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十篇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1

关键词：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4-26 -03

旅游服务贸易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推动力量。在整个安徽省的旅游产业发展中，旅游服务贸易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绿色”引擎，也是安徽省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推动安徽省GDP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皖西大别山地区作为安徽的红色革命圣地，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加快其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不仅可以提升全省旅游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而且对于促进皖西地区、合肥经济圈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一、皖西大别山地区发展旅游服务贸易的优势

旅游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作为一种市场需求广大，对经济拉动性强的绿色产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前景广阔。而皖西大别山地区作为革命的圣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且分布均匀，易开发，发展旅游服务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一）自然优势

大别山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革命的圣地，大别山又孕育了独特的红色旅游文化。目前，皖西大别山地区的5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全国的红色旅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在六安市的金寨县，目前就有革命旧址288处，部级保护单位7处，收藏红色文物3000余件，作为六安市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给六安的旅游服务和贸易带来不小的收入，是六安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除此之外，大别山地区的自然优势明显，六安市五大水库各具特色，天堂寨、天柱山、大裂谷等景点深受全国各地游客欢迎，历史文化名城寿县的楚文化底蕴深厚。总之，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这无疑为大别山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政策优势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大别山列为全国12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打造大别山旅游区，加之国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推进，大别山地区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得到跨越式的增长，这些都为皖西大别山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力发展旅游服务贸易，提升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对于实现皖西大别山地区的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对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基础设施优势

“十二五”以来，地处皖西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公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累计投入300多亿元，新建高速公路300公里。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近18000公里，其中济广高速、沪陕高速、沪汉蓉高速六安段、合淮阜高速寿县段和京台高速舒城段近400公里，312、105、206三条国道和27条省道2200公里，农村公路15400公里；六武高铁、合宁铁路、阜六铁路纵横交错，离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不足30分钟车程，交通通达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增强，综合立体的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建成，铁路、水路、航空、公路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明显提升，加强了长三角、珠三角及全国其他城市的互通互利，也为六安市尽快融入合肥经济圈提供了强力支撑。良好的交通和区位优势使皖西大别山旅游具有巨大的潜在客户群体，将成为促进其加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皖西大别山地区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

尽管皖西大别山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但是旅游服务贸易的潜力仍然巨大，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仍然不强，旅游产品存在高度的趋同化；大别山地区的总体交通状况虽然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地理位置仍然存在制约交通发展的现状；而且目前皖西大别山地区涉及的城市仍然没有形成整体优势，各自为政的现象仍然存在。

（一）旅游服务贸易中旅游产品的趋同化现象严重

在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中，景点的各种“农家乐”没有体现经营服务的特色，基本上都是简单的餐饮服务，没有形成餐饮、休闲为一体的高尚文明的氛围。而各种生态、观光、采摘等农业旅游也没有突出产品特色，以草莓采摘和葡萄采摘为主，已经出现同质化和雷同化的趋势。对于各种旅游景点的旅游产品，更是出现了几乎雷同的情况，而各地的古老村镇、生态村庄等，旅游服务贸易没有挖掘出文化内涵，旅游产品档次不高。

（二）交通区位是制约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交通区位即交通位置，详细来说就是某地在交通位置方面的优劣以及地点的可达到程度，即空间距离。皖西大别山地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服务贸易潜力巨大，但是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主要景区包括天堂寨、铜锣寨，由于缺少便捷的干线交通，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受到制约；尽管近几年大别山地区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很多景点地处偏僻的山区，交通条件改善空间不大，高级公路仍然没有达到合适的程度，严重制约了当地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供开发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巨大。

（三）旅游服务贸易没有形成整体优势

从皖西大别山地区目前的旅游格局看，具有这样的特点：某些旅游景点偏热、某些旅游景点偏冷。目前每个区域都自己做自己的，力量很散，没有形成整体性优势。据统计，2014年安庆，主要包括天柱山、桐城等地的国内旅游收入达340.58亿元；而整个大别山区的核心旅游景区是以六安市霍山县境内的白马尖为主景点，但是， 2014年的整个六安市的旅游收入只达到163亿元。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景点众多，但旅游资源的分布较散，很多景点的交通不便，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整个区域的旅游资源不能形成整体优势，从而严重影响大别山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

（四）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仍然不强

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旅游服务中，“行、游、住、食、购、娱”发展不平衡，购物、餐饮等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严重低于旅游观光的收入，旅游服务贸易整体实力不够；另一方面，旅游服务贸易与其他产业，特别是零售业、农产品加工等产业的联动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合力，与国内其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相比，大别山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对旅游的支撑力度，相互促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旅游业急需完善和延伸产业链条，形成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三、提高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改变经营方式，加速旅游贸易集团化、网络化进程

如今各地的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提升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对大别山地区旅游产业进行重新规划，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旅游相关企业的集团化、网络化、信息化经营，是现代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一种发展趋势。旅游产业链条中的下游企业如果还是“小打小闹”，缺乏集团化、网络化经营的意识，就不能形成强大竞争力。通过资产重组、资源共享，实现优质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形成旅游服务贸易企业的壮大，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强强联合，形成人才优势和产品优势，通过创造名优产品，从而打造皖西大别山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优质平台。

（二）提升产品竞争力，改善服务质量，加大营销宣传力度

皖西大别山地区盛产110多种名特优稀农副产品和1400余种中药材，粮、油、棉、麻、茶、茧、板栗、肉禽、羽绒、水产等产量多数居全省第一，小吊酒、六安瓜片、皖西白鹅、霍山石斛也已经形成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大多数产品竞争力不强，同质化现象严重，例如，六安市场盛产的大别山石斛，不仅没有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而且市场上的石斛大都非真正的大别山石斛，而是在大别山种植销售的浙江等地的石斛。如何改善服务，创新宣传模式，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产品宣传推广出去，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利用旅游服务贸易宣传，也是首当其冲。可以借助各类旅游节庆活动、黄金周等载体，依托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媒体，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推介。政府主流媒体也可适当向乡村旅游宣传倾斜。

（三）加强对旅游产品的整合，形成产品的整体优势

目前，地处皖西大别山地区的六安市依托“皋陶故里”“白鹅王国、羽绒之都”“部级园林城市、部级生态示范区”的品牌优势，努力打造特色旅游服务贸易，做足旅游产业链，旅游服务贸易呈现了长足进步，但是旅游产品趋同，没有形成整体优势，需要加快旅游产品的整合和梯度建设，在红色旅游产品、农产品、原生态产品等方面做文章，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创品牌，争名优，真正把皖西大别山地区的旅游贸易和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实际上，六安市内的瓜片市场已经形成了品牌优势，蝙蝠洞、黄府等品牌已经受到了旅游市场的关注，六安的羽绒市场也受到了市场推崇，下一步如何把这些产品和旅游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品牌值得探讨。

（四）加强规划，打造完善的旅游服务的产业链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旅游产业延伸和旅游产业的下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住、食、游、购中，游的比重较大，购的比重过小，住和食的发展也没有达到国内其他同水平知名旅游景点的规模，游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住、食、购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提升旅游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首先需要打造一条完善和完整的旅游服务的产业链，包括住宿业、餐饮业、零售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特色下游产业体系，这就需要建立和形成完整的以旅游服务为重点的服务贸易体系，发挥旅游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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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2

【关键词】 品牌定位；旅游形象；西咸地区

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市在地理区位上紧邻，文脉相承，西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品类多样。长期以来，陕西作为旅游大省一直以西咸地区密集的周、秦、汉、隋、唐时期文化旅游资源蜚声于海内外。本文从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视角来探讨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与其旅游形象的塑造，为西咸地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一、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特色分析

1、文化旅游资源品类丰富

文化旅游资源从形态上涵盖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多种形态。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包含以上种种形态，且每一种都有其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的都城遗址以及帝王陵寝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咸地区。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西咸地区坐拥阳陵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秦咸阳城遗址公园等数个，其规格之高、数量之大，居全国首位。在此资源基础上能够引申发掘的与体验各朝代社会文化风情、考古各历史遗址遗存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2、文化旅游品牌认同度高

西安与咸阳本身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城市，在西咸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也呈现出联系紧密、共同完成的频次较高等特征。近年来陕西省对区域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为西咸地区打造出综合配套的东线与西北线旅游线路。其中东线以西安地区秦兵马俑博物馆及遗址公园、华清池、骊山为主要景区，西北线以咸阳地区汉阳陵、茂陵、唐乾陵、昭陵等为主要景区。这两条旅游线路特色鲜明、相对成熟，在广大海内外旅游者心目中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同度。在此基础上，西咸地区进一步加强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拓宽文化旅游方向，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也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

1、定位现状

对于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在旅游者心目构建起与其他竞争对手有所区别的形象问题，也是如何以个性化、创新化打造文化旅游产品的问题。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产品本身具备优质的资源后盾与口碑基础，但在整体形象的呈现上还存在着设计不够精心、定位不够明确、传播不够到位等诸多瑕疵。如，西咸地区为数众多的旅游资源皆可称为具备世界级水平，但旅游者普遍认知水平不高，只知兵马俑、乾陵等少数景区景点，忽略其他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难以形成更具特色与创新的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印象。这事实上也是缺乏明确的品牌定位与推广的结果。

2、定位原则

根据区域旅游品牌定位的相关理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应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客源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简单探讨定位的方向：

（1）整合区域资源优势。西咸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资源基础，但由于整个西咸地区包括两市一区（西安市、咸阳市及西咸新区），在经济运行与政府运作方面区域内有各自的独立性，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也由于利益的独立性而受到相应制约。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必须突破各自为政的窠臼，对区域资源进行优势整合。例如，在推出文化旅游产品时着眼于整个西咸地区，而并非其中的某一市某一景区，应有整体观和大局观。选择以不同的文化主题的形式整合相关文化旅游资源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具体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2）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的构建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行为与驱动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关系着整个区域的旅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一个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生产主体应是政府。公共品牌的定位需要政府制定长远的、总体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加强对本地区旅游品牌的推广促进。目前国务院在西咸地区设立的西咸新区可以成为构建公共品牌的中坚力量，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为主题的部级新区，在行政上综合西安、咸阳之力，一些受到行政区划所限而难以完成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可以由西咸新区政府在新区范围内尝试进行，其中也包括文化旅游公共品牌的构建。例如，可采用面向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面向社会公众的旅游优惠活动、面向区域内旅游企业的税费减免、完善地区旅游交通与环境设施建设、提供更全面与及时的旅游服务信息等方式，推广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优良形象。

（3）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在公共品牌建立的背后，必须有旅游企业品牌的实力支撑。打造一批高水准、高认可度、高知名度的精品景区景点，做强重点文化旅游产品，是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构建的必由之路。以2012年成立的陕西西咸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为例，西咸文旅已启动了“西咸国际文化教育园区”、“北国风光文化旅游中心区”、“新西部影视基地”等重点项目，就是在区域发展的平台上打造强强联合的优秀企业品牌，与公共品牌相结合，进而推进西咸地区整体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上述外，西咸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品牌正在迅速发展，如主打葡萄酒文化之旅和主题星级酒店的咸阳张裕瑞纳城堡酒庄，拥有多家4A级以上景区、文化主题酒店、文化演艺项目的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区域内企业品牌之间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最终形成良好的联动作用与规模效应，共同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化、创新化定位发力。

三、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塑造

1、塑造多主题形象

目前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形象塑造，还停留在较为模糊和笼统的阶段。旅游者可能知道秦朝咸阳和十三朝古都西安，但就西咸地区整体的、多样化的文化旅游项目知之甚少。塑造多主题形象是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如，唐文化主题下，大雁塔・大唐芙蓉园与唐城墙、大明宫遗址公园、唐乾陵、昭陵等景区整合打包构建唐文化旅游线路；秦文化主题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养生温泉、秦腔戏剧等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可以进行归纳策划；汉文化主题下，丝绸之路起点、汉城湖、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汉阳陵、茂陵、杜陵等有汉文化背景的旅游产品项目可组团呈现于市场；还有西咸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文化主题、西咸特色饮食文化主题等等。这些多角度主题的内涵挖掘、产品组合与宣传推广都大有文章可作，有助于增进目标旅游市场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认知度。

2、树立一体化形象

多主题的旅游形象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各行其道，在进行整体品牌定位的同时，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应树立起一体化的形象。对于一体化形象的设计可以借鉴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相关理论，在政府主导作用下，配合有利的旅游发展政策，设计具有较强区域辨识度的视觉识别系统（VIS），利用系列化的视觉符号通过旅游者能够广泛接触的层面，实现文化旅游形象的统一，如，设计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统一的LOGO、各文化旅游主题统一的风格等；还可引入人文识别系统（HIS），通过对西咸地区精神、信仰、知识、艺术、历史、传说、语言、风俗、习惯和人文遗产等特有的人文资源进行整合设计，进而加深旅游者的体验度，感受本地区独有的文化，如，在整理西咸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时，利用开展丰富的民间艺术、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的各种方式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发掘相结合，将文化旅游活动渗透到当地日常生活中去，重现文化基调，带给旅游者更深刻的旅游感受。对于西咸地区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形象塑造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具体操作还应综合考虑行为识别系统（MIS）、理念识别系统（BIS）等的设计，在此不一一赘述。

3、加强形象传播

在塑造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同时，该形象向旅游市场快速、深化地推广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利用传播要素通过构建优质高效的传播途径，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更新形象传播策略，有助于促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不断提升。具体到传播策略，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传播媒介中，可选择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书籍、影视等传统媒介，也可选择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型传播媒介。以当下受众最广、传播速度最高的网络媒介为例，建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推广的官方网站，在网站页面内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方便公众进行浏览与取得相关背景知识；西咸地区政府及重点旅游企业也可与腾讯、搜狐、新浪、网易等大型门户网站联合推出文化旅游专门的板块，或借其平台建设电子邮件、论坛、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向公众最新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活动资讯，使公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关注到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形象，达到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提高更高层次的认同度。另外，相关数据表明，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节事活动对于区域旅游形象传播有较大的影响力，节事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人气，使地区旅游活动产生强烈的旅游吸引力，西咸地区打造文化旅游形象也可从大型节事活动找切入点，提升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

总体而言，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基础十分优良，但综合开发利用度还远远不足，旅游产业一体化程度较低，社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本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选择适当的品牌化战略、塑造优质文化旅游形象任重道远，本文在此仅作粗浅初探，未来学界、业界、政府应共同发力，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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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保险；区域差异；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8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3-0035-05

一、问题的提出及区域保险差异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文献资料有很多，但对保险市场区域差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从理论上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多民族大国，不同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不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必然存在差异，作为现代金融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险业，在诸要素的影响下，也必然存在区域间的差异。自1980～2007年，我国保险市场在整体上以年均33.1％的速度增长，但发展并不均衡。2007年，保费收入、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最高的5个省份的指标均值分别为最低的5个省份均值的26.95倍、13.03倍和2.55倍。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差异的分析，揭示区域保险协同发展路径。

区域保险差异是指在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保险发展条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在某时点和空间上区域保险发展水平、保险发展进程、保险结构、保险经营管理、保险法律制度及保险监管等方面的差距和差别。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可以采用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保险发展进程指标、保险结构性指标等来分析区域保险差异情况。其中，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公司数量及分布密度等；保险发展进程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保险结构性指标主要包括区域产、寿险比例，区域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业务构成比例、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结构等。

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区域差异性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通过保险市场的一些重要量化指标来说明我国保险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呈东、中、西梯度分布结构和特点。楚天骄、田霖、张伟等根据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这三个指标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表现为东西梯度，东部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落后。另外，黄薇指出保险市场主体、保险产品的种类等指标也都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较低的规律。朱俊生分析了保险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对我国保险市场区域差异问题的现状、原因、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陈华指出环境因素、市场供给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是影响我国区域保险业发展的三大因素，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国民生产总值、社会保障福利费与保费收入具有因果关系。总之，我国区域保险发展中存在差异，以下主要从内部相关衡量指标对区域保险差异作实证分析。

二、区域保险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的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各项指标值见表1～表3。从表中可看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保险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性差异，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2007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2853.5亿元和3151.6亿元，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2.92倍和3.65倍；从保险密度来看，东部地区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446.2元和449.1元；在保险深度上，东部地区分别比中、西部地区高出0.09和0.04个百分点。

(二)东、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进程差异分析

1　保费增长数量及增长速度。表4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增长数量及增长速度的各项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保费增长数量分别是819.6亿元、284.6亿元、272.7亿元，保费增长数量是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其中东部地区保费增长量占全国保费增长总额的59.53％，分别是中、西地区保费增长量的2.87倍和3.01倍。在保费增长速度上，东、中、西部分别是23.3％、23.7％和29.8％，西部地区保费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和西部，分别高出6.5和6.1个百分点。

2 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表5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分别为0.75、1.20、1.48，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保费收入GDP弹性系数普遍不高。中、西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大，且都大于1，说明中、西部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和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潜在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小。该区域内保险增长速度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该区域在

全国的保险地位高于其经济地位；东部地区保费收入GDP弹性小，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水平和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潜在保险规模之间的差距大，应进一步开发潜在保险资源。

3 潜在保源转化率。表6列举了2003～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指标值。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保源转化率分别为1.57％、2.12％和1.91％。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均处于较低水平回。三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中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高于东、西部地区，说明其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保险需要的程度高于东、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潜在保源转化率低，则说明该地区保险发展实际水平与自身潜在保险需求程度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进一步将潜在保源转化为现实保险需求。

(三)东、中、西部地区保险结构差异分析

1 区域产寿险结构。2006～2007年东、中、西部产、寿险结构情况见表7。从表中可看出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保费的比例分别为28，72：71.18、23.74：76.26、22.98：70.02，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出一种寿险业务比例过高的产、寿业务结构不协调状态。而且，东、中、西部地区产、寿险业务结构相似，各地区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与本地区保险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区域产、寿险业务结构特征，东、中、西部产寿险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共性。

2 区域保险产品结构。在三区域产险产品市场上，机动车辆保险的保费收入比例最高，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7.06％、73.74％、72.61％；同

期企业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比例分别为12.79％、12.14％、12.81％，责任、信用、农业保险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4.58％、3.08％、4.80％，货物运输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07％、2.98％、3.35％。可见，东、中、西部地区产险的险种结构比例大体一致。在寿险产品市场上，新型寿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53.88％、60.52％、48.08％；传统寿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26.43％、24.52％、30.67％，健康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7.93％、5.40％、8.77％，意外伤害险产品的比例分别为3.41％、3.14％、5.56％，三地区寿险险种的结构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从保险产品结构看，东、中、西部区域保险呈现出保险产品结构的相似性。

3　区域保险公司组织结构。从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公司基本是以股份制形式为主，总体而言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组织结构单一，东、中、西部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及其结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

4　区域保险市场结构。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保险市场集中度(CR4)分别为72.85％、86.84％和84.59％，按照美国产业组织学家贝恩依据市场集中度进行划分的市场结构类型来看，三地区均属于寡头垄断市场。保险市场结构具有趋同性。

(四)东、中、西部区域保险其它方面差异分析

区域保险差异除了保险发展水平差异、保险发展进程差异和保险结构差异外，还包括东、中、西部区域间在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保险法律制度和保险监管等方面的差异。但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主要险种的开发、汇率的制订、资金的运用都由总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各区域保险经营主体在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模式上没有多大差别。同时，保险法律法规由国家统一制订，保险业经营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管，东、中、西部保险监管模式基本相同，因此，保险法律制度和保险监管具有同质性，三大区域保险没有差异性。

三、区域保险差异原因及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区域保险差异原因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区域保险发展水平指标中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等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东、中、西部区域间在保险结构、保险经营、保险法律、保险监管等方面呈现出同质性，没有与各自保险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区域保险特色。这是因为区域间保险发展实践的趋同性与各区域保险客观需求的差别性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区域保险差异内在的和根本的原因。区域间保险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在长期的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由影响区域保险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不高、社会家庭观念强及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淡薄等现实限制了区域保险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保险发展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比较之下，东部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保险发展水平必然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现有的区域保险外部条件及东、中、西部之间保险发展外部条件的差异性构成了现行区域保险发展水平低及区域保险差距大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保险协同发展对策

1　充分发挥东部保险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推动中、西部保险发展。在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保险发展过程中，东部地区可以将先进的保险技术、经营理念和市场经验等传递给中、西部地区，带动其保险的发展；可以效仿政府倡导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对口扶贫做法，指定沿海地区保险公司对口支援西部保险发展，直接对西部地区的保险发展给予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以推动西部保险发展。在东部地区的带动下，将中、西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和地区营造成保险增长极，通过内外部增长极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快中、西部保险发展，使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区域保费增长数量及速度、保费收入的GDP弹性，潜在保源转化率等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4

关键词：西府曲子；曲牌题材；文化功用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44-02

陕西关中宝鸡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民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有着“炎帝故里”、“佛骨圣地”、“青铜器之乡”、“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浓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地域特色，淳朴的民风民俗，孕育了宝鸡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西府曲子。在宝鸡地区，曲子艺术颇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民间素有“曲子戏，真好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千遍不厌倦，哪怕几天不吃饭”的谚语。由于宝鸡位于关中西部，旧时称为西府，故称西府曲子。

一、西府曲子的历史文化及萌生发展轨迹

西府曲子又称秦曲、清曲，是一种以坐唱为主的民间戏曲艺术，民间俗称“念曲子”。据史料记载，起源于凤翔古雍邑的先秦宫廷音乐，由于艺人流落民间而逐步传播开来。两千多年间，经历了先秦两汉的萌生期；汉唐逐渐丰富的定型期，宋代以后文人参与写词的成熟期，解放后的兴盛期和现代娱乐方式多元化带来的衰落期。

陕西宝鸡地区，地处陕、甘、宁、川四省（区）结合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宝鸡也是炎黄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远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宝鸡就成为老官台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其中仰韶文化遗址的比例更高，约达整个陕西的1/4，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之清晰、完善，绝非其他地区可比。源远流长的姜炎文化（仰韶文化）、博大精深的岐周文化和大气磅礴的雍秦文化等多种“子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浓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地域特色，淳朴的民风民俗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孕育出宝鸡地区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其中包含了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西府曲子，并对西府曲子的生成和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影响痕迹。

据曲子世家清末举人郑筱斋（1847—1928）（今“西府曲子之王”郑文显之祖父）在编写的《西府名胜录》（现已失传）谈到，先秦时期的秦穆公在雍城（今凤翔）建宫时，将民间能歌善舞者纳入宫廷。“雍城秦曲”是秦穆公宫廷中的一种“宫曲词”。分“正宫调”和“小宫调”两种形式。正宫调由乐工、词工演唱；小宫调由歌童、演唱。秦宪公迁都平阳（今陈仓区阳平镇杨家沟一带），众多雍籍歌童思恋乡土不愿东迁，自杀或被杀者甚多。无奈，发还雍藉部分歌童还乡，使“小宫调”流入雍地民间。后秦孝公由栎阳（今临潼一带）迁都咸阳后，又将雍藉部分词工、乐工赦还回雍地，使“正宫调”流入雍地民间，自此，民间乐舞更加活跃。特别是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比较繁荣发达的时期之一，不仅盛行于宫廷，而且流传于民间，形成雅俗并存、相互交融的局面，这对西府曲子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自周秦汉唐时期以来，陕西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府地区一直是中心腹地，而西府地区又是“周风”、“西音”、“秦声”的源头，特别是当时唐朝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一直对京畿之地的西府地区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例如从宋沈括《梦溪笔谈》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公元11世纪时期，有一位老尼在凤翔地区长期教人学唱《柳枝》舞中的歌曲，这位老尼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宋朝著名宰相寇准家里遣返出来的乐妓。 清至民国年间，西府地区的曲社发展处于高潮时期，几乎是“有村皆唱曲，无会不闻乐”。凡遇庙会，曲子班社云集，少则二三十家，多则四五十家，相邀斗台，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特别是凤翔县的曲子班社就有四十余家。 建国后，西府曲子以崭新的姿态走上了文艺舞台。西府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以西府曲子优美的旋律，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建国四十年来，西府曲子在西府地区一直非常活跃，特别是在1957年陕西省民间音乐汇演中，宝鸡长寿乡民间艺人杨森、赵子勤二人创作改编的《王妈问病》荣获一等奖并搬上舞台演出；相继创作演出平弦曲子戏《母女心事》、《瓜园新歌》、《赎女婿》等剧目，受到群众的欢迎，推动了西府曲子戏的改革发展。

二、西府曲子的题材内容及文化功用

西府曲子，是一种以曲牌体为主体的坐唱艺术。早期以散乐坐唱为主要形式，后发展为社火演唱，广场杂戏、并演化成为曲子戏。现仍在流行的西府曲子有曲子坐唱、社火曲子演唱、曲子戏三种。西府曲子坐唱形式很完整，它词曲联套、曲牌联套，词曲与曲牌联套，结构严谨，粗犷豪放，是联曲体音乐比较完善的联套形式。西府曲子与宝鸡地区其他民间表演艺术同属姊妹艺术。民歌丰富了西府曲子，西府曲子又丰富了社火艺术。因为社火遍及西府宝鸡广大农村，而且久演不衰。目前有100多首社火说唱曲子，广为流传。

西府曲子其曲牌结构主要包括平弦曲子、月弦曲子和曲牌三个部分。西府曲子的曲调分为三类：平弦、月弦和曲牌，也叫平调、月调。平弦曲子，是由民间流传的民歌小调组成，约有40多个曲调及100多个曲目，民歌风味较浓厚。其曲调柔美抒情，婉啭缠绵，流畅动听，旋律性强，常常由一个到三个曲牌连缀而成，善于表现生活及爱情故事。主要曲目有：《十对花》、《十盏灯》、《十二花》、《小放牛》、《画纱灯》、《尼姑思凡》、《放风筝》、《刮地风》等。月弦曲子，是一种联曲体戏曲的雏形，由七八个或十几个曲牌连缀而成的一种唱腔结构，约有70多个曲调和400多首曲目。内容内容大都以神话传奇或歌颂英烈为主，其唱腔曲调音域宽广，叙事性较强，演唱抒情慷慨激昂兼并，缠绵感人，朴实流畅，具有西北和江南风格相互交融共存的风格。特别对故事中各种人物的情绪、性格都能较好地表现。如典雅清秀的《陶渊明重阳访菊》、《李晞古抚琴赏牡丹》；缠绵悱恻的《黛玉葬花》、《皇姑出家》；高昂雄壮的《醉打》、《伐崇城》；轻巧风趣的《小姑贤》、《剋财鬼变驴》、《小姑听房》等等。主要表现人生跌宕、官场起落、生死别离等重大事件，多由中老年人演唱。而且，月弦曲调的联套颇有一定规律和讲究，以月调、前背弓开头，以后背弓、后月调结束，中间以特定情绪的需要，以四柱子曲调为主（月调、背宫、五更、金钱），再联套以满江、尖尖花、琵琶、西凉、落江怨、石榴花、吹调、罩罗袍、老调等。这样，可使其节奏有起承转合、抑扬顿挫之致。

西府曲子拥有大量的曲牌，这些曲牌是历代老艺人们及文人学士在西府地区广泛流传的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吸收、加工和整理改编而成。西府曲子的传统曲牌，目前约有一百余篇。这些曲牌的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民间社会生活为题材，反映民间各阶层的普通人民的的风俗之情，具有浓厚的世俗化气息。其代表曲目有《绣荷包》、《姐儿思情》、《放风筝》等；另一类以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或表现帝王将相建功立业、征战杀伐故事为主，常演的传统剧目有《古城聚义》、《秦琼观战》、《伯牙捧琴》、《醉骂禄山》等。故西府曲子的传统曲牌在当地民间具有“不卑不亢、刚柔合宜、不野不文、雅俗共赏”的赞语。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西府曲子之所以在民间经久不衰，生生不息，得益于它生存于民俗活动中的每个角角落落。民间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深深根植于社会，根植于生活。 西府曲子与一般的音乐同样具有文化审美功用，它用途非常普遍，贯见于民间的婚礼、丧礼、寿礼以及孩子满月、乔迁等民俗活动中，一般要在请家演唱三天之久，但最大最热闹的还应是农村盛行的古会和春节时的演出活动。西府曲子的曲辞“雅”起来时文辞典雅清丽，“俗”起来时语言俚俗直率，丰富的曲目中蕴含着西府人对社会历史及生活百态的理解与认知，高昂、质朴又不乏明快活泼的曲调中呈现着西府人的地域个性和审美气质。可以说，西府曲子是一座丰富的民间文学、音乐、以及民俗文化资料宝库，它在西府民众生活中曾发挥着凝聚文化向心力、增进族群认同和人际交流的诸多作用。

西府曲子之所以受到宝鸡地区人们的普遍喜爱，最大原因就是其演唱曲目取材广泛，内容涉及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方方面，与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价值观、人生观等息息相关。且充分涉取社会与生活的养料，并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体现民风民俗民情的一个坚实载体。西府农村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至今还是赶集、看大戏、唱曲子。曲子的语言就是日常简约直白的口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上两嗓子。娱乐作为人生一大要素，原因在于“娱乐中人们可以改换兴趣，并将常态的和连续的生活暂时地打断一下。人们为文化担负了许多艰难的工作之后，文化为他们准备一下些补偿，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减轻一些人生的担子。”对于社会进步而言功莫大焉。

西府曲子艺人均属半职业性的，他们在工作和农闲之余组织演唱，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曲子还能以其占老的传承方式存活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民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秦音秦韵的满腔热爱，西府曲子承载了西府祖祖辈辈的审美情感、情感宣泄和人生探寻。同时，维系着这一艺术的根本应该是几千年来流传于民间的习俗和信仰。人们从艺术中反观自己的生活，总结着经验，述说着不尽的悲欢离合。从而在精神方面进行替代性满足，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生命境界、追求完美的人格品质。这对于建设和谐文明新农村大有裨益。

三、结语

发展至今的西府曲子，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种类，也不单纯是一个曲种本身的问题，而是以一种文化样态反映民众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情感。这种活态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传承与流变，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更深层次的去整理、挖掘和研究。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日益丰富多样，欣赏需求不断改变，欣赏传统西府曲子演唱的观众，尤其是青年人日益减少。同时，一大批享誉很高的老艺人年事已高，大多在70岁以上，年老多病无法演唱，有的相继去世。年轻人不愿从艺，后继无人。当前西府曲子的传承和发展与其它民间文化遗产一样，面临曲目失传，难以延续的局面。但是，省、市、县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十分重视对西府曲子的抢极和保护。已将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定了十年保护目标和五年保护工作计划，开展了一系列静态和动态保护举措。比如建立艺人档案，组织专人对传统曲调、曲牌、曲目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成立西府曲子职教班，设立西府曲子艺术节等等。

有效的举措，具体的保护，西府曲子将会在弘扬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5

    甘肃省图书馆已有80年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对西北地方文献的认识逐步加深，特别是近40年来，通过对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研究，己形成了有地方特点的藏书体系和书目体系。

1 西北文献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5000年的光辉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隋、唐三朝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新纪元。历经汉、唐两代的经营，丝绸之路通畅，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昌盛。清代经康、雍、乾三帝的努力，西北更加繁荣。有学者论证，当西北繁荣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兴盛之日。

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流传下来的有关西北地区的文化典籍十分丰富。清代乾、嘉以后，以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为代表开创了“西北史地之学”，西北学进入系统研究的新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其意义更加深远。从文献的记述到文献的考证以及亲身调查研究，硕果粲然，成为清代后期学术研究之显学，王国维先生曾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的学问有五：一曰殷墟甲骨文；二曰敦煌、吐鲁番、和田的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中三项与西北学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到民国时期发展成“边政学”研究。研究已超出了社会科学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土壤水利等领域。之后，西北学研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西北区域概念的产生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但当时的西北区域，系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这一区域概念，一直延续到唐代。因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至南宋西北地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现今的西北地区，早已形成一个整体，如民族发展的形成，宗教文化的演变，均有不少共同之处，特别是今后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

甘肃是西北地区中心所在地，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将起到枢纽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建馆以来一直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其西北地方文献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28年，时任馆长张维先生毕生致力于研治西北历史地理之学，每以西北历代文献散失少存，致学者时苦参稽为难。任馆长之初，就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征集各县具志以充实馆藏。此后历任馆长曾多次呈请征集地方文献。真正确定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搜集、研究方向的是刘国钧先生，他在1947年发表的《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指定“蒐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三项特有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西北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查研究。从甘肃地区社会科学机构的设置来看，西北学的研究也逐步形成规模，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甘肃社会科学研究院；兰州大学设的西北史地、敦煌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西北人口研究所、西北经济研究室；西北师范学院设西北历史研究室、汉简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整理出版陇右文献为主）；西北民族学院设西北民族研究所等，共有38所研究所（室）从事西北学的研究。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为西北学研究提供文献信息的文献基地。甘肃省图书馆适应这一需要，成为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及西北学研究工作者中较有影响的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公共图书馆。

2 西北地方文献藏书体系之形成及搜集

地方文献的搜集和积累，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方针，可以总体性地考虑藏书体系的建立问题。根据1982年文化部《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的规定，甘肃省馆针对本省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及民族特点并考虑历史沿革和原馆藏基础，建立起以西北地方文献为特色的藏书体系。

收藏范围：凡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以及在自然区划、行政区划、与西北五省（区）边连地界有关的历史沿革、人物制度、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名胜古迹、自然资源等书刊资料，均属西北地方文献资料范围。

收藏内容：以收藏有关西北五省（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图书报刊、政府出版物、报告、册籍、表籍、卷轴、档案、文告、印模、谱谍、传单、标贴、剪贴、图片、照片、碑志、拓片、声像资料等内容为主。西北五省（区）地方出版物，其内容与本地区无关者一律不作西北文献资料处理。

收藏重点：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研究资料；西北地方历史地理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区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等。

西北地方文献各种文献类型的馆藏情况如表1。其中的10915种图书中包括各类档案资料1160种、舆图111种、日文文献93种。

表1 西北地方文献馆藏类型分布（1994）

类 型 图书 期刊 报纸 合计

馆藏量（种） 10915 1246 426 12587

占馆藏比例（%） 86.7 10 3.3 100

藏书的学科结构：按照西北地方文献的学科内容主要分为总论、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言文学、艺术9类。表2主要反映学科分布情况及1964～1994年30年间文献增长比例。

表2  西北地方文献学科分布  单位：种

类  别 总 论 哲 学 宗 教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社会科学 史 地 语言文学 艺 术 总 计

1964 178 29 30 186 687 1110 1471 531 123 4345

1994 437 72 301 514 1810 2513 4338 847 288 10915

增长率(%) 146 148 236 176 163.4 126.4 194.5 60 134.1 151.2

表3  西北地方文献地区分布（1994） 单位：种

类  别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新 疆 西北总论 合 计

图  书 解放前收集 511 1906 132 96 217 448 3310

解放后收集 968 4222 393 509 751 762 7605

期  刊 解放前收集 113 172 7 2 10 85 389

解放后收集 215 470 46 45 81 　 857

报  纸 解放前收集 18 41 2 3 1 　 65

解放后收集 98 194 14 21 34 　 361

总  计

 1923 7005 594 676 1094 1295 12587

占馆藏比例(%)

 15.3 55.7 4.7 5.4 10.2 10.2 100

表3反映出西北五省（区）文献地区分布及占西北文献总馆藏的比例。图书中包括陕西方志337种、甘肃方志319种、宁夏方志69种、青海方志57种、新疆方志107种。

表4  西北地方文献研究学科文献资源状况。

项  目 本学科图书品种 本学科期刊品种 相关学科期刊品种 书目核查收藏藏率(%) 引用文献收藏率(%) 支持研究决策能力

西北史地研究 9289 1005 650 105 88 8.25

新疆研究 816 64 105 97.6 63.1 7.45

敦煌学 150 3 92 71.4 84 7.45

注：1988年全省文献资源普查统计。

1988年全省文献资源普查时确定甘肃省馆社会科学研究级学科文献12个，其中达到能够支持研究决策能力的是西北史地研究列第一位，敦煌学、新疆研究并列第4，从以上4表的分析来看，西北地方文献的馆藏已形成基本完备的藏书体系。

地方文献分布散乱，难于系统掌握，在长期工作中，甘肃省馆摸索出了一些有效的搜集和补充馆藏的办法。

2. 1发掘馆藏、补充馆藏。

地方文献可以是专门著作，但也有很多资料夹杂在其它著作中间，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选择，将这类隐含的地方文献记录分离解析出来，重新组合配套，按一定体系编排，统一名称，编定目次，使其成为便于利用的新的专题文献产品，补充馆藏。

近年来，各地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大工程。为这一工程服务是地方文献工作的重点。在提供资料和解答读者咨询的过程中，把读者的咨询专题也作为深层次挖掘文献的专题。例如，1990年在为兰州市人事志做专题咨询时，查阅了近千种各类文献，获得了民国以前有关兰州人事制度、法令方面的资料共800余件。将这些文献复印后，编定了目次，装订成册，分别定名为《国民政府有关人事方面的部分法规及办法（1942～1947）》、《国民政府及甘肃省政府有关人事方面的法令及规定》、《宋、元、明、清兰州所辖区职官及有关资料》、《清末甘肃实业机构章程及公文》等8个专题文献，丰富了馆藏，方便了读者。“丝绸之路”研究是西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重新开通欧亚大陆桥的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日趋重要，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而这一类的最新研究信息大量的分散在各类期刊中。甘肃省馆从馆藏的本世纪20年代到1986年近70年所有中文报刊中筛选出有关研究论文764篇，复印后分12个专题装订成册，组成了一个系统的研究“丝路学”的文献集成。这种对现有馆藏的挖掘、分析、研究、归纳，十分经济实惠。

2. 2掌握信息、追踪征集。

地方文献搜集的第一信息来源是各出版、发行机构的征订单。但地方文献大多不是通过正规的售书途径发行的。其表现是：①印刷数量少，且多是一次刊印，不再版；②极少公开发行，基本上是在本地区或本行业散发；③出版标准不一，不便进行书目控制，图书馆难以获得。这类文献常常包括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原始情报信息，极易流失。必须及时掌握信息，才能做到不失时机的搜集入藏。甘肃省馆1983～1993年的10年中搜集甘肃史地文献280种，其中内部出版物131种，占46．7％，甘肃、新疆两省区地名资料43种，全部为内部资料。搜集这类文献，一是通过新闻出版部门了解内部期刊报纸的出版情况。近年来派人到西北五省（区）新闻出版部门，搜集到内部报刊目录1500余种，其中符合西北地方文献收藏标准的就有500余种。还搜集到出版单位送缴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期刊样本250余种，大部分是缺藏的内部期刊。二是与各文献编纂机构建立关系掌握出版信息。许多文献编纂机构所需资料大都取自图书馆，可以通过读者和编辑部门建立联系，掌握动态，追踪征集。近年来从甘肃省、兰州市和各机关的地方志编纂机构搜集到各类志书的送审稿30余部，工厂志83部，原始资料档案1套。

2. 3上门访求，广寻博收。

对那些零散的、过时的文献资料，不亲自登门访求，很多珍贵资料根本无法获得。1989年派专人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吐鲁番、昌吉等7个地区搜集各类非正式出版文献130种，其中有63个地区（县）的农业区划资料非常有价值。对原始馆藏残缺的部分文献，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书目，从全国各馆的收藏中，通过传抄、复制等手段尽量补齐。例如对馆藏所缺的202种陕西方志，通过《中国地方志综录》，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等地先后补配了44种。再如，七八十年代的甘肃全省各种地图馆内基本缺藏，几次走访有关部门，才得以在积压多年，尘土久封的测绘局库房中，亲自动手补配全省各县地图95种，186幅。另外，与有关单位建立长期资料交换关系，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收效也可观，仅1984～1994年10年中，通过资料交换，共获得西北地方文献1941种、3844册。

3 建全的目录组织与配套的目录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北经济建设的发展，西北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远非前代所比。但研究西北问题，必须要从研究西北文献入手，这就要编制能够全面揭示西北文献状况的各类型书目索引，帮助研究者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文献，为研究者提供良好的文献环境。甘肃省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卡片目录有分类、书名、著者、地区、期刊、报纸等6套。为了全面揭示馆藏，根据读者各种需要及目录工作的长期规划，编制了各种书目索引百余种。其中综合性书目34种，专题书目34种，地方志目录7种，报刊索引23种，地方出版物目录4种，地区联合目录3种。书目类型有书目、索引、文摘、馆藏目录、联合目录相辅并行，选题内容涉及到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物产资源等多方面，可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西北文献书目体系。

3．1综合性的书目索引

综合性地方文献书目是全面反映某一地区历史、现实、发展概貌的书目。这种书目的编制将全面反映地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成果，成为地区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甘肃省馆共编制这类书目12种，如《馆藏西北地方文献书目》、《西北地方报刊目录（1907～1949）》、《馆藏方志目录》、《西北地方文献索引》，以及兰州地区各种联合目录等。《西北地方文献索引（报刊）》的编制从1956年开始至今已近40年的历史，书本式目录《西北地方文献索引》（1905～1949）共收录450余种报刊资料26000余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77年以前的西北文献索引已有油印本印行，1978～1994年索引卡片已积累数万条之多。这几种书目索引相互配合使用，可以全面了解甘肃省图书馆和兰州地区各大院校图书馆有关西北文献的收藏情况。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6

关键词：湘西地区；青少年犯罪；少数民族；原因分析

1、文化背景冲突

湘西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境内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等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各民族互相交流、通婚，彼此间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但是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存在着差异，仍然存在着民族间隔阂，这样的隔阂根深蒂固，短时间内也无法消除。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解放之前，苗族一直处于被欺压和排挤的状态①，在他们反压迫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保护意识。然而在当下，仍然或多或少的存在对苗族的歧视。比如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上，人们经常将苗族的人叫做“苗子”、“苗婆”，这是一种带有歧视语义的词；“苗”来形容一个人笨、脾气倔强，不讲道理；正如石启贵先生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中所说“凡见丑陋之物件，动辄以‘苗’为比拟……一遇纠纷，概以‘苗’为冠词。”“在苗人听之，顿时大怒生心，比骂亲母尤愤。”②等，这都是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冲突”的后遗症。在其他民族与苗族的日常交往过程中，一些带有歧视含义的言语和行为不经意间就伤害了苗族强烈的自尊心，而很多苗族人特别的易冲动的苗族青少年往往会直接对此采取“报复”——用武力予以还击。在这个后遗症的影响下，也很容易引发苗族与其他民族青少年之间的冲突，产生较为严重的暴力行为，进而引发犯罪。

2、亚文化的影响

亚文化（副文化）理论乃指某些人认同其同辈团体或小团体特有的价值体系，而这些特有价值体系与一般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体系不仅有异，且不容于一般社会。③美国社会学家柯恩认为，犯罪亚文化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对另一种特俗的行为规范加以建立、维持及再度强化，而此特殊行为规范与一般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相反，且发生冲突矛盾的现象。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上相对于发达的汉族地区来说就处于一个完全弱势、非主流地位，而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则是“少数中的少数”了，他们在文化上就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土家族、苗族青少年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凭着自身原有的认知进行行为处事。他们对主流的文化以及主流文化下的法律法规的了解也处于一个未知、陌生的状态会，这导致他们的行为很难受到限制，最终导致青少年犯罪特别是犯罪的发生。

3、少数民族的独特的性格特征

土家族、苗族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也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1）苗族的尚武、惧感的性格。综观有关湘西苗疆留下的各种防苗文献及各种地方史志，近似“轻生好斗”或者“强梁健斗”的类似描述苗人性格的词语屡见不鲜。据《湖南地理志》记载，“苗性刚直，轻生好斗，睚眦之隙，动辄捉人纠党。”此外，石宏规在其所著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一书中，对湘西地区的苗族尚武的这种风习做了精要的记载：“苗族狂悍，著自古昔，被迫南迁，实不得已，舍中原之故居，而入山林瘴疠之地，为自卫计，为适应环境计，与技艺医药二端，当各有其特长。今试简要论之。凡苗族富厚之家，对于国术，当延专师以课其子弟，贫者必联合凑金以为之。拳术，刀棍，梭镖，挡巳，钢叉，铁锏诸项，逐一习之。④”苗族社会诞生了让所有苗人引以为豪的的武术大师：龙长卿、杨金榜、龙焦明等。⑤在现代的湘西苗族主要聚集生活地区，每到苗族的重大节日，比如四月八、重阳节等，他们都会聚集起来，表演武术。

（2）械斗仇杀。苗族历代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交通不发达，与外界联系少，加之经济的不发达，教育落后等因素，苗族人养成了强悍好斗，勇敢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使其在遇到心中觉得受欺负、受歧视，他们就会纠结本族的人一起去攻击对方。“一有衅端，动辄械杀。有于法纪，在所不顾。只求好胜，不惜牺牲也。是以仇杀循环，报复未已。……人民自小而大，养习成性。轻生好斗，认为强能。伤亦不惧，死亦不惜。血性愤发，一鼓作气，无论何人，不能制止。双方各自团结族内邻人，或纠集社会青年党羽。数人或数十人，各持武器，凶势跃跃，挺身斗杀，争取胜负。务达头破血流，死伤发现而后已。纵有公理，是非曲直，暂置莫辨。”⑥

（3）土家族人讲义气，重感情，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特殊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使土家族人在日常生活交往的过程中，土家族人讲义气，重感情，好打抱不平的性格。⑦土家人在与人交往的时一直秉承“对得起”原则，他们在行为处事之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对得起别人”，情愿自己吃亏，也决不让别人吃亏。他们认为“来而不往”“只进不出”都是不义的行为，会受到别人的鄙视。收到别人的礼之后进行回礼时，一定要比别人送自己的多，要“对得起”别人。在“打虎”和“反对土司”的过程中，土家族人形成一种“诚直好义的德性”，他们“喜爱打抱不平，无论在何种环境，哪怕是独自处在他乡异地是，只要路见不平，也会报到相助。”⑧这是土家族民族性格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土家族人因为讲义气，重感情，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特点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性格，促成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犯罪。众所周知，青少年不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均为发育完全，对身边的事物缺乏良好的辨别力。土家族青少年在与人交往时，当他们遇到自己觉得不平之事时，或者他们身边的人受到欺负时，由于自身的不成熟，缺乏很好的对辨别事物的能力加上讲义气，重感情性格，不管那些事是否违法，自己行为是否犯罪，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或者纠结在一起，互相帮衬，甚至成为别人犯罪的工具。

因此，在针对湘西青少年犯罪的独特原因，笔者认为对于湘西地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着重是要结合湘西地区的社会实际及少数民族独特的性格和文化，运用习惯法，同时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族关系，做到从常规预防与非常规预防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湘西地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才能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共处，才能维护湘西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注 释：

①现在湘西大部分苗族人都认为自己是“武陵蛮”的后代。湘西苗疆在1795年之前长期被封建王朝视为“外化”之地。中央王朝对待苗族的政策就是镇压、封锁——现在位于凤凰县的“中国南方长城”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历史遗留的证据。据《湘西地理志》记载，明清时期，苗疆先后爆发了多次大小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乾嘉苗民起义”.

②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221页.

③黄富源、范国勇、张平吾：《犯罪学概论》（修订三版），三民书局出版2006年第3版，第136页.

④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1936年版，第19页.

⑤参见吴燕周：《武术的流传——湘西凤凰山江地区的权力与苗族村落社会》，中山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28页.

⑥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7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及一些发达国家信息化指数的统计，结合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比较.对西部地区信息化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时策进行了一些探讨。快速

    信息是一种处于深人和发展中的社会现象，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对信息化发展趋势作了非常深人的研究。美国是推动世界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主要发源地，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6 年，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拟定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则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了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和信息化建议的关键，本世纪启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巨大的经济变革进程，也是探刻的社会变革进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有政策，资金保障，也要有信息人才保障。最近，国家教育部拨款9亿元，支持西部高校网络建设，这对提高西部信息化，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研究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分析方法，针对西部信息资源的发展现象进行比较，从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几点对策，对西部地区信息化的建构，也是不无益处的。快速

    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对信息化水平的测算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世界上一般采用两种测算方法:即波拉特法和信息化指数法。波拉特法的核心是将信息部门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逐一识别出来，并将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两大类，识别的标准是根据各种经济活动和信息的形态转换的相关程度而确定，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的区分标准是看其经济活动的结果—产品和服务是否在市场上直接出售，根据此法可测得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及信息产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我国利用波拉特法进行定量化研究还比较少;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沿用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其中包含了大量重复计算的因素，测算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不具有国际比较的意义。而信息化指数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角度，研究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化信息所引起的经济格局的变更。其基本观点是:信息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资源要素，信息是生产力，信息社会是继农业、工业后的又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形态。1965年，日本学者建立了对信息化进行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百人电话机数、每百万人电视机数、每百万人计算机指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和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可以测度的，基本上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信息化程度的总体水平。具体测算方法是采用算术平均法(即11项指标变量权重相等)，以某国或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数基年的荃数.权重为100，然后将被测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值分别除以基年的各项指标值，再分别按大类累加除以项数，求得各大类的平均指数，最后，将各大类平均指数相加除以4（共四大类)，其降数即为最终所求的代表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信息化指数”。快速

根据信息化指数测得我国部分省、市、地区的信息化指数可以看出，香港特区信息化指数为22287(1998年)，远远高于全国145. 3(2000年预测数字)的平均水平。我国信息化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突破性的发展，信息化水平1995年是1990年的5倍，1996年又是1995年的3. 2 倍，1997年为1996年的1. 9倍，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加人W TO后，信息化水平将发展得更快。我国计算机普及率和上网率的迅速提高，是促成信息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说明选择互联网用户作为测算指标的正确性，亦可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水平的差距，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是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区域间不平衡性，东西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影响到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整体经济的发展，由此影响到我国的信息产业结构和信息建设在区域间呈现现梯度与布(局)的特点，即仁要集中子东部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比较缓慢。去年，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课题组，受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委托，研究并初步建立了我国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对我国及各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初步测算分析。该课题根据信息资源、国家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商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改革法规和标准等方面共25个指标，设置了一套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测算国家及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结果表明，我国2000年信息化指数为145. 3，其中，北京、大津、福建、广东处于第一集团，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排在最后，其信息化指数平均分为28，约为最高地区的1/5。而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和地区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息窟和关，据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参照国际通行的研究体系，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指标进行研究表明，东西部知识发展指标差距大于人均GDP差距。1998年，西部人均GDP相当于东部人均的41%，而综合知识能力指标仅相当于东部的35%。而且三大类衡量知识能力的指标即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中，最关键的获取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差距更为明显，都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水平的14%和31%。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尚不足100人，不到东部及南方沿海地区的1/10。西部信息通道的阻塞，信息的稀缺，知识发展的落后及科技人才的相对匾乏，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瓶颈之一。    互联网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水平的重要指标体系，西部地区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信息资源建设近年来取得了突破进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快速

    （1)网站。网站是信息资源的集散地，从网站数量上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信息能力和信息资源的占有能力。由于网站与域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从关于域名的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出东西部在网站建设上的差别，虽然互联网发展只有几年的时间，西部地区的网站数量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省区。域名是网站的标识，网站是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集散地，域名的数量标志着一个地区信息数字化的程度。表中可以看出，域名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省区，西部省区中，四川、云南、陕西较多，而其余省区数量少，占的比例也很小。

    （2)购买的数据库、电子书刊。购买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是文献信息机构增加信息占有量的最直接的途径，但商品化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价格上来说一般较贵，需要大量投资。从1996年的图书经费统计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文献信息机构在图书经费上与同时期的东部省区差别就已经比较大，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图书经费增长幅度很大，西部省区的大多数文献信息机构的经费并没有太大的增幅，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方面的购买力自然也就很弱。很多文献信息机构由于经费的原因，对一些很好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只能望洋兴叹。快速

    （3) 自建的特色数据库、电子书刊。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生产是一个崭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对整个生产过程甚至销售过程有一个统筹规划，需要在人力和物力上有比较大的投资，同时通过销售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西部地区在经费上比东部要差，因此投资生产有一定规模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很少生产出有影响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销售上来说，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销售上往往面向的是全国市场，因此占了很大的优势。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促进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这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腾飞和社会繁荣的重要环节，要充分认识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对国民经济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高度重视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在观念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要充分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七一” 讲话指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参与西部开发的省、市及企业集团同样需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以及相关的信息资料，可见，西部开发需要强有力的信息服务支持，这就需要从观念上加以认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科学技术和项目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快速

    其次，要加大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投人及资金投人的力度，加快西部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十五”期间，国家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并着力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极大促进西部信息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加人W TO，信息化的脚步明显加快，实际上，跨国公司在西部IT领域已从电子商务、软件开发、IT 产业关键性上游产品的开发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举措都将对西部信息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8

[关键词]金矿带；找矿条件；找矿方向

中图分类号：P61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6-0335-01

一、引言

新疆某金矿地处阿勒泰地槽褶皱系，具体被额尔齐斯大断裂控制。区内构造活动及岩浆活动均较为强烈，且分布广泛，如此使金矿的形成拥有充沛的物质来源及热动力条件。区内占有比重较大的石炭系与泥盆系底层，具体为高成熟度的陆源碎屑岩、（中）酸性的凝灰岩及火山岩，属海相陆源碎屑岩建造。可见，碎屑岩及火山沉积岩建造对金矿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区内板块构造活动形成额尔齐斯沟弧盆体系，对额尔齐斯金矿及多金属矿化带的分布起着控制作用，且断裂构造主导性的控制着金矿的形成。依此地理背景，本文就该地区金矿带的成矿条件及找矿方向进行思考。

二、金矿带的成矿条件

金矿带的成矿条件有地层与岩性条件、岩浆岩条件、构造控矿条件、地球物理条件。本章节侧重就地层与岩性条件、岩浆岩条件及构造控矿条件展开讨论。

（一）地层与岩性条件

由前文可知，区内岩性影响着金矿的富集程度。依此可知，金矿化的富集地层为火山碎屑岩地层，且下石炭统及中泥盆统的火山碎屑岩地层内金矿的含量更高，即为。区内所有的岩石及地层几乎全部经受过后期地质作用的叠加。此外，变质岩的含金量与岩石的变质程度几乎呈负相关，即由绿片岩相逐渐朝角闪岩相降低（见表2-1）。根据表2-1所示可知，多数金矿分布的岩层为浅变质的火山沉积岩及火山岩。

（二）岩浆岩条件

此区分布着大的花岗岩基，且表现出高位置侵位及异地侵位的特征，同时岩相明显分异、近边缘相偏基性与多捕虏体沿脉较多及出现孔雀石化、硅化、褐铁矿化、绿帘石化等蚀变，如此使区内金矿及铜矿化的形成拥有丰富的热源，如喀拉萨依等金矿。从华力西早期到中期，地处喀拉通克岛弧火山岩带的火山活动均相当强烈，且主喷发期为早期，并主要为中心式及裂隙式盆溢。火山的频繁活动使火山岩层的堆厚约为5722m～7181m。火山岩岩浆具有硅酸熔浆含量大、岩浆分异彻底及连续分异演化的特征。区内岩石组合的常见类型为流纹岩-安山岩-玄武岩，且老山口的安山岩类金本底值为，铜本底值为，明显较相关岩类及地壳的卡拉克值高，因此金铜成矿专属性表现突出。

（三）构造控矿条件

区内多数金矿床均表现出断控的特征，且断裂的不同级别分别控制着级别不同的成矿单元，如额尔齐斯-玛因鄂博区深大断裂对额尔齐斯金矿带的分布起着控制作用，同时主干断裂的次级构造对沙尔布拉克等金矿的形成起着控制作用。区内不同方向的断裂表现出不同的控矿方式，如北西向的主干断裂为北东盘-西南盘的高角度逆断层，因此控制着变质作用、岩浆活动、沉积作用及金成矿带的分布，即沿断裂的金矿与多金属矿分布异常密集。东西向构造带控制着花岗岩穹窿的分布，北西-西向断裂表现出韧性剪切性质，且构造带内断裂密布、挠曲与褶皱发育、糜棱岩与碎裂岩密布，因此对金矿的形成也起着控制作用，如喀拉达巴等金矿及多金属矿均处在布尔根韧性剪切带。北-北西向构造带多分布着横跨性构造-岩浆-成矿带，如北-北西向的卡拉先格尔-二台斜跨断裂是由北东-南西向主挤压应力作用及顺着最大剪应力而形成的右型走滑断层，如此斜切及错开北西向断裂带，同时此断层表现出扭曲及突变特征，如阿尔塔斯等地分布着大批金矿点。区内断裂侧面（单侧或双侧）≥2组断裂的交汇部位明显控制着金矿的形成，如北西向、北-北西向断裂交汇部位便出现金矿点密布的情况。北-北西向断裂为后期的斜跨性断裂，因此与北西向压扭性及压性大断裂交汇点的附近多出现金矿点密布的情况，同时也形成老山口及喀拉通克金矿浓集区。

三、金矿带的找矿方向

根据金矿带的成矿条件，本文梳理出该地区日后的找矿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突出断裂控矿的特征，即从区内北西向断裂与北-北西向斜跨性断裂的交汇部位或复合部位进行找矿，如呼吉尔特-福海北-北西向斜跨性断裂与北西向塔尔浪断裂复合部位的哈巴河金巴金及分别与额尔齐斯断裂、乌论古河断裂的布尔津及黑山头；切木尔切克-杜热北-北西向斜跨性断裂与北西向塔尔浪断裂、阿巴宫断裂的阿勒泰及分别与克孜勒加尔、唐巴勒北西向断裂、额尔齐斯、达拉乌孜断裂、乌论古河断裂复合部位的克孜勒加尔、阿克希克金矿点及扎河坝；卡拉先格尔-二台北-北西向斜跨性断裂分别与额尔齐斯断裂、乌论古河断裂复合部位的老山口、卡拉通克及沙子沟、阿克塔斯托别等。

（二）从多种控矿因素的交汇部位找矿，而应优选断裂控矿的优势部位为靶区，如复合部位或交汇部位；从火山岩带及岩浆岩带进行找矿，且应重点从岩相明显分异的岩体近边缘相、连续分异演化的安山岩类露区及褐铁矿化、孔雀石化明显的部位进行找寻，如老山口；应从重要的矿源层进行找寻，如下石炭统及中泥盆统的浅变质火山碎屑岩地层；应从金异常及金矿点集中区进行找寻。总体来讲，本区重要的找矿部位有阿克塔斯托别、阿克西克、哈巴河金巴金矿、老山口、扎河坝及黑山头等。

四、结语

新疆地区金矿蕴藏量大，且金矿的开采对促进国家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明确金矿的成矿条件及找矿方向对促进国家金矿开采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金矿带的成矿条件有地层与岩性条件、岩浆岩条件、构造控矿条件及地球物理条件，而根据金矿带的成矿条件，本文指出金矿带的找矿方向应从断裂控矿、多种控矿因素的交汇部位入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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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利亚，杨立强，袁万明，张闯，赵凯，于海军.造山型金矿成矿流体来源与演化的氢-氧同位素示踪：夹皮沟金矿带例析[J].岩石学报，2013，11：4025-4035.

[3]李平，徐仕琪，朱志新，陈川，赵同阳，靳刘圆，陈邦学.新疆博格达―哈尔里克一带金矿类型及找矿方向研究[J]. 西北地质，2013，04：163-172.

[4]吴延之. 新疆西准噶尔哈图―萨尔托海金矿带控矿构造特征及找矿前景分析[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2012，03：854-862.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9

本文基于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论认为，东、中、西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异较大并呈进一步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制度因素对三大地区能源强度降低起积极作用，政府干预则起阻碍作用；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东部地区降低能源强度起积极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正好相反。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能源、经济与产业政策，降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对各地区降低能耗强度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能源消耗强度；地区差异；影响因素

一、引言

1978-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3.82％)不到GDP平均增长率(9.52％)的一半，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而自2001年后，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大幅度增加，2003-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平均增速达到13.31％，经济增长表现为以较高的资源消耗为代价，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不断增加。今后几十年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即使未来若干年内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有7％，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也在3％以上，如何以较低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目前及未来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HuaLiao(廖华，2007)等研究了1997--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认为高耗能工业的大量投资所引致的工业结构转换是能源强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孙鹏(2005)等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生产效率体现了一定的下降。周鸿、林凌(2005)对1993-2002年能源使用效率变化的研究认为，我国的能耗效率在1993年以后有一定的提高，但能源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从能耗高的产业向能耗低的产业流动。吴巧生(2005)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高振宇、(2006)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效、中效和低效区，从总体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能源生产率的因素。齐绍洲和罗威(2007)将全国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发现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各区域的能源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

以上研究均以国家总体能源强度变化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能源消耗的地区差异问题。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问题不容忽视，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工业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从国家总体角度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与地区实际相吻合。如果不分条件、不考虑地区差异，全部照搬一个模式，势必会影响中国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

本文主要以：(1)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能源数据不全，故排除在样本分析范围之外)能源消耗强度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2)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中国经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特别添加制度因素和政府影响力两个指标，以体现政策性因素对区域能源消耗的影响。

二、能源消耗强度的区域差异

(一)地区划分方法的选择

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东、中、西划归为三大类；二是在东、中、西的划分基础上再进行细分，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本文分别计算了1995-2006年按照两种划分方法的能源消耗强度。如图1、图2所示。

从图1、图2可以看出，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分别为2.0285、3.0422、3.8273；而按六大区域划分的计算结果，华东和中南几乎相等，华北和西南几乎相等。因此按第二种划分方法计算的平均能源强度，由于分类过细而使不同区域之间能源强度的差别不甚明显，并不适合对能源强度差别情况进行判别分析，而按东、中、西三大地区计算的能源强度则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现象，东、中、西三大地区平均能源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1：1.50：1.89。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别对待，有利于考核体制因素和政府干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最后，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方法实证考核能源强度变化的研究几乎没有。故本文选取第一种划分方法进行分析，以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欠缺。

(二)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

1、省际能源强度的差异比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6年能源消耗强度平均值(以1990=100)见图3、图4、图5。

从12年间的平均值来看，能源强度最高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7.14t标准煤／万元)、贵州(7.08t标准煤／万元)、山西(6.60t标准煤／万元)、青海(6.41t标准煤／万元)、甘肃(5.12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万元GDP能耗均超过5t标准煤。能源强度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1.23t标准煤／万元)、福建(2.04t标准煤／万元)、海南(1.65t标准煤／万元)、浙江(1.67t标准煤／万元)、江苏(1.78t标准煤／万元)，这五个省区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万元GDP能耗均没有超过2t标准煤／万元。

从各省、市、自治区所归属的地域范围看，西部11省、市、自治区万元产值能耗几乎都在3t标准煤以上；中部8省区万元产值能耗均在2t标准煤以上；东部11省市中除辽宁和河北外。其余省市能耗强度均在2t标准煤以下，三大地区能耗指标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

2、地区能源强度的差异特征。1995--2006年东、中、西三大地区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指标(1990=100)见图6、图7。

(1)从图6可知，东、中、西三大地区能源强度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但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明显并呈逐步扩大趋势。1995年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以东部地区为100)之比为3.15：4.80：5.16(1：1.52：1.64)，到2006年这一比例扩大为1.75：2.73：3.37(1：1.56：1.93)，地区能源强度差别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2)从图7可以看出，三大地区平均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随时间推移呈明显的倒“U”型变化。从时间段上划分，1995-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三大地区能源效率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2003-200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各地区能源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6年情况有所好转。从倒“U”型变化的拐点来看，其变化过程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同步。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我国能源强度出现恶化，能源效率下降。

三、计量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为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9年的样本资料，样本观察值共270个。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各变量表示方式如下：

1、能源消耗强度(ELi,t)。定义EI为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则；ELi,t=ENGi,t／GDRi,t，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以下同)。全国能源消耗强度就是30个省区能源消费总量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之比。

2、经济发展水平(Pergdpi,t)。以地区人均GDP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人均GDP可以表示为：Pergdpi,t=GDRi,t／POPi，t。POPi，t为i地区t时期的年末人口总数。

3、工业化水平(INDi,t)。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INDi,t=INDi,t／GDRi,tINCR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工业增加值。预期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耗强度同向变动，但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能源消费的需求有可能不同。

4、产业结构(CYi,t)。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即：CYi,t=INCi,t／GDPi,t,INC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产业增加值。预期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反比，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与能源消耗强度成正比。

5、制度因素(SYSi,t)。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表示，即：SYSi,t=GYi,t／GDi,t，GY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可以假定：国有工业比重大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消耗强度大，这一假定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计量检验。

6、政府影响力(GOVi,t)。用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即：GOVi,t=FINAi,t／GDPi,t，FINi,t表示i省份t时期财政支出总额。理论上推测政府干预对提高能源效率存在负向影响。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设定

本文建立的模型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Pooldate)。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有三种：聚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对于截面单位较多而时期较短的样本数据，本文假定在同一地区内所分析各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大体相同，地区能耗强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面单元的不同个体之间，因此对各地区建立面板数据的不变参数模型。在具体模型的选择上，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及具体数据特征来判断。如果用样本推断总体的个体差异，则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如果分析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则可以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所设定模型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基本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EI=f(Pergdp，IND，CY，SYS,GOV)+μ(1)

(1)式中，EI和Pergdp取自然对数，其余变量均采取原始形式，则模型(1)可变化为：

lnEIj,it=α0+αj1lnPergdpj,it+αj2IND+αj3CY(2)INDj,it+αj4CY(3)j,it+αj5SYSj,it+αj6GOVj,it+μj,it(2)

(2)式中，j=1，2，3分别代表东、中、西三大地区，i代表各地区所含省份，t表示时期。α0是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以控制地区内各省份的固定效应，μj,it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用以解释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和时间有关的效应。αj1为三个地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反映地区能耗强度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度，αj2、αj3、αj4、αj5、αj6分别表示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CY(2)j,it)、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CY(3)j,it)、地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各自变动一个单位，地区能源强度随之变动αj2、αj3、αj4、αj5、αj6个单位，反映各地区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制度因素以及政府影响力对地区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

(三)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经济含义

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是多变量的截面回归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UR)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拟合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可决系数R2较高，DW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此可以进行统计分析。

1、能源消耗强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但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能源强度降低的影响明显超过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节能设备会被逐渐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学习效应”的产生，我国万元产值能耗随人均GDP增长呈幂指数衰减，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高振宇，，2006；韩亚芬，孙根年，2008)，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积极的作用。

2、工业化水平对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影响方向不同，影响差别显著。东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与工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目前，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进人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些地区随着经济结构转换和结构优化，能耗强度也会相应下降；而中、西部大部分省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能源消耗量大且能源强度难以降低；基于中、西部地区独有的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高耗能产业(如电解铝、化工、水泥等)逐渐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转移，这对中、西部地区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其能耗强度不降反升。

3、产业结构对地区能源强度影响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抑制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根据能源效率的分解方法，总能源效率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的高效和结构优化配置，使得由于产量增加而增加的能源消耗总量被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效应所抵消，能源消耗强度随之降低。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会提高能源强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方面得到解释，即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结构调整缓慢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产生阻碍作用。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三大地区能源消耗强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东、中、西部的影响力度由东向西依次减弱。第三产业主要以附加值高、低能耗的服务业为主，从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角度分析，第三产业结构效应总为正，总是能促进能源强度的降低。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因而其能源强度降低的幅度总是小于东部地区。

4、制度因素对三个地区能源强度影响方向相同，影响差异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直观推测相反。表明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国有工业并不一定会对能源强度降低形成阻碍。目前，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虽不同步，但市场化进程的步伐在不断加快，经济活动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从而显示出更优的制度质量。而良好的制度质量，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能源效率。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国有、非国有之分，而在于一个地区优越的制度环境。事实上，很多规模较小的非国有企业由于资本、资金匮乏，技术设备以及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其能源利用效率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这一点和董利(2008)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猜想：在考虑资本、劳动投入的同时，如果考虑能源投入品的产出效率，国有经济成分并不一定无效。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5、政府影响力一以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政府干预力由西向东依次减弱，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能源利用效率越低。政府干预在能源领域的主要表现是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一是产出效应，二是替代效应。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二者都会使能源强度下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虽然我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但能源市场体系仍不健全，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经济增长以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成本为代价，能源浪费现象严重，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结论及启示

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篇10

【关键词】 次区域合作广西 商贸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 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 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 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 万平方公里，人口2.46 亿人，广西面积23.67 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 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 年7 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 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 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 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 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 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 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 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 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 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 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 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 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 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 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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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卢圣亮.利用外资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