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十篇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1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创意经济消费转型技术革新产业系统集成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

1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集成”一般可理解为聚集，还可理解为融合、综合、一体化，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其核心思想是系统化。严格来说，“集成”指在一定的集成环境和条件下，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成单元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集成后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并不是集成单元之间的简单叠加或堆积，而是按一定的集成方式和模式进行的构造和组合，其目的在于更大程度地提高集成体的整体功能，适应环境的要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系统经济效应和集成体的目标。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3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张，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③。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进行修正。

一、“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含义。在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追问中，传统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的二元分割中发展出了一套“敌对世界”观。针对“分离领域观”和“敌对世界观”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的混乱，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这种观点是泽利泽进行“替代路向”分析的延续。当市场机制日益向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渗透扩张的时候，无边无界的市场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团结是否会构成潜在威胁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亲密交易》一文中，泽利泽从法庭对两起案件做出不同裁决结果的讨论中引出了二元论视阈中“敌对世界”的观点。在泽利泽引述的两起案件中，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都维持了一种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男方都给了女方钱财。然而法庭认为，在第一个案件中，金钱转让是一种礼物馈赠，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则是对的补偿。泽利泽认为，因为长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是隐含的假定，即金钱与亲密关系属于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层面，因此在亲密情感与金钱转让相结合的情况下，法律往往陷入难以裁决的境地。法庭借用二分法对这类关系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边界。

泽利泽指出，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习惯使用这样的假定: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彼此对立的和不可比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附与成就、情感与理性、团结与自利等。如果这两个领域发生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敌对世界”的观点:各个层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适当分离，彼此之间必须维持适当的边界。而在反对上述“敌对世界”观点的阵营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他们试图找到一种单一原则来对社会生活进行统一的解释，认为亲密关系世界只是某些一般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最典型的三种情况是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简而言之，“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看护、友谊、性和亲子关系只不过是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理性化的特例。文化还原论者则认为，这些现象不过是独特信仰的外在表现。政治还原论者则强调相同现象的政治、暴力与剥夺基础。”④泽利泽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经济过程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在敌对世界观和各种还原论之间来回摇摆。敌对世界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一个体现的是个人理性，一个体现的是隐秘的情感。经济社会学在成长为一种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学科领域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在市场层面与非经济层面之间所作出的划分。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层面只是半自治的，并开始考虑支撑经济层面的社会结构基础，并由此进入了各种还原论的解释之中。如在消费研究和家庭经济研究中，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的解释盛行，而在所谓主流经济社会学中，经济还原主义则相当普遍。⑤据此，泽利泽认为，上述两种分析理路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些被人为区分开来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舞台包括学校、军队、教堂、公司法人中都存在。泽利泽集中分析了由看护、友谊、性、亲子关系所引出的论题，并对亲密交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主张。泽利泽指出，超越敌对世界观的分裂和还原论困境的出路在于:视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在亲密程度与种类上有所不同的关系。⑥随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进一步概括明晰了这两种观点:人类社会是由两个独特的领域构成的:一个以理性效率为导向，另一个以情感与团结为导向，两个领域各自独立存在，并或多或少和谐地独自运行———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分离领域”观。如果上述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发生密切的交叉或接触，就会相互侵蚀、玷污;如果理性计算渗透到情感领域，就会腐蚀和消解团结，而如果情感渗透到理性领域，就会损害和降低效率———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敌对世界”观。在关于经济过程如何运行的讨论与研究中，泽利泽对上述看待经济过程的两种常见观点进行了深入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即，“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泽利泽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无经济努力地有规律地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在泽利泽看来，人类生活两个领域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或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真实存在的理想类型。

“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打破了在现实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世界与文化表意世界之间应该分离的世俗看法，消除了对这两个世界如果完全联系在一起将会彼此侵蚀和损害的担忧。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合成为可能。在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中，“亲密关系是一种脆弱的花朵，会因为接触货币和经济上的自利而逐渐枯萎”⑦，而在泽利泽“相互联系的生活”观里，亲密关系的花朵在理性的经济世界里一样可以绚烂的绽放。泽利泽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透过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公共政策设计者不应再担忧和害怕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会相互掣肘，而是应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二者混合起来。与哈耶克将人为的制度安排批评为“致命的自负”不同，泽利泽对人为的制度设计秉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说:“可以肯定的是，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充分显示的，腐蚀与非正义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但我们应该记住，市场的实际运行，比起市场神话所暗示的要更多地服从于人类的控制。”⑧泽利泽相信，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之间可以实现公正的、令人愉悦的和增进生活质量的结合。

二、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体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经济行为主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都被暂时悬置起来，只剩下逐利的原子化个体及其置身其中的经济系统。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严密的经济体系中进行思考，对某些基本假设习以为常，而疏于对在假设中被排除的非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泽利泽对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维度考察始于《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在该著作中，泽利泽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影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文化因素，考察了货币利润与事关人类生死的神圣关怀是如何建立起货币等式从而交汇在一起的。《道德与市场》一书开启了泽利泽对经济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路径。随后，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作者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坚持文化视角的审视，作者还考察了阶级和改变中的家庭经济与儿童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形塑作用。例如，泽利泽分析了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儿童保险政策、赔偿金确定、儿童的收养与买卖产生的影响。伴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来的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在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博弈中，形成了种种非常规的独特市场，换句话说，围绕儿童形成的独特市场，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泽利泽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重视与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情感之域是不可计量的，然而，在有关孩子的独特市场中，我们却看到，美元的价值在与诸如喜爱与痛苦之类的人类情感价值之间进行了量的换算，情感的货币化、商业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无疑将市场推进到了假定是不可能的情感之域。泽利泽的研究再次印证了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市场必然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即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本身。

《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则继续深入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在各种亲密关系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制造出多样的联系的，不仅探讨了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法律裁决过程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还探讨和分析了与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和家庭经济等领域相关的此类问题。在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中，“理性领域”与“情感领域”相互分离，泽利泽称之为“敌对世界”模型，正是在对这一模型的批判中，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并据此指出，人类都习惯于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例如，我们都会向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提供经济支持或履行经济义务，并获得情感满足。在《货币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着重考察了货币的文化含义。她认为，当代社会学仍然倾向于将货币视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可计算的、无关乎品质的、可无穷分割的、完全同质的媒介。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家的领域，只基于价格与数量上的差异将所有货币视为一律相同的无情世界，而对于货币的社会意义甚少追问。在泽利泽的视域中，货币不像齐美尔说的那样是非人性的、体现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非社会化倾向。她认为，货币的文化含义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许多新的货币形式，例如，政府发给穷人的食物交换券、超市发给消费者的折扣劵、监狱发给犯人的代币、智障者使用的点劵、军方发给官兵的代币、赌客使用的筹码、机关员工餐饮的午餐劵、礼庆致送的礼券等，在合法范围之内的货币形式以及为了其他特殊用途而创造出来货币代币日益增加，货币已经超出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种种新货币形式凸显了货币的差异，反映了货币具的文化含义。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金华市；文化产业；碳排放量

浙江省金华社科联立项课题结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研究》（立项号：金华社科联[2013]Y199）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文化视角下金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9日

一、引言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6.2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准煤。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更是快速增长，2000～2008年年均增长超过10%。因此，提倡低碳经济就显得更加必要。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低碳经济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tern（1993）利用美国1947～1990年的相关数据对相应变量做了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黄棣芳（2011）利用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指标的关系。李文洁（2012）利用1997～200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能源开发强度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而且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邵帅、齐中英（2008）研究了中国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发现由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有挤出效应，同时还弱化了政治制度，这将阻碍经济增长。

第二，环境污染“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证明。Grossman G.and Krueger A（1991）分析城市大气质量，发现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杨桂元、李璐（2011）实证分析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走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等问题。林伯强、蒋竺均（2009）验证了在中国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

第三，碳排放的测算方法。朱勤（2011）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以及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等方面进行了测算；张雷（2010）等则是根据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系数计算了碳排放量。李健（2012）则是利用某类化石能源消费量与该类化石能源折算系数以及碳排放系数的乘积的总和来测算碳排放量。

第四，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企业、人口的关系。付允（2008）、杨万东（2010）从不同视角，定性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周建鹏等（2011）通过构建一个代表性企业产品差异化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就不同环境下的低碳选择策略问题。李健、周慧（2012）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陈兆荣（2011）通过结构变动指数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勤等（2011）从消费结构、人口变动视角探讨低碳经济问题，采用岭回归方法研究了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张伟等（2012）利用中国30个省份地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业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

第五，研究低碳经济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张克中等（2011）从碳排放的角度，利用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出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的减少。薛刚等（2012）利用中国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不同，最终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检索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全国或较大区域，研究视角则多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消费结构、财政分权等的关系，研究方法多为聚类分析、因素分解等。从文化视角研究金华市低碳经济路径问题的文献很少，本文试着补充、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我们将运用相关年份的数据分析金华文化发展和碳排放（低碳经济的一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金华作为浙中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未来一段时期内，该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可能是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是金华经济快速、合意发展必然选择。同时，金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通过研究文化发展和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降低金华市碳排放量的途径和方式，对金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就文化发展给出一个统一的指标，笔者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政府投入不仅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始基础，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投入仍然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事物发展的规律使我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政府投入仍将不断加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处理方式，我们选取文化事业财政补助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作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分别记为trc和ic；对于低碳经济，我们用碳排放量作为指标，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体计算碳排放量比较繁琐，我们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气的年消费量进行估算，但这些能源的统计指标一般是实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时，首先需要将这些消费的能源根据折算系数换成以标准煤为计量基础的能源消费量，因为天然气的单位是立方米，我们也把它转化成标准煤单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记为tp。本文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历年数据和相关网站信息整理所得；碳排放量的数据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计算得到。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根据以上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理论分析，同时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构建双对数计量模型：

根据前面假定，ctr为文化事业财政补助；ci为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这两个指标用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tp为碳排放量，用来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t表示时间。？滋t为随机干扰项。

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可以看到，Log（tpt）、Log（ctrt）、Log（cit）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没有通过ADF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大于临界值），这说明每一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性数据，若直接对这些变量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则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小于临界值）。所以，它们都满足一阶单整I（1）。如果变量之间满足同阶单整，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检验它们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就协整检验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等。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在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尔和格兰杰的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样本容量大的情况，本文采用从2000年到2011年间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少，所以，我们同样不能使用这种检验方法。相对于两步法，Johnsen协整检验还能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他对样本容量问题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我们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表2）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只要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就拒绝假定。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拒绝了存在至多1个的协整关系，接受至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的假定，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即碳排放量与文化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金华市低碳经济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经过标准化调整后，我们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og（tp）=12.365-0.8754log（ctr）-1.0235log（ci）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金华市碳排放量和文化事业财政补贴以及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0.88%，文化事业基本投资没增加1%，碳排放量将减少1.08%。

（三）格兰杰检验。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6.0，对金华市碳排放量与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可以看出，不管是文化事业财政补贴还是文化事业基本投资都拒绝了5%的原假设，这说明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金华市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碳排放量、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的关系。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文化事业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基本投资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2）文化产业发展是碳排放量减少的Granger原因，但碳排放量并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促进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应加大政府对文化产业部门的支持力度，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传统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领域的发展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减少碳排放量；（2）提倡低碳理念，通过政策引导，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发展理念要深入人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富华.金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D].浙江师范大学，2011.

[2]朱华友等.基于碳排放控制的区域产业转型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1.7.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文化；文化经济；黑龙江省知识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026-02

文化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形式，它是随着物质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必然的产物。文化经济是人类社会三次工业革命后“第四次革命”，它是一种独特的“朝阳经济”，区别于市场经济的常见经济形态，它是文化经济化的结果。那么何为文化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文化经济呢？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又如何发展本省的文化经济，本文将一一展开细说。

一、文化经济概述

何为文化经济，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发展文化经济有什么作用？

（一）文化经济概念界说

在探讨文化经济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文化的相关知识。

文化寓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化无处不在。德国的人类学家兰德曼说：“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又由文化所产生。这是一个伟大的因果循环体系，我们决定文化，文化塑造我们。缺乏文化，就缺乏了做人的起码条件。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的存在，同样，没有人去实现文化，文化也将不存在。”[1]由此可见文化与人类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文化的形态有物质的有形文化，也有精神的无形文化。它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类。它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存在，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文化凭证。这个民族通过自我认识经验的沿袭，确立了这个民族的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及其信仰。文化的功能很多，比如教育、审美等等，但是文化的经济功能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力股。文化的经济功能体现在物质形态、管理、制度及精神等方面。文化的经济功能即是文化的经济化，其产业性体现即是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包括为全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体的总和。”[2]

上面探讨了文化的相关知识，并引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下面我们将介绍几种有关文化经济的代表性概念。

谢名家认为“我国今天的文化经济,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3]；王来金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就是以文化观念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产业主体支柱的经济。文化经济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的”[4]；张保权认为“文化经济是指文化的经济化，是以文化为轴心的经济活动，是指文化产品商业化，文化单位企业化,文化发展市场化。或者说文化进入产业，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并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综上各家观点，笔者以为，文化经济学是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探寻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关系以及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边缘学科。它侧重于一般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现象，并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从较深层次上去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互相关系、变化趋势及客观规律。它关注于文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并通过文化生产、文化供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资源、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刻地揭示文化经济自身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二）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知识经济的基本区别

文化经济的起始点是文化，落脚点则是经济，即常说的“搭文化台、唱经济戏”；经济文化的起始点则是经济，而落脚点却是文化，即所谓的“搭经济台，唱文化戏”。文化经济主要是由经济活动领域向文化活动领域的延伸，即把经济观延伸到文化活动中去，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增长点，走的是文化的经济化之路；经济文化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思维的探讨，侧重的经济领域中基本思维的质变，是如何看待物质利益的存活的艺术，走的是经济的文化化之路。

知识经济主要是基于知识及信息的生产、消费和分配上的经济，关键点在于知识与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文化经济主要是对知识经济外延的宽深化；文化经济内含了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主要借助文化因子实现自身的完满性升值。文化经济不仅含有科技等技术性因素，还包含了信念、娱乐性、艺术感、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既含有科学的精神，人文精神也得以张扬，最终达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满融合。

（三）文化经济涉及的领域

作为一种基于人文精神资源、物质资源及高度发展的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文化经济，它涉及了文艺、广电、出版业、文娱、博物馆、影音制作、观光旅游业、表演业、影视剧院、图书馆、美术馆、餐饮业等领域。具体地说：“文化经济包括文化资源被运用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包括专门生产文化产品因而可以明确地称为文化产业的那些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包括文化因素的应用向其他各行各业的渗透，使那些本来不是文化产品的产品中精神文化含量不断提高；除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外，文化资源还广泛地应用于微观的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决策和调控,以及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和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本身是制度文化，它们的完善过程中也都需要利用文化资源。”[6]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6

文化产业被称为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已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2]文化产业通过扩散与渗透效应不仅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且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浙江省是一个经济强省、文化大省，具有很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培育的土壤。2000 年，浙江省颁布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认真实施文化大省战略，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为了更好的发展文化产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文章对浙江省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投入产出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文化产业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它使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中，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逐步增加，直接改变整个产业结构的比例和关系。文化产业的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文化服务属于第三产业，其基本趋势是文化产业中的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此外，文化产业通过参与产业竞争改变资源的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发展文化产业能较快地引起整个产业结构向服务型转变。

（二）文化产业发展有利于增加劳动就业

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的特点和优势，产业化的文化生产效率趋高，其创造的增加值和经济效益也较高，这将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形成更多的文化企业，有利于增加劳动就业，特别是脑力劳动需求的增加。目前，浙江省文化产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的领域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播电视、教育等服务业。可见，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吸收劳动力向文化产业转移，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增加文化服务业的就业比重。

（三）文化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日益融合，呈现出较强的外部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效应，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转型，主要通过生产、技术、产品、消费等投入产出的经济技术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和需要不断创新的产业，通过对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能为其他企业进行价值链安排、产品研发和销售投入文化要素支持，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分析

文章结合浙江省文化产业实际，在《文化及相关分类》基础上，把浙 144 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工艺品及其制造业、文化艺术业、教育业、软件业新闻出版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娱乐业、旅游业总共12个部门，其中的文化产业分类涉及到第二产业文化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文化服务业合称文化产业。利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对2007年144部门流量进行合并，得到了一个 4x4 投入产出表，包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剔除文化产业）、第三产业（剔除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四个并列部门（见表1）。根据合并后的4 部门投入产出表数据，利用 EXCEL 和Maple 软件计算文化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产业关联指数以及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研究分析浙江省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

（一）文化产业依存度

反映产业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

1.直接消耗系数。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结构可以通过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某一个产品部门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的另一部门的货物或服务的价值量，故也称为技术系数或投入系数。[3]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两个部门之间的直接相互依赖性越强，直接技术经济联系越密切（见表 2）。

表 2 数据显示，2007 年浙江省文化产业每生产 1 万元的文化服务产品，需要直接消耗第二产业的产品为 3 978.9 元，在个部门中列第一位，说明文化产业对第二产业的直接依赖程度最高；文化产业每产出 1 万元对第三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为1 512.9 元；对于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为 508 元，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对要表现在文化产业对一些初级农产品的消耗，这些中间产品消耗的数量和价值量都不大，因此对第一产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2.完全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是指某产品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另一产品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计算公式是：B=（I-A）-1（2）B中的元素bij为j部门提供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对i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A为直接消耗矩阵，I为单位矩阵。通过EXECL 和 Maple 软件计算得出矩阵数据：

数据显示，2007年浙江省每生产1万元的文化服务产品完全消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价值是2 190元、1 1235元和22 735元。

可见除文化产业本身外，对其直接依赖程度最高的是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对于第三产业的消耗住要表现在文化产业中如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文化服务产业、计算机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文化产品服务业。浙江随着经济发展，人均 GDP 已超过 6 000 美元，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对文化及相关文化服务产品消费投入增多，逐步的转变过去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投入。

（二）文化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却因各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4]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关于产业关联效应理论中提出：前向关联关系就是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部门发生的联系；后向关联关系是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部门发生的关联，[5]即前相关联刺激产出量的利用，后相关联引起对原料供应的需求。而文化产业作为产业链中的一个部分，既是要素的供给者，也是市场的需求方。作为供给者，它通过向其他产业提供要素的投入来确立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作为需求方，则通过对其他产业产出的消费来显示其在产业链中的作用（见表3）。[6]前向关联指数：LF（i）=[nj = 1Σxij]/xi（i=1，2，3…n），xi为i产业的全部产出，xij为i产业对j产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后向关联系数：Lb（i）=[ni = 1Σxij]/xj（j=1，2，3…n），xj为j产业的全部产出，xij为j产业对i产业获得的中间投入。

表 3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的关联指数高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接近第二产业；文化产业的前向关联指数大于后向关联指数，其对下游产业投入的辐射作用要大于对上游产业需求的带动作用。文化产业的前向关联主要体现在通过各种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实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值，比较典型的是旅游业；而后向联系的典型是教育业。这也是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文化产业发展由文化产品制造业向文化产品服务业的转变，结构的转变带动了文化服务相关产业的展，更能发挥其辐射作用。

（三）文化产业的波及效应分析

对文化产业波及效应进行动态分析的有力工具是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分析。Fj表示第j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产生的需求拉动和波及程度，计算公式是：Fj=ni = 1Σbij1nni = 1Σnj = 1Σbij（i，j=1，2，3…n），ni = 1Σbij是完全需求系数矩阵B中的第j列之和，1nni = 1Σnj = 1Σbij是完全需要系数矩阵B列和之均值。感应度系数是某产业的感应度与国民经济各产业感应度的平均水平之比。系数大于 1 表示该产业受到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小于1 表示该产业受到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相对较小。计算公式是：Ei=ni = 1Σbij1nni = 1Σnj = 1Σbij（i，j=1，2，3…n），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B中的第i行之和，1nni = 1Σnj = 1Σbij是完全需要系数矩阵B行和之均值（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剔除文化产业的文化是所有产业中影响力系数最大，超过了第一、二、三产业，说明浙江省对文化产业消费和需求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是因为浙江省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人们的消费观念得到转变，加大了对文化产品的投入；从感应度系数来看，浙江省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和波及效应，能够带动起相关产业的发展。现阶段，浙江省逐步转变了过去以文化产业中以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文化产品的高附加值服务和产品的转变。

三、结论与建议

第一，浙江省文化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前向关联指数高于第三产业接近第二产业，并且前向关联指数高于后向指数，凸显其对下游相关产业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和经济效应。因此，加强文化产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不断提升浙江省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其发展成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对浙江省文化产业进行整合，实现集团化、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7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系统方法论首先体现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规律。社会整体性规律的一般内涵是，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社会整体的功能性质不等于它的各部分功能性质的总和。马克思曾借用有机体范畴对这一整体性规律进行阐述：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一观点被贝塔朗菲认为是系统科学理论的来源之一。当代的社会发展进程越来越体现出深刻的整体性，社会各方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日益明显，显示了整体性规律的当代新内涵。

新内涵之一是，更高形式的社会整体化趋势，更快的分化和整合速度。社会整体化趋势在当代世界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系统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经济系统分化和发育迅速，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他系统的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整体化趋势。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中，如中共17大报告所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些都表明，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系统推进。

新内涵之二是，社会整体新质的不断出现，社会以创新型整体的形式出现。这一整体首先体现为新的信息网络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创新型整体也体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研发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形成新的社会整体特征，同时带来了知识、人才、管理、市场为要素的经济整体新特征，以及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目标。

新内涵之三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以前所未有的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环境危机超越了国界，表现为全球性的特征。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不断升高，几乎将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造成毁灭性损害，世界上近乎半数的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环境与社会的统一性以新的震撼形式表现出来，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势必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上述社会整体性规律转化到方法论层面就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种表述。中共17大报告对这一原则的实践内涵做了具体阐述。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也体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规律。社会系统结构性规律的一般表述是，社会系统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和性质，因而改善系统的功能性质需要调整优化系统的结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不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科学发展，其着眼点都是通过结构性变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以下结构性规律：

第一，自组织的市场结构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效率。自组织的活动结构导致经济活动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效率。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第二，经济结构和开放结构的优化是发展的关键。如中共17大报告所强调的，“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在对外开放方面必须优化开放结构，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结构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第四，生态环境结构所要求的平衡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直接要求可持续发展，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经济系统、社会大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关系表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法论依据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这种规律性，有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还体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结构复杂性和过程复杂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主要通过系统跨层次嵌套、相互作用以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转化反映出来。

复杂性规律首先体现为巨系统的多因素、多层次和跨层次跨领域的密切关联上。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形成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信息网由于活动单元数量巨大也构成了复杂巨系统。巨系统的出现要求有新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复杂性结构要求相应的战略结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成为三位一体的战略关系。中共17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以及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渗透着这种复杂的战略结构关系。将这种战略结构关系上升为战略思想即全面协调的原则。: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8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的经济指标体系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考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旅游经济发展，更要考虑外部经济文化环境强势进入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民族地区居民经济收益和利用民族地区的核心价值为经济发展“造血”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适用于民族地区的、可信度较好的、具有普适性和推广性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建立了民族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6]、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竞争优势评价指标体系、[7]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模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8]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9]旅游目的地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10]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体系[11]等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测试民族旅游发展中资源、经济和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本文结合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根据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微观个性表征，遵循系统性原则、科学简明性原则、可量化与可操作性原则，建立了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的经济指标体系，共由1个目标层、3个系统层、17个一级指标和62个二级指标共同组成。

（一）资源子系统要素分析资源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民族文化资源包括遗产旅游资源（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技艺）和综合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村寨旅游资源）。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theSafeguarding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民间艺术类包括民间文学、曲艺、杂技、戏剧、美术、舞蹈和音乐，民俗文化类包括各类民族节庆，民间技艺类包括医药和手工技艺。遗产资源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重心，是资源发挥强劲经济效力的前提。资源子系统评价通过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比较，反映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发展潜力。

（二）经济子系统要素分析经济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主要包括产业经济强度（产业投资能力、产业供给能力、产业需求能力、产业盈亏水平）和产业经济持续（产业经济增速、居民家庭经济满意度、政府财政经济满意度、企业利润增幅满意度）。其中，产业投资能力主要涉及政府对文化旅游产业投入资金及其与第一、第二产业投入资金的比值和文化旅游企业税收状况等方面，反映政府和企业的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和创税能力。产业供给能力主要涉及民族文化旅游相关的食、住、行、游、购、娱6个方面的要素，反映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产业需求水平主要涉及参与与民族文化参观、游览、体验相关旅游活动的国内、港澳台和国际游客人数、客源地数以及人均停留天数等方面，反映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需求水平的容纳和辐射能力。产业盈亏水平主要涉及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相关经济指标的变化比率。产业经济增速主要涉及文化旅游产业收入与GDP和财政收入比值的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企业利润增幅满意度主要涉及企业融资渠道、企业收支比例、外来资金依存度和旅游人力资源，反映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居民家庭经济满意度主要涉及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进出口总额和人均旅游纯收入等5个方面，反映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改善程度及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政府财政经济满意度主要考虑年内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收入占地区财政收入比重，反映政府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持续支持力度。

（三）环境子系统要素分析环境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环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交通环境、政策环境和主客关系。环境子系统可以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环境进行科学评价，集中反映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生态环境、交通环境、政策环境以及由主客关系所产生的社会环境。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的文化指标体系

文化特质是文化经济、产业经济乃至区域经济能否快速增长的命脉所在。同一地区的文化内部既有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差异性，也有一致性。差异性是文化划分亚文化的基础和内部创新的多样性基础，而一致性是文化主体的共性。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统一体，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对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文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测量起来很有难度。文化的测量需要从文化的多维度出发，形成文化测量的多维度指标，进而在此基础上达到文化的综合测量。本文借鉴霍夫斯坦德文化分析模型、[12]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的二元文化观[13]和基于多判别系统思想对社会同质化和异质化程度评价，[14]综合文化主体的主观内化反映在经济上的影响，并根据上文指标体系的制定原则，将文化指标体系设计为文化特质和文化保持两个纬度，共2个系统层，6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

（一）文化特质纬度指标说明文化特质纬度包括冒险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学习意识和效率意识5个方面，并用经济指标进行测度，反映文化主体的主观内化对产业发展的持续推动力，是产业发展中地区“造血”功能实现的基础，也是维系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命脉。

（二）文化保持纬度指标说明文化保持程度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本文用居民日常生活服饰穿戴频率和居民日常生活使用本民族语言频率这两个直观、可量化且易被涵化的指标进行测量，同时，通过民族学校本民族文化相关课程的开设门数反映民族文化在新生一代中可能的保持力度。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

文化、经济协同发展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即协同与发展。发展的结果表现为文化、经济的结构水平和规模大小，是对文化、经济的一个质量与数量的综合评价。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为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度，即文化和经济能否在自组织状态下互动发展、互相配合，产生“协同效应”，推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提高，可以说，协同是发展前提。文化经济协同度用数学公式表达为：文化指数f(x)=Σαixini，经济指数g(y)=njΣbjyj，其中x和y分别表示文化体系与经济体系中数量与质量的相关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和分别表示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中各指标的权重，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数学意义则表示为f(x)与g(y)的离差越小越好。文化经济协同度越高则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可持续性越强。

（一）数据标准化在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体系所选数据指标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类。正向指标对应的发展目标为越大越好型；负向指标对应的发展目标为越小越好型。为消除因指标量纲不同对计算结果影响，首先，运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利用公式（1）、（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进行处理，负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处理。xi为第i项指标原始数据，maxxi、minxi为第i项原始数据最大值和最小值。

（二）指数的计算文化指数f(x)=Σαixini，公式（3）经济指数g(y)=njΣbjyj，公式（4）其中，和分别表示文化和经济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求得。

（三）文化经济协同度的计算采用文化经济协同度作为度量尺度，衡量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文化与经济的协同状况，具体公式如下：此函数值域在（0，1）之间，通过文化与均值的比值乘以经济与均值的比值，反映在现有的经济文化下，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同程度。如果经济文化协同度很高，那么他们起的作用相当，这样经济和均值的比就接近1，文化和均值的比也接近1，函数值总体向1靠近。如果经济和文化其中之一与均值的比接近1，而另一个与均值的比接近0，乘积自然向0靠近，则函数值偏向于0，说明发展重度失调。

（四）协同类型的判定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5]结合经济、文化系统的特点，拟定出文化———经济协同发展类型的评价标准。其中，文化经济协同度越高则该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礼俗；消费经济；小传统；桂东南；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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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流行文化 经济发展 文化经济

在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不断提高和升级，经济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之一，经济、市场、商业等原来只划分为经济学的词语，也伴随“经济学殖民主义的步子”慢慢的进入其他的学科范围。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知识经济”、“学术经济”、“精神经济”等名词变成了中国学术论坛上的最激烈的问题，同样也是频繁出现于各类的学科研究论文杂志上。

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让本来属于文化的光环被渐渐隐去，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化、商业化特征逐步显现出来，流行文化的大众属性及经济功能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走下圣坛，融入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来。而且，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浪潮中，流行文化同样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因素。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资料都对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既影响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提醒。还有，在纽约艺术联盟的相关报告《文化资本：纽约经济与社会保健的投资》显示，2000年，纽约艺术与文化非营利组织所创造出来的经济效益是57亿美元。同年，商业盈利的艺术与文化组织（包括百老汇，拍卖会，画廊，影视产业等）的经济效益高达88亿美元。营利与非营利的纽约艺文组织共创造了145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这只是重视流行文化的经济功能的众多条件中的两个事例，我们可以由此看出，现代国际组织对流行文化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大的关注度。其实。所谓的文化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汇融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它的特点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与经济成为一体化。这两者其实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作为流行文化，其本质特征便是商业性，流行文化是经过商业运作而制造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文化。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也认为，流行文化本身就是商业的文化，它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他的成长意味着：“任何不能赚钱、不能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比如说，在浙江卫视主办的“中国好声音”就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商业运作，有人评论说，整个节目从“最初的策划、开展过程到最后的销售终端整个过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好声音”故意设置了比赛循环的模式，拉长整场比赛时间及进程度，这不但在积累观众的注目度，也是在积累广告的效应。节目播出过程中的“亲情”、“友情”、“眼泪”等环节的设置，也淡化了主办方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而且在比赛的最后关键环节设置的观众短信投票方式，既保持了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成为了该节目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其实，一系列的流行文化产品，不仅能创造大量的直接经济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带动后续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状态。从某一产业领域来说，文化产品本身所带动的是整个后期所带来的一系列收入，形成了整个相关产业的产业链。而如果如国家的战略角度和对外贸易来说，流行文化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并且带动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流行文化产品的制造商来说，直接获得的经济效益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从中衍生出的其他相关文化产业，如海报、玩具、广告等等，才是形成最大收益的主要部分。例如，在化妆品方面，随着电视剧《冬季恋歌》的播出上映，女主角崔智友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于是，爱屋及乌，大批观众开始接受《冬季恋歌》女主角所用过的化妆品，仅2005年上半年，韩国的化妆品在亚洲的出口数量就超过9394万美元，比以前增加了50%。还有，一部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热播，韩国的膳食和医药产品开始热销。例如，在中国香港地区，冬虫夏草和人参比同期销量涨幅了10%—20%，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出来的资料表明，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我国仅占其中出口额的1亿美元左右，而韩国则达到了80%—90%。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药的销售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因此，大力发展流行文化，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乃至一国产品的整体发展，为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果广泛利用各种文化资源，生产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还可以缓解环境、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使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且随着人与自然的可协调发展，还使现代经济系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持久的变化。因此，大力发展流行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经济则具有更加强大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随着流行文化的一步步发展，还能潜移默化的增加接受者对某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可及接纳，提升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形象，加强其他国家对本国家文化的认同感、信任感及亲近感，不断丰富本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在使流行文化产品在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形成巨大的整合效应和辐射效应，从而对改善一国整体形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流行文化来进行经济效益收入的同时，不能无视流行文化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而降低自己的欣赏趣味。我们应该在获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发挥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积极发展健康的、能够体现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从而才能实现流行文化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文学院刘成学和金银芳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参考文献：

[1]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参考书目

[2][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3 月。

[3][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3 月，

[4]刘自雄、闫玉刚：《大众文化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