相同的政治学科概念与日常生活用语混淆，化政治学科概念为常语。比如，把哲学中的“矛盾“概念理解为有意见，不团结;把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解为有用。等等。

六、知识负迁移

心理学上把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发生影响的现象称作迁移，包括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积极作用，如通常所说的“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等。负迁移是指阻碍、干扰新知识学习的迁移。学生吸收新知识，形成新的神经联系时，若在认知结构中引进了与原有某些知识要素相关的内容，则很难摆脱原先建立的神经联系，会不时地遇到旧知识的形影，产生新旧知识相互抑制的负向迁移的现象。在思想政治课学习过程中，学生已具备的相关、相近知识对新知识的掌握往往产生“干扰”，尤其是相似概念的互相混淆。如2001年甘肃省高中思想政治课会考第9题:“哲学就是:A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B关于世界观的学说;C人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D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法和原则”。根据定西考区随机抽样(100份)统计显示，有60%的考生答错，48%的考生选A。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知识的负迁移影响。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9

因此，尝试构建一个系统框架，将上述各项因素与股市的关系统筹考虑，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对于解决认知冲突和思维混乱，进而有效分析它们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就显得极为必要。

股市作为股票流通和交易的场所，由投资主体和投资客体两部分组成，其中投资主体是指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投资客体是指各种股票，其实质是上市企业股权。对于投资主体的研究主要涉及投资者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些会通过估值水平的高低反映出来；对投资客体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上市企业客观经营状况，其直接衡量指标是每股收益。完整的股票市场未来趋势研究，必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股价等于每股收益乘估值）；但本文限于篇幅，所做的研究仅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分析。

对三个概念本质的分析

人们之所以不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与股市统一起来，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质内涵的理解和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从而无法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具体而言，认知的不统一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于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不统一。

第二个层面则是由于对不同概念的定义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不同概念之间认知上无法纳入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就需要找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具有的核心出发点，并围绕这一共同出发点从各自侧重的方面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这三个概念各自的特性。

由于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不管人们对其具体定义如何，其描述的内容都是与人相关，不能离开人这一要素。基于此特征，笔者从“人”这一共同核心出发，分别从“人的需求”、“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定义（如图1）。

人无疑是经济的根本意义所在，没有人经济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的需求，经济 活动将失去目的；没有由人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各种供给，经济的概念将缺乏实现渠道。也正源于此，“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等诸多经典经济理论在论证经济增长时也都将推动经济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人口因素。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笔者从满足人的需求角度将“经济”定义为“人的各种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过程和结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绝大部分的物质需求和相当大部分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当然，人的需求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除了人的主观意愿之外，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着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即需求含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两方面。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弹性较大（即较少内在的自我克制，欲望无止境），所以人的需求满足主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人们通过能力的扩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其需求的主观意愿。

人无疑也是政治的根本意义所在。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集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人这一核心因素，政治的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对象，若不包含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读，则政治的概念将丧失自身特性。从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将“政治”定义为“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和结果”。当然，并非全部人与人的关系均由政治来调整，但人群关系却主要外化为政治关系。

文化更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作为基因的“载体”在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若有人不接受某种主流文化，那么他将被自然和社会淘汰，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因此消亡，其结果就是生存繁衍下来的人们对该文化基因上的适应性）。而文化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会以“潜意识”方式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都会涉及文化对于人们行为倾向的影响。从影响人们行为倾向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人们主观意识中所具有的某些行为倾向作用于其客观行为”。

三者与股市联系和作用机制

在完成了从“人”这一核心因素角度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定义后，接下来将解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三者如何作用于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一 经济涵盖并决定上市企业整体经营业绩

作为股市投资客体，上市企业本身就是经济中各行业的优秀代表。根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器官，从根源上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体现着某种社会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就是创造顾客；换言之，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现人们的潜在需求并设法给予满足、从而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如前面所定义，由于经济就是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市企业实际上就是经济实现其功能的载体之一，投资客体（即上市企业）包涵于经济之中。

从影响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诸多因素来看，它们即使不是来自于经济内涵，也必然要通过作用于经济内涵来间接影响上市企业，从而决定上市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单个上市企业在经营状况上存在差异，但作为整体的上市企业，其总体经营业绩很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环境）。

二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而言，经济、政治和文化是通过共同作用于“人”这个因素而有机联系在一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人这个核心因素并对人施加影响，进而彼此影响。

首先，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机制在于，政治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利益来实现，即人们的需求是否 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要想调整人们的关系就必须满足他们的某种需求，通过利益引导来促使人们接受这种关系上的调整。所以政治要想通过满足需求来调整人们的关系，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依靠经济手段，这就把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另一角度看，为了保持某种满足人们需求经济状态的稳定性，会产生相应人群关系上的调整，以确认和保持某种经济状态，这就产生了对政治的需求。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要求政治也相应发生改变。在两者之间，逻辑上是经济先行，即人们的需求先发生变化，再调整关系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时，即使人们有较高的满足需求的主观意愿，但却没有满足需求的客观能力。此时政治上很难发生变化，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整人群关系的迫切需要。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的人的需求被满足时，随着经济变化，对政治变化的要求也随之产生。

在一种经济状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政者能够利用政治权利来干预经济，由于人的主观需求意愿难以琢磨，所以这种干预主要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影响来实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

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在于，经济涉及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认知所塑造的，前者代表了需求的客观能力，后者则形成需求的主观意愿。文化对人需求中的主观认知因素产生重要影响并决定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自己的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按照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人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条件时，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较高层次需求更多地具有文化活动属性。而文化一旦改变，就将对人们的需求习惯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政治在调整人群关系的过程中，哪些关系更重要、选择怎样的政治工具进行调整等问题，很多都是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决策，主观决策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从自然选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

三 三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联系

由于经济决定上市企业之整体业绩表现，而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又相互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也会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施加影响，而具体影响方式由于时间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短期来看，文化因素在三者中最为稳定，它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它受两者的影响。它影响上市企业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政治、进而影响经济及上市企业，另一种则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并影响上市企业。文化因素作为人主观意愿的需求偏好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经济和政治的可行边界，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内涵和政策选择。

政治因素短期内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受经济的影响不大，它主要通过经济对上市企业产生影响。政治在短期内受文化的影响形成各项政策的优先次序，并以政府既定经济目标对经济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到上市企业。

经济因素短期内变动性最大，除了经济自身的波动之外，还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因素在三者中的短期变动性最强。（见图2）

政治经济学概念篇10

本文将从概念本身和概念的应用两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从概念本身入手，分析制度、体制、机制三者的概念起源、概念内涵、概念外延及关系。然后，从具体的学科入手辨析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仅从概念本身进行辨析往往存在笼统和抽象的缺陷，因为，制度、体制、机制三个概念，只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域结合才有生命力，例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管理运行机制。因此，本文将从政治学角度，来辨析三者的区别和联系。

一、制度、体制、机制三者的概念解析

“制度”一词由来已久，《辞源》上记载：《易・节》中就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书・周官》：“考制度于四岳。”元王实甫《西厢记》三本四折中记“红云：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制度，我说与你。”又：“末云：桂花性温，当归活血，怎生制度？”。制度最初有两层含义：一则，法令礼俗的总称。二则，指规定、用法。《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中，对制度、体制、机制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界定：

“制度”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工作制度、财政制度。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现代汉语对于制度这两个层次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别，作者尚且把前者称为“狭义制度”，它是指用于具体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组织行业的具体规章制度;后者称为“广义制度”，这个制度是宏观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稳定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体系。本文着重从广义层面进行分析。

“体制”一是指国家、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体制。二是指文体的格局;体裁：五言诗的体制，在汉末就形成了。本文所指的是第一个含义。

“机制”一词的意思很广。①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如计算机的机制。②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③指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制。④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活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市场机制、竞争机制。而在制度、体制、机制的比较中，“机制”所指的是最后一个含义。

二、制度、体制、机制的关系

在一定社会历史形态里比较三者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制度、体制、机制处于社会形态中的三个不同层面，在这一点上，作者很赞同中共中央党校赵理文教授的观点：制度位于社会体系的宏观层面和基础层面，侧重于社会的结构;体制位于社会体系的中观层面，侧重于社会的形式;机制位于社会体系的微观层面，侧重于社会的运行。这是在广义上区分三者，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它是宏观层面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亦属于制度范畴，这一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形态发展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一根本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市场如何正常、有益地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运行模式则是微观层面的机制问题。要想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必须有制度的基础保证、体制的合理展现、机制的灵活运转，三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制度、体制、机制同处于制度体系之中，体制和机制都以制度为基础，同时，机制和体制的建立健全又会促进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制度是内容，它规定了大到社会国家的制度体系，小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组织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体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具体的组织制度、组织模式和组织形式;机制则是制度和体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运行，如何组织，如何构建的行动模式。

制度是内容，体制是形式。制度与体制符合哲学上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在总结概括哲学史上积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指明了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原理。在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内容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一般说来，内容支配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发展变化了，形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形式对内容的依赖性并不排除它对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形式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对内容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和形式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对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内容决定形式，同时形式也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制约着内容的发展变化。适应内容需要而产生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积极作用，而陈旧过时的、和内容的客观需要相背离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则起阻碍、延缓和破坏的消极作用。

制度决定体制，体制反映制度。制度是内容、是基础，制度决定和支配体制，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决定体制的变化和发展，体制要体现制度的基本内涵，体制的制定要依据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受政治制度的支配，政治制度的变化带来政治体制的相应变化，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制度本身作为一种稳定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体系，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制度不会轻易地变革，所以，制度体现其稳定性的同时，也反映出滞后性和迟缓性的特点，这也是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所以，体制不应该是简单地依附于制度，而是，积极地反映和体现制度。所以，体制对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有积极的作用。体制本身，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因此，在社会实践中，体制更容易及时反映实际中的变化，所以，在这一层面上讲，体制的变革会影响和带动制度的变革。例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往往先于经济制度的变革，如果经济体制的改革适应了新情况下的经济形式，往往会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可见，制度和体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机制，与制度和体制相比更容易区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机制既体现并且包含于制度和体制之中，同时，制度和体制又必须在一定的机制下得以运行。一方面，机制要受制于制度和体制，它不能脱离制度的内容约束，又不能在制度体制之外运行，制度和体制对机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市场竞争机制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运行的，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制约，就可能导致非法竞争。另一方面，机制的合理运行对制度和体制起到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机制是制度和体制中各种因素互相制约、互相交往和联系的制度保证，只有在一个机制健全、运行顺畅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制度和体制实现。机制本身具有灵活性和前瞻性的特点，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容易提前预知变化，因此，机制有利于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对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比较之后，我们通过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运行机制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说明三者的关系。

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运行机制的辨析

学术界对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关系的界定普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等同于政治制度，例如，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写道“政治制度，亦称政治体制，通常是指有关政体的制度。”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常见名词浅释》中写到“政治制度亦称政治体制，即政体。”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是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包括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政治制度是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形成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狭义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即为政治体制，是指具体的政治设制，包括机构和人士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和关系等。政治体制属于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某种程度上隶属于政治体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政治制度的内容;政治运行机制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指导下，调配、联系、影响政治制度和体制之间的各项要素合理运行与整合。作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1.政治制度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反作用于政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是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国情决定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政治体制，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要严格依据政治制度的核心规定，并且通过政治体制反应出政治制度的内容。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一院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政治体制。“一院制”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并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政治制度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以改变的，然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体制改革又是必须的，因为，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民主体制、法律体制、司法体制，一方面由人民民主制度决定，并反映其特征和本质，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的体制又不是被动的反映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就需要对具体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更好地适应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反过来也作用于政治制度，如果政治体制无法适应政治制度，将会给政治制度的稳定带来影响。

2.政治运行机制离不开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又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运行与实现

一方面，政治运行机制总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与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体制保持联系，没有脱离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单独存在的政治运行机制。所谓政治运行机制，就是政治制度贯彻执行的方式方法、政治体制内部各政治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须通过政治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我国的司法体制，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例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通过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地方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常设机构，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管理职能。要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组织体制，必须发挥政治运行机制的作用。实践证明，改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工作，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要通过健全和改善监督机制、检查机制、舆论机制等。又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约，又反映和影响公有制的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坚决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集体所有制、股份制、承办责任制等等具体的体制，可以在制度的制约下灵活地体现制度的本质。而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相应的运行机制得以实现，比如，竞争机制、统筹机制、市场引导机制等等。

本文从抽象和具体两个视角对制度、体制、机制概念进行了解析。制度、体制、机制处于同一有机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厘清概念是任何一门学问的基础，也是社会组织机构制度建设、体制健全、机制完善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赵理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国民素质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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