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论文十篇

制度管理论文篇1

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学校根据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需求、学生和未来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国家方针与法令法规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办学理念，它包括办学宗旨、办学方针、育人目标、办学特色、发展目标、管理机制等部分。这些办学理念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行为，远期发展规划如何转化为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关键要建立的目标计划体系。全面目标计划体系将学校近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分解转化为学校各学年的目标任务。据此学校制定学期工作计划，各部门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制定部门工作计划，直到具体岗位与个人。各层面的目标具体全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工作计划分层制定，分层审批，分层管理。总目标指导分目标，分目标保证总目标，构成一个全面的目标计划体系，并围绕目标的实现展开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全面目标计划体系与传统的计划管理相比，其创新表现：

(1)多维测定，使目标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学校各项目标是建立在对上一学年质量、团队素质、综合效益的比较，部门之间质量、效益的比较，与同业之间的比较，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数据和情况认真测定、的基础上确定的。

(2)学校内各级各类人员都参与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根据学校总目标和上一级的目标确定本岗目标。

(3)从总目标到分目标全面而具体，目标涉及学校各方面的主要工作，如在校生巩固率指标，学生家长满意率指标，中考指标，高考指标，德育指标，各年级素质教育指标，学生安全指标，教职工队伍建设指标，后勤服务工作指标、成本控制指标等。

(4)目标时时处于受控状态。一是对目标的制定进行评审，确保总目标的可操作性并能有效分解到部门和个人；二是对目标的实施进行监控，把握各部门及个人目标达成的趋势，及时调整措施，确保目标的达成；三是对目标的达成进行验收。学校所有人员都要参与管理并以目标来指导行为。学校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岗位、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过程，都处于目标计划的指导之下。

二、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计划体系建立之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精细、严谨、扎实的管理活动，引导教职工将目标落到实处，落到管理的全过程，而不是将目标束之高阁或秋后算帐。为此，学校需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StandardizationOrganization)首个字母的缩写，ISO9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一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的总称。我国在1992年正式采用了ISO9000族标准，大量于的质量管理。

ISO9000的本质是：建立一个保证及提高质量的系统的管理体系，明确保证质量应达到的基本要求，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各个管理环节的有效控制，使出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以扎实有效的过程管理，确保目标的达成。

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应用ISO9000尚无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借鉴其基本思想和管理模式，结合教育行业和学校管理的特点，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地建立起了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质量管理体系，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大创新，突破了原有的教育思想观念。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1)建立起“教育是服务”的管理机制。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传统的受教育者学生及其家长、社会成为“消费者”，学校的教职工成为内部“消费者”。学校对内部消费者需求的关注及其和谐成为满足外部消费者需求的保证。在这样的视点下，学校关注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与需求成为必须，学校对消费者是一种服务关系成为必然。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成为学校的核心功能得到了确立。学生是学校的第一类消费者，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信誉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的多元需求成为学校工作的聚焦点，受到全面的关注。这一管理体制的确立规范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服务行为。在教育教学、后勤等各项管理中，对如何确保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学生、家长满意度测评机制，把学生、家长满意度作为衡量学校管理业绩和各级各类人员业绩的关键指标。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强调。

(2)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尽一切可能关注人的需求成为学校管理工作的精髓。在全面关注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并使其确保得到落实的同时，注重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鼓励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在要求教职工努力达到体系中基本标准的同时，以制度鼓励全员创新、创造性工作，不断超越体系的要求，只有做得更好，而没有最好。

(3)坚持全面、全员、全程管理。一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科研、行政、后勤工作全面进行质量设计并全部进行质量控制，紧扣教育教学这一学校的中心工作，将凡是质量的因素都纳入强化管理的范畴，基本实现了“凡事有准则，凡事有负责，凡事有程序，凡事有监督”。以此为前提，将质量管理的重点向全体学生、学生的全面发展质量以及教育、教学这一中心环节的质量管理倾斜。二是把学校各级、各类人员都做为“服务网”、“质量链”中的一环，强调全员参与和团队配合。同时强化全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学校每个部门、每个人员都有强烈的消费者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抓好过程管理。紧紧抓住教育、教学的每一环节，过程的每个阶段的质量管理，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保证高质量结果的实现。注意对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接口”进行设计和质量控制，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能紧紧围绕着教育质量目标和谐、高效地开展。

(4)规范了对制度本身的管理。对各种文件的制定、审批、修改、印制、发放、保管、回收、销毁等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保障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完整性、严肃性。

(5)管理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具体，指导性与可操作性强。从校长直至每一个员工的岗位职责都建立了文件，使不同岗位人员都清楚有哪些职责和基本工作要求。每项工作都建立管理的流程，说明管理的步骤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工作规范。新入校的干部和教师通过、培训，能在短期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6)充分发挥了纠正与预防的功能。通过事前的预防，过程的检查，事后的及时纠正等一系列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使学校管理不断持续提升。如通过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护导措施、安全教育措施、防火防爆防中毒措施、学校安全工作检查制度等，确保了学生的安全。又如通过家校的沟通管理，既保障了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学校发展状况，又保障了家长的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学校，得到及时解决，密切了家校关系。

(7)强化了监督机制。通过内部质量审核，以科学有效的检查原则、、步骤等，体现了检查的客观性。平时抽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加强了对管理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建立体系后申请认证，外部检查机构必须对学校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审，通过认证后每个学期来学校进行评审，若评审不合格，将被取消认证资格。这种外部驱动机制解决了“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的问题。既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又增强了监督的客观性、公正性

三、全员业绩考核体系

学校两支队伍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始终是学校建设的根本，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质量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保障了质量，但没能有效地解决管理中第一要素“人”的管理、评价与激励，这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和难点所在。我们吸取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创建了全员业绩考评体系(TIP考核体系）。从对象上分，其包括团队考核、个人考核。从考核模块上分，包括过程质量、业绩、职能素质与表现考核。

该体系与传统的考核制度相比，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

(1)用系统的使人与事复合。传统的考核管人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人事部门，管事的权力则分散于各学部领导身上，致使考核资讯相互脱节，学部和人事部门均难以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导致考核结果往往片面、主观。

(2)用联系的方法使团队、个人、业绩成为整体。形成个人à团队à学校，紧紧围绕质量、效益的价值、利益导向，培养团队精神，凝聚整体意识。

(3)用评价链贯通目标à过程à结果，保障目标的实现。

(4)用工作行为的过程，职能素质、能力表现，业绩的统一，促进教职工综合素质的增值、创值，使学校目标的可持续性提升更具保障。

(5)用激励的机制，引导教职工发挥潜能，超越现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创造。

制度管理论文篇2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①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②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③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第16、1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一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一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畅通无阻的运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④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⑤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⑥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⑦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⑧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宗旨。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一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一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⑨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瑠但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瑡瑏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瑏瑢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瑏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一，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瑏瑤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瑏瑥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体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一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瑏瑦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制度管理论文篇3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刚性户籍制度的软化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然后，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一元制和二元制，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最后，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11%64%50%17%39%17%42%19%70%63%18%48%22%50%17%74%71%20%56%23%57%20%74%76%23%63%27%65%26%75%77%26%68%32%71%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后语

以上三个部分是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及其选择的部分思考。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对公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是大势所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重大，应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从而早日实现兼顾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三种价值趋向的户籍制度。

注释

《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00万》，中国信息报，1997.7.30

《冲破“铁篱笆”――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经济参考报，1997.2.2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李培林，《“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东方，1994.3

朱新武，《把农村资金还给农村》，中国国情国力，1998.8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陈淮，《1998：就业形势的回顾和展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4

Thomas?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PRENTICEHALL,1972

杨遂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户口迁移与流动人口论丛，1994年版

参考文章

万川，《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9.1

任文，《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口科学，1999.1

谯远侯铁军，《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规模经济》，人口与经济，1999.2

辜胜阻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

人口研究编辑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3

俞德鹏，《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江海学刊，1995.4

牧野郑衡，《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追溯》，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5.3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张庆五，《有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公安大学学报，1994.3

辛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动态》，政治与法律，1994.4

田鸣，《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差别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1993.

俞德鹏，《时效户口：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社会，1993.7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参考书目

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陶文达等，《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韩德培等，《人权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制度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和谐学校、管理模式

一、制度管理的规范性

制度可以起到规范作用，即规范相关的教育管理行为，使学校教育管理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可以起到保障和引导作用。比如说教师的学习，教师学习需要用科学规划、精心设计与严密组织来保障和推动。虽然我们不断倡导乐学思想，探索愉快教育，但学习的快乐和愉悦就取决于学习本身的艰苦性和对这种特性的成功体验。因此，要能够真正推动教师的学习，必须要依据教师学习的特点和规律，予以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和严密组织。所以，对待教师学习，就不能简单地只从外在价值上去要求，而要从提升教师生命价值上去认识，重新审视学校中不利于教师学习的各种障碍，重视教师学习的价值，关注教师学习的需要，鼓励教师学习的发生，支持教师学习的行动，从时间、资源、环境、制度、评价等多方面给教师的学习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的学习，唤醒教师们的创新意识，让学习理念转化成了实际行动，使课堂焕发出了青春活力。教师是在教育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教育教学。教师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同时鼓励教师撰写教学案例、论文，按级别予以奖励加分，年底评出学习典型，就其先进事迹进行表扬奖励。每月全面公布教师德、勤、绩、能四方面的考核。考核将作为教师评先树优的依据。由于把学习纳入考核中，大力表扬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老师，从而使以前的被动应付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学习。时间久了，读书却早已成了我们教师良好的学习习惯。大量的读书笔记，交流会上犀利的发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成长中的教师。如今教师们早已尝到了读书的乐趣，牢骚也已变成了教师们学习的动力。

学校是师生共同组成的集体，学校管理的关键是全体成员形成主人翁的责任感，形成自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管理的核心是尊重，即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学生对他人的尊重、学校对师生的尊重。单纯的制度管理往往显得生硬，缺少人情味，因此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讲究柔性的，这就要求在每一个细节上，体现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比如我们现在实行给教师打分，从德、能、勤、绩等四个方面对教师加以考核，但这样的做法就对每一个教师平常的工作涵盖不够全面，教师平常的工作方方面面，特别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的班级学生的素质被忽视了，这就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于是我们把考核制度细化，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积极培养教师的业务专长。作好平日记录，而最根本的是要看学生的素质的提高，这是衡量一个教师的劳动成果的最好的方法。假设一个教师方方面面都好，就是学生的素质提高不上去，就好比工人所出的产品都是废品，我们能说他是一个好工人吗?带好一个班集体，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就是硬道理，再结合教师的资历学历、师德等，就能做好教师的综合素质的测评，就更有说服力。有了这些硬性指标，一年的工作到头来，大伙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建立在尊重教师，保护教师工作积极性上，也是一所学校发展，顺利开展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二、文化引领的超越性

一所学校不仅需要制度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引领。我们在健全学校制度的同时，注重用制度引领学校文化的走向。文化引领，是学校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取向，是制度管理模式的超越。学校的环境和建设，校风校规的形成等学校文化都是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激励师生振奋精神。走进不同的学校往往有不同的感觉，这种不同的感觉，来自师生的气质，这是一种说不出却能切实感受到的氛围和风气。我们重视探索一条适合学校文化发展的新路子。我们曾发动全校老师、学生以为学校文化建设想点子、出办法，鼓励老师及学生在文化方面创新，并据此形成文化管理制度。从教师学习到各项活动的开展以及教改等等，都有整套的管理考核制度，有奖励有惩罚，具体做法是:建立校园文化建设小组，具体负责全校校园文化建设任务。坚持“四全”即全面部署、全员参与、全程运行、全面落实。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定期进行计划、部署、评估和总结，保证工作的落实。在学校制定教学目标责任书时，将校园文化建设的成绩列入各教师工作业绩考核的范围’，促进教师的主体参与。

制度管理论文篇5

经过对近年来医德档案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和对河北省26家综合医院的调研，我们认为医德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2.1国家层面的医德档案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在全国各医疗单位的管理制度，是依据卫生部2007年的《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的。卫生部的这个指导意见本身就是试行版，说明还不太成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探索。七年多时间过去了，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德医风建设面临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很大变化，指导意见还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2医德考评的客观公正性受到质疑。根据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德考评分为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和单位评价三个环节。但这三个环节，都是以医务人员的自我评价为基础。自我评价，要求医务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表现，对照医德考评的内容和标准进行客观评价。但让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客观评价，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评价结果还影响着个人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会更难。而科室评价、医院评价又都是以上一个环节评价为基础的，这样，个人评价成为影响医德考评结果的关键，这就出现了自己评自己、自己人评自己人的情况，医务人员、科室和医院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虽然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院评价医务人员时，要将日常检查、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记录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评价时突出表扬和优点，缩小甚至回避批评和缺点的“扬美避丑”现象，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质疑。2.3河北省新版医德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2013年河北省卫计委出台了《河北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细则》，规定了25个考核项目，涉及到了64个加分、扣分点和13个一票否决项。我们对26家医院进行了调研，大家反映由于项目繁多，实施起来工作量大，耗费时间长，需要很多人力、精力和较长时间。由于考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全院所有一线科室和各个管理部门，协调工作多、难度大。有些医院不能及时完成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收集的资料也不完整；有的医院没有医评结果与个人利益挂钩的具体方案，考评结果没有得到切实应用；有些医院出现个别医务人员抱怨工作繁琐，存有抵触情绪等等。

2不断推进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

2.1科学设置内容和评分标准

一是考评内容应该包括完整的医疗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医德行为，重点包括医务人员基本行为规范、卫生行政部门强调的医德问题、社会和患者集中关切的医德问题。1988年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规定了救死扶伤等7项考评内容，2007年底《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对这7项内容进行具体化，河北省的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为患者提供评价服务，自觉接受监督”内容。2013年底，国家卫计委出台《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是对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最新规范，应该及时地将医务人员遵守“九不准”情况纳入到医德考评内容。医改新政策实施后，应该把药品和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比例等问题，也要纳入到医德档案内容中。二是在医德档案评分标准中，应明确列出一票否则项目，只要医务人员出现所列的任一项情形，当年的医德考评结果即定为较差。河北省的实施办法里列出了患者满意度低于60%、服务态度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索要患者财物等11项一票否决项。我们认为，还应该把违反“九不准”规定的行为纳入到一票否则项目中。三是对每项内容科学的设定分值。医德档案应该突出医德医风，重要的项目赋予的分值相对要高。我们调研的一家河北省级医院，8项考评内容基础分为100分，分值最高的是“患者评价”，基础分为20分，为了杜绝医务人员诱导患者赠送锦旗、表扬信现象的发生，规定了此项最高加分上限为35分。分值最低的为“注重科研”，基础分为8分。按照河北省实施办法规定，承担高层次科研课题、发表SCI收录论文、获得省级科研奖项，可以获得很高的加分，为了避免出现医德部分得分较低，总体得分较高情况的发生，该院规定“注重科研”最高加分上限为10分。

2.2建立科学的考评方法

一是要有健全的考评工作机制。医院应建立医德档案管理和考评领导小组，由医院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具体负责考评工作。各医疗、医技科室都要成立考评小组，负责对日常医德情况资料的收集、记录和整理。二是精心做好资料收集和甄别。各科室和部门要认真收集和保存体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相关资料。认真核对各种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特别是要客观公平的甄别各种患者投诉事件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于医务人员是否违反一票否决项目，更要特别小心，慎之又慎，一般要和本人当面核实，医德档案中要保存正式的调查结论或处理文件的复印件。三是组织量化打分，确定考评等级。河北省要求实行季度统计、半年考核、年终总评的考评方式。每季度结束后，科室要收集整理本科人员日常医德表现资料，并把患者满意度记入医德档案。每半年结束后，医务人员撰写自我评价，科室按照考评量化标准计算得分，填入“量化评分表”，并给出科室评价，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核和分值修正，并参考个人评价、科室评价，做出单位评价，并按比例划定考评等级，在院内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申诉后记入医德档案。

2.3建立患者评价机制

一是患者对医德水平最有发言权。患者是医务人员的直接服务对象，医务人员医德怎么样，患者有着最切身的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医德档案里应该充分反映患者的意见，突出患者的评价对医德考评的主导性作用，才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患者意见不断改进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二是应该让所有患者都能方便的参与评价。卫生部指导意见虽然规定了医德考评制度规定可将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到患者投诉和表扬的医务人员毕竟是少数，没有受到表扬或投诉的医务人员，也并不代表着没有值得表扬的行为或者没有违反医德规定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医德就在同一个水平上。而问卷调查结果往往是对某个科室医疗服务情况的综合反映，对具体医务人员的指向性不强。显然，这种考评办法，患者的参与度不够，是少数患者表达了对少数医务人员的意见，影响了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应该为所有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方法和渠道，实现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的监督和评价，这样得到的评价信息才更加完整和公平。三是建立患者评价平台。河北省在二级以上医院中开展患者评价机制建设。我们调研的某家省级医院，已建立了完整的患者评价系统，实现了可以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所有医疗服务环节进行评价。评价系统作为医院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由门诊患者评价模块、住院患者评价模块和出院患者回访模块组成。在门诊的收费窗口、取药窗口和各个病区，都安装了患者评价器，评价内容涉及到了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医患关系、廉洁行医等各个方面，涵盖了从挂号一直到结账出院所有的服务环节。评价器操作方便，门诊患者在交费和取药时，就可以对接诊医生进行评价。住院患者出院时，可以对经治医护人员进行评价。一个门诊号、一个住院号对同一项服务只能评价一次，评价是“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不受医务人员的干扰，评价系统对实施评价患者的身份保密，保证了患者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意愿。患者回访中心人工进行出院患者电话回访，并全部录音存档，工作人员把患者评价和意见输入到评价系统，出院患者没有了住院时的担心和顾虑，做出的评价更加真实可靠。评价系统把门诊、住院和出院患者评价信息自动汇总，计算出各位医务人员的满意度，成为医德考评的主要依据。

2.4发挥教育、警示激励和约束作用

一是医德档案管理工作要与医德医风教育相结合，要在纠风反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德档案的内容和标准明确了医务人员应该遵循的医德规范，也明确了违反医德要求的禁止行为，把学习医德档案内容和标准作为廉洁行医教育的重要内容，筑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的防线。医务人员每半年都要对照标准，进行自我评价，也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有效方式。二是把医德档案工作融入医院管理工作，做为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院服务水平的有效的管理手段。要与年度考核挂钩，只有医德考评结果为良好以上的人员，才有年度考核优秀资格。要与职称晋升挂钩，考评结果为较差的，不得晋职晋级。要与绩效工资和奖金挂钩，医院列出一定比例的奖金作为医德奖惩基金，根据医德考评情况对医务人员进行奖惩。要与医师定期考核挂钩，考核周期内，有一次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该考核周期即定为不合格。

3探索建立统一开放的医德档案管理系统

制度管理论文篇6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征地制度方面新政策法规条文的分析,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讨的一些小问题。

【关键词】土地;征收;征用;改革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土地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改革完善征地制度,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仍是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针对土地制度政策方面的新条文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土地征收制度新的理念

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不断完善和《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也被赋予新的思考和理念,主要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改从真正意义上区别了土地的征收和征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征用从定义上讲主要界定为使用权的改变,对所有权的改变没有下强制性的定义,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归还土地的可能。这与征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在以往的征用过程中实际的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实现了由农民集体所有权向国有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而征收主要强调的就是所有权的改变,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并且都要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土地安置补偿标准的提高。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大大提高了补偿费用的计算额,且规定一些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弹性空间。

第三,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全面化。《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相对以前对被征土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更加重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加全面。

2征地改革过程中值得思索的几点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土地、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建设速度也日趋加快,这些都为征地制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环境,为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带来了契机,在这个改革创新过程中,提出几点值得注意的小问题:

第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与市场机制的衔接。

《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要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在我国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即是指农业生产收益。自实施土地承包制以来,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属于个体小农性质,与二、三产业相比,生产效益明显偏低,这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规定,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为农民被征用土地而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偏低,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性质上属于低价剥夺。二是取得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法人,在使用权期限内,存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仅是存在可能性,包括通过划拨得到的土地使用权,也已在土地二级市场上违法出现。因存在低价征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而导致大量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说明对农民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已成为《土地管理法》的一大隐患。

解决此问题可供考虑的选择:依法征收,采用市场机制,按市场价格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进行补偿。为此,有的学者提出需要再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废除“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条款,改按土地资源一级市场的基准价格给予农民补偿。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征用农民依法承包的土地,应在土地资源一级市场以市场化方式——购买取得。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是,政府征用优先。这样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害。另外,一些利益集团以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以此获得超高额利润,这既不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也不可能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将征地制度与市场机制相衔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将实物补偿作为征地补偿方式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目前普遍的征地补偿即为货币补偿,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后,货币补偿在保障失地农民短期的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着眼,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实际情况来说,对农民进行安置存在较多的困难,因为农民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较低,要进行其他工作的培训安置的话,对安置双方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状况下,可适当考虑实物补偿方式。实物补偿包括留地补偿和替代地补偿两种方式。留地补偿是在征地时,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进行生产、生活,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安排的建设用地。替代地补偿是指考虑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可能在领取土地补偿费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以国有宜农土地作为替代地补偿,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对于重点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可发放一定数量的土地债券作为土地补偿费,或在征收土地对替代地实行土地入股的方法以保障农民的长期生活保障问题,或通过调节土地收益再分配建立征地农民安置保障基金,彻底解决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三,着手建立切实代表农民利益表达的团体,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制度管理论文篇7

一、中国古代法官遴选制度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拔是从商周开始的。商朝把“政务、民事、执法”作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标准予以规定，形成“三宅三俊”选任法。要求司法者做到执法严明、公正无邪。西周时期比较强调法官依法办案。为保证依法办案的贯彻落实，西周统治者非常重视司法人员的任选，要求司法官的入选，必须要有“德”，具体德行标准是“三俊”：一是“敬于刑、有德惟刑”；二是“哲人惟刑”，三是“兹式有慎”。强调避免任用奸佞决狱断案。《尚书吕刑》指出，“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其中。”此外，该时期还对司法官员的选拔程序作了具体规定。

秦朝厉行法治，官员大多从熟悉的刀笔吏起家，直到汉代，“以吏为师”的传统依然在发挥力。据《通考选举考》的统计，《汉书》所记载的人物中有二十九人是小吏出身，占了各类人物出身的第一位。而西汉的五十七位廷尉中，《汉书》有传的有十一人，其中六人是掾吏出身，另有二人是以学律令治刑名而著称。东汉时，律学兴盛一时，颖川郭氏“家世衣冠”世传律学，郭弘任颖川太守的决曹掾三十多年，其子郭躬聚徒讲学，后以郡吏起家而两任廷尉。郭氏在百年之中出了七位廷尉。与郭氏齐名的是沛国陈氏，也家传律学，而陈宠官至廷尉。据统计，东汉的二十二位廷尉，就有十七人被誉为“明习法律”。以至于形成廷尉必选于律学世家的习惯。东汉末年，经学世家的杨赐被命名为廷尉，杨赐即以“代非法家”为由推辞不受。总之，在秦汉时代，司法审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专业化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律学一蹶不振，不再是儒家经学的组成部分。世家大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举孝廉为官如探囊取物，不屑于律学。司法审判也被士族视为“浊务”，不愿担任司法审判官职。但自魏明帝时起，为增加司法官的法律知识，提高审判效能，采纳卫凯建议，首次在廷尉中增设律博士一职，负责教授法律，培养司法人员，成为我国最早设置的专门从事法律的机构和官员。该项制度为西晋以后所继承，并在北齐时由一人的编制增至四人，表明当时的统治者比较重法律教育，并开始注意对司法人员进行专业培养。

隋唐确立科举制后，在国子监保留了“律学”，由三名律学博士教授法律，学生定额五十名，通过后可由吏部授予从九品上、下阶的官职。科举中也设有“明法”一科。隋初通过一系列制度来普遍提高官吏知法、用法水平，督促各级机构严格执行法律，涌现了一批执法严明的官吏。唐朝对司法官的委任，设有特定的程序，须由吏部与刑部尚书共同研究决定，然后注拟。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选用司法官员时，把法律考试作为重要。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八月诏规定选用各道司寇参军，“皆以律书试判”。选拔刑部的详复官和三法司的法直官时，要试以断案几十道。就是选拔低级的司法官，也要举行律学考试。宋神宗时，还规定进士也须经过“试法”才能授官。另外，朝廷也累累下诏：“今中外臣僚习读法令”。有的学者指出，宋代以注意司法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为后世所重视，具体表现在：第一，置律学，设明法科考试；第二，革新司法队伍，选明法，任清廉；第三，严赏罚，惩赃官。

明朝中央及地方的官办学校教学完全为儒学内容，科举仅进士一科，进士及第后往往即派往各地担任知县或担任监察御史巡抚按一省，所读、所考与法律毫无关系，而一任官职就要审判案件。为防止官员不懂法律造成冤案，《大明律吏律公式》专设“研读法令”条，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使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清律依然沿袭这一条文。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其《法学盛衰说》中指出：”明设讲读律令之律，研究法学之书，世所知者约数十家，或传或不传，盖无人重视之故也。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因无专科，群相鄙弃。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夫《四库全书》乃奉命撰述之书，天下趋向之所属，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虽然不谙习法律，但他们大多都各自聘请一些通晓律令的法律顾问如书吏、幕友来”佐治“其办案，从而填补了地方官员不懂法律，不会办案的漏洞，使许多案件能够较快的处理完毕。

二、民国时期法官遴选制度

经过晚清司法改革，延续了近四千年的行政司法合一、行政控制司法的基本格局被打破，司法趋向独立。这一时期司法的专业化已受到人们高度重视，法官的任职资格几近于苛刻的程序。

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极为重视法官的选任。《临时约法》规定：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成中央裁判所法院，行使最高审判权，依法律审判民事、刑事案件，并且草拟了《法官考试委员会职令》、《法官考试令》，规定慎选法官。《临时约法》还规定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及制度，即“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终身职务制，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管理制度进一步近代化。北洋政府在清末《法官考试任用章程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司法官的专门化管理。1915年至1918年，北洋政府分别颁布了《司法官考试令》此后又数次修正公布、《司法官惩戒法》、《司法官官等条例》等法规，对司法官规定了较为行政官更严格的考试资格，更为专门化的考试科目，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为严格的惩戒。司法官与行政官在管理上的分离，有利于司法的独立，更有利于司法人员的专业化。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近于苛刻。国民“一大”《宣言》和政纲强调要制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弊。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凡侯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或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才可。《法官考试条例》是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录用官吏法规，对法官的录用、任免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1考试资格。条例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三十二岁以上并符合下条件之一者，才有资格报考：其一，在国立的、外国的或经政府认可私立的各种大学或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领毕业证书者。其二，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速成政法学科二年半以上毕业，并曾充任推事、检察官一年以上者，或曾在国立或经政府认可的大学和专校教授法政学科二年以上经报告政府有案者。其三，在本条例施行之前曾应法官考试及格者。2考试方式及内容。考试以口试和笔试方式进行，笔试合格者再参加口试。笔试几乎包括政法大学或专门学校法政学科的全部科目。3考试成绩及录取及第。考试成绩八十五分以上者为甲等；七十五分以上者为乙等；六十分以上者为丙等。甲等者以推事检察官遇缺先补；乙等者，以候补推检遇缺先补；丙等者，以书记官遇缺先补。武汉国民政府除推行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外，还明确规定：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司法官”。并举办法官政务实务训练班，短期培训司法官，加速司法改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继续完善法官选任制度。为确保法官素质，颁行了一系列考试制度，如1930年公布了《法官初试暂行条例》和《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条例》、1933年颁行了《考试法》和1943年公布了《司法人员训练大纲》次年修改为《司法官训练办法》，使司法官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全国性的制度。根据1935年的《法院组织法》，地院推事应该符合以下主要条件之一，才可任用：1经司法考试合法的；2曾在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主要法律科目三年以上，著有讲义，经审查合格的；3曾任推事或检察官的；4经律师考试及格，执行律师职务一年以上，成绩优良的；5法科三年毕业，曾荐任司法行政官，办理民、刑案件二年以上，成绩优良的；6法科四年毕业，有法律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的。当时的司法官考试分为初试、再试，初试合格者在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接受一年培训之后，参加再试。

三、革命根据地法官遴选制度

由于当时的条件和革命形势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司法人员的素质不可能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革命根据地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对司法人员的选拔和训练的。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县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的，有些县还没有裁判员，有些县的书记员还是由县政府的秘书或其他人兼任的，有些县虽然提拔了检察员，但还没有进行检查工作等等。当时各县司法组织薄弱，还不能完全担负起司法工作的任务，其表现之一就是各县缺少司法干部。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司法干部的挑选和培养工作。1941年5月10日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挑选司法干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能够忠实于革命的事业；能够奉公守法；能够，判别是非；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能够看得懂条文及工作报告。为了培养司法干部，当时还先后举办过几次司法训练班，1939年至1940年训练了近百名司法干部。并强调对各县的司法干部不应随便调动或分派出去做其他工作，以保障司法机关组织的健全和司法工作的开展。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增进司法工作效率，严明行政纪律，培养司法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工作作风，做到赏罚分明，关东地区颁布了《司法工作人员奖惩条例》，规定了奖励的标准和应受惩戒的行为：一是奖励标准：能正确掌握政策，坚决执行法令，并遵纪守法，工作积极，廉洁奉公，持久不懈者；不仅廉洁自守，见他人有违反纪律之行为贪污受贿舞弊等能积极劝阻并向主管人员或上级机关秘密报告者；服从领导，执法不阿者；对上下级均能有良好关系，为群众所爱戴者；对业务深入、努力，而有重大之创造或贡献者；尊重人民民利，办理案件迅速确实，显著成绩者。二是应受惩处的行为：贪污、舞弊、受贿；违法失职；不执行上级决定，对工作敷衍；生活腐化，行为不检；，加害于人，或；见他人有违纪行为贪污受贿等不劝导不报告，或企图通同作弊；犯其他较重的过失。条件还规定了奖励和惩戒的办法，执行权限和申诉等。它加强了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管理，对促使司法人员奉公守法，积极工作，公正无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新成立后法官遴选制度的确立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原推事、检察官、书记官长一律停止原来的职务，……在打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时，这部分人必须去掉。”但是，在1952年全国性的“司法改革”之前，这一政策似乎未能有效推行。“在1949年—1952年间，绝大部分旧司法人员一面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一面接受思想改造。旧司法人员通常是到北京的”新法学研究院“或地方性的”司法干训班“接受培训。三年间，全国有大约4000名旧司法人员参加了培训。新中国建立之初，受过旧法或在旧政权下担任司法职务的经历，未必构成从事司法工作的障碍。相反，有些地方政府在公开招聘司法工作人员的时候，甚至把受过旧法教育作为应聘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例如1949年8月，苏南行政公署公开向招收”司法干训班“学员，报考条件是：”甲、大学法律系毕业或曾任旧司法官者；乙、律师或曾任律师帮办对旧法有专门研究者。“但是，也有一些品质恶劣或不适合做司法工作的人包括反动分子或贪计枉法分子混进其中。为改变这种状况，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内“从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纯洁”各级司法机关“，有系统地正确地逐步建立和健全”司法制度“，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对未经彻底改造的各级法院加以彻底改造和整顿，并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制定计划，指派工作组进行典型试验，分期分批进行改造和整顿，同时调训新的司法工作人员。为此，司法部设立了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推动与指导全国的司法改革运动，组织司法人员学习文件，调出不适合法院工作的人员，增补新的人员。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宽容旧司法人员的做法受到了严厉批判。中共中央重申：旧司法人员一律不许担任审判工作。”1952年在司法系统进行了司法改革……占全部司法人员“三分之一的旧司法人员全部调离审判工作岗位”……。在清除旧司法人员的同时，中共中央确定了今后司法人员的来源：“（一）骨干干部。应选派一部分较老的同志到法院担任领导骨干；（二）青年知识分子；（三）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四）工作队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五）转业建设的革命军人包括一部分适于作司法工作的轻残废军人；（六）各种人民法庭干部……。”1952年5月，董必武亲自给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写信，主张将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到各级法院。“可否从这批失业工人中吸收一批适合于做司法工作的人……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失业工人的问题，又加强了法院组织。”“全国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员约六万余人，其中大多数是轻残废……可以考虑抽调一些适于做法院工作的轻残废学员只要清白、愿做司法工作加以短期培养训练，充实法院机构。这样，既解决了法院缺乏骨干的问题，又为轻残废军人开辟了参加国家建设的道路，对他们将是个很大的鼓励。”

通过司改运动，虽然组织上清理了约六千名“旧法人员”，纯洁了司法队伍，但由于在思想上轻视知识分子，使一大批并无政治问题的法学专家、教授被拒于到司法机关与大学法学讲坛之外，而被调去充当骨干的革命干部虽然政治上较强，但都缺乏法律知识，而且文化偏低，结果健全司法制度的目的并未达到。原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兆龙教授指出：“过去司法改革是有一定收获的。可是改革的结果，将大批非党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审判人员调出司法机关之外，有的被派到去担任事务工作或X光挂号登记工作；有的被派到火葬场去做杂务如原华东分院外事审判组组长、精通外语和法律专业的沈钧；有的被派到房管处等机关去工作；有的被派到中小学校去当教职员；有的在家赋闲；这些人中，一小部分是年老的，大部分是少壮者和青年。他们都是解放后被留用和录用的，都经过审查，一般讲来，政治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他们对业务有专门的研究，对马列主义及改革并非格格不入。”‘他们过去办案或做其他司法工作，并非都是毫无成绩。很可能在今天看来，他们工作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是今天司法机关某些在职干部所不及的，如果给他们适当的机会，他们并非完全不可能被改造为有用的司法工作者，可是他们的命运已注定和人民政权的司法工作绝缘。著名法学家时任外交部专员的倪征奥教授在1957年5月23日归纳京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他自上海来北京的时间不长，法律界与此情况差不多，他认为：“旧司法人员过去虽有超政治思想，但大多数是有操守的，坏分子是个别的。1952年司法改革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把旧司法人员从法律界清洗了，对他们打击太大；旧司法人员变成了无才、无德。自己觉得空虚。”他说：“上海旧司法人员学习后，我知道有些去做总务、文书，有的去当小学教员，我认识的一位旧刑法专家就被分配在电业管理局做抄写工作。法律界人员这样”转业“了，实在可惜。倪征奥教授还说：”据他了解，现在不少青年司法人员是有权无职，有责无职。他们从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几年，有些还是做书记员，而那些老干部做审判员，法律和文化水平低，判决还是要求书记员写，因此这些青年司法人员很苦闷，有些想脱离司法界。

1954年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法院从人民政府中分离了出来，规定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并报告工作，从而确立了人民法院在宪法和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罢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同级人民委员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罢免，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同级人民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司法部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任免。当时已开始了对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

在时期，各级法院被军管，法院独立审判原则遭否定，审判人员的任免、培训、考核等法官管理制度停止执行，法院干部管理制度受到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工作中心转移至建设的同时，强调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恢复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并认识到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审判人员越来越不适应。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了加快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与若干地院在审判人员的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与探索。如：法院的法官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法官晋升通过与考核相结合，成立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对审判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

1983年《法院组织法》对法官任职提出“法律专业知识”要求，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颁布，规定法官任职必须具有高等学校专科以上学历。同年，开始实行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人员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法官法》的颁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遴选制度逐步确立。

为进一步提高法官素质，适应新形势下人民法官审判工作的需要，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进行了修改，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高等院校本历，并须具备一定工作年限。为配合《法官法》的实施，同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并于2001年3月30日—31日举行了首次国家司法考试，我国法官遴选制度日臻完善。

五、中国法官遴选制度的特点

纵观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从司法官与行政官混一走向司法官与行政官分设

中国古代，司法官与行政官不分，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皇帝既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同时对案件又拥有最高的裁判权。虽说是在中央一级设置了审判官职，但其除了审理案件外，还要协助皇帝处理大量行政事务。在地方，行政官兼理司法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清末官制改革中，在中央建立了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审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同时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专司审判。司法官与行政官趋向分设。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进一步确认“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社会主义时期，建立了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完整的法院组织体系，确立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并在宪法中得到确认。法官与行政官各司其职。

（二）法官遴选从平民化走向职业化

中国古代从事审判的官员往往并不具备法律知识和培训经历，法官也很少是终身任职的，主持司法审判的一般只不过是官员仕途上的一站而已。如夏商时期的“三宅三俊”，西周的“六德六行”选任官吏的方法，强调作为从事司法的官吏，必须要有德，要遵循“有德惟刑”和“哲人惟刑”的原则，而这一选任标准实际上与选拔一般官吏的标准没有多大差别。经过清末官制改革，司法与行政趋向分立，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章太炎指出：政府不得任意黜陟司法官吏，并不得从豪门中选任，而应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孙中山强调“所有司法人员，必须应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才能任用。”而到了民国时期，实行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规定任免法官除了要具备在正规的法科院校学习达一定年限的条件外，还必须通过当时举行的统一司法考试，这比任免一般的行政官吏条件大大提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法官遴选也是遵循这一的。如在1952年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大量熟悉法律的人员被从法院清洗掉，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立场坚定而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担任法官。在立法方面，无论是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还是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的任职法律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直到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任职方提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而1995年《法官法》规定法官任职必须具有高等学校专科学历，开始实行初任审判员全国统一考试。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了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并举行了首次国家司法考试。

制度管理论文篇8

一、暂缓的概况：制度与实践

暂缓，又称缓予，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及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这种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理，在诉讼程序上最终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关于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则公诉机关撤销暂缓决定，公开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二是在暂缓期间，如果违反有关暂缓的监督管理规定，则公诉机关应当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认识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是我们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予以简单叙述。

（一）域外的情况

关于暂缓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予以规定。从少数规定暂缓制度的国家来看，目前所知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规定了暂时不予，即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该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以这些要求、责令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述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

德国附条件暂时不予的适用，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对于轻罪案件享有一定的与否的裁量权，但其暂缓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只适用于轻微犯罪，对重罪和违警罪不予适用；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所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是考量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等因素。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责令。

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但据说暂缓制度在德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议。从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持肯定论者的主张在立法时处于主导地位。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1年-1997年，在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所占比率相对较低，最高的率为19%，最低时仅为12.3%，绝大多数案件由检察机关采取包括不、撤销案件等其他方式予以处理。而在不案件中，根据153条a作出的不案件在这些年均在案件中占较稳定的比率，大约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总数的5.6%-6.2%。[2]

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暂缓制度，[3]而且据说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也有明显效果。根据宋英辉教授的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暂缓占日本全部不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日本检察厅公办理案件2126988件，其中不案件为6581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案件621463件，占全部案件的29.2%，占全部不案件的94。4%。[4]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但缓予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项改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就被人们称之为缓予。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定《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由社区工作服务站指定专业社工督促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安排他们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小组每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小结。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5]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但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中。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6]

然而，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规定虽然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司法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欢迎，”[7]但人们对此的争论[8]表明，对我国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实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虽说不同意见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远逊于赞同者，但我以为，一方面。其意见中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方面，其意见所代表的未必是如同论文数量之比的少数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暂缓制度赞同者的探讨，而且应该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二、暂缓的争论：价值或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暂缓制度的讨论，目前主要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在讨论中更多地是关注在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而持否定意见者则重在揭示我国实行暂缓所存在的问题。以下我们对这两种意见中关于价值和问题之争作简要综述。

（一）价值

持肯定意见者的对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暂缓可以促使未成年犯罪人真正悔改，重返社会，更好地体现“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刑罚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不同。未成年犯罪人还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一些失足少年，既是社会安宁的犯罪者，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虽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客观因素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的东西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对他们就事论事地定罪科刑既显得不公正，既不利于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缓诉，通过悉心安排的社区服务工作，使罪错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负责，树立自重的观念，培养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依法行为，避免再度触犯法律。同时，也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学业、就业及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

2、暂缓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又极其有限。这一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如果实行缓诉制度，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惩戒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

3、实行暂缓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需要。

二战后，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社会化、非刑罚化、人道化的倾向，只是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有必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实行缓诉，而非一味地定罪科刑。

（二）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对我国实行暂缓的问题揭示，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1、暂缓“实验”缺乏法律依据

暂缓既缺乏刑事实体法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酌定不的权力，但该项权力并不是其可以实行暂缓的法律根据。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其他不具备该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官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我国刑法，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已满16周岁的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则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规定，仅仅以未成年为理由，是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酌定不条件的，当然也不能成为暂缓的法律根据。

2、暂缓于我国的司法无益且有害

由于暂缓是对法定的酌定不的超越，因而是十分有害的，其一，它表现出的是对检察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会出现如同免予一样的司法权滥用，不利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其二，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检察机关借此通过对判处三年以下的被告人不予追诉而作出无罪的法律认定；其三，暂缓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由于暂缓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相比较,除适用对象(仅为未成年人)小于缓刑适用外，在适用条件上基本是相同的，即可能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给予一定的考验期等。但是，缓刑属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缓刑的作用在于既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使犯罪分子感到受到刑罚的威慑力，体现惩罚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而暂缓则将应当按缓刑处理即判刑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暂缓所规定的考验期必须受取保候审期限的限制，只能在一年之内,这就使得一部分原本应当判处三年徒刑的犯罪却只需要经过短暂的期间就能脱离法律的追究。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对法律的违背，暂缓是没有依据的违法试验。并且，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时，适用暂缓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暂缓，该如何制作法律文书？该适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哪个法条？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还认为，在酌定不适用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实行暂缓同样不宜，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应重在教育而非刑罚，这也是主张实行暂缓制度者所认同的，而基于这一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应以便宜主义为原则、以法定主义为例外，即只要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应当尽可能决定不。而暂缓在明知未成年人犯罪符合酌定不条件时，却要附加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及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等，相比某些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适用酌定不时却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以增加条件为代价的挽救，显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另外，刑事诉讼应当遵循快速、及时原则，意在使被追诉人尽早地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尤其应当如此。但暂缓对原本符合不条件时，在能够立即决定不时,仍然要给予考验期，人为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害怕追诉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未成年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及时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3、暂缓所欲实现的价值可以其他方式替代

暂缓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等方面的价值，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例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放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假释的条件，甚至于可由立法专条对此作出宽于成年犯罪的规定；还可规定采用不定期刑，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定的刑期不在判决时予以宣告,而是根据其服刑的情况来决定服刑的刑期；另应建立取消刑事污点的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有罪判决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对于服刑期满后一定时期内确属改过自新者，取消其受过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刑事处分。[9]

以上是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以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观点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探讨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前景。

三、暂缓的前景：疑惑及探索

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以为应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即暂缓的内容与特点问题、暂缓“实验”的法律依据问题、设置暂缓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求解除疑惑、明确前景。以下对这三个问题分别予以扼要说明。

（一）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分析

暂缓制度的内容与特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相关问题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予以简要揭示。

1．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德国等国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相关“实验”，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暂缓的法定条件与暂缓的制约措施。

从暂缓的法定条件来看，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条件，也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实体法方面的条件如指控被告人所犯的是轻微犯罪、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等。暂缓的法定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不仅关系到该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是否能顺利运行有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暂缓的制约措施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司法机关的制约，二是来自被告人的制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缓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我国的“实验”虽然尚缺乏相关的制约措施，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必须的，而且，对我国的情况而言，有效的制约措施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可能更多。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暂缓制度的特点，相对于其他不而言，其基本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相对于缓刑而言，这是一种非刑罚的校治犯罪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我们对同一事物可以认识其不同的特点。而我们在此探讨暂缓制度特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暂缓制度，因此，我们将暂缓的参照设定为其他不。

暂缓从其名称上看与“不”不同，然而，就其制度设计的宗旨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就是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的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法定不和酌定不相对比，最鲜明的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即暂缓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法定不和酌定不的适用对象；而且，一旦决定法定不或酌定不，那么，该决定在程序上就具有终止诉讼的确定效力，而暂缓决定以后，对被告人是否终止追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暂缓从其内容上看与缓刑有共通之处，即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确定性，且这种非确定性都与被告人在考验期的表现相关。然而，两者却有质的差异。缓刑是一种刑罚方法，暂缓则是一种程序性的处置手段。我以为，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暂缓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有无设置暂缓制度的可能与需要。而结合这两个特点对暂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正是我们现在加强的。

（二）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的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肯定和否定意见对立明显。我认为，否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所具有的非确定性特点，该如何解释？酌定不既然并不具有该特点，其作为暂缓的法律依据，至少在充分说服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二，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的制度创新意义就将顿减。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突出的问题在于，酌定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制度，然而，暂缓只不过是德、日等少数国家规定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早有酌定不的规定，但暂缓却是最近几年的探索，也就是说，从酌定不到暂缓，其间还有明显的距离，并且，两者没有法律上的依从关系。

当然，肯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设计暂缓制度的法律依据，更不意味着否定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创新意义上来看，探讨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应是个更有价值的工作。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讨论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暂缓制度与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关系上，似有脱离主战场的嫌疑。显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是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暂缓却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无此问题。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在法理依据方面，还应当做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三）暂缓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解决了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如何，不仅需要解决正当性问题，更需要解决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只有制度设计良好，才能真正解决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有效预防、减少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暂缓制度设计合理，是解决其正当性问题需要。例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法院对检察机关决定暂缓的制约作为必要措施，那么，所谓暂缓对审判权的影响问题将自动消解，关于这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又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被告人的同意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暂缓必要条件，那么，暂缓对权利保障有损害的严厉指责，就会因此而失去了靶子。

当然，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正当性问题，而是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对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应有积极作用。关于如何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在这个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自无可能展开论述。我们将留待今后予以探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以往的讨论关注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建构我国的暂缓制度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相关特殊情况。例如，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暂缓制度的设计中如不被重视，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合理性将会成为问题。

[1]据笔者所知，较早讨论暂缓的学术论文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撰写的。参见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参见赴德考察团（岳礼玲、张朝霞、卞建林）：赴德考察报告（附录一），载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德国）主编《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72页。

[3]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规定与典型的暂缓制度并不相同。日本的犹豫处分作为不的一种情形,并无考验期，如被告人又犯新罪，只要原犹豫处分正确,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在法律后果上与无罪的不相同。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中国青年报,2004,4,18(第2版)。

[6]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7]参见曹晓云、丁永龄：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年第5期。

制度管理论文篇9

一、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学校教研组织是学习型组织

教师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传统的理解总是把学校仅仅作为学生发展的场所，因此，传统教研在功能上更多的是体现为关注研究教材、教法和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关注不够。这导致有的教师从教数十载，其专业发展水平还只停留在入职后的初期水平。因此，有学者认为：“传统学校，在教师中心、师道尊严背后，掩盖着的是对教师发展的漠视或遗忘。”[2]

基于对传统教师教育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发展已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势，正是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进程中，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得到确认，教师的工作作为重要的专业和职业得到确认。为此，我们的学校教研理念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变化，认识到学校教研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应当具有促进教师发展的功能，应当树立学校教研组织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场所的新型教研理念。惟有如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倡的教师必须尽快“成为新课程的研究者、实施者和创造者”才有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教师发展功能的学校教研才是“真正的教研”，这样的学校教研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使所有参与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人——学生、教师都得到发展。

要发挥学校教研促进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功能，学校教研组织就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组织。这次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理念、对教师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然而“运用科学建议于学校实践不可能是自发的”。[3]“教师读了一本好书，从中找到了新的科学思想，但在实践中并不应用：对建议的科学根据的怀疑，惧怕离开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手段，或者只是由于缺乏采纳新建议的技能，妨碍教师接受新事物。这时，组织对教师的帮助就是必要的了。”[4]

毋庸置疑，学校教研组织是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系统地看，学习型组织是能够有力地进行集体学习，不断改善自身收集、管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以获得成功的一种组织。大家在这种组织中共同学习，并以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互相砥砺，不断提高自己，反思并勇于修正自己行为，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全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彼得?对吉（PeterSenge）在《第五项修炼》中总结了理想的学习团体模式，他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时是一个很大的‘队伍’中的一员，一群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一起行动——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取长补短，人们有着比个人的目的更大的共同目标，他们取得了特别的成果。”[5]

从我国传统的学校教研的实际状况来看，学校教研主要是组织教师学习，共同研究教学中的存在问题，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等，因此它具有学习型组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目前许多中小学的教研组织，存在以下主要问题。首先，学科专业化的分工制造了隔离带，从而把一个组织分割成相互独立且常常相互冲突的领域。其次，过分强调竞争，削弱了合作。部门之间、教师之间本应相互合作，共享信息，但他们却在恶性竞争，相互封锁。再次，对组织学习听之任之，缺乏目的性、计划性，从而削弱了教师的学习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教研组织具有五个特征：（1）有一个人人赞同的学校发展的共同构想：（2）在教学工作中，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和常规程序，不断实现教学行为的变革；（3）作为相互关系系统的一部分，成员对所有的组织过程、活动、功能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思考；（4）人际之间坦率地相互沟通；（5）人们抛弃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实现学校组织的共同构想一起工作。彼得?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的战略目标是提高学习的速度、能力和才能，通过改进组织的思维模式并因此而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才是最成功的学习型组织。因此，学习型的学校教研组织自然把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组织管理模式，组织学习是一个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必要条件。确认一个教研组织在学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能不断地获取知识，在组织内传递知识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知识；（2）能不断增强组织自身能力；（3）能带来行为或绩效的改善。因此，组织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地获取知识，在组织内传递知识并创造出新知识，以增强组织自身实力，带来教师教学行为或绩效的改善过程。

二、构建学习型学校教研组织结构

一）创建学校教科室，走教改的组织他道路

随着学校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教师焕发出了极大的科研热情，教师自发性的教改活动在各地蓬勃兴起。然而，由于缺乏学校的组织管理和规划，教师的教改活动各自为政，随意性大，加之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撑，缺少具体的指导，影响了教改的效果。为了引导教师的教改活动，促进教师教改能力的提高，让教改担当起“科研兴校”的重任，走教改的组织化道路成为学校的必然选择，学校教科室具有以下主要职能：（1）负责校本教改的规划和管理，对外联系专家，帮助教师提高教育教学的理论水平和科研素养；（2）组织课题研究。根据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立足校本，组织教师开展以应用性为主的课题研究；（3）收集教育科研信息，组织教育理论的校本学习和研讨，宣传推广适合本校的教改成果等，为教师搭起教育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桥梁。实践证明：教科室不仅在促进教师由分散的个体性研究向有组织的课题化研究转变上起了积极作用，而且组织型的学习研究活动，对促进教师群体教育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和专业成长都有着重要意义。学校教科室因此在教育科研的实践中发展壮大，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二）构建开放型的学校教研组，赋予学校教研级别新的内涵

1．建立跨学科的综合性教研组，实现课程内容的有机整合，教育观念、方式方法的融会贯通。过去各学科教师常常以“隔行如隔山”的理由自我详解对其他学科的陌生，不同学科的教师在教研上无对话的基础与需要，不同学科的教师在教研上无对话的基础与需要，教导的学科综合化联系的基本理念要求各学科教师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共同探讨相关问题。因此，学校建立跨学科的协作教研组，通过对各学科教材内容的共同分析研究，有机整合其他学科中的相关知识，利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知识和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形成。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开阔了视野，实现了专业的增值。

2．构建区片学科教研网络，实现教研资源共享。在原有学科教研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学科教研网，定期就共同面临的问题异型研讨，拓展教师之间互动的空间，使势单力薄的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走出封闭的圈子，在多途径的互动中，发挥集体智慧，共谋解决问题的策略，实现教师的专业成长。

实践表明，这些团体性、开放性的学校教研组织在促进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和教师专业成长上十分有效。

（三）建立大学、教研机构与中小学的合作研究制度，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本次新课程改革是集国内外教育研究成果之大成，对我国基础教育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因此，走合作之路，建立为教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大学、教研机构与中小学合作研究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中小学教师实现专业化发展，需要大学文化的参与，需要走进学术前沿，寻觅创造、发展的新支点。国外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建设和教师即研究者运动都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建立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对中小学教师而言，在资深教育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修，为自身专业的生长提供了可能。大学教师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新技术，使中小学教师有机会了解和学习这些新理论与新方法，从而获得专业发展的机会。这种在教育实践中实现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有利于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并失去教育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教师真正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研究者，从根本上形成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让教师职业充分获得专业化的支撑。可以说，在当今的学习化社会，怎样使教师在不脱岗的情况下能整体提高反思能力，成为研究型的教师，建立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制度是有效途径之一。

学校要加强与各级教研机构的联系。各级中小学教研机构不仅负有对中小学教学管理、指导的职责，同时，教研员也正向课程改革的组织者、合作者、研究者的角色变化。他们积极投身于课改实践与研究，不仅成为了教师的合作伙伴，而且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教研员常年接触学校、课堂，他们对教师教学中的困难和需要很了解，他们在与教师的研究与对话中，用的是教师可以理解力的语言，探讨的是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针对性强。实践表明，他们是课程改革中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

三、采用有效的学习型教研方式

（一）采用反思型的教研模式，促进教师的自我革新

荷兰学者柯斯根（Korthagen）在研究中提出教师在反思中发展的机制，他认为，教育过程中理想的教师对自己行动反思包括五个阶段：第一，行动；第二，对行动反思；第三，意识到关键所在；第四，创造其他行动方法；第五，尝试，其本身又是一种新的行动。

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常规的“（专家）听课——（专家）评课——（教师）再上课——（专家）再评课”模式，与柯斯根的模式是不谋而合的。对于刚刚接触新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教师来说，他们经过学习可能理解了新的教育思想，但却不知道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应用方式，也不知道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或者说他们尚缺少有关新思想的“个人实践知识”“实践的智慧”。在此情况下，按照柯斯根的模式，教师进入第二阶段后就难以前行。于是，专家暂时帮助教师一起走过二、三、四等环节，专家评课即是借助专家的教育智慧反思教师教育行为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提供适合于当时场景的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当教师在倾听过程中意识到该场景所蕴含的理论在实际场景中的联系与应用方式时，就会有“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专家的评课过程不仅向教师展示了具体的“教育智慧”，同时给教师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示范。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收获是双重的，一方面知道了如何直接改进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学会了如何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随着教师经验的为断积累，教师就可以脱离专家，独立完成专业的自我发展，实现由外控的教师专业发展向内控的教师专业发展墨迹。

（二）开展课题研究，促进教师在研究中成长

“教师即研究者”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这次课程改革给教育教学实践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学校及教师的参与下，通过研究的方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计划、系统地研究，才有可能在学校及教师层面上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为此，学校及教师可从两个层面开展校本研究。

一是学校层面的团队性的课题研究。学校及教师根据自身实际与研究力量，集中力量，自主选择本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教学中的诸多具体问题被统整到课题研究中，这种共同的需求使大家团结在一起，有助于学校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组织。教师在课题方案的拟定到实施的过程中，既是一位学习者，又是一位研究者。他们要分析、审视个人的教学观念和技巧知识、教学方式的运用情况，这对教师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教师之间就最为关注的教学问题进行研讨，可以不断地发展个人的教学思想和反思教学的能力，促进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理性地回答教学中的“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办”，从而将实践经验提升为有价值的理论认识。

二是教师个体层面的自主研究。教师的专业发展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它不是一个把现成的某种教育知识或教育理论学会之后应用于教育实践的简单过程，而且蕴含了教师将一般理论个性化并与个人的情感、知识、观念、价值、应用场景相融合的过程。如何融合？这就要靠教师自主的研究，选择那些对课堂专业生活有影响的“关键事件”进行研究和反思。“关键事件”的概念是沃克（Walker.R）在研究教师职业时提出的。教学中的关键事件是指教师个人在教学活动中所面临的重要事件，教师要围绕该事件，对可能导致自己特定发展方向的某种特定行为做出关键性决策。教师在反思关键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自我超越。而个人的自我超越则是整个学习型组织的基础。

（三）建立说课制度，采用微格教学法，促进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提高

林崇德教授从认知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概念，强调教师的教育工作，多一份反思与监控，就多一份提高，就与优秀教师更接近一程。[6]反之，一个缺乏反思的教师，即使是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不可能有什么改进。他认为，“教师教学监控能力”是指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的成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而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能力。因此，“教学监控的实质就是对教学过程的自我意识和调控，即反思”。[7]根据教师教学监控能力在教学过程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的不同，教学监控主要分为对课前的计划与准备、课堂的反馈与评价、课堂的调控与调节、课后的反省。教学监控体现了“学习型组织要求组织内容成员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学习成为工作新的形式”的特点。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笔者认为，建立说课制度，采用微格教学法是提高教师教学监控能力的有效方法。

制度管理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税收管理员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2005年3月，家税务总局下发了《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税收管理员制度正式走到了税收管理的前台。税收管理员制度是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加强税收征管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是强化税源管理的关键昕在。本文拟从税收管理员制度历史发展沿革、运行现状透视的角度，对该制度提出一点建设性的思考。

一、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历史沿革

提及税收管理员，不可避免地就使人联想起税收专管员．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但更多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扬弃。

1．“一员到户，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的征管模式与税收专管员制度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新中国的建没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按照《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精神，我国实行的是税收专管员制，其征管模式可概括为“一员到户，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体现了便利、节约、经济的原则，在短时问内聚集大量财力，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强有力地推动作用相应的，在这个征管模式下，产生了税收专管员制度：专管员对纳税人分地区地段或行业性质进行普，建立纳税人的信启、片，对纳税人的各项税收进行征收、管理和稽查。专管员还要辅导企业加强会计核算、了解行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对工商界进行税务协商等等当时，企、Ik性质单纯，纳税人数量有限，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高，国家税制简，税收法规简洁，税收专管员制度能对税源进行有效地符理，能高效征收悦款，节约了征税成本，是适应当时背景的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税收专管员制度税收分类观点、协护税络建没、说源监控办法以及朴素的税收绛济思想等为后来的税收收管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与税收管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公民法制观念的步步加强，税收专管员滥用权力、粗放管理与我国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税收原则越来越冲突，“一员到户，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征管模式的弊病一步步地暴露出来。随着1994年税制改革的逐步到位，I997年，“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信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新的征管模式取代了旧的征管模式，税收征管由“管户”向“管事”转变，很长一段时间，“专管员”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有些地方，比如无锡，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了一定地探索，实行了税收稽核员制度或者相类似的制度，税收管理的重心由“在外跑企业”转移到“在家看报表”。

2004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于意见》中在原先“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中加入一点“强化管理”，并正式提出“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自此，税收管理员制取代原先的税收专管员制亮相。

二、税收管理员制度与税收专管员制度的对比分析

1．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对传统的税收专管员制度的扬弃

新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对传统的税收专管员制度的扬弃，体现了“革除弊端、发挥优势、明确职责、提高水平”的原则和“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对于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强化税源管理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列管理原则的扬弃。《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中规定：“税收管理员制度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明确岗位职责，落实管理责任，规范税务人员行为，促进税源管理，优化纳税服务的基础工作制度。”“实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应懑循臂户与管事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属地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专管员制度中重管户轻管事、重管轻服务的缺陷得到了纠正，另一方面，专管员制腹中分类管删、税源监控的优点得到了发扬。

二是对工作职责的扬弃。税收管理员制度将征、管、查职能分解，其主要工作职责为税源监控、税政管理、发票核查、纳税评估和纳税服务，但税收管理员“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审批减免缓抵退税和违章处罚等工作”。税收管理员制度发挥了原来专管员制度中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税源比较了解以及税源管理责任明确的优点。

2．税收管理员与税收专管员的本质区别

一是制良背景不同。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日臻完善、依法治税成为我国治税思想和税收工作的首要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税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细则的颁布，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对税收管理员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制约和强有力的保障；“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的指导思想为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思想．保证同时经过多年的教育和宣传，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的普及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建立了新型税收征纳关系，这对税收管理员实施了外部的监督，税收管理员不可能再像专管员那样权力失控。

二是经济背景不同。经济成分多样化和经济利益复杂化是影响新形势下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税源的急剧扩大和税源状况的复杂性决定了税收管理员不可能像专管员那样各税统管，而必须有分工有协作才能更好地完成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而税收管理员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强化税源管理的一项举措。同时，面对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税收的公平、效率和稳定原则显得尤为重要，税收管理员不但要依法办税，要实现实体法上的公平效率和稳定，还要在履行程序上体现公平效率和稳定，正确处理好各方关系，协调各方利益。

三是技术背景不同。以前，专管员只要带几张卡片，一支笔就能采集到纳税人的各项资料，税源信息的整理通过手工也大都能够完成，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把税收管理员从大量重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资源共享、数据分析提高了税收管理员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使得“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

三、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制度作用。提高税收管理水平

1．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在税源监控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涉税信息的准确性

税收管理员制度根本上的优越性在于能对税源进行有效地控目前，税务部门所采集到的纳税人的各类涉税信息火多为纳税人动I}1报，或者是由于纳税人对涉税信扈、慨念把握准，或者由于纳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类信息任真实性、完整性、相关性及时性上部难以保证。这些错误信息但降低了税收管理效率，更严重的是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税收管理员掌握着纳税人的第一手资料信启、，了解税务臀记事项的真实性和涉税信息的变化，在人机结合的税源监控体系下，把最真的、最全的、最新的、最有用的信，自、录入电脑州络，为以后各项税收工作打下坚实的信息基础。

2．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在税源监控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依法治税的科学性

依法治税是我国税收工作的灵魂，依法治税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但是在工作中我们仍然是依据征收if~fJ征收，根据收入完成情况对税务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税收计划直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啦在相应的税基和既定的税制下，对税收收入作出科学的顶测，下达指导性的税收计划。税收管理员制度下，有专人负责税源的监控，为改变以往税源监控以采集静态信息为主，以监控票单为主转为以分析动态信息为主，以深入分析、综合分析为主。税收管理员在充分了解税源信息和税基状况下，可以对税收收入进行科学的预测，为税收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使得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