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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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一政治；市场经济；总结；学习方法

高一政治“市场经济”知识点作为高考命题中的一部分，作为教师应引导学生灵活掌握知识并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教师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等热点问题来进行知识点的分析和渗透，引导学生总结知识内容以及学习方法。本文笔者粗略地对市场经济知识点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学习方法。

一、知识点的总结

市场经济知识点涉及面较广，有市场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曾出现在高考命题中。笔者结合教材内容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了总结与归纳：（1）市场配置资源。主要内容是市场调节的优点：及时、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传递市场供求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引导学生明白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即是：以道德为支撑点，以法律为保障。（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他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3）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推动小康经济发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小康水平的特征是低水平、不全面的、不平衡的；而全面小康的特征即是：经济迅猛发展，健全的民主，更加进步的科教，更加繁荣的文化，更和谐的社会等等。趁势渗透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出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目标，并提出推动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发展经济。（4）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主要是其表现特征：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是其载体，其主导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分析经济全球化积极和消极的影响。（5）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我国是从国家经济的实际发展利益考虑加入世贸组织的，对于对外开放有着很强的作用，缩短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距离，有助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国际化。结合实际情况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借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让学生明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原则、战略。

二、学习方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习方法是学生终身学习、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最佳手段，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总结一定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知识，其中不涉及计算，更多需要的不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如，在2008年中，对于市场经济知识点，笔者以当年发生的热点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强化对知识点的运用，即，通过这个事件主要说明了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实际的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的方法，即，将知识融入实际的经济热点问题中进行学习，锻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同时帮助学生整理知识，构建一定的知识体系结构。

三、考试答题的方法

市场经济知识点在选择题和大题中都有涉及。高中教学面临着高考，作为教师也应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考试答题方法、技巧。就市场经济的选择题而言，笔者主张学生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除非是选错，进而避免选择项内容中各点很相似，对学生视觉上造成的混淆。对于大题，简答类的可以将相关的知识直接运用即可，而分析类的大题则开放性比较强，需要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笔者在教学中，就此首先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确定知识点的范畴；其次结合材料，找寻材料的中心点，深入了解内涵的知识点；最后知识点与材料相结合，明确地分条进行归纳、总结。对于辩解类的大题，需要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分析，一般是材料题，需要学生对材料进行评价，这样的题目，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巧，综合力强，将资料进行整合，用自己的话阐述出来即可。

总之，市场经济知识点是高一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考命题中常出现的考点，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应只是单一地讲授知识，而应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热点问题、事件来加强引导学生总结、运用市场经济知识，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考试答题技巧等，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学习奠定有效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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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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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实训基地建设与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就业竞争力。校外实训基地以一系列考勤、考核、安全、保密等规章制度及员工日常行业规范来真实地约束学生,使学生在实训期间便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职业道德。校外实训基地可以为学生真实地提供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管理意识、协作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工作素质形成的实践氛围,学生的体会更加深刻,对该职业的职责、性质等会更加明确。

实训基地是职业资格培训及考核基地,为学生获取专业单项与综合技能提供了支持。将知识、能力和人格教育融为一体,相互渗透、协调发展,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特别是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现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实训中心建设的职业资格鉴定所,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未来可能从事职业的岗位群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准入考核,可进一步拓宽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基础,从而为学生获取专业单项与综合技能提供了支持。

二、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的措施

(一)校企结合管理,引导学生自我管理

随着生产实习的改革,必然在管理模式上也要变革,从过去的“企业直接管理、院系间接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变为“以校企结合管理为基础,学生自我管理为主”管理模式。

“校企结合管理”是指学校必须与实习单位齐抓共管,学校聘请实习单位总经理、人事培训部经理和部门经理为兼职教师,负责实习管理和实习生的业务指导工作,双方在管理问题上要组织落实、制度完善,要有专人负责,对应联络。

学校一方面经常派出巡视教师到定点实习单位,协助实习单位方面的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从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如每周须完成一定量的实习日记,为实习结束后的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作前期准备,还可督促学生编印《实习快讯》,稿源主要是寄回学校的学生稿件。实习单位方面的管理除了按本单位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外,还应适合实习学生的特殊性作些灵活处理。如请假制度,常规假、短期假按实习单位有关规定办理,特殊假、长假以学校和实习单位通气、双重批准办理。又如犯规处罚,实习生没有经济收入,应以强调教育为主,比之处罚员工应从轻;而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者,被实习单位按除名处理的,学校也将做出开除或勒令退学的处置。

“学生自我管理为主”是实训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学校管理与引导的重要任务。引导工作应在实习开始之前,以实习动员为起点,并贯彻整个实习过程始终。引导工作除了引导学生个人自我管理外,还要充分发挥学生中党、团、班组织的集体凝聚力作用,发挥党团员、学生干部的模范作用,使学生们能互相督促完成实习任务和工作任务,为争取和保持集体荣誉互相鼓励,为尽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互相鞭策,实习中有了困难互相帮助,受到委屈互相安慰……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自我管理,比之在学校学习是复杂多、实际多了,经历了实习的真刀真枪的洗礼,学生才能真正学会自我管理,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做好准备。

(二)实训基地的综合管理

1、校内外实训基地结合

目前,高职院校的校内外实训基地还处于各自运营、互不相关的阶段,在未来高职教育中,关注两类实训活动的衔接与配套,提高实训的综合效果势在必行。制订完整、科学的实践教学大纲,合理安排不同实训活动的时间与内容是关键。高职院系应统一规划学生的所有实践教学环节,针对每一实训活动,制订教学大纲,编制实训指导书,合理安排指导教师,去除雷同的实训内容,保证实训活动的循序渐进,切实将实训活动落到实处,而不是走过场、充形式。

2、校际共建实训基地

目前,在绝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原有的实训基地基本上建立在各校“自力更生”和“小而全”的基础上,由于经费的拮据,现仍处于设备明显不足、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这就要求各高职院校走联合、共建之路,由学校自建小而全的实训基地转向校际共建,实现资源共享。建立校际资源管理联盟,可以统筹资源、资金,把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合作建设实训基地,互补互助,改善实训条件。提高设备利用率,加速高职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有些规模小、设备差、师资力量不够雄厚的学校的实训教学,可以逐步转移到实训条件好的院校和企业,其他院校和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场所与便利条件,与学校共同承担实训任务。同时也可通过与异地院校合作办学,改变实训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地把学生派往省外、国外先进的实训基地进行培养。这样,既搞活了办学机制,又开阔了学生眼界,使学生的技能培养更能接近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3、实训场所的拓展

一方面,除了多媒体教室、多功能教室、模拟实验室、定点实训基地等常见的实训场所外,有条件的旅游院校还可考虑筹建或接管属于自己的企业,以旅游为例,如将学校中的招待所改造为酒店,接管小型的旅行社等,面向大众经营,为学生提供仿真的经营场景,使学生随时可以进行系统的专业演练。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密切与企业的联系,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体系,收集与整理行业的最新资料,供学生模拟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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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篇5

编者按

1970年代未～1980年代，“文史哲话语”是当时公共讨论的主力。对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有经济学家在内。而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经济学话语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在捍卫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壮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并彻底取代了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话语”。学界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2001年中国入世，更是将经济学话语推向媒体舆论的顶峰。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概念框架、运思技艺，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依据。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一场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它深入乃至统治着我们的人心，影响乃至重塑着我们的民情。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

30年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最初的内涵、作用已大大不同了。中国人日常需求的满足，已主要倚赖于企业的连续性经营供应。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淡化。另一方面，经济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国巨型社会变迁所面临的新问题，都对经济学主流话语的解释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尽管金钱观念深入人心，但资本力量的无情冲击也让人颇多痛感。人们发现，物质屡足未必是生活幸福的保证。而市场逻辑自然导向的社会分化，更让人对经由普遍竞争导向普遍富裕的梦想产生幻灭。且不论，在转轨语境下四处可见的特权／身份与产权／契约的怪异结合(秋风将其归结为60年来官方经济学与商人经济学的合流)。正是因为这些缘故，经济学话语遭到颇多诟病，逐渐淡出公共领域。为此，我们组织了此次笔谈，邀请体制内外几名活跃的经济学研究者对此做出反思。

在笔谈中，莫之许分析，主流经济学淡出公共领域，正是其话语在中国体制内外同时失势的结果。经济学话语不再是自明的普遍性知识。改革之初，经济学家曾带有“先知”与“布道者”的神秘光环，随着经济学卡理斯玛的日常化，随着经济行政日益的官僚化，经济学“导师”角色的隐退就只是时间的问题。如皖河所说，中国自此进入“后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一旦被官僚科层体系内化，经济学家曾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就将无疾而终。而经济学一旦成为引车贩浆者流的行话俚语，也将意味它“不再时髦”(张晓晶语)。更不必说，人们已经学会运用经济学的武器尽挪榆与嘲弄之能事。

梳理并回顾这个过程，并不是对经济学展开情绪化的道德清算，而是对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重新反省。冷静评估其历史得失，我们期待未来中国的公共讨论能够建立在更为健全、理性、坦率的基础之上。

篇6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篇7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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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CBP）在ICU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我在ICU患者治疗前后MODS银行CBP一般信息，验血，重大疾病的分数等，CBP在临床参数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治疗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①CBP治疗收集的401例MODS患者，ICU行CBP的主要适应症患者的治疗是：氮质血症（62.3％），少尿或无尿（51.4％），急性肺水肿（27.9％） ②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APACHEI得分下降（P<0.05）;③401例，196例，好转191例（47.6％）死亡，给治疗14例死亡的攻击和205例（51.1％）放弃治疗。死亡的老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APACHEⅡ评分高（P<0.05）。结论 CBP能改善ICU 中MODS患者的预后；有条件的患者应及时转入ICU进行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关键词 ] 连续性血液净化；MODS；ICU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3（b）-0172-02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由ICU患者， ICU患者已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连续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是指所有缓慢，连续清除水和溶质处理的，其近几年的临床应用已远远超过了肾脏替代治疗领域的范围，扩展到非肾脏疾病治疗区，重症监护是最近的一项重要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机械通气，营养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各种ICU危重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支持。本文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开展了在我们医院ICU患者MODS CBP治疗401例数据探索应用CBP与MODS患者预后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ICU ，我院于2008年2月— 2013年5月CBP治疗401 MODS患者的完整数据。男291例，女110例，年龄16~94岁，平均（58.4 ± 19.6 ）岁。在ICU的患者1~ 90 d，平均（ 10.0±10.7 ）d， CBP治疗时间为1~37 ，平均时间为（44.8 ± 51.6）h; CBP的数字前的器官功能衰竭（4 ±1.1）个月， APACHE ⅱ评分（28.4 ±6.7）分。

1.2 方法

患者采用Seldinger技术经股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插管患者建立血管通路，根据患者病情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无肝素透析方法。 CBP采用连续静脉血液滤过（ CVVH）模式，或在某些患者使用前稀释法稀释前后，碳酸氢盐置换液， 2~10 L/h，血流量150~250mL/min，所有的替代率患者在ICU床旁8~24 h连续处理，过滤器使用PRISMA机配套的M100（面积为1.2m2）或聚砜膜AV 600S （面积为1.3m2）[2] 。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治疗前脏器衰竭数， CVVH治疗生命体征，血液检查，血气分析，APACHEⅡ评分（评分方法采用埕岛君2002 APACHEⅡ评分系统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软件，绘制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和预后，这些指标变化的比较分析前后的治疗，死亡率计算，分析和预后因素。

1.4 统计学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CBP血管通路

CBP治疗的401例患者的血管通路是：右侧股静脉321例（80.0％），左股静脉50例（12.5％），23例（ 5.7％），右锁骨下静脉，左锁骨下静脉7例（1.8％） 。

2.2 CBP适应症

在ICU患者的主要适应症包括治疗CBP线氮质血症，少尿或无尿，急性肺水肿，部分患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迹象。

2.3 CBP治疗前后临床参数比较

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跳率，呼吸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 APACHE 1I评分下降，病情好转。 401例患者病情好转，转出ICU患者L96例（48.9％） ， 191例住院死亡率（ 47.6％），放弃治疗在病情危重，估计短期住院死亡率分别为14例（3.5％），死亡和放弃治疗的患者205例（51.1％） 。

2.4 单因素分析

条件改善，转出ICU患者存活组，死亡患者，放弃治疗患者的人数经过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前数据CBP单因素分析显示：男性患者的死亡比例大年纪了，疲惫的数量多器官， APACHEⅡ评分高，平均动脉血压，血小板低，血乳酸水平高，条件更重要。

2.5 回归分析

上述因素之间存在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CBP治疗前器官功能衰竭数， APACHEⅡ得分为病人临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2.6 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率

CBP治疗的ICU患者各器官或系统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肾脏380例（94.8％），肺癌357例（89.0％），297例（74.1 ％），心脏，脑216例（53.9％），胃肠道的168例（41.9％），血135例（33.7％） ，肝92例（22.9％）。不同的器官或系统故障和死亡率的关系：血液，脑，胃肠道，肝，肺，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死亡率均明显高于无功能障碍（P<0.05） 。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关系：在ICU死亡率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数量增加数增加显着（P<0.05 ） 。

2.7 CBP治疗并发症

401例在治疗过程中与CBP低血压患者的扩容，升压及对症治疗后，73例（18.2％），低血糖46例（11.5％），所有患者可完成CBP治疗; ICU期间未发生血管栓塞，严重出血，血肿和静脉导管相关的败血症。

3讨论

CBP功能包括：血流动力学稳定，溶质清除量，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改善环境，及时的营养支持治疗。MODS患者病情危重，往往伴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CBP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低血压，低血糖等并发症[3] 。近年来，CBP的意识日益增强的机制：可以削弱炎症，免疫状况，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氧合，提供营养治疗空间，遏制严重的败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紊乱，因此它的功能由肾脏替代的演变多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维持生命，成为跨学科的重大疾病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4] 。这种观察在愈合过程中的对象，虽然低血压，低血糖，但扩张后，升压和对症治疗即可完成CBP治疗与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CBP是更适合ICU危重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我们的经验是，在密切监测血流动力学CBP，超滤缓慢，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重负载能力超滤适时增加胶体渗透压;监测血糖的前提下，采用CBP过程维持输注高渗糖，少糖有些病人必要时置换液。这里CBP治疗前后的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清肌酐，APACHEⅡ评分下降，氧合指数上升缓解MODS后续抢救治疗在ICU机会赢得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死亡与生存：本组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放弃治疗，多器官功能衰竭，APECHE1I得分高，病情危重病人在ICU死亡率衰竭器官的数量在增加，显着增加。对于ICU患者与MODS CBP机会，现在早，咄咄逼人的CBP能改善MODS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CBP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疾病是多学科综合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MODS患者，有条件的早，及时转移到ICU疾病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参考文献]

[1] 季大玺，龚德华，徐斌．连续性血液净化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杂志，2002，82(18)：1 291-1294.

[2] 王今达，王宝恩．多脏器功能失常综合征(MODS)病情分期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l995，7(6)：346-347．

[3] 谢红浪，季大玺，龚德华，等．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危重患者的疗效分析[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7，16(4)：301-307．

篇9

今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的新书《全球化与地域性》却让人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这本书同时又让圈里人感到尴尬，因为作者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打破按思想家人头来写思想史的窠臼，用连贯一致的理论主题来串起整个观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复翻印，很多学校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时间洛阳纸贵，让负责该书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搞政治哲学的学者能做这个更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国内其他同类研究都给比下去。看着这本新书脚注里丰富的参考文献，我心里一边为作者资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边为其他那些没有阅读文献也能发表观点、擅长“无米之炊”的记者型学者感到羞愧。

其实，唐士其的这一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博士论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来在东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这样看来，今天这本新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回马枪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国家角色系统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心观点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系，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应该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过时而后退，反而应该承担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保护社会传统关系免遭自由市场侵害方面发挥创造性作用。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国外政治学界早就有成形的讨论。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会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甘心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忽悠。而唐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者的讨论，并站在“中国视角”上做出独立的评判，并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论证。与记者相比，学者永远没法追求时效性，学者的长处在于逻辑严密、论证深入。唐的新书在历史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长处。

拿历史来说，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挂在嘴边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总以为美国霸权体系之下的全球化是个新事物，所以应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事实上，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早就发生了自由市场全面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化过程，其深度甚至要超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在英国霸权的全球化之下，各国社会为此而做出的反弹直接打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对此，唐士其的新书花了两章来专门检讨这段历史，逻辑清楚，行文缜密。

就理论而言，他紧扣政治学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社会在市场侵袭之下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保护与服务；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否能平衡这对矛盾的要求，就成为各国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当然，与那些热衷于提出政策建议的学者们不同，唐士其严格地克制了自己给出更多具体政策建议的冲动，只在全书末尾强调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义限定的发展局限。作为学者，他只能对已有现象做解释与推理，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解释，而把历史的检验留给时间。贯穿全书，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决不渲染情绪、噱头。

据北大学生盛传，唐士其会英、俄、日、德四门外语，这显然是他能读懂一手文献的能力基础。学生爱搞个人崇拜，这个八卦消息还有待验证。不过，从唐士其这两本扎实的专著来看，他的确是个能力够强的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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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 课程内容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28-02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范畴。尽管从我国的学科划分来看，财政学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由于财政学研究政府收支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财政学实际上是介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工具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当前国内财政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国内财政学教材的内容相对落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其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紧密相关。传统的财政理论是为国家的财政计划和管理服务，主要是进行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研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研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另外，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各级政府的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也应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而国内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维持了“收、支、平、管”框架{1}，没有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内各级政府职能的变化，不仅与国际上通用的财政学教材的体系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其次，财政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践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属性，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实践性。但目前国内财政学教学中过于重视书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轻视财政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教师教学上是满堂讲，而学生是满堂记，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倍感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常常是一知半解，理解得不够深{2}。不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主要讲解财政概念和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而对于理论与实践连接点的财政政策讲授的比重过小。很少有教师能够很好地讲解财政实际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方法，以及利用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去分析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使学生难以很好的掌握所学的财政学理论知识。

再次，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制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财政学的教科书有很多版本，但大多数的教材都是追求内容全面而显得重点不突出。有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出适合的教学目标和讲授不同专业学生所需要的相关财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这对于学生随后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以后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利的。

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加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也要与国际接轨。现代财政学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密切，其必须回答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3}。因而当前的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反映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不仅要借鉴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利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各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知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进一步明确，确定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也应该是我国财政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的政府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而且还应该包括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财产是国家财政不可推卸的责任{4}。所以相对于西方财政学教材的内容，我国的财政学教材是应该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内容的。

其次，财政学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基于财政学不仅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关系密切，而且分析的诸多问题又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一门主要揭示政府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而财政学的教学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强化实践教学，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一，教师上课时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这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其二，要加大课程中案例教学的比例，在讲解基本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要辅以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相关财政学理论的理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三，要增加财政实验课程和加强实践模拟教学。有条件的高校要完善财税实验室及实验课程建设，使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软件对课堂上的教学结论进行验证性实验，也可以对预算编制和政府会计等具有明确管理流程的业务进行仿真模拟型实验，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5}。

最后，财政学教学需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差异化”的教学。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对于高校财税专业的学生，其要求应该要高些，讲解的内容也要更全面些，而且要侧重理论分析，重点讲解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收支理论和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等。考虑到财税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后续专业课程，例如财税专业的学生一般都需要上国际税收课程，所以财政学中国际税收部分可以先进行简单讲解或者不讲，待学生上该门课程时再详细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需要针对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讲解的内容。例如，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而言，为何消费地税在全球资源配置上要优于产地税的理论推导可能不需要掌握，只需要掌握结论就足够了，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详细讲解了。另外，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公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相关内容的讲解，而对于工商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其重点掌握税收的理论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财政学知识。

总之，鉴于财政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政学教学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财政学教材相对滞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加强财政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并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来提高财政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优化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财政学科建设刍议:结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财贸经济,2007(2):28-33

2.王鹏程,查政.关于“财政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5):152-153

3.郝春虹.“财政学”理论发展及研究性质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12):40-48

4.苑梅.《公共财政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2):135-136

5.崔惠玉,孙晓峰.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的设计与要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