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十篇

教育思想篇1

这个问题其实是十分尖锐的。它不是针对我们的思想教育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而是就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提出问题。这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利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追求并尊重人的思想自由

平时，我们总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重要，并用一些论断性的话作为证据。似乎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这项工作不存在依据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论断都很重要，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但它并没有直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违背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没有在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上阐述它的合理性。比如，我们讲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时往往说，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这些论断可以看作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的阐述。但这里面确实没有从它与人的思想自由角度来阐述问题，因此应该探讨一下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说明思想教育并不是对人们思想自由的剥夺，而是以人们的自由思想为前提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文明成果，可以说也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取得的积极成果，共产党人是承认并加以批判继承的。在井冈山时期，就努力废止军队中的肉刑，提倡军事民主。在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己思想信仰的自由。在《的十点要求》中提出：“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1]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共产党是闹革命的党，它领导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所谓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获得自由。建国以后，在讲到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当然，也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那并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思想自由。事实上，所反对的是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而不是全面清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产业资本家是很少的，他们并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提出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军队来说影响并不大。其实，在革命队伍中大量存在并起着涣散组织消极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3]他还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比如因为是熟人，就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得一团和气；或不负责任地提出批评，当面不说，会后乱说；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人身攻击；不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办事不认真，无计划，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到，所讲的自由主义有明确的含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错误的，是脱离社会讲抽象的自由，而且也与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有相近之处，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毕竟有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产中，也曾引出具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思想，比如尊重个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承认个人的利益等。因此，如果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从反动的专制统治下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在自己领导下的根据地，对人民实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宪法中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总之，我们党和国家是承认并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我们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为前提的。从根本性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更为自由的社会，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发展阶段越高，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多，而且社会成员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越加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里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到全面发展，而且没有自由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当然，我们对“自由”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哲学上讲，没有绝对的自由，事实也确是如此。任何自由，都必然会遇到自己的界限。构成对自由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并不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而是客观规律所带来的必然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与必然才会形成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我们认识到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是对自由的取消，而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没有认识规律或不能自觉遵循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规律的限制和惩罚，因而感到不自由。当我们认识到了规律并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或者使客观规律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来服务了。我们从哲学高度讲自由，从客观规律与自由的关系上讲自由，并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来为我们处境的不自由做辩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的许多不够自由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客观规律性所要求的一种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人为设置而并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并不把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限制都归结于客观规律的高度，而是承认有些是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有的则可能在当前也是不必要的。为了实现更充分的自由，我们的任务并不只是去认识客观规律，而是要做许多包括取消一些人为限制在内的工作。

二、思想教育着力于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引导

那么，一方面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思想教育，是否矛盾？应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是一种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思想引导与思想控制有着根本上不同的性质。思想引导是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思想上的民主和自由，人们没有进行自由地思想问题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思想引导。而思想控制则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对立面，它从根本上是要取消思想自由的，是取消人自主思考的能力的。思想控制的原则就是力图对人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努力。在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占据强势的统治地位，社会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人们缺少思想的自由，自由思想家往往受到社会体制的压制。资产阶级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登上社会舞台，建立起所谓的“自由社会”。这里面不乏虚伪的方面，但我们也承认资产阶级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无产阶级从不否认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把尊重人的自由思想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当然，资产阶级在实现社会统治的过程中，也并非像一些表面现象所表现的那样，完全放弃了对思想的领导和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实现了思想领导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思想直接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间接的思想引导来实现思想领导。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统治策略。比如西方的媒体，看起来是自由的很，但里面贯穿着很明确的思想导向。而人们对此并不持反感的态度。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成熟和成功之处。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至少在策略方面可以而且需要借鉴资产阶级的经验。就是说要在思想引导上下工夫，在加强和改进思想引导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思想领导。当然，我们之所以把思想教育定位为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还不只是从意识形态策略上来讲的，也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上讲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并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而是一种思想引导。思想的控制往往有另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向着人民开放的党，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不存在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利益，而对人民实行思想控制。虽然它的使命要求它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的思想，但它不是少数密谋者的组织，不是封闭团体。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在思想上自己做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教育。

可以说，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它的根本的合法性在于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无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它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一家人内部的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在人民当中最有进行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最根本的，它解决了思想教育的利益问题。党对人民进行教育，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套说词或伪善，而是真诚、真实的东西。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也许党在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某些时候，方式方法不够恰当，但人民不怀疑党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有一个提高党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国家，不论什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和合法的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或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阶级性本质，它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一个简单化的理解是，既然是“暴力”机关，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不必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统治阶级的国家不必对国民进行教育，只靠法律解决问题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只需使用严刑峻法就行了。事实证明，治理国家不能仅靠法制，还要靠思想道德的教育，要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儒家文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外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不能不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宣传教育。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如果没有宣传和教育，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比较注重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把这种宣传教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法律的规定，因为毕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但是，这种合法性还只是从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论证的，它可以证明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证明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宣传，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必要性，为什么不从公民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呢？难道人民群众自身就需要接受教育吗？难道人民群众就没有权利拒绝接受那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宣传说教吗？如果说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思想教育的权利；二是拒绝教育的权利，主要是拒绝某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一种获得的权利。在《论人民民主》中讲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导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关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4]

三、不能用抽象的思想自由来否定思想教育的合法性

现代西方有人对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和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有权力制定和实施法律，并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没有权力干预人的生活，包括人的思想活动。因而认为以国家的身份和权力来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就是违法的行径。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单个的公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他们往往难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思想自由方面的权利。因而对国家所采取的行为，人们有权利提出质疑和审视。由于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权力往往有膨胀的自发趋向，特别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很漫长，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面前没有多少自由。因此，限制国家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是有意义的。但是，至于国家是否有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或义务，我觉得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对公民的思想教育等同于思想干预或思想控制。

我们的看法是：国家当然没有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权力，但国家却有对公民进行思想引导的责任。这里关键是要搞清这两者的界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界限确实不那么容易划得清。国家在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思想引导时，有可能越过适当的界限，而成为对人们思想的干预。同样，国家为了避免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嫌疑，也有可能放弃思想引导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比较强，思想家们的取向也多在如何防止国家对人们生活的过多干预，而且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思想理论上比较强的起核心作用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多是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倒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搞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不搞像我们这样公开的比较集中的思想教育，而且也缺乏像我们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花了很大本钱，但在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方面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士可以自我标榜是生活在“自由国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国家放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引导，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但也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相应的消极后果。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好比一个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很自由，但也很无奈。似乎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人为这种状态负责，也不必指望这种状态给自己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宗教中，从一些民间组织中，寻找生活的指导。西方国家中传统宗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或准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民间的成人教育或培训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而且，人们也自发地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吸取一些思想的营养。但是，不用说，所有这些思想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比如组织，他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也向人们提供和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却很可能把人们引向邪路。当自杀事件发生后，或类似的其他事件发生后，国家才开始出面处理，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并无可挽回了。如果事先对人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这似乎又容易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古代起我们就有注重道德和政治教化的传统，我们党也一直重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使我们始终认为党和国家负有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人民群众也没有怀疑党和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简言之，这是一种共识。对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传统，一些西方人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搞得不好，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和本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比如，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的恰当位置，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冲击一切的位置上，或者在教育内容上安排不当，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不当，都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时期，由于思想上犯了“左”的偏向，搞了许多政治运动，把思想教育搞过了头，使人们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人们感觉到思想压抑和痛苦，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或厌恶。这无疑是一种偏向。这当然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也提出一种值得重视的一般性的问题，即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环境中进行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包办代替。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并不必然导致取消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大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思想方面有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但这并没有取消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进行选择的难度增大，也就越来越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这样，人们思想进步的追求，思想选择的需要，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生长之点。

以上所谈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但事实上这一教育首先是面对党员的，它首先是一种党内的教育。面向党员的教育和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有许多方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在思想自由这个方面的不同。这里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教育对象，思想自由有不同的含义。对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有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一定必须达到某种道德标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5]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则不能如此说，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在党内的教育中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当然党员也有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信仰自由，而是党内民主生活所规定和所要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是在共同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为所规定了的自由。在谈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时候，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注：

[1][3]《选集》第2卷，第723、360页

[2]《著作专题摘编》上册，第1050页

教育思想篇2

【英文摘要】PresidentJiangZe-min''''sspeechontheoccasionofthecentennialofBNUisanimportantdocumentof

Marxistthoughtineducation.Educationalinnovationisthedemandofthepresent

timesespeciallythatofprosperingChinabyscienceandeducation.Educational

innovationshouldtakethethreeforsasitsprinciplesandpracticetheinnovation

accordingtothethreerepresents.

2002年9月8日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教育创新的思想，首次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高度。并且强调教育是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基础，从而把教育提高到从所未有的地位。这篇讲话对于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

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要求。同志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教育创新的。他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的特点，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1]今天，知识经济已显端倪、信息社会初具雏形、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正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生产部门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做到知识创新，我们就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近年来，同志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教育创新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他说，“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1]重视教育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方针。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提出不仅要重视教育，而且要重视教育创新，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教育创新是教育改革的需要。教育改革是永恒的课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教育也必然要随之改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对人的成长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模式、教学方法都需要改进和完善。改革就是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

教育创新要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教育是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和流行的，具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传统教育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教育创新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改革一切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创造出新的教育传统。

二

教育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思想的创新。同志指出，“进行教育创新，首先要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1]教育传统包括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教育思想是最不易改变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它指导着每个教育者的行为，指导着新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制定和执行。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有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但也无可讳言，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长期处于一种小生产的封闭社会，再加上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狭隘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一直影响着我国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不转变，就不能全面地贯彻教育方针，培养新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当今亟待需要转变的有如下一些教育观念：

(1)改变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树立正确全面的教育价值观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统治人才，这是古代教育的共同特征。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使教育紧紧依附于它并为其服务，从而形成了狭隘的教育价值观——为政治服务，或者是“学而优则仕”。把教育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政治家视教育为阶级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家视教育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广大家长则把教育视作他们的子女谋取优裕职业的敲门砖。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不能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能例外，教育要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但是这只是教育的一个社会职能，教育还应该有其他社会职能，例如教育要为发展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即还有经济的职能和文化的职能。教育更重要的本质特征还在于人的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因此，要重视教育的本体性，淡化教育的工具性。教育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通过育人、通过教育的本体性来实现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人在为社会服务中，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身得以发展和提高。

论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创新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未知时间：2007-02-06论文简述：【内容提要】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科教兴国的要求。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

【内容提要】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科教兴国的要求。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教育思想上创新，教育制度上创新。

【英文摘要】PresidentJiangZe-min''''sspeechontheoccasionofthecentennialofBNUisanimportantdocumentof

Marxistthoughtineducation.Educationalinnovationisthedemandofthepresent

timesespeciallythatofprosperingChinabyscienceandeducation.Educational

innovationshouldtakethethreeforsasitsprinciplesandpracticetheinnovation

accordingtothethreerepresents.

2002年9月8日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教育创新的思想，首次把教育创新提高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高度。并且强调教育是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基础，从而把教育提高到从所未有的地位。这篇讲话对于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

教育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迫切要求。同志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教育创新的。他深刻地分析了时代的特点，指出“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1]今天，知识经济已显端倪、信息社会初具雏形、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知识的生产与创造正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生产部门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做到知识创新，我们就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近年来，同志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教育创新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他说，“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1]重视教育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方针。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教育理论，提出不仅要重视教育，而且要重视教育创新，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教育创新是教育改革的需要。教育改革是永恒的课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教育也必然要随之改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对人的成长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模式、教学方法都需要改进和完善。改革就是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

教育创新要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教育是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和流行的，具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传统教育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教育创新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改革一切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创造出新的教育传统。

二

教育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思想的创新。同志指出，“进行教育创新，首先要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1]教育传统包括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教育思想是最不易改变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它指导着每个教育者的行为，指导着新的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制定和执行。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有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但也无可讳言，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长期处于一种小生产的封闭社会，再加上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狭隘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一直影响着我国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不转变，就不能全面地贯彻教育方针，培养新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当今亟待需要转变的有如下一些教育观念：

(1)改变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树立正确全面的教育价值观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统治人才，这是古代教育的共同特征。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使教育紧紧依附于它并为其服务，从而形成了狭隘的教育价值观——为政治服务，或者是“学而优则仕”。把教育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政治家视教育为阶级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家视教育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广大家长则把教育视作他们的子女谋取优裕职业的敲门砖。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不能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能例外，教育要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但是这只是教育的一个社会职能，教育还应该有其他社会职能，例如教育要为发展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即还有经济的职能和文化的职能。教育更重要的本质特征还在于人的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因此，要重视教育的本体性，淡化教育的工具性。教育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通过育人、通过教育的本体性来实现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人在为社会服务中，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身得以发展和提高。

(1)要在教育投入体制方面有所创新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与教育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教育资源的不足表现在量上就是高等教育的学额不足，不能满足广大青年求学的需求；表现在质上就是优质教育的严重不足，出现了从小学就开始为争夺优质教育的竞争，严重干扰素质教育的推进。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国家要继续加大教育的投入外，还要节流开源。节流是提高办学效益。目前一方面资金紧张，另一方面浪费现象也很严重。在同一地区，学校重复建设，资源不能共享；有的中小学建筑追求豪华，不求实用，如有的中学建有四个网球场，平时基本不用，成了参观的摆设，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影响到地区的均衡发展。开源就是多种渠道集资。当前我国民办学校已有一定规模，但民办学校的地位不明确，政策不落实，行为不规范，使民办学校办学十分艰难。

要弄清我国民办教育的特点，制定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我国民办教育不像国外那样有教会或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主要由二部分人举办：一部分是离退休的干部或教师，出于对教育的热情，通过各方面的支持，或通过贷款建立起来；另一部分是投资商看准了教育市场，以为有利可图，于是有的收取储备金，有的向银行贷款发展起来。这两类学校除少数进入良性循环外，多数还没有摆脱困境。如果政府不加以扶植，很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国家应该通过立法，鼓励民间投资。民办教育促进法不久就能出台，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同时政府要像管理公办学校那样对民办学校加强管理，对不顾质量，唯利是图的学校加以整治。

对国有民营的改制要持慎重态度。只能在薄弱学校进行，通过改制，吸纳资金，使薄弱校成为优质教育资源。不宜把重点学校改制，否则会扩大教育的不公平。

(2)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增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职权都有明确的规定，但不够具体。因此在执行的时候，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往往管得过细，过具体，从而削弱了学校自主办学的能力。从法律上来讲，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代表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学校的经办者是校长。校长是代表学校的法人。学校应该有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和聘任教师的权力。但目前除特许的六所大学外，公立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置专业的自。中国如此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全国统一设置专业是不科学的。同时，只有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才能办出特色。在办学自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

可以建立一些中介机构，利用社会资源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学校。例如建立教育评估机构、民办学校认证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就可以腾出手来调查研究，为重要的决策作准备，在宏观上指导学校工作。

(3)建立民主的学校管理制度学校的民主管理是为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积极热情地参与学校管理。学校应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教授会或者教授评议制度；校务委员会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参加。目前在我国的学校中，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多少发言权。许多学校都建有教代会制度，但教代会更多的是关心职工的福利，而对教学、科研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有权了解教育服务的情况和质量。很多国家的学校建有家长委员会，我国少数学校才有这种组织。家长是学校很好的社会资源，它可以帮助学校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沟通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4)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制度终身教育是现代教育最基本的特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变革，使得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已远远不能满足这种变革的需要。人们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就是为社会每个成员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

建立终身教育制度，就要做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打破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壁垒，允许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的爱好转换专业，学校之间互相承认学分等。当然，转换专业或互相承认学分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按照规则办事。但要打破学历主义的壁垒，现代社会是重视能力的社会，应该根据学生的能力来给他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束缚在一类学校或一种专业中。这样才能激发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又不至于在高考时挤向普通高校的独木桥。

终身教育制度也就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教育，需要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联合起来，建成社区教育体系。学校教育是整个社区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学校要向社会开放办学，学校的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要为社区服务，把学校的影响幅射到社区；同时吸纳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学校发展服务，做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四

进行教育创新要以邓小平“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同志指出：“进行教育创新，根本的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教育创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创新离不开实践，要认真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深入探索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规律。

教育创新离不开已有的经验，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发扬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根据新情况不断改进和完善教育内容和方法，创造新的经验。

教育创新要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密切关注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教育创新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用教育信息化来带动教育现代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

进行教育创新，就要开展教育研究。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把教育创新做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把教育创新与当前的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争取在教育理论上有所突破。

同志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国广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这既是对教师地位作用的崇高定位，也是对我们提出的极高要求。我们要不辜负同志的希望和要求，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默默耕耘，国敬业的楷模；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的表率；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严谨笃学，与时俱进，做终身学习的先行者。【参考文献】

[1].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9-09.

教育思想篇3

【关键词】思想教育；自我教育；教育方式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教育的研究

冉乃彦主编的《自我教育》中指出：“受教育者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主观世界和教育自己的全部过程，又称自我修养。也就是人们的自我批评。”他同时提出教育的制高点是自我教育。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战胜自己，而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所以对于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我们都应该用一种辩证的目光来审视自己。

二、国内外自我教育的研究

（一）国内对于自我教育的研究

针对国内对于自我教育的研究有很多，主要偏向于对于自我教育现状的研究和对高校学生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方面的研究。

陈万柏、陈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显示：“受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通过自我学习、自我修养、自我反思等各种方式，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科学理论、先进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规范，从而逐渐提高自身思想认知和道德水平的方法。”

刘新庚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提到：“受教育者按照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主动提高自身思想认知和道德水平以及自觉改正自己错误思想和言行的方法”。

（二）国外对于自我教育的研究

国外研究资料有限，而且查询渠也受限，主要通过互联网查询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马克・丹尼尔・（Make・McDaniel）的社会学习理论。在大量实验研究基础上，他认为自我教育是一个由四个环节组成的动态结构。构成自身的一切都是自我认识的内容：对最基础的物质层面的认识；对生理层面的认识；对机体活动力的认识；对心理层面的认识；对社会文化层面的认识等，这些各个层面的认识组则组成了人的自我认识。

三、自我教育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一）目前运用的总体概括

冉乃彦在其主编的《自我教育》一书中讲到一下几点实用性内容：自我评价要有标准。在获得新动力以及自我践行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会看到实践的对象物发生了什么变化。在重新认识自己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价值意识会影响自我教育的方向；另一方面，自我践行不仅影响着人的价值意识，而且与此同时对个人的自我认识也有着极大地影响。使其重新正确认识自己，这对于不成熟的学生是极为重要的。陈万柏与张耀灿则强调运用自我教育法并将其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要有以下几点前提：第一，要善于激励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动机；第二，要善于营造自我教育的良好氛围；第三，要善于把个体自我教育和集体自我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国内对于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均做了大量的研究，根据阅读了的文献来说，运用自我教育法，重在把握实质，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以新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自我教育法，说到底就是采取主观加客观、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调控作用，充分发挥出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具体活动的积极导向作用。

（二）自我教育法形成的过程

自我教育由四个环节组成，他是一个动态结构的循环。一般的人都是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我要求；在自我要求的目标引导下，不断地通过实践过程中的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力争达到一定预期效果；然后用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对自己进行评价，通过这一评价，形成对自己的新的认识。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自我教育循环上升过程。对于自我教育法形成的过程主要风味以下几点：自我认识：一个人能否正确认识自己非常重要。因为对于自己认识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你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自我要求：自我要求是自我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了自我要求这一环节，自我教育就会直接中断。更不可能出现螺旋式的上升。所以自我要求是自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形成动机：要进行自我教育活动，其形成动机非常重要。这也是最终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最终目标的前提。提出目标：人类在行动前，会在头脑中就会出现其目标、蓝图、远景等一系列的规划。若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比较符合实际的目标、蓝图、远景，就必须要对自己的现状、能力和需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把握。安排计划：安排计划它包括行动的方案、步骤、过程管理、方法和措施等内容。这是为了达到目标对实践过程的一种预设。自我践行：自我践行是自我教育四个环节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这点在当前尤为重要。如若不迈出实践这一步，自我教育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句空话。自我监督：自我监督对于自我教育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我控制：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通过自我监督发现了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有用自己的意志力或者借助外界来对其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现实情况往往会与预期有所偏差，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及时的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自我教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个上升的过程中，自我评价具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一环节将决定了自我教育过程的最终方向。

教育思想篇4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二、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

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9］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9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教育思想篇5

关键词：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3.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2-0048-01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科学的艺术的系统工程，在德育的各个要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规律、原则、方法及途径是相互依靠、相互作用的大整体。在平时的教育实践中，遵循品德教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对教育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1.善于把握品德教育的时机，应努力做到及时、准时

学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受着学校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受着社会生活中各种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时，必须做到及时、准时。

及时，每次活动以后，或做完某件事后，发现有好的思想、好的现象，应不失时机地加以总结，使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得到肯定和强化。失去了这个时间，当学生离开了这个环境，时过境迁，再来做评价，就难于形成正气，效果会大打折扣。

准时：针对某个情景中偶然出现的某个现象，果断、正确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应注息环境效应对弘扬正气、抑制不良倾向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能贸然下结论，不然品德内化受阻， 由于社会品德环境因素十分复杂，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的品德基础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作为教师，应不失时机地对学生的品德认识、品德行为作出评价。

2.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教育效果品德教育的成功主要体现在教育者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

2.1 交谈。交谈是品德教育的一种好方法。老师与学生亲切交谈，能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特别对感情脆弱和性格内向者、性格固执者，如果对其品德认识、品德行为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就能促使其原有的品德要求得到融合、顺应。

2.2 讨论、总结，讨论和总结是利用集体舆论的品德评价，使德育进行内化的方式，通过讨论分辨是非，将学生的思想认识，调节到德育内化目标的方向上来，运用讨论这一品德评价方式，应明确两点，一是对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学生，适宜在高年级进行， 二是讨论的内容、主题须明确，教师应让学生清楚地判断是非的标准、依据。总结，既有学生对自我认识、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改正的品德评价，又有在集体舆论力量引导下，对集体内部的思想、行为和某种现象，进行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两种形式是同时进行、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近年来，一些学校采用每周定期总结、学生代表总结和各组长总结，对某一段时间的品德认识、品德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善于总结，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促进了良好班风的形成。

2.3 评比、奖励。这两项措施是品德教育必不可少的教育环节。评比是调动集体舆论对学生品德要求同化的肯定和强化，也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调节的有效手段，通过评比褒扬先进、激励后进、弘扬班内正气，使后进学生找到思想差距，促进良好班风的形成。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如果只重视评价学生外在的行为，效果往往欠好，所以我们应从学生的品德结构中，进行全面了解、分析，学会寻找、发现学生思想的闪光点、情感和热点，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比如，如果学生的动机、愿望是好的，而事情的效果却是糟糕的，我们在对其品德评价时，就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寻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弄清前因后果，注意其品德认识、品行意志、品德信念所具有的方面，在肯定表扬中有更高的要求，在批评中有更热情的关心和期待。另外，品德教育的语言要生动、感人、有吸引力、态度诚恳、姿态语言可以说是一个动作、一个表示肯定的眼神、一个期待的目光。有声语言更具有魅力，天生活泼好动的学生需要老师生动形象的语言，在交谈中，一个肯定的动作，就是对学生品德教育的催化。恰当地运用这些手段，都是品德评价艺术性的体现。运用交谈和眼神，以及一个拍拍对方肩膀的动作，都可能对品德评价作出肯定和强化，它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学生

处理问题一定要弄清谁是谁非，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轻易批评一个学生，否则只能使学生"口服心不服"。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激化学生之间的矛盾，对老师产生抵触情绪。

表扬、批评相结合。这样能够使学生乐意接受老师的观点和意见。具体说来如果同学之间发生冲突，如果那个同学全然不对，那就首先指出他平时的优点，拉近与他的距离，然后再批评；如果冲突双方都有责任，那就首先肯定这个学生正确的做法，再批评其错误之处，这样，他就会觉得老师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乐意接受批评，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

教育思想篇6

墨子的教育思想：墨子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以素丝和染丝为喻，形象地说明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所以，他强调“染不可不慎也”。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触发，墨子主张以“兼士”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兼士应该具有知识技能、思维论辩和高尚道德三项要求。其中道德高尚尤为重要。唯有如此，兼士才能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不分彼此、亲疏、贵贱和贫富，对所有人都能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在教育内容方面，墨子除了主张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文史知识教育之外，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和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前者包括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的在于训练和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与人进行论辩，说服别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教育思想篇7

什么是音乐思想呢？从广义范围上说，音乐思想包含了人对音乐的思考，对于音乐的情感以及聆听音乐时的心境。音乐创作者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思想等等，因此音乐是有思想的，而这种思想又赋予音乐以自己的生命。音乐思想多种多样，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出欢喜、悲恨、哀愁等等。比如在音乐《致爱丽丝》中你可以发掘出暖暖的爱意，从《欢乐颂》中你可以看到高昂的欢乐，从《义勇军进行曲》中你可以感觉到民族的危难人民的不屈，从《命运交响曲》中你可以感受到对抗命运不屈的呐喊......其实音乐思想来源于作曲家的思想，作曲家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创作品的思想。就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作曲家贝多芬，他的作品正是他人生经历的展示。因为对生活再次充满希望，走出了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他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是一曲希望之歌；因为对爱情的沉醉，他创作了《第四交响曲》，这是一曲“青春赞歌”；又因为听力的丧失以及对命运不屈的反抗，他创作了《命运交响曲》，他说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就是所谓的音乐思想——音乐家们人生的感悟，我们在聆听之时，往往被这种强烈的思想所震撼所悸动。

二、音乐教育的理念分析

对于音乐教育理念的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定义。比如在德国，音乐教育理念强调的是音乐教育影响人的日后发展，应该是面向所有人的，如卡尔•奥尔夫曾说过这么个意思：音乐教育与人的教育是一样的，其最终的关注点永远是对精神世界的研究而不是单单音乐本身；在前苏联，音乐教育强调普通教育，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英语教育应该是人的教育而不是音乐家才有的教育；而在匈牙利，音乐教育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教育，如音乐家柯达伊提出了音乐教育对每个人都必不可少，一个人一旦离开了音乐就无法得到全面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由于受到学科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的音乐教育理念偏向于专业化，只重视音乐知识的传播而忽视了音乐教育对于人的影响。在我国传统音乐教学观念认为上音乐课的目的就是掌握一些音乐知识和技能，因而音乐课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技能课程。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着这样的思想：音乐是属于有音乐天赋的人才享有的权利。而前期判断你是否有音乐才能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识谱，这种模式偏离的音乐教学的目的，并且这种强迫性的纯技术训练势必给学生带来对音乐的困扰，使他们失去了对音乐的热情。目前，我国对音乐教学进行了新课程改革，新的音乐理念也由此形成，即在学习音乐过程中强调的是学生自身的体验，深入的模仿，相互间的合作以及自我的探究。这一转变注重了学生的个人兴趣以及个性要求，又激发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

三、音乐思想对音乐教育理念的启迪作用

1.儒家音乐思想对于音乐教育理念的启迪作用。儒家音乐思想推崇的是“乐教”，强调了音乐对于教化人的作用。孔子的音乐思想把音乐的艺术作用上升到了人格完美程度与否以及是否能进入人生最高境界的地位，同时也将道德意识渗透到了音乐思想之中，这种音乐思想在整个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深远的作用，对后世进行的音乐教育理念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儒家的音乐思想对于现今我国推行的素质教育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音乐思想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它对于我们现代音乐教育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它告诉我们在今后的音乐教育过程中不但要培养学生的音乐技能和综合理论知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上。现代化教育的核心是素质教育，音乐具有广泛的协同性，与耳熟能详的人文学科、数理化学科之间有着深远的关联，所以在整个现代化教育中，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与其他学科教育一样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也深刻反应了音乐强大的教化作用，以及儒家音乐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化音乐教育理念的深刻作用。2.道家音乐思想对于音乐教育理念的启迪作用。老子主张的道家音乐思想强调的是“大音希声”，这属于自然音乐论，认为音乐的本原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形成的；而庄子作为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在老子道家音乐思想的基础上补充了“天人合一”“至乐无乐”的音乐观。道家音乐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是消极的，但是它对于后世的音乐审美思想形成了基础性的作用，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道家思想的最大影响力可以说是在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作用中的先导作用。在我过传统音乐的曲目中很多都是源自于自然音乐论，是一种模仿自然界存在的声响或某一特定场所的声响的乐曲。我国目前的音乐教育中就十分推崇这种“原生态”的音乐唱法，并且已经走进了大学音乐课堂，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音乐思想对于当前音乐教育理念的深远的启迪作用。3.“以人为本”音乐思想对于音乐教育理念的启迪作用。“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是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产物，是对“以人为本”教育的又一全新的阐述，它是一种在音乐教学中始终要以人作为出发点，要把人最终的成长和发展做为首要任务，要尊重学生之间存在的音乐差异，体现人的个性发展，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根本任务。音乐是来自于人心灵的声音，音乐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是对以前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于当前社会深刻理解而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音乐教育理念的发展有着深远的作用。1)“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能够最大化激发人类潜能。“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可以对人类无意识的创作本能进行理论指导，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诞生。2)“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可以拓展人类的想象空间。音乐教师在让学生欣赏音乐的过程中，要以欣赏乐曲的中心意思为基本，引导帮助学生发挥空间想象能力，自由发挥，天马行空般的感知音乐中包含的形象、内容、灵魂，使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掌握空间思维方法。3)“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可以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有助于发挥以情动人和感人的强大音乐魅力，可以帮助人们依赖于倾听感受到音乐的美感，通过唱歌传达音乐的美感，再通过表演展示音乐的美感。4)“以人为本”的音乐思想在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四、结语

教育思想篇8

1．《宣言》诞生的背景环境需要职业教育和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19世纪30至4O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资主义机器大工业得到广泛应用。为适应机器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迫切需要大批的熟练技术工人，而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手工作坊的学徒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由此备受关注。适应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l9世纪上半叶，西方工业化国家已拥有了各类的技术学院、贸易学院和农业高等学校，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发展成熟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资产阶级教育实质的日益充分暴露，职业教育问题愈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2．《宣言》的论证需要职业教育的成果与发展趋势的材料来做支撑。l9世纪中期，以英国蒸气机等机械的发明为开端的产业革命给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由于机械的使用，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原来的手工业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英国、法国、德国、普鲁士、美国等国家纷纷在学校进行职业教育，以此发展经济。如英国的产业革命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从1770年到184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宣言》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阐明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创建者的伟大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惟一道路……所有这些，自然要论及职业教育成果与发展趋势，不能回避职业教育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宣言》中关于职业教育的思想

1．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

《宣言》指出，“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将德育、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出现过，可见，它在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一定年龄的儿童都应成为“生产工作者”，“教育必须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他们都“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他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应结合起来，受教育者要做到通晓现代工农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掌握现代生产工具的技能技巧。根据《宣言》提出的这个时代背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首先是指初等教育和工厂劳动相结合；其次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再次是成人教育。马克思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尽管当时的职业技术学校数目较少，还处在早期阶段，但恩格斯1880年在《致敏·卡·哥尔布诺娃》的信中却认为：毕竟它们在当时都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形式。可见，《宣言》中出现了职业教育思想的端倪，为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较集中地阐述职业教育思想打下了理论基础。

2．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直接

来源于《宣言》，“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宣言》指出，大机器生产时期产生了教育的需要，但这种教育却使人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应是智力和体力充分自由发展的人，每个社会成员在道德、智力、体力各方面都能发展到他可能发展的最好水平，即让人的能力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终于成为自己与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他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应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可见这种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是提高人的各方面素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途径。这一思想被《资本论》所发展：“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韵人的唯一方法”。

三、《宣言》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迪意义

1．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对职业教育有以下启示：

第一，对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本质具有指导意义。职业教育是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阵地，它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有利于改变人们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过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从而致力于培养造就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装备社会生产、促进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高级专门人才。同时，也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富裕与和谐发展，消除对职业教育的误解。第二，对职业教育的途径有启发作用。在当时，由于儿童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但同时又应该接受初等教育，所以当时有了初等教育半工半读的实践。虽然这是初等教育在《宣言》语境中的一种儿童无奈的选择，但对于今天的职业教育途径，仍具有启示意义。职业学校面向市场培育人才特色明显，对毕业生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创设校企合作“订单式”定向班(如诺基亚班、丰田班)、“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班、产教结合班等等，可有效保证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实现校、企、生三赢。

2．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职业教育有以下启示：

第一，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指导作用。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把高等职业教育定位在“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职业院校应认真贯彻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2l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综述》中提出的“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生存”作为教育的四个基本素质目标和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第二，对推行“一技之长+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指导作用。合格的职业人才必须岗位技能合格，综合素质良好的统一体，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强综合素质培训，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这充分体现了《宣言》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职业教育思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职业教育要实行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核心，结合本专业实际，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通过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素质、知识、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课、实训课教学，大力培养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校园文化熏陶、丰富的课外活动等促进全面发展。按照“一技之长+综合素质”的培养模式，确保所培养的人才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三，对发展个性与科学对待环境有指导作用。现代职业教育要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尊重学生个体发展，为学生创造宽松、自由、民主的环境和条件。这与《宣言》中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应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去企业顶岗实习，实现工学交替、学以致用；开设多样性的课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同时，要引导学生科学对待环境，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要丰富学生的人文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塑造高尚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

总之，《宣言》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其中阐述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激励着职业教育工作者为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职业劳动者而努力奉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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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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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教育思想篇9

关键词 ：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本区别；不能取代

中图分类号：B82-054文献标识码： A

长期以来，我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通常将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等同的概念，或者说是相互包容、相互交叉的概念，形成了将思想政治教育取代思想道德教育，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政治理论素质高，而思想道德素质低的不正常现象，极大的影响了我国青少年整体素质的提高。

众所周知，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教育形式。二者完全是教育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种教育的内容、目标和目的各不相同。从它们的逻辑关系上看，并非有着绝对的、必然的联系。从教育对象上看，都是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主。思想道德教育的更高层次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更高层次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也不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两种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教育的性质。思想道德教育是人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而言，属于国民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政治信念教育，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但却不是两种同一的教育。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不会是趋同，而是各有侧重。

对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关键是在道德和政治两个词的含义上，两者不能互通和替代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为什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仍把这两种概念混在一起使用呢？这主要是我国传统观念的错误和相关政策规理论的混乱所致。例如，《中学德育大纲》规定：思想政治课“以课堂为主要形式，用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点和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很明显，这一观点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代替思想道德教育，并期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就能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的传统观点。同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既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传统观点，把道德与理想、文化、纪律并列，又有“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长期坚持的重点，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不同教育阶段的内容和要求”，把思想政治、纪律和法制教育看成是道德教育。

由于所涉内容的敏感性，长期以来，无人敢于怀疑。但只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一观点不仅仅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而且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请看，现在我国学校的德育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政治课教学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其主要内容：一是理想、信仰、信念教育；二是爱国主义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四是革命传统教育；五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主干。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内容与思想道德相距甚远。这样，就导致了极不正常的现象：学生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说的一套套，但在家里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不少领导干部在理论上简直可以当上政治家，但连父母都不孝敬，见钱就贪，基本的道德品质都不有。可以说，我国由举世公认的一个礼仪之邦转变为人们整体道德素质的下降，不能不说这是我国近年德育教育的失败。

从学校教育上看，由于理论认识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尽管国家加大了投入，学校教师都作了极大努力，但学生仍然缺乏“三信”，即对马列主义、思想的信念淡薄，对党的领导不够信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曾经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旗帜就是形象。”

特别是，在现实的教育工作和理论上的探讨中，基本上都是表面上的道德教育，实际上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份文件（或一本教材）的标题写的是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而实际内容却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难看出，这份文件（或教材）谈的是两个问题，但却把这两个问题并列在一起，来说明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结果往往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这种把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混为同一种教育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准确地理解这两种教育的内涵。说到底，还是个没有把德育或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理清的问题。

教育思想篇10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是一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接受教育内容的教育方式。本文解释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特点，分析了影响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探讨了提高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特点；因素；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245-03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主要方式，二者互为补充。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特点与学生的心理特征甚为融合，所以在运用显性教育的同时要充分研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使这一教育方式能更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其特点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的，是后来产生的。那它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其具体内涵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及内涵

1968年，美国的教育学家菲利普·W·杰克逊在其著作《班级生活》里首次提出“隐性课程”的概念，这一提法很快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杰克逊认为，学生从学校生活中不仅学到了读、写、算等基础的文化知识，而且也获得了态度、动机、价值和其他方面的成长。而关于态度、动机和价值等内容的学习并非在学术课堂上学到的，而是在学校的非学术的环境中学习、感受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果。杰克逊把这种“非正式的文化传递”称为隐性课程。无论社会、技术如何进步，无论教师、课程水平如何提高，总会有一些东西不是通过课程传递给学生的，这些内容既不需要在课程中集体灌输、讲授，但是学生总会从中学到各种知识、经验。“隐性课程”使一些以前在学校、课堂上未被注意的成分进入人们视线，因此成为课程领域中的新的研究课题，而关于这一教育方式的研究也正处于进行时之中。

隐形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是指，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采用比较含蓄、隐蔽的方式，运用文化、制度、管理、隐性课程等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是受教育者在有意无意间受到触动、震动、感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方式。简单的说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行为，接受的过程是没有压迫力的，自然而然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化到学生的思想中去，而且效果是稳固的，教育内容会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资源，渗透内心，且影响深刻。用中国的一句古诗来表示这一教育方式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江泽民同志曾说：“思想工作必须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1]。这种教育事实上就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与显性教育相比，它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第一，教育内容的隐蔽性。显性教育内容上是直白的、外显的、明确的，而隐形教育则是迂回的、内隐的、不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往往是隐藏在一定的活动和环境之中的。现代教育家认为，人的思想存在一种“自身免疫效应”，即当人与自身固有的思想体系相区别的外界思想进入时，人原有的自身思想就会形成一个“保护层”阻止外界思想的“入侵”，并且这种思想被人感知的程度越大，它所受到的抵触也就愈强烈。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则是化解这一效应的灵丹妙药，使受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教育的内容。

第二，教育方式的间接性。显性教育的意图和方法是“赤裸裸”的，一般采取正面的灌输教育。而隐性教育中教育者或学生一般是间接接触的，教育者不直接言明教育的内容、目的，而是通过语言诱导，形象暗示，情景感受等手段方式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

第三，教育途径的开放性。由于隐性教育是受教育者自己有意或无意通过直接体验或间接观察获取某种经验的过程，它摆脱了教育者对教育因素的控制，学校、社会、家庭各种因素均可成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需要、接受能力和身体条件适时选择活动时间和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隐性教育称得上“无课堂”教育或“跨时空”教育，它的教育途径是开放的，可以在学校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可以在网络上，而不是仅仅的拘泥于学校教师的课堂教育。

第四，教育氛围的轻松愉悦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是轻松愉悦的，是为学生所乐于接受的，而不是压抑、强制的。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在轻松、愉悦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思维想象最活跃，精神系统的活动最顺畅，对所传信息容易入耳入心，反之则容易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学生能自然地受到感染，在感染中接受教育，使教育过程和内化过程同时展开，收到良好效果。古今中外的很多教育家，都提倡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自由的氛围中进行学习，这样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乐于接受熏陶，提高教学效果实效性。

第五，教育效果的持久性。根据大学生心理实验证明，对于灌输性或诱导性过于明显，强度过大，学生就会感到自己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容易激起对这种信息的抵抗，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而隐性教育摒除了“赤裸裸的教育形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引导，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思维的批判，在没有明确目的、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内容。这样不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作用持久，甚至影响学生终生。

二、影响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各种因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工作，影响教育效果的因素涉及到众多方面，主要有：

（一）校园环境

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熏陶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潜移默化。校园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地方，这里一草一木都会深深的影响着学生的行为与思想。目前有些高校在这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校容、校貌不够好，还有一些是校园内的文化氛围不够浓，这些都会影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学校通过设置一定的环境，营造一种氛围来激发学生的情绪和智慧，做到形真、情深、意远的统一。

（二）现代传媒载体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普及，在为学生们增知识、开拓视野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西方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思想也乘虚而人，使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产生动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渗透到校园中，导致学生思想观念混乱和价值观失落，对现实生活感到困惑，对党、政府产生怀疑，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也采取抵制态度，给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要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显然仅仅依靠显性教育已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借助隐性思想教育进行补充，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三）管理载体

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是维护一个单位正常秩序和生活节奏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而利用管理载体，是寓教于管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是运用一定的组织纪律或行为措施来约束、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作风的做法。同样，对于高校亦是如此。一个人，包括学生在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有效的管理，只有把教育和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才能使各种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并能用来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例如领导制度、监督制度、效果评价制度等各种制度的不健全，会影响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常运行，挫伤师生的积极性，影响教育效果。

（四）教师人格

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应该是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者，人文情感的引领者，道德修养的示范者。但是近年来在高校教师身上出现了一系列舞弊、受贿、剽窃、投机诈骗等现象，不仅使教师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败坏了校风，还直接影响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处事方式，严重打击学生积极性，影响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构建。

三、提高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这里所讲的校园环境既包括外化的“硬件”环境，也包括内化的“软件”环境。在高校，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硬件”环境主要包括学校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各种教学设施、人文景观等，蕴涵于其中的人文要素的作用是巨大的。高校在校园物质环境建设上可以把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要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所好的学校连墙壁也能说话。优美的校园，明亮的教室能使学生产生清新舒适的感觉，并且在整体环境的影响下，学生会自觉的形成爱护环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等优秀的道德品质。而关于“软件“环境包括正确的舆论氛围、进步的人文知识、和谐的人际关系、积极的心理暗示等，即要创造良好的校风，形成积极的文化氛围。学校要经常开展比如知识竞赛、座谈讨论、报告演讲、社会调查、书画展览、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会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的参与中提高修养，陶冶情操，达到潜移默化，自我教育的目的。

（二）抢占网络阵地，正确引导学生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适应新形势要求，思想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和文化设施，采取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欢迎的方式方法进行”[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要充分的运用现代传媒技术，不断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渗透力。现代传媒的几种常见形式如电视、电子报纸、微博、微信早已经成为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就要求高校要积极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抢占网络教育阵地。加强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建立专门的版块或分类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其内容要注重基础理论与当前时势结合，形式上注重创意、新颖性，以提高点击率和教育效果性，还要组建专兼职的网络宣传和教育队伍，净化校园网络环境，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了解学生群体的真实想法和思想变化，以便于进行宣传、疏导教育，使学生在一个经常性的“习惯”中，自然而然地学到知识，受到感染。

（三）健全制度

高校要加强和完善领导、监督、保障、效果评价等各种规章制度，坚持党委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师生员工共同参与的领导与工作机制，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有奖惩，充分调动和发挥主体的积极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的整体效能。

（四）发挥教师榜样作用

常言道：“师者，人之模范也”。大学生虽是学习教育的主体，但是教师是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的仪表风度、敬业精神、知识背景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是促进大学生思想认识水平提高的至关重要的隐性教育资源。这就要求教师以身作则真正做到“学识、德性和践履”三者的有机结合，依靠人格魅力树立起榜样来影响学生，以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

（五）通过实践挖掘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的事业任重道远，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充分发挥团结和教育青年的作用。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努力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3]。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涉及到人生活的不同层面，内容多具实践性，更容易在学生思想上产生共鸣，易被学生接受。因此，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求教育者积极创造条件，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青年志愿者和“三下乡”活动，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开展“文明校园”“文明班级”建设，使学生通过一定的实践将内化了知识的外化为一定的言行。因为实践不仅会促进大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认识世界、了解社会，而且还会对大学生施加一种心理刺激，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使受教育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陶冶中逐渐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和良好的品质。

四、结语

高校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特有的特点增强了教育内容的亲和力，使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内容，而且效果显著。高校应注意影响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从各个相关方面着手更进一步提高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塑造健康人格，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