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化范文10篇

制度优化范文篇1

1.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现状

(1)董事会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作为公司法人财产权主体，行使经营决策职能和对经理人员的评价与监督职能。从董事会的地位和职能可知，董事会的质量如何，是关系到公司发展和广大股东利益的关键所在。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集中，董事会形成了由代表国家股或政府控制的法人股的大股东控制局面，很少有少数股权的代表。同时，由于上市公司多为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原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局面。据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将近50%的董事是由公司的“内部人”担任，而来自大股东的董事长的比例则高达53%，内部人控制一般可以通过两方面进行考察:其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其二是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公司即使有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很低，难以形成对执行董事和大股东代表的有效制衡当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时，逐利的经理人员必然会提供虚假的信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2)监事会名不副实，形同虚设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之外设立了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和经营者的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大多数来自公司内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另一部分由股东提名。职工代表由于工作上受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的领导，很难对其进行监督;而股东方面的监事由于缺少必要的渠道，很难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在当前股东利益至上的大背景下，监事会的作用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监事也很难开展监督活动，监事会的功能非常有限。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等法规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只重视董事会的作用而忽视了监事会的地位，是监事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受到董事会控制的议事机构。

(3)经理的选拔机制不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根据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董事会选拔高层经理人员。但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企业即使实现了公司制改革以后，其高层经营管理人员仍然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或政府的人事部门任免的，或者党的组织部门或政府的人事部门仍然对其任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从原则上说并没有违反公司制度的根本原理，因为最大的股东本来就可以拥有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免权，这就像一个由私人家族控制的公司，这一家族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方式决定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但问题是党的组织部门或政府的人事部门是按照什么原则来选择公司高层经理人员的，他们能不能把最合适的人选派到合适的公司去任职。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控股或参股的公司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干部管理办法和制度，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免企业经理人员，所以一般只能着重于政治忠诚度和群众关系的考察，而很难以他们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业绩作为任免的标准。这样就会经常发生所用非人的情况，而且即使出现力不胜任或经营失误的情况，也往往是易地就职，换一个同级的工作岗位了事。显然这种经营者选拔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4)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不完善

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我国公司做了不少探索。但从整体上看我国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机制还很不完善，概括起来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领取报酬的管理人员所占比例偏小，“零报酬”现象较多。产生管理人员零报酬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是由主管部门任命，还属国家干部，不从公司领取报酬;第二，有的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从母公司或集团公司或关联公司领取报酬，而在上市公司挂职。其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绝大多数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实行年薪制并根据利润等指标完成情况确定年终分红奖金。最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较少、持股比例偏低、激励强度较弱。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持股19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仅为0.014%。

2.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现状

(1)资本市场不规范

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在我国，相对于西方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投机力量在操纵上市公司股价时，往往需要借助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配合。而在上市公司内部，长期以来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承认并体现企业中人力资本价值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使得作为利益主体的经营者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缺乏积极性、或者想方设法通过制度外的渠去谋取自身的利益。此时，很容易引发经理层操纵财务会计报告、配合公司股票炒作以从二级市场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2)并购市场存在缺陷

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只有三分之一是可流通的，通过二级市场上的股票购买实施并购对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行不通，而对于三分之二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来说，由于涉及到国家、地方、企业甚至于个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划拨和转让等还远远不能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原则来进行。在这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保护下，上市公司缺乏被接管或兼并的压力，从而降低了经理层的努力程度，也降低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成本，助长了其造假动因。

(3)经理市场缺乏竞争性

在经理市场方面，从需求角度看，在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人员的任命仍然存在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上市公司整体上还缺乏对职业经理人的内在需求;从供给角度看，虽然人才流动性较之过去已大大增强，但对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管理和评价体系等还未形成，缺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经理市场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代表国家行使产权主体职能的资产管理部门对经理层和管理方式行政化，缺乏公开化、透明化的市场竞争。这使得经理层不会有较大的竞争压力，其管理行为往往受“官本位”潜意识的影响，缺乏对自身企业管理生涯的长远预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即要么通过操纵财务会计报告粉饰任期内的经营业绩，以为下一次的调动和升迁打好基础;要么通过会计信息造假从二级市场上谋利。

(4)有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强调的是公共权力对市场的引导和干预，反映在《公司法》、《证券法》上就是过分注重对违法违规者进行行政、刑事制裁，而在民事责任制度方面则存在许多缺陷。《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投资者诉讼的规定并未明确化;二是没有在立法上努力将防止“大股东掠夺”作为重要内容写人《证券法》之中，并且相应的处罚力度也不大。

二、优化公司治理的政策制度对策

在国外公司治理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因此，如何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外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点，实乃公司治理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基于公司现有的外部政策制度的因素，尝试从优化国家法律、制度服务的角度来谈谈如何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规范和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我想加强以下几项工作是当务之急。

1.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的前提条件。实践证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充分和质量是促进公司治理改善的重要力量。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对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进疗了产格的规范，并对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诸多委求。日本还专门制定了16条的公司治理原测，并在原测中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进行了明确规定。为真正使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规范化和科学化，我们建议将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纳入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处罚力度。首先由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将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纳入法律法规体系，这对于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尤为重要。其次要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监督控制机制，加大对公司风险信息的披露，采用高质量会计标准、审计标准和金融标准披露公司治理信息，以保证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可信度。

2.改革审计制度

为提高公司治理信息的真实性和高质量，建议改革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水平还很低，远远达不到公司治理和经济决策的需要。为保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建议采取下列措施:由另一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进行质量检验:禁止向年度报告审计公司提供非审计服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不得长期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强制性更换注册会计师，或由股东直接提名注册会计师等，以保证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高质量。

3.建立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

国外法律和公司治理实践表明，股东派生诉讼是十分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派生诉讼相配套，公司管理者受托义务，乃至公司目标的公司治理作用将大打折扣。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公司法》、《证券法》，都尚未接受集团诉讼，使得股东私人既无法提起集团诉讼，也无法提起股东衍生诉讼，不能形成经济可行的诉讼机制。因此，应通过修改《公司法》、《证券法》，进一步扩大证券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和细化民事责任制度，以及规定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存在的复杂法律技术问题等等。

4.完善累计投票制度

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公司董事都是由股东推荐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由于推荐权通常都是由持股10%以上的股东作出，除在公司收购中遇到被推荐者落选者情形外，很少发生被推荐者落选的情况，于是大股东推荐往往等同于选举。尽管2002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条规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应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地位平等，并对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在选举董事上赋予了中小股东累积投票权，然而该准则效力与法律相比仍有很大的不足，并且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跟进。另外如果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其它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那么累积投票制度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公司治理准则恰恰将一股独大程度比较严重的上市公司纳人强制实施累积投票制度的范畴。

5.完善债权人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制度

由于目前我国的《破产法》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没有体现出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控制权和资产负债重组的权力，为此，需要在法律上建立一种破产保护机制，让债权人在公司存亡的关键时刻能有效地行使资产控制权并进行资源整合，以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建立引人债权融资而引起的事前(破产前)企业控制权的分享机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对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不仅没有决策权，也很少有知情权。建立债权融资而引起的事前(破产前)企业控制权的分享机制，在企业破产之前，即控制权的转移还未真正发生时，债权人已经要求分享一定的控制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风险和约束经理人的冒险动机，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制度优化范文篇2

通过修法，民事抗诉制度得到了一定完善，但是民事抗诉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主要包括抗诉事由难以把握，抗诉范围不明确，抗诉程序存在缺陷。制度设计总是受到指导思想的制约，并体现其存在价值。本文拟对民事抗诉存在的价值基础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当前民事抗诉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和司法中的难题，并提出一些完善措施。

一、民事抗诉制度的先决问题

（一）既判力与抗诉再审的平衡

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判断所具有的确定力和通用力”。一般而言，既判力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其一，司法裁判具有确定性，一个法律纠纷只能有一个确定的裁决；其二，司法裁决一经生效，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废弃。既判力维护的是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这是司法的公正价值的一个方面，而裁判本身的合法性、公正性正是司法公正价值的另一个方面。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法院作出的足以结束诉讼程序的裁判实施抗诉监督，而不得对诉讼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具有终局性的裁判实施抗诉监督。由此可见民事抗诉是专门针对已经生效的裁判而设计的，其目的正在于解决裁判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既判力与民事抗诉乃至再审制度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但却并非不可调和。

现代法治社会，既判力的功能大体有三，即实现诉讼经济、维护法的安定性、尊重审判权威。民事抗诉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对存在重大瑕疵的错误判决提起抗诉，经过再审，弥补既判力理论的价值缺陷。现行再审制度由于以监督与纠错作为核心价值定位，以至于在程序价值上过于追求公正，忽视程序效率和程序安定价值，形成公权侵犯私权、无限再审、秩序混乱、终审不终的局面，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实际上最终危及的还是司法的公正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作为民事再审制度的一部分，面临同样的窘境。平衡既判力与民事抗诉关系的关键在于认清在这一对辨证关系中，对既判力的维护处于主导地位，而民事抗诉只是为弥补前者的不足而设定的。处理既判力与抗诉再审的平衡问题，要充分把握抗诉的补充性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程序，抗诉的发动一定要十分谨慎。除非通过形式审查即可确定符合法定抗诉事由，坚决不能启动抗诉程序。这是既维护既判力又能避免审判监督权缺位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导致抗诉监督权侵害既判力的后果。

（二）抗诉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平衡

民事抗诉权是民事检察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审判组织审判权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审判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和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法公正。在国外，民事检察监督的形式主要是参与公益性或关系社会公序良俗的诉讼，客观上取得了当事人的地位。但是我国的民事检察则截然不同。从本质上讲我国的抗诉权属于法律监督权，而非诉权，具有公权性质。民事诉讼的本质在于对抗，民事抗诉应当定位在引起再审的价值上，而不能过多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处分行为。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按照该规定和学理上一般解释，所谓处分权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处分的权利，既包括实体权利，还包括程序的诉讼权利。从内容来看，处分原则可以说是一项最能反映民事诉讼制度特质的基本制度。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处分原则居于重要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方面基于其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决定如何处分系争的实体利益或实体权力；另一方面基于其程序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决定如何取舍程序利益，以避免因使用该程序而导致减损、消耗、限制系争实体利益或系争标的外财产权、自由权的结果。因此，民事诉讼法承认当事人处分原则的目的，并非仅为保障当事人对系争实体权力的支配地位，也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机会借此追求程序利益，以同时维护其受宪法所保障的系争外的财产权、自由权等。

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确立的直接根据是私法自治的理念，原则上可说，只要不损害公益、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就可以行使处分权。同时，抗诉权的公权性质决定了民事抗诉的不可能像当事人申诉一样自由，相反，抗诉机关不应随心所欲地运用公权力干涉具有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在不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则上也不得超越当事人的处分权而径直处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关系重大公共利益、国家集体利益的诉讼中应当允许检察机关的职权介入以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裁判行为作为一种使用国家权力的行为，权力的使用本身关系广大社会成员，其公益性不言自明，不能一概认为民事诉讼是私益活动，而否定民事抗诉的主动介入。可见，检察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平衡关键在于不能过分滥用民事抗诉权，而应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关系公益或牵涉司法不公正的情况下才动用抗诉权。法治社会权力来源于权利，因此权利应当得到权力的保障，而非无端的冲击。

制度评析

（一）民事诉讼法相关修改评述

1.统一抗诉与申请再审事由

修正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种情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种情形中，除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外，其他四项与抗诉条件完全相同。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差别化做法，实行检察机关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完全统一。抗诉监督的目的是引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因此统一抗诉事由和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同时也有利于救济当事人的权利。

2.细化抗诉事由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抗诉事由所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将其细化并限制在这些条文范围内。虽然抗诉事由原来的四条增加为十五项，但是可以看出抗诉事由不是更随意，而是更加严苛。抗诉事由细化后更加明确，除几项实体性事由不易把握外，整体上较修改前更明确。这既有利于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诉的具体事由提起抗诉，也有利于法院审查抗诉；可以有效解决因当事人滥诉破坏既判力的问题，也是解决“申诉难”的一个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中，原先委员长会议提请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中有一个兜底条款。该条款规定其他致使原判决、裁定错误的情形应当再审。但是最终通过的修正案取消了这一条款。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加上兜底条款则上述合理内核就将全部丧失，去掉该条款就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以及抗诉的范围限定在十五种具体情形。

3.规定法院审查抗诉的期限和决定再审的方式

修正案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0日内裁定再审。九一民诉法的规定与之稍有不同，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按照修改前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抗诉必然引起法院再审。但是法院多长时限内决定再审，以何种方式做出决定民诉法没有规定。

新旧规定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规定决定再审时间是30天，提高法院处理抗诉案件的效率。其二，规定法院决定再审的方式是裁定，这样规定更科学规范。裁定更能体现出“诉”的特征。

针对这条规定，修正过程也有多次改变。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再审”。有常委委员提出，法院对检察院提出的抗诉，应当以裁定的形式决定再审。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建议将上述规定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法院应当在三十日内裁定再审。”但是之后，又有常委提出，“裁定再审”的规定可能产生歧义，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是否还可以做出不予再审的裁定，应予明确；同时还应明确做出裁定的起始日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再审的裁定”。修正案最终形成。通过修改过程可以看出立法机关解决抗诉难问题的决心。体现了我国立法技术的日趋完善。本次修改也必然会对民事抗诉产生莫大的帮助。

4.明确抗诉再审的审级

修正案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这意味着除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外，其他情况下都坚持上级抗，上级审的原则。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属于实体性事项，因此将前五项事由引起的再审交由下一级法院即原审法院再审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也便于查清事实。这些实体性事项本身就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差异，将这些案件规定由上级法院再审就提高了审级，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

九一民诉法仅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再审由哪一级法院进行审理。实践中受理抗诉的法院一般将案件交由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进行再审。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上级抗，下级审的始作俑者是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印发的一个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通知。通知以“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为由要求抗诉审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抗诉针对的是原审中存在的不合法、不公正导致的公信力缺失，而不仅仅是纠正错误。上级抗，下级审对于实现民事抗诉的这一价值毫无裨益，相反会有上级袒护下级之嫌。此外，“上级抗，下级审”对检察院再审审理进行监督十分不便。此次修改解决了上述问题，值得称赞。

（二）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缺陷分析

1.实体性抗诉事由难以把握

评价抗诉事由是否便于操作有两个方面，其一，抗诉事由是否具体、明确；其二，抗诉事由是否客观、易于分辨。民诉法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现行民诉法中的抗诉事由难以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事由。

第一，现行法的第179条第1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的合法性需要审查，即便合法又何以断定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第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首先什么是基本事实法官的认识因人而异，其次基本事实的认定证据是否充分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别。第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也属于认识上的差别，法律规定不可能永远清晰、无歧义，而案件也不可能永远是单一的法律关系、单一的责任承担，因此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依据自己对案件的认识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法律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故意选错法律则属于枉法裁判，应当属于“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第四，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此项似乎是一个程序性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实体性问题,因为确定管辖的前提是案件的性质和具体案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做实体审理是无法最终确定管辖权的。

2.抗诉对象不明确

民事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起诉、审理、判决、执行等环节。民事抗诉的对象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尤其是在当今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违法限制抗诉对象的情况下。民事抗诉应当针对法院作出的所有与审判相关联的裁定、判决。我国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实际上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审判活动并非仅指法院的庭审活动。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是生效裁判，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通过几个司法解释将抗诉范围逐步缩小。民事抗诉监督的是人民法院所有民事裁判活动，所有民事裁决都接受检察监督也是应有之意。最高人民法院屡次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抗诉范围理由都是“于法无据，不予受理”。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范围仅限于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和三种生效裁定，即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予受理的裁定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在法律并未就抗诉范围作任何限制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

3.抗诉程序规定缺位

修正案对民事抗诉案件来源的规定仍然坚持检察机关主动提起与当事人申诉的二元方式。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主动发现案源提出抗诉的权利可以有效监督遏制司法腐败，这是二元来源模式的优点；同时检察机关主动提出抗诉又有可能妨害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这是一个缺点。司法腐败不能通过民事检察根除，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却会受到民事抗诉权的损害。这一来源模式是毫无疑问是需要完善的，但还不至于必须彻底抛弃。

由于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是基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从而决定了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地位既不同于审判机关，也不同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赋予检察机关什么权力就是一个难题。修正案中检察官（员）出庭的权利得到保障，但是其在法庭上的具体权利义务仍没有明确。

一般而言，经过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得出的审理结果就应当承认其正当性。因此，不应提倡民事抗诉事由的扩大化，以及过分依赖民事抗诉程序实现实体正义，应当充分认识民事抗诉的救济性和补充性。

制度优化范文篇3

1、农民参合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的是“大数法则”，即参加的人越多，保障水平越高；参合率越高，基金的“蛋糕”就越大，农民受益面也就越广，但目前农民参合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大部分农民缺乏风险意识，自我保健观念薄弱。二是交费方式不够灵活，交费时间期限规定太死。三是参保机制中倡导的自愿参加原则违背了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四是参保机制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子女婚后多数与父母分居、单立门户的现实情况，导致以户为单位参合的规定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抑制逆向选择的作用，反而减少青年农民家庭参合的可能性。

2、保障能力不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规定“只报住院费、不报门诊费”，而有些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地方病的农民，往往不需要住院但却需要经常在门诊治疗，持续不断地支付医疗费用；还有一些特殊的治疗，如肿瘤患者放疗、化疗等，由于每次治疗实际发生费用远低于合作医疗补助起付标准而得不到补助。

3、缺乏合理的人才机制，部分乡镇医疗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由于文化水平和医疗技术相对较低，加之缺乏学习培养的长效机制，高层次人才不愿到乡镇卫生院工作，造成乡镇医生业务素质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农民就医的需求，农民意见较大。

4、农村卫生医疗现状不容乐观。一是医疗设备的简陋、落后。相对落后的乡村经济水平决定了村卫生室的设备简陋，也决定了村卫生室停留在初级卫生保健和治疗小病小伤的层次上，无法对急症、危症进行有效的救治；二是农村卫生基础建设滞后，各级财政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普遍较少；三是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再加上乡村医生对预防保健工作的宣传不到位，往往忽视了农民的预防保健；四是乡村卫生室进药渠道混乱，使假冒伪劣药品泛滥农村市场，威胁着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来，除《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外，具体指导基础实践的法律法规还没有颁布，主要是通过政策文件来推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然而，仅靠政策文件推动工作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刚性更强、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作出明晰的界定，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违规处罚机制。

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建议

1、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稳定提高农民参合率一是提高认识，强化政府的责任。医疗保健服务属于生存权范畴，是国民应该获得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大多把它纳入公共物品范围，强化政府的责任。在党的十七大高度关注民生的精神指引下，必须加强政府的责任，提高政府的介入程度，充分体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诚心和决心。加大宣传力度，把“新农合”的参加办法，参加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报销和管理办法等宣传到千家万户，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新农合”的意义和好处，不断培育和引导农民增强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济意识。二是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模式。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保障交费时间灵活的同时，避免故意“漏人”现象；把“新农合”与农村医疗救助有效衔接，利用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困难农民参加“新农合”，对“新农合”报销后自付部分进行二次补偿；中央和地方政府按参加人数实行定额补贴，并保证补贴额度逐年增加；取消病种设限，适当提高大病住院报销底线和上线的标准；推行农民大病救助制度，设立专项基金。三是加强管理，提高“新农合”保障能力。一方面，要制定适合农民、农村和不同地区实际的制度规范。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承受能力和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科学测算、订立合理的费用交纳标准和医疗报销标准，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规范医疗服务。通过合理制定考核指标，提高各级“新农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完善药品采购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加强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的集中采购、集中配送制度。严格执行区（县）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询价采购制度，区（县）级医疗机构执行“顺加作价”。加大医院行风建设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使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以医德医风取信于民，以优质服务取信于民，切实维护“参合”农民利益。

2、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增长机制筹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起点，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是保证“新农合”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是要建立稳定增长的政府投入机制。可以按照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使各级政府的投入做到制度化、长期化，分担比例合理化。国家应在加大财政补助资金的同时，明确并限定地方政府的投入额度。二是要建立高效的农民筹资机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农民的新农合体意识和自觉自愿的参合意识。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农民宣传新农合的种种好处及参加新农合的意义，这将大大提高农民的参合率。三是要积极探索其他筹资渠道。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捐资支持新农合建设，在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在农民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提倡由集体代交参合资金。四是采取一些社会化、市场化的办法统筹或转移支付部分资金，充实合作医疗基金盘子，提高抗风险能力。

3、强化管理，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现状一是要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增加政府投入，加大卫生投入的农村倾斜幅度，建立稳定的投入和投入增长机制。二是要加大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制定和实施稳定农村基层卫生队伍的政策和措施，不断提高其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使其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服务观、义利观，培养一支留得住、有素质、有本事的乡村医生。三是要建立医务人员“上挂下派”制度。城区综合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之间要长期形成“上挂下派”制度，把“上挂下派”作为医务工作者晋级晋职的必要条件，引导卫生资源向农村流动。制定优惠政策招揽人才，鼓励医疗专业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解决乡镇卫生院人才危机。四是要建设实用共享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统。要使参合人员信息、费用明细、报补信息、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信息等实现实时交换、更新和共享，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管理科学、操作规范、监督有力、报销便捷，信息共享”管理体制落到实处。

制度优化范文篇4

泗阳县有18个乡镇（场），247个行政村，农业人口63.8万人,一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43所。2010年全县共筹集基金1907.53万元，参合农民63.58万人，参合率达99%。全年兑现医疗补偿费10253.42万元，其中47674人住院,补偿金额9545.23万元,住院补偿比47%。获得门诊30%药费报销补偿的农户547743人，补偿金额为586.96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泗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还存在一些缺陷，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制仍不够健全全县参合群众63万多人，服务人群面广量大，县合管办仅有6个编制，乡镇合管办有9人，职能难以发挥，主要开展参合病人报销材料审核、核算、报账等业务工作，监督管理工作显得十分薄弱。

（二）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要加大对《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的宣传贯彻力度，泗阳县虽然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九年，但仍有一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存疑虑，不愿投保。同时由于宣传、筹款等工作面广量大，要占用基层单位相当多的时间、精力，人力成本和行政成本都相当高，农村干部群众宣传引导工作仍需加强。

（三）督查不完全到位县乡合管办由于缺少人员等方面的问题，对住院病人不能及时跟踪、调查，对定点医疗机构也没能做到随时督查。此外，物价等部门对医院的药品违规加价的现象也没能有效地控制，对医院药品加价情况的检查仅停留在简单的经济罚款上，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医院违规加价的问题。如审计部门对某县级医院提供的1085种药品调查，其中加价率在20%（含20%）以下的为189种，占17.41%；20%—50%（含50%）的为406种，占37.42%；50%—100%（含100%）的为289种，占26.64%；100%以上的为201种，占18.53%，有个别药品最高加价率达1212.50%。某乡镇医院提供的544种药品中，加价率在20%（含20%）以下的为40种，占7.35%；20%—50%（含50%）的为169种，占31.07%；50%—100%（含100%）的为145种，占26.65%；100%以上的为190种，占34.93%。从中可以看出，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率较高的问题比较严重，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较大。同时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存在弄虚作假，套取或变相套取新农合资金，严重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

（四）参保人员抵御大病风险能力依然很弱，医疗救助制度还不健全，农民的医疗保障程度还很低

（五）服务质量不尽人意由于合作医疗实行定点就医，参合农民只能到指定的医院看病。由于多年来医院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个别医护人员缺乏竞争机制，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造就了“非我莫属”优越感，导致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少数定点医院存在服务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服务条件较差等现象。

（六）报销手续仍显繁琐1.村级手续繁琐。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群众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逐渐提高，参合及到村写参保证明的越来越多，有时写一份证明要跑多趟。2.转诊手续繁琐。在调查中了解到，农民群众对转诊报销规定反映相当强烈。一些病人希望到条件较好或医疗水平较高的上级医院治疗，但转诊手续很难办理。必须要定点的县人民医院出具转诊单，这样要在医院、乡镇合管办、县合管办来回跑好几趟，跑了冤枉路、花了冤枉钱，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农民普遍认为：制度好，就是手续太繁琐。

（七）外伤调查成为“纸上谈兵”由于人员缺乏，县乡合管办人员偏少，特别是乡镇合管办，大部分是卫生院人员兼管，没有专门的办公费用，外伤调查需要一定人力、物力、财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外伤调查有时只是通过村卫生室了解，很难保证外伤过程的真实性。

三、建议与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参合农民的认同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离不开宣传。新农合制度尤其是大病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必须从世代相传的传统意识转化为现代保障意识，意味着农民的心理、生活习惯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经常性地广泛宣传新农合制度的好处，积极引导、提高参合农民的认同度。同时通过定期公布账目，让参合农民从自己身边看得见的事例中提高对新农合的认识，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参与度和支持度。

(二)强化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农合的政策体系

近年来，新农合的运行，主要依靠党委、政府的文件来规范，其法律权威性明显不足。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采取的模式不同，政策差异很大。新农合政策的地方保护主义趋向也越来越明显，面对新农合基金这块大“蛋糕”，县内县外、不同乡镇之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追求产生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大，如不从制度上加以协调、控制，将会伤害到参合农民的利益，影响新农合目标的实现。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相关实施细则应尽快出台,才能更好地规范新农合制度的运行。

（三）加大财政投入，为新农合业务的开展提供经济保障

从2002年我国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至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农合制度，政府已经承诺积极推进公共财政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乡村，让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政府应不断加大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市县配套资金要确保及时足额到位,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率，为新农合提供经济保障。

（四）搞好管理服务，为新农合提供技术支撑

1.进一步提升定点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新农合要想得以健康发展，必须突破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控制医疗服务费用，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管。通过规范管理，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控制不合理费用，使农民方便就医、放心就医。

2.进一步加强县级二级医院及乡镇医院、村级卫生室的建设。增加农村卫生投入，更新和配置各种检查设备及治疗仪器等硬件，改善住院条件，建设标准化卫生室，满足群众的需要，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乡镇、大病不出县”的要求。

3.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强化机构在职人员的在职培训和进修学习，制定优惠政策招揽人才，积极鼓励、引进大中专毕业生到县城及乡镇医院工作，解决县医院及乡镇医院人才匮乏等等问题。

4.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素质教育。在医疗卫生单位深入开展以“用心倾听、细心诊断、精心治疗、耐心解答、热心服务”为内容的“五心”服务活动，改善医德医风，让病人住得下，留得住。

5.进一步完善药品购销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成本，让利于民，受惠于民。同时，发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物价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药品质量，规范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

6.进一步简化住院费用报销程序。加强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通过内部网络，实现审核自动化，让参合患者出院时，完成报销手续，外地就医的，当月兑现补偿款。

制度优化范文篇5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是由本国的社会物质条件、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因素决定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公民的私有财产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将掌握和控制在私人手中。为此，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在私有财产中，夫妻财产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夫妻的财产从财产范围到财产的构成及财产的数量等都与以往不同。因此，无论从公民个人、婚姻家庭利益出发还是从夫妻以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国家利益考虑．都应重视夫妻财产制的研究．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50年《婚姻法只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度。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约定夫妻财产制度，作为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必要补充。2001年<婚姻法)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充分尊重当事人个人的财产权利，分别规定了婚后共同法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

一、关于共同法定财产制

共同法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得和双方所得的收入和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特有财产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

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I(-)知识产权的收益；(四)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根据以上条文，共同共有开始于婚姻缔结之时．即婚姻登记机关发给双方结婚证书之时，终止于一方死亡之日、领取离婚证之日或者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生效之日。双方恋爱期问同居时的财产不属共同财产，夫妻因故分居期问或离婚法律文件生效前所得财产，仍为夫妻共同财产。共有的形式是共同共有，双方对共有财产的权利是相同的，而不考虑各方收入的大小，对共有财产积累的贡献的大小，实际开支的多少等。共有财产的范围法律采取了列举的形式：

(1)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指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的钱或实物，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工资、奖金、津贴。(2)用劳动报酬添置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3)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主要指从事商业活动。包括自己投资自己经营、承包别人的企业或柜台开展经营、租赁别人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所得的收益。如果用个人财产投资的，按现行法律的规定，本金仍归所有者个人所有，而这些财产通过经营活动得到的增值或收益，依法属夫妻双方共有．(4)知识产权的收益。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可以依法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享有的专有权利。收益指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带来的实际收益．例如作品发表后，获得的稿费，自己利用或许可他人利用专利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等．一方完成的成果，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其收益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5)因继承得到的财产．但遗嘱确定归一方所有的除外。继承指继承人依法取得死者生前所有的财产和财产权益．(6)因赠与得到的财产，但赠与合同指明归一方所有的除外．

另外，司法解释还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问．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等，也属夫妻共同财产．

婚后法定共同财产制是用法律强制规定了夫妻双方的财产的归属．适应了我国大多数居民收入普遍不高，双方所得加在一起，才能维持共同生活的正常运转的需要．在伦理上与夫妻关系较为吻合，符合

中国人的传统与习惯，最能适应家庭共同生活的衙要．满足了中国百姓传统婚姻的心理需求t促进夫妻双方团结互助、同甘共苦，有助于加强婚姻内部的凝聚力。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有助于保障因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致使经济收入减少或无收入的配偶一方(特别是大多数妇女)的合法权益，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没有一定的前瞻性，且没有注意拥有巨额财富社会成员的特殊需求，忽视了权利主体个体的合法权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缺乏力度?有可能会挫伤一部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也有可能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之通过结婚或离婚来敛富聚财。有些规定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值得研究。特别是给一些特殊家庭如再婚家庭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对法定共同财产的种类列举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出现一些新型财产，如当前企业与工人买断工龄所得。保险金取得等，其性质属于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没有规定。本人认为，企业与工人买断工龄所得是一方今后寻找工作、自谋职业、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应属一方个人财产。而保险金的取得则比较复杂．若是在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若一方用婚前财产购买．或父母购买，自己是受益人．则应为一方个人财产。

第二．有些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本人认为也有所不妥。如：(1)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继承或受赠的财产．没有明确指定一方所有，属夫妻共同财产，不太合理。大家知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大多数家庭是不会来分割财产的，而往往是在解除婚姻关系时才会出现这一问题。确定法定共同财产的范围时，也应考虑保护权利主体个体的利益。这也是宪法规定的私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要求．所以，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继承或受赠的财产，没有明确指定一方所有．属夫妻共同财产，有可能违背遗嘱人、遗赠人或赠与人的意志，失去原赠与或立遗嘱的意义。也容易使一些不道德的人为了图谋他人财产而草率结婚、离婚，从而侵犯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为了尊重原财产所有人的意愿，弘扬婚姻家庭领域的美德，法律应规定，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只要权利人没有明确给夫妻双方所有．就应属于继承方或受赠方个人所有。(2)一方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费，也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养老保险金是一方晚年生活的保障，破产安置费是用来解决因破产而失去工作的一方的生活费．再就业费用等．若一方与其离婚．分走一半财产，那么必然使另一方的生活特别是晚年生活失去保障。

第三．在法定财产制上只规定了普通情形，没有规定非常情形。[2法定财产共有制的共有关系持续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现实中，先离婚的一方往往采取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达到自身的目的．另外，由于诉讼时问较长?而这时．双方已不可能再约定财产的归属，按法律规定?这期问一方或双方取得的财产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规定往往会打击双方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所以，立法上应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撤消制度。即一方要求离婚，双方都有权请求法院终结夫妻共有关系．改行分别财产制．

二、关于个人特有财产制

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指专属于配偶一方个人所有并排斥夫妻共有的财产．2001年《婚姻法)第一次明确增设特有财产制度．根据第18条具体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双方成立婚姻关系以前的财产。与另一方无任何关系，在婚后应归原所有人个人所有．(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金等费用．这些费用如果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婚姻因故解除，另一方分割一半，会影响到受害方的治疗，生活．但是．关于医疗费用，当一方受到伤害后，通常情况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垫付的，一方获得赔偿后，本人认为?应扣除以共同财产垫付的部分，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利益，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利。(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这一规定尊重了原财产所有人的意志。但是法律没有明确限定是什么形式．本人认为，书面形式、公证形式当然应承认，口头形式等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证明，否则。不利于保护双方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与夫妻任何一方交易第三人的财产利益。(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这些物品一般价值不大。对夫妻另一方也不太合适．且专属一方所有，另一方也不会有异议。(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指价值不大，一方需要，而另一方不需要。对一方有纪念意义的奖品等。

从法律上规范个人特有财产制度，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便于市场主体与夫或妻个人进行交易，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尊重财产原所有权人的意愿，照顾公民个人生活的方便。夫妻婚后财产中，存在一些严格个人性质的财产，如一方从事职业专属使用的财产，对一方具有特别意义的财产。不应纳入共同财产的范围。承认、重视、维护

夫妻婚后的个人的财产权利，便于解决夫妻之间的财产纠纷，可以避免一旦结婚即完全抹杀夫妻个人财产的权利。但法律的规定也有待完善。如前述医疗费扣除夫妻共同财产垫付部分归受害方特有，保护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遗嘱或赠与合同的形式问题等。

三、关于约定财产制

约定财产制指夫妻以契约的形式商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的制度．(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本条的规定，赋予了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婚姻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如果一方选择了约定财产制，就排除了法定财产制的适用．并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约定的对象及约定的种类。约定的对象不仅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财产，而且包括婚前财产。约定的种类采用封闭式的立法模式，明确提供三种夫妻财产制供婚姻当事人约定，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财产制。

一般共同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婚后的全部财产均归夫妻共同共有，不论夫妻各自婚前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归夫妻共同共有．但《婚姻法》18条规定的特有财产(前面已论述)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并不纳入共同财产的范围。因为特有财产制度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

限定共同制是指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共有范围外的财产均归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制度。限定共同制下，共有财产的范围完全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包括婚前财产，包括婚后部分财产。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处分和收益权的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充分反映了婚姻当事人在夫妻财产关系上的意思自治，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财产契约．可以简化夫妻财产关系，减少夫妻在财产关系上的矛盾和纠纷．弥补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的不足。着重夫妻双方作为单独个体的权利。更适合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保护了涉外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财产制．保障了离婚后妇女的权益，为再婚夫妻灵活处理婚后财产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避免了许多纠纷．不过，应该看到，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完善．

第一，限制了当事人约定的自由度。2001年<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约定的种类，前面讲的三种，即婚姻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选择其一，且选定一种财产制名称，其权利与义务即十分明确，超过该范围的夫妻财产制约定，将不被法律承认，对当事人也无拘束力。这样．限制了当事人约定的自由度。不能满足随着财产种类多样化的当事人约定的多种化的需要。所以，对约定的内容，应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自由决定，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所规定的种类。

第二、对约定的形式、程序及效力的规定，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不利于保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交易。2001年《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约定的形式，即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即夫妻财产约定采取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但是否需经过公示程序要求．则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人认为，如果夫妻财产约定如不发生对外效力，且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可不必经公示程序．口头形式也可有效．但如果双方对约定有异议或要发生对外效力的，则必须要有公示程序要求，且以公证为准．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表示同意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我国澳门地区的《澳门民法典》也采用公证程序，规定选择婚姻财产制的婚前协议必须以公证形式确立，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财产制与交易安全关系更为密切．夫妻约定的形式、程序只有为交易相对人所知晓，才能要求他(她)负责任，否则，是不公平的．第三人怎么才能知道?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为了便于第三人查核，可通过公证，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同时，也能够解决司法实践中一些“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防止事后约定，把签名日期提前，侵犯第三人权益的做法。因此?应对夫妻双方进行财产约定的时间、程序、方式、效力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无论在登记结婚时作出约定．还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出约定．均应在婚姻登记机关存档备案或经过公证．才能有效。以加强财产约定的公示性和公信力．同时．如发现夫妻所作的财产约定具有逃避债权的恶意?可以确认其约定无效．以便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制度优化范文篇6

从新农合医疗制度本身来看为了让其能够与国家发展及社会发展达成匹配，在其涉及过程中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对参与社保具有筛选权力，这也使得相关资金筹备由多方共同筹资构成。在筹资过程中政府无疑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换句话说若要保持社保基金可稳定运作必然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也需要农村居民积极配合。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即便是在国家工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改变不了农业大国这一属性，这也使得国家一直对“三农”问题都抱有密切的关注。国家明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问题而建立的-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反也反映出了当与政府对农村居民生活的重视程度。尽管如此但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居民对该制度抱有迟疑、观望态度，态度并不积极。农村居民对制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制度的可行性，因此在大力推广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同时应当切实考虑农民需求，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实际价值。从价值角度来看新农合医疗制度使农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得到了保障。相对而言部分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导向下使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与社会联系不紧密，当出现经济风险时农民家庭只能通过内部生产资料进行风控。假设农民不幸出现严重疾病时，那么医疗费用将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正是这种经济压力使得部分农民放弃治疗，这样农民的健康必然得不到保障。新农合医疗制度价值的出现无疑让上述情况得到了缓解，最起码降低了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也有着深远意义。另一方面新农合医疗制度也体现了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相关数据表明在卫生事业投入上，城镇投入几乎是农村的2倍有余，从中可以看出卫生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也反映出了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通过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有效实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不平衡的状态，在政府带动下实现了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让农村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证。同时新农合医疗制度为农民抵御疾病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农民因病致贫、返贫产生了极其有效的控制作用。综合来看新农合医疗制度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平衡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点。

2.新农合医疗制度特征分析

新农合医疗制度若要发挥其实际效用必然需要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紧密贴合，而在不同时代下制度也具备不同特征。从发展角度来看我国新农合医疗制度曾经出现了多次更替并在更替过程中不断演变、完善、健全。目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在社保体系当中已经具备了导向性地位，它与城镇医疗保障共同组成了整个社保体系。在新时期新农合医疗制度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时代化特征。首先在当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当中参与了商业保险。这种结合扩充了医疗保障的范围深度，让农民的受益面得以增大。在商业保险作用下可让农民医疗费用报销额度大幅度上升使得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得以促进。这对于农民抵御重大疾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商业保险与新农合医疗制度融合后对于国家来说即可对医疗保险进行层次划分，可将管理、经办以及监管工作进行分离来提升事务处理效率。商业保险也可使农村医疗保险介入门槛降低，让更多的农民关注医疗保障服务并加入其中。新农合医疗制度与以往的医疗制度在筹资机制上表现了较大的差异，它要求各级政府在医疗基金筹集上必须要给予财政支持，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出资义务，必须向农村居民参保者提供相当数额的医疗基金。当前新农合医疗制度在保障侧重点上强调了应该建立适应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并将其付诸于提升农民抵御大疾病风险能力。在资金管理上以县为统筹单位，一般情况下统筹基金层级愈高，其范围也将得到提升，以此可促进经济体相互促进并增进了风险控制能力，降低突发性风险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3.优化新农合医疗制度对策分析

3.1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

农村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新农合医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要使新农合医疗制度得以落实就必然需要让农村医疗服务维持良性水平。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的资金投入，以公立医院为基础从而衍生出农村医疗服务卫生体系。以政府为导向对农村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同时可起到优化资源的作用，使得相关资源布局合理，保证各个乡镇都有自己的卫生院。这些乡镇卫生院必须坚持公益性理念，以综合绩效考核为督促提升其服务质量。对分配制度进行优化，使得医疗人员收入得到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在药物配送方面则需要卫生局构建出专门化的药品配送中性，从而达到统一配送的目的，让药物价格受到宏观调控并保证药物质量。公立医院之间需通过良性竞争制度给予督促从而使农村医疗市场保持规范、稳定的运作状态。另外还需要将民营医疗卫生资源引入至农村市场当中来扩充卫生资源量。

3.2完善农村医疗队伍建设

对于农村医疗服务而言一支专业化的医疗队伍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对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同时也应该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有利扶持，全面开展基层医疗服务人员培训工作，促使其服务能力与业务水平提升。同时政府还需要制定相关鼓励性政策让更多高校毕业生投入到农村基层医疗服务当中来推动基层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提升。立足于这支专业化农村医疗服务队伍进一步扩充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水平，让新农合医疗制度得到落实。

3.3对新农合补偿比例进行优化

结合区域经济情况以及农民收入情况对新农合补偿比例进行调整，通过标准补偿调整让参与医保的农民均可获取适量的新农合基金补偿。例如可适当提升门诊补偿报销比例与上限来加大补偿力度，让即便是经济困难的农户也可在第一时间进行治疗。

3.4对医疗服务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对农村机构医疗财务进行密切监督从而预防费用支出过高以及非合理性支出。为了达成上述目的可推广按病种付费治疗方式，在农村居民病诊时，对于不同类型的疾病规定不同限额，超过限额部分资金则免除。另外结合预算成本控制构建出药物费用信息公开制度来督促医务人员合理用药，以此为基础推动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

4.结语

制度优化范文篇7

关键词：业财融合；政府会计；政府审计；国家治理

一、引言

随着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和权责发生制的研究和改革，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监督和协同作用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是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直接关系到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建设的进度与实际效果。随着政府财务报告会计制度逐步实施，审计监督评价反馈作用日益凸显：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能够监督会计制度执行情况，提出独立意见和解决方案供政府财务报告会计参考与改进实施，促进政府财务报告会计更好更快地完成相关改革。因此，分析和研究当前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现状和改进措施，对于构建和实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业财融合为背景，分析政府部门财务报表审计现状，提出改进措施。业财融合指的是业务和财务的融合，包括流程、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融合。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比以前更加注重财务业务性质和财务记录，财务与业务的融合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务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防范业务风险、财务风险、提高效率、促进财务治理现代化。

二、政府财务报告的制度背景

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入全面突破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2014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部门财务报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计。《方案》明确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在法规层面上的地位，使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的合作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同时，《方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目标，明确提出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目标，有助于相关部门和理论界加大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力度，促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201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审计监督机制。”这为我国审计监督工作定位提出了相应指示。审计署2020年9月25日印发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办法(试行)》，《办法》的出台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今年6月22日，审计署印发了《“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新环境带来新挑战，新时代赋予新使命”，“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力补短板，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并对各种国家审计进行了大致方向的规划。然而，我国至今尚未正式颁布《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准则》，在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三、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功能定位

《办法》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作了这样的定位：“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聚焦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的真实、合法、效益，着力揭示问题和风险，促进提高政府财务报告可信性和透明度，推动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助力防范财政风险，促进提升政府运行绩效，为财政与经济决策提供有用信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主要是从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来作的定位。从业财融合的角度来说，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微观实务视角的问题：一揭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编制中存在的问题；二揭示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三反映财务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完善方面存在的不足。总的来说，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功能定位可以总结于以下流程：监督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及实施情况，并相应地揭示相关问题与财政风险，对政府部门财务报告进行评价反馈，提供给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制度的推进方式与方向，最后进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的公开。

四、业财融合视角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存在问题

（一）审计主体组织方式不明确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建设中，“谁来审计”是一个重要问题。《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中并未对政府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但是由于政府审计机构人员配置有限，审计资源有限，审计人员不熟悉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审计署2020年印发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审计机关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具有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审计。然而，对于聘请制度与流程、政府财报审计“谁来审”分工未作明确说明，对聘请外部审计时信息泄露风险的防范也未作明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在2021年10月23日修订后，对审计主体进行了界定，其内容与《办法》类似：“审计机关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具有审计事项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参加审计。”

（二）审计内容较为局限

审计内容指的是“审计什么”。《办法》指出，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包括：部门财务状况、运行状况、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与披露、部门财政财务管理、相关电子数据及信息系统设计运行情况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审计环境、会计制度、会计核算体系等都发生了变化，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重点仍然停留在信息披露的层面上，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现代政府财务信息的记录和核算主要通过内部信息系统进行，因此，审计内容的界定不应局限于纸质或电子载体，而应重视内部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但是，目前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内容大多是报告形式，内部信息系统设计不完善，对政府财务报表审计质量有很大影响。

（三）审计程序效率低下

《办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程序，目前我国政府审计计划制定存在着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导致资源配置浪费和不足，审计重点不突出。同时，下级审计机关与上级审计机关之间缺乏工作衔接，上级下达的审计任务与本级审计计划的统筹协调性差。这两种情况都将给本已不足的审计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审计调查程序流于形式，对被审计主体权力运行风险和行政运行风险缺乏充分关注，不能有效运用审计成果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有限的审计资源将极大地影响到审计资源配置，降低审计质量。在审计取证过程中，仅执着于获取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收入、费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保证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资产、负债等列报项目的存在、权利、义务、截止、分摊等多项认定收集相关审计证据，确保在充分、适当的获取审计证据的基础上发表审计意见。

（四）审计依据不够健全

审计依据是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标准，主要体现在审计法规、审计准则等方面。在理论上，政府审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是潜在审计主体，但是，即使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最终的审计责任还是由政府审计机关承担。因此，政府审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遵守国家审计准则。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尚无具体标准，仅有《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办法(试行)》作为实践指导，而《办法》仅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进行了大致的指导，而在实践中关于执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方面的指导却寥寥无几，审计依据不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进展缓慢。

（五）审计结果的报送运用不完善

根据受托责任理论，审计责任是受托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审计结果的运用也是审计职能发挥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不完善、审计工作混乱、内部报送与对外披露渠道不明确、审计结果总结整合所形成的审计报告格式不规范，并不能向所有公共权力委托人及其代表准确高效地报送政府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办法》仅提到审计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结果。关于“怎么公布”、“具体公布内容”以及公布后的监督反馈机制，目前尚无相关规定。审计结果运用是审计报告使用者能否运用审计报告及其所承载的信息进行相关决策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的审计结果运用尚无制度指导框架和运行体系，作为审计委托人的各级人大无法通过审计报告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而客观评价政府履职行权的绩效，也会影响社会公众借助审计报告参与监督政府的治理诉求。

五、业财融合视角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优化策略

（一）明确审计主体、形成审计共同体

在如何聘用注册会计师加入政府审计工作方面，周曙光、陈志斌（2020）提出，政府审计机关可以从国家采购中购买社会审计服务。根据国家审计机关的规定，各部门或机构可以直接聘用社会审计机构。对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通过公开投标的形式，选取具备相应资格的审计机构。在审计工作中，审计机关在年终根据审计资源和被审计单位的特点，选定审计机构的审计目标，而其它审计机构则可以选择审计外包方式，聘请审计机构审计；另一方面，审计单位也可以参考英国审计事务所，将审计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经营模式，按照不同的经营模式来确定审计主体。在聘用社会审计机构进行政府内部审计时，必须要采取切实的防范手段来保证其财务信息的安全性；在信息保障机制上，可以在开展审计外包前，对社会审计师和社会审计单位进行严格的约束，为了确保网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用更高的电脑软件和软件。

（二）审计内容的重点转向信息系统审计

现代政府财务信息的记录和核算主要通过内部信息系统进行，因此，审计内容的界定不应局限于纸质或电子载体，而应重视内部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在信息社会中，政府内部财务信息系统建设是否完善将直接影响到政府财务会计和审计质量。如果内部财务信息系统比较健全，审计时必须保证原始数据真实可靠，才能保证审计质量，节约政府和社会审计资源和成本。如果内部财务信息系统相对不健全，那么审计内容的重点将集中在财务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运行方面。审计过程中掌握源头数据和信息记录、核算过程，能有效保证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强化信息体系，强化内部信息体系，健全审计信息平台，严格控制审计机构与审计机构之间的数据、信息标准，促进数据的储存与分享，加速数据及信息技术的开发，打破数据实时分享的限制，建立跨行业的信息共享机制。

（三）建立财报审计与预决算审计结果协同机制

《办法》指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应当纳入年度计划管理，既可单独实施，也可与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决算草案审计相结合。在审计程序设计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审计成果，如预算执行审计、决算草案审计。预算执行、决算草案等是审计机构日常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特定问题，如：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等，可以成为审计工作的重要依据。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资金收支、预算管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将重新回到被审核单位的责任应计制中，这将对政府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利用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既能节省资金，又能有效地防止重复审计带来的问题。

（四）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准则和指南

第一，修改审计法，使财政报表的审计职权更加清晰。构建我国财政会计体系的第一要务是：修改和健全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厘清审计对象与责任。第二，要修改和改进我国的审计规范，制定一套专门的审计规范；在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下，现行的审计准则无法为我国的政府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我国必须尽快制订并颁布相应的审计准则，为我国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规范。

（五）加强审计财报监督与结果运用

审计机关、财务机关要对审计成果的应用提出指导意见，以便确定审计单位、审计主体、审计委托人和其它报表用户在审计过程中的作用。第一，财政审计报告的报送问题，由政府有关部门向财政、审计机关报送财政审计报告；第二，审计机关和财务机关要对审计成果的应用提出指导意见，并将审计成果应用于审计对象、审计主体、审计委托人及其它报表用户。要实现政府会计报表的审计，不仅要依靠专业的审计机构进行质量监控，还要在媒体的不断曝光和不断的新闻报道中，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并在社会的监督下，实现对企业的审计信息的及时披露。

参考文献：

[1]贾云洁,王会金,刘园园.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法国实践经验及启示[J].财会月刊,2021(23):90-97.

[2]贾云洁,任炜.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构建研究———基于中美两国制度环境比较视角[J].财会通讯,2021(05):150-153.

[3]周曙光,陈志斌.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与企业财务报表审计比较研究[J].财务与会计,2020(03):41-44.

[4]周曙光,陈志斌.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机制构建[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9,33(06):19-30.

制度优化范文篇8

改革开放政策虽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广大农民的健康问题却成为一个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据2003年医疗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民因病2周未就诊率达48％，因病需住院治疗2周未住院率达30％以上。31.4％的农民有病采取“自我医疗”的方式，33.4％的贫困农民是因疾病而引起[2]。疾病就像一把悬挂在农民头上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因病致穷，因病返贫”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没健康就没有小康”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成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迫在眉睫的社会现实问题。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现状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按照中央部署，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试点分3批，历时7年，从组织发动、资金筹集模式、完善机制政策、探索运行机制、规范服务流程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人口达8.3亿[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已经形成，运行机制日趋完善，并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已成为卫生工作的一大亮点工程。

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旧的合作医疗制度相比，统筹层次高、管理体制健全、各级财政筹资到位，并逐步形成了一体化的管理服务运行体系；政府主导，卫生行政部门统筹管理，相关部门配合，用极低的运行成本完成了繁重、高效的经办管理工作，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短短7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全覆盖，成为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均以县为统筹单位，各级政府补助和参合农民缴费由县财政专户统一管理，绝大多数按照统一模式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其专户基金封闭运行，财政管钱不管帐，经办机构管帐不管钱，实行封闭运行，缴费、筹资、核算、管理、服务一体化，使新农合制度运行走入了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轨道。

1.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民撑起了医保的一片蓝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各地结合实际，精心调研、周密测算、科学制定、补偿机制日趋完善，以住院、门诊统筹、特殊慢性疾病门诊报销的模式已显雏形。基金分配从保大病起步，逐步向小病延伸，参合人群以家庭为单位，自主自愿全员参合，农民参合基金在逐步提高政府补助水平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形成了社会互助共济，国家、单位、家庭和个人责任明确，分担合力的多渠道筹资格局，这一机制切实缓解了参合农民“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的社会矛盾，使政府真正赢得了民心，医疗机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群众享有了医改发展的硕果。

1.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相关医疗改革政策环环紧扣随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中医特色的进一步发挥，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新医改措施的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医患关系和医患矛盾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机制的完善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可持续发展同频共振，相得益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化平台建设、医院管理系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为整合卫生资源，实现卫生机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2.1参合农民就医需求增加当前，住院率的明显增长和今后门诊就诊率的进一步增加，均是农民医疗需求的释放，说明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农民能看得起病，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加了。过去小病拖、大病扛，疾病演变无法医治才进医院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前住院率的急剧增长一方面是住院需求的释放，但也有小病大医、把门诊病人转化为住院病人的不合理增长因素，实际是一种不健康的需求释放，住院增加是一种辛酸的、担忧的增加，势必注入血的代价。新农合支不抵收、基金透支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后随着门诊统筹补偿的运行，门诊就诊率将会明显增长，从另一个侧面可大大降低住院率。

2.2低保障水平与农民受益高期望值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处于低水平、广覆盖、低保障水平，只能保基本，尤其是慢性病门诊和转外住院的大额医药费患者经济负担较重，而相对补偿较低，参合农民对新农合补偿受益程度的期望日益增加，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为防范医疗争议的发生，过度医疗所引发的高额医药费与患者期望低廉、高效、优质、医疗服务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2.3定点医疗机构医药费用增长过快住院病人次均费用急剧增长，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提高筹资标准额、提高补偿比的效用，降低了参合农民的受益程度，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与住院患者在新农合中补偿费用不同步的矛盾十分突出。

2.4政府投入和参合农民缴费的逐步增加政府无法承诺每年按比例投入，但政府在逐步投入的同时，要求农民参合基金相应增加，由于受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限制，各地区农民的承受能力参差不齐，这必将影响农民的参合率。

2.5基金的到位、存储和支付的运行安全存在一定隐患筹资标准提高，地方政府补助资金按时定额到位的风险增加，而新农合必须持续运转，这就加大了基金的储存风险。

2.6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与供需方不相适应由于管理队伍不稳定，专业技术人员结构不合理，管理人员专业知识短缺，这都是制约新农合运行常态和健康发展的因素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新农合的宣传还存在盲点和薄弱点个别基层干部、医务人员和农民群众对“新农合”制度说不清、道不准、讲不明；新农合经办机构虽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上都印有新农合相关政策，报销程序，报销方法等内容，但由于农民接受知识的能力有差异，有些群众不亲身经历医药费用的补偿，总是对此漠不关心。

3.2乡村两级医疗服务能力差新农合制度启动后，乡镇卫生院住院病人大幅增加与乡镇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差的矛盾日趋突出，“就近就医”、“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医疗机构分级分工制度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导致了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病满为患，而乡镇卫生院门庭冷落的“怪圈”现象。

3.3经办机构管理能力薄弱乡镇无专门经办机构，有的虽有但也是徒有虚名，无专职人员，县（区）经办机构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只能满足常规的审核，经常性的监督，显得力不从心。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对策

4.1持之以恒、扎实有效的宣传新农合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多种方式，加强新农合政策的宣传，使之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广大农民参合的主动性。各级政府和基层干部群众要把宣传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并建议将新农合政策知晓率、参合率纳入各级政府责任书中考核。

4.2加强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卫生行政部门要牢牢抓住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设备的装备，给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补充项目，落实专业技术人员培养计划，并加大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增强整体服务功能，跳出大医院病满为患，乡镇卫生院门庭冷落的医疗“怪圈”，以知识和技能引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4.3加快新农合政策与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医保的并轨运行真正体现城乡一体化，实现人人享有公平、公正的健康卫生服务。

4.4出台相关政策出台新农合有关法律法规，使新农合工作有法可依，用法律手段规范新农合工作，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使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制度优化范文篇9

专利权是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的一种独占权，是国家对发明人进行创造性劳动取得智力劳动成果并将其公布于众的回报。专利权是一种私权利，但专利权人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采取不实施专利或者不愿意充分实施，或在专利许可中不正当的限制交易等方法，以保护其独占权以期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专利得不到实施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反而会阻碍技术应用。于是，在社会公共利益与专利权人私人利益之间便在发生了利益冲突。对专利权人的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可以协调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平衡专利权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有利于缓解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

2003年12月，韩国爆发大规模禽流感，禽流感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治疗禽流感的药品由瑞士罗氏(Roche)公司生产。罗氏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自身生产能力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依据其药品专利权人的地位，拒不授权其他制药企业生产，拒绝提供专利所保护的配方和生产工艺。之后，罗氏公司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世界各方的压力下，态度才有所改变。专利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排他性是它的必然属性,保障专利权的独占性自然是保障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如果对专利过度保护,甚至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受到威胁时,可能是重新思考专利权的定位的时候了。因此，对专利权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了对专利权限制的若干制度，如对专利权客体、授予条件、期限的限制制度，专利权的效力终止制度，宣告无效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先用权制度，善意侵权制度，权利穷竭原则，计划实施许可制度，临时过境制度，专利侵权豁免制度等等。但是笔者认为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专利权限制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先用权制度定位不明确

所谓先用权，是指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独立研究出与申请专利发明同样的发明或者通过合法途径获知该发明创造内容的人，在国内已经实施或者为实施该发明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他人申请专利以及获得专利授权之后仍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实施该发明的权利。先用权制度是为弥补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而设立的一种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而我国专利法中关于先用权的规定，存在如下缺失。

1、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类型的规定过于单一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1款(二)将先用权实施行为类型仅仅限定在“制造”和“使用”两种方式上。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的规定，能够产生先用权的行为，对于产品专利来说，不仅包括制造专利产品，还应当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相同的产品；对于方法专利来说，不仅包括使用该方法专利，还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依照该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从先用权设立的本意来考虑，先用权的规定旨在克服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豁免先用者的侵权责任。如果只允许先用者继续其制造、使用行为，而不允许其通过其他方式处置其产品，那么生产出来得产品只能堆放在仓库，而先用权制度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2、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专利法》规定，先用权人有权在制度“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这里的“原有范围”具体指什么，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在理论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原有范围是“指其产量一般不高于专利申请提出时的产量”“包括专利申请提出时原有设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或者根据原先的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力”。也有学者认为，先使用权的“原有范围”是指:(1)实施人的数量,先用权只有先用权人本人才能享有,先用权人不得颁发许可证;让其他企业生产、销售享有先用权的产品,也不得将属于他本人的使用方式,通过合同关系分配给第三人。(2)原有的产业领域,先用权人可以在其原来所从事的产业领域内实施其发明创造(3)原有的实施方式,先用权人只能以其原来所掌握的发明创造的程度为凭去继续实施。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规定不明确，容易导致实践中的争议。

（二）未规定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

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保护超过合理限度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流通秩序。权利穷竭是指享受某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所许可的人首次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再干涉该产品的使用和流通。

目前世界各国对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主要分为两种:“国内用尽原则”和“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的效力限制应当仅限于国内，在一国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而使其专利权耗尽并不导致该专利权的效力在国际市场上也耗尽。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人在首次合法售出专利产品后，其基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专利权效力不仅在本国耗尽，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耗尽。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一）对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作了规定。同时，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专利产品的进口权是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拥有独占实施权的一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实施。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专利法》不承认专利权国际穷竭。

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却导致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违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自由流动，妨碍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我国的国情是专利技术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进口到我国，适用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强制许可制度可适用性不强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把使用专利权的许可授予申请使用该项权利的特定人，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权力违背专利权人私人意愿以保障社会利益的一种专利权限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强制许可有三种情况：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但是从该制度设立至今，一次也没有适用过。笔者仅就普通强制许可制度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1、普通强制许可中未规定附属非专利技术的一并许可

对一项专利进行成功的商业性使用,除了需要该专利本身外,还通常需要与该专利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技术设备以及实施该专利所必须的其他附带转让的非专利技术。然而在强制许可的条款中一般并不包括这种附属的非专利技术。当强制许可的申请人并不掌握这些专有技术且又没有从专利权人那里获得这些专有技术时,即使专有行政部门把该专利强制许可给他使用,他也会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阻碍人们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

2、对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的时间限制过严

我国《专利法》规定强制许可的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时间应是专利权人被授予专利权后已满三年,如果未满三年,申请人不能请求强制许可。因为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授予专利权之后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才能实施其发明，所以如果要求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获得专利授权之后立即开始实施，否则即申请实施强制许可，这对专利权人来说过于苛刻。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及发明创造日新月异,三年的时间很可能专利具备的新颖性特征已经不存在了,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申请强制许可,现实意义及商业价值已经不大了。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上十分必要的强制许可制度在现实中毫无作用这种尴尬的局面。

3、对普通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

我国法律只规定在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依其规定在专利权人实施但是并未充分实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人无权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巴黎公约》要求在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不实施，以及不充分实施两种情况下均可对其申请强制许可。也就是说，我国《专利法》对普通强制许可的要求高于《巴黎公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强制许可制度的应用。

（二）未规定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

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保护超过合理限度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流通秩序。权利穷竭是指享受某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所许可的人首次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再干涉该产品的使用和流通。

目前世界各国对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主要分为两种:“国内用尽原则”和“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的效力限制应当仅限于国内，在一国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而使其专利权耗尽并不导致该专利权的效力在国际市场上也耗尽。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人在首次合法售出专利产品后，其基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专利权效力不仅在本国耗尽，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耗尽。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一）对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作了规定。同时，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专利产品的进口权是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拥有独占实施权的一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实施。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专利法》不承认专利权国际穷竭。

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却导致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违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自由流动，妨碍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我国的国情是专利技术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进口到我国，适用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强制许可制度可适用性不强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把使用专利权的许可授予申请使用该项权利的特定人，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权力违背专利权人私人意愿以保障社会利益的一种专利权限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强制许可有三种情况：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但是从该制度设立至今，一次也没有适用过。笔者仅就普通强制许可制度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1、普通强制许可中未规定附属非专利技术的一并许可

对一项专利进行成功的商业性使用,除了需要该专利本身外,还通常需要与该专利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技术设备以及实施该专利所必须的其他附带转让的非专利技术。然而在强制许可的条款中一般并不包括这种附属的非专利技术。当强制许可的申请人并不掌握这些专有技术且又没有从专利权人那里获得这些专有技术时,即使专有行政部门把该专利强制许可给他使用,他也会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阻碍人们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

2、对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的时间限制过严

我国《专利法》规定强制许可的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时间应是专利权人被授予专利权后已满三年,如果未满三年,申请人不能请求强制许可。因为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授予专利权之后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才能实施其发明，所以如果要求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获得专利授权之后立即开始实施，否则即申请实施强制许可，这对专利权人来说过于苛刻。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及发明创造日新月异,三年的时间很可能专利具备的新颖性特征已经不存在了,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申请强制许可,现实意义及商业价值已经不大了。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上十分必要的强制许可制度在现实中毫无作用这种尴尬的局面。

制度优化范文篇10

一、新农合要坚持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中国民法基本原则之一，指公民、法人等任何民事主体在市场交易和民事活动中都必须遵守自愿协商，都有权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独立自主地选择、决定交易对象和交易条件，建立和变更民事法律关系，并同时尊重对方的意愿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或任何第三方。只要进行交易或其他民事活动双方的交易等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等第三方都不能干涉。以欺诈、强迫、威胁等违背交易主体意志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都为法律所禁止。新农合制度本质上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任何部门、任何机构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强迫农民参加新农合。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农村稳定，为了有利于“三农”建设，以各种形式要求农民参加新农合都是有违民法基本原则的。增加农民参保的热情，扩大农民参保的覆盖面，要从法律的基本精神出发，通过合法的途径增加农民对新农合的认可，增加新农合在农村的影响力，从而让农民能够自愿地参加到新农合的大家庭中来，保障新农合的有效开展。因此，新农合首先要尊重自愿原则，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到新农合扎根农村的关键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工作态度问题，态度决定着新农合是否真正是为农民服务，是否能够把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的关怀带去。

其次，自愿原则要有前提，就是农民能够负担得起新农合需要缴纳的费用。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有很多低保户，他们没有经济来源，需要社会通过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生活，这部分人政府要给予帮助，要帮助他们缴纳新农合的参保费用。要建立机动灵活的自愿参保制度，深入农民家中，了解农民实际情况，让新农合不仅仅成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还要成为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农民可以体会到国家对他们的关心。最后，对以户为单位收缴新农合费用的要根据农民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地予以体谅。调研走访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外出打工，有的甚至已经扎根城市，他们在城市中有的享受到城市医疗保险，有的加入到了商业保险；家里的小孩，或者参加了学校的医疗保险，或者在大学享受大学医疗保障体系。针对这种情况的家庭，应该灵活多变的贯彻以户为单位收缴新农合费用的办法。

二、改善新农合宣传政策，加强基层宣传工作

新农合自愿原则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新农合的宣传政策和工作方法，新农合能否真正扎根农村，服务农村，为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关键看新农合能否得到农民的认同。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新农合的领导。新农合是惠及8亿农民的大事，是推进“三农”的重要步骤，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涉及新农合宣传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新农合的重要性、紧迫性，从思想上提高对新农合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落实到扎实的工作当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真正能够符合宣传新农合的要求。其次，落实干部责任制，用责任约束干部落实好新农合的宣传工作。新农合能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一方面是新农合的实际效果，另外，就是新农合的宣传，很多干部宣传新农合走过场，不认真深入农民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宣传情况，只是一味地要求给政策和加大新农合的政府扶持力度，新农合是新生事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善，不能等、靠、要，要积极行动起来，宣传新农合的惠农特色。对于一些不认真落实工作的干部，要给予相应的处罚，明确宣传的工作纪律，并制定详细的评估办法。再次，采取多种形式、组合多种媒介宣传新农合。宣传新农合需要采用灵活多变的宣传方式，农民知识结构单一、受他人影响较大，在做好人际传播的同时，要做好大众传播，要积极利用电视、报纸、网络有计划地组合宣传新农合。各级政府要积极利用好“三下乡”等活动，深入农村发放有关新农合知识的简章、宣传单，并通过其他丰富的文体活动宣传新农合，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布局，扫清宣传盲点，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最后，设立新农合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新农合宣传、解决突发事件等。新农合一直以来没有配套的专项资金，很多宣传活动，经费都由其他途径获得，这既不利于新农合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新农合的财务管理。从长远来看，要建立新农合配套资金，并规范资金的管理和审核，同时，这笔资金在加强新农合的宣传上，要积极做好各种媒体的投入。另外，新农合配套资金有利于解决农民看病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尤其是一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问题，需要新农合配套资金来解决，避免由此产生的坏影响。

三、适当增加报销比例，简化报销程序

新农合的报销比例的原则旨在降低因大病返贫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医疗费用的整体上涨、医疗时间的延长以及农民增收缓慢，局部地区依然存在因大病返贫的现象。增加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关键在于新农合资金是否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农合制度的报销比例既有普遍性，也有局部性，一些发达地区，通过其他途径增加了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提高了新农合在农村的普及，减轻了农民由此产生的负担。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地方财政相对拮据，虽然已经加大了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但与农民的期待依然存在距离。吉林省要想增加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一方面要多方筹措新农合资金，地方财政拨款和县里配套资金都优先保障新农合资金，省里除了相应的专项资金外，还要多投入一些资金，新农合刚刚起步，未来能否真正发挥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关键看起步阶段能否得到农民的认可，县里要保障中央、省里的资金及时、准确的到位，配套资金也要及时到位，这个过程中，县里也要多方筹集资金，利用好福彩等公益性的社会福利资金，帮助新农合快速成长；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资金利用制度，避免资金浪费，让新农合有效的资金落到实处，保障农民能够及时享受新农合的保障；再有，提高农民缴费比例，参加新农合的农民需要自己缴纳30元，在调研走访中，部分农民认为，农民经济实力虽然增长缓慢，但是30元的缴纳费用还是可以承受的，如果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增加缴费比例也是可行的。新农合的报销手续繁琐，增加了新农合制度普及的难度。为了防止欺诈性报销，当地政府对新农合采取了比较严格的审核体系，而且要让农民自己垫付，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骗取医疗费的行为，却加大了农民看病的难度，有些情况，由于票据丢失、看病着急等情况，给报销增添了很大的难度，甚至是无法报销，这与新农合的初衷产生了抵触。简化看病手续，建立一套科学、简便的报销程序，是推广新农合的当务之急。建立村一级村卫生所垫付制度，以村为单位的村卫生所，应该承担起不出村处理基本医疗保障的任务。有的村距离乡镇卫生所距离很远，农民为了十几元的医药费跑一趟路很费周折，建立村卫生垫付制度，定期结算，减轻了农民看病走远路的问题，也节约了农民的成本。针对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大额医疗费用，县里可以建立报销核算中心，乡镇设立办事处。采取差别化的报销制度，只要看病情况属实，报销合理，就要进入报销程序，不能以票据不全为理由，拒绝农民，如果票据实在不能证明病人的看病费用，可以让医院出具相应的情况说明，避免因为票据遗失，造成病人无法报销的情况。

四、强化新农合资金管理，做好定点医院监督工作

强化新农合资金管理是保障新农合制度正常运转的关键，是逐步扩大新农合成果的坚强后盾。新农合资金管理面临很多问题，例如资金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审核报销制度存在问题，资金监察制度缺失等。这些问题是新农合资金被挪用、骗取保金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首先，建立资金管理体系，新农合资金从进入到流出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会计审核制度，资金利用、分配、核销都要按照现代会计制度进行管理。有些地方出现新农合资金不足、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加大改善的力度，避免因为资金管理出现资金漏洞，避免新农合制度在资金上出问题，为今后新农合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审核报销制度既要尊重报销程序规定的手续，同时，也要灵活多变地方便农民报销，两者要互相平衡，实现制度的最优状态。目前，存在审核农民严，审核医院简单的问题，农民新农合报销需要的手续不能说不少，也不能说不存在问题，如果缺少相应的手续，可以采取医院开具证明的办法，或者补办手续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及时报销。对待医院的审核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对待一些定点医院要强化监督手段和审查手段，避免医生乱开药、开好药的问题，在审核上要向下游延伸，不能简单的核对票据，对医院的服务以及对待新农合病人的态度都要进行监督，对于一些医院存在的骗取新农合资金的问题，要严肃查处，追究相关的责任，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保障新农合的声誉不被玷污。最后，要完善各项监督检查制度。新农合制度建设关键在监管，这是一项惠及8亿农民的大事，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确保这项政策不变味、不被淘汰的关键。一些地方私自挪用新农合基金，一些人与医院合谋，骗取新农合基金，对于这些情况要严肃查处，一查到底，保障新农合能够在中国扎根发芽。

五、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着力点

首先，新农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抓手，要以“三农”建设为新农合工作的着力点。中央连续几年的1号文件都把“三农”问题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都把解决农民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很长一段时间，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处于真空状态，农民不敢看病，也没有钱看病。要稳定农村，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要解决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农合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从最初的设计走向了试点，进而在全国展开。当前，新农合已经成为稳定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借助“三农”建设的契机，提高对新农合的认识程度，提高新农合的影响力，提高国家对新农合支持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