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十篇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1

那么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们中国的文化自觉才刚刚开始，而文化自觉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这几年我们全社会，包括从政府到老百姓，学着共同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情，我们终于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魂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DNA。我们的语言、文字、道德、哲学、审美观、艺术观、生活习惯、风俗、传统记忆、传统文化，所有的一切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年我们开始文化自觉过程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口号才能如此深入人心，才会做得如此顺利。

目前，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工作，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3年内全国基本完成普查工作。

2.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提出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任务。

3.要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完善征集和保管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4.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进一步完善评审标准，严格评审工作，逐步建立国家和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明确有关保护的责任主体，进行有效保护。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传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5.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对确属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要尽快列入保护名录，落实保护措施，抓紧进行抢救和保护。

6.加大政府扶植力度。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同时也让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参与其中，从而构成一股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更好地推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设。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2

关键字：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40-0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加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关于非物质遗传的保护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配套，导致非物质遗产流失，通过建设非遗博物馆提高非遗保护度，减少非物质遗产的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途径

（一）收藏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方式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具有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道具、非物质文化的录音、录像以及文字资料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财产[1]。

（二）研究非遗的手工技艺。非遗博物馆有着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消息渠道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如借助高新技术研究非物质文化，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意识[2]。

（三）有效展示非遗的研究成果。非遗博物馆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措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如通过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非遗博物馆可以借助公益与非公益方式提高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从而发挥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双重作用[3]。

（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具有重要作用[4]。如博物馆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集中起来，要求传承人进行相应的文化表演和制作，同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回报，如以工资的形式发展奖金等，同时对于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人给予免费的培训，对那些已经学成的年轻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

二、非遗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一）非遗博物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阔，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节庆仪式等。其中口头传统指的是以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指的是戏曲、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的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以及文化形式，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文化丰富性的保护。通过非遗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护，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风俗习惯等，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才能发挥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破碎化现象严重，这种不良的现象将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工程的建立，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建立雕版印刷博物馆，通过雕版印刷精品的收藏在场馆内进行雕版印刷作品的展示、同时在馆内展示雕版印刷产品的研制以及制作方法，实现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这种方法有利益于发挥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推介的作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知名度，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的。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老且鲜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其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思想、民族个性的表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传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点。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思想和民族行为规范，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更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生存，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遗博物馆可以展示非遗产品等从而向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重构、价值认知意识的重塑，从而规范人们的认知行为，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和优秀社会制度的实施，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三、结语

建立非遗博物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非遗博物馆的建立中应该注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遗博物馆应该在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如实的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诠释功能，让大众接受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教育，突出非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之间活态性以及流变性的不同点，促进非遗博物馆建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沪文.上海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J].中国文物报，2011，12（03）：123.

[2]黄菊.大力发展具有都市特色的上海旅游业[J].香港文汇报，2010，14（03）：45.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充分认识到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明确保护的目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要理清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片面追求经济价值， 不在没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开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才不会造成开发一个破坏一个的恶果。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二、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遣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们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菲物凄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二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微出明确规定，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静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

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入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三）认真做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加强宣传，营造保护氛围。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不定期刊登、在人口密集处发放宣传单、举办展演、展览、培训班等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知晓面，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种类及保护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搜遗”活动，有效的提高了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护意识。

三、深入研究，加大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是传承和发展，而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是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研究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在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和滞后，使保护缺少科学和理性的观照，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足和失误。各级政府要加大研究方面的投入，成立研究机构，整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遗保护单位、社会民间团体的专家学者资源，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以便他们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和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专业指导。同时要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分类，以利于对一些重要的保护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延伸和深化保护工作。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保护，需要我们列入常规并长期坚持保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继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从保护、传承、培训、宣传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将继续精心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搜集工作，抓理论调研，做好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抓辅导培训，更好的做实做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4

一、保护理论基本概念的学理阐释

按照现代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大到学科,小到概念都应当有着严密的学理释义与系统阐述。而学理的释义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那么首先面对的就是“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深层阐发。

(一)关于“民间音乐”。本书认为“民间音乐”概念的关键在于“民间”的界定,这里作者引入了人类学与伦理学的概念,将“民间”解释为“小型社会”①,指出“民间”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实”,“民间音乐是(相对封闭的)小型的前现代社会中具有仪式性和对外影响力的、多种类口头或器乐即兴表演的时间艺术(因此属于非物质或无形遗产)。”“承担着小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和民间信念的表达功能。因此它的创作(作者)才可以说是集体的(匿名的)。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民间艺术)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在它的表演背后有一套民俗制度的支撑,它的意义需要在这套制度中确定”,具有“依附性”。民间音乐的表演与创作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而集体性的在场(观看)既是接受也是批准,是规范也是释放(宣泄或忏悔),是一种具有民主性的程序”。②由此,“传统社会中的民间音乐表演并不完全是演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所负载的生命过程还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它就是共同体完整民风习俗本身。”③

书中围绕“民间”与“民间音乐”概念的阐释,是从本质上明晰了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④,这一点应当是建立保护理论与政策的首要前提。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作者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认为“文物或其它有形文化遗产已经是单纯的文化符号,即人类创造的物化结果,与人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相对分离。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则是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而民间音乐之所以属于这个“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就因为“它是由现实生命的表演所负载的,和这些生命过程不可分,也是和每时每刻的创作、再创作不可分离的”,它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绽放着的持续过程”。⑤

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原则、制定与实施。有形文化遗产与现实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相对分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一定要由现实的人来负载,而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发展,这使得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其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带来一系列特殊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有形遗产的保护理论与政策难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保护上,同样用哲学语境来表达的话:这是一个价值观升迁与价值表达系统不断互动、生成的问题,是价值表达式在解释和意义充实过程中如何保持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对应已建立的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创建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政策实属必然和重要。

(三)关于“遗产”。当我们用大量的例子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重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遗产”本身,以及非物质文化作为“遗产”概念出现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遗产即是因其所有人、拥有人已经死亡(died)而成为过去生活见证的遗留物;非物质遗产则是垂死的(dying),即其尚存于前一个社会形态中的传承人、所有者(口述与表演者)留下的动态影像。然而文明就是依靠遗产不断进行的生产和积累。遗产不是一般的、任意的遗物,而是遗物中的精华,通常也被称作财富。这时,这种遗产就会变成并被称作资源、资本,成为具体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前提。这时,遗产是以我们的尺度(需求、好恶)评价和取舍的。我们是主体,遗产是对象。⑥

对于“民间音乐”与“遗产”的关系,书中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以遗产的名义保护民间艺术是一种复杂的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从遗产的角度估价艺术;另一方面也要从艺术的角度评价遗产。……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在后现代的今天被作为遗产看待,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有历史距离的因而是外在的事物看待的,它被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资产、原料看待;同时它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异己”、“差异”、“他者”引入到当代社会中来,以改善当代文明的多样性状态。⑦

这里将民间艺术归为资源显得有些绝对化,但从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具有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遗产是前人的遗留,那就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称作遗产时,其实已经暗含着一种对其“垂死”状态的默认和“差异”化心理。同时,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不同遗留方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件有着五百年历史的青花瓷瓶时会小心翼翼,而面对一首同样流传了五百年的民歌时就敢随意篡改它”⑧,因为前者是有形的遗留财产,而后者常常被我们认作是“垂死的”一般遗留物。

本书中类似的概念界定很多,此处不做赘述。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作者的叙述有着严密的逻辑,且极具启发意义。

二、“文化保护”的哲学阐释与保护原则的伦理学定位

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从田野方法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方面得到收益的话,那么,按照“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逻辑,哲学视角的切入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认清事物的本质。由于有哲学学者的参与,本书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产生”进行了哲学式解析,并由此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三原则”。这是本书的理论创新之一。

作者从人本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将人类对遗产所做的一切行为归结于“道德责任”的层面;将人类对遗产的保护行为诠释为:促成历史整体与每个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这种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本质的哲学阐释,避免了对非物质文化保护认知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通过这种哲学思辨,结合民间音乐遗产的存在方式,作者自然而然地将保护遗产引向伦理学,将保护工作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以伦理学进行阐述,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三原则,即幸福、审慎、补偿。笔者理解为尊重、协助、负责:第一,幸福原则。就是指对待民间音乐遗产我们应当本着尊重的态度,尊重民间音乐的一切,包括其对自身的改革和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善意去为民间音乐设计前途。让“民间音乐”自己走自己的路。第二,审慎原则。即应当以协助的态度对待民间音乐遗产。保护不是做救世主,不是善意的施舍,而是“两种有差异的文明间的对话”。不要以“预言家”自居,干预民间音乐自身的发展,更不能命令或强制,而是应当给与民间音乐更多的思考空间。“保护”意味着为民间音乐适应社会发展“找到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第三,补偿原则。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民间音乐及相应民风民俗的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引起的。因而现代化的一方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所以在制定保护政策时,成本效益不应当成为推脱的借口和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民间音乐“负责”才是第一位的。⑨

“伦理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定位在伦理学的“道德”层面上,定位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社会观念之上,定位在一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上,将“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人文主义关怀的层面。伦理三原则的提出更使得保护的态度明确起来,而态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物的成败,因而它对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强调以经济指标为参照的田野调查方法

从调查方法来看,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田野工作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数据的调查,将其与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进行共时性比照,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正负相关。对经济指标的大量收集与整理,使本书在叙述中不仅有传统的文本描述,还有经济学数据分析,从而展现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音乐类调查报告不同的景象,使得山西各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及发展趋势更为清晰。并且,经济指标的加入也成为作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持。

四、保护目标模式的设立及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提出

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参照以往有关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研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习俗上的可持续、运营机制转型的可持续、解释学的三个保护目标模式。

笔者认为:所谓目标模式,就是指保护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不是笼统的一句“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是将其定为一种近似量化的可以有相对判定的标准;“模式”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希望“保护”最终能够形成一种良性运转的社会机制,也即以上三种“可持续性”。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使得保护政策实施的检验有了一定参照系,而从这三个所谓的“可持续性”来看,与前文论述的伦理原则是一致并相互呼应的,充满着对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的充分尊重。

根据这一目标模式,作者在书中进一步从以传承人为中心的保护对象、以表演活动和运营机制为扶持重点、公共政策扶持的主要方向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细致的政策建议,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作者认为:所谓“小型社会”不仅是指种族人口较少,制度文化不发达,而且是指其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这里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自然条件、相对自足的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和适当的交换体系)、相对充分的婚配制度体系。这就是说,在不排除历史迁徙和有限外部交往可能的情况下,民间艺术总是流行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域之内的艺术。地方生活的独特性是其艺术表现地方性的条件。(本书第33页)

②本书第32―36页。

③本书第99页。

④本书第100页。

⑤本书第99页。

⑥本书第48页。

⑦本书第50页。

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第13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决赛中针对“原生态唱法组”的总结点评。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5

［摘要］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84 ― 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文化精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

齐齐哈尔市已有800年建城史，是历史上最早的黑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最早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近期笔者对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内涵，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我国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发展经验,深入分析自身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内涵丰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切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1.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是有效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条件

自2006年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积极有效的组织开展了本辖区的普查工作。并及时召开各县（市）区文体局局长、文化馆馆长参加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将省、市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要求传达下去，抓好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建立了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目前全市有克东、依安、富区梅里斯等9个县、区都已成立了非保中心或办公室；昂昂溪、建华等县区设立了专、兼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科学有效的保护网络的建立，才使齐齐哈尔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

2.市级保护中心完善运行机制，履行职能，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齐市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3月以来，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对该项工作非常重视，在全省地市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办公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市市群众艺术馆。并由市编委批准，配备了三名专职业务干部，装修改造了100多平米的接待室、资料室、办公室。建设了数据库，收集整理了65项有申报保护价值的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自保护中心办公室成立以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库、制作了舞蹈、器乐、剪纸等40余卷艺术档案。并整理制作了相关的图片、文字介绍、光碟等完整资料。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担负着对上组织申报和对下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是上级保护中心和基层申报单位之间的纽带。这个中间环节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

3.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

2006年9月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筹备期间，举办为期两天的齐市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文体中心）骨干培训班，并聘请省保护中心专家讲课，向他们讲解了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文化的相关知识，使基层文化干部对国家文化部等决策部门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的各项指示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对搜集、整理、申报的相关程序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共有29人参加了培训；2006年10月市文化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各县、区文化局长、文化馆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来自全市16个县区的32位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详细的介绍；2006年10月8日我市组织17名基层骨干参加了省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

专业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各项文化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更多的专业干部尽快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知识是极其迫切的。齐齐哈尔市采取的办法是省、市两级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职干部的两轮培训。虽然时间较短，但是这些专业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后都能根据市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工作的同时加强自学，现在都已经初步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工作方法，并成为实际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应该与时俱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文化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大环境，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良性的传承土壤。

1.在挖掘、整理保护项目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申报工作，全力争取国家对保护项目的各项支持

自齐齐哈尔市非物质保护中心成立已来，做了大量的普工作，已搜集整理了20项名录，其中有哈库麦勒、乌钦两项入选第一批国家名录；罕伯岱民歌、古驿道站丁习俗、鄂温克瑟宾节、齐齐哈尔木板书四项入选第一批省级名录，这四项省级名录正在申报第二批国家名录中。

2.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

在市保护中心普查的65项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龙沙区的北大仓传统酿造工艺；富区的达族婚礼、后库勒满族花棍舞、达族萨满舞、传统医药、罕伯岱达族传统舞蹈；克东县的克东腐乳传统工艺、满族刺绣、剪纸；富裕县的三家子村满族民俗文化、满语教材；讷河的鄂温克民间文学、鄂温克族口弦琴等都是历史悠久，极具保护价值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齐齐哈尔市已经完成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第一、二批市级保护名录已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并在2007年11月17日召开了部级名录哈库麦勒、乌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到会，进行了研讨，并即将将学术研讨成果结集出版。

3.加大资金投入

2006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投入资金三万元，用于改造和装修市非保中心办公室及增添内部设施。在申报国家、省级名录过程中，各县、区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都能根据项目需要投入挖掘、申报经费。其中梅里斯在申报哈库麦勒和乌钦这两个部级项目中投入资金2万元；富区申报罕伯岱民歌和木板书投入2.90万元；富裕普查申报站丁习俗投入资金2.85万元；讷河申报瑟宾节，市财政投入资金5.30万元。这些政府资金支持基本保证了挖掘、整理、申报工作的顺利完成。

资金困难是困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又一难题。在齐齐哈尔市申报第一批部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名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申报项目书的制作和申报光盘的制作都很不理想，只能凭借申报项目的独特性和历史文化内涵来争取专家评审组的目光。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很多老艺人、传承人的声像资料因为相关设备短缺而无法完整纪录下来。相信这中情况并非齐齐哈尔独有，全省甚至全国的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4．整合资源,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7月24日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省民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了齐齐哈尔首届“库克塔拉”民族民间原生原创文艺精品展演，集中展示了满族舞蹈、达族舞蹈、赫哲族舞蹈、罕伯岱民歌、大手绢绝活等民族文化遗产精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7年3月，为了配合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市保护中心与鹤城晚报联合策划了“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景纪录”。先后在鹤城晚报上发题为“奔放的旋律、艰难的挖掘”（罕伯贷达斡尔族民歌）；“郑焕江木板书”及300年，生生不息的“站丁文化”等3篇专访报道，详细记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各个项目的特点，在社会取得良好反响。与市电视台《视点》栏目联合策划拍摄了三部专题片：郑焕江木板书、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及保护边疆风雅颂（乌钦、哈库麦）。这些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从观念上起到了引导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使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其在全市产引起较大反响。

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是非常紧迫的。第一，一些依靠口传心受方式加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流失。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立法滞后，没有法制保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与各项工作发生冲突或矛盾时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障。第三，由于保护工作未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与保护工作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系统解决，经费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第四，在实际保护工作中，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借创新之名对一些传统文化进行篡改，严重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意义。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6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中华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的独特展现。它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脉相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更要基础和宝贵资源。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强劲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活力，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原本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上千年来，口传身授的民族民间德统文化正面临着流失和灭亡的危机，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因受地理因素和环境改变的影响，同时又难见经济效益等方面原因，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了“断档”的窘境，甚至有些项目已灭亡。因此，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二、运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种类繁多，同时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广阔，且保护工作又涉及到政府行很多的行政管理部门，这种职责不明的多部门管理，造成交叉重叠的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各管理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导致各项工作难以进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和管理，那就是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期约。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各部门职责和分工。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了文化部门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而且有了法律的授权就能更好地履行和实施管理职责。

所以各级的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加强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增强管理的力度；不仅要做到缜密规划、细心组织、精心实施，还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三、经费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因为资金的缺乏，很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保护，并处在濒临消亡的地步。例如：有些早年收集上来的档案和材料已开始变黄发霉，像录音j录像带有一些也要报废；最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缺乏致使有些单位本想要抢救老一辈表演艺术、演唱艺术、传统行当的脸谱艺术等计划都无法实施。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建立一些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和地方文化艺术档案馆等相关的设旌等等。然而现在许多经济落后、人口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物质脱贫致富的建设上，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文事业化建设。从而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崩溃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一定资金的投入是重要的保证。那么，设立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就迫在眉睫。

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是传承保护的重要环节

很久以来，我们对文化安全意识的认识很薄弱，就出现了民族文化资源流失的现象。例如：据报载，日本菜城市有家博物馆是专门收藏中国民间文化珍品的，规模很大，种类很多，使许多参观者大为叹惊。又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形成的民族传统节日，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令我们感到耻辱的是却被韩国抢先“申遗”成功了，并列入该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遣产名录》。按照这种谁先申报谁就拥有的国际惯例，是合法又合“理”的。这些鲜明的例子从而证明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缺乏与不利，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伟大的中华民旎人们留下的文明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因他国的文化撩夺或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而流失或失传。为此，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加大保护力度势在必行。

五、让传统文化在高校生根开花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有效途径

之所以认为高校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因为现行教育体制中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方面的普查、挖掘、研究、整理，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大学是先进文化知识的发源地，不仅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养分和动力，同时还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教育场所。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群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对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青年学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理想，巩固和提升民族自信心，实现河北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7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 cultural 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 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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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论文联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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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论文联盟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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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 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 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 《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 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 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 形式”(forms 0f cultural 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 0／ masterpieces 0／ the 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 q／ human讧7：guide 扣rthe presentation 0／ candidature 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 revving the bangui 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 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 round table 0／ ministers 0／ culture-intan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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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人勤劳、智慧、创造的结晶，是携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然而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延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历尽沧桑，很多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危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做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做为一名中华儿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应结合实际探索出一条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保护、传承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和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源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8月28日批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公约》对此定义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典故与传说等）；2.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与竞技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传统节日、民族节日和传统习俗）；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传统医药、等）；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包括民间美术和公益类、生产类、商贸类手工技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

非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非遗的保护传承，关系到文化血脉的传承、精神家园的维护、先进文明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文化的维护；关系到人类文明多样化及可持续发展。所以保护、传承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还处于起始阶段，出现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共同关注、探讨和解决。

目前，从我所处的永康市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资源消亡速度快

就如2011年永康云溪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为发掘云溪古村落文化，在收集编写《云溪传说》时，很多经口口相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技艺、民俗、传说因老人的离逝都失传了，致使出现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人而存、因人而亡的局面，这种口头传承的方式凸显了它们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有很多民间技艺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多因素而无人继承，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与失传。

2、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参差不齐

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开发、破坏、毁灭文化资源原貌，扭曲了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逐渐流失。也有很多非物质文化传承艺人因其老一辈观念落后，对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不了解，思想顾虑重重，不愿将技艺发扬光大。

3、乡镇基层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不足

由于乡镇机关财政在基层文化建设财政投入有限，致使乡镇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保存、保护，需要经费和现代化科技载体及手段。由于乡镇文化站经费不足，为数不少的地方没有安排专项的保护经费，技术装备不足，一些濒临湮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记录、抢救，保护工作很难没展开，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缺乏管理人员及研究队伍

在我市文化队伍建设参差不齐，专业性不一，而真正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队伍，人数极少，难以适应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需求。

5、基层文化队伍建设机制管理不严密

现阶段我市基层文化队伍分布在各乡镇，其管理权直接归属于各乡镇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基层文化工作者日常工作主要围绕乡镇机关具体行政事务，而自身的文化工作比例较少，非遗保护工作不能正常有效的开展，文化建设的全局也大大地受到影响。

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不足、领导管理不到位

自我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很多人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地方文化部门积极性很高，但当地政府领导认识不到位、在落实资金、建立保护工作机构等方面措施不力，致使大量资源的抢救、保护工作不能做好。

四、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建议

从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看，概括性为：时不我待、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只争朝夕。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收集、保护迫在眉睫，要做好传承与保护工作，我建义要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收集、保护、传承工作

每一分钟都有一个老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种民间绝技在流失，每一分钟都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亡。听起来，这话有点危言耸听，但体现了民间艺术岌岌可危的现状。以点带面，落实责任，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收集、保护、传承工作速度、力度和广度。地方政府、基层文化工作者要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采取积极措施，为当地老艺人、传承人开展政策培训，让他们了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律法规，更好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收集、保护与传承工作，及时记录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展示等活动，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传承人，支持、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队伍建设

在我市现阶段，乡镇基层文化工作者真正专职做文化工作的没有，甚至有些地方乡镇基层文化工作者大部分都在做乡镇机构行政事务工作，所以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队伍建设，必须要形成专职文化工作队伍，做到专职队伍专业化，工作流程化、科学化，岗位职责明确化，工作责任形成考核机制化。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才队伍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首先，建议在目前阶段要加强文化队伍机构建设，在地方机构改革过程中，努力争取人员编制，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在现有情况下，在争取人员编制的情况下，要对文化工作者或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形成一支专职的保护队伍。要紧密联系实际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设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建立培训基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提供科学的人力资源保障。

3、提高领导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市政府及各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出发，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予以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4、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缺陷；公益信托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72-005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我国一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遗保护更是在国际法层面取得突破，主动与世界融合，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文化建设，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形成了制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较为全面的保护体系。就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而言，主要源于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根据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适当支付报酬。”[1]。1991年，我国开始研究制定《著作权法》，虽然在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存在争议，但最终立法者还是以《突尼斯样板法》为例[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为著作权法范畴的一项单独客体。[3]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强了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遗的力度，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在对老字号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对老字号传承人确定、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工作，该项举措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出台，该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立法层次得到提高。该部法律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从行政法保护角度，运用公权力对非遗保护的权利主体、保护程序、信息收集等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也提到“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4

一、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某些内在特征与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并非天然吻合，导致非遗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常常无法适用，知识产权在非遗保护中缺乏抓手，保护力度不够深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概念与知识产权的主体概念之间存在矛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通常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一般是指创作出作品，发明出专利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化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方面，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个精通某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也很难说他就是这门技艺的权利主体。[5]因此，运用传统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引发因主体冲突导致的诸多问题：

（一）民事或民事诉讼主体难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其保护的对象具有清晰明确的定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也十分明确。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主体自身，还是其对应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社区或群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区中每一个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凝结并延续下来的共同智慧和财富，没有一个个体单独可以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主体的不明确在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纠纷中，谁作为权利主体来主张权利，或者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集体能否得到法院认可。

（二）独占性与共享性问题难平衡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具有排除他人使用和自我独占的权利属性。如果将“非遗”的权利主体定义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就会与作为遗产的传统文化的共有、共享性产生冲突。目前，法律和实践中的解决手段是确认具有代表性的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但是，在法律逻辑上，传承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之一或者行权人之一，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就不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显然，传承人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如果因为代表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就由传承人来限制他人使用而单独享有经过世代前人共同创造和延续的智力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出现各地争权诉讼，引发地域间、民族间的纷争和冲突，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广泛继承、弘扬和传播产生障碍和不利影响，也与传统文化作为“遗产”的本质、精神和价值相背离。[6]

（三）经济价值与主体确认难割裂

知识产权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申请人申请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该标的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逻辑关系造成只有具备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有主体去申请知识产权。但是，很多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经济价值，通过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难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越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有各类申请人去主张权利，造成主体难以确定或过度保护；越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没有主体愿意申请，造成无人申请和缺乏保护。

（四）保护期限与“集体”主体难兼容

知识产权保护通常有期限限制，以著作权法为例，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及其死后的50年，如果仅从字面理解，非遗保护的保护期限也只有50年。[7]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主体上往往具有群体性，作为一个集合概念，难以确定50年保护期限的起讫点。

针对上述问题，实践中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主体缺陷的主要方法是建立传承人保护制度。传承人保护制度通过行政手段对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进行保护，其仅能在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代表人的情况下适用，且这种保护手段主要是防止某非物质文化在短期内消亡，从长远看，随着传承人自身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传承人保护的力度就逐渐降低。

此外，也有学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创设新的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需求的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创造新的权利和权利主体需要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进行彻底颠覆，立法成本过高，且这种既有私法性质，又有公法性质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能否被正确适用也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以上两种解决思路分析，困扰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形式上反映为主体问题，实质上反映为“共有权与私有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排他性与包容性”等三个方面。更进一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权利属性上表现为所有权二元化特征，在权利内容上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因此，能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安排解决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瑕疵至关重要。

二、公益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创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关于“信托”的定义，并结合公益信托的自有特征，所谓公益信托，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一般是合格的信托公司）的信任，将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或某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事先约定，以促进慈善事业、学术研究、社会福利、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受让财产，并将财产受益分配给非特定多数人的信托。目前，公益信托制度在国内刚刚兴起，是解决受托公共财产管理、分配、运作的有效模式。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已明确了非遗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畴，进而也就意味着非遗有财产属性，符合信托法律关系对信托标的财产属性的法律要求。鉴于此，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引入公益信托制度，通过公益信托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公益信托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信托共有制度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确定问题

公益信托与普通信托一样，具有共有制的天然属性，可以有效解决主体确定问题，具体实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公益信托制度的委托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集体，或者是一个开放式的组织（考虑到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组内部，人员会产生变化）。第二，公益信托不同于普通民事委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法律形式上为信托公司所有，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代表真实所有权人行使权力，包括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和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参加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甚至主张精神权利。第三，隐藏在名义所有权背后的受益人表面上享有的是受益权，但实际上享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综上分析，公益信托制度通过特定的法律关系安排，保证了在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时能够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主体，解决了诉讼主体、维权主体等不确定的尴尬，也使得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群体内部的个体都真实地享受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和名誉，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确定带来的不公平。此外，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组织体内自由变动，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连续性，不会因某个个体的变动而产生障碍。

（二）公益信托产权分离制度解决共享性和独占性问题

如上所述，公益信托所有权的初始来源是委托人，随着信托关系的建立，信托便属于受托人“所有”，即委托人享有终极所有权，受托人享有法定所有权。委托人不行使“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四项权能，而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持有。[8]受托人行使形式上的所有权，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目的，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信托事务的管理。由于信托具有双重所有权的特点，委托人是受托财产的真实所有权人和指定的受益人，而受托人名义上占有资产，成为权利主体。反映在非遗保护中，共享性体现在委托人和受益人层面，集体中的个人所组成的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而信托公司作为执行者，在具体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其可以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自主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而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中的单个个体的意志所左右，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落入个别利益主体手中。

（三）公益信托制度能够最大化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权益分割理论认为，某一主体绝对地拥有某一财产的所有权能，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该财产的最大价值和效率。如果将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进行合适的分割，能够在独占和共有之间产生新的平衡，并达到价值利用最大化。财产所有权人的独占与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的模式，从而促进更高的配置效率，信托机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优势。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由于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某一个群体共同所有，且往往这些群体并不具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运作的能力，而信托的受托人制度通过对受托人忠实义务、审慎义务的规定，塑造了专业、尽职、诚实、守信的财产管理人，可以更好地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四）公益信托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逆向选择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是在自由竞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型财产性权利，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天然地倾向于保护那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智慧。因此，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于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逆向选择效应。例如，与旅游开发联系度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较好保护，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语言则不容易保存。在这种情形下，公益信托的主体优势则可以避免逆向选择，一方面，公益信托的委托主体更加多元化，既可以是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也可以是政府有关机构、社会慈善组织、非政府民间机构；另一方面，委托财产的用途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仅用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开支，也可以适当用于商业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壮大，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盈利水平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信托公司愈发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信托愿意以非盈利的方式受托管理亟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五）公益信托的监察人制度可确保阳光化、透明化

相比于国家运用行政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或社会机构将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能够动用各类资源帮助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高效地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创设公益信托方面，无论是公益信托结构的设立，还是受托人的选任，都需要国家有权机关批准[9]同时，对于公益信托，信托法规定了监察人制度，信托监察人一般是非政府性的第三方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度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有效监督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行为。除此之外，信托公司由于行业监管比较严格，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有的法律文件、财务报表均公开透明、及时监管，避免了行政保护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或违法违规情况。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保护的

实践路径

在文化事务产业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既要贮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充分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公益信托制度特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集体性引致的聚集和规模效应及专业化管理产生的价值放大效应得以实现，符合时代的潮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目标。结合国外公益信托的实践，以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公益信托制度为例，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托制度保护在具体实践操作时应遵从如下几点：

（一）由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为委托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权利主体明确，没有明确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失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制度可以依据特殊的制度优势，由信托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人明确权利主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确权和行权。通常情况下是设立公众信托，委托人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具体而言，就是由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内的若干个体或个体组成的组织。对于权利主体不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由国家或社会公益组织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或取得法律证明文件的前提下，以保护人的身份作为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在法律层面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即为公共机构，由公共机构代为行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不断传承，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范围和人数不是确定不变的，因为委托人的数量和范围是开放式的，建议信托公司在与委托人设计合同时，明确经过全体委托人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可以变更委托人的范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信托法规定委托人的上限是200人，因此，在框定委托人上限时，应当先事先了解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人范围，如果人数超过200了，可以通过信托中的信托、有限合伙等制度设计进行合法规避。

（二）信托公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上的所有人，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为确保公益信托的公益性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不断传承，应当强制性要求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免受侵害为信托合同的首要目的，其次再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开发问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著作权是一经创作即产生，专利和商标权均需要经过申请。因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人先申请，然后将知识产权交信托公司，还是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申请权利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为便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也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破产隔离制度优势，应将专利或商标权授予信托公司或由信托公司申请。同时，信托公司应当将上述情况向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在信托合同中对真正的权利人进行确定。

（三）当信托公司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收益时，信托公司将收益合理地分配给受益人。如果委托人为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则受益分配给该群体或该群体的成员，当委托人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非盈利组织时，则分配给指定的专用账户，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尽管公益信托属于非盈利信托，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是合理合法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收取管理费用。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专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从基金中支取部分费用用于满足信托公司日常管理所用。当然，从信托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角度，国家也应当鼓励信托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支持非遗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事业的发展。

（四）由于非遗的保护无固定期限，因此此类公益信托在期限上属于永续型的信托合同。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笔者建议，应当在信托合同中适当加强信托受托人的义务，明确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辞任，否则将进入黑名单管理。

（五）信托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公益信托应当建立监察人制度，这种监督制度同样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信托。在监察人的选任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作用，对信托公司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程序进行监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的结果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1]于向阳.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06.

[2]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M].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35-36.

[3]臧小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特点及立法建议[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2（5）：21-26.

[4]薛映月.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47-51.

[5]李阁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武夷学院学报，2012，31（1）：33-38.

[6]朱兵.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民事保护问题[J].中国版权，2011，（6）：13-16.

[7]李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障碍与对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2，（13）：269-270.

对非遗文化保护的意义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开发 传承人保护

通过旅游开发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潮流,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以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为例,被旅游公司归入旗下的艺人一方面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 使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能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这些传承人所能展示给游客的只有他们的“才艺”,而原本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其他功能,都会因他们的出走而不再发生作用。他们的功能发生折损, 乡间的传统文化也会就此发生变质。由此可见,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传承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的相关概念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本文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 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其内容涉及:(1)口头传统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2.传承人的概念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认定标准难以确立,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没有较权威的界定。这里参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定义: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此定义中点明了“非遗”传承人的重要特征是“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这里指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所以对技艺水平的要求是“精湛),另外此定义还指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充分肯定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在实际的理论探讨过程中,专家学者对传承人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和文字表述,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完整掌握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者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员;二是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者。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的双重任务。著名作家、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与活动家冯骥才说得好:“传承人所传承的不仅是智慧、技艺和审美,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们的生命情感,它叫我们直接、真切和活生生地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灵魂。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恰好存在于旅游地时,旅游便成为实现非遗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人们的一种文化审美活动,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既保护了非遗,又能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获得经济效益。

1.可行性分析

旅游地开发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旅游地,文化是旅游开发的前提,是当地旅游业能否发展的关键。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随着旅游活动开展的日益广泛,接触和了解异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很多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重要动机,因为旅游行为本身就是寻求异域特色文化的心理体验过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欣赏民间文化精华、把握地方文脉的重要途径。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可行的。

2.必要性分析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有较高价值并需要保护的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国家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独自完成遗产的保护。正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极其缺乏,所以必须积极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若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取得的经济效益就会解决非遗保护所需资金的问题。如果在对非遗的开发中注意并且避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那么在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中会形成良性循环。旅游开发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要的资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肺腑了旅游开发的美容,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非常具有必要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传承人的现状

1.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

准备本篇文章的过程中,笔者阅读了大量期刊文献,观察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上与旅游结合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数是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方面的成果主要观点就是:(1)如何详细收集整理全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传承人的地位,包括给予经济保障,医疗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提供传承与传承空间,精神关怀与鼓励,制定法律条例保护其法律地位,物质方面的定期奖励等;(2)传承人自身应尽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有传承自觉,公开遗产,有义务培养传承人,注意传统也要积极演化等等。总结一下这些方面的研究论述,如何重视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少,即使提及也只是点水一般提到防止市场方面的冲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传承人不仅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还能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豪感,积极投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

2.旅游开发中非遗传承人的现状

国家为保护“非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每年的政府专项扶植资金、向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发放津贴等,为传承“非遗”提供持续的力量。然而这些举措都是外在的“输血”机制,一旦停止供血,“非遗”的传承失去了扶持,又容易变得岌岌可危。因此需要为“非遗”提供一个“造血”机制,激发“非遗”传承的内动力,步入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非遗”的载体是传承人,要激发“非遗”传承的内在动力,即是要激发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各方面为其提供满足需求与发展要求的条件,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发展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对传承主体具有相应的激励作用。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寄希望于旅游,当然更是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传承人在面临经济利益的时候容易受到诱惑,在非遗旅游开发中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旅游区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为了表演而表演,没有把保持非遗的原真性这一重要特性放在重要的位置。当然这只是对非遗开发中的一部分传承人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一旦如此,非遗就变了味道,仅仅是躯壳了。“造血”机制成了为“造血”而“造血”,从根本上偏离了保护的功能。

从旅游企业来讲,在非遗旅游开发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传承人的利益,非遗真正投入开发后就不会像开发商说的那么好听了――所谓保护前提下的开发。以杭州旅游景区传统手工艺人为例,手工艺人与旅游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是经营户与商铺业主的关系。手工艺人通过旅游区管理机构以一定期限的合同租赁摊位,缴纳一定摊位费后的所得均归手工艺人所有。景区一开始请手工艺人们去设摊的时候都宣称提供免费摊位,但是一年后就开始收摊位费,且费用逐年增长,使得部分因收支失衡的手工艺人退出了景区。旅游景区不是慈善机构,毕竟是以追求经济收益为目的,待手工艺人开始有盈利后就收取摊位费,这样的市场化行为也无可厚非。但摊位费逐年递增,已超出了许多传承人可承受的范围,迫使许多传承人离开景区,这就需要旅游区的管理者进行深刻反思。政府对于“非遗”传承人的收入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然而在某些景区管理机构中却得不到落实,甚至向传承人硬性收取政府明令优惠免收的“所得税”。景区对经济利益的无限追求不应超越法律的界限,侵犯他人权益,这需要政府加大行政执法的监管力度,对此类现象进行严肃处理与整顿,切实保证税收政策的有效实行,以实现对“非遗”传承人的经济支持。

由此可见,进行旅游开发的非遗的传承人处境并不容乐观,首先是自身方面的保护意识存在问题,会被短期的经济利益蒙蔽头脑,而醒来时可能为时已晚。另一方面部分旅游企业并没有切实的为传承人着想,未能切实的履行“保护前提下的开发”。

四、关于旅游开发中如何对待传承人的几点建议

非遗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旅游开发只是保护非遗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前提下的开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前提,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非遗。据民俗学的相关研究,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应用到旅游中来,可以这样来讲,在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中,只要保证传承人的角色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非遗的开发就算是成功了一多半。

1.旅游区应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非遗具有原真性的特征,而传承人对非遗的本来面貌最具有发言权。非遗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里,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遗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遗的活的宝库,又是非遗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在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而不能仅仅因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做出不利于非遗产、本身的事情。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忠实的传承者,他必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功能等各个方面有自己深刻的见解,旅游区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见,会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更具有针对性,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性开发。

2.旅游企业应鼓励传承人参与旅游开发、管理

联合国教科文非遗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以及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管理。”旅游区管理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管理都应允许传承人参与,提出个人意见,定期收集传承人的意见并及时给予信息反馈,并鼓励传承人提出建设性的指导建议。这样不仅有利于旅游区项目的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同时可以增强传承人的“主人翁”意识,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角色,同时能提高传承人参与旅游项目开发的责任感,强化传承人的自主控制,最终将有助于增强传承人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会更加不遗余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抵挡短期经济利益诱惑的能力明显加强。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积极培养新的传承人

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的过程中,应该明确关于传承人培养的问题,制定规律性的措施并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例如在特定时间安排现有传承人到学校做交流,扩大影响力,使更多的人喜欢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如剪纸等手工艺制作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另外表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到多个地区进行宣传表演,一则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二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为人知,并且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中的某些人就很有可能因为兴趣成为传承人。可以在旅游区设立现场定期学习班,使游客参与其中。

五、结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关键,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对传承人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保护性的旅游开发,才能使旅游作为一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的模式得以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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