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十篇

时间:2023-11-16 17:28:08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1

关键词: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群众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群众文化将达到知识需求和精神生活为发展目标,依据文艺娱乐形式作为展现自我的基础。在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群众文化存在于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促使群众文化生活也受到了改变。本文主要研究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方案。

一、基础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技术的不断创新,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在颁布了相关政策方案之后,注重推广重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并且组织进行多样化的农村文化活动,积极构建农村文化市场,以此优化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活动,为基础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奠定基础。现阶段,我国正位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中,群众文化也面临着改革开放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的改革,一定要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限度,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从而引导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有效建设,推广更为丰富的文化事业,这也是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求。

二、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要求

群众文化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中包含了对人类岗位之外的自主创新、参与以及娱乐的社会性活动,有组织并且有方案的实施设计和辅助的一项工作,而这一意义也影响了群众文化的特点,其中包含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基础性。其主要是指群众文化应该是面向大众的一种文化形式,人们工作在商店、街道、车间、乡村等场所,这就需要群众文化要向这些机构展开工作。第二,针对性。因为人民群众的性格、性别、文化水平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需要保障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具备针对性。第三,细微性。其主要是群众文化要无所不知、不可或缺、不可懈怠的[1]。群众文化自身的公益性也要求基础群众文化工作需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需要始终传递和推广现代化文化的相关要求,注重将社会效益放在重点,以此有效整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群众文化事业是我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推广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代表了大众群体自身的基础效益。群众文化在宣传党与国家方案,提升党、政府以及人民政府之间的关联,在社会发展中构建健康的生活形式,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素养和思想观念等工作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中,依据实施多样化的群众文化活动,引导人们自主参与其中,在丰富艺术的熏陶下,可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方案分析

(一)构建服务观念

基础群众文化工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为政府主导、为社会、公众提供供给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基础群众文化工作这一特点而言,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明确基础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正确解决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结合政府的规定,深入推广和落实文化产业发展,并且全面了解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从而为推动基础群众文化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2]。基础群众文化工作的公益性特点,就要求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构建“服务”的观念。实施基础群众文化工作,也就是指为群众提供社会服务的工作,需要确保群众享受文化的基础权益,从而将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看作是首要工作。只有构建服务的观念,才能更好推广和落实基础群众文化工作,从而为社会和群众提供服务。

(二)注重构建基础群众文化团队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群众工作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大,工作内容越来越多。但是因为基础群众文化工作目标面向全社会这一特点,促使基础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规定更加严格。由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增加群文团队的构建。要掌控优质的组织建设,选择好的领导班子。同时,也要深入学习党和政府提出的观念和政策,提升群文工作人员建设现代化基础群众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要深入了解小康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所需的文化工作人员。在实际培育中,结合进修、教学等形式,不断提升现阶段工作者的工作素养和专业技能。同时,也要设计吸引人才、平稳团队的政策,为群文工作人员提供更为优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更要深入改革群文事业单位,全面调动基础群众文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3]。

(三)构建现代化和多样化的群众文化活动

基础群众文化活动是以群众基础的普遍性实施的,不会受到区域、民族、年龄以及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因为这是群众个体的资源、节约、业余的自主行为,不存在约束性,更为活跃。现阶段,在党的政策引导下,广场文化、企业文化、农家书屋等逐渐出现在五十六个民族发展中,且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和落实。尤其是全民健身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的不断优化,逐渐为基础群众文化活动的实施奠定了有效的基础。人们健身活动观念的不断优化,提升了全民自主参与的概率和数量,更为广场、校园等基础群众文化发展的载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发展历史较为久远,生产活动中累积下来的千年民间文化经历了各种打磨和传递。青山绿水可入画、小桥流水能入诗、心中情慷可为歌,劳作场景能为舞。基础群众文化素材是多样化的,并且促使基础群众文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现阶段,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歌舞以外,琴棋书画、雕塑等多样化的基础群众文化展现形式也在逐渐涌现。基础群众文化活动的自主性促使很多兴趣相同、各个区域、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活动,其中蕴含的欢乐和文化是无法用语言可以形容的,这种活动可以吸引大众更为积极的参与其中。为了优化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节目、敲定细节,很多时候有人们不分黑天白天,参与的兴趣和热情非常高昂,尤其是以老年文化活动为主[4]。基础群众文化发展到现阶段,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追求的不断优化和增加,基础群众文化提升的不仅仅是数量,还有质量的提升。为了优化基层基础群众文化生活的质量,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活动,提升活动的含义,增加参与活动的数量,很多基础群众文化除了进行自身成员之间的沟通以外,还与其他群众进行沟通。这样的沟通形式,不但可以引导彼此发展和优化,还可以彼此配合,共同创造新的基础群众文化活动。

(四)结合时展需要提升群众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群众文化只有具备现代化特色,才能获取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只有具备浓厚的乡土气息,才能获取基层的支持,从而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其中实际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掌控时代的需求。群众文化的时代性不只展现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观念、引导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工作上,更多展现在满足群众理想需求、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形式以及陶冶情操等方面。现阶段,群众文化需要以两方面构建文明,以广大群众为服务目标,全面依据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第二,注重变化的创新,展现出文化特色,依据群众喜爱的形式,本着尊重、指导、充裕、发展的精神,创造多样化的群众文化活动,并在其中融入民族特色[5]。

(五)明确文化管理体制,引导群众文化有效发展

丰富的群众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有效展现。各个区域政府、文化站等要想落实有效的职能作用,需要明确文化管理体制,自主引导群众文化发展。其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点工作内容:第一,需要构建创新文化事业发展观念。受到现代化发展观念的影响,各个县区在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优化文化市场系统和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文化发展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将群众文化建设融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建设中,结合到财政支出预算中。第二,需要构建优质的群众性文化资金投入机制。提升政府财政投资,每一年都要为财政预算设计专项资金,从而为群众活动的经费提供支持。政府也要提出相关的政策进行支持,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或者是捐助群众性文化基础设备的建设工作。另外,基础文化站也要深入分析、不断发掘文化经营服务项目,从而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促使文化单位有效发展。第三,提升城乡文化活动设备的建设。政府需要将这一项目融入到城乡整体规划中的公益性文化设备建设工作中,在选择地址、明确项目、投资等工作中给予优先考虑。第四,改革创新,深入分析群众文化发展的新机制。积极探索以市场化发展形式繁荣群众文化的新方向,注重公益性和现代化的特点,有效结合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从而达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群众文化难以满足群众需求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观念要高于群众文化建设,支持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的实施,从而确保文化建设工作有序进行。在行动中需要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深入发掘群众文化的建设方向,因为每一个区域的群众文化建设方向是存在差异性的。群众文化建设本身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需要政府从理念、行动以及制度等方面进行整合研究,从而为提升群众文化建设工作效率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童潇.对做好共青团基层工作的若干理论与实践思考——一个社会学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5,03:5-8.

[2]殷庆言.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若干思考[J].新视野,2015,04:51-53.

[3]齐淑伟.关于如何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思考[J].奋斗,2014,12:54-55.

[4]刘莹.浅谈如何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J].内蒙古艺术,2015,01:80-82.

[5]彭启文.做好当前新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思考与建议[J].大众文艺,2016,09:20-21.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2

当今学校要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的“基础”之内涵,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等变化趋势;素质教育的要义在于发展人的内涵,是专属基础教育的,业已被“窄化”和“泛化”了的素质教育应当回归基础教育;聚焦学校变革、形成个性与特色,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面向社会的开放与互动,有助于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当之无愧的核心和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似一股浪潮正扑面而来,这一浪潮冲击下的教育实践重建是当今学校变革发生发展的重要背景,终身教育的理念也理应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基础教育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的新的参照系。

终身教育理念的系统表述,始于法国学者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随后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又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推进全球人的视野,从而与终身教育一起,为世界构筑起崭新的教育时空观。贯穿一生,与生活联系,使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终身教育的显著标志;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改造现行学校教育体系,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战略选择。教育与生活本是紧密联系的,然而现代学校教育受现代科技与现代工业的引导,在学校教育目的、内容和过程中疏离了人的真实生活,而终身教育则从本质上体现出教育对生活的回归。

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参照深入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从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需要出发,基础教育该为年轻一代奠定什么样的基础?素质教育是无处不在还是归基础教育所专有?走向学习型社会,基础教育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从“终身”看“基础”

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体现在为个体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定基础,相应地,“基础”之内涵的变化呈现出从“双基”到“多基”、“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从“共同基础”到“类基础”演变的大趋势。

我国近些年来,从终身教育视角考察基础教育改革的并不多,出于误解而有意无意将二者分离的却不少,一些省市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两套系统,这实际上是将基础教育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了,主观动机是想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与终身教育脱节的错觉,如不加以澄清,难免会对实践产生某些误导。

只有基于正确的理解才可能做出正确回应。首先,要深刻理解终身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必然结果,且真正建立新的教育实践体系需要相当时日;其次,要以这种新观念新视角反思以往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以及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有无误解和偏颇,尤其对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要重新解读;第三是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就有希望。

基础教育之“基础性”的重新解读:

解读之一:从“双基”到“多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注重“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渐渐成为公认的传统,这对年轻一代今后形成牢固的知识技能基础、进而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小学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不再是一次接受终身受益的时候,“基础”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变化之一是从基本的“读”、“写”、“算”基础变得“品种多样”,如外语、计算机技术等都渐渐成为基础的“要素”,从而使“双基”变为“多基”;还有的把“能力”也纳入基础。

解读之二:“软基础”比“硬基础”更重要。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基础的“软性”的品质,如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直的人格,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意义是终身性的。比如,一位获得了数学奥林匹克奖牌的学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这意味着尽管他的数学知识很扎实,可他在学会数学的同时“学会”了痛恨数学,失去了继续钻研数学的兴趣,这种参赛活动也难以成为推动他终身发展的动力。相反,许多在“”中失去了继续读书机会的人,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高考一恢复,马上就能抓住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甚至可以说,面对一个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未来,兴趣、习惯、人格、志向、责任心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软件”,有时显得比知识、技能这些“硬件”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解读之三:从“共同基础”到“有差异的‘类基础’”。过去我们强调“基础”,较多地是在“共同基础”的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所谓共同的基础,是指每个人成为一个成人都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超越了“统一的基础观”,主张为不同类型发展趋向的学生提供有差异的基础。以数学为例,5个必修模块对于今后从事体育艺术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基础;5个必修模块加上某两个选修模块则可能是今后从事文科方面专业的学生的共同基础;必修模块加上更多的选修模块,则是为有志于理工科方向发展者今后学习准备的基石。从关注“统一基础”到重视“类基础”,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是在“一律”与“差异”的两极思维中寻找到的一个富有“中庸”意义的“度”。

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参照性框架,称之为“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这类似于“类基础”的说法,是一种将知识、技能和态度融为一体的新理解,也是拒绝将基础与能力作机械划分的新理解。关键能力之“能力”,是知识、技能与态度的结合;每个人都需要关键能力,以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获得就业。欧盟提出的8种关键能力是:(1)运用母语交流的能力;(2)运用外国语交流的能力;(3)数学能力与科技基本能力;(4)数字能力;(5)学会学习的能力;(6)社会与公民的能力;(7)主动意识与创业能力;(8)文化意识与表现能力。

因为每种能力都有助于知识社会中的成功生活,所以这些能力同等重要。这些能力相互重叠与锁定,每个领域的基本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支撑作用。语言、阅读、数字,以及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技能,是学习、学会学习的基础能力,支持所有学习活动。还有一些能力贯穿于参考性框架的8种能力之中,它们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主动性、问题解决、风险评估、决策能力,以及在情感上的建设性控制力。

欧盟提出这一框架的初衷是:由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欧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公民需要广泛的关键能力,去灵活地适应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具备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角色的教育,在确保欧洲公民掌握关键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能力使他们灵活地适应变化。尤其是,建立于尊重多种不同个体能力观念之上,学习者的不同需求应该通过平等和接近那些群体而被满足,那些群体由于个人、社会、文化或经济环境造成教育上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的支持,去实现他们的教育潜能。

反省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不是真正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努力教他们适应的,究竟是“急剧变化与紧密联系的世界”,还是一场又一场考试?不可否认,近些年来我们的考试本身进行了很多改变,但是,如果这种升学制度不改变,单一的目标、路径得不到纠正的话,仅仅靠考试上的花样翻新,照样不能使中小学教育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真的是无处不在吗?其实它是专属于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本分是实施专业和职业的教育,在特殊条件下,即便需要,也是补课性质的。反思30年来不是“窄化”就是“泛化”的教训,是到了让素质教育回归基础教育的时候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规定了“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核心任务,优化了教育改革宏观环境;1993年《纲要》将教育由“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还要求“学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意见出台,基础教育实践变革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展现出一幅由外延式变革向内涵式发展逐渐推开的绚丽画卷。

正如2005年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组在调研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已经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规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素质教育在关键环节如德育、课程、招考制度、教师素质提高等方面开始突破,学校教育正在发生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仍然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偏差。调研表明,学校和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有着较深的误解。例如,将素质教育“窄化”,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课外活动,或者就是经常被忽略的音乐、美术、科技制作、劳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认识误区导致对课堂内学科教学的忽视,无法改变学科教学的面貌;或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要“减负”、“减考”。另一种误解则是“泛化”,把素质教育不适当地推广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学段,忽视了高等教育是集中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任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提倡专业的“宽口径”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种“基础性”是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基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素质教育”。

针对“泛化”问题的应对之策是“回归本位”,即回到基础教育的本分,其职责就是打基础,它向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输送的就只能是“好木材”而非“半成品”,精雕细刻是基础教育之后教育机构的任务。因而,再不能简单地用升学率、重点率等指标来衡量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业绩。

针对“窄化”现象,则需要进行基础性素质教育的“价值澄清”,即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样的“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样的“硬基础”是最重要的?在“软基础”中,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德性、兴趣与好奇心、合作意识与交流沟通能力、个体发展的主动愿望以及使自己的专业志向梦想成真的想象力与坚持性等等,是当代人驾驭未来复杂多变的环境、掌握自己和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键素质。在“硬基础”中,必要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思维品质以及自主学习的关键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相关的问题是: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在广大中小学尚未出现实质性突破和转型性变化。20多年的改革,较多地体现在学校物质条件改善、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推广与运用、课程改革的逐步扩大和系列化、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和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渠道,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广泛宣传上,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就大多数学校而言,改革尚未在核心领域如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等实现突破,更谈不上转型性的变革。学校的办学理念与目标、组织与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与动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还处于传统框架之内,亟待突破性的创新与变革。

三、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

把基础教育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到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在缩小学校之间不适当的发展差距的同时,让每一所学校葆有自己的特色;以结构优化和开放互动的方式,确立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这些,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

首先,基础教育的改革应聚焦于学校,并以学校法保障其改革与发展的自。偏离素质教育宗旨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不仅存在着把基础教育之“基础”价值狭窄化的问题,而且存在工作思路上的短期化问题。狭窄化是指把基础理解为“双基”或中考高考必考的科目;短期化是指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和评比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位于考试成绩提高,把德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评比,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等等。这些做法导致学校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同时也肢解了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为恢复学校育人的整体性和长程性,需要克服从课程、信息技术、课外活动等某一方面入手搞“素质教育”的偏向,实现学校从价值取向到文化建设、从管理到实践(课堂与班级)的整体性、结构式的变革与重建,从各地各校的实际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的多样化的新形态。

聚焦学校变革之后,要保证其深入而有质量地开展,就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然而,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强调的“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作为办学自之保障的《学校法》千呼万唤也难出来。学校工作的思路长期停留在层层贯彻和演绎上级指示精神、上传下达行政指令的水平上,缺少从自身实际出发,发现改革空间,探明发展方向,体现办学特色的主动革新意识,千校一面现象比较突出。校长对学校改革方向和原则的决定权、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权等等,都是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的。

其次,缩小差异,保持个性,让每一所学校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在普遍关注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同时,不应忽视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之内学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据调查,学校之间生均公用经费总支出差距竟然高达439倍。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体的手心和手背,怎可以这样厚此薄彼?!究其根源,都是不正常的“政绩”观和“效率观”惹的祸。

办学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如实验室、图书馆、信息现代化配备、生均经费等等,还只是“外延式”的差异。外延差异会导致诸如好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从而形成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及教育发展观上的“内涵式”差异。然而,解决了物质条件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能自然而然地提升学校内涵。有了好教师,缺少好的管理与领导,缺少唤起教师内在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内在凝聚力,优秀教师同样不进来、留不住。例如在上海这样的一些发达地区,外延式差异不再明显,但内涵式差异仍很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闵行地区引进“新基础教育”这一优质资源,持续十年全区域推进学校转型性变革,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三大领域的变革中,激活校级、中层和教师专业团队不同层面变革主体的内动力,进而从整体上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内生力。在持续的校内改革与校际互动中,每一所学校都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形成“和乐”、“自育”、“共生”、“自主-合作”等独特学校文化品质,即使特色文化尚未成型的学校,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可见,在缩小内涵差异时,必须关注学校在品质上、特色上的多样与共存。

最后,确立学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让学校成为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的旗帜。上个世纪曾有激进的改革者发起了“非学校化”运动,其著名代表人物伊里奇设计了四种学习网络,即: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咨询服务。其根据是:儿童的学习有四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事物、模型、同伴和长辈。这四种资源“要求不同类型的设施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获得”。伊里奇用这四种网络构筑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学习型社会”,在那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古德曼也对传统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还针对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教育提出了使少数班级“不属于任何学校”、“使少数班级脱离校舍”、“使上课成为非强制性的”等六条替代性建议。尽管两人对传统学校都持偏激态度,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型社会的敏感和预见都是令人佩服的,并且,他们批判的锋芒所指向的传统学校“过时”、“机械”和“僵化”等弊端,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反省和批判的,因为我国以应试为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将这些弊端演绎到极致。然而,学校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核心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被他们严重地忽视了。当然,学校教育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自身必须进行结构上的更新改造,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并与之互动。

学校内部的结构优化,需要在时空交织的意义上进行结构重组。横向上,超越传统分科教学将知识箱格化、碎片化的弊端,使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科,都在“宇宙、地球、生命、人类”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确定其位置,以便为下一代“构造得宜的头脑”。纵向上,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而有机递进的阶梯:在小学,要把儿童天然的好奇心引向对人类、生命、社会、世界、真理的探询;在中学,强化对文化的体验以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真正融通的意识;到大学,则顺理成章地进入专业化学习与探究。

面向社会的开放互动,是指学校教育要毫不犹豫地向家庭、向社区、向全社会、向网络,以及向每一位学生/学习者成长的未来可能性开放。以开放为前提,在持续有效的互动中实现“双赢”:家庭、社区和社会不仅向学校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人力(如义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教育责任,同时藉学校的高端优质文化品性的引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品质;学校在向家庭和社会辐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充分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学校与社会持续良性互动的最终图景,是形成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良好生态系。

如果我们坚定地走下去,就会如《学会生存》报告所预言的那样,一个学习型社会将会出现于人间。而在其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就完成了一次壮美的浴火重生。

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读和探讨。杨小微教授这篇讲演,以终身教育为视域,在向我们展示中国基础教育过去30年波澜壮阔改革巨幅画卷的同时,剖析了以往对基础教育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并且指出了后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以学校为核心创建学习型社会,读来颇有启发。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3

1.重“文化课”促“专业课”

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由于就业的需要,很自然的就把专业课的砝码加大了。其实,“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宽厚的文化基础是培养扎实专业技能的条件,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素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文化高移、基础宽厚、技能复合、素质全面”的中等职业教育目标。我们可以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实际需要,加强文化基础素质的教育,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克服重专业课轻文化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文化基础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倾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相互关系,使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强化“文化课”的教学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促进他们对专业课的更好的学习,做到以“文化课”促“专业课”来提高学生对文化课的兴趣。

2.注意加强中职“文化课”的建设

2.1 准确定位文化基础课。

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学科定位问题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系统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文化基础课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认识。中职生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数学、语文、理化、英语、政治等科目加起来都不足百分。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好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文化基础课由听不懂到听不进直到很反感,提起文化基础课就“头疼”。因此,中职“文化课”教学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把“文化课”的教学和学生的谋职、就职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中职文化课教学受到重视。也使文化基础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

2.2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认识。

现在职教教育系统内部普遍认为学生生源差,文化基础课能学多少算多少。这样的思想自然导致了文化基础课教学质量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激情。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的认识。文化基础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技能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重要性的认识,将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文化基础课程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2.3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针对性。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的针对性,是摆脱目前尴尬状况的重要途径。首先,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不搞一刀切,可以试行分层教学,对基础好的学生鼓励参加对口升学考试,对基础差的学生要善于激发培养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自我发展,以切实提高整体素质。其次,要把文化基础素质与现代科技意识的培养很好结合起来,在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中要突出和强化实用性。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多媒体、网络等学生喜欢的一种媒介形式。通过增强教学过程的形象性、趣味性、参与性,丰富教学内容,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学习文化课的兴趣。

2.4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机制的有效建立对于提高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质量,提高学科品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在教学实践中探索研究,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方法,同时应借鉴专业课教学评价方法,不断开拓新的教学评价方法,强化评价功能。例如语文教学可以引进和采用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开发的“ZHC”即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成绩合格的学生可获得“职业汉语水平等级证书,对学生学习文化基础课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4

一、从教材到课程标准的解读

课程及课程各个部分的设置是由培养目标也就是课程目标确定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或许能找到作文教学教材缺位现象的根源。除去《前言》部分对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课程的基本理念的阐述,在课程目标总目标部分,直指作文的只有这么一条:“能具体明确、文通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长达九年的义务教育,对于语文学科之作文教学的目标阐述仅用一句话来表达,如果不是因为汉语言文字独特深广的概括性,那就是对教材编写者和实施者的考验了。好在阶段目标的叙述较为详细,不过细细推敲其文字表达,即可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作个比较,阶段目标第三学段(5~6年级)对阅读目标的叙述有这样的内容:“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不少于300字”“能借助词典阅读、理解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恰当意义,辨别词语的感彩”“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本说明方法”“了解事件梗概”“大体把握诗意”“扩展自己的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这些规定,不仅确定了该做什么,还明确了该做到什么程度,具有较强的“可量化性”或“可操作性”。

二、从现状展开分析

进入1998年,语文教育遭受了空前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于是大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大批有志教师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发愤雄起,默默地为语文教学奉献着智慧和汗水。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难解的景象,在这些教科研工作,教学方法实验和成果推广活动中,归属阅读教学的比比皆是,而对作文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却凤毛麟角,不得不让人感叹厚此薄彼。

另外,对于作文教学实验效果,我们不妨就近看看无锡的“快乐作文”。应该承认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而其实验效果在推广中正逐步衰减,我们没有看到再有“快乐作文”的出现。作文教学之所以如此低效和裹足不前,是因为缺失一个足以令其健康成长的平台和依据――我们亟待构建一个更为全面和更为完善的目标体系,构建一个更为丰富、更具多样化和选择性的教材体系。这样说似乎有些冒失。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出现过《三字经》,出现过《古文观止》,可就是没有出现过一本可类比的作文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与受教育的局限性对比当今的教育普及,恰恰佐证了继续沿袭的危险。也有专家呼吁“较之西方,中国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教材依赖”

三、对发展试作思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构体现多样化、选择性的课程结构,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培养目标应设置哪些课程,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各部分、各类型和各形态的课程相互结合如何达到整体优化的效应。有人认为,作文教学体现多样化和具有可选择性会影响学生的基础,有悖于基础教育的本义,不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认为义务教育的基础形式强调学生的共同知识基础。但是我们说,全面发展绝不等于平均发展,而是在不同个体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发展,于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具有不同潜力和兴趣的学生多样化的选择性的发展成为主导,基础性和多样性的合理匹配实现了优质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保证选择性就是保证基础性。

作文教材的开发应体现多样化和可选择性,注重与阅读、口语交际、语文综合学习的关联,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注重与校本课程、活动课程的关联,注重与真实生活的关联,充分落实作文教学目的的实用性和写作过程的关注度。

另外,在作文教学新的尝试与突破中,不能急于求成,要避免造成几种倾向:(1)非常态化――只有公开课时或交流时才刻意转变自己的教学行为和角色,教学行为没有日常化、持续化、习惯化;(2)绝对化――把结果和过程、认知和情感、接受与探究等放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境地来处理;(3)模式化――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引和科学实践的基础,照搬所谓名家的课堂,画虎不成反为犬。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5

[关键词]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特性

语文教育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形态,也是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文化并不断地传播开来,在文化传播中,教育得以从原初自然状态下的口耳相传发展到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在学校语文教育的发展中,优秀文化不断得以发扬光大,文化借助于语文教育得以昌盛,语文教育借助文化得以丰厚和更加有意义。一般认为,文化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就语文教育的范畴而言,文化更多的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传承和发展是在享有当下物质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制度文化(其中主要是教育制度文化)为依托进行的。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就是为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在教育过程中传播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兼以传播其他优秀文化的过程,是师生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对语文课程所涉及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的初识、理解、互动、共享和创造的过程,是师生围绕着文化积极对话的过程。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的文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化,是经过教育者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精心选择的文化,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呈现出若干特征。

一、传播功能的基础性

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其他教育形态的基础。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新的课程体系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也就是说,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由于幼儿教育的特殊性,对基础教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中小学阶段。何谓基础?《说文解字》解释说:“基,墙始也”,意为墙的起始阶段;“础,踬也”,“踬,柱下石也”,意为垫在柱子下面的石头。从本义上看,基础是指建筑物的根脚;从引申义看,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就基础教育的“基础”而言,是指学生一生发展的根本和起点。我国古代就重视教育的分层,强调基础的作用。《学记》提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小成”就是古代教育的基础阶段。在这一阶段,在能力、志趣、学业、交往等各个方面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至“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在我国基础教育中,一直坚持“基础”的路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从强调“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到实施素质教育无不是对基础的重视。新旧世纪之交,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空前重视使得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新课程显示了其勃勃生机。语文课程在继承以往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展的需求,也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要求。《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性质与地位”里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对“交际工具”的明确界定是对以往语文课程工具性在语文本体框架内的新认定,避免了以往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混乱认识和无所适从的工具性的教学实践,语文是交际的工具,交际是语文作为工具的基础。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文,其基础性作用是以语文基础性的文化来为学生的发展奠基,语文教育的基础文化是“立人”的基础,是人得以提升的基础。作为“交际”工具和“立人”工具的语文都是文化,因而,“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素养隶属于广义的文化素养,基础教育的语文素养其实也是基础的文化素养。普通高中是“服务‘中成’之人”的教育,“培育学生超越最基础的文化素养,但又不是专门化的基本素质,使之实现‘中成’”。也就是说,普通高中还是基础教育,不过是在“最基础”的义务教育基础上的一个“中成”的提升,还没有达到“专门化”的文化素质的层次。《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前言”里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面向大众的、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基础教育”;在“课程基本理念”里要求“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在“课程设计思路”里要求“必修课程要突出课程的基础性,……选修课程也应该体现基础性”。从各个角度强调基础性,充分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的基础发展功能。这样,作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两个层次,“小成”和“中成”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基础,构建了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功能上看,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具有基础性,它使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局限于基础的框架内,不会导致过度的文化解读和扩张,避免语文教育舍本逐末。

二、传播内容的综合性、选择性和化约性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享受物质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受到精神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从内容上看,文化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任何一种文化成果都是汗牛充栋的,都足以使人沉迷其中而难以穷尽。从呈现方式上看,文化千姿百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外文化争辉,古今文化映照,或一枝独秀,或兼容并包,诸色杂陈,斑驳陆离。但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展开的时空毕竟有限,浩如烟海的文化内容就不能不以综合的方式反映在语文教育中,否则,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文化传播就几乎没有可能。即使是在传播内容上达成了综合性诉求,也面临着选择性的问题,即综合性的内容也是有选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课程改革的目标”中要求:“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明确提出了课程内容的选择要求。作为语文课程主要内容的文化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总目标”中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这是语文课程选择文化内容的指导方针,语文课程要选择丰厚博大的中华文化、当代普通大众文化和人类优秀文化。经过综合和选择成为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内容的文化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文化,而是经过多种渠道简化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化约性。比如,当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遇到一首涉及到月亮的古诗时,他们或清晰或朦胧地感觉到作者寄托在月亮身上的含义,或思乡或思人,这时学生意识到月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没有必要去考查这种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文化的化约性,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即使在更高级的阶段,文化也是一种化约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并非都要究根问底,否则的话,文化也就失去了作为历史沉淀和精神凝结的意义。这种化约性体现在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中转贴于 更为明显,是在历史沉淀和精神凝结的进一步化约,是为语文教育这一特殊的文化传播服务的。

三、传播价值的主导性

价值指的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审视和评价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主体有不同的需要,即使是同一主体在不同状态下的需要也不尽相同,所以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往往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是由于主体的行为或多或少与满足个体需要的动机相关,遂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有所选择。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多元价值观,都有自己主导价值观,它决定了本社会形态的价值意识和价值选择。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西方文化强势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雅斯贝尔斯认为,主流价值观的丧失,无责任化倾向,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断裂、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未来的彷徨苦闷。在人和社会的发展中,历史传统是根基,主导认识是司南,对未来的确定是信心,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三个否定”都是文化传播要避免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存在的经济和政治的能动反映,并有极强的反作用,不同形态的文化决定了人在不同形态社会中的发展。因而,在人和社会的发展中,根基、司南和信心缺一不可。在我国现阶段,语文教育的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导文化、丰厚博大的中华文化、当代普通大众文化为主,同时还融会贯通着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文化。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语文教育的主导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理性的升华,既是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弘扬,又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既代表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要求,又是对于世界多样性文化的借鉴和吸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积累进步的思想结晶,它以丰富的科学理论、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导引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表征,在我国现阶段具有价值合理性标准,是我国现阶段的主导文化,它决定了语文教育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取向,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最基本的价值选择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塑造学生的主流价值观。这样,在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中传播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此主导下积极融合比任何时代都丰富和深刻得多的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使多元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益补充,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四、传播形态的生活化和实践化

从静态上理解,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与精神的凝结,是现实世界的映像;从动态上理解,文化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与社会的建构。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交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活实践是文化的源泉,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形态。我国古代的文化传播姿态各异,或口耳相传,或树碑立传,或雕刻铭记,或琴棋书画,或舞之蹈之,这些在生活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化在生活实践中又传播开来,成为历史的遗留和现实的映像,生活实践孕育了文化,传播了文化。语文教育传播的主要是经过综合、选择和化约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离开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精神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成了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生活化和实践化是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形态的特征。“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国语文教育在文化传播上有重视生活强调实践的传统,进入近现代以来,受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书本承载的越来越多的近似死水一潭的文化内容几乎成为语文教育的唯一选择,语文教育从内容到形式进入了一个狭隘的空间内,失去了生活旨趣和实践特性的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机。语文课程改革强调“交际工具”、“实践性”、“植根现实”,试图改变原有语文教育的课堂形态,是语文教育回归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现实诉求。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传播文化,突出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形态上的生活化和实践化,极大地拓展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的形态。

五、传播媒介的多元化

主体与客体之间要发生关系,就需要有媒介。媒介是介绍两者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认为,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广义的媒介。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有其明确的传播目的和归宿,传播过程受到相对严格的控制。就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来说,书面语是口语的延伸,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现代信息技术是传统媒介的延伸。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经历了如下的过程:

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是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获得和加工文化信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有助于传播文化信息的都是文化传播媒介。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媒介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它有独特的传播媒介,这些媒介包括硬件、软件和教师,硬件是指储存、传递文化信息的教学设备,如幻灯机、投影机、多媒体等;软件包括承载信息的课本、书刊、报纸、幻灯片、语文教育软件等;教师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者,是使用硬件和软件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教师是其他媒介和学生之间的联结者,使得其他媒介更有意义和价值。在长期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学的软硬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单从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教师来看,其教学媒介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进行文化传播;文字产生之后,在口耳相传的基础上借助于文字进行文化传播;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了直观的呈现方式和快捷的媒介;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语文教育进入到一个多媒体时代,教师在传播文化时有了充足的选择,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媒介真正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在多元化的传播时,应该注意结合语文教育本身的特点进行选择和运用。以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来塑造形象,又对形象进行抽象,借助于语言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像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特点,这方面的特点汉语文尤为突出。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讲究科学性,比如数学上讲黄金分割,汉语文却这样形容人:“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入城,再顾倾入国。”这样的描述给所有人充分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其结果也因人而异,假如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呈现出来这么一个人来,恐怕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在语文教育中,耳听、眼观、言传、身教、手写、体悟等借助于感官传播文化是重要特点,多媒体的介入应该以更好地促进文化的传播和语文的学习为主,而不应该试图用所谓的多媒体教学代替传统媒介,该用主观形象表现的借助于多媒体,该通过想像的还是要借助于学生的各种感官。其实,自从现代媒介介入教育以来,一直处于“辅助”教学的地位,只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过度夸大了现代媒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多媒体教学的泛滥,在现代教学中对各种媒介的理性回归和应用是符合教育本身的特点的,在语文教学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现代媒介都为文化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结合语文本身的特点,整合运用是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的积极选择。

六、传播环境的特定性

语文教学是“以语言——言语的方式存在”的一种对话活动,语文“既表现为由言语向语言的发展,也表现为由语言向言语的发展。”而语文教学在技术层面上,也可概括为这样两个方面:“通过言语让学生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发展学生的言语。”在这种“以语言——言语的方式存在”的语文教学活动中,“由言语向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基础性的活动,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言语环境的把握和运用。就语文教育的文化的语境看,包括情境语境和背景语境。李海林认为:“所谓言语环境,就是指言语活动赖以发生和进行的条件系统。根据这些条件因素与言语活动关系的远近的不同,可以分为情境(小)语境和背景(大)语境两大类。”情境语境作为交际的场合包括事件发生时的现场环境和人际环境,现场语境中最重要的是交往事件的情节构成,人际语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种氛围;背景语境是相对情境语境而言的,包括言语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的背景等。“所谓语境,其实与人、与人的历史和现实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由人和人的活动所创造,为人和人的活动提供情境和背景。”在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中,情境语境和背景语境是特定,因为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教师和作为文化传播受众的学生都是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中的,文化养育、规范了他们,同时也制约着他们的文化生活。就过程看,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的,语文教学课堂是特定的传播空间,文化传播主要在语文教学课堂上进行,课堂外是课堂的补充和延伸;在语文课堂上的时间是特定的文化传播时间,语文课堂外的时间是课堂时间的补充和延伸。特定的语文课堂时空加上特定的情境语境和背景语境构成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环境的特定性。

[注释]

①②钟启泉等:《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导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第76页。

③转引自钟志贤:《深呼吸一素质教育进行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6

一、关注两个“基础”

1.基础教育要培养的“基础”

在“基础教育”一词中,“基础”的基本内涵是指:“人在未来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起点。”从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指向“未来”。一是为上大学做准备,二是为生活做准备,两者不可偏废。由此可见,“基础”对于人一生的重要,真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那么,基础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基础”?在我国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看来,“基础”的具体内容往往是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即 “双基”。我们把人在未来“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根本”定位为扎实的“知识体系”,而非一个人的学习兴趣、好奇心和自信心等构成的“能力体系”。这两个体系的差别在哪里?“知识体系”强调“学会”,“能力体系”强调“会学”。[1]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优劣立现。强调“学会”的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学生离开学校带走的是沉甸甸的“基础知识”,而强调“会学”的基础教育体系,学生离校时拥有的是充足、轻松的思维空间和浓厚、持续的探究学习的兴趣。这一对照,告诉我们,就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言,打好基础是基础教育的第一要务,但寻求基础与创新的平衡也不可忽视,不能为基础而基础,打好基础的过程应孕育着创新。有了创新意识的引领,基础才能具有内在的活力。[2]

当然,中国基础教育工作者如此沉迷“知识体系”,除了历史的客观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我们的高考评价体系主要还是一种“知识导向型”的目标体系。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逻辑: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的,人才以知识拥有为标准,知识传授以“灌输”为基本手段,就这样,应试教育水到渠成。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民教育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九年义务教育业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趋于普及,整个基础教育由“寻找适合教育的学生”时代进入“寻找适合学生的教育”时代,而高等教育则由少数人能够上大学的精英时代过渡到大多数人能够上大学的大众时代。

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基础”已经发生了逆转!现时亟待需要做的就是与时俱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建基础教育体系。在这其中,“兴趣”和“信心”是教育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元素,是学校教育的张目之纲,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两个“基本点”。只有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和自信心被有效激发,主体性得到尊重,自主性得到发挥,学生才能走向乐学之路,教学才能走向高效之道,教育才能走入幸福之门。[3]

2.基础教育要改革的“基础”

当基础教育的“基础”发生转向时,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转型升级”。如何转型?朝哪儿升级?我们一直推行的基础教育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已经给出不少答案(包括改课程、改教学、改班级、改管理以及改校长、改教师),也已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成果。可是,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线亲历者,我们肯定遭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改革轰轰烈烈,学校教育的底色却变化不大,甚至基本没有变化。这样的困境促使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起点性的问题: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改什么?换句话说,哪里才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学校的发展在其本质上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特征是学校的最本质特征。没有文化,便没有学校。当前学校发展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自身文化建设没有形成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抓住某种“连根拔起”的东西。因此,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化!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的。

由此看来,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核心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用龙应台的话来说,文化就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学校文化就是所在学校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就是全校师生表现出来的整体气质。所有基础教育的改革,其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学校层面的“文化变革”――改变和转换师生已习惯的生存方式,用一种先进的学校文化来凝心聚力,形成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办学气质和办学特色。所以,认识学校,一定要认识学校的文化。研究学校,也一定要研究学校的文化。办好学校,更需要找寻先进的学校文化来引领学校建设。

二、需要两种“心态”

我们为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开出了“文化”的处方,意味着学校建设需要经历一场文化的重建,而我们这些一线的教育实践者与改革者更应保持良好的文化心态,有意识地将人才培养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进行思考和实践。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心态?

1.需要“包容”的文化心态

教育哲学是一种“平衡”哲学,需要教育工作者排除那种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用“包容”之心来对待教育改革中的“钟摆现象”(指在不同的模式和理念之中,来回摇摆交替的现象),在新与旧、破与立之间找到平衡点。

例如,我们谈论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强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立足人的“能力基础”,着眼于开发个体内在潜能和培养个体自主建构能力,但绝非全盘否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突出“转型”,是期待渐进改革,达到“升级”的目的,而非以激进的姿态颠覆以往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从逻辑上来说,现阶段的“注重创新”与历史上的“偏重双基”之间应当是一种包含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教学活动,仅仅指向实现某一方面的发展目标或结果。

又如,掌握知识,而不发展技能、提高能力,或者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不产生影响。其实,“在学习过程中,知识、技能和道德品质的学习都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包括技能的学习;不包括必要的技能,特别是心智技能的学习,是不存在的。”[4]

还如,学校文化重建。我们把学校文化建设看成是学校最高层面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文化建设可以简单替代,复制照搬。鲁迅先生曾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者对待文化应有的态度是“扬弃”而不是“抛弃”,旧文化之“旧”不等于“无用”。总之,良好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将文化传统改造成新文化的根基和底座。

而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土壤,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核。而且,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学校文化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学校文化所处的大的文化生态有关的问题。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既是对教育界的刺痛与鞭策,也是对社会各界的诘问与警示。然而,只有当学校文化、教育文化与社会文化生态达到和谐共生之时,“钱学森之问”才有望得以破解,我们的学校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2.需要“从容”的文化心态

教育是一项“慢”的事业。慢在哪里?慢在文化上。文化的改变,人的价值取向、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不是听几场报告,读几本理论著作或几篇文章,上几堂公开课,开几次研讨会就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旧文化的改变,还是新文化的生长,都有自己的速率和节奏。文化需要提炼,文化需要积淀,文化需要修为。

教育同时还是一种“慢”的艺术。为何慢?大概跟生命成长的特性有关。《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表明,人的教育成长应当顺应人的自然禀赋,勉强不得,急不得,快不来。对此,张文质先生有过详尽而精辟的论述:“有时候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学得更多、学得更好,也没有办法让他迅速形成所谓良好的习惯,我们也经常无法对自己的教育行为作出恰当的判断,也无法洞悉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地保护和帮助他……”[5]此时此刻,教育工作者所需要做的,就是“要等待一个儿童的成长:他智慧的觉醒,力量的增强,某种人生信念与价值的确定;他需要你对他这个具体的人而给予的帮助,即温情的理解,真挚的同情,诚意的鼓励,恰当的提醒。也许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耐心、敏感、克制、清醒的边界意识,同时要有乐观的态度,积极恰当的行动能力(一种临场智慧)”。[6]换句话说,就是要克服“气喘喘”“急吼吼”的心态和姿态,尽其心,倾其性,从大自然中寻找力量,依托大自然赋予生命的一切可能性,高度信任和尊重学生,以全面依靠学生的方式,促使生命舒张,促使人之天性充分发扬,至善至诚,至德至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慢”的事业,“慢”的艺术,需要“从容”的心态,尽性知命,顺势而为,真正的教育或许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工作者既是生命的“助产士”,也是生命的守候者,需要时刻保持从容之态,尽可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静观生命之树拔节,静待生命之花绽放,静候生命之春降临!

参考文献:

[1]王红.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反思――从中美教育比较获得的一些启示[J].人民教育,2011(9).

[2]张奠宙.寻求基础与创新的平衡[J].人民教育,2010(18).

[3]方展画.从“建筑学”走向“生物学”: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转型升级”[J].人民教育,2011(11).

[4]陈佑清.适应新的发展取向的学习类型多样化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7(3).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7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设计;专业需求

一、计算机基础教学总的目标

三十年来,我们综合性大学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从没有到开设、由点到面,从仅仅面向少数理工科开设,逐渐发展到成为非计算机专业都必须要普遍开设的必修课程,进行面向全体大学生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在综合性大学中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占全部学生数量的95%左右,因此面向这样一个庞大的学生群体,怎样培养他们的计算机素质,怎样让他们了解最基本的计算机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是为所有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提供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动手能力与应用素质方面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并使用计算机、进行网络检索及其他相关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问题,提高学生的计算机素质。

二、综合性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现状

(一)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时计算机基础差异较大

有少数学生在高中时代已经熟练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自己拥有电脑的学生都具有不同的网络检索能力和简单的程序设计能力。而有的学生甚至连电脑什么样都没见过。学生的计算机了解程度差别很大。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和应用,我们的生活和网络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有的学生使用智能手机网络很熟。有的学生没有使用智能手机,在远离网络,学生的计算机水平会呈现出更大的差异。这些年来,我们针对学生基础差异大的情况,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计算机基础分级教学。

(二)计算机基础课程设计单一,与专业需求结合不紧密

以往的计算机基础课程通常是办公自动化(Windows简介、计算机发展史、网络简介、Word、Powerpoint、Excel)等内容。近些年来,我们对文理科学生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了改革。即文科、理科分别开设不同的课程。所学内容与专业需求结合有一定改善。课程设置如表1。

随计算机的应用不断向纵深发展,综合性大学各个专业对计算机的应用更趋于专业化。如我校学科门类齐全,共设有31个教学院部,拥有涵盖哲、法、经、教、史、文、理、工、管、农、艺11个学科门类的本科专业78个。因此,计算机基础课没有和学院的特点进行需求结合、更没有做到与学生专业的需求进行结合那将会出现无的放矢的状态。计算机基础教学必须与学生专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才能展现它的强大生命力。

三、综合性大学新型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与设计

以专业需求为导向,建立全新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综合性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与设计应该使计算机基础教学更加贴近专业的需求。如艺术、建筑、经济等专业对计算机基础知识要求差别很大。所以,计算机基础课程要针对文科理科课程的不同有区别的对待,更要根据不同的各个学科以及专业的不同制定不一样的教学计划。有些工科专业工程性比较强的专业涉及到的科学计算较多,有些艺术类专业会比较注重多媒体图像的处理等。针对不同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应该包括该专业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我们将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针对不同专业开设与专业需求紧密联系的课程。更加细化教学计划,更加贴近专业,突出课程内容的实用性。

例如电子工程、物理、数学等专业中,侧重于过程控制设计、数学建模、算法分析设计等基础知识的介绍,以及相关的程序设计方法。实现检测仪表、过程控制仪表及计算机控制系统等过程控制。为掌握算法开发及设计、数据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软件以及交互式环境数值和计算的计算语言打下基础;对于机械、建筑、集成电路等专业侧重计算机辅助CAD、CAM、OLID、WORK等二维、三维制图等工具软件的介绍。在专业实践中将制图的繁重工作交给计算机完成。对于农学、化学、制药、生物专业侧重程序设计能力培养,使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方法解决专业学习中的试验过程、结果求证的编程问题;对于经济、统计、会计等专业要侧重数据库程序设计、数据的排序检索、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图表可视化等方面的教学;对于法学、哲学、管理等专业要侧重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检索、网络检索能力的培养;对于艺术、教育、文史类的专业要侧重于艺术设计、多媒体、平面设计、环艺设计、视频制作等方面的培养。

基于以上的课程设计,针对各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按照重视基础、加强实践,重点突出专业应用能力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新型计算机基础课程实用大纲。如表2。

四、采用全方位、多渠道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

以专业需求为导向,建立全新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之后,对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充实是面临的实际问题。教师不但要精通计算机知识还要对学生的专业需求深入了解。教师在花时间和精力做到上述要求基础上,还应该借助相应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完成教学工作。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网络课程教学、数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教学等资源。开放实验室,更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变被动学习为积极自觉参与学习,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动性,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好学习氛围。应用计算机为基本工具切实解决专业学习问题,使计算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共同得到提高,取得双赢的学习效果。

(一)利用Internet教学平台

网络的应用给计算机基础教学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计算机的教学中操作的不足可以在Internet中得到极大的补充。本课程的网站上传相应的讲义、实验指导书、网络课程,还包含自学需要的素材库、试题库,以及考试系统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软件,满足了各专业各种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二)开放计算机实验室

计算机基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计算机知识与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在绝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机实践。因此开放实验室、开放校园网是实现新型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的关键环节。

(三)学生助课形式

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需求最清楚,如何将所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应用到本专业中解决实际问题学生更能切合实际。这样,在课堂教学环节或实验课教学环节教师可以有重点、有代表性地安排学生介绍自己利用计算机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小成果。进行示范,起到由点带面的效果,会大大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8

新世纪以来为增强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我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得到迅猛发展,但目前其课程结构及课程内容却不尽合理,为实现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根本和前提,本文根据当前高职高专音乐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从专业基础课程的民族化、专业技能课程的师范化,以及职业课程的能力化三个方面探讨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一、当前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基础课程的严重西化 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和声》、《中外音乐史及欣赏》、《音乐作品分析与儿童歌曲创编》等,现在《基本乐理》课程中,学生首先学习的是五线谱、简谱,而我国流传几千年的乐谱,如俗字谱、工尺谱等却没有纳入课程之中;同样西方的七声音阶大小调首先进入学生的乐理知识体系,而我国的民族五声音阶、民族调式则因西洋大小调的先入为主,常常被学生所忽略;目前《中外音乐史及欣赏》课程是将中国音乐史及欣赏与西方音乐史及欣赏二者合并,这样虽然有益于知识的综合贯通,但因受音乐教育西化的影响,很多老师授课中习惯安排大量的西方音乐史及欣赏内容,然而尽管我国民歌、戏曲、曲艺,民族器乐等民族民间音乐中有很多精品,却很少被介绍到课堂来。另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没有进入课程;同样《基础和声》课程因长期受专业音乐院校的影响,内容上以西洋传统和声学为主,关注和声理论,重视四部和声连接等,由于和声课程内容难度较大且枯燥乏味,学生学习和声课程的兴趣锐减,最终导致最简单的和声连接学生都掌握不了,进而影响了其即兴伴奏能力的形成。另外,新世纪伊始基础音乐教育已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纳入课程之中,而目前高职高专音乐课程体系在这一领域却是空白,因此专业基础课程急需改革。 (二)专业技能课程缺乏师范性 多年来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一直套用音乐学院的课程体系,在技能课程方面向音乐学院表演系看齐,只重视技能课的训练而忽略了师范性。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有《钢琴与即兴伴奏》、《声乐》、《舞蹈》、《合唱与指挥》等,从专业技能课程的结构上看,目前高职高专音乐教育长期将钢琴作为唯一的必修乐器,我国民族乐器在高师课程体系中是缺失的,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另外在课程教学上很多学校的钢琴老师在教学上依然延续音乐专业院校的教学模式,教学上偏重于技能,关注大量练习曲、乐曲的训练,追求弹奏大型的乐曲或难度较高的练习曲,学生的钢琴技巧规范而娴熟,但简单的儿歌即兴伴奏能力却相当薄弱。从技能课程的内容结构方面看,现在高职高专音乐教育技能课程缺乏师范性,以《声乐》课程为例,声乐课程教学中将美声唱法作为歌唱的标准,注重学生的嗓音、气息等声乐基本能力训练,以歌曲演唱的难度作为评判声乐水平的标准,在曲目选择上以演唱艺术歌曲或歌剧选曲为主等等,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音乐课程中,歌曲难度并不大,且多为儿童歌曲,其歌曲形式多样,特别是民歌、戏曲、说唱等均占有一定的比例,但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这方面相关知识及歌唱能力都很欠缺。 (三)职业能力课程的欠缺 教师职业能力课程是音乐教育专业最为重要的课程,也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重视的课程,然而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最终都必须渗透于职业能力课程中,通过教师职业能力课程产生作用。音乐教师职业能力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口语》、《现代教育技术》、《音乐课程与教学法》等,然而目前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现在《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上,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高职高专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电脑基本知识,如果教师依然传授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完全掌握了的电脑基础知识,学生肯定不感兴趣。如果将计算机专业知识如编程、C语言等作为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对音乐专业学生则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怎样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更适合高职高专音乐教育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需要进一步在课程内容上多思考。另一方面体现在《音乐课程与教学法》课程上,此课程强调理论而忽视了音乐课程与教学的实践内容,导致学生的音乐教育实践能力薄弱。以上是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以下将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方面提出如下改革构想。 二、课程改革构想 (一)专业基础课程的民族化 面对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基础课程西化现象严重这一不争事实,建构突出民族性的专业基础课程迫在眉睫,建议在课程内容构成上作如下调整:《基本乐理》在讲述基本音阶时,从我国的五声音阶开始讲起,在乐谱的识读上,首先介绍我国传统的记谱法,如:俗字谱、工尺谱等,使学生了解我国简单的乐谱知识,并能识唱简单的传统乐谱;同样《视唱练耳》课程首先选用民族五声音阶的视唱曲为基础内容,在此基础上选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典音乐曲目;《基础和声》课程则需要降低难度,讲述各和弦的功能以及四部和声的简单连接等,新增我国传统音乐作品编配等相关内容,分析我国民族音乐简单的编配特征,培养学生欣赏、分析我国传统音乐作品的能力;《音乐作品分析与儿童歌曲创编》则需就我国音乐作品进行分析,鼓励学生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创编现代儿歌等。在《中外音乐史与欣赏》课程方面,为突出民族性特将其划分为两门独立的课程,即《中国音乐史及欣赏》和《西方音乐史与欣赏》,并将重点放在《中国音乐史及欣赏》上,《西方音乐史与欣赏》放置于次要位置,另外,新增设《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以填补学生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欠缺。同时在开课的先后顺序上调整,使学生首先学习本国本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并进而学习和理解世界各国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以彻底改变此课程过去以西方音乐文化为主体的历史。课程开设的顺序和具有时间为:《中国音乐史与作品欣赏》开课时间为一学年,其后开设《外国民族音乐》课程,时间为一学期,最后开设《西方音乐史与作品欣赏》课程,时间为一学期;这样在音乐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上树立我国民族音乐教育为先的理念,正如孙杰远学者所讲到的:“在此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推动本民族文化在跨文化语境下的适应生存,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融入时代洪流之中,并进而提升民族的创新能力是民族教育的职责之一。”[1]民族音乐教育从基础音乐教育的教师培养这一源头开始重视,进而对提高全民的多元文化音乐素养都很有裨益。这里就新增《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作出特别说明,早在2001年我国实施的基础音乐教育新课标,已将世界不同民族音乐内容纳入到新课程之中,此后教育部印发[2006]12号文件,规定《外国民族音乐》为音乐教师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至2009年,全国已经有90多所院校开设了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课程”[2],此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具备世界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也为他们进入小学从事世界民族音乐教学打下了基础,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理解,《外国民族音乐》的开设“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加强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3]。#p#分页标题#e# (二)专业技能课程的师范化 鉴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重技能轻理论的现象,以及师范专业基本技能课程缺乏师范性的弊端,特将专业技能课程构成调整为:《钢琴与即兴伴奏》、《民族乐器》、《声乐》、《合唱与指挥》和《舞蹈》。从专业课程的总体构成上看,《钢琴与即兴伴奏》作为必修课程之外,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应新增《民族乐器》课程,如此建构课程是因为学校教育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重要职责,目前国民的民族民间音乐缺失严重,儿童成长的初期阶段,民族民间音乐是人生最富营养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对其重要性、必要性有深刻认识,通过音乐教育这一主渠道,抢救和传承当下濒临消失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其意义深远,我国民族乐器种类很多,有吹、拉、弹以及打击乐器,可根据学校实际师资状况,实行师生双选,这样有效避免因师资缺乏有些乐器有学生选,没教师教的尴尬局面,当然随着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民族乐器师资队伍会得到不断补充或改善。此外《民族乐器》课程的后续课程还有《民族器乐合奏》课程,此将有效培养学生具备编排小型民乐队的能力,如此的调整突出了专业技能课程的民族性和师范性。另外,在课程内容上同样要做适当调整,面对基础教育新课程标准,《声乐》课程更加强调较为全面的歌唱能力和弹唱能力培养,演唱方法也更为灵活,即将美声、民族、通俗融会贯通,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声乐课程多选用民歌或用民歌改编的创作歌曲,增加中国戏曲、说唱等内容,高师声乐课不应过于关注技能,应使学生掌握简单的声乐基础理论知识,学会运用相关的声乐教学法以更好的凸显师范性。在《钢琴与即兴伴奏》课程方面,不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关注学生弹奏大型的乐曲或难度较高的练习曲,往往学生钢琴演奏水平的确很高,但对简单的儿童歌曲伴奏却束手无第,此将无法适应小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需要。且由于教师成长于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中,他们固有的钢琴演奏基础和当下音乐教育专业《钢琴与即兴伴奏》课程的要求之间产生了落差,很多教师只会教“钢琴”却不会教“伴奏”,因此,高师钢琴教师的教育观念要彻底转变,在实际的课程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弹唱和即兴伴奏能力则更为重要。同上述两项主干技能课程一样,《合唱与指挥》、《舞蹈》等课程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相关问题,一定要引起各专业技能教师的高度重视。 (三)职业课程的能力化 音乐教育职业能力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口语》、《现代教育技术》和《音乐课程与教学法》等。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其课程内容对音乐教育学生来说最好能突出职业特点,使学生在学习必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简单的电脑音乐软件的运用,使学生具有MIDI电脑音乐制作、简单的打谱、编配和声,进行儿童歌曲创编等方面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能力。另外,《音乐课程与教学法》是一门重要的职业能力课程,此课程将原有的音乐课程与教学论、音乐教学法等进行统整融合,有效避免其内容的相互交叉和重叠,节约了开课的时间。《音乐课程与教学法》具有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在过去此类课程非常重视音乐教育理论知识的传授,音乐教学实践内容往往被忽视,由于高职高专音乐教育培养的是小学音乐教师,他们需要有实实在在的音乐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因此建议此课程除基本的音乐教育教学理论外,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主动参与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用大量的案例教学使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在实践中思考,从而不断体会音乐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培养基础音乐教育的职业能力。 以上从课程的总体结构和课程的内容构成两个层面探讨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无论对新增设课程还是对已有课程内容顺序进行调整,以及对课程缺失内容进行补充,都试图使所构建的课程更加符合高职高专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9

    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系统化

    汉语言文学主要由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组成,汉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学习,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首先要把汉语言的内容,模块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在脑袋中形成一定的知识架构,这样,才能够实现知识的衔接和记忆。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在编排上一般会按照基础到提升部分,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必须要按照基础——提升,这样的顺序,系统化学习是能够全面地掌握整体知识,系统化学习还讲求对知识的衔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后面较难的部分是关键的,只有掌握基础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学习更深的部分,汉语言系统化学习就要求不能够遗漏任何知识模块,否则系统化学习就不完整。汉语言文学的组成成员中,相对比较基础的内容,比如汉字或者词组,要完整地掌握这部分级别较低的组成成员,就像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一样,没有单词就没有完整的句式和文章。认识到课程的系统性,然后明确学习顺序,知识的结构,学习中才能在脑海中形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蓝图,汉语言系统化学

    习就必须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够打好基础,以便后续学习中将知识模块串联起来,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地联系起来。系统化学习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记忆,很多人在学习语言时,记忆的东西总是成为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记忆技巧,另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性地进行记忆,没有掌握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样他们要记忆东西就会比较难。只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系统化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在学习中把握好系统化学习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言文学。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必须要抓住学习重点

    汉语言文学内容丰富,并且理论也很多,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就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总结,要把握汉语言文学的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其实,任何科目都是有偏重点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有它的重点,加强对重点的学习,有目的性地学习才能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汉语言文学中,存在着名词术语较多,知识点多,语言或者句子的表达形式多样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么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啃下来,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抓出重点来学习,抓重点学习又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针对名词术语的学习,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对汉字,词汇,拼音,语法语音等的重点学习,拼音是汉语言的基础,掌握拼音,我们才能实现语言的沟通,只认得字而不会读是没有用的。抓住重点来说,就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也是重点的部分来深入学习。另外,语音学习的话可以通过磁带或者录音等来配合我们的学习,磁带或者课本一般会有配套的磁带,它有很全面,正确的语音教学,可以多利用这些东西来学好汉语言基础。第二,是对句子或句式的分析方法。汉语言文学从词汇到句子再到整片文章,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汉语句子句式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汉语言句式分类很多,有陈述句,感叹句,反问句等等,这些特殊的句式对句子的意思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样一段文字,加上不用的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句式学习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只有搞懂每个特殊句式,才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意思。要掌握句式的含义,必须要掌握每种句式的结构,遇到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句式分析,经过分析确定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另外,汉语言文学中,在文言文的学习上,是相对比较难的,文言文的句式其实也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面对文言文时,要分清楚每段话的特殊句式或者句子的含义,分析和探究汉语言文学的句子句式,掌握这个重点,这样对能更好地学好汉语言文学。第三,汉语言中,对关联词,连接词的重点掌握。汉语言文学中,句子与句子之间一般都要通过关联词来进行链接,关联词对整片文章的衔接性或者通顺与否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关联词的意思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够搞清楚句子的意思,所以,在学习好汉语言文学时,关联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关联词就像词汇一样是必须花时间去记忆,积累的。在日常沟通中,关联词的运用也是很多的,关联词应该作为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一个重点来讲,汉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的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还有理论表述方法等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进行重点模块学习,不能够全部接收也不能全部放掉。只有抓住重点,学习效果才会明显,学习效率也才能够提高。

    三、多动手,多做练习才能够掌握知识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篇10

关键词:高中英语 学习策略 策略教学

策略培养应如何开展,各个阶段都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策略的发展如何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发展相协调?虽然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目前还没有对策略发展的系统培养教材。现行中小学教材都把策略作为教材的内容之一,但是却显示出其对策略的理解不同,策略的安排也很难与儿童的认知水平、语言水平等发展相协调。

一、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改革的理念

随着对教育民主化、国际理解教育、回归生活教育、个性化教育、创新教育等等的强调,世界现代课程发展的基本理念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如强调学生的全人发展、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以及课程回归生活等等。我国的高中课程改革离不开国际课程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国际视野中的课程改革新理念同样也应该在我国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中体现出来。

(一)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全人发展的课程价值观。在人类已步入新的世纪、普通高中英语教育不断加强的今天,普通高中教育的基本精神要求每一位高中生都拥有平等地接受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需的全面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下,学校课程应该是服务于每位高中生的完整、和谐发展需要的,而且对每一位高中生的终身发展是有价值的。因此,把高中生从“考试文化”中解放出来,使高中生被束缚的心灵重获自由,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主动学习中实现有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成为我国当前这次史无前例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主题。

(二)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建立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在西方,科学和人文的争论反映在课程领域里,便形成了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和人文主义课程文化观。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强调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科学精神的养成,而人文主义课程文化观强调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人文精神的养成。而事实上这两种知识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表达,人类一方面内在地探索自我世界,形成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外向地向自然世界探索,形成科学知识,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两类不可缺少的经验。

因此,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整合了这两个方面,既重视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等客观知识体系的掌握,又认识到了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多元性、内在性和境域性,而且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于课程的“文化内涵”之中,使科学和人文走向融合。科学人文性成为普通高中课程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注重课程整合化,采取综合取向的课程设计观。21世纪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程要反映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并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就必须纳入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知识,只对原有分科课程进行细节上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应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是学校教育所要加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分科课程中难以综合体现。

因此,课程设计的综合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科技综合性加强的必然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综合取向的课程设计观是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正如《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所言,普通高中课程应“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构建重基础、多样化、有层次、综合性的课程结构”。

(四)合理处理高中课程评价,采取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课程评价观。课程评价指的是研究一门课程某些方面或全部的课程价值的过程。当前,世界课程评价的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以质性评定统整、取代量化评定;评定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既重视学生在评定中的个性化反应方式,又倡导让学生在评定中学会合作;强调评定问题的真实性、情境性;评定不仅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结论,而且要重视得出结论的过程。因此,评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评价的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国高中课程评价的最大问题是学校内部评价(即校本评价,核心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缺乏自身的独立性格,沦为以高考为核心的各种外部评价的简单复制、预演和准备。为改变这种状况,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就应该合理处理高中课程评价与大学入学考试的关系,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课程评价观。

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改革的策略

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明确上述理念是必要的前提。但在明确上述理念之后,我们还应把握国际高中课程改革的趋势,顺应国际高中课程改革的潮流,审视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状况,积极推行并实施以下一些策略,以真正贯彻落实上述理念,更理性地推进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步伐。

(一)注重课程目标的完整性,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一般而言,课程目标包括四个部分:其一,认知类,包括知识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理解和思维能力;其二,技能类,包括行为、习惯、运动及交际能力;其三,情感类,包括思想、观点和信念,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四,应用类,包括应用前三类来解决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的能力。《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方案(实验)》在培养目标上就非常注重这四个方面的完整结合,力求达到认知与情感、知识与智力、主动精神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