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范文10篇

制度化范文篇1

所谓制度化腐败，就是由于制度缺失或制度安排的原因，使得腐败呈现普遍化和公开化特征。从普遍化的角度讲，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腐败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从公开化的角度讲，就是腐败常常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有时是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诸如公款行贿、部门利益、小金库等。也就是说，制度化的腐败在官员中建立起了相对平衡的腐败机制，这种机制由某个利益共同体所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为用，十分顽强地抵抗反腐败的举措。

当前，我国发生的腐败，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但现实中出现的一些制度化腐败倾向，还是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需要在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加以应对。

制度化腐败倾向的四种具体表现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制度化腐败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些领导干部，以“主要领导负责制”为借口，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在实际工作中，片面强调“一把手”的权力，搞家长制、个人说了算，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前途命运，大笔一挥就可以开支国家巨额资金。权力专断的存在既给监督制约带来困难，同时也为私欲膨胀者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使制度化腐败成为可能。

一些领导干部，以“为本单位干部群众谋福利”为幌子，打着“开源创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旗号，巧立名目，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由于这些做法使本单位干部群众得到“益处”，因而也就容易得到本单位干部群众“拥护”，对这些违法案件的查处和纠正就会有较大的阻力。由于制度监督缺失的原因，使制度化腐败成为可能。

一些领导干部，以“集体决策”为挡箭牌，明知故犯，大搞权力腐败。由于受“法不责众”心理的影响，认为即使出了问题，板子也打不到具体人身上，因而心存侥幸，胆大妄为，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打着推动内部激励机制的旗号，干的却是使个人谋取非法利益制度化、合法化的勾当。比如，年度奖金，他们可以高出员工数十倍；车补，每月拿个三四千元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高管连带夫人到外地“疗休”也写进了内部文件。对此，员工大都敢怒不敢言，深恐因嘴巴不牢，在下一轮竞争上岗中惨遭淘汰，丢了饭碗

制度化腐败倾向的危害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过：“贪污一旦制度化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中国现在虽然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可是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制度化贪污的权利界定是很明显的，比如像印度的贪污，你管皮包的进口，他负责外汇的管制，各有一摊，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贪污的权利还可以买卖，可以继承。举个巴拿马的例子，官员贪污日期都清楚界定，比如每周一、周二、周三是他贪污的日子，周四、周五、周六是你贪污的日子。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也要警惕。”

应当说，张五常的忠告是有道理的。如果任凭腐败的制度化倾向肆无忌惮地愈演愈烈，就会使腐败祸水四溢，后果可想而知。

不可否认，腐败制度化倾向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已经十分严重，使得这些领域和行业的腐败出现了普遍化和公开化的苗头。它败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知，污染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蚕食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结果是：有的部门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揭出来就是“一窝端”，形成集体犯罪和单位腐败的现象；有的单位前任刚刚被查出，继任者又后来居上，“前腐后继”，疯狂腐败；有的单位，一旦贪官受到惩治，本单位的人不但不会拍手称快，反而为贪官评功摆好，鸣冤叫屈；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在其位时难以受到监督，升官后问题才能暴露。

治理制度化腐败倾向的对策建议

制度化腐败倾向的根源都在于制度缺失或制度缺陷。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制度规范体系，让制度去治理腐败。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解决不了。”“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据此，笔者对治理制度化腐败倾向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依靠法制和制度反腐败。一方面，反腐败要靠法制。腐败是民主政治的对立物，不管腐败是哪种表现形式，其本质都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不能靠法制来充分体现民主，不能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障权力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加以保证。另一方面，依靠制度反腐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既从根本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了人们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堵住了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滋生腐败的条件，起到了防范于前的作用，可以降低反腐败的成本，又能惩治腐败，起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制度化范文篇2

一、当前村级制度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随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实施，有人管事、有钱办事和有章理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有人管事、有钱办事和有章理事三者中，有章理事、照章办事应该是管实现整体长远利益的前提基本条件，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这一基本条件，“好人”难以施展才能，“有钱”也会办坏事。但在各地有章理事方面，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不清，理解不够。对于村级工作制度出现两种片面性认识：一是有些人片面强调村级自治，认为不再需要制定什么其它的制度。不尊重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把村民自治错误地理解为村委会的自治、村委会主任的自治，极个别村委会主任认为村民自治就是主任说了算，有些带头抗粮、抗税；有些人为了拉选票，私下里将抗粮、抗税作为竞选口号；有些甚至认为“自治”就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严重曲解了村民自治。二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制定规章制度时未能充分尊重村委会的法律地位，有的党支部书记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思维定式，采用陈旧的管理模式，运用计划经济条件下过时的领导管理方式去面对新形势下的村委会工作，习惯于搞“包办代替”，“大权独揽”，限制甚至抵触村民自治。

2、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各项制度具体可操作性较差，细节不明确，不规范，难以有效地指导村级工作。如农村“两委”根据对《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理解存在偏差。《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部分党支部领导人对自己在村民自治中所要履行的权利和责任不够清楚，而对《条例》第二条指出的农村党支部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的领导核心”理解为：必须管理经济、管理财产，否则“领导核心”作用就成为空谈，以此为由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该向村委会通报的没有通报，该召开两委会研究解决的单方面拍板决策。一部分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则认为《组织法》第五条中规定：村民委员会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等村务，认为过去由村支部书记的“村财务第一当家人”的权利，应由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掌管，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既然是村民选出的“当家人”，大事情又由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小事情由村委会办理，用不着党支部“多操心”。由于没有操作性较强的实施细则，其结果一是导致村干部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出现包办代替，争权争位现象；二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遇到矛盾时则推诿扯皮，大撒手，放任自流，认为既然村民自治了，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搞所谓的大“民主”，不管不问，任其发展；三是用一些过时的、责权利不相符的指标来衡量村干部工作政绩，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3、程序不清，协调不够。已制定的各项制度之间互相矛盾，配合协调不够，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混乱局面。如由于制度程序不清，部分经过直选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工作培训和教育制度，缺乏村级具体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经验，缺乏党的领导观念，不清楚执行村级工作制度的基本程序，有些村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是大多数人选的，就要领导大多数人，村支部书记是由少数党员选的，只能领导党员，把村民自治与加强党的领导割裂开来，误认为村民自治就可以随心所欲，甚者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由此导致村干部在工作中配合协调不够，或者各行其是，根本不予配合。

4、执行不严，约束不够。目前一些地方的各项制度建设方面表现在重建设，轻管理，轻督察现象严重。对于制定出的制度，村级是否执行，如何执行，检查督促不够。极个别地区声势浩大的达标升级活动的繁多的大检查、大评比，牵涉了各方面大量的精力，反而影响了与农民群众最直接打交道的村级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的监督落实。直选后，虽然部分乡村按照《组织法》、《条例》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但具体到乡村一级如何搞好村级民主自治，开展好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则缺乏适宜的具体工作制度，而现有的部分规章制度也由于可操作性差，难以有效地指导村级具体工作，导致村级工作极不规范，对村干部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约束实施细则，对于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如何进行正常的监督约束，对违反制度如何处理等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出现极个别地方宗族等势力泛滥。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一上任就大搞不正之风现象，村党支部虽有看法但没办法，同时部分村党支部书记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不断插手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委会对其的越权行为也难以有效地加以阻止。有如村级财务、政务公开问题，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假公开现象，如果不制订出严厉的惩处制度，必将大大削弱这一得民心工程的影响力。

5、制度泛滥，形式主义。村级制度建设从解放初期的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到逐渐转变，是一个必然的变化过程。目前，个别地区不仅制度不规范，而且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往往是临时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空话大话套话连篇的无如何实际意义的制度来，大搞“挂在嘴上，贴在墻上”的形式主义，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严重地影响村级工作的正常开展，给乡村干部增添诸多不必要的负担，同时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基层干群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二、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农村制约手段弱化，导致村级制度建设不规范。

当前,农村个别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甚至把自己应尽的义务也当作额外负担，个别“钉子户”几年合理的各种税费顶着不交，公检法难以处理，无必要的措施予以有效的制止。目前农村各种制约手段弱化，法律手段不健全，经济手段无基础，行政手段难执行。上面压的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基层村干部手里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软措施，上级只压任务，而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作为保证手段，致使村干部左右为难，工作不干不行，干工作又怕“干”国家事，“犯”个人罪，因此歪风邪气难以及时有效地得到遏止，村干部成了“受气包”，越干越憋气。

（二）形式主义严重，导致村级制度建设不规范。

由于制度不规范，存在着形式主义，导致当前农村干部大部分精力均放在了落实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上，工作中免不了接触各种矛盾，加之工作中各级出现的各种失误，村干部往往就成了农村矛盾的焦点，特别是有些按照上级意图，不情愿地种出的农作物，一旦出现卖难、价格回落问题，基层干部就成了替罪羊，而农村达标升级评比中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又导致极个别领导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为了创造所谓的“政绩”，大搞特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以虚假瞒报形式，骗取荣誉、政绩，村干部违心地为上级涂脂抹粉，按上面的意图去欺骗检查组，制度成为了摆设，检查组一走了之，村干部则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遭受群众的指指戳戳，村干部难以承受如此大的精神压力，增加了从事具体工作的村干部工作难度，另一方面村级干部选拔制度中的形式主义，如干部年龄、文化程度等，脱离了农村工作实际，给村干部选拔增添了不必要的条条框框。

（三）村干部变动频繁，导致村级制度执行不规范。

目前农村普遍实行了村干部“海选”制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同时村干部变动频繁问题也显现出来。被选出的村干部往往是在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但在村务管理方面则知识有限，经验欠缺，加之农牧区村民文化知识较缺乏，更是难以适应当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难以对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进行有效地指导，目前农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由于有关部门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农产品供求信息，村干部又无闯市场的经验，盲目地“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导致乡村号召农民种植什么什么赔钱，养殖什么什么亏本现象发生，不仅严重损坏了基层组织的形象，而且形成群众对村干部的一切工作产生逆反心理。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表现在农村干部工作中就是村级干部不稳定，组织机构涣散难管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多数村级基层干部在农村做了大量耐心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由于目前村干部实行“海选”，对村干部适时进行依法调整是必要的，但变动过于频繁必将影响到农村的各项工作，如果主要干部频于变动，单纯地以年龄、学历，甚至以农村经济发展作为为唯一标准选举村干部，农村就有可能失去吴仁宝这样的带头人。在选举工作中由于制度不规范，往往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由于得罪人多而落选，而一些不涉及矛盾的老好人被选上，由于这部分人从未从事过村务管理工作，因此尚未适应农村复杂矛盾就又因为卷入矛盾而被又一个新人所替代，由此导致工作出现断层，严重影响基层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在干部选用方面，由于农转非、工作指标等问题的限制，村级优秀干部难以被提拔到乡、县等有关部门工作，使村干部认为“工作沒干头、前途没奔头”。工作制度不规范，也使“两委”成员难以尽快熟悉情况，及时进入角色。

（四）舆论宣传不到位，导致村级制度建设难规范。

在舆论宣传方面，没能利用好现代的宣传工具，宣传出农村改革中出台的，有利于村级建设的各项制度。以乡村基层干部为题材的各种宣传报道，大多以村干部违反各项制度为内容，丑化了基层干部的形象，被当作反面教材，以村干部中极个别败类的所作所为以偏概全，由此产生了晕轮效应，似乎所有的基层乡村干部都是些反面人物，误导了舆论，致使不少群众，甚至是领导干部看不到基础组织和基层干部在促进农牧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看不到大多数基层村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村干部越干越委屈难以干，导致村级制度建设走样。

（五）村干部自身知识素质差，工作报酬失衡，村干部后顾有忧，干部流失严重，村级各项制度缺乏必要的衔接。

村干部素质低，部分村支部书记能力差或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热情，村委会主任不服气，部分村支部书记自身约束不严、素质低、私心重，村委会主任不同流合污和村委会主任素质低，工作能力差，工作中不配合。在经济方面，村干部的工资平均在千元左右，个别贫困村甚至几年未拿报酬，村干部往往在当地是一些经商、种地搞生产的能手，一两千元的报酬，如果不干村干部，对于他们来说只能算是零花钱，由于村级干部误工补贴较少，与国家干部比费力得罪人又无实惠，与农民比也不如，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种好责任田，相比较明显感到吃亏，村干部混日子、弃职流失现象严重，为此有能力的人不愿干，没能力的人又干不了，合适的村干部人选越来越难挑，后备干部断档现象日益严重。

大多数村干部已人到中年，几十年来为村里各项工作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与其他干部相比，退休生活无保障，收入差距大，养老问题、大病治疗问题无法解决，相比反差较大，当前农村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得罪领导政治上要命，得罪妻室生活上要命，得罪歹人全家不安宁”，村干部感到后顾有忧不想干，导致村干部短期行为严重，工作得过且过，撞钟混日子，心情不畅。村干部实际上超负荷的承担了一些政府公务员的工作职责，但又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保障。

（六）干群沟通渠道不畅，导致村级制度建设难以及时完善。

没有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等现代化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作深入细致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干群沟通渠道不畅，如中央的指导政策在短时间内就能传到乡村，执行过程中上级有所变动，村干部按上级要求办事，群众不理解，领导不了解，各种矛盾均指向村干部，导致村干部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甚至激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所致，一些原本不大的矛盾，不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及时，本可顺利化解；如果推托回避，或者方法简单粗暴，些微波澜可能酿成轩然大波，甚至可能引发对立和冲突，增加工作难度。没有充分发挥村组调解工作的积极性，村民有疑问、不解、怨情难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得以迅速解决。

（七）缺乏在《宪法》、《组织法》、《条例》基础上，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出台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基层各级组织在具体执行中难以操作执行

（八）基层各级组织尚没有及时转变工作职能，乃采用陈旧的计划经济下的领导管理模式，随意给农村下任务，压指标，乱评比，甚至是不负责任地搞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导致一些现有的制度难以得到有效地执行。

三、建议及思考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政权。八十年代初，撤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政权体制建立了“乡政村治”模式。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在于有一套好的制度，有一种好的工作机制。农村制度建设，决不能就事论事，仅限于村级范围之内着眼，其与全国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置身于全国大系统环境中总体考虑。当前，不仅要加强党的组织制度体系的建设，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及党内选举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以及党内监督制度等，而且还要完善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组织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及其相关一系列制度。重最要的是抓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以增强服务功能为重点的经营体制建设，以民主管理为内容的村级制度建设。

村级制度建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村级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区别对待。原则上可分两类，一类属必须执行的制度，如干部道德品质规范，党纪国法等原则性的问题，而另一类则是可以只设大致的框框，由村干部决定或是村干部召集群众大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讨论决定。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

建立常抓不懈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机制，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由过去的运动式、突击式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转化。

1、村支部制度建设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具体情况，村党支部书仍然应该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为此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村党支部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加强以村党支部书记为核心的村干部选拔、使用培养、管理工作制度，规范村干部的工作。农村工作纷繁复杂，村干部处于兵头将尾、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工作繁重异常。对上级要负责，要服从听指挥，要认真贯彻落实并遵照执行上级各部门、各单位下发的各种文件、指示；对广大群众也要负责，农村每项工作都要村干部去具体安排落实，每个村干部要面对成百上千的村民群众的各式各样的要求与难以解决的问题，村干部往往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然而最令村干部头痛的是在上级的要求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自己的尴尬角色。一是责任与权力脱节，硬任务软措施，二是工作压力大，三是精神负担重。针对农村具体情况，建立组织生活制度，因地制宜地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办事公开制度、党支部工作报告制度、流动党员管理制度等，是支部的各项工作沿着规范化的轨道运作。

加强支部建设，关键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首先要把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有机地结合起来，重点是加大村党支部书记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按照诚信标准选人，按照群众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来选人用人，确保“用得其人”，使其在当地群众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号召力；其次要增强村党支部书记的民主法制观念，领导、支持村委会开展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做到领导但不包揽，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开展村民自治工作，一定要坚持做到循章办事，依法办事，该由村党支部组织的工作，就以党支部名义，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去实施，该由村委会组织的工作，就由村委会行使职权，组织村民去完成，村党支部要理直气壮地实施正确的领导，但决不能以“领导”为由包揽具体事务，更不能把村委会抛在一边，一切村务都由自己去操办；做到引导但不干预，农村党支部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从本地实际和群众的愿望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新时期村党支部的工作思路、活动内容，在提高党支部威信的同时，要注意提高领导艺术，要通过说服、引导、教育等方式，把党的主张变成村民的愿望，把党的号召变成村民自觉的行动，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定要真心实意支持村委会依法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要多支持、多帮助，少干预、少设障；做到监督但不越位，党支部有关村务的重要建议，经党员大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要由村委会具体负责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党支部要发挥监督作用，监督的方法是用制度规范监督，靠公开进行监督，而不是凭个人好恶，实施越位监督。

2、村党员干部制度建设

任何制度最终都是要靠人来完成的，再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是外因，如果没有一大批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基层干部，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村干部处在农村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最终贯彻执行者，在群众面前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村干部工作难干、人员难选已成为影响农村工作的一大因素，造成农村社会控制力明显下降，为此，如何提高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就成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扫清村干部工作中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为其打气鼓劲，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按照市场规律，多引导、少教导。强化法律手段，重教育、严处理。强化舆论引导，多宣传、少丑化。注重感情投入，多关心、少训斥。因地制宜求发展，多调查、少刮风。以情感人，重在落实，在严格要求村干部的同时要多方体谅他们的苦衷，建立谈话等制度，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以情留人。

其次要强化教育、科学使用，提高其主动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首要的是提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经济工作水平、民主管理水平，使他们成为学习、贯彻和宣传党在农村政策的骨干力量。

1、加强培训教育制度建设。要利用农闲时节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力度，对于村干部，特别是新上任的村干部，要实行强化培训制度，通过出去参观学习等的方法，提高其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智能素质等各方面的素质，以适应新时期对基层干部的素质要求。

2、抓好村支部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减少不必要的阻力。要求每个党员及村干部要时刻站在各项工作前面，去组织、引导农牧民发展经济，通过自身“三个代表”的实践，使之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真正具有号召力、战斗力和凝聚力。

3、规范管理、加强监督。完善对村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对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绩显著、具备领导能力的村干部，采取公开选拔的形式，不拘一格地提拔到领导岗位，减少其后顾之忧，为其提供更广阔的施展才能的空间，使之充分发挥其才智，为农村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贡献出其自身的力量；落实各种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机制，如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党员议事制度等，加强村干部的监督，化解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缓解干群紧张情绪；建立激励机制，奖勤罚懒，对个别无所作为、拉帮结派、违法乱纪干部要予以坚决撤换。村干部以稳定为主，要慎重对待村干部的交流问题，那种不顾客观实际，应当避免硬性地对村干部进行交流的做法。

4、完善村干部待遇机制。最大限度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养老保险以及应该提高的福利待遇要以制度的形式落实到位。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全部由国家承担，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途径还是要靠村提留，但根据各地村级经济情况来看，在实行误工补贴由村提留支付办法的同时，尚须实行村两委主要人员在职期间交纳养老保险费制度，其费用由政府统筹专款支付。对于有条件的村，可根据本村经济发展情况，通过村民大会，适当提高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对于集体经济有重大贡献者，应当重奖。对其他老村干根据工作年限，以现有的“三老”待遇对待，彻底解决村干部后顾之忧，充分调动新、老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一措施绝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它代表着党对老村干们关怀，是老村干们视为生命备加珍惜的政治荣誉。

5、从严治党，教育管理。按照中央提出的“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乡村党员的教育管理。要提高农村党员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智能素质，发挥广大党员在农民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要使每个党员成为做好农村工作的中坚力量，加强宗旨教育、党性教育、政治理论教育，进行脱贫致富技术培训，使每个党员都具有先进性，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典型辐射作用，团结群众，影响群众，带动群众。要在农村具体工作中发现先进人物，并大胆地进行选拔，积极地培养，努力将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及时吸纳到党组织中来，使村级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与此同时要严肃党的纪律，建立干部追究制度，敞开不合格干部、党员的出口关，对于因干部不作为等原因，通过组织考察与村民评议相结合等方法，一经查实，坚决予以辞退，开除出干部队伍。切实落实奖优罚劣措施，对于群众公认度低，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应采取措施加以教育，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于帮教不改的不合格党员干部，坚决清理出党的队伍，以纯洁党的肌体，确保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建立择优选拔培养后备干部制度。

不注重培养后备干部的行为是一种短视行为。后备干部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今后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后备干部的培养，一方面要合理使用好农村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品质好、能力强，懂经营、会管理的能人、强人，使之利用自身的长处带动村民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选配一批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到村里任职、挂职，以提高村干部的文化素质；第三在各村设立民主理财小组等基础上，挑选出部分有能力、热心村务管理的村民，可参加选举，也可以不参加选举，由基层组织上报，上级组织考察任命，使之参与村务管理，培养后备人员，以避免村委会领导因到届选举落选出现断层而影响工作。

第四要高度重视“三老”工作，减少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三老”工作得到了加强，“三老”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荣誉感增强，农村普遍形成一种尊敬“三老”、爱护“三老”的好风气，使“三老”人员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发挥余热，同时也减轻了现有村干部的后顾之忧，避免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没有人来管的现象发生。

只有对基层村干部实施严格的管理，科学的培训，正确的使用，以心交人，以情感人，就会激发其巨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3、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扩大基层民主应按照农村“有章理事”的要求，以民主、公开、法制为核心，以村级制度建设为重点，抓好村规民约建设，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制度体系。抓好基层民主管理，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监督，规范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一要加强党内监督。二要加强职能部门的监督，特别是审计监督。三是强化执法监督。实践证明，各级党委、政府只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大监督力度，基层干部就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素质，从而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认真贯彻推行由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制度，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重大举措，也是村民参与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活动之一，是调动广大村民当家作主积极性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虽然《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组织法》的出台毕竟是我国农村民主管理的一大创举，是实行村民自治和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社会的一项崭新的政治制度，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有一个逐步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村民自治制度本身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也是中国农村走向民主管理的必然。目前针对村民委员会直选后少数村“两委”关系不顺的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强化教育和管理，狠抓制度创新和落实，进一步理顺村“两委”关系，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索出来一种农村新的领导方式，使村“两委”关系步上良性轨道，确保村级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正确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必要的制度，如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联席会议制度、村“两委”重要干部按一定程序实行交叉兼职等制度，明确“两委”的职责，分清两个组织机构的不同性质、不同职责，确保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农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要体现在对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进行把关定向，对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规划部署，对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意见，对非选的其它干部决定任免，对村委会工作依法进行监督上。村委会的主要职责应是村委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依法开展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工作，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通过村委会职能的发挥，把党的政策和支部的决议贯彻到村民自治活动中去，变成全体村民的意志和行动。

4、通过制度建设，解决好机制问题。

首先通过制度建设，解决好工作机制问题。规范“两委”运行机制，实现工作程序化。健全、规范农村两委工作运行机制，是解决两委矛盾的关键环节，具体要建立村委会向党支部定期请示汇报的工作制度、较大问题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召开的两委联席会议决策制度、重大问题由两委联席会议提出意见后，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策等一系列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明确职责范围。

规范民主决策机制，实现“两委”决策的科学化。深化村务公开和规范“村财乡审”制度，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提高村级民主决策的透明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所得收入的管理使用，村提留的收缴和使用，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标准，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等，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的事项，都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并建立决策责任追究责任制度。

规范监督约束机制，实现“两委”工作的民主化。加强民主监督是化解“两委”矛盾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强村务、财务公开，切实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同时村党支部每年年终向党员大会进行述职，接受全体党员的评议，乡镇党委要征求村民对党支部成员的评议，分析原因，并将其作为考核村党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指标；村委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诉职报告，接受群众和党支部的评议。村级财务实行村委会一级管理，党支部、村民理财小组和乡经管站三级监督，党支部书记兼任民主理财小组的组长，财务审批由村委会主任一支笔审签，由村民理财小组组长（支部书记）审查盖章。

规范科学管理机制，实现“两委”工作的制度化。要根据《组织法》要求，在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章程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一是有关部门要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如两委干部培训制度，两委班子民主生活会议制度，及时对两委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保证两委干部能及时了解掌握上级组织有关工作精神及部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重要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二是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如党支部领导下的“两委”成员分工工作制度，健全支部会议、村委会议、“两委”联席会议、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调解等制度，并根据本村情况，逐步规范完善；三是建立健全严格的监督约束制度，如民主评议“两委”干部制度、村务财务公开制度、财务审计制度、重大事项责任追究制度、“两委”干部行为规范及谈话、戒勉、罢免制度等，规范“两委”成员的言行，坚决及时处置不合格人员；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奖勤罚懒，对个别无所作为、拉帮结派、违法乱纪干部要予以坚决撤换，对于在村级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人员，废除指标、户口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大胆支持，提拔重用，使其感觉到工作上有干头、政治上有奔头，到头来有靠头；五是引入司法救助程序，加强基层法院建设。除了乡镇党委政府的监督外，还必须有一个强制执行的部门，法院能担当起最后裁判的角色，强制村干部按规定的制度办，对于村务不交接，法院判决后可强制执行，对于村“两委”决策程序不规范的，可判决决策结果无效，及时解决农村矛盾纠纷。

其次，通过多种制度建设，解决村干部工作责任心问题。对村干部要在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在各方面予以扶持照顾，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要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同时，多方体谅村干部的苦衷，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以情感人、以情留人，最大限度地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对养老保险以及应该提高的福利待遇要落实到位，对于由于村干部执行上级决定而出现的群众不理解问题，上级党委要及时在群众大会上予以解释、澄清，对于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等遭受打击报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要及时对犯罪嫌疑人依法打击，弘扬农村正气，为村干部创造一个安全、宽松、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此增强其工作责任心，极大地激发村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减少了村“两委”的矛盾与磨擦。

（二）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为村级各项工作制度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如何从政权体制着眼，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强化其服务功能应是全面推进农村改革进程的中心环节。政府职能的转变包括了管理职能、服务职能、审批职能的转变。具体一是要努力抓好乡镇党委建设。进一步研究解决乡镇机构改革、决策监督等制度问题，切实转变职能，变索取型为服务型，从微观经济管理活动中退出来，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

二是坚决推广落实“费改税”制度，统一农村税费征收渠道，用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法则，发展农村经济，减轻村干部工作负担，使其主要精力用于为村民服务上来，把村干部从繁重的“要钱、要命、要粮”（收费、计划生育等）中解放出来。对于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几十块钱的问题，而应当深刻认识到是一项触及到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又一次革命，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要确保基层政权的运转，保证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牵涉到县乡机构乃至村机构的调整与改革，需要高度重视，确保改革成功。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进行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投入为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搞清楚，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收集起来，使农民群众比较快地适应市场。在信息、科技等方面给农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行政干预及达标升级检查活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建立责任追究终身制度，对于群众一时想不通的牵涉到村民利益的事宜，要在做通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后再予以实施，但对于群众不愿意，个别领导违反科学决策强制命令执行，事后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论主要决策者是否调动，都要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责任。凡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真正使村级工作真正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四是政府要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适时地引导和推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组织制度的变革，实施农业与农村资本经营，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尽快完善农业组织，加大农村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服务，农村经济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经营体系，化解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缺乏沟通等缺点，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公务员之家

如此才能真正解民忧、维民权、聚民力、造民福、慰民心，才能使基层党员干部真正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促进农村经济实现新的跨越与发展，在世界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相结合，建立相应的各种制度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宏观调控；靠法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才能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乡村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村级具体就是要将人们的日常行为全部纳入法制建设之中，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在村级实施便民的法庭巡回调解、审判制度，及时调解、审判村民的矛盾纠纷。当前针对村级发生的小偷小摸等所谓“气死公安、难死法院”等一些“小”问题，制定合法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办法制度，达到既合理合法，又便于执行，能有效地遏制农村歪风邪气的蔓延。

其次，想仅仅依靠法律、制度就能解决好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不论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的过程中，都要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法治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运用道德的特殊调整手段，可以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对人们思想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将各种利益矛盾调整到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并逐渐缓和乃至化解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利益矛盾，靠德治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规范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农村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同时，教育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解决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

制度化范文篇3

一、讲政治抓教育，坚持在“学”上下功夫

为进一步学习好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乡党委坚持系统谋划，突出分类指导，年初，乡制定了2018年“两学一做”实施方案，并针对不同对象，制定了具体、精准的学习计划，不断创新学习形式，确保学习教育全覆盖。一是领导示范带头学。按照“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的要求，完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乡党委班子每月开展2次学习研讨活动，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积极参加乡机关党支部的学习活动，带头到联系党组织讲党课、督促指导开展学习，形成党委带支部，党委书记带班子成员，骨干党员带普通党员的学习模式。上半年以来，中心组先后组织了11次集中学习。二是分类指导系统学。针对学得不深、不全面的问题，乡党委书记泽仁机同志讲了2018年的第一堂党课，指出要严防“和尚撞钟、混日子，未老先衰、没激情，一步到边、没追求”三种现象和问题，为干部职工拧紧“思想螺丝”。三是丰富形式学。在党支部“”、领导干部讲党课的基层上，根据实际情况，在全乡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会前学习一刻钟”学习活动，组织党员参加植树、环境卫生整治，通过各种活动来丰富教学内容。

二、见实效抓行动，在深化“做”字上聚合力

坚持把“做合格党员”落实到岗位奉献上，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乡党委政府工作安排，坚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与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灾后重建中心工作推动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乡党员干部亮身份亮承诺做表率,开展党员争当先锋活动。一是佩戴党徽,亮明党员身份。机关党员在公务活动和日常工作中必须佩戴党徽,农村党员参加集体活动时必须佩戴党徽。4月底，乡机关党支部通过张榜公示、设置了党员示范岗等方式公开机关党员职务信息、联系电话,岗位职责；各村党支部通过党务公开栏等公开了党支部成员职务信息、联系电话,岗位职责。二是重温誓词,践行党员义务。各村党组织依托“”、“主题党日”、“政治生日”、“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广泛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告诚党员要时刻牢记入党誓言,履行党员义务；要勇于担当，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要争做“四个年”建设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三是发挥作用,争当党员先锋。乡机关在职党员、各村党员干部围绕我乡中心工作和重建任务,根据岗位职责、个人特长,提出了具体承诺事项。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大会、党务公开栏、党支部微信群等形式在一定范围公开了党员承诺事项,与党员签订了责任书,督促和监督党员践诺。截止目前，乡共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80次；收到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共计6条；积极向群众开展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三、强意识抓责任，在深化“改”字上下功夫

乡党委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各类制度。切实做到监督到位、领导到位、党员干部参与到位、措施落实到位，不浮于表面，不流于形式。一是强化干部队伍建设。针对乡干部教育管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乡党委致力于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干部队伍能力，建立健全落实党员集中培训制度,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突出抓好带头人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移。二是抓实廉洁教育。依托会前一刻钟、会前学纪等载体，组织全乡村 “两委”干部及乡机关干部每月至少开展1次廉洁教育培训活动，牢牢树立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意识，推动乡党员干部勤于反思、严于律己，时刻提醒党员干部不能触碰党纪国法的红线。三是明确干部责任意识。分别建立了村干部“百分制”管理办法、机关干部“百分制”管理办法，坚持“三个走遍”，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把集中整改与加强日常教育管理结合起来，做到制度引领，责任兜底，切实做到抓细抓常抓长。

制度化范文篇4

关键词：政治制度化“礼治”体制突破口

政治制度化问题是指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或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如果人们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相反，如果人们不按照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活动，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制度化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也不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村在我国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问题对于我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我国农村政治表现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从政治活动制度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表现为低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政治的各个行为主体，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进行政治活动，农村政治缺乏制度性和程序性。

1．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

毫无疑问，农民是我国农村最广泛的政治行为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得到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训练也少，对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知之较少，因而他们相当多的政治参与都表现为非制度化。农民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主要有行贿、越级上访、报复农村干部，甚至与农村干部发生武力冲突，集体冲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等。近年就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如1999年10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某村农民由于对法院裁定不满，竞聚众冲进法庭挟持了法官，成都出动了近百名法警才将法官救出。在2000年3月，在广东省五华县硝芳镇也发生了一起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恶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百余名农民围攻镇政府和派出所，抢走了被传讯人并砍伤了派出所所长。另据调查，辽宁省新金县在1990年发生的农民以各种形式报复村干部的事件达110起。山东省沂水县1993－1996年间，发生的故意报复、侵害村干部案中较为严重的就达14起。

另外，在不少地方的乡镇选举和村委会选举中，有些农民竟明目张胆地破坏法纪、扰乱选举，有的是以暴力手段破坏选举，有的是以金钱买卖选票贿赂选举，有的是以威胁、恫吓手段胁迫选举等。

不仅农民如此，农村干部的非制度化政治行为也很普遍。由于农村干部是政治职业者或半政治职业者，是农村政治中最活跃、最积极以及最具决定性的政治主体，所以他们的非制度化行为就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特征。

2．在干部产生和任免问题上的非制度化

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对乡镇人大和上级政府负双重责任。但是在实际中，乡镇政府主要干部一旦产生以后，就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几乎完全与乡镇人大没有任何关系。上级政府不与乡镇人大进行任何协商而任意撤换、调动乡镇干部的现象司空见惯。在村一级，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太子接班”，在不少地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位是在家庭内部传递的。另外，通过不正当的或是非法手段当选为农村干部，是在一些地区乡村两级干部的产生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我国农村目前普遍村民自治制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不少地方的乡镇党委和政府却仍然指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或用红头文件直接任免村委会干部。如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云满村。因16名党员联名推出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与镇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不一致，大路镇委及派出所出动3辆汽车，镇委书记挂帅，把签名推荐候选人的部分选民连夜带走，以“企图推翻村委会”的罪名对他们实行了变相拘禁。浙江省上虞市某镇于1998年12月19日竟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主任：经镇党委研究决定，提名林炳华等16人为林岙村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建议卢兴尧等13人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还建议7个村的村委会主任改任主任助理。

3．干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

这主要是农村干部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农村干部中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相当普遍，有的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如镇委书记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查封法庭，村组干部未按时到会竟遭到乡干部的草绳捆绑等等。

如1993年9月27日，河南省邓州市都司乡副乡长带计生助理、计生所副所长到付营村召开计生会。部分村组干部因忙于农活没有通知，计生助理和副所长竟指挥村支部书记用草绳把6名村组干部捆绑后带到村部，另一名也被传去关押，直到晚上10时左右才将7人陆续放回。再如1996年5月24日，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在校中学生银兰在自家的责任田育秧，却被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带到镇政府，不顾银兰的一再声明，强行在计生服务所对银兰作了B超孕检。次日晨，其母同村支书到镇政府评理时，又遭人拳打脚踢。于是他们将镇政府告上了法院，经法院裁定，涌山镇政府向银兰赔礼道歉，并赔偿2679.22元。又如1998年9月8日，安徽省南陵县戴江镇党委书记王德贵要对早育两个月的农民进行治安拘留，因不符合规定而被乡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否决。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镇党委意见，要求副镇长兼派出所所长许小宁立即调离，否则该乡就不要派出所了。

据江苏省南通市统计，该市某县级市自1994年以来共120起行政诉讼案，其中乡镇政府作为被告的有72件，占总数的60％。同时，作为被告的乡镇政府败诉率市达5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农民向法院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居然占多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村的基层行政机关不能依法行政。至于乡村干部违和国家有关文件和法律的规定，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件就更是屡见不鲜了。当然更严重的是乡村干部私设公堂、乱用刑罚的惊人现象，近几年来，竟有一些农民被这样的“黑公堂”活活打死。总之，我国农村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村干部政治行为非制度化的最主要的表现，也是判断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

4．在财务管理上的非制度化

由于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乡村财务管理作为政府行为或基层自治组织的行为，直接涉及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影响农民的政治行为，所以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政治问题。乡村财务管理混乱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财务活动不公开。耕地、鱼塘、店面、厂房等的承包活动不进行公开招标，村民委员会在农民群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这些集体生产资料承包了出去。收支账目不按期公布或根本不公布。第二，收支无计划，胡乱开支。一些村委会不搞财务收支预算，经常请客送礼，随意开支，形成花钱不知数、提留没有度的混乱状况，既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账务混乱，不符合财务管理的要求。有的乡村账簿不全，有的甚至没有账，有的却有多套账。记账也不规范，有跳行跳页和涂改现象。有的地方财务审批没有专人管理，竟然同时多人有批改权。票据不规范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在多数的乡和村的账务中，都有白条入账。第四，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上的财务不公开、收支无计划、账面混乱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为乡村干部的贪污挪用、损公肥私提供了便利条件。财务管理的非制度化经常会造成农民对干部的不满，容易产生干群矛盾。

可见，政治制度化建设在我国农村政治中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致力进行的“法治”建设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对我国农村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无疑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制约。因为政治发展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民主是不能持久延续的，而政治制度化如果不是以民主为价值目标，它的存在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政治制度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当前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状况加强分析和研究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

二、并不复杂的原因：“礼治”社会和集权体制的影响

要想深入分析我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现象，恐怕首先应该研究为什么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即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呢？把一切需要解释的问题都归于文化上的差别似乎是一种省事的办法，但是结果往往就象什么也没有说一样；把所有的差别都推到经济发展水平上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除了什么也说不清之外，还让人感到分外地庸俗。对于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我们最好还是找更直接的原因。

1．“礼治”社会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的特征归于“乡土本色”，而这“乡土中国”秩序的维持靠的是“礼治”的传统。当代中国尽管已经不同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考察的中国，但是传统有它的延续性，尤其在中国的农村，礼治影响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停留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就陷入了上面所批判的“文化决定论”了。礼治因素对中国农村政治非制度化的影响并不是什么礼治的文化，而是体现在两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一是在礼治社会中社会权威对国家权威的消解；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传统礼治的力量土崩瓦解时法治的权威却仍然没有确立。

礼治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它也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换句话说，它也有自己的特定要求，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对现代意义的“政治制度化”的要求，而是对传统的“礼的统治”的要求。不论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村还是对当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农村来说，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社会传统力量的礼的规范，二是来自于国家力量的政治和法的规范。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农村来说，来自于传统力量的规范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不论是在内核上还是在外部特征上大体都是一致的，都是“礼的统治”，这两种规范力量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这并不是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趋同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而是相反，是国家直接接纳了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并把它上升为国家的规范（就此而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家庭和个人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国家的政治力量笼罩一切）。这些规范的共同特征在于维持一个上下尊卑有所区别的特权社会，在这样的特权社会中权势人物的个人偏好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制度和法，因而按照今天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其实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都是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化”的意识可言的。

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支配农村人口行为规范的这两种力量便开始走向分野。因为国家和政府是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者，因而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偏离原来的标准而起用一套新的规范；但是农村相对却是国家政治的“边缘区域”，传统的规范力量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在农村互相冲突和争夺支配权。这种冲突和斗争在中国农村已经进行了百年左右，迄今仍在继续。

不幸的是，在这种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中，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如果不是总是，那也是经常居于上风。在农村中，不论是对于社会范围内的事务还是对于国家范围内的事务，人们往往倾向于首先动用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进行规范。如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尽管婚姻自主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仍然发生了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因辈份不同而被族人处死的悲惨事件。这是在社会事务范围内两种规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传统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在国家事务的范围内，由于来自传统力量的规范一是本来就不能提供太多的标准，二是即使提出了规范标准，那也是与现代政治制度化的要求相距甚远、甚至相互冲突的。而在这种冲突中人们往往首先选择的却是来自传统的规范，因而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他们在参与政治生活时表现出非制度化有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之后，中国农村的情况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变化就更大了。这就涉及到礼治社会对今天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影响的第二个方面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提供一定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今天它的这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了。改革的大潮逐渐动摇了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是当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开始不屑一顾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能够深入人心。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这种现象的话，那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论是在社会事务的范围还是在国家事务的范围，传统的礼治秩序已经或正在走向崩溃，但是现代的法治原则却还未能确立。这就使得今天中国农村的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在参与政治时呈现出更多无序的、非制度化的特征。

2．集权体制的后遗症

当近代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不仅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不断消解来自现代国家规范力量的影响，并且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和推动者的国家也并未有意识地接受和推进现代政治的民主和制度化的观念。如果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前仅仅完成了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显然更加注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加充分地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我们更强调的是用集中权力的办法保证效率，却较少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腐败的角度来设计我国的政治体制，来使我国政治生活更多一些权力制衡、更多一些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就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权化特征，这在实施政社合一的体制时期的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一体的组织体系，它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又是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公社对基层乡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这套组织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自上而下、具有高度组织化程度与纪律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行党对农村的一元化领导。在的结构中，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是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公社党委对全公社的工农商学兵、党政财文经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大队设有隶属于公社党委的党支部，生产队又设有隶属于党支部的党小组。在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党支部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书记。当然，党组织并不亲自处理一切事务，与它并存的政府组织、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它的决议的执行机构。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由党组织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系统。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的意志、要求和个性普遍遭到严重的压抑，干部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领地”内我行我素和命令他人，普通民众也已经习惯于服从长官意志。因而每一层次的长官的意志就成了左右这个体制的主导力量，成了决定这个体制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企图运用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农村乃至全国各级干部的行为、使他们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和程序来行事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也就是说，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不仅遏制了民主的发展，而且也是不可能产生政治制度化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制自身根本就没有进行民主程序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意识。

更为不幸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制度化传统的国度里，尤其是最为严重的农村地区，这种高度集权化的体制一下子就强化、延续了二十多年，它的影响可想而知。直到今天，不少的农村干部仍然按照体制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少农民也仍然默认他们的工作方式。因此这种集权体制的后遗症更使得政治制度化在中国农村步履维艰。

由上可知，在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在来自社会的传统规范力量在消解和对抗着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这两种规范力量的冲突制约着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自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自身在很长的时期内由于旧的体制的影响作用，不仅不能有意识地推动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尽管我国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迈上了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但是旧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在农村地区这种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两大方面的因素使我国农村政治的制度化状况还不如人意，农村政治中存在比较突出的非制度化现象。

三、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的突破口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中，政治制度化建设是一个基础。政治制度化不仅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与政治民主化也正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于我国农村政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该从促进我国农村长期发展和稳定、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高度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并做好为之长期努力的准备。

从长远说，农村政治制度化的目标是要实现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在农村的归位，即在农村实现：凡属于政治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国家的行为规范；对于社会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社会传统力量的规范（当然，来自传统的规范也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重建）。那么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呢？健全制度和法律当然很重要，但显然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的范围，因为政治制度化问题并不是制度和法制健全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人们是否遵循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所以人的问题乃是政治制度化的关键所在。具体到当前我国的农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我国农村居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制度化范文篇5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过对独立主体行为方式的刚性规制来刻划个体自由的社会意义和个体与整体的历时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不仅对个体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对个体所属的整体也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对社会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种确定的标准，标准的现实体现即是规则。制度化规则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为诉求的强制。这种强制对于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体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为，不直接涉及精神过程；只涉及主体行为的表达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大多数制度化规则都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表现为强制。对待违规行为的结果的反应是一种直接涉及利害的反应，而不是仅仅限于一种贬抑性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结构，它与自然人性中所涵纳的“趋利避害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趋利避害性总是通过人的理性能力来表达。理性算计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情，它是人们适应这个世界时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规则能够发挥其社会行为整合性能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关性和技术度量的确定性的重要基础。

从形式上来看，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归正是自由。即是说，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验的特征，而是通过人类的制度铨选突显自身；主体关系的秩序性和可预见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才能够确定。制度化规则赋予每个主体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并给予其社会行为以相应的预期参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解到规则系统“定义”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使社会历史过程相对理性化。它既使社会存在成为确定的、可预见的，也使人的自由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这种确定性既意味着它的结构模式的相对静态性、稳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它外在的刚性规制方式。在类的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仅就个体或整体自身而言，自由也不会是绝对一贯的。这里不仅涉及个体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点上的冲突。制度化规则会为人们的自由创造一个具有相对相容性的现实空间，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证。制度化规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发生模式，它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规则对人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塑造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制而实现的。人的行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决定，必须是在制度化规则裁切其负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正是制度化规则那种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静态性”、一律性、强制性等规定的内在价值根源。

二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它们之间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构建总需要一定的价值铺垫，而这种价值通常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信念，这些价值信念不仅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合理性的根据，而且是其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的现实有效性离不开德性的内在担保，完全脱离人的道德认同的制度化规则无异于“机心”对人心的宰制，无异于“物性”对人性的役使。正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制度化规则系统就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直接现实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提升主体境界的积极作用。它为经济主体建构了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抢劫而是采取合规范的竞争性交易方式在社会个体之间分配权益。由此，它就为人们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与道德价值企向相接近的倾向性，同时也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化规则结构相关联。德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以这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为现实背景。离开特定的制度化规则系统抽象地强调个体的德性境界，不仅会使这种强调失去应有的现实基础，而且会使道德本身扭曲变形。离开制度化结构的正义性谈论个人道德的完善，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对于制度化规则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制度化规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外在制约，而德性的外化却要通过具体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意识来实现。当主体的行为出于德性时，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呈现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对完美存在的确证和追求，制度化规则所体现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制度化规则是基于公共权威的强制，而德性则是基于对“义务”认同的主体性自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义务与权利是一组对等的范畴，这种对等性是制度化规则结构公正性的初始条件之一；对德性而言，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对等性，而是倾向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一般地，对一个对象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对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不相容或绝然割裂，而是为了通过道德主体的积极反应抑制人们积淀于自然属性中的那种重视权利而忽视义务的心理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方式确实有着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不但无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而且刻意追求它们在方法论层面的严格“同构”，执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说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行政法规化等，其结果是导致道德的非道德化。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这种主张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规则系统规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种特定的价值符号来表征的“道德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坚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够把握人的“真正本质”。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趋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构成，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规则层面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会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祈求。凡事诉诸人的德性，一事当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视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调节方式，企图以道德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思路决定了泛道德主义必然漠视社会制度化规则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习惯于把造成社会生活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体的品德修养，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与制度化规则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义上的确定性，人的理性自觉和意志自律同样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换句话说，德性的非实体化形态，决定了道德化裁量标准在操作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校准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诸多难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规则系统的内在动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观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微观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E.博登海默，1987：366）热衷于精神领域的道德强制，就必然忽视制度化规则系统的设置、创新及其运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甚至认为专注于制度化规则的技术性问题是舍本逐末。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演进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难以实现，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多地诉求德性，不断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终使德性本身遭受难以弥合的伤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僵化、封闭与落后，而且给我们在对诸如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德性本身的意义、道德的社会效用及其发挥效用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上造成混乱。第四，道德强制使社会生活中假慈伪善流行。道德强制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规则的合理性上，这实际上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欺诈行为提供了方便。这不仅对伦理崇高是一种伤害，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润，而是受到德性的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导与携领，而是受到绝对的蔑视与禁锢，最终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处永远不可弥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理想德性的确立及其外化，必须立足于制度化规则的基本规定性，否则，人们就会希求道德担当起整合社会秩序的全部责任，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德治”传统，就是在道德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对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强调代替制度化规则的程序化运作，严重忽视对制度化结构本身的理性建构。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结晶，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学的官学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义，而且还强化了残酷的专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国政治哲学高扬“调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玛”功能，只要官家成圣为善，百姓自当景从不二。政治问题从而道德化，政治秩序仅只由道德意图之基础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们常常不是依据制度化规则严格界定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依据道德标准或是出于道德义愤评判当事人本身。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中就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规则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但长期以来，学界确实存在苛求道德的倾向：出于对社会失范的忧虑，极端地强调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种各样的追求道德社会效用的偏激主张。“因为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性变得徒有虚名。”（梁治平，1991：254）强调道德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磨灭，善良的初衷却带来人心的禁锢或放逐。这种理论企向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视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则差别。要使德性在引导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层次中更加光彩夺目；要使道德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态滋润人的心田，养育人的良知，守护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必须使道德从沉重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就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对待德性与制度化规则，依照其内在规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职，而不是使它们“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如果一如既往地仅仅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调节，就难以准确厘定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制度化规则不仅能够提供界定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所需的技术细则，而且能促动大多数利益主体协调一致地创造利益，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符合这一总体思路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在等价交换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规则肯定追求功利价值的现实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规则的利益驱动机制所内含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外趋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权威的巨大强制力量，使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不断强化，以致可能把交换原则外推到非市场领域，使原本丰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场化所销蚀、肢解，导致“物性”对人性的宰制。这类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规则的强制性裁切。德性在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时，是通过对人格的塑造，通过把社会目标和制度化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坚持把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区分开来，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发挥消解功利价值观外趋倾向的功能，才能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如果一定要坚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学说，实质上就意味着以利害观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对人的感化变成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倾向的他律性规制，从而使德性在根底处丧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A.麦金太尔，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人追求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它的旨趣在于养护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种被赋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的界定与确认，不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倾向于对个体自身利益意识的某种消解。社会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合乎制度化规则的，但在德性层面上看，却未必值得特别推崇。

如果说在旧中国，强使制度化规则与德性浑然无分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执于这一运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了。德性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自觉，与强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学理的谬误，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态的反映。虽然用心无邪，但结果却极其有害。我们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分立的观点。由于现代制度化结构系统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机制，故从操作方式上将它和道德系统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统和制度化系统之间的严格同构，增强道德的理想性，会使道德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魅力。德性应该成为关照人生的一盏明灯，它并不企求人惧怕它。要摆脱靠恨一些人去爱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仅凭制度化规则的规范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情感的升华，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创造。要创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就必须坚持道德诉诸自觉的原则，这个原则既给了道德自我创生的机会，也给予它维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与功利化的顾忌绝然无涉。

我认为，在当前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大背景下，探讨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我们对“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误解，从而达到正确地贯彻这一战略思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③.林毓生，1988年，《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三联书店。

制度化范文篇6

目前，以信息系统化为手段的管理会计，在一些大中型知名企业和医院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且收效甚好，而在基层医院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是流于形式。因此，如何使管理会计能够在基层医院规范化、制度化，是全面贯彻落实经营目标、提高基层医院经营效率和效益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结合基层医院财务管理的现状，就基层医院管理会计制度化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请同行斧正。

一、基层医院加强管理会计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医院经营者科学管理和决策

作为基层医院，同样面临市场经济的竞争，因此，为避免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医院管理者迫切需要其会计系统不仅能在事后提供财务核算信息，更需要为医院未来经营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信息。而管理会计就是为了适应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它的方法和手段视不同需要而设计，其模式视不同的经济性质、规模大小、经营管理方式而异，它最重要的职能是为最优经营决策和最高经营效率提供各种有益的方案和资料。例如，管理会计根据财务会计提供的历史成本和实际业务量数据，经过特定分析计量，根据成本总额是否随同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成本形态，将全部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用以揭示成本同业务量的内在联系，并建立特定数据模型，为开展成本预测、制定短期经营决策、编制经营预算提供重要而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提高医院对医疗市场发展变化的信息反馈速度和竞争能力。管理会计还可借助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净现值、内含报酬率等专门方法，对医疗仪器设备的购置与更新、外资利用、技术引进等方面的可行性方案进行经济评价，医院可据此确定有关投资方案、项目的最佳现金流量，以使各项目未来投资报酬达到最高或收益最大。

（二）有利于管理者准确考核下属人员业绩

基层医院，尽管规模较小，但是为了实现医院的规范化管理，改善经营壮况，实现医院发展目标，必须对医院整个经营环节进行跟踪监控，将反映计划执行过程与决策实施过程的实际数据，同体现医院经营目标的预算、标准、定额等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与考核。这就要求借助管理会计中的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建立起完备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控制系统，推行科主任领导下的目标责任管理，进行全面的业绩考评。管理会计可在医院内部管理中有效行使其控制职能，充分发挥其对医院经营全过程和资金、收入、支出、成本、结余及分配各方面进行检查、分析、考核、评价的作用。例如，利用对目标、计划的实际执行过程进行计量、比较和考核等反馈手段及时发现偏差，查明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以便将目标、计划的完成过程引向正确轨道。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标准成本控制，医疗、教学、科研等投资决策方案选择，可考评各责任中心业绩，激励其搞好本职工作。

（三）有利于完善医院会计系统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都可以改善医院的经营管理，对任何医院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侧重点不同，管理会计的功能不是由定期对外公布信息、为外部投资者和审计提供依据的财务会计系统所能代替的，因此，是否建立管理会计是评价医院内部管理是否完善的重要依据。医院应用管理会计，能在完成财务会计各项功能的基础上，核算出衡量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经济指标，如固定资产收益率、平均床位周转率、医疗服务收益率等，为准确判断医院效益提供数据。医院还可借助本、量、利分析，及变动成本计算、盈亏平衡分析、边际贡献法开展定量分析，做好成本核算管理，实现对医院经营活动的科学规划和严格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各种技术设备，引进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来调动员工降低成本消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疾病诊断治愈率，不断增加效益。

二、当前基层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固定资产管理混乱

一是部分资产产权不明，造成账物不符，账账不符；二是较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人为因素较大，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审批手续，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先购后批、购了也不批的现象依然存在，无法实行固定资产的有效管理；三是固定资产的报废手续不完善和转让手续不健全，缺乏法定部门的监督和审核，领导者个人说了算，造成固定资产的流失。

（二）流动资产管理纰漏较多

基层医院普遍存在药品采购、入账、入库等环节不规范的现象，甚至把财务人员仅仅当成一个账房先生，直到付款时才通知财务人员，造成赤字经营和负债经营等，领导的意志就是部门的规章，必须照章办理，因而造成作假账、坏账等现象。

（三）缺乏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管理

在基层医院，预算的编制是非常随意的，是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的，医院领导可以随意更改和调整。执行情况更不理想，哪里需要就往那里贴，这是基层医院最形象的比喻，资金管理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四）会计凭证和账簿管理不规范

基层医院会计凭证的填写和传递，会计账簿的格式、登记、结账核对不规范，与会计制度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会计凭证依然存在非计算机填写现象，凭证摘要书写简单不够规范，签章不完备，主要表现在：人员调整时交接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监督。

三、加强基层医院管理会计的途径

(一)强化基层医院领导的重视

在基层医院，领导的个人作用较大，任何一项工作的推行都受到领导个人的影响，因此，基层医院管理会计制度的建立，关键在于强化医院领导的意识，使医院领导对管理会计的功能和作用有足够的认识，使其充分认识到，管理会计是为了适应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最重要的职能是为最优经营决策和最高经营效率提供各种有益的方案和资料，目的是提高医院的经营效率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在基层医院建立管理会计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加强基层医院管理会计制度化建设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贯彻落实和推广管理会计制度的责任人要追求其领导的责任，以保证这一制度的落实。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会计制度，医院各主管领导就能通过管理会计进行科学的考核和决策；可以通过管理会计完成计量记录和分类编报经济信息以及各项经济核算信息，从事未来前景预测和决策，科学调整医院经营管理的目标。所以，基层医院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医院内部管理会计制度化的建设。

（二）规范财务制度，完善内部管理会计流程

基层医院作为独立的财务核算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医院内部的管理会计流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完善科室责任制

建立以医院科室为独立单元核算的科室责任制度，以有利于提高科室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控制医疗成本，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增收节支，用最少的劳动、物资消耗，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建立科室独立核算责任制，对科室进行独立的量、本、利分析，从而实现优质、高效、低耗的管理模式，同时，把各项奖励和处罚措施同科室核算结果挂钩，同医院的全面目标管理责任制结合起来，以形成有效的管理网络系统，实现整个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2.实行全面预算

建立全面预算制度，靠预算来规划医院今后的奋斗目标，实现支出、收入有序，控制日常经济活动，准确评定医院实际工作成绩，调动各科室责任人的积极性，以最少的耗费获取最佳的经营成果。

全面预算的内容包括：①财务预算。即医院根据发展计划和任务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包括：业务收支预算、专项收支预算、现金流量预算。业务收支预算中的收入预算分为：医疗收入预算和药品收入预算。药品收入要按财政部门和分管部门核定的数额安排，超出核定部分的收入按规定上缴。现金流量预算是医院在计划期内实有的、可以支配的货币资金的形成、运用及结存情况的预算，以实现资金的合理使用、调度和投资，方便医院加强债权、债务管理，保证医院的医疗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医院充分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②业务预算。医院业务预算是全院医疗活动的数量说明，包括：门诊就诊人次及各科室住院病人的构成分布；入院病人数及各科室构成分布；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病床使用率等。通过业务预算，掌握医院现有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便于组织医疗活动和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配置。③责任预算。即将医院的收支预算落实到各科室的一种责任制预算，以明确各责任中心在计划期内的目标任务，便于考核各责任中心的业绩，调动各责任中心责任人的积极性，这是为保证医院收支预算的实施和完成而编制的。④决策预算。即医院在进行专项投资时所编制的，供决策参考的预算，也称可行性活动方案。其目的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能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和最需要的地方。会计论文网

3.实行成本核算制

医院成本核算的对象是医疗服务成本和药品经营成本。基层医院应配备专门的成本核算人员，负责全院成本、医疗成本、各科室成本和医疗项目成本的核算与分析工作。成本核算的方法很多，按核算的内容可分为完全成本核算和变动成本核算；按核算的计量标准不同，可分为实际成本核算和标准成本核算。变动成本核算通常是为了满足医院内部管理和经营决策的需要，按照医院会计准则及要求建立在完全核算基础之上的。同时，管理者应树立经营意识，把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放到降低消耗、控制支出、挖掘潜力上来，把成本节约与个人收入挂起钩来，以调动全员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推动医院经济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4.实行责任追究制

财务制度是建立在完备的规章和法规基础上的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具体行为，依法办事、依法操作是每一个财务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违反这个规章制度必将给单位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必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人和事必须追查当事人的责任，构成违法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财务人员警钟长鸣，各项规章制度才能较好的贯彻落实。

制度化范文篇7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过对独立主体行为方式的刚性规制来刻划个体自由的社会意义和个体与整体的历时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不仅对个体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对个体所属的整体也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对社会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种确定的标准，标准的现实体现即是规则。制度化规则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为诉求的强制。这种强制对于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体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为，不直接涉及精神过程；只涉及主体行为的表达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大多数制度化规则都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表现为强制。对待违规行为的结果的反应是一种直接涉及利害的反应，而不是仅仅限于一种贬抑性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结构，它与自然人性中所涵纳的“趋利避害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趋利避害性总是通过人的理性能力来表达。理性算计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情，它是人们适应这个世界时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规则能够发挥其社会行为整合性能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关性和技术度量的确定性的重要基础。

从形式上来看，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归正是自由。即是说，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验的特征，而是通过人类的制度铨选突显自身；主体关系的秩序性和可预见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才能够确定。制度化规则赋予每个主体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并给予其社会行为以相应的预期参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解到规则系统“定义”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使社会历史过程相对理性化。它既使社会存在成为确定的、可预见的，也使人的自由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这种确定性既意味着它的结构模式的相对静态性、稳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它外在的刚性规制方式。在类的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仅就个体或整体自身而言，自由也不会是绝对一贯的。这里不仅涉及个体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点上的冲突。制度化规则会为人们的自由创造一个具有相对相容性的现实空间，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证。制度化规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发生模式，它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规则对人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塑造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制而实现的。人的行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决定，必须是在制度化规则裁切其负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正是制度化规则那种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静态性”、一律性、强制性等规定的内在价值根源。

二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它们之间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构建总需要一定的价值铺垫，而这种价值通常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信念，这些价值信念不仅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合理性的根据，而且是其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的现实有效性离不开德性的内在担保，完全脱离人的道德认同的制度化规则无异于“机心”对人心的宰制，无异于“物性”对人性的役使。正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制度化规则系统就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直接现实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提升主体境界的积极作用。它为经济主体建构了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抢劫而是采取合规范的竞争性交易方式在社会个体之间分配权益。由此，它就为人们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与道德价值企向相接近的倾向性，同时也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化规则结构相关联。德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以这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为现实背景。离开特定的制度化规则系统抽象地强调个体的德性境界，不仅会使这种强调失去应有的现实基础，而且会使道德本身扭曲变形。离开制度化结构的正义性谈论个人道德的完善，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对于制度化规则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制度化规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外在制约，而德性的外化却要通过具体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意识来实现。当主体的行为出于德性时，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呈现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对完美存在的确证和追求，制度化规则所体现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制度化规则是基于公共权威的强制，而德性则是基于对“义务”认同的主体性自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义务与权利是一组对等的范畴，这种对等性是制度化规则结构公正性的初始条件之一；对德性而言，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对等性，而是倾向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一般地，对一个对象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对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不相容或绝然割裂，而是为了通过道德主体的积极反应抑制人们积淀于自然属性中的那种重视权利而忽视义务的心理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方式确实有着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不但无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而且刻意追求它们在方法论层面的严格“同构”，执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说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行政法规化等，其结果是导致道德的非道德化。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这种主张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规则系统规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种特定的价值符号来表征的“道德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坚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够把握人的“真正本质”。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趋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构成，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规则层面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会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祈求。凡事诉诸人的德性，一事当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视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调节方式，企图以道德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思路决定了泛道德主义必然漠视社会制度化规则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习惯于把造成社会生活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体的品德修养，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与制度化规则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义上的确定性，人的理性自觉和意志自律同样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换句话说，德性的非实体化形态，决定了道德化裁量标准在操作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校准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诸多难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规则系统的内在动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观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微观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E.博登海默，1987：366）热衷于精神领域的道德强制，就必然忽视制度化规则系统的设置、创新及其运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甚至认为专注于制度化规则的技术性问题是舍本逐末。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演进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难以实现，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多地诉求德性，不断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终使德性本身遭受难以弥合的伤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僵化、封闭与落后，而且给我们在对诸如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德性本身的意义、道德的社会效用及其发挥效用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上造成混乱。第四，道德强制使社会生活中假慈伪善流行。道德强制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规则的合理性上，这实际上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欺诈行为提供了方便。这不仅对伦理崇高是一种伤害，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润，而是受到德性的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导与携领，而是受到绝对的蔑视与禁锢，最终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处永远不可弥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理想德性的确立及其外化，必须立足于制度化规则的基本规定性，否则，人们就会希求道德担当起整合社会秩序的全部责任，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德治”传统，就是在道德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对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强调代替制度化规则的程序化运作，严重忽视对制度化结构本身的理性建构。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结晶，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学的官学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义，而且还强化了残酷的专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国政治哲学高扬“调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玛”功能，只要官家成圣为善，百姓自当景从不二。政治问题从而道德化，政治秩序仅只由道德意图之基础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们常常不是依据制度化规则严格界定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依据道德标准或是出于道德义愤评判当事人本身。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中就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规则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但长期以来，学界确实存在苛求道德的倾向：出于对社会失范的忧虑，极端地强调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种各样的追求道德社会效用的偏激主张。“因为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性变得徒有虚名。”（梁治平，1991：254）强调道德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磨灭，善良的初衷却带来人心的禁锢或放逐。这种理论企向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视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则差别。要使德性在引导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层次中更加光彩夺目；要使道德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态滋润人的心田，养育人的良知，守护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必须使道德从沉重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就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对待德性与制度化规则，依照其内在规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职，而不是使它们“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公务员之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如果一如既往地仅仅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调节，就难以准确厘定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制度化规则不仅能够提供界定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所需的技术细则，而且能促动大多数利益主体协调一致地创造利益，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符合这一总体思路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在等价交换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规则肯定追求功利价值的现实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规则的利益驱动机制所内含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外趋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权威的巨大强制力量，使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不断强化，以致可能把交换原则外推到非市场领域，使原本丰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场化所销蚀、肢解，导致“物性”对人性的宰制。这类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规则的强制性裁切。德性在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时，是通过对人格的塑造，通过把社会目标和制度化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坚持把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区分开来，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发挥消解功利价值观外趋倾向的功能，才能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如果一定要坚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学说，实质上就意味着以利害观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对人的感化变成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倾向的他律性规制，从而使德性在根底处丧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A.麦金太尔，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人追求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它的旨趣在于养护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种被赋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的界定与确认，不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倾向于对个体自身利益意识的某种消解。社会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合乎制度化规则的，但在德性层面上看，却未必值得特别推崇。

如果说在旧中国，强使制度化规则与德性浑然无分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执于这一运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了。德性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自觉，与强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学理的谬误，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态的反映。虽然用心无邪，但结果却极其有害。我们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分立的观点。由于现代制度化结构系统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机制，故从操作方式上将它和道德系统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统和制度化系统之间的严格同构，增强道德的理想性，会使道德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魅力。德性应该成为关照人生的一盏明灯，它并不企求人惧怕它。要摆脱靠恨一些人去爱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仅凭制度化规则的规范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情感的升华，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创造。要创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就必须坚持道德诉诸自觉的原则，这个原则既给了道德自我创生的机会，也给予它维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与功利化的顾忌绝然无涉。

我认为，在当前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大背景下，探讨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我们对“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误解，从而达到正确地贯彻这一战略思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③.林毓生，1988年，《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三联书店。

制度化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制度化“礼治”体制突破口

政治制度化问题是指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或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如果人们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相反，如果人们不按照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活动，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制度化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也不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村在我国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问题对于我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我国农村政治表现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从政治活动制度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表现为低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政治的各个行为主体，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进行政治活动，农村政治缺乏制度性和程序性。

1．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

毫无疑问，农民是我国农村最广泛的政治行为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得到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训练也少，对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知之较少，因而他们相当多的政治参与都表现为非制度化。农民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主要有行贿、越级上访、报复农村干部，甚至与农村干部发生武力冲突，集体冲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等。近年就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如1999年10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某村农民由于对法院裁定不满，竞聚众冲进法庭挟持了法官，成都出动了近百名法警才将法官救出。在2000年3月，在广东省五华县硝芳镇也发生了一起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恶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百余名农民围攻镇政府和派出所，抢走了被传讯人并砍伤了派出所所长。另据调查，辽宁省新金县在1990年发生的农民以各种形式报复村干部的事件达110起。山东省沂水县1993－1996年间，发生的故意报复、侵害村干部案中较为严重的就达14起。

另外，在不少地方的乡镇选举和村委会选举中，有些农民竟明目张胆地破坏法纪、扰乱选举，有的是以暴力手段破坏选举，有的是以金钱买卖选票贿赂选举，有的是以威胁、恫吓手段胁迫选举等。

不仅农民如此，农村干部的非制度化政治行为也很普遍。由于农村干部是政治职业者或半政治职业者，是农村政治中最活跃、最积极以及最具决定性的政治主体，所以他们的非制度化行为就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特征。

2．在干部产生和任免问题上的非制度化

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对乡镇人大和上级政府负双重责任。但是在实际中，乡镇政府主要干部一旦产生以后，就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几乎完全与乡镇人大没有任何关系。上级政府不与乡镇人大进行任何协商而任意撤换、调动乡镇干部的现象司空见惯。在村一级，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太子接班”，在不少地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位是在家庭内部传递的。另外，通过不正当的或是非法手段当选为农村干部，是在一些地区乡村两级干部的产生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我国农村目前普遍村民自治制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不少地方的乡镇党委和政府却仍然指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或用红头文件直接任免村委会干部。如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云满村。因16名党员联名推出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与镇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不一致，大路镇委及派出所出动3辆汽车，镇委书记挂帅，把签名推荐候选人的部分选民连夜带走，以“企图推翻村委会”的罪名对他们实行了变相拘禁。浙江省上虞市某镇于1998年12月19日竟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主任：经镇党委研究决定，提名林炳华等16人为林岙村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建议卢兴尧等13人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还建议7个村的村委会主任改任主任助理。

3．干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

这主要是农村干部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农村干部中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相当普遍，有的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如镇委书记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查封法庭，村组干部未按时到会竟遭到乡干部的草绳捆绑等等。

如1993年9月27日，河南省邓州市都司乡副乡长带计生助理、计生所副所长到付营村召开计生会。部分村组干部因忙于农活没有通知，计生助理和副所长竟指挥村支部书记用草绳把6名村组干部捆绑后带到村部，另一名也被传去关押，直到晚上10时左右才将7人陆续放回。再如1996年5月24日，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在校中学生银兰在自家的责任田育秧，却被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带到镇政府，不顾银兰的一再声明，强行在计生服务所对银兰作了B超孕检。次日晨，其母同村支书到镇政府评理时，又遭人拳打脚踢。于是他们将镇政府告上了法院，经法院裁定，涌山镇政府向银兰赔礼道歉，并赔偿2679.22元。又如1998年9月8日，安徽省南陵县戴江镇党委书记王德贵要对早育两个月的农民进行治安拘留，因不符合规定而被乡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否决。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镇党委意见，要求副镇长兼派出所所长许小宁立即调离，否则该乡就不要派出所了。

据江苏省南通市统计，该市某县级市自1994年以来共120起行政诉讼案，其中乡镇政府作为被告的有72件，占总数的60％。同时，作为被告的乡镇政府败诉率市达5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农民向法院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居然占多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村的基层行政机关不能依法行政。至于乡村干部违和国家有关文件和法律的规定，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件就更是屡见不鲜了。当然更严重的是乡村干部私设公堂、乱用刑罚的惊人现象，近几年来，竟有一些农民被这样的“黑公堂”活活打死。总之，我国农村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村干部政治行为非制度化的最主要的表现，也是判断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

4．在财务管理上的非制度化

由于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乡村财务管理作为政府行为或基层自治组织的行为，直接涉及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影响农民的政治行为，所以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政治问题。乡村财务管理混乱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财务活动不公开。耕地、鱼塘、店面、厂房等的承包活动不进行公开招标，村民委员会在农民群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这些集体生产资料承包了出去。收支账目不按期公布或根本不公布。第二，收支无计划，胡乱开支。一些村委会不搞财务收支预算，经常请客送礼，随意开支，形成花钱不知数、提留没有度的混乱状况，既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账务混乱，不符合财务管理的要求。有的乡村账簿不全，有的甚至没有账，有的却有多套账。记账也不规范，有跳行跳页和涂改现象。有的地方财务审批没有专人管理，竟然同时多人有批改权。票据不规范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在多数的乡和村的账务中，都有白条入账。第四，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上的财务不公开、收支无计划、账面混乱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为乡村干部的贪污挪用、损公肥私提供了便利条件。财务管理的非制度化经常会造成农民对干部的不满，容易产生干群矛盾。

可见，政治制度化建设在我国农村政治中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致力进行的“法治”建设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对我国农村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无疑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制约。因为政治发展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民主是不能持久延续的，而政治制度化如果不是以民主为价值目标，它的存在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政治制度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当前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状况加强分析和研究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

二、并不复杂的原因：“礼治”社会和集权体制的影响

要想深入分析我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现象，恐怕首先应该研究为什么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即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呢？把一切需要解释的问题都归于文化上的差别似乎是一种省事的办法，但是结果往往就象什么也没有说一样；把所有的差别都推到经济发展水平上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除了什么也说不清之外，还让人感到分外地庸俗。对于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我们最好还是找更直接的原因。

1．“礼治”社会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的特征归于“乡土本色”，而这“乡土中国”秩序的维持靠的是“礼治”的传统。当代中国尽管已经不同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考察的中国，但是传统有它的延续性，尤其在中国的农村，礼治影响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停留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就陷入了上面所批判的“文化决定论”了。礼治因素对中国农村政治非制度化的影响并不是什么礼治的文化，而是体现在两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一是在礼治社会中社会权威对国家权威的消解；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传统礼治的力量土崩瓦解时法治的权威却仍然没有确立。

礼治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它也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换句话说，它也有自己的特定要求，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对现代意义的“政治制度化”的要求，而是对传统的“礼的统治”的要求。不论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村还是对当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农村来说，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社会传统力量的礼的规范，二是来自于国家力量的政治和法的规范。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农村来说，来自于传统力量的规范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不论是在内核上还是在外部特征上大体都是一致的，都是“礼的统治”，这两种规范力量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这并不是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趋同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而是相反，是国家直接接纳了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并把它上升为国家的规范（就此而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家庭和个人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国家的政治力量笼罩一切）。这些规范的共同特征在于维持一个上下尊卑有所区别的特权社会，在这样的特权社会中权势人物的个人偏好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制度和法，因而按照今天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其实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都是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化”的意识可言的。

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支配农村人口行为规范的这两种力量便开始走向分野。因为国家和政府是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者，因而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偏离原来的标准而起用一套新的规范；但是农村相对却是国家政治的“边缘区域”，传统的规范力量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在农村互相冲突和争夺支配权。这种冲突和斗争在中国农村已经进行了百年左右，迄今仍在继续。

不幸的是，在这种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中，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如果不是总是，那也是经常居于上风。在农村中，不论是对于社会范围内的事务还是对于国家范围内的事务，人们往往倾向于首先动用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进行规范。如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尽管婚姻自主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仍然发生了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因辈份不同而被族人处死的悲惨事件。这是在社会事务范围内两种规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传统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在国家事务的范围内，由于来自传统力量的规范一是本来就不能提供太多的标准，二是即使提出了规范标准，那也是与现代政治制度化的要求相距甚远、甚至相互冲突的。而在这种冲突中人们往往首先选择的却是来自传统的规范，因而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他们在参与政治生活时表现出非制度化有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之后，中国农村的情况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变化就更大了。这就涉及到礼治社会对今天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影响的第二个方面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提供一定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今天它的这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了。改革的大潮逐渐动摇了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是当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开始不屑一顾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能够深入人心。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这种现象的话，那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论是在社会事务的范围还是在国家事务的范围，传统的礼治秩序已经或正在走向崩溃，但是现代的法治原则却还未能确立。这就使得今天中国农村的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在参与政治时呈现出更多无序的、非制度化的特征。

2．集权体制的后遗症

当近代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不仅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不断消解来自现代国家规范力量的影响，并且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和推动者的国家也并未有意识地接受和推进现代政治的民主和制度化的观念。如果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前仅仅完成了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显然更加注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加充分地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我们更强调的是用集中权力的办法保证效率，却较少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腐败的角度来设计我国的政治体制，来使我国政治生活更多一些权力制衡、更多一些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就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权化特征，这在实施政社合一的体制时期的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一体的组织体系，它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又是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公社对基层乡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这套组织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自上而下、具有高度组织化程度与纪律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行党对农村的一元化领导。在的结构中，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是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公社党委对全公社的工农商学兵、党政财文经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大队设有隶属于公社党委的党支部，生产队又设有隶属于党支部的党小组。在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党支部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书记。当然，党组织并不亲自处理一切事务，与它并存的政府组织、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它的决议的执行机构。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由党组织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系统。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的意志、要求和个性普遍遭到严重的压抑，干部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领地”内我行我素和命令他人，普通民众也已经习惯于服从长官意志。因而每一层次的长官的意志就成了左右这个体制的主导力量，成了决定这个体制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企图运用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农村乃至全国各级干部的行为、使他们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和程序来行事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也就是说，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不仅遏制了民主的发展，而且也是不可能产生政治制度化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制自身根本就没有进行民主程序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意识。

更为不幸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制度化传统的国度里，尤其是最为严重的农村地区，这种高度集权化的体制一下子就强化、延续了二十多年，它的影响可想而知。直到今天，不少的农村干部仍然按照体制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少农民也仍然默认他们的工作方式。因此这种集权体制的后遗症更使得政治制度化在中国农村步履维艰。

由上可知，在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在来自社会的传统规范力量在消解和对抗着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这两种规范力量的冲突制约着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自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自身在很长的时期内由于旧的体制的影响作用，不仅不能有意识地推动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尽管我国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迈上了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但是旧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在农村地区这种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两大方面的因素使我国农村政治的制度化状况还不如人意，农村政治中存在比较突出的非制度化现象。转三、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的突破口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中，政治制度化建设是一个基础。政治制度化不仅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与政治民主化也正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于我国农村政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该从促进我国农村长期发展和稳定、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高度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并做好为之长期努力的准备。

从长远说，农村政治制度化的目标是要实现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在农村的归位，即在农村实现：凡属于政治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国家的行为规范；对于社会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社会传统力量的规范（当然，来自传统的规范也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重建）。那么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呢？健全制度和法律当然很重要，但显然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的范围，因为政治制度化问题并不是制度和法制健全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人们是否遵循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所以人的问题乃是政治制度化的关键所在。具体到当前我国的农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我国农村居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问题。

制度化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制度化;医院管理

1制度的定义

现代社会是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制度安排和制度供应。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制度的定义是：(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舒尔茨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

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任何人的行为若违反了这种制度而占了便宜，便会受到更大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制度变迁就是实现效率更高的制度，表现为对制度均衡的动态创新的找寻。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提供给社会选择，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其制度选择影响和制约着政府本身及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2]。

2医院制度化管理的意义

现代的医院管理已经从过去的经验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在医疗服务的整个流程中，应当做到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医院的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合理化、统一化，为医院的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创造条件。

2006年根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的要求，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了“创建人民满意医院”活动。根据卫生部《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和《医院管理评价指南》，北京市卫生局制定了《医院管理年和创建人民满意医院考核评价标准实施细则》，从六大方面三十五项对医院进行考核，总分1300分。而“管理方式制度化”就占了100分，主要要求：(1)有健全的医院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的人员岗位职责制度;(2)有完善的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心制度，并有严格的保障落实措施。

3我院在医院制度化管理中的做法

我院历来注重医院管理的制度化。早在1986年（建院第3年），我院即编写了《医院规章制度》，并于1991年重新修订。内容包括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职责两部分，其中规章制度123大项291小项，工作人员职责51大项131小项，涵盖了医院的医、教、研、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

此后，随着我院各项工作的日益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也在日益发展，不断补充、完善。2004年12月，借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开展的医疗机构评审工作的契机，我院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汇总、梳理，收集了全院22个行政、后勤处室及检验科、输血科、药学部等科室的制度，共计1524项，其中原有制度1095项，新增制度429项，修订制度309项。于2006年4月再次组织各职能处室及相关科室将本部门自2005年1月以后新增或修订的规章制度进行汇总备案，包括文本版和电子版，共计1658项，其中新增制度134项，修订制度137项，为进一步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做准备。

为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整理，便于检索，我院还建立了规章制度的目录库，包括处室、内容、级别、时间等项目，目录库可以显示出各处室规章制度的更新率及完善程度等。

4医院制度化管理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不能与之相驳。在制定医院规章制度的时候，要依照上级的要求，要有所依据。在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的基础上，可以制定院内的实施细则。例如：可依据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可依据的规章制度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在各部门具体制定的基础上，由全院汇总。全院应对各部门的制度提出统一的要求。

制度的内容应包括适用范畴、负责机构、职责划分、考核标准、奖惩措施等。制度的文字要简洁、规范、统一，同一事物宜用同一名称，宜用全称而不宜自行编写简称。各部门制定的制度中如有交叉，其规定内容不能互相违背，应由牵头部门对内容进行审核。例如：医疗废物的处理，就包括医疗废物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置等环节，涉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行政管理处以及护理部等几个部门。各部门间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达到《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中的要求。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以使管理具有权威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是医院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的可靠保证，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职责不清。但只有有执行力的制度才是对医院管理起到促进作用的制度。制度仅停留在纸面上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建立制度，还要贯彻执行制度，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使全院每个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制度，按照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照章办事。我院为了保证制度制定出台后不是单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能确实发挥作用，要求职能部门在出台制度时，要制定出制度中的规定如何检查、如何考评、如何落实，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对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参考文献]

制度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制度;制度化;医院管理

1制度的定义

现代社会是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制度安排和制度供应。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制度的定义是：(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舒尔茨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

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任何人的行为若违反了这种制度而占了便宜，便会受到更大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制度变迁就是实现效率更高的制度，表现为对制度均衡的动态创新的找寻。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提供给社会选择，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其制度选择影响和制约着政府本身及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2]。

2医院制度化管理的意义

现代的医院管理已经从过去的经验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在医疗服务的整个流程中，应当做到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医院的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合理化、统一化，为医院的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创造条件。

2006年根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的要求，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了“创建人民满意医院”活动。根据卫生部《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和《医院管理评价指南》，北京市卫生局制定了《医院管理年和创建人民满意医院考核评价标准实施细则》，从六大方面三十五项对医院进行考核，总分1300分。而“管理方式制度化”就占了100分，主要要求：(1)有健全的医院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的人员岗位职责制度;(2)有完善的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心制度，并有严格的保障落实措施。

3我院在医院制度化管理中的做法

我院历来注重医院管理的制度化。早在1986年（建院第3年），我院即编写了《医院规章制度》，并于1991年重新修订。内容包括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职责两部分，其中规章制度123大项291小项，工作人员职责51大项131小项，涵盖了医院的医、教、研、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

此后，随着我院各项工作的日益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也在日益发展，不断补充、完善。2004年12月，借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开展的医疗机构评审工作的契机，我院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汇总、梳理，收集了全院22个行政、后勤处室及检验科、输血科、药学部等科室的制度，共计1524项，其中原有制度1095项，新增制度429项，修订制度309项。于2006年4月再次组织各职能处室及相关科室将本部门自2005年1月以后新增或修订的规章制度进行汇总备案，包括文本版和电子版，共计1658项，其中新增制度134项，修订制度137项，为进一步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做准备。

为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整理，便于检索，我院还建立了规章制度的目录库，包括处室、内容、级别、时间等项目，目录库可以显示出各处室规章制度的更新率及完善程度等。

4医院制度化管理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不能与之相驳。在制定医院规章制度的时候，要依照上级的要求，要有所依据。在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的基础上，可以制定院内的实施细则。例如：可依据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可依据的规章制度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在各部门具体制定的基础上，由全院汇总。全院应对各部门的制度提出统一的要求。

制度的内容应包括适用范畴、负责机构、职责划分、考核标准、奖惩措施等。制度的文字要简洁、规范、统一，同一事物宜用同一名称，宜用全称而不宜自行编写简称。各部门制定的制度中如有交叉，其规定内容不能互相违背，应由牵头部门对内容进行审核。例如：医疗废物的处理，就包括医疗废物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置等环节，涉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行政管理处以及护理部等几个部门。各部门间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达到《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中的要求。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以使管理具有权威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是医院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的可靠保证，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职责不清。但只有有执行力的制度才是对医院管理起到促进作用的制度。制度仅停留在纸面上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建立制度，还要贯彻执行制度，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使全院每个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制度，按照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照章办事。我院为了保证制度制定出台后不是单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能确实发挥作用，要求职能部门在出台制度时，要制定出制度中的规定如何检查、如何考评、如何落实，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对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