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07-24 17: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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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篇1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篇2

关键词: 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性;创新

中图分类号:A71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026-01

一、经济学具有唯实的实践性特征

经典经济学确立的科学原理,既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且不断接受新的实践检验,从而提出新的原理或修正已有的原理,再用于指导实践。这种以实践为唯一理论源泉、唯一应用目的、唯一检验标准的“唯实”的实践性特征,是创始人采用实证分析法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是狭义和广义经济学的共性特征,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无论是对经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解读,还是对创始人确立的经济学原理科学性的鉴别,都必须以他们当时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和经济生活实践为评价尺度。

尽管《资本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但从这部著作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还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继承和发展经典经济学,就必须弄清楚创始人所揭示的各种经济规律的形成基础及其实践意义。如,他们发现和揭示的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价交换、利润平均化、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贫富差距扩大乃至两极分化、经济虚拟化、产业后备军、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经济周期波动或经济危机等诸多经济规律,都属于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如果这些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那么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什么也会遇到此类现象或此类问题。关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水平的规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规律,或许只是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经济规律,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关于专业化分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提高社会生产力、竞争最终发展到垄断的规律,关于两大部类商品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的规律,似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经济规律的本质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和适用范围,都需要研究并辨别清楚。

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深化和扩展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更有效利用经济规律,这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需要。唯此,才能把经济学推向前进。

二、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促进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合理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若干内容。特别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吸取经验,概括总结,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理论结论。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是实践的经济学,是发展的经济学,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马克思经济学。从1978年开始,我国在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围绕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不断充实和丰富。迄今,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在下列理论上有所突破及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以及这个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与分配方式。这个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了计划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和调节经济的方式,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这对马克思经济学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第四,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形式是公司制;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企业通过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的组织领导体制及激励约束机制,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及竞争主体。

第五,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理论。个人收入分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在分配政策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防止两极分化;在保障制度上,提出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的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结合,应先农村后城市、先试验后推广;改革的核心是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不同阶段改革的重点会变化。要与发展战略的转变相互配合,同时进行。

第七,关于发展的学说。改革开放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集中亿万人民的智慧,吸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对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尚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发展。可以预见,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实践,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经济学新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篇3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要的制度保证,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工程。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由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向部分积累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框架。从目前发展的情况看,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人数已从1998年底的1.12亿人扩展到现在的1.29亿人;失业保险的覆盖人数也由0.8亿人扩展到近1亿人,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从70万人增加到128方人;目前已有1400多万人从原来的公费医疗和企业劳保医疗转向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此外,全国600多个城市普遍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两年来先后有300多万城市低收入居民得到救助。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1)社会保障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企业事业单位。目前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仍由企业来承担、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和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的日常管理工作仍主要由企业来承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本来要靠企业、社会、财政三方面共同筹措,但由于企业(特别是一些困难企业)和社会分担的部分没有很好落实,一些下岗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基本生活费的现象仍然存在。(2)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所需的资金缺口还比较大。例如,近几年来,参加社会统筹的企业离退休人员每年新增200多方人,养老金支出数额越来越大。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没有资金积累。同时,由于养老保险覆盖面窄,因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而导致养老保险费收缴率低,没有实行全国统筹,地方之间的基金不能调剂使用,因此部分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有了支付缺口。尽管两年来中央政府下了很大决心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帮助地方解决拖欠养老金的问题,但一些地方旧的拖欠未了,新的拖欠又来,极大地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3)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不够规范,尤其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例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要实行全额证缴,但是目前部分地区仍实行差额缴拨的办法,造成企业挤占、减发或拖欠基本养老金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对会保障基金没有纳入财政统一管理,省级地区间基金调剂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企业和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于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分也不够明确。(4)社会保障制度的涵盖面还很窄,基本上集中庄城市的公有制单位中实施,就是在城市中、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也有待扩大。比如,在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过程中,一些没有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各类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他们中的一部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却还没有进入这条“最低保障线”。如此等等。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我们把它称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失效或低效。

二、市场调节失效与政府调节失效的交替作用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低效率

上述的分析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在由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转换的过程中,它的总体效率还比较低,还不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们认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低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是市场机制调节失效或低效的结果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公共选择的产物,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这一特征使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高效率.我们把它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是竞争性和完全信息的市场结构。而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种社会性。这种特性决定了制度的供求是不对等的。政府希望全体公民都加入到这种制度中来,而公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难以把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扩大,市场在这里的作用非常有限。第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一种自发的、具有盲目性的调节,它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社会保障制度所要求的安全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调节的计划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存在着风险,并不十分可靠。第三、市场的调节是一种短期的调节,而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主要症结是长远目标与短期应急措施之间的矛盾;在制定长远发展目标时,侧重经济效率,强调个人责任和个人胀户积累,分流企业负担和国家负担;在决定短期应急措施时,侧重社会安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强调政府责任,财政仓促应对,这很容易出现“个人依赖企业,企业依赖政府,地方依赖中央”的局面。这个矛盾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解决。第四、市场经济是有理性的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则是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制度安排,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获得这种制度安排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由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过渡中产生了大量的转制成本,这种转制成本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自动消除;第五、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从而会产生失业、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其自身产生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有政府的参与。

2.是政府调节失效或低效的结果

以上已经论证了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投入。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有些职能还被不断削弱,甚至带来了一些负作用。我们把它称为政府调节失效或低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调节的失效或低效是由于政府行为本身的失当引起的。政府的职能就是矫正市场的失效或低效,但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往往用简单的、单一的行政手段或政府垄断的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中,就是政府包揽一切,依靠政府投入大量社会资源来维持,造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生产效串低下。尽管为社会提供了福利,但因其本身就是靠牺牲可能更大的原有社会福利换来的,结果可能是社会总福利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其二、政府调节的目标可能不正确。这隐含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政府行为本来就目的不明,导致政府确定的目标也是不明的。比如,如果政府行为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那么制定的目标也必然是一系列并不是以社会福利增加为目的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自然是不管好与坏,都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效。再比如,社会保障制度要达到什么水平?多大的覆盖面才合适?等等,并不是很明确,因此制定的政策和采用的调节手段也就不那么确切。另一种情况是政府行为目的已明确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出于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背景,不能正确认识在市场经济下实现技会福利最大化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从而选择了不正确的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道路或途径,制定了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目标。反映在社会保障中就是政府往往一厢情愿地指望企业能自动完成社会保障的责任,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因为需知目标与实现手段和途径总是紧密结合的,错误描述目的的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执行结果会高目的差之千里。要使政府制定的目标正确,前提是具备完备的信息、正确的决策。前一点是最经常得不到满足的,再加上正确的决策还受人的主观能力影响,因而政府行为也往往具有天生失效的特征。其三、政府进行既定目标的行为后,其他市场主体能否受影响、诱导、督促而相应行为,并客观上整合形成与目标设想一致的市场经济运行,并不由政府行为完全决定,而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有自己的目标,因而不一定能按照政府意愿行为,一旦市场主体的行为或各市场主体行为的整合与政府设想的目标出现偏离,就意味着政府行为的失效。其四、政府责任的不完全性,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估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带来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社会保障机构不负责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无人真正过问,因而城市中的非国有企业为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而宁愿把收外地民工,也不愿把收下岗分流人员;另一种情况是,政府也要求非国有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本主要由非国有企业本身及受保障者自身来积累,政府并不管,而社会保险制度实际上应该是由政府、企业、受保障者三个方面共同建立的,政府不负责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等于把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压力主要是转移到了非国有企业身上,在这种不合理条件的诱导下,导致了劳动力无法真正实现流动。其五、政府行为的偏差导致不规范的行为。政府的产生和职能,其本来自的和意义在于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建立并维护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但是,政府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人的一种特殊集合体,经济人行为特性必然会在政府运行中体现出来,表现为各种政府官员追求权力最大化,各级政府部门追求规模最大化,以此来谋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既然政府在运行中可能会逐步形成本位利益,那么,在这种本位利益的驱动下,政府行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为了本位利益而不惜损害乃至修改由它制定的规则,使政府的理制度违法活动“合法化”。这种现象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就表现为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导致社会保障资金被挪用甚至被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极大的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来定位政府的职能。

三、政府职能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重新定位

1.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由旧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实施的主体是政府。现已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提供社会保障纳入政府的职能范围,这就把社会保障活动与宗教团体、民间慈善机构所举办的救助活动区别开来。尽管在一些国家中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由民间团体、社会组织来举办,但也是在政府的倡导和资助下进行的。尤其是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政府来主持实施是不可能的。

(2)政府在建立公平的制度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制度变迁,必然会导致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进行组织,纯粹依靠市场交易,特别是不规则不均衡的市场交易制度来进行,其结果,要么是原有的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无法实现,新的制度创新被搁浅;要么是形成一种保留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基础上的不公平的新制度,背离原来制度变迁的目标。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强调效率,也兼顾公平,这就需要对原有分散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统一起来,使它具有规模经济的效应。这个统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过程,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组织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

(3)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着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其他市场力量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作为这种根本性的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改革的影响,不能不考虑经济结构调整,如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等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明显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在路径依赖中,至关重要的是初始道路的选择和初始选择后最初的活动效果。一旦初始效果为人们接受,便会自我强化油我放大,由旧的社会保障制度向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转换就很容易实现。而政府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具有比其他市场主体更强的路径引人优势。也就是说,在有政府强有力的参与下,能够加快制度创新的速度。没有政府的组织领导,许多制度将无法建立。

2.规范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职能

(1)政府规范制度的职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这一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和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低的问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社会保障的立法滞后。主要依靠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和宣传动员的做法,只能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政府现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规范制度。一方面应充分依靠现有法律、法规,理顺和规范现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应加快专项立法特别是加快地方立法,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依法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此外,在政府规范制度的职能方面,还应特别注意明确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尤其是要解决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错位。政府的责任更多的应体现在裁判员的角色上,为社会保障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给社会保障的运行进行严格的监督。

(2)明确政府自身的责任,承担应该承担的职责。改革是有成本的,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改革成本。有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是把社会保障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因此,政府不应该承担改革的成本。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改革成本有两种:~种是由旧的制度向新的制度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称为转制成本;另一种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正常费用,称为运行成本。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对改革成本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制成本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过去国家没有给劳动者积累保障基金。现在提出解决转制成本的思路很多,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考虑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因为这部分国有资产正是那些现在退休或准备退休而无法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一部分职工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时创造的财富,体现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现在将之变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认为采取非常措施弥补由于历史上国家对职工的“隐性负债”而形成的资金缺口(转制成本)是必要的。此外,从目前看,中央财政对一些下岗、事业人口集中的老工业基地、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补贴也是必须的。事实上,政府在这些方面已付出巨大的努力,在1998年和1999年两年时间里,仅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就达521亿元,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总额中,各级财政投人邵分,1998年占66.9%,1999年上升到71%。中国在财政预算里安排的社会保障性开支,这几年增加很多,1999年在整个财政收入里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支出已经接近11%。这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在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政府责任的扩大化,希望政府什么都包揽起来,使政府就像救火队,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是不利的。应该通过制度规范各个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

篇4

关键词:工业;财务状况;基本特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改革,我国工业的发展模式及相关的管理模式等有了极大程度的转变与提升。因此,工业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管理模式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与变革。对此,我们就需要针对当前工业财务运营及发展状况中的基本特征进行有效地分析,进而依据分析的结果改革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促使工业经济状况的不断提升与发展,有效地提升我国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1资产结构存在不合理

就我国目前的企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以资产为核心来进行生产、经营与发展的。同时,现代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资产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负债金额以及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总体。这种资产的分配结构能够有效地保持企业资产的稳定性及合理性,同时,还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相关的收益情况及时效性有着直接、明确的关系。就目前我国工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多都是有企业的债权人提供的,且工业资产的负债率比国际上所制定的安全负债率高,由此就会造成我国企业过度负债经营。我国工业企业的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用的比率较大,工业生产中的流动资产与企业固定资产的比重较大。但是,工业企业中的非生产性、用于长期投资的资产以及工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资源资产的比重却比较低。由此,就形成了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无法得以下降的现象。同时,企业中的现有存货与企业应收账款所占的份额较大,由此就会造成工业企业产品市场结构的调整。此外,企业中出现的长期投资及无形资产比重较低的现象与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技术发展缓慢、生产模式单一等情况有着直接的联系。企业中资产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不仅对企业资本的收益情况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还会降低相关资产在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从而使得我国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财务资产结构不合理,相关资本收益的有效性较低的现象。

2负债结构存在不合理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采用一定的负债经营的手段。但是在负债经营的过程中,还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债风险。在负债经营的过程中,相比较于长期的负债经营,短期负债经营的风险更大。因此,在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负债结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企业在短期负债的过程中,所占资产的份额过大、增长的速度过快等情况都会极大程度地降低该企业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同时,还会使得企业在短期负债的过程中持续降低负债的偿还能力,相关的偿还能力指标也在不断地下降,比国家所制定的相关标准还要低,最终处于一种发展状况不良的环境中,这种情况的出现会造成工业企业在短期内的偿还能力逐渐降低。同时,工业企业从长期的偿还能力方面来看,由于企业在进行长期偿还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盈利来进行偿还的。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周转的速度以及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大小就显得十分重要,是企业进行长期债务偿还的重要决定性力量。对此,我国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投资及获得利益的能力以及企业内部资金周转的能力等都是该企业能否进行长期负债及偿还能力的重要表现。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投资人的数量将会不断减少,进而企业在筹措资金方面的难度将不断增大,企业在经营中的风险程度也将随之提升。

3资产营运的效率较低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产营运是企业资产得以配置的结果,与资产配置的结构性有着重要、直接的联系。企业在运营中对资产进行配置的结构越合理,企业资产的营运效率也就越高;相反,营运效率也就随之降低。此外,企业资产的营运效率与资产配置的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工业企业日常发展与经营管理水平的反映。就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工业资产仍旧存在不合理的配置现象,企业的总体经营水平较低,利润较少,进而阻碍了企业资产营运效率的提升。企业资产周转的情况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对资金的适应情况,同时,企业中资产的周转速度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经营的效率。若企业在一段时期内产品的销量不断增长,超过了相关存货的增长速度,就表明该时期内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在不断增加。同时,通过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能够直接观察到企业资产的利用结果,进而反映出企业的盈利状况。随着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周转速度的降低,促使企业每百元的固定资产原价中的相关利润也随之下降。同时,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流动资产利润率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4费用的上升促使利润下降

通常情况下,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能够决定企业获利多少的因素有两个,即成本的高低以及成本费用和利润税金的结构变化。就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及收入的情况来看,其中产品的销售成本及销售的费用以及销售税金、产品销售利润等因素中,产品的销售成本在不断提升,由此促使产品的销售利润在不断地下降。同时,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的费用成本也在不断地增加。此外,对已盈利企业而言,虽然企业每年的销售利润金额在不断地增加,但同时,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费用也在提升,进而造成了实际的获利总额比前一年的获利总额还要少。而亏损企业的亏损情况是与上一年相比,今年的产品销售额的利润有所降低。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在今年的管理过程中,相关的管理及财务费用过大,进而造成了企业的产品销售额利润在不断地降低。由此可知,我国工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管理与财务的费用在不断地增长,进而造成企业出现利润亏损的现象。因此,企业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情况,对相关的财会制度进行改革,加强对企业自身的管理,进而有效地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费用及采取费用进行控制,确保企业的盈利。

5盈利结构中存在不合理

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是由营业的利润、投资的净收益以及营业外净收入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营业利润就是工业企业在生产及销售的环节中的相关利润,在工业企业的盈利中占据主体性的地位,同时也是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及经营利润稳定情况的重要标志。而企业的投资净收益就是企业的投资收益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差值,由于市场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而就会造成企业的投资损失。同时,由于投资经营面临的风险较大,因此,投资净收益的情况也是不稳定的。而营业外净收入是一种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不相关的各项收入与支出的净额,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的收入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就我国目前工业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工业企业的获利能力及盈利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但是企业的投资收益及营业外净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地上升,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应了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盈利结构逐渐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进而造成了盈利结构的不合理性。由此,工业企业在日常的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财务发展、经济效益的提升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6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工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财务及管理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工业企业获利逐年降低等情况的发生,进而造成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情况持续下降。对此,需要相关部门及人员针对工业企业财务状况的基本特征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地分析与改进,进而有效地提升我国工业企业财务发展的状况,提升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效益。

参考文献

[1]徐静,钱曼曼.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学术年会,2011(1).

篇5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畲蠡乃笆罩贫劝才牛绻骋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词杖氲淖畲蠡敲矗谒婧蟮母母镏校庵种贫劝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谱魑醒胝谟璧胤匠锎胧杖氲闹贫劝才牛窃诠仪康魇杖氲闹贫劝才疟尘跋拢蚨诤星康魇杖牍δ艿墓咝蕴卣鳌?nbsp;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辗阎贫鹊穆肪兑览担沟玫胤秸簿驮嚼丛揭乐厥辗阎贫龋灾劣诜⒄沟铰沂辗选⒙壹省⒙姨傻木车兀夥垂矗蜓现厝怕伊斯宜耆胫贫戎毓沟慕獭M保髦中问降氖辗延旨又亓宋⒐劬弥魈宓母旱#怕伊俗试磁渲玫男剩泳缌松缁岵还揭蛩兀佣膊焕谏缁嶂饕迨谐【酶母锏纳罨?nbsp;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篇6

各国学者以往多把经济法的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他们常常通过经济法的宗旨认识经济法的概念,或者直接把前者引入后者之中。这在德、日学者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则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经济法就是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协调的法。[1]

上述学者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同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等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经济法宗旨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法的宗旨在研究经济法其他理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依其各自的理解对经济法的宗旨作出了概括,应当说,这些认识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国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著述,也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但各国的实践表明,唯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为此,必须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探寻经济法的宗旨。

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存在着勿庸置疑的弊端,其中最为突出的向题就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依各国经济学家的通说,市场失灵是指在若干领域或情形下,市场机制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四个原因或称来源是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2]市场失灵会增加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从而有碍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也无益于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尤其是上述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国家必须对经济运行加以协调,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或称市场规制)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应当指出,由于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是经济机制,且该经济机制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因此,经济体制作为人为的经济运行模式,归根结底要决定于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机制。由此亦不难推知,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而市场机制的运作则取决于相应的规律。为了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尊重经济规律,维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运行;要保障这些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其加以法律化是十分必要的,而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则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其实,许多学者对此已有共识,如日本的今村成和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曾指出,经济法就是维护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的立法,是由国家介入经济,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反映经济政策的法的总和。而这样的经济法一经制定,就会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3]可见,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同时不难得见,当代经济法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制定经济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协调经济运行,就是要发挥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

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要求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方面的立法,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市场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配套立法,以求有助于经济法的直接目的的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对经济法的宗旨从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及语义分析学的角度进行下列解析:

经济法既为“经济”之法,则以“经济性”为其基本特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它应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保障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其逐利行为。为此,经济法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并在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同时,不断解决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等问题,以保障“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失灵。唯有如此,才能在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同时,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由此可见,经济法从“经济性”的特征及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目标,这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经济规律与经济学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

此外,经济法既是经济之“法”,则应具有法律共同的本质和特征,它同样应当保障公平、正义、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它既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要力求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为在对市场主体公平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来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是经济法更为直接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是其他部门法难以全面兼顾的。正因如此,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它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可见,经济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应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为目标;从社会进步和弘扬法制的角度,则应以保障公平正义和社会公益为目标。前者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后者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统一的。经济法作为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必须有效地协调经济运行与社会运行的矛盾,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即经济法既应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推动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普遍实现,也应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鉴于此,可将经济法的调整所欲实现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来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进展。这就是经济法的宗旨。

对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如下理解: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需着力研究的问题。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一种具体化。由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均以营利为目的,且其逐利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良影响,而社会公益则是社会成员不可侵犯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对社会公益加以保护,以免各种非法的、不当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规制,以保障社会公益。由于经济法以外的传统法律部门对此鲜有涉及,调整乏力,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上述目标,以弥补法律调整的罅隙。此外,经济法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也就是协调上述两对矛盾的过程,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深层目标。在各项深层次目标中,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法通过协调经济运行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则是经济法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兼顾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结果,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全面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结果,它是经济法的最高目标。转上述的经济法宗旨,既是对各国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概括[4],也是对各国学者有关经济法宗旨的共识的总结。它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则有巨大的反作甩,这种反作用的积极方面,正是各国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的目的,此目的规定于经济法中,就是经济法的宗旨。正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在立法者和学者的立法思想或法律意识中,又体现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因此,它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法宗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对于更好地解决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意义甚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地位、体系、原则、本质、作用等,从而有助于经济法理论中许多基本向题的研究和解决。事实上,在上面探寻经济法的宗旨的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些向题的某些侧面,由此亦不难得见经济法学中各理论向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经济法宗旨同经济法调整对象、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可以考虑把前者作为研究和认识后者的一个新视角。此外,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应以调整对象作为解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影响从其它角度来区别各个法律部门。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特征联系密切,并且能够具有上述宗旨的法律部门只能是经济法,因而通过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把经济法同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别,有助于明确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同理,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对经济法体系的确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它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任务、原则、作用等密切相关,且均具有同一性,因此,构成经济法的各部门法规范应在总体上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凡与经济法宗旨不一致的部门法规范均不应归人经济法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保证经济法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可见,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为确立经济法体系的辅助参考。

依据上述认识,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均应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其实,通过对经济法的名部门法进行实证考察也可证明这一结论。例如,在宏观调控法方面,财政法、税法通过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意在既鼓励或限制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又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维护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金融法、计划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实现其宗旨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已,但它们的宗旨在根本上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又如,在市场管理法方面,反垄断法既通过禁止一般的垄断来保障有效竞争,以实现其提高经济效率、保障经济公平的目的,又通过对特殊的垄断的鼓励来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旨在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宗旨与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上述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运用,在研究经济法各相关理论向题时都应考虑到,尤其在研究经济法的应然状态时,更是如此。当经济法的实然状态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实现经济法的宗旨时,则必然研究如何进行矫正,这也应当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经济法的宗旨由于在事实上贯穿于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始终,因而对加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仅举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说明之。

在立法方面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是作为经济法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法律、法规的首要条款和核心条款,其它任何条款均不得与之相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的宗旨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如果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或法规的立法宗旨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一致,而其具体规定却与其立法宗旨相左,那么,这样的法律或法规就应依具体情况加以修改或废除。因此,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在经济法的立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方面经济法的宗旨应当成为法官的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或者在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有背于经济法的宗旨时,通过适用立法宗旨条款或依据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而进行审判,这是经济法的一般法理。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当涉及到经济法的“域外适用”时(在反垄断法等部门法领域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在没有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本国经济是否仍应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宗旨问题在经济法理论中至为重要,但国内研究得仍很不够。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参见Nussbaum,DasneuedeutscheWirtshaftsrecht,1922年,GoLdschmidt;Reichswirtshaftsrecht,1923年,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参见RobertCooter等著LawandEconomics,其中译本为《法和经济学》,三联书店上潍分店版,在该书的第58-64页有相关论述。

篇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置于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之中,这样,国家之间的经济争议才可以尽量地避免政治化,从而保证国际经济的发展。

一、世贸规则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则

WTO规则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与强制性。WTO是多边经济体系中三大国际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即国际经济规则系统。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WTO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WTO协议。这些协议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通过谈判签署的,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虽然这些协议是由政府通过谈判签署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WTO的主要原则之一是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又称不歧视待遇或无差别待遇原则,即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

二、遵循世贸规则与立足中国国情并举

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对于国家方针、政策和立法的制定和实施十分重要。从法律角度说,观念问题直接涉及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原则乃至一些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加入WTO以后,从立法原则上说,原来所十分强调的诸如独立自主等原则,其内涵应作适当调整。WTO所确立的诸如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透明度等原则性规定,我国立法需要加以确认。

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一直是经济法学中存在较多争议的领域,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加入WTO的影响在于它能促进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WTO的平等协商、差别对待、适当的仲裁解决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以公平和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诉求一方面要求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便国际市场调节机制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则限制各成员方公权力不适当地干预贸易活动。入世后,我国将通过国际法国内化的方式来遵守WTO规则,而它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活动和市场主体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WTO的“差别对待”的特点可以为我们借鉴。

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利益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关于经济法的基本价值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应是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所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它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与他们密切相联并统一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具体包括发展公平价值和整体经济效益价值。作为低一层次的概念,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基于其本质而与其他法律部门所不同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经济法独立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因素和显著特征,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调整和控制市场经济不足,而健全的市场运作机制和完善的国家干预措施,则是实现经济法价值目标的途径。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营者应该树立平等、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观念,并运用法制理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企业习惯于看政府的脸色行事,企业经营自难以得到切实保障,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下降,缺乏市场竞争力.市场经济尤其是WTO环境下的市场经济,迫使政府转变角色,对经营者来说应该利用这样有利的形势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做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一定的市场法律制度,客观上要求该制度下行为主体的相应道德。民主、自由、平等、公平的WTO法制理念应植根于广大平民百姓的意识形态中。只有注重全社会法制理念的培养才能更好地完成向WTO的过渡。

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经济法发展之路

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对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和提交诉讼的权利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早已颁布,标志着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然而WTO环境下当事人申请复议的范围是否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将面临挑战。自由、平等、公正的WTO法制理念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法律规则体系的结合,将使我国法律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实现法治的合理化与有效化。

最后,立法要做到前瞻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结合。系统科学的过程观点、动态观点要求经济法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又要有静态的相对稳定性。由于保持法律法规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和保持法律法规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权威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经济立法必须运用过程观点、动态观点,改变过去 “应急性”的立法状况,使立法有一定的前瞻性、稳定性。同时要充分和自觉运用系统科学原理,通过科学的观察,收集充分的数据资料,分析、综合、把握社会经济的变化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预测经济法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对经济、技术、社会的连动效应,尽可能避免缺陷。总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它将引起中国经济法系统的全方位调整,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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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系统及系统场;系统场控;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4-0027-05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规划研究》(200607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系统科学的产生,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及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系统运行效果的多势效性为我们进行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提供了基础,系统场控理论的方法和思路为开展系统行为优化和控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本文拟在对系统及系统场控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场控功能规划和设计,构建确保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协调运行的管理机制总体框架。

一、系统及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化

1.对系统含义的理解

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特征。昝廷全教授在其《系统经济学进展》一书中将经济系统定义为经济元和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共同构成的整体,把经济元的集合称为经济系统的硬部,把经济元之间的关系称为其软部。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就是构成系统经济元各主体之间,按照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系统元,即系统要素。这部分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而且表现为明显的层次性,它们可以是构成某一复杂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也可以是各子系统中的具体要素。第二部分是构成系统元之间的关系,即系统元之间的藕合性质。系统构成包括有不同层次的众多系统元,这些系统元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的藕合关系,正是这种不同性质藕合关系的总体作用,决定了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第三部分是系统元之间特定藕合关系条件下质和量上的协调性。

2.系统功能及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化

传统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藕合性质(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功能,这种决定性是唯一的。然而,这种惟一性只决定了系统功能的性质,而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在特定藕合关系基础上物流水平和质量方面的协调性和差异性,却决定了系统输入输出功能实现程度上的区别。事实上,系统在保持其特定结构条件下可以容纳多种运行态,每一种运行态都对应着不同量度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实际中系统功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质和量上的协调程度,这就是系统功能的势态演变。由此,我们引入了系统效率的概念,系统效率是指系统在其特定的特征尺度范围内,系统功能与价值实现程度与其可能最大值的比率。社会经济系统在保持其特征尺度条件下的势效差异性,既可以体现在效能释放速率上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效能释放总体水平上的多势态性(图1)。上述社会经济系统功能实现过程的多势效性,为我们开展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模式和状态的优化和控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系统场及系统场控的作用机理

1.系统场与系统场控

“场”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物理学中,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物质存在形式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在物理学中,“场”是指某种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具有标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是标量场,具有矢量特征的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是矢量场,如重力场、电场、磁场等。“场”的概念已应用于物理学领域,而且随着人们生产实践的需要,“场”的概念也在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结合数学方法,场论在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场”是一种实物场,但其概念、思想和研究“场”的方法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来源于人们对物质认识的深化,物质的概念不仅仅是人们已知或未知的任何有形的实物态物质,而且还包括无形的、区别于实物态物质的诸如社会价值观等的场态社会物质,称之为社会场。

系统场是基于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和思想,以观念意识、制度、政策法规等为场源要素构建起来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影响对象系统行为及效果的一种社会场。系统场作为一种社会场,它具有社会场的一般特征:在整个社会中弥漫了一种社会场态物质,即社会场,而不是存在绝对的社会虚空;任何社会场中都存在社会力,即社会场力或称社会力;任何社会场都存在场力线,即社会空间是布满场力线的社会场;社会场在其运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人的意志,且不以社会元素的人或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行为特征,它对真正进入社会的人们而言,具有同化他们与由社会场决定的心态或人格系统相协调的“目的性”。系统场除了具有一般社会场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性,主要表现为:①系统特性。系统场的系统特性不仅表现为它以现实系统为作用对象,控制和影响系统对象的运行方式、运行效果及系统的发展与演变,同时要求作为场源的各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必须保持其系统性和全面性,以保证系统场的整体功能;②场性或称场向特性。所谓系统场的场性是指对系统对象的导向属性,是系统场功能性质的规定性。在构建现实的系统场时,由于其所要控制的系统对象的类型和层次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决定了系统控制的目标不同,往往表现为所构建的系统场的场性有所区别。例如,基于经济发展系统构建的系统场性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场性特征,基于生态环境系统构建的系统场性则更多地趋向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高,而基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这一更高层次的大系统来构建的系统场性,则会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运行作为其系统场的场性表现;③构成场源要素的多层次性。构成系统场的场源要素很多,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划分,可以分为一级场源(政策法规类);二级场源(制度类);三级场源(思想、观念和意识类或称文化类),这些不同层次的场源要素在场性和场向功能的确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④场力的可叠加性。即不同的场源要素在特定系统空间内所产生的场力是可以叠加的,这种叠加作用将会导致总体场力的增强或削弱。

2.多元系统场的作用方式分析

由于构成系统场的场源要素众多,而且这些场源要素又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因而,这些场源要素对受控系统对象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1)串行模式或称递进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如三级场源、二级场源、一级场源之间的作用构成了一定的逻辑顺序关系。这种递进关系中某一场源要素的变化,不一定影响到系统对象的行为和效果,因为场源要素之间的这种结构特点,使得某一场源要素产生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后续影响场的传递才能作用于对象系统,如果后续影响场存在“瓶颈效应”或“木桶短板效应”,则该影响场的作用力得不到传递或完全传递,从而不能改变对象系统的运行行为。

(2)并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同一层次中的各个场源要素对场中对象系统的直接作用方式,如政策层次中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市场政策、资源政策等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作用过程。并行模式中各要素影响场不构成逻辑顺序关系,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作用于系统对象,它们各自产生的影响效果之和就构成整体的影响效果。并行模式中是力量决定论,对系统对象影响力大的场,产生加强的影响效果,成为主要的影响场;对系统对象影响小的场,则产生较小的影响效果,成为一般性的影响场。

(3)交叉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既可以表现为同一层次内部各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之间的作用方式。这些要素影响场相互促进或相互抑制,从而不断提高或抑制对系统对象行为的影响作用。交叉互动模式中,当某一影响场发生变化,会使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行为受到激励或抑制;同时,这一影响场的变化会促进另一个或另一些影响场发生变化,从而又导致对系统对象的影响发生变化。如此交互作用,不断影响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机制和行为。不同场源要素影响场之间的这种交叉互动作用是存在的,如制度和技术都是场源要素,它们的影响场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交叉互动关系,在一定的时间内,制度的创新能使技术创新呈线性轨迹成长,而技术创新的自源性成长却呈非线性成长,这两种方式的结合使技术创新以更快的速度成长。一般情况下,制度创新是阶段性的,即制度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基本内容的创新,以后制度的完善是逐步的,这种情况使技术创新总体上呈现波动向上的运动趋势。

(4)协同模式。协同模式是指构成系统场各场源要素的影响场之间共同作用于受控系统对象,由于各影响场之间的配套和协作,产生大于各影响场独立作用的效果之合,即I(x1+x2+…+xn)>I(x1)+I(x2)+…+I(xn)(式中I表示影响度)。如构成系统场的政策法规类要素、制度类要素和思想意识观念类要素之间的配套协同性,能够使得所形成的系统场场强增大和场力增强,对场中受控的社会经济系统对象产生更大的影响效果,实现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3.场中系统对象的受控行为分析

由以上的系统结构分析可知,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由系统元、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质的规定性和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质和量的协调性三部分构成。系统要素之间数量和质量上的协调程度差异,形成了不同协调程度的等级序列,这些等级序列构成了系统的不同相态,具有相同功能性质的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功能效果发挥程度,则反映了系统功能的不同势态序列。通过系统场的设计和优化,目的在于构建基于系统场控的系统管理机制,使受控系统对象通过系统要素的相态跃迁,实现系统运行满意的势态效果,即实现系统运行较高的系统效率。

系统场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类第三层次场源要素、制度类第二层次场源要素、政策法规类第一层次场源要素和组织与监控类的运行操作要素,这些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要素,对场中受控系统对象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政策法规类场源要素对系统对象产生直接的控制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力或称拉力和各项法律法规的约束力来实现的;制度类要素属于上层建筑层次的场源要素,它是通过不同的制度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等为系统对象的运行提供了宏观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环境,它对系统对象作用是通过间接的影响力来实现其调控功能的;思想、观念、意识、价值观等第三层次场源要素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要素,它对系统对象的作用是通过营造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化背景,影响系统对象中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来产生凝聚力实现对系统的影响。这三个层次的场源要素中,越是处于较高层次的要素,对具体受控对象的作用方式越间接,但其影响程度越深远。组织监控类要素不是构成系统场的具体场源要素,而是系统场发挥管理机制作用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要素,它的作用是通过建立与系统场要求相适应的管理组织,来实施对系统对象实际运行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保障系统场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构建及组织监控的实施,构成了对这一系统的系统场控过程,具体系统的场控作用方式如下图(图2)。

系统场的建立及系统场控的实施,使系统场中的受控系统处于各种作用力的影响之中,系统对象的受控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系统对象在各种政策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引导力的作用下,服从物理学中的合力规律,即平行四边形准则,系统对象将沿着其合力方向运行;第二,系统对象在法律法规类场源要素影响场约束力及场控过程的监督控制下,会对其可能存在的负向力产生约束和抵消,消除系统负向力作用下的不良行为;第三,系统对象在制度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影响力的作用下,会对偏离场向的力产生力矩作用,使其发生旋转,最终与场性方向一致,增大系统目标方向上的合力;第四,系统对象在思想、观念、意识类场源要素影响场凝聚力的作用下,会不断调整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和协同量,使系统结构更加合理。

三、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功能的规划与设计

1.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设计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设计包括系统场性(或称场向)设计和系统场源要素体系设计两部分:

(1)系统场性设计。系统场性设计实际上就是设计系统场的作用方向和目标。系统场性对场中受控系统对象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关键的,场性是否体现了科学的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将直接决定系统对象的运行方向和效果。现实中,由于场性设计的不同,就会表现出逆向场和正向场的区别,当系统场性为积极、正确的方向,就会对场中系统对象运行过程中的逆向演生性产生抑制作用,使系统朝着高效率势态发展;反之,当系统场性为消极、错误的方向,则会使系统对象的逆向演生性得到加强,而正向的发展要求会在场滞的作用下产生抑制作用,表现为管理机制对系统运行的阻碍作用,因此,一个逆向场的存在,比没有系统场存在的情况更糟糕。系统场性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科学的、正确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制度条件为基础,来合理规划和设计系统场导向下的利益分配趋向。是系统场导向下的利益方向构筑,这种利益分配趋势的导向,会使受控系统对象在其趋利性要求的作用下,向着引导的方向运行。

(2)系统场源要素设计。系统场源要素设计是在既定的场性目标要求下,构建系统完善的场源要素,在这些场源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场的作用下,引导和规范系统对象的表现和行为的过程。系统场源要素的设计要依据受控系统对象发展阶段和运行的状态特征来确定,当系统对象处于发展演化的质变阶段时,此时的系统场设计不仅表现为一套全新系统场源要素的构建,同时要求构建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准确把握未来系统发展变化的场性要求和场源要素匹配条件;当系统对象处于某一确定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时,此时的场源要素设计任务主要表现为在既定场性目标要求下对场源要素的调整和完善。同时,系统场源要素的设计,依据场源要素的种类不同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对于政策类场源要素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样才能引导系统对象的未来走向;对于法律法规类场源要素,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是随着受控系统对象在实际运行过程出现的不同问题,来不断地规范和完善。

2.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功能评价

系统场的规划和设计完成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必须要开展系统场控功能的预测与评价。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场控功能评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系统场控功能实现效果的预测与评价。一种战略的提出,一项政策的出台,需要分析和预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即战略、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这一研究和评价过程包含实施方案的设计与优化、实施时机的设计和选择、实施效果的预测与测算、实施风险的分析与评估等等内容。对于方案实施效果的预测与评价是其中的关键内容,这一过程既要包括正向效果的分析,还要包括不利影响的预测,在此基础上,一般采用费用――效益或费用――效率评价方法,对其实施的损益程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论证。

(2)系统场场源要素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评价。无论是新设计和构筑的系统场结构,还是在原有系统场结构基础上的修订与完善,都存在着场源要素之间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评价。配套性评价是基于既定的场性目标要求下,不同层次的场源要素之间、同一层次的场源要素内部的匹配性和完善性要求,只有构筑起系统、配套的场源要素体系,才能形成同一目标导向上的影响场,对系统对象产生好的控制效果;协调性评价是指对新构场源要素之间,以及新构建要素与原有系统场要素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并通过对场源要素的调整、改造等途径,消除它们之间的抵触、冲突和漏洞,实现场源要素的和谐性和目标一致性,完善系统场的整体功能。

3.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场控组织结构优化

系统场构建及相应的评价论证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实施问题,即系统场发挥功效和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主要包括组织结构变革和管理业务流程再造两个关键环节。

(1)组织结构变革。系统场控体系建立以后,进行系统场控实施的组织结构设计已成为关键环节。一般情况下,场控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往往是在现有组织结构基础上,围绕场控设计的功能和要求,对现有组织结构进行合理的重组与整合,使之适应新的战略、政策、法规体现的管理程序和要求。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紧紧围绕国民经济系统发展方式和目标的重大转移,对旧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重建。伴随着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配套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国家先后多次进行了管理组织结构的重构和协调,使得各级管理组织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管理任务要求,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场控实施和监督,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不同领域,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系统场控实施的组织结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一管理组织结构的规划与设计,一是要明确场控职能实现的目标和要求;二是管理职能的科学划分与界定,处理好管理职能相对完整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三是依据场控系统对象的运行目标和要求,规划具体的管理点和监控环节;四是设置具体的管理职能部门和人员选配。

(2)管理业务流程再造。基于不同的系统运行目标要求,其管理监控的职能要求和管理监控过程中的业务流程是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社会的和谐稳定、矿产资源的持续供应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不同目标其相应的管理和监控的业务流程自成体系。而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更高层次,其管理和监控的目标要求是在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上各个方面目标之间的协调和共赢,这就要求必须站在这一大系统的层次,打破原来各自相对封闭的业务流程体系,开展大系统层次上的管理监控业务流程再造。这一过程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场结构的分解和场控任务划分;二是明确各项管理目标;三是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划;四是设计管理监控业务流程;五是管理监控过程的信息流向及反馈途径;六是规划业务种类和明确职责范围;七是设计管理组织形式和设定职能部门;八是测算各职能部门的业务类型和业务量;九是确定各部门人员类型和编制;十是编制各部门管理监控工作制度和文件。具体实施过程如下图(图3)。

四、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管理机制总体框架

基于以上系统场不同层次场源要素构建的目标和要求,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为总体目标,从思想、观念、意识等场源要素层次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划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制定和实施了科技创新战略;从协调发展的意识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从加入WTO的决策和实现,确立了融入全球经济大市场的发展思路。从制度要素层次,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要求,开展了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众多体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制度贡献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以上要素的作用和要求下,在政策、法律法规层次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适应我国不同发展阶段要求的政策体系和法律规范。从系统场实施过程的管理和监控要求上,国家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各级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重组,使之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管理职能和功能要求。上述内容,构成了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宏观系统场控条件(图4)。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区域更高层次系统层面上的发展规划,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宏观层次的管理调控机制,以往基于子系统要素层次构建的任何管理机制,都不能够提供这一宏观层次系统运行的调控机能。区域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宏观管理机制是以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为目标,以社会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为指导,以国家和地区持续的体制改革为背景,以宏观政策法律法规调控为手段,以具体的组织管理和监控为保障。其中,政策法规机制是构成系统场控过程的直接场源要素,是构建系统运行管理机制的主体,它又可进一步以产业、市场、科技、消费四个方面为基础,形成产业政策法规机制、市场政策法规机制、科技政策法规机制和消费政策法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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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naging Problems of Regional Social &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Systemic Fields Controlling

YanJunyin1,Ma Lusui2

(1.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2.Children’s Hospital of Hebei, Shijiazhuang050031, China)

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社会体系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东西方的国家在,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政治体系、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都存在着差异。东西方人们思维模式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思维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东西方经济思维的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以哲学代替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逐渐进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我国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西方经济思维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的经济学范式,与东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的不同,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经济思维是以线性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线性、抽象性以及片面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包含的领域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微观经济学主要以研究家庭、厂商以及市场调配为主要经济资源,以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模式和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主;宏观经济学则是以研究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资源运用状况为主,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总量分析为思维方式。

2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2.1科技进步推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这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更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被当时的人们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到17世纪末,随着牛顿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的提出,人们开始着重对经济学的实际经验考察,转变了以往形而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19实际随着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得到人类的证实,以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为代表,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人们通过相对论以及量子物理理论的知识,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2.2多种学科交叉促进创新改革

经济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交叉性学科,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需要多角度研究问题,结合多种学科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1)数学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层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将数学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学发展之中。在随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数学逻辑思维模式,统计学的思维方式结合经济学理论知识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得到了完善。

(2)伦理学与经济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社会伦理学中的“公平”概念,能够帮助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经济需求,达到经济学的最大价值。

(3)法学与经济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领域和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复杂的经济活动,保护产权知识和契约效益,保证企业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

(4)心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能运用到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学中,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行为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行为的心理形成动态进行分析。

3西方经济思维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迪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始于西方,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起到引导的作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深入发展,人们开始依据的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思维始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与我国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价值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客观的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同时也蕴含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分析,适当的加以借鉴,避免对西方经济思维产生依赖,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2)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思维进行借鉴。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期,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理论以及政策,从而适应全球经济化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3)西方经济思维模式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需加强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基础上,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体系,必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西方已经成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仍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借鉴的范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把握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减少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4总结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质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借鉴它的优缺点,建立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因此,西方经济学思维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能够使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管德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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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会计 职业道德 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加快,不少财会人员在物质财富中失去了方向,贪污、滥用职权等行为大行其道,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各行各业会计人员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自律标准,这是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后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有效治理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本人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

    1.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是一般社会公德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人员与社会、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具体地说,是指会计职业人员在从事会计工作、履行会计行为时所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2.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会计职业行为及职业活动的系统要求或明文规定。它是职业道德在会计职业行为和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根据我国的会计工作、会计人员的实际情况,结合会计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笔者认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应包含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等主要内容。

    2.1会计人员爱岗敬业的表现之一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首要前提。它要求财会人员充分认识本职工作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同时,还要求财会人员在工作中正确处理责、权、利三者关系;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技能,勇于革新,争做行家里手。

2.2诚实守信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讲信用,重信用;而且要求财会人员做到不为利益诱惑,保密守信;还要坚持做到执业谨慎,信誉至上。

    2.3廉洁自律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它就是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反省、剖析、提高自己,同时要公私分明,不贪不占,遵纪守法,尽职尽责。

    2.4客观公正。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灵魂。它首先要求会计人员的态度额观公正,其前提是以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前提;其次要求会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核算,并做出额观的会计职业判断;再次,还应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如会计人员在办理有关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业务时,应依法纳税,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少交税款。

    2.5坚持准则。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重中之重。它要求会计人员在处理业务过程中,严格按照会计法律制度办事,不为主观或他人意志左右。会计人员在进行核算和监督过程中,只有坚持准则,才能以准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发生道德冲突时,应坚持准则,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此,要求财会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财经法制意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2.6提高技能。这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时代要求。会计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它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会计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胜任会计工作,才能够勤勉、谨慎地运用其知识、技能经验,善于根据客观环境做出正确的职业判断,如选择恰当的会计政策、做出合理的会会计估计等。

 2.7参与管理。简单地讲就是间接参加管理活动,为管理者当参谋,为管理活动服务。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努力钻研业务,熟悉财经法规和相关关制度,提高业务技能,熟悉服务对名胜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使参与管理的决策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消极被动地记账、算账和报账。

    2.8强化服务。是要求会计人员具有文明的服务态度、强烈的服务意识和优良的服务质量。会计人员服务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会计行业的声誉和全行业运作的效率,会计人员服务态度好、严格执法、服务周到就能提高会计职业的信誉,增强会计职业的生命力,反之,就会影响会计职业的声誉,甚至直接影响到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特征

    3.1原则性原则性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典型特征。坚持原则能使财会工作者职业义务感和使命感得以加强,作为会计工作者,如果不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不坚持按原则办事,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3.2无私性财务工作要求会计人员具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思想和行为,以国家、集体的利益重于一切为最高原则。无私性集中体现在财务工作者的道德习惯行为上,廉洁奉公,不贪不沽,一尘不染,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作风。

    3.3服务性财务工作贯穿于我国四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各个部门。财务工作既不能独立于各行、各业、各部门而存在,又不能置于各行各业各部门之上。

    3.4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所以说,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4.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