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的看法十篇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1

摘要：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现代企业管理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看问题，必须把握规律，创新方法。

关键词：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 以人为本 组织学习 创新

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看问题。当前，国内企业虽然成长很快，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面对繁重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干部和员工的思想压力增大，有时会产生畏难和抱怨情绪。这些思想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就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因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亟待我们去探索、去研究。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分析

结合到目前企业发展的战略和过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自主性。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可能采用统一的模式，势必会出现企业体制、管理模式及思想状况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重性，也就带来了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自主性的特点；二是广阔性。深化企业改革会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同时引起企业干部、职工的行为规范、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这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跳出过去狭小的天地，登上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舞台；三是开放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市场，这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新思路，大胆探索，积极寻求新路子、新方式，做到贴近实际，切实可行；四是层次性。企业职工素质参差不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针对不同人员的不同心态，分层次、分对象地开展。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象分析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种种偏见。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让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为领导辩护；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我打通你”；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说不切实际的空话；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板起面孔说枯燥的道理，如此等等。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造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停滞不前无法开展。

三、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1.以人为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谋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根本任务是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工作任务。企业政工干部要学会运用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从干部到职工的思想动态变化中找出规律性，从而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做到把握发展方向，使工作做到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增强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把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关心职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适时把握影响职工情绪的各种问题，灵活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妥善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把它做深、做细，抓出成效。把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让职工真正切身体会到企业的重视和关怀，真心实意地为企业谋发展。

2.注重因时制宜，善于因人制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每个单位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现状和具体问题。政工干部要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工作重点的不同，找出相适应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染力。

所谓因时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捕捉最佳契机。如职工工作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心情烦闷，处在重重矛盾之中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或受批评或处分后情绪低落，受到表扬或奖励后又骄傲自满，与别人发生矛盾、影响团结等。这些情况发生之时，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时刻，必须把握有利时机，在事发之时或事发之前就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可能就事半而功倍。

在工作中，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例如：对于性格内向、爱面子的员工应含蓄地予以点化；对性格外向、直爽的员工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对于青年员工，由于其社会经验不足，在批评时要显示出长辈般的慈爱；对中年员工则可以采取推心置腹开导的方法，使其感到受人尊重，并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

3.加强组织学习，营造和谐环境。

在改革进程中，矛盾比较突出，许多企业面临着职工下岗、企业改制的复杂局面。应对改革，看待改制，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配合企业班子。一是搞好形势教育。教育引导职工树立企业改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早改早受益，晚改更被动的思想，使职工对改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职工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二是在改革改制中要依靠职工。企业在推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及改制方案前，都要经过广大职工的认可，并经职代会通过方能实施。要消除职工心理上改革就是下岗、收入减少、没有依靠的不安全感。三是要加强对职工的各种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素质。职工的素质高了，市场竞争能力强了，应对改革的心理能力也就强了。四是要开拓创新，按经济规律办事。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干部，仅有廉洁、正气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的。在现有政策范围内，要勇于开拓，能把体制理顺的，就进行规范的改制，一时难以理顺的，先把企业内部机制搞活，企业活了，有了生机，职工就吃了定心丸，有了盼头，企业的思想政治的工作也就更容易上台阶。

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就必须探索新的方法。

1.教育疏导。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的改进，就是讲究思想教育的艺术，对干部职工反映的思想认识问题，要通过耐心说服和积极疏导去解决，把大道理转化为小道理，做到循循善诱，启发觉悟，形成共识。

2.形式多样。要改变传统的单一教育模式，开拓创新，寓教于学、寓教于做、寓教于乐，要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职工业务学习结合起来，与广大职工的岗位工作结合起来，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气氛中陶冶情操、提高觉悟。只有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表现形式，实现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紧紧结合干群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3.感情投入。感情的交流与沟通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又是有感情的，不论是思想认识的统一，还是政治觉悟的提高，都是以感情的交流、沟通、融合为基础的。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一定要满腔真诚、以情感人。要以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同志之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手足之情，关心、爱护、体贴职工，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家中，把工作做到职工心坎上，用真诚感动他们，使他们向你敞开心扉。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2

关键词： 国有农场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问题 对策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是广东省大型国有农业企业，下属31个一级管理企业，从业人数55647人，在岗职工33626人，离退休人员42799人（《广东农垦2009年统计年鉴》）。近年来垦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事业稳步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建设好垦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建设幸福农垦，如何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维稳事件？对于湛江垦区这支老的国家农业队来说，稳定职工队伍、提高职工思想素质尤为重要，也就是要抓好“人”即思想的建设。

一、国有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人心、调动积极性、激发创造性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农场改革开放和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首先要把人民群众的中华民族精神树立起来，把中华民族的爱国心凝聚起来，让每个人都懂得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血肉相连。要教育人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世界正向我们走来，这是中国的一次发展机遇。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今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战略关系，唤起中华儿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举起“兴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豪迈地跨进21世纪。

2.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抓住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同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个环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我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我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如何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拓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能力，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3.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增强全社会创造能力，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形成团结文明、扶贫济困的良好风气，营造公平正义、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有利于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利益矛盾，重视保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动，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团结、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思想政治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4.思想政治工作既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抓住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同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个环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使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妥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实现自己利益，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思想政治工作应围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和主题，宣传和谐理念，普及和谐知识，营造和谐氛围，丰富和谐内涵。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党的重大政治任务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必然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主题提出新的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价值目标的确定，但这种目标能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理想信念，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很大程度地取决于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发挥得好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当前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随着农场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新的难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农场基层思想政治面临的具体问题，首先表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有的人认为：（1）市场经济靠价值规律起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在市场经济中无能为力、无所作为；（2）由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物质利益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越来越小；（3）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从“主导”转到“服从”、“服务”的地位，政工部门精简、人员减少等。这些思想和舆论环境给当前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其次表现在受许多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当前一些政工干部存在“一等二靠”的思想，工作等上级布置，开展活动靠行政支持，方法靠传统，从而缺乏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的深入运用，围绕农场改制和生产经营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再次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与创新，常常是构想的东西多，可操作的办法少，其结果是政工干部感到辛辛苦苦做了无用功，员工群众认为枯燥乏味得不偿失。最后是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不适应新形势。一些企业的基层政工干部长期得不到培训，知识老化，素质弱化，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创新缺乏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工队伍缺乏既懂政治，又懂经济、懂市场、懂科学、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三、针对当前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采取的对策

1.探索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探索拓展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手段，使主流意识掌握和占领思想阵地。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构筑主流意识统领下的多层次教育平台。多层次教育的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按照农场改制和发展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使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富有创造性、科学性，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场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发挥先导和保证作用，才能从无地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以有为争有位”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服务，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企业信任和员工的拥护，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建立在有效的服务之中。衡量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主要应当看思想政治工作是否紧贴员工思想实际，是否真正解决了存在的思想问题。

2.加强员工的理论教育和基层政工队伍的自身建设。

在政治理论教育上，要系统地进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进行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岗敬业意识，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并重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中体会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政工干部为了适应载体的转变，应加强学习，努力培养和造就自己成为既懂政治又懂经济，既会管理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为此，政工干部要善于学习、乐于奉献，视企业为家，视员工为亲，时刻倾听呼声、关心疾苦、排忧解难、严于律己、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真正做到无私无畏。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3.抓住农场经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

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脉搏和情绪，与关心员工利益、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办了实事，再讲道理，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改进引进农场务工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改进下岗职工、弱势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改进困难企业等薄弱环节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全员覆盖，全过程覆盖，全领域覆盖，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方针、政策进入每户职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性，转变农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改制工作的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载体难担重任，迫切需要开阔新视野、拓展新阵地、寻找新载体。把严格科学的企业管理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努力实现两者的结合。例如广泛深入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兴办学习班、旅游、电脑网络媒体，以及外出学习等，努力实现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农场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4.以可行的规章制度统一职工思想，促进生产任务的完成。

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的过程，目的也就是提高执行力的过程。制定适合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职工会有章可循，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通过本单位的实际，结合农场的有关规定，参考职工的意见，制定适合本单位的规章制度，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就要按照这个制度办事。同时使职工认识到严格执行制度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执行能力。如若单有规章制度，而执行不力，则形同虚设。无规矩就不成方圆，不按章办事就会乱来。规章制度形成后，该奖就奖，该罚就罚，使职工清楚认识到只有大家共同遵守规章制度才能把单位建设好，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环境，促进各项任务的完成。

5.树立先进典型，转变职工思想。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3

1.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应重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认识活动中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时产生的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加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为历代教育家所重视。苏格拉底说：“问题是接生婆，他能帮助创新思维的诞生。”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但就目前中学实际教学看，还存在阻碍学生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发展的不利因素：首先，教师提问太多，容易使课堂成为教师进行提问表演的舞台。如果长此以往，则会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依赖，不愿意也无需动脑筋，从而忽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其次，问题层次偏低。有许多问题无需学生思考，就能用“是”或“不是”回答，约有80%的问题只需运用死记硬背的知识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再次是学生问题意识薄弱。在课堂教学中，课堂问题大约有95%是教师提出来，5%的问题是学生提出或发现的。学生问题意识薄弱有两种表现：一类是不敢或不愿意提出问题，另一类是不能或不善于提出问题。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课堂问题缺少主题意识。

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过程，是教师培养和发展学生思辨能力的过程。目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问题意识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该关注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心理学研究表明，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和动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人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

问题意识在思维过程和科学创新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起点和重要手段。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必须把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放在突出位置，不重视对学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而谈创新教育是空洞、抽象的，不利于思想政治课多元化目标的实现。

2.采用“启导探究式”教学法

2.1何谓“启导探究式”教学法

“启导探究式”教学方法是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着眼于发展学生的智能和创造性，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之下，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主动获取知识、发展智能、陶冶情操的有效方法。它通过阅读、思考、议论、探究、听讲、练习等多种途径启发诱导学生主动研究问题、探索知识、证明结论、总结规律、形成观念、指导行为，较好地处理了启（启导）、究（探究）、讲（精讲）、练（练习）等几方面的辩证关系，并将其揉合于课堂教学过程之中。

2.2“启导探究式”的运用

在实施这种教学方法时，教师要充分善于启发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营造积极思考的教学氛围，使整堂课充满新意，以发展学生的创造精神。

2.2.1要设疑引思。思起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有疑问才有思维，经过思维才能释疑解难，有所进取。在课堂教学中设置疑问，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

2.2.2要以辩促思。“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思想，甚至多于两个思想。”这是英国大文豪萧伯纳的名言。课堂集体讨论或辩论，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创造能力的好方法，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就社会的某个重点或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回答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通过摆事实，交流争辩，以辨促思，以辨明理，从而引起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事实证明，让学生自己动脑筋、发现问题，讨论争辩，相互启发，集思广益，胜过教师讲解许多遍。

2.2.3学生探究。探究未知是人的天性，特别是学生的情感得到激发、探究新知识成为自身的一种需要之时，其热情犹如熊熊烈焰升腾，令人感奋不已。教学中应尽量满足受教育者的求知欲望，强化他们的追求意识，促使其学习动力水平迅速提升，变厌学为乐学。

2.2.4课堂延伸。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实践是培养和发展创造能力的先决条件。思想政治课教学应重视实践的作用，遵循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3.正确使用学案

3.1学案中要体现出明确、具体的学习目标。学案是教师为指导学生编写的讲义，不是教师教案的浓缩，学案给了学生一个路标，让学生知道要往哪里去。学生看了学案就知道这节课该把握什么内容，并且知道应该怎么学，避免了以往那种散漫的学习，这样学习效率也更高了。明确重难点到底是哪个知识点，哪些是了解就可以的，哪些需要记忆，哪些需要理解。如果重难点含混不清，或者是粗略概括则会导致学生弄不清一节课的学习目标。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4

导入，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师引导学生进入课题的切入口和教学内容的联结点，也是教学环节之间的过渡手段。巧妙的导入，如同桥梁，联系着旧课与新课；如同路标，引导着学生的思维方向。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注意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主动配合，有利于师生双向的教学活动。我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步摸索出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导入方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情感的引发和兴趣的产生，往往与一定的情景有关，而生动感人的情景，又能增强学生内在体验，引起学生的愉快情绪和探索兴趣。

一、“活水”故事导入，明知晓理，导之其行

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导入问题，让思想政治课学习生动活泼起来，让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浓郁起来，唯有走学习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之路，尤其是学生身边“活水”现实。正如刘国正先生所谓：“教室的四壁不应是水泥的隔音层，应是多孔的海绵，透过多种孔道使教学和学生生活息息相通。”譬如，在讲授《在挫折中奋起》这课前，我先讲述了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一个实例。我们八年级（1）班欧洪扬同学，学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为老师喜爱和同学钦佩。可是，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史地生竞赛中，意外地“名落孙山”。经过挫折之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学习缺乏信心，灰心丧气。对他的这种屈服于挫折的消极态度，老师和同学都觉得十分的痛惜，大家都想方设法开导他，帮助他。逐渐地，他不断地明白：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信心和勇气，人生难免有挫折等道理。自己应挺起腰干子，不灰心，不丧气，勇敢地从失败中站起来，振作精神勇往直前，才能寻回原来的自我。以大家都熟悉，且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活水”实例作为突破口导入新课，更能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欲望，同时，也可以导其行，从而使大家受到良好的教育。

所以，我认为，原本“枯燥”“纯理论”的思想政治课，要上“好”，上“活”，应尽可能地接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如举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感知性、行为性都不强的事例，这样会使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很难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和深刻的思想教育。 转贴于

二、用现实生活的实例开场

现实生活是学生直接生活的空间，与学生距离最近，因而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由现实生活的实例导入，学生会更爱听更容易接受。例如：我用曾经在全国轰动一时的上海“屈臣氏”超市案件来说明《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框问题，因为学生离开学校就会接触社会，直接或间接都会成为消费者，这就使得学生更加关注这一案件，从而使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点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如还可用2003年3月的一场在全国蔓延和非典瘟疫，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但事隔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科研人员就对这种病毒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着手研制制服它的疫苗和药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人的认识是发展。于是自然导入《深化认识，发展认识》这一主题。

这样既做了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学生安心又运用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热情，调动其积极因素，投入课堂学习。

三、漫画导入

漫画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它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有助于发挥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用漫画来导入正题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例如在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时，首先出示了“存在即被感知”的漫画，漫画的大意是：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正在向他的学生讲授“存在即被感知”这一命题。谁知他的学生反而诘问贝克莱：你的生身父母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贝克莱说，该死，这正是我所不能回答的！漫画形象地揭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愚蠢可笑。所以，当这幅幽默生动的漫画一出现时，学生即刻兴趣盎然，议论纷纷，教师趁势推导：贝克莱还用得着上街买牛奶、面包吗？他只需闭上眼睛感知一下，牛奶和面包就会从天而降。此时学生哈哈大笑，在笑声中悟出唯心主义的荒谬。而教师适时导入：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什么？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又有哪些呢……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5

关键词：法家势治思想；权势；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14-04

先秦法家对“势治”的认识是建立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两千余年治国实践的基础上的。法家学派基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统治需要创立了势治思想，其强调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君王维护政治统治的积极作用，本文跳出历史的局限来看待法家势治思想，兼论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权势的作用。

一、法家势治思想

1.势治思想的核心

“‘势’指的是君主所处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势就是权力的延伸，有权即有势，这是君主得以‘胜众’的根本保证”[1]21。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法家势治思想强调权势大于德行和才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全面地阐述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一套以“法”为主，“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强调没有势位，法和术都是空的，君王如果没有权势，就无法行使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没有权势的光绪皇帝就是一个傀儡，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推动一场变革注定是要失败的，纵使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方略多么精妙，光绪皇帝也无法保证改革的实施，臣民不会惧怕一个没有权势的傀儡皇帝，可见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重要性，专制主义政体中的合法性必然和权势结合在一起，百日维新的失败就值得深思，从马克斯・韦伯的三种合法性类型来看，清王朝的皇帝更迭，政权维护是符合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的，光绪皇帝是正统的皇帝，但事实却是他没有任何权威，只是一个空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抓住和掌握权势，没有权势他就无法驾驭群臣，无法保证统治的继续进行，在封建社会对于皇帝来说权势至少是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说权势就是万能的，假如权势是万能的，反动统治就不会灭亡了，对于权势的作用要看其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中，也就是说要对权势的拥有者做阶级分析，以阶级为背景来衡量权势的使用。

2.理性看待势治思想

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强调君王拥有权势谋取天下之私，但却不是君王所需要的，统治都是自私且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因此理论思想的创立应该符合政治统治的需要，商鞅虽然推崇君主专制，但并不是提倡君主利用统治大权来谋一家之利，而是要他们利用权势治理好社会，为公众服务；慎到同样提出君主应该掌权为天下，而不应借权吞天下，君主享有的权势应该谋天下人之利，而不是君主之私，慎到、商鞅的势治思想和韩非之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前者之说是为公的，“他们主张君主为天下人治理天下，这与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所宣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2]214，但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君主们对权力一元化理论无疑感兴趣，而为天下的旗帜多半被踏在了脚底下，不过有时也会举起来招摇一番，以示自己无私，颇能欺骗一些老实人”[3]82。韩非是个务实的人，他完全把国家看作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把国家政权看作是君主的命根子，把权势看作是君王用来谋取私利的安身立命之本，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比韩非之说高尚，而韩非之说却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并不能说明韩非关于势治的思想就是进步的，只不过是较适应当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社会形态而显得更具合理性，要论进步与否，还得看是否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从现今的角度看，则还是应该推崇“天下为公”的观念，关注公意，用权势来维护社会秩序以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建立具有法理性的政治统治，把二者不同政治目标的势治思想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论点：政治主体采纳何种理论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理论工具，关键在于是否与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历史形态相适应，比如说慎到为公的进步思想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封闭社会中反而是空想，而韩非务实而又保守的思想却在落后的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形态中来正确看待权势对政治主体建立合法性的影响。但不管是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还是韩非务实之说都强调君王的权势，都认为权势对于专制主义政体建立合法性有积极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

任何形式的政权统治者都很重视建立和维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都需要理论思想去渲染和包装，法家势治思想为秦朝专制主义政体提供理论依据，为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提供嫁衣，权势的拥有天生就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贤德的君王拥有权势是苍生之幸，权势的作用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能得到有效发挥，权势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于建立、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暴君的产生则是权势滥用的结果，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还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在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看权势的作用，首先要找到二者应有的联系，合法性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可和接受，不难发现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政治统治的存在，而要进行政治统治的关键是掌握政治权力，拥有权势的君王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分析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权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分析也能找到权势在建立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下面进一步论述。

1.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的基础就是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而具备的各种统治资源，有的学者将它概括为：暴力、宗教、权威、民主，这种概括是符合政治统治暴力基础、信仰、心理基础的，就权威的类型来说，只有法理权威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所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客体对国家政权的信仰和认可，是一种以服从为表征的合法权力，只是这种服从是不以惩戒为前提的自愿接受，国家权威的大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管理的合法性，也就是政府的合法性，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则表明国家拥有的是何种权威，中国古代社会君王凭借所拥有的权势而获得了驾驭群臣，君临天下的传统权威，不得不承认这种权威同样具有合理性，同样是合法的，也能强制臣民服从，只是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最容易被滥用，在对政治合法性建立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很容易破坏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权势的占有者得不到有效制约，从法家势治思想来看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过分强调了权势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作用，暴力的使用或许不受任何约束，这样一种适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思想在今看来却不符合时代的进步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权势在那个时期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完全否认势治思想，正是有了法家的势治思想作为理论支撑，权势才能为秦始皇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提供应有的暴力基础，我们之所以要理性地看待法家的势治思想，是因为权势给先秦社会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君王是必须拥有权势的，没有权势，政治主体想要获得的任何政治权威和一切政治措施都无法实现，恰恰它们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所以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建立关系紧密，而拥有权势的君王必要时是可以使用暴力的，只是这种暴力的使用不应该追求君王之私，而应谋取天下之利，现代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同样需要暴力，但这种暴力从君王的独有武器变成了国家机器，要维护政治统治必须要有国家机器来履行国家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中暴力的使用显得更加高尚，但暴力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施暴力的主体必然都是具有权势的，因此要努力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尽量减少暴力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刑峻法”是用来对付人民的，无可取，暴君的产生常常伴随着暴力的滥用，虽说暴力也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巩固政治统治使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但暴力的滥用往往给专制统治者带来致命的一击，不具有法理性的合法权威的滥用会造成“”“众叛亲离”的困难局面，动摇政治统治。因此一个贤德的君王在拥有权势的同时，往往会利用获得合法性的各种途径来建立政治权威，以期获得民众对自己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其实法家势治思想中也有同样论调，强调权势是胜众之资的同时也分析了权势的来源，认为权势的获得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凡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者，其命运都是悲惨的，空有权势而沦为暴君。

2.权威与权势

有必要对权威和权势做一简单的界定，权威强调的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支持；而权势则是权力和势力的总和，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很有权势但不一定有权威，但不管是权威还是权势都必须有权，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所说的“势”就是权势和威势，君主的原则就是确保权力，运用暴力和严法对付臣民，本文把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并不无道理，“势”强调的权势和威势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欲在集中权力统一六国君王来说是必备的，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权威，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法理性，但在当时是适合各国的，是有利于各国政治统治的，这样一种哪怕不具有威信的权势对于传统权威的政治统治来说是有用的，在专制主义政体下，权势和权威发挥的作用很相似，都是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的条件，圣贤的君王体恤民情也就能获得相应的权威，统治也就更加稳固，而诸如秦始皇之类的君王在统治之初很有权势，但却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权威性支持，他过分强调权势导致秦朝很快失去民众的支持而走向灭亡，权势在政治秩序建立之初发挥了比道德更加有效的作用，君王应该拥有权势，但这对于政治统治的稳固显然还不够，在专制主义社会统治同样需要合法性支持，而合法性的获得就需要统治者在拥有权势的基础上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中国古代诸如此类的皇帝很多，李世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谋取君王之位时他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建立起他自己的统治之后，他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治国思想来改变民众对他的看法，而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李家江山的目的，其后世的任何一位皇帝，但凡要想有所作为、励精图治，都必须掌握权势来获得政治权威。我们对权势做一研究，就是要看到权势对于传统社会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盲目崇拜权势的不利后果，而有效处理权势的方法就是把权势转化为权威，通过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渲染，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则是通过神化等一系列手段来包装暴力的政治统治，使政治统治获得民众更多的权威性支持，从而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权势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以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际，我们分析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从中也能看到权势的作用。

三、权势在不同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4]408。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合法性的获得与权势关系紧密，当君王把权势看作是建立政治权威的前提时，权势的作用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很好的发挥，也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君王盲目崇拜权势，认为权势万能，而不注重权威性的获得，结果只会走向暴政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同时民众盲目崇拜权势也不利于政治形态的发展，民众都在追求和向往权势而忽视了对权力的限制；而在民主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地体现在政党制定何种方针政策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更加关注民意。伴随着人类政治的发展，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统治思想都会配合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战火连连，社会流动频繁，统一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取向，权势成为追求大一统的君王必备的利器，法家的势治思想得到秦始皇嬴政的赏识，成为对秦朝专制主义政治进行包装和渲染的理论工具，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类型发生了变化，朝着一种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权势的作用开始变化、弱化，法家势治思想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收效甚微，其强调的“势”甚至与现代法理性的政治合法性理念相违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家势治思想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发挥的正面作用，下文将从合法性的视角，结合法家势治思想分析权势在不同政体中的作用。

1.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作用的两面性

毋庸置疑，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建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君王统治获得权威性支持的前提，没有权势，权威也无从说起，法家势治思想甚至还认为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中国古代社会无数暴君和傀儡皇帝就是明证，权势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政治统治为了获得合法性，就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充分论证和渲染，以塑造自身的权威形象[5]192，努力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权威。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周平教授把获得政治统治合法化的途径概括为：暴力途径、制度途径、意识形态教化的途径，以获得信仰方面的权威。君王的权势常常伴随着暴力的使用，同时也是暴力途径能够使用的保障，一个没有有效权势的君王是无法制约臣民的，也就无法使臣民屈从，更别说价值层面的认可和信仰，君王没有权势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就无法建立，光绪皇帝徒有虚名而无有效的权势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君王应该牢记权势获得的途径，不管是儒家的君王之道，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比如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君王处理好了与臣民的关系自然也就会获得有效的权势乃至长久的权威，抓住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君主才能立功成名、治国安邦，而不是只会依靠权势滥用暴力来对付人民。法家学派势治思想强调权势为胜众之资，同时权势又来自众人的支持，告诉了我们君王权势的两面，这种君王的权势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法家学派推崇，这是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形态的。

君主专制政体下，帝王的统治也需要合法性，也需要理论思想去论证和渲染，使臣民认可这种君王天生就有的权力，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强调君王权势的主流思想，秦始皇正是采纳了韩非之说，并顺应历史潮流，民心向背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王朝国家，嬴政依靠手中的权势通过暴力途径，消灭各国，通过其手中的军队给各国成员以直接的心理威慑，实现对各国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规范制约功能，从而获得有力的政治权威，他还借用暴力这一特殊的强制力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既得利益得到保护，经济关系发展壮大，有效的支持了政治统治，巩固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帝王拥有权势才可以保证新制度和法令的推行，保证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君主专制政体形式下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层次很明显，帝王在金字塔的最顶层，假如一个没有权势的君王依赖大臣的辅佐得以登上王位，那么这种统治是不稳固的，有可能随时被拉下来，只有真正掌握权势才能在社会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光绪皇帝的亲政后，实际的权势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正因为如此，中的法令和制度才没有得以推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在清王朝康熙皇帝初年，辅国大臣鳌拜权倾朝野，康熙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卧薪尝胆，培植心腹，掌握权势，最后在政治斗争中消灭了鳌拜，建立了更加权威的政治合法性，巩固了自己家族的统治。

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势，君主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而权势对于专制主义社会中合法性的建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古流传下来的神圣传统之上的，被统治者也相信他们的君王是真命天子，这样一种被神化了的习俗和权威让被统治者觉得“历来如此”，君王与生俱来的权势不会受到太多的怀疑，人们相信会有圣贤的君主出现，而不去从制度根源去思考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才会只有王朝更替，而没有政体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的暴君，他们的权力和其统治的合法性是不会受到质疑的，一种不受质疑的权势在专制主义社会中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它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但反过来说，盲目崇拜权势只会使政治统治走向暴政，暴君的产生自然也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维护。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不是拥有权势就一定能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还要看即将建立的政治统治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人心的向背，光绪和他的先祖康熙皇帝一样，都是想励精图治，开创大业的君王，康熙之所以能够抓住权势消灭鳌拜在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认可康熙的统治（虽然也有刺杀康熙的政治行为，但都没有成功），而光绪却生在一个政治腐朽不堪，人民怨声载道的社会背景下，人民不再相信君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体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即使光绪大权在握，政体形式的变革也迫在眉睫，他再也无法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同样袁世凯在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哪怕掌握权势，同样无法复辟帝制，只能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含恨死去。

2.民主共和政体中，权势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有所弱化

也许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政党制度，民主共和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的体现在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现代政治中强大政府的构建依赖政党的建立和巩固，力量强大的政党能够有效的组织群众参与到政治体制中来，把民意聚集在执政党体制内，民意选择成为执政党统治权力获得的前提，民意对于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但不能认为民主共和政体中的政府不需要权势，只是在民主共和政体中，合法化途径更加多样，民主投票、普选常常成为合法性获得的惯用手段，政党竞争的核心是民意，而民意的获得不仅需要有权势去贯彻和实施自己政党的路线，还需要有新进的理念和执政思路来争取民意，换句话说政党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渲染，让民众在政治选择中做出有价值性的判断，显然只有权势的政党不一定能迎合民众，或许更关注民意来制定方针、政策的政党在民主社会中会更具亲和力。“势”是强权理论的核心，民主共和政体中还要警惕一个极端，即霸权主义，过分强调强大政府的建立，很容易走上独裁统治，当今很多自诩为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利用人道主义的幌子，大搞强权，这样一种在国内强大的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独裁，世界政治秩序也会被这种强权所左右，因此更应该理性看待“势”的作用。

总之，对于往后的政治人来说，我们应把法家势治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既要看到权势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也要意识到盲目崇拜权势是有害的；同时把权势放到不同政体中进行分析，找到不同政体中权势对合法性建立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更加理性的看待法家势治思想，从而更好为政治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易.法家大智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2]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6

    (一)为什么要遵循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超越单向度思维、孤立思维和片面思维的阈限,以整体的视野来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对影响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实施的各种要素进行整合、融合和统合,使它们形成一致效能、同质效力和同向效果的思维方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遵循整体思维,有着充足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合力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现象、历史活动和历史结果的发生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使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活动自然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的限定,即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生于合力、长于合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规定性必然要求相应的整体思维,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步调一致、资源整合、力量集中,进而最终取得最优效果。二是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深刻性和具体性,它的思想和方法主要体现在整体性、协同性、有序性、动态性、开放性和最优化等几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就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它的存在和运行涉及到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是一个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各自构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是这些系统及其之间的系统运动。”[4]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特质要求对其进行系统观瞻、综合考虑和全面透视,摈弃单向度、片面化的思维取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遵循整体思维,还是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的理性回应。由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现实环境所编制的社会是开放的、流变的、多维的复杂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同时,这个迅速变动的社会又是将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和角落都紧紧牵动的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参与社会现实共振的‘世外桃源’越来越成为神话中的图景。”[5]如果说,在以简单落后的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古代传统社会和封闭半封闭为理路的计划经济时代,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还能勉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当时单纯的社会状况的话,那么在当今“大爆炸”的天翻地覆的复杂社会环境里,登场的就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思维。

    (二)如何遵循整体思维

    要彰显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价值。由于受“政治-伦理”一体化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占主导的泛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误导性,人们已习惯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或只理解为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只限定为政治理论,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只定位为政治课。当然,突出政治本身无可厚非、毋庸置疑,而且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一种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教育。但是如果为了“突出”而省略或轻视非本质的、非主导的但却是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方面,那就走向了一个极端,陷入了一种误区,这个“极端”和“误区”最终可能还要瓦解它最初所要突出的内容。“文革”期间的“政治冲击一切”、“政治压倒一切”、“政治代替一切”所带来的恶果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遵循整体思维,就应有全面的、立体的价值定位。在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价值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继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要重点释放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生存、发展和享用价值;在丰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价值和显在价值的同时,也要努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价值和潜在价值。要努力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机制。“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6]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局限在某些单位、部分人的“单打独斗”上,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联合作战”。首先,党和政府首先要高度重视,制定一系列保证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实施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党和政府更要确立好自己的形象,树立好自己的权威。因为党和政府的形象、权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紧密挂钩的,党和政府形象的毁坏、权威的失落往往就会直接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破产。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者之间要协调配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工作上出现问题往往“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7]。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之间奉行两种思路、两套模式来看待和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他们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即“两张皮”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之间的“声音一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良好效果的取得尤为重要。以高校为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要协调配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者(如辅导员、班主任)之间要协调配合,高校专门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与非专门思想政治教育者(如各门业务课教师)之间也要协调配合,高校管理者(如校长)、教育者(如教师)和服务者(如食堂、宿舍后勤人员)之间也要协调配合。要同向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来看,国家层面目标、社会层面目标和个人层面目标要协调一致,切忌矛盾冲突;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要对应衔接,且能协调互动。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来看,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之间要进行有机整合,周密协调;理论性内容和生活性内容要相互映射,立体互动;简单性内容和复杂性内容之间要有效安排,循序渐进。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之间要协调一致,形成合力;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调节评估方法和研究提高方法之间要有效衔接,目标一致。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合理组织、适当安排,契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者的心理特点、思想状况和精神需要,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要生动活泼、丰富多样,又要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要系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大基本场域,它们之间的任何割裂、分离和抵触都可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致命的危害。“五天的学校教育与两天的家庭影响相加是个负数”、“一个假期的校外生活可以抵消一个学期的思想教育”就是对这种“危害”的形象诠释。为此,第一,要建立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互动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着力化解和有效清除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发生消极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第二,要建立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协调互动体系。这就需要畅通学校与家庭的交流渠道,加强学校与家庭的沟通与了解,积极探索家庭参与学校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努力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教育在目标、内容和方法上获得一致性和互撑性。第三,要建立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互动体系。建立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导向相融合的工作机制,引导家庭成员自觉形成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相一致的认识和行为。

    二、发展思维

    (一)为什么要遵循发展思维

    发展思维是对静止性思维、现成论思维的突破和超越,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成性思维、可持续思维。发展思维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一个前后相接的“流体”,在时空转变和价值流变过程中找寻它的意义、寻觅它的规定、探求它的理论范式和实践理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遵循发展思维,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某个静止的既定的点。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环境是不断变化、生生不息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下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某一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由于其存在的具体生态不同而导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遵循发展思维,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掌握主动性、富于创造性和取得有效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遵循发展思维,有利于摆脱现成论思维和静止性思维的消极羁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当做“灭火器”。即当人们出现思想问题、政治困惑、道德茫然或行为失范时,就把思想政治教育“请”出来,等到完事后,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大功告成、功德圆满和退居二线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至于思想问题是否真正肃清、“思想问题后遗症”是否已经出现以及是否需要预防新的思想问题等十分重要的课题则被抛之脑后。这种缺乏发展眼光的想法和做法,是现成论思维和静止性思维的突出表现,给思想政治教育蒙上了一层被动、依赖和低效的阴霾。要走出这种不当思维方式的羁绊,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遵循发展思维。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理论层面；实践层面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89-0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题，然而就目前所呈现出的成果来看，虽不乏经典之作，但是这些研究的视角，实质上却多从一个方面人手或者提到了多个方面但却未明确点明。本文在回顾、分析和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受祖嘉合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求臻》的启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应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考究，也就是要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过程中转换视角，分别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一门理论学科和一个活动过程，从而以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视角下的性质作为逻辑起点来分别建构方法体系。本文将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来阐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第一部分回顾以往相关方面的论述，并作以评析，从而为本文观点构建基础；第二部分则详细论述本文观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建构的视角以及出现的历史时间为顺序来进行回顾，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分析对象。

首先，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活动过程而进行的方法体系的建构，由此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具有奠基作用的核心概念“方法论”做出的解释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说，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诸多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和概括的理论形态，是条理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方法体系。也就是说，方法在于促进活动的开展。武汉大学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首次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做以系统建构，主要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确立的依据与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者提高自己的方法以及如何获取、分析思想信息，如何决策、实施、综合教育、检查总结等等。与此有相同视角的还有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它分为概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调节评估方法、研究提高方法五部分构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可否认，无论是王玄武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还是郑永廷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史上的重大成果。但是，正是基于这种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活动过程来展开的论述，使得理论界出现了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会想到是在实施过程中展开的思维定式。

其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野扩展开来，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仅指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一系列方法，而且包括了对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和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的方法。笔者认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史上的又一开创之举，其标志性成果即北京大学祖嘉合教授的论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求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三个基本概念辨析》及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求臻》一文中，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并且提出了“方法学”这个全新概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应该被正确地解释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具体运用，换句话说，就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时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体现了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进入方法论层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只应包括那些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它们大致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总结和概括出的根本性的原则。当这些原则被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时候，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现的是一种方法系统背后的科学宗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方法论的关系不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一种方法不足以冲击一门学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主流，而方法论的取向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科方法的方向。”由此作者认为，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去深化和拓展研究内容，内涵的深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本质、层次、原则、价值、功能、形成基础、发展方式、运行条件、使用效果等方面；而外延的扩展包括对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新拓展、途经的新开拓、载体的新把握、方式的新认识。“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更加准确和严谨，解决关于方法论理解上的分歧问题，需要引入‘方法学’概念，从而相对划分方法学与方法论研究的边界，较妥当地解决理论界关于在方法论解释上的混乱。”那么何为方法学?“‘学’即学科，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此学科区别于彼学科的根本特点。正如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各方面问题的学科一样。方法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关于方法的知识性的学科门类……。根据我们对方法学的界定，对方法的内涵、依据、特点、层次结构、功能作用、运行发展规律等是关于方法自身及其如何实际应用的学问，它们应属于方法学的研究范围。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涵、依据、特点、层次结构、功能作用、运行发展规律和构建模式等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学的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般方法、具体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使用范围、如何运用、具有什么特点等研究，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应用，亦应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学的研究内容。”笔者认为，这里的以方法自身为对象的研究，便是从理论层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开端，区别于以往单纯把方法固定在活动过程中。最后作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的内容，大致应包括方法论、方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四大部分。”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这部论著，从划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概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与继承”、“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思想信息的获取方法”、“思想信息的分析与决策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评估方法”十一章结构的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进行了体系建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求臻》一文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论著，笔者有几点补充的看法：

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中形成“方法论、方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的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不完全将这4个部分归到一个体系中去分析，而是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来分别考察，将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的研究更加细化。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方法论、方法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来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研究。方法论是一个宏观指导，它指导用何种哲学思维、何种原则方向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方法学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方法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奠定基础。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具体方法也需要依靠方法论和方法学，然而，这两者终归属于理论研究层面，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则毋庸置疑属于理论层面。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探明用何种方法研究一门学科，最终达到使这门学科科学化的目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就显然不能与其他三项都归为理论层面，而实质上属于实践层面，在实践层面它又会组成一个具体的体系，见图1所示。

从图1可见，方法论和方法学会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具体方法产生作用。方法论通过宏观把握，方法学通过对方法自身的解读都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活动采用何种方法做出指导，但是在对方法论、方法学进行研究时，它们只能在理论层面才能完成。

二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这十一章内容按照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两个维度来看，也应分属不同的方法体系中。凡涉及到方法论或者研究方法自身即“方法学”和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一门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学”进行研究的方法，都应该属于理论层面。如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概述”中包含对思想教育方法涵义、特征、结构、理论基础及其基础理论等的分析，很显然这是属于方法学的范畴，因而应该归位到理论研究层面，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章“中国历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第五章“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分别是从方法的沿革，古今中外借鉴的角度进行研究，实质上也是对方法自身的研究。所以，本文认为一、三、四、五章都应该属于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思想信息的获取方法”、“思想信息的分析与决策方法”、“思想政治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及评估方法”，则是从属人性因素和非属人性因素两个角度、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一个活动过程为前提而运用的方法，所以二、六、七、八、九、十、十一章应该归为实践层面的方法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体系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可以是一门如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一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另一方面，从更原始的意义上讲，在形成学科之前，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项实践活动。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同的性质，那么，以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前提而建构的方法体系存在巨大差别。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门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学”时，则在构建方法体系时就需要从理论层面着手，探明用什么方法来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需要研究这些方法的自身特征，从而甄别出哪些方法适合用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活动过程时，就要遵循这个活动过程的操作程序，为每一个程序找寻科学、合理的方法，从而使这些方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便是在实践层面构建一个方法体系。在建构实践层面的方法体系过程中，同样需要总结、提炼、概括，需要有方法论，同时在选择方法时，也需要有方法学的研究内容来做铺垫，但是这只能说明方法论和方法学的研究范畴包含实践层面的方法，但就二者本身的研究性质来看，它们仍然属于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

1.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建构

笔者认为，当研究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门学科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中心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正如历史学采用文献法，物理学采用实验法，天文学采用观察法，等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符合自身的方法，而哪些方法最适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方法应该如何使用?便需要“方法学”的研究结果做基础，通过“方法学”专门对各种方法的内涵、依据、特点、功能作用、运行发展规律及如何在研究中应用，当充分掌握了各种方法以后，就可以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同时，在方法学和应用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又存在一个问题：把握怎样的科学宗旨?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作引导?遵循怎样的原则?……这便需要方法论的宏观指导。由此可见，一个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已经大致形成。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层次是方法论研究。它有一个内在体系，包括探讨哲学基础和方法的使用原则，等等。由此对理论层面的方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以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方法进行指导；第二层次是方法学研究同样它也会内在的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包括分析各种方法的内涵、本质等方面；最后在方法学的基础上，选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作为学科的研究方法需要把理论的、抽象的、学院式的研究方式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的研究方式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色的专有研究方法，正如我们一提到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再例如，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历史回顾法和文献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比较法分析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系统工程法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要素，运用抽象概括法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运用观察法和调查法概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便形成了一个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如图2所示。

图表2可见，这个理论层面的方法体系中存在二级体系，三个体系存在互动，也即是方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也对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同样会对方法学产生影响。在构建一个合理的方法体系后，思想政治教育学会日益走向科学化。

2.实践层面的方法体系建构

在实践层面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一项具体的活动过程为前提。这是最为传统的研究思路，并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活动过程为背景展开的方法体系研究在目前学术界探讨的最为热烈、研究的最为深入。但是，这是一种比较宏观的研究思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把理论层面的方法探讨纳入到实践活动的方法探讨中。实际上应该从微观角度来看待这个活动过程，将其看作纯粹的实践活动。首先，这个活动要有一个逻辑严密的操作程序；然后，根据每个程序的需要来设定操作方法；最后，将所有程序中的方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实践层面的方法体系。

按照思想政治教育操作程序所做的方法，探讨具

体如下：

一是配备具有优良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方法。这是活动过程中的属人性因素，在这个环节中，需要运用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等多种方法塑造一个良好的教育者形象，使其成为知识丰富、善于教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

二是寻找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载体的方法。从这一点开始进入非属人性因素的讨论。有效的载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管理载体、环境载体”，然后根据方法学中对于各种方法的探讨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载体。例如，以环境载体为例，就可以采用人工营造法、及时应用法，等等。

三是创建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有自我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传播教育。州研究开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方法对整个活动过程起关键作用。从历史来看，我们采用多种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不断更新、不断扩展，从中国共产党初建时期的理论教育到逐步扩大的实践教育，再到今天不断运用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我们把过去的和现在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继承、平移过来，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四是获取思想对象信息的方法，认识并获取教育对象信息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无需赘言，那么，获取的方法也必然是研究重点。目前已经得到认可的方法主要有：感性认识方法，包括演示法、参观法、问题法；理性认识方法，包括调查研究方法、分析法，思想预测法，其中分析法又包括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典型分析法、矛盾拆分法。通过以上认识最终做出决策。

五是具体的实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中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得到普遍应用的具体实施方法有“说理教育法、情感教育法、激励教育法、典型教育法、理想教育法、后进转化法、冲突缓解法、心理咨询法。”

六是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估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评估是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性的价值判断，它将明确的对思想教育活动过程取得的效果、教育利弊加以展示，为以后的工作做铺垫。目前，评估的方法主要有专家整体评估法、经验评估法、模糊综合评估法、定量评估法、检验评估法。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8

关键词：陈云;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党员干部

DOI：10.15938/ki.iper.2015.03.019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3-0076-06

陈云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对国家经济建设有着精辟见解和深刻论述，而且高度重视思想方法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今天，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前解决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对于今后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内容

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结合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曾对党员干部提出：“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强调指出“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1]就是说只有系统全面的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才会把具体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才能做好。归纳起来，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1.坚持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陈云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执行者和捍卫者。而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来达到，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所以说“调查研究很需要”。[2]对此，陈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陈云对实事求是有着深刻的思考并认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3]因此，对于做决策而言，调查研究是居于第一位的。陈云在1947年2月《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一文中指出：“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4]他在1957年1月《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一文中又指出：“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5]到了1962年2月，他又在《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文中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6]由此可见，陈云对调查研究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认为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制定出的政策才正确和科学。与此同时，陈云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要使调查研究取得实效，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为手段。陈云基于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7]他接着指出：“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8]相比较而言，第二种调查研究的方法更为重要，是因为它有“真、快、广”的明显特点。此外，他还根据工作实际，总结并提出了如蹲点调查、专题调查、请人上来谈话及随时随地积累情况等各种具体调查方法。

2.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党内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健全完善党内民主生活，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达到党在思想上团结统一的根本保障。陈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增强党的团结的基本原理，在总结党内开展思想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首先，指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陈云在1939年5月《怎么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9]在193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强调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常常说，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10]“我要特别着重地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11]其次，陈云根据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对如何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此，他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12]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论干部政策》讲演时，陈云特别强调：“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大一样”。[13]陈云还提出党员之间开展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主观武断和片面性。他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采取客观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看现象。”[14]总之，实践证明，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本质是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正如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5]陈云重视学习，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6]但是陈云也强调学习不能空洞的学，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他响亮的提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17]“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18]要做到理论和实际结合，把书本上的东西读懂搞清楚是前提，陈云告诫说：“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19]而且理论学习的好坏对实际工作的成效产生重要影响，理论学好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认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20]另一方面，陈云认为理论来自实际，而不是书本，所以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掌握真正的理论。他语重心长的说：“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21]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22]所以，在陈云看来，“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23]从上述观点我们不难看出，陈云不仅重视学习，而且重视实际，强调理论和实际要紧密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显著特点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陈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不同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实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概括和创新，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鲜明的时代性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体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本质要求。陈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一理论体系也是如此。陈云思想政治方法总是致力于回答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比如，在延安时期，面对物资困乏和财政困难的实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陈云认为：“现在是这样，将来是这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病人快死了，他可以不管，‘我要开政治座谈会’，这就没有社会分工了。永远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实际第一，书本第二。”[24]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下，陈云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指出：“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25]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那么，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2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陈云仍然强调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抓好。他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27]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国外好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直接的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因此，陈云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得以提高，以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思想政治的看法篇9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现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热点话题。目前，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较多，而从教育者的主体性角度涉猎的则较少。故此，本人尝试从后者探讨之。

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一般来说，人们常常是从主体—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与一定对象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主动态势、能动作用、积极态度和支配地位。当一定的人在与一定对象的关系中获得并实现了这种功能属性时，则成为这一对象的主体，对象则相应成为其客体。反之，人在一定对象面前丧失了这种功能属性时，则相应失去其主体地位。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主客体概念，对于澄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客体研究中的混乱，深刻揭示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本质关系，科学定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地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

目前，理论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的界定还没有一致看法。而这个界定很关键，何为主体、客体?这是在判断主客体地位中首先要解答的问题。从哲学范畴上看主客体的界定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以人类社会的总体为主体，以人所认识和改造的自然界为客体。在这一层次上，主客体的地位是确定的，不可颠倒的。

第二层次是在人类社会中以人自身为主体，以人所认识和改造的有意识、能思维的人(包括个体、群体、阶级)作为客体。因为主客体都是不同的人，所以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为主客体关系，从而造成不同的认识，实施过程之间的交叉，较为复杂。

第三层次是主客体合二为一，即人的个体、阶级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在借助于一定中介物后自身为认识、调控、改造和发展对象，自身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而思想政治教育中关于主客体说法与哲学意义上的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

一是单主体说。具体又分为教育者主体说和受教育者主体说。前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其主观能，动性仅限于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范围内和方向上发挥作用，受教育者不能成为主体。后者则认为受教育者才是主体，教育者是为受教育者成才、发展服务的，不应是主体。这两种说法，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只有一个，而不能有两个，这就坚持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一元论，避免了二元论，这是合理的，但这两种说法各强调一方是主体，而否定了另一方不可能成为主体，太绝对化了，故两种说法又都有其片面性。

二是双主体说。这种观点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从施教过程看，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从.受教育过程看，受教育者是主体，教育者是客体。这种观点十分重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动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的主体作用的发挥，有积极意义和启发作用，但它又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变成了“两个主体”，又混淆了主客体的概念。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然是指承担、发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受教主体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受动者或作用对象，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这一观点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二元论，把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时的主动作用与自我教育时的主体作用搞混淆了，陷于自相矛盾之中。

三是多主体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个体、群体，也能成为主体，这是一种泛主体论，它坚持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多元论，否认了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并贬低其主导作用，实质上是无主体论。

四是相对主体说。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是相对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才可能划分主体与客体。这种观点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相对性，但没有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绝对性。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组织、实施者，这一点是绝对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绝对性存在于相对性之中。

以上说法不一，主要是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涵义理解不同造成的。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主体与客体的概念呢?根据主体性概念内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主要是看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而定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和受动者。前者与后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的根本特点:主体性与客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和前瞻性等属性，即主体能动性。_主动性是指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始终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创造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前瞻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现实，从受教育者现实的思想道德状况出发，又要放眼未来，引导受教育者养成与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客体性具体表现为受动性、受控性和可塑性。受动性是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对象的客体，必然要接受思想教育主体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影响;受控性是指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始终受到主体的主导、支配和调控，处于从属的地位;可塑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影响和塑造下，思想行为发生主体希冀的变化。

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价值倾向性、能动性、个体性的人，亦即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者的.主体性并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从而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必须用现代主体性教育思想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方可取得最佳效果。

二

现代主体性教育思想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者通过启发、引导受教育者内在的教育需求，创设和谐、宽松、民主的教育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规范、组织各种教育活动，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

现代主体性教育思想是社会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进程中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了。不同于过去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优势源自知识、创新的持续学习，掌握最新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创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效率将成为国力的重要因素，知识不断地吸取、创新和应用将成为个体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教育现代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思想就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学会生存—终身教育—自我教育—学会学习。这一基本逻样关系的精髓就是发展“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思想。它是一种培育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定位于受教育者，这种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在使受教育者掌握获取知识的手段和能力，培养全面素质，学会学习，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终身学习，主动地、创造性地适应迅猛发展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要求和复杂的社会变化，学会生存。现代教育就是培养主动学习，勇于开拓创新的学习主体。教育的过程是人类自身主体再生产过程，教育的本质就是构建这样的学习主体，这正是接受教育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结合点，通过发挥教育者的主体性，「独立·自主地能动地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地能动地掌握知识、‘完善自身，使施教与接受两个过程有机地融合，产生整体的育人效应。

现代主体性教育思想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仅要求教育者发挥主体性，即要求教育者自主把握受教育者的客观实际和特点，遵循人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制定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精心选取教育内容，创设教育情景，采取有效的教育方法，创造性地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满足受教育者成长、成才、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教育过程必须尊重、开发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加以内化，并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外化为自觉的行为，使受教育者对提高和完善自我道德水平和境界形成强烈的自主意识，把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自我努力以提高自我道德境界变成自主的活动，以实现教育的目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必须正确处理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根据列宁灌输的理论:先进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人脑里自发产生的，没有教育者的指导，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质不能自发地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这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强调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赋予教育活动以主体性，并影响和决定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

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必须看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否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关键在看其主体性发挥程度。身为教育者，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承担、组织、发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难以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性发挥程度如何，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效率。

而教育者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主体性发挥不够。主要表现在:第一，注重教育内容的体系与掌握，不重视认识、研究教育对象，忽视对教育对象精神方面的需要、思想品德实际状卜况的了，解;注重教育的一般性与教育目标设置的整齐划一，忽视教育个体差异性与教育针对性;注重教育的社会需要与社会价值，、忽视教育对象个体需要与个体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相互转化。第二，教育者注重知识的传授，联系社会实际特别是学生思想实际不够，教育内容缺乏时代感。第三，大多采用灌输的方法，局限于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创造性不够。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由教育者的主体性缺乏，即被动应付，导致教育活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缺乏。正是因为如此，故其效果受到限制。

四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就必须深刻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最基本关系，它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存在于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目的。因此，必须深刻地把握两者的关系。根据武汉大学骆郁廷同志的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需要着重从以下方面来把握:

其一，双向互动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不再是一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我说你服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不仅受教育者要向教育者学习，教育者也要向受教育者学习，双方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关系。在我国当今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提高思想.认识的要求是平等的;接受信息的机会也是均等的，社会信息传递正由历史传递转向共时传递，思想政治教育者失去了获得信息资源的优先权与垄断权。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居高临下，单向施教的错误认识与做法，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双向互动的关系。

其二，主导与主动的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作用是不一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主导和支配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的主导作用表现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状况及特点，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与目的;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与载体的中介作用;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开发利用，坚持从具体的环境出发，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具有客体性，但又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主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作用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最终都是为了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培养一定阶级和集团需要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终要在受教育者身上体现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的接受上具有选择性，反过来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机制、方式、层次和水平，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活动离不开客体的主动参与和配合，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作用离不开主体的制约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性与客体的主动性相结合是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既不能否认和放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作用，也不能否定受教育者的主动作用。

其三，互相转化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客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向教育对象学习时，主体就具有了客体性，并转化为客体;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主体进行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时，客体就具有了主体性，并转化为主体。善于把客体转化为主体，实现客体主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创造条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向主体的转化，最终达到“教是为了不要教”的目的和效果。因此，不仅要增强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更要增强客体的主体性，把受教育者变成教育主体，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进入更高的境界，取得更佳的效果。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以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主体地位的确定为前提的，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为保障和体现的，以培养、发展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目的的主体性教育，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其特性来看，还是从其目的来言，都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教育，它首先表现为教育者的主体性，只有教育者在教育中具有主体性，才能赋予教育活动以主体性，并影响和决定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主体性，最终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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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的看法篇10

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教育的统称。前者侧重于理论观点、思想认识的教育；后者侧重于政治立尝政治方向、政治观点和态度的教育。

两者虽各有侧重，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最重要的部分。素质教育，本质上就是全面发展教育，就是党的教育方针所要求的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轻视、淡化甚至排斥这一部分，全面发展教育就失去了推动力，其结果只能片面发展。当然，尽管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作用很重要，却只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能以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代替或等同于全面发展教育。

在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教育。

第二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为一 定的政治服务的。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最重大的政治就是贸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学生懂得我国当代最大的政治，坚持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决心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可以说，政治性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灵魂。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要看到，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需要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以往那种教条式、口号式的政治是不可取的，但绝不能否定政治，不能淡化、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只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才能使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既是相对于智育、体育而言，又渗透于智育、体育之中，覆责着广阔的领域，包括提高思想认识，启发思想觉悟，培养道德品质，锻炼健康心理，养成良好行为等诸多方面。贯彻于这一广阔领域的则是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鲜明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教育学生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辨别美丑，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任何时候，尤其在假、恶、丑的现象肆虐的时候，更要坚持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鲜明的思想性。一定要旗帜鲜明，而不能清浊不分，模糊是非、善恶和美丑，随波逐流。可以说，旗帜鲜明足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生命。如果旗帜不鲜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便只剩下说教和口号，就没有任何活力了。

第四个特点，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具有特定的知识性。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融和的。这种一致和融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内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大量的科学知识；其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需要以科学知识为载体。主要基于这两点，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当然也应该看到，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知识性与一般文化科学知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区别也有两个方面：其一，它只是文化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因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不可能代替其他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其二，它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相融和，起着服务于政治性、思想性的作用。离开了政治性、思想性的“纯粹”的知识性，对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便是无意义的了。

基于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特点，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尤其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需要精心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育人和升学的关系。要以育人为本，而不能以升学为本。育人和升学并不是对立的，既然是学校教育，当然既要育人，又要考虑升学，而且要认真研究升学，尤其是普通高中，应为高等学校输送更多更好的学生。不研究升学问题，在这方面没有切实可靠的措施是不应该的。然而，认真研究升学和“以升学为本”有着原则区别。所谓“以升学为本”，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造成学生片面发展；二是淡化、削弱甚至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片面突出甚至只是突出文化知识教育，造成学生政治方向不明，思想认识不清；三是以升学率作为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对家庭、社会和学校自身造成误导，后果十分严重。学校教育应该以育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更应以育人为本。而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课也有一种以升学为本的倾向，甚至感到难于自拔。

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来说，陷入“以升学为本”的泥潭，就是忘记了根本，忘记了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主要特点，因而既失去了这门课程的特有竟人功能，也造成自毁形象、自毁荣誉的不良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我们只能用改革教学内容和数学方法来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作用，而不能靠“以升学为本”来维持自身的存在。

第二，明理和分数的关系。这一对关系是和第一对关系相伴生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课，要以明理为本，而不能以分数为本。这里说的明理，是广义而言，包括懂、信、用这三个依次递进的主要环节。思想政治课和其他课程一样，首先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的内容，包括必要的识记、理解和融汇贯通，到这一步均属于知的范畴。在懂（知）的基础上，思想政治课还进一步要求信和用。在这两个环节，思想政治课和其他课便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其他文化知识课，一般说来学生的懂和信是相通的，懂了也就信了。而对思想政治课来说，学生的懂和信，并不都是自然相通的，还要有一个转化、飞跃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多种教育因素的影响。至于用，就是将已经懂得的知识化为方法和德性。这个环节要求更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多。要求学生倩和用是个难点，而这个难点恰恰是思想政治课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明理和分数的关系。学校教育，特别学习各门功课，当然需要分数。所谓“分数”，是衡量学习状况的一种工具和尺度。这个工具和尺度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很大，功能很强。忽视分数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应该的。对于思想政治课来说，同样也需要发挥这个工具的作用。然而，重视分数的作用和“以分数为本”有严格区别。在思想政治课中，“以分数为本”的主要表现也有三点：一是把分数作为激励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二是以分数作为检查学生学习状况的唯一标准；三是用分数作为维持正常教学的主要手段。应当看到，分数虽然对于明理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有限。在懂与不懂、懂的程度上，分数作为检查的尺度，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信与不信、信的程度上，分数就难于发挥作用了。在用与不用、用的程度上，分数也只能发挥部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衡量将已懂的理论知识化为方法的程度，而对于将已懂的理论知识化为德性，分数也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当前思想政治课研究记分改革的一个关节 点。许多教师提出的将分数与评语合成作为检查标准的方案是很有价值的。这表明，许多教师在积极探索思想政治课以明理为本，而不以分数为本的具体途径。

第三，活学与考试的关系。要以活学为本，而不能以考试为本。活学，是泛指，包括教和学两个方面以及整个教学过程。活学为本，就教而言，就是要善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善于掌握和运用各种教学艺术，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启发学生的学习要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学而言，就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注重明理，逐步向懂、信、用三者融和的方向努力。就整个教学过程而言，就是要按照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组织教学，贯彻启发式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之，活学为本就是要教活、学活，使整个教学过程既符合规律，又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研究活学与考试的关系。考试，是整个教学过程的必要环节。各门课程的学习，都需要有考试这个环节。考试，广泛他说就是评估，不仅可以检查办学和教学的结果，还可以成为推动、改进办学和教学的一种力量。

轻视考试（评估）这个环节是不应该的。然而，重视考试与考试为本有原则区别。

在思想政治课中，以考试为本的主要表现，一是以考试为中心来组织全部教育和教学工作；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考试的“战略”和“策略”，更有甚者，猜题押宝，而忽视育人和教改；三是误导学生，将应试作为主要学习目的，而忽视了明理和做人。这样，考试这一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便会丧失。思想政治课需要有科学的、有效的考试；但是，以考试为本，将思想政治课的存在建筑在考试的基础上，是短视的，不明智的。事实说明，这样做，思想政治课反受其害。各地正在探索的考试改革，本质上就是察坚持以活学为本，寻求科学有效的考试制度和方法，废除以考试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的有效性，受到客观的、主观的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宏观上看，主要受到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课发挥育人作用的重要客观条件。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愈来愈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改善党风、民风、社会风气成为普遍的要求，这样，就会为思想政治课营造比较好的客观条件。认我们思想政治课来说，不能只是哀叹世风，坐待客观条件的改善。应当看到，制约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还有重要的主观条件。最为直接的是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