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的概念及意义十篇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1

关键词：住宅自由 基本权利 受益权功能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4-0027-08

一、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理论的提出

基本权利的分类是基本权利理论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法学上——犹如在其他社会科学上——类型化分析都是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的一个必要步骤。面对宪法规定的各个单项基本权利，选择适当的方法对其予以归类，归纳和总结各类别基本权利的共同特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人们对基本权利现象的认识。美国法学家格雷曾经说过，谁能够对法律进行完美的分类，谁就能获得关于法律的完美知识。①在基本权利分类上，自由权和社会权的二分法是传统上最重要的分类。它是从基本权利的内容入手进行的分类。因为基本权利体现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个人对国家的要求”，②这种要求在内容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一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前者被宪法学理论称之为消极权利，主要是自由权；后者则被称之为积极权利，主要是社会权。自由权体现了强烈的防御属性，要求国家不作为；社会权则体现了强烈的受益属性，要求国家积极作为。

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种分类无法解释国家对于自由权的积极义务和国家对于社会权的消极义务。一方面，自由权的实现也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例如自由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司法审判义务，如果国家不履行此种积极义务，则自由权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权也有着防御国家的功能，例如受教育权也含有不受国家干涉而自由选择教育机构的内容，这是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之防御属性的体现。③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权—社会权的二分法出现了问题，一项基本权利可能同时既是自由权也是社会权，从而带来了分类上的困难，不利于人们对基本权利现象的认识。质言之，因为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综合性质，因此每项基本权利所针对的国家义务也具有符合性，有的是积极义务，有的是消极义务，故此很难对国家义务进行体系化和类型化的处理。④

正是面对基本权利的综合性质所带来的基本权利类型化上的难题，有学者提出了基本权利功能的理论，主张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功能对基本权利的多重性质进行分层，从而在源头上避免因基本权利的多重性质而带来的其与国家义务对应关系上的多层次性。按照这种理论，各项基本权利体现为三种基本功能，即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和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与各功能相对应的则是国家所需承担的各项具体义务。⑤防御权功能是指基本权利具有的要求国家不予侵犯的功能，它针对的是国家消极不予侵犯的义务。受益权功能是指基本权利具有的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从而享受利益的功能，它针对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是基本权利在具备“客观法”之后产生的功能，它针对的是国家保护义务。总体而言，这是“将每一项基本权利分解为几个层次的功能，每个层次的性质都是单一的，该项基本权利在各个层次上所针对的国家义务也是单一的”，“这样，国家义务就可以被类型化和条理化”。⑥

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提出，是我国宪法学在新世纪以来关于基本权利理论构建的重要进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按照这个理论，社会权同时具有防御权功能，而自由权也同时具有受益权功能。不过，这个理论本身并非没有问题，笔者将以住宅自由为例来对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之所以以住宅自由为例，是因为在对住宅自由进行解释时，这个理论的弱点暴露得最为充分。住宅自由本是典型的自由权，国家负有不干涉住宅自由的消极义务，这是宪法学界的通说。不过，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却硬要从住宅自由中推导出国家负有帮助公民获得住宅的积极义务，以此来证成“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实际上，与国家帮助公民获得住宅的义务相对应的是公民的适足住房权，与住宅自由本无规范上的任何关联。因此，在从住宅自由推导出国家负有帮助公民获得住宅义务的过程中，“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这一理论建构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是误导的角色。它将权利和权利的条件混为一谈，既没有我国宪法文本上的依据，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秉承的基本理论。

二、住宅自由与国家提供住房的义务

就基本权利的属性看，无论从住宅自由条款的文义、规范目的还是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位置而言，住宅自由在性质上都属于自由权。首先，从宪法的文义看，《宪法》第39条第一句是“住宅不受侵犯”，第二句则是对第一句的具体化，即“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两句所指向的对象都是消极性的，即防止国家对住宅自由的侵犯。其次，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将住宅不受侵犯与人身自由予以同条规定，⑦这也显示出住宅自由具有与人身自由相似的属性，即自由权的属性。再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现行宪法将住宅自由条款列入自由权的规范体系当中，住宅自由前承第37条的人身自由、第38条的人格尊严，后接第40条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显示了宪法对其自由权属性的基本判断。最后，我国宪法学理论将住宅自由列为广义的人身自由的一种，⑧它在性质上属于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理论的通说。从基本权利理论上说，自由权的基本功能在于防御国家的干涉，它“体现的也都是个人权利防御国家侵害的功能”。⑨因此，对于住宅自由而言，国家主要承担消极不干涉的义务。

当然，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说，国家对于住宅自由并非只承担不干涉的消极义务，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也负有一些积极义务。按照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这些积极义务分为两种：一是国家保护义务，即国家保护公民的住宅自由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例如，我国《刑法》第245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规定的关于对非法搜查住宅和非法侵入住宅的刑事责任和行政法责任，就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体现。二是国家应当履行的给付义务。国家针对住宅自由的给付义务表现在，当公民的住宅自由受到侵害后，国家负有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这两种义务具有不同的属性。国家保护义务是一种“客观法”上的义务，公民对此并不享有相应的请求权。例如对于住宅自由而言，国家有义务制定相应法律以保护住宅自由，而公民没有要求立法者制定相应立法的请求权。⑩给付义务则不同，这种义务的履行以公民提出请求为前提，它是基本权利受益权功能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认为，住宅自由并非单纯防御国家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国家承担消极不干涉的义务外，也要求国家承担一些积极的给付义务。换言之，住宅自由具有一定的受益权功能。

问题是，前述住宅自由的受益权功能只在于请求国家进行司法审判，按照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这仅仅是一种“消极受益权功能”；而受益权功能更重要的内容在于“积极受益”，即直接要求国家向公民提供某种利益。那么，住宅自由是否具有这样的积极受益权功能，它是否还包含国家承担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虽然住宅自由的主要功能是防御权功能，但因为住宅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一，所以在生存权等社会权利出现后，产生了要求国家为公民拥有住宅而提供相应给付的主张，国际人权法上也把帮助人民获得充足住宅权作为国家的义务。该理论还进一步指出，“住宅自由功能的演变在这个‘自由权的社会化’问题上有着典范的意义”。言下之意，即住宅自由的功能已经从当初的防御国家、要求国家不作为，演变为现代的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把帮助公民获得充足的住宅。因而，帮助提供住宅成了国家应当承担的重要义务，这也是住宅自由受益权功能的内在要求。

笔者认为，这远远超越了《宪法》第39条住宅自由的规范含义，不能认为是对宪法的妥当解释。国家虽然对住宅自由承担一定的积极义务，但绝非包含国家帮助公民获得住宅的义务；帮助人民获得住宅的义务诚为当代国家的重要义务，但其规范依据与宪法上的住宅自由无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理论之所以把帮助公民获得住宅当作国家对于住宅自由的义务，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误读。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个公约向缔约国施加了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约这里使用的概念是“住房（housing）”。这不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用词错误，因为同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这里使用的概念是住宅（home）。毫无疑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是对住宅自由的规范，而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权利，我国学者一般将它称为“住房权”，或者称为“适足住房权”。与此相关的是，从比较法上看，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同时规定了这两项基本权利。例如，南非1996年《宪法》第14条规定，人人享有其人身和住宅（home）不受搜查的隐私权，第26条规定人人享有获得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权利。波兰《宪法》第50条规定“住宅”不受侵犯，而第75条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满足公民住房需求的政策”，依然是将这两种不同的权利区分开来。因此，无论从国际人权法还是比较法上看，住宅自由与住房权是两项完全不同的权利，它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规范依据。国家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对应的是公民的住房权，而与住宅自由并无关联。

我国学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用词差别，因此将“adequate housing”小心翼翼地翻译为“充足住房权”，以示与住宅自由的区别。然而，有关学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明显的用词差异，而将国家对于公民住房权的义务误读为住宅自由受益权功能的体现。之所以会有这样令人讶异的误读，或许就在于由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出发进行的错误建构。按照基本权利功能理论，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分为消极受益权和积极受益权，前者是指请求国家进行司法审判，后者是指请求国家直接提供某种利益。前已述及，国家对于住宅自由的确承担进行司法审判的积极义务，但这只是消极受益权的内容，而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更要求确立国家积极提供利益的义务，与住宅自由形似的住房权在此即被纳入被充作住宅自由受益权功能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方为完满。不过，这个思维过程却犯了概念法学的典型错误。概念法学的要义在于先从既有的法条建构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再从这个抽象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推导出新的法条来。从住宅自由的前提到国家帮助获得住房义务的结论，其推导过程恰恰是这种概念法学的思维方式：它从国家对于住宅自由负有某些积极义务这个前提出发，建构出住宅自由具有受益权功能这个抽象概念，然后又从这个抽象概念再演绎出国家有帮助公民获得住宅的积极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成为产生新型义务的来源，概念成了法源，而为了证立这个概念，国家针对公民住房权的义务也被拉来屈打成招不得已作了伪证。

从法学理论上说，法律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更不是一种法源，相反它只是相关法条的一个抽象和浓缩，其最大的功能在于简化法律论题的表达，使得法律易于理解和可接受。因此，为了简化对法律论题的表达，人们在宪法学上将国家对于住宅自由所承担的若干积极义务称为受益权功能，这个概念只是对既有相关法律规则之内容的概括和抽象，而万不能从受益权功能这个概念出发再演绎出没有法条依据的新内容来。这就好比说为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国家需要承担信息公开、政务公开的义务，因此论证说言论自由具有受益权的功能，但不能再从受益权的概念推论出国家有为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必要物质便利的义务。当然，这样的推论在1954年《宪法》上是成立的，因为其第87条在规定言论等自由的同时，规定了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但这样的推论却不适用于现行宪法，因为现行宪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待言论自由是这样，对待住宅自由也是如此。事实上，国家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并非源自住宅自由的受益权功能，而是来自有关住房权的国际人权立法。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住房权，但结合第33条的人权条款对第14条第3款进行解释，也能够为住房权在宪法上找到依据。

三、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是否成立

如上所述，在从住宅自由推导出国家负有帮助公民获得住宅义务的过程中，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是误导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在基本权利功能理论上，社会权的防御权功能与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是一组相互对应的理论，它们共同表明了基本权利的综合性质。笔者认为，从概念上说，“权利”自然包含了“自由”的内涵，因此宪法上的社会权自然包含了防御权的功能，就此而言，社会权的防御权功能似乎得以成立。笔者认为，与此相比，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问题似乎更难得到理论上的证立。

受益权的概念和理论由德国联邦基于《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家原则提出，并得到了学理上的论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德国联邦提出受益权概念的背景。与魏玛宪法有很大不同的是，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几乎都是自由权，而没有对社会权作出详细的规定。在德国学者看来，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的社会权实际上只有一项，即第6条第4款规定的“每一母亲均有享受社会保护和照顾的权利”。不过，在现代社会，国家的确应当承担诸多的积极义务，以对其国民进行“生存照顾”。德国联邦也坦陈，“现代国家越是强烈的转向对市民的社会保障以及文化支持，那么……对分享国家给付以获得基本权利上保障这种补充性的要求就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但德国联邦面临的难题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权，因此，它不得不从自由权的规范上另打主意。在1972年的“大学招生名额案”中，德国联邦就从《基本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的职业自由、第3条规定的平等权和第20条规定的社会国家原则中推导出个人有被高校录取的权利，法院并以此提出了分享权（即受益权）的概念。在该案中认为，个人对现有的教育资源享有分享请求权，乃是因为这些领域“参与国家给付是实现基本权利所必要的前提”。因此，被高校录取的权利就成为职业自由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职业自由受益权功能的体现。

德国联邦的论证路径是将实现职业自由的条件——对大学教育的分享——解读为职业自由的一项内容，即受益权功能。换言之，它将权利的条件当成了权利的内容。这或许是德国联邦在文本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论证策略，但实际上，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理论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它没有区分权利与权利的条件，这两者在逻辑上是应当分开的。例如，言论自由的实现有赖于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总不能将保障公民接受教育作为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义务；言论自由的实现也取决于公民是否拥有一定的财产，但总不能将保障公民的财产作为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将权利和权利的条件不予区分，则宪法只需规定人格尊严这一项基本权利即可，而根本没有必要规定各单项基本权利，因为几乎所有单项基本权利所要求国家承担的义务，都可以从人格尊严的条件中找到出处：人格尊严的保护需要个人有住房以获得私生活的安宁，因此可以推导出国家帮助提供住房的义务，由此宪法无需规定住房权；人格尊严的实现需要有个人财产，因此可以推导出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由此宪法无需规定物质帮助权；人格尊严的实现需要有表达，因此国家有义务保障言论自由，由此宪法无需规定言论自由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将是整个基本权利理论的终结。

当然，德国联邦的做法实乃迫不得已，而我国宪法文本的安排与德国《基本法》颇为不同，我国宪法对社会权作了极为细致的规定。因此，在德国联邦需要做迂回式论证的地方，在我国直接援引宪法条款即可达到目的。例如，德国联邦在1951年的一个案件中经由《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的尊严、第2条规定的生命健康权以及第20条规定的社会国家原则论证了最低生存保障权，而我国只需援引《宪法》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即可；对于德国“大学招生名额案”推导出的由高校录取的权利，在我国只需援引《宪法》第46条的受教育权即可。当然，实际的论证过程或许远没有这么简单，但因为我国宪法有着明确的文本依据，同样的案例在我国就无需舍近求远而绕道于自由权规范。考虑到我国宪法对社会权有着细致的规定，而无需通过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来做迂回式的论证，这使人不得不怀疑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在我国基本权利理论构建上的必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基本法》理论上的受益权功能理论未必合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理论。应当认识到，对基本权利条款的任何解释都不应当只作简单的文义理解。因为各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虽在文字上多有类同，但它们却表达了种种不同的国家哲学。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国学者博肯福德才认为，对基本权利的解释必须借助特定的基本权利理论，而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对基本权利的一般性质、规范目的与内容范围所做的体系取向的理解”。换言之，对基本权利的任何解释方案都必须取向于这种基本权利理论。按照博肯福德的理论，《基本法》文本上的这种刻意安排意味着，德国《基本法》上基本权利的核心目的不是指向某种价值、制度保障或者民主，而是自由。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理论恐怕有所不同。按照修宪者的叙述，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规范是“总纲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从文本上看，我国宪法也对社会权作了细致的规定，这与德国《基本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受本文主题所限，这里不详论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理论，而仅在于指出这个问题，即作为德国《基本法》上的解释方案，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理论未必合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理论。

实际上，也有学者将国家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归为“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 这似乎更加妥当些。参见许宗力：《基本权的功能与司法审查》，载《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汇刊》第6卷第1期，第24页。 另外，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将国家承担的司法审判义务认作是基本权利受益权功能的体现，这似乎也存在理论上的难题。按照该理论，这项义务对应的是公民请求审判的权利，即所谓“裁判请求权”。该理论认为，“任何权利都内在包含着‘司法受益权功能’。所以说，公民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应当具有‘司法受益权’功能”。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过是诉权理论上“实体权益根据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实体权益根据说”主张实施诉讼行为的根据在于当事人享有的实体权益。例如德国学者温德夏德在《从现代法的观点看罗马法的诉权》中提出，“诉权对于我们充其量只是权利的影子——一种完全融化在权利之中的东西”。另一位德国学者约瑟夫·翁格也主张，“权利按照它的本来的概念来说就包括着通过审判实现自己的可能性”。这里不详述诉权理论上其他学说对“实体权益根据说”的种种抨击以及它们之间的纠葛，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其一，不少国家的宪法将“裁判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来规定，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9条、日本《宪法》第32条。如果“裁判请求权”是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的权能，这样的规定似乎就是多余。另外，从法学理论上说，请求司法审判不过是维护权利的手段，不能等同于权利本身，或者把它当作是权利的一项权能。其二，从实践上看，即便侵害基本权利的一方在法院提讼，国家也有对此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上法院诉讼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取决于该诉讼就实体而言是否成立”。就此而言，似乎不能说国家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就是基本权利受益权功能的体现。其三，国家承担对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义务是国家在“私力救济”消失后必然承担的一项义务，从历史的角度看甚至是最早产生的国家义务，可以说它是前宪法时代的国家义务；而国家直接向公民提供利益的义务只是在社会权观念出现后的产物，它是现代宪法的产物。它们虽然都要求国家作出积极作为，但它们在内涵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与其说是量上的，还不如说是质上的，将它们统称为受益权功能未必妥当。

四、基本权利功能理论与基本权利的分类

本文开头即指出，基本权利功能理论提出防御权—受益权功能概念，本是为了应对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所遇到的难题。在现代宪法之下，基本权利出现了综合性质，在很多时候自由权—社会权的二分法难以对基本权利进行有效分类。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提出，的确能够解释“社会权的自由权侧面”的现象，这是它的重要理论贡献。不过，这个理论在构建“自由权的社会权侧面”上遇到了种种障碍——例如就住宅自由而言，就既不能将国家帮助获得住房的义务当作它的社会权侧面，也不宜将国家进行司法审判当作它的社会权侧面。而传统的自由权—社会权的二分法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长处。或许可以说，只有在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的基础之上，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方有其用武之地。

无论是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还是自由权—社会权的概念，都不是制定法上的概念，而是法学概念。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一项总括性的自由权，或者一项总括性的社会权，宪法也没有提到防御权和受益权功能。这些概念都是宪法学理论构建的结果，构建这些概念的重要功用在于更有效地认识、把握和理解制定法。因为制定法规则纷繁复杂，法条众多，如果法学止步于对单个法定概念的解释，就既不能看到众多法定概念之间的共同特点，也不能把握众多法条之间的实质关联。对于法律的实际适用或者教学来说，这都无异于一场灾难。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德布鲁赫才指出，法学的任务并不止于解释，它还需要建构出一系列的概念，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再形成体系。民法中存在大量的基于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法条，例如法定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行为的追认、继承权人放弃继承等等，民法学理论正是在这些法条的共同特征基础上，构建出形成权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法律人就能把握相关法条的共同特征，而“确实增进我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形成权的概念如此，其他如债权、物权、物权行为等概念亦然。德国法学家黑克因此总结说，这些法学概念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对法律的描述和概观，以便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

如果暂且抛开基本权利现有的各种分类，而单纯就表达方式而言，可以发现我国《宪法》对各项基本权利条款的表述有着极大的不同。例如，第39条对住宅自由的规范使用的是禁止性的语言，强调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第36、37、38、40条都使用了“不得”、“不受”等禁止性的语言；第35条虽然没有使用“不得”，但它使用了“自由”的概念，而自由就是不受干预。上述基本权利条款均体现了免于国家干预的要求，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宪法学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自由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对上述基本权利条款共性的描述和概括。与此同理，第42—47条没有使用任何禁止性的语言，而使用了诸如“创造”、“加强”、“改善”、“提高”、“发展”、“培养”等语词，均体现了对国家积极介入的要求，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宪法学理论由此构建出社会权的概念，作为对上述基本权利条款的描述和概括。由此可见，自由权—社会权的概念是对两类不同基本权利规范之共同特征的描述和概观，它很好地抓住了基本权利条款在规范方式上的不同。通过对自由权—社会权概念的把握，就能够加深人们对这两类基本权利规范之不同特点的认识和理解。这是自由权—社会权概念的长处。

恰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却失之于对法条的描述和概观，从而无助于人们对基本权利条款的认识和理解。当人们面对各项基本权利条款，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规范方式上的差异。比如说对于住宅自由而言，《宪法》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却没有列举国家对于住宅自由的积极义务；对于劳动权而言，《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承担的各项积极义务，而没有列举各种消极义务。这是非常明显的规范方式上的差异，但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对此差异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因为在它看来，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同时具有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功能。实际上，基本权利这种规范方式上的差异，正表明了其基本属性上的差异，即住宅自由的主要功能在于防御国家，而劳动权的主要功能在于从国家受益。因此，提出这些基本权利同时具有防御权和受益权功能，似乎没有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从而可能弱化对基本权利特性的认识。另外，不当强调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也有可能淡化和消解自由权的防御权功能。在以保障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代课题”依然为中国宪法之主题的今天，这种淡化和消极的危害不可小视。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2

关键词 物联网技术；消防信息化；实际应用

中图分类号 TU9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2)082-0180-02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利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来实现生产、生活各领域的智能信息自动化已成为顺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趋势和方向，由此，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技术层出不穷，其中物联网作为新兴的技术和产业，在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物联网的由来和发展方向

物联网可初步理解为物物相联的互联网，其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概念。“物联网概念”是在“互联网概念”的基础上，将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的一种网络概念。

最早的物联网概念是在二十世纪末期提出来的，中国科学院1999年组成的传感网技术研究团队在微型传感器、传感终端设备、网络通信技术、芯片开发以及无线智能传感器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研发水平居世界前列。2005年突尼斯举行的国际信息社会峰会WSIS对物联网的概念下了定义，随后物联网概念得到普及。2009年，物联网得以大力发展，国际商业机械制造公司公布了“智慧的地球”策略，将智能化理念带入基础建设执行中，拓宽了物联网的发展空间。

随着近些年来的发展和进步，物联网实现了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并在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以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城市、智能消防、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环保、智能农业、智能司法、智能文博以及M2M平台等相继出现，这些都为物联网提供了发展方向。

2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

国际电联报告将用以感知的传感网络技术、用以识别的RFID技术、用以思考的智能技术以及微缩事物的纳米技术提为物联网的四个关键性应用技术。

1）传感网技术。传感网络是在诸多空间上分布的自动装置使用传感器对不同空间地域的物理和环境状况进行监控，无线传感网络技术通过对传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以及现代网络等的综合，实现了采集、传输并处理分布式信息的一体化，利用微型传感器对个空间环境及监测对象进行实时感知和监测。

2）RFID技术。RFID可在无人工干预的各种恶劣环境中利用射频信号识别目标对象来获取数据信息，RFID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的电子标签、能对标签信息进行读写操作的阅读器以及用以传递标签机阅读器之间的射频信号的天线三部分组成。

3）智能技术。智能技术是利用相关技术和手段将只能系统植入物体以实现物体的物体智能化，进而与人或其他物体进行沟通交流。

4）纳米技术。纳米技术是综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将单个原子或分子制成有优良性质且可投入应用的微型纳米材料。

目前，全球范围内物联网的产业实践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一是“智慧尘埃”，主张实现各类传感器设备的互联互通，形成智能化功能的网络；二是基于RFID技术的物流网，主张通过物品物件的标识，强化物流及物流信息的管理，同时通过信息整合，形成智能信息挖掘；三是被称作数据“泛在聚合”意义上的物联网，认为互联网造就了庞大的数据海洋，应通过对其中每个数据进行属性的精确标识，全面实现数据的资源化，这既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物联网的使命所在。

3 物联网技术在消防领域的具体应用

《武警消防部队“十二五”信息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提出，消防部队的广泛业务涉及面及庞杂多样的装备器材，需要对物联网的规划作出统筹设计，实现对物、事、人的高效一体化管理。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智能消防安全信息平台，可以实现消防监督、灭火救援、部队管理的动态化、智能化、网格化管理。

3.1 物联网技术在城市消防安全中的应用

物联网技术在防火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消防水源的动态管理。传统的工作方式是定期派出专人对城市消防水源进行实地巡检，然后将检查情况录入相关数据库。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不能动态地、及时地获取消防水源信息。借助物联网技术，我们可以给每一个消防栓制作电子标签，设置触发传感器，将位置、水压、管网等关键信息实时通过3G网络传送至消防信息中心，为灭火救援行动提供实时动态的水源信息。

2）建筑设施的消防智能化管理。目前大部分建筑的均安装了内部消防设施，检查这些设施的好坏，通常是通过消防检查来定期对其检测，这些行为都受制于检查人的精力、专业素质、能力高低，往往出现失控漏管的现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建筑消防设施与消防信息中心的联网，可以实时掌握建筑消防设施工作状况，监控消防安全通道的是否占用等。通过这项技术，可以极大地减轻消防监督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3）重点单位、危险源的实时管理。我们可以在重点单位的重点部位、危险源安装传感器装置，实时采集易引发火灾的大气、水、浓度、压力等环境信息，采集的信息传送至消防信息中心，由专门的信息系统立刻对采集的环境数据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通过短信、语音实时报警。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对致灾因素进行处理，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3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各类组织都采取“单位”这种特殊的制度组织形式。一般将单位划分为三个类型：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在当时经济组织形式单一的情形下，对单位的认定是比较简单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营、合资或股份制的等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大量出现，“单位”变成了一个大家既熟悉又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单位？认定单位的依据是什么？单位包括哪些类型的法律实体？一时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消防行政管理领域对单位概念的界定，应当从消防行政管理的目的、单位在消防行政管理领域的地位、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界定等角度出发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答案。从《消防法》的立法目的我们可以看出，消防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单位作为消防安全管理的社会单元，与消防行政主体相对应，在法律上是作为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出现的，是在消防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享有消防行政权利，履行消防行政义务的社会组织。与个人相比，单位是以社会组织的面貌出现的，是一定量的人和物的结合。因此，单位的活动能力更强，相对于个人，单位具有更大的火灾危险性，因此，在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单位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对单位的消防违法违规行为，应当苛以更重的行政处罚。从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来看，尽管不同的行政法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使用不同的称谓，但一般将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法律上分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三类。为此，笔者认为，“单位和个人”作为《消防法》界定的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相应的再细分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三类。由于公民和个人在消防行政管理领域，其内涵和外延都是一致的。结合消防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单位自身的特性，作为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单位可以界定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称，亦即在消防法律领域，单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法人单位的认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依法成立；②有必要的则产或者经费；③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④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还进一步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1）机关法人。《民法通则》第50条第1款规定了机关法人。机关法人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并因行使职权的需要而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关。（2）社会团体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民法通则》第50条第2款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依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团体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等。社会团体中取得法人资格的即为社会团体法人。（3）企业法人。企业法人是指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企业法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司。《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类型。（4）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作为我国的专有术语，《民法通则》第50条第2款规定了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是指为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凡由国家机关、党委、群众团体、派机关、使用财政性经费的社团及国有企业举办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都是事业单位法人。需要注意的是，对非依法设立或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等法定证件的法人内设机构，如xx酒店餐饮部等，因不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不能直接认定为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而应设立该机构的法人为消防行政管理相对人。

三、其他组织的认定

学界一般认为“其他组织”与“非法人单位”是同义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第40条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其他组织”不同于自然人,它是一种组织体，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其他组织与法人的区别只在于责任形式的不同。在财产责任问题上，法人承担的是独立责任，其他组织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当其自身拥有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由设立该组织的公民或法人负责清偿。但在表达意志和诉讼主体资格上，两者都是相同的，都不能独立表达意志，都具备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在消防行政管理中，应当把“其他组织”作为“单位”相对人进行管理和监督。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其他组织具体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地机构；（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9）其他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需要注意的是，对个体工商户或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因它们不具备“其他组织”的特征，因此不能作为“其他组织”处理。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107号令）规定，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应当纳入消防监督检查范围。这是指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将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纳入消防监督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已经从个人演变成为单位，更不能因此对个体工商户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直接适用对单位的处罚。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4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5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6

去年12月份，日本安全保障会议确定了中期防卫整备计划，该计划勾画出了日本新概念坦克的雏形。据报道，新概念坦克的推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年度防务预算经费的支持。

据介绍，日本新概念坦克中的“新概念”，主要是指以下5个方面：安装C4I系统；提高坦克的火力、机动能力及防护能力；坦克设计轻型化；降低研制经费；有利于今后的升级换代等。其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新概念的只有C4I系统。

从外观图上来看，新概念坦克酷似90式坦克，只有炮塔上的指挥塔及两侧的裙板形状存有差异。这表明，日本新概念坦克的外形设计将继承以前的设计传统。

C4I系统是指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及情报系统。这种系统不是单纯的通信设备或车内通话工具，而属于近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战斗管理系统（BMS）的范畴。90式坦克没有安装C4I系统。新坦克示意图中显示有观瞄监视器和图像监视器，表明日本新概念坦克确有过人之处。

在全天候条件下，不论是白昼还是黑夜，监视器上能够显示周边情况、彼此位置和指令等必要的作战信息。这种功能对未来的主战坦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战斗管理系统不应仅在坦克上发挥作用，陆、海、空联合作战单位之间的情报传送系统也有必要进行改进，此项工作将复杂而艰巨。

有关武器方面，目前只有日本准备强化120mm滑膛炮性能的消息，没有其他确切的信息。目前，各主要坦克研制国在研制下一代坦克的主要武器时，除了考虑增大炮口动能，还在积极致力于利用导弹、电磁炮等提高射程、命中精度及打击威力等方面的研究。日本单纯提升滑膛炮性能的后面，可能有摸清国外发展状况再行决定之意。

总重量是新概念坦克的重要指标。据悉，日本新概念坦克的总重量将低于90式坦克（50t），很可能为40t级，向轻型化方向发展。总重量的减轻，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坦克部件如主要武器等的“减肥”，或者以牺牲坦克三大性能（火力、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为代价来完成。据报道，日本坦克轻型化的发展思路很可能是受美国未来战斗系统（FCS）重量期望值为40t的影响，是未经消化的“拿来主义”。FCS的轻型化是以采用电磁炮等高能武器及主动装甲等为前提条件的。

新概念坦克将采用模块化装甲，并留有技术提升的空间。但是，设计时并不容易做到。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7

反洗钱宣传通讯稿

为进一步推进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切实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宣传义务，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扩大反洗钱工作影响，**以监管部门的业务指引为宣传宗旨，根据**反洗钱宣传工作计划，于*年*月*日集中开展了反洗钱宣传活动。活动当天**组织员工以发放宣传折页的形式，对**华联商厦商圈附近客户进行反洗钱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扩大宣传范围，使广大消费者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及相关规定形成初步了解，本次活动印发传单200张。

本次宣传内容紧扣“打击洗钱犯罪，构建和谐民生”，向市民介绍洗钱的概念、洗钱的主要方式、洗钱的危害等。以简单易懂的形式内容向市民介绍洗钱的相关知识以及反洗钱的概念等。通过该活动宣传，提高消费者金融防范意识，及时远离洗钱犯罪，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安定，促进金融机构各项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今后**继续将反洗钱宣传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加大反洗钱的宣传培训力度，树立正确的反洗钱意识，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切实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8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体验时代营销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这样：市场在顾客的头脑中，产品不再是有形的实体和无形的服务，而是解决方案，定位首要考虑的是顾客大脑中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沟通的信息就应该是一致的。

关键词：营销思维 认知 定位 沟通

引言及问题提出

1976年，柯达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但在今天的数码成像市场上，却远被其日本的竞争对手抛在后面，如今正面临艰难的转型。柯达做错了什么吗？其实，柯达今天的失败正因为它在化学成像上的成功！柯达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胶卷生产企业，领先者的好处在于：首先进入消费者的认知模式中，然后不断强化这一点。所以，柯达就成了胶卷的代名词，但现在市场上不需要胶卷了。“那就向市场提供柯达牌数码相机好了！”柯达的经营者理所当然这样思考。“开玩笑吧？”消费者自有想法，“它只是胶卷！”柯达还有机会吗？―除非使用过其胶卷的消费者不再是市场消费的主流，但它的众多竞争者会等它吗？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越成功、越失败”的类柯达现象，就可以产生诸多启示，尤其是营销者在信息沟通时。

（一）营销观念转变及其面临的问题

在卖方市场，购买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能否买得到产品/服务，以供方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方式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但随着生产效率边界的往外推移，一方面供方的增多提高了产品的供应量，技术的进步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也变相加剧了竞争；另一方面人们收入的提高，使得个性化需求开始凸显。市场交易的主导权从卖方转移到了买方，传统的营销观念必须应时而变，以市场或顾客为中心思考问题才是营销的重点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以顾客为中心就是要挖掘其需求并提供相应产品/服务满足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挖掘顾客需求相对容易，关键在于同一需求下不同购买者的购买诱因如何区分以及如何传递信息（即沟通的问题）。比如，房地产商在某块地开发一套住宅楼，从表面上看，这些商品房的购买者都是买了同一种产品，但有些是为了自己居住，有些是为了投资，有些可能为了赠与他人，等等。这些就属于不同的购买诱因，意味着不同顾客考虑的侧重点不一样，如果向自住者传递投资潜力方面的信息，结果不言而喻。

转变营销观念也许较容易，但转变后如何去操作却更为困难。新策略的核心内容就需要深刻理解人（顾客）的认知模式，传统的行为心理学通过在一定情境下的实验，观察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结果来建立“情境―行为―个体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基本上忽视了个体大脑的活动过程，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些模型（如广告传播模型）往往导致营销者事倍功半。但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认知心理学正在揭露大脑的认知过程，其研究成果则可为营销沟通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如何感知、学习、记忆和思考问题”的一门学科。一方面信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使得人的大脑不堪重负，从而只关注其中跟自己需求有关的、形式或内容标新立异的信息，而对其他的信息则建立了自动“防御网”，阻止它们进入大脑的处理中枢；另一方面人们获取同一类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使得这类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得至关重要。当信息进入人的大脑时，期间有一个短暂的记忆过程，提醒大脑的中枢神经，有新的信息需要处理。这个处理过程跟早期的记忆系统有关，换言之，大脑会把新接收的信息跟大脑中原先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原先的信息都是以“概念”的形式存放的），如果新的信息跟原先存储的信息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大脑一般会拒绝接受新的信息。一般而言，大脑接受信息主要是累积式的，而非替代式的。即后接收的信息只有强化原先的信息（跟原先的信息在内容上一致）才会被大脑接受。但替代还是会发生，替代的过程是这样的：拒绝―负强化―怀疑―确认证据―替代。比如对于“某知名肉食品企业生产的火腿肠中含有瘦肉精”这样的信息，绝大多数人刚开始接收到时根本就不相信（拒绝这种新的负面信息），因为在他们原先记忆系统里的信息是这样的：“知名企业、肉类产品第一品牌、产品值得信赖”。但是这样的信息不断从各个方面传来（负强化），你觉得需要重视，开始怀疑。当权威部门（有可能是政府或第三方公正的机构）或企业本身承认确有其事时，你原先秉持的观念崩溃了，新的信息取代了原先的信息。在你的大脑中，你会把存放在概念下的原先的信息剔除出去，而新的信息被存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概念下面。从营销者的角度而言，信息一旦被顾客大脑处理，要么立即做出反应，要么存储起来作为日后行动的参考。

认知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说明，大脑的认知模式上，也即如何接受、分析、处理以及反馈信息，跟个体的成长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价值观等方面没有明显区别。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认为消费者（顾客）做出购买行为的关键在于对企业及其产品信息的处理方式。这种具有一般规律性的大脑认知模式才是今天信息传播的关键。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营销思维

既然现代营销以顾客为中心，那么，借助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从顾客角度重新思考传统营销观念下交易的重点―诸如“市场”、“产品/服务”、“定位”和“传播”―就非常有必要。

（一）市场在哪里？―在人（顾客）的头脑里

市场是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其核心功能在于顺利促进交换。市场距离买卖双方的远近，是由交易双方愿意承担的交易成本来决定的。集市就是最初的市场雏形，产品的生产、存储、运输等环节都需消耗时日，增加运营成本，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镇以及相应的放射状分层结构则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使得交换更顺利进行。这种扩展秩序形成的特定地理场所则是人们对市场的最初认识，这是从买卖双方角度共同定义的市场。但随着产品制造能力的提高、运输系统的改进，随之而来的是竞争的不断加剧，很多企业发现它们原先认知的市场概念突然无用武之地了。

对市场的认识也从特定的地理场所转移到特定的顾客群上，有消费能力并愿通过交换满足其特定需求的现实和潜在顾客即是市场。但这种搭积木式的寻找顾客群并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具有类似社会经济特征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往往大相径庭，而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消费者却有相似的消费倾向。从双方共同寻求交换到一方更加主动的转变过程，反映的是市场中地位的不平等，买者占了上风。但在“服务即体验”的时代，重新认识市场更为必要，但市场究竟在哪里？

正确理解市场的关键在于思考问题的方向。从顾客角度而言，需要和欲望的核心价值很少变化，只是满足它们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技术进步、收入提高、成长历程、生活环境的种种变化会影响甚至改变顾客的信念和认知，这种信念和认知的变化才是营销者理应抓住的。仔细观察消费者的行为，我们可以逆向推演他（她）们所秉持的信念和认知到底是什么，这决定了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消费的问题。那么，市场就不再是地理区域上的概念，亦非简单的拼积木式的顾客群，只有到顾客的头脑（认知）里面去寻找市场才是解决之道。换言之，市场是在顾客的头脑里，产品市场是由顾客不同的认知所组成的，这样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产品。

（二）重新认识产品

既然市场在顾客的头脑里，产品的核心价值就应该符合人们大脑中的认知。企业对产品的认识应该从以往的“有形实体”、“核心价值”转移到“解决方案”上来。

在传统的营销观念时代，企业对产品的认识几乎等于有形实体。企业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扩大生产、改进产品质量，进而把其推销出去，这种以企业和产品为中心的观念使很多企业陷入困境。

产品，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及其欲望。这种认识上的进步给不少企业带来了转机，开始把焦点转向顾客。即“企业经营必须被看成一个顾客满足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生产过程。” “一旦企业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那么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企业获得高额利润，除非它们自身特色竞争力的限制。”尽管有些夸张，但对企业而言，这种思考方向的变化还是有诸多启示。产品就是服务，服务于顾客的各种需要。大多数这种需要的核心价值并不会发生变化，但满足核心价值的产品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面目全非。如以前的化学成像到现代的数字成像，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颠覆了以往的成像模式。问题是，企业掌握了顾客所秉持的核心价值，是否就可以不断地改变，进而以更好的产品形式去满足它？

在服务为主导的时代，产品应该被当作一项“解决方案”来看待。解决方案意味着顾客购买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既然问题能够被解决，这样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根本不重要，甚至是企业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只要是解决方案，它就有市场，因为市场已经存在―在人们的大脑中。企业要做的就是发掘人们大脑中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并满足它。

但是，当大多数组织提供类似的解决方案相互竞争的时候，企业应如何争夺消费者的头脑呢？那就是在认知基础上的产品（解决方案）定位。

（三）在认知的基础上定位

由于以往企业组织对市场认识主要是产品（服务）竞争的市场，这样定位往往是为了与竞争者的产品区别开来。如罗瑟・瑞夫斯的“独特的销售主张”论、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论以及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论等关注的是区别（差异化），但问题是，顾客未必会接受这种区别，他们自有想法。既然市场在顾客头脑中，产品是由顾客的认知所决定的，即大脑认知中决定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因此，定位就应该在顾客的大脑中进行，区分认知，把产品的核心价值与认知相联系。比如高露洁一直强调的“防蛀”概念，消费者大脑中有“蛀牙”这种概念，进而有“防蛀”认知，高露洁的做法就是向消费者表明：通过日常的口腔护理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不断地传播，加强并巩固这一概念，使消费者需要解决“蛀牙”这个问题时，自然就与高露洁联系在一起。但众多的牙膏生产企业细分了不同市场，如美白、口气清新、预防牙龈出血等，尽管“防蛀”这一市场规模大，但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儿童等消费群，如何继续用“高露洁”这个品牌渗透到美白、口气清新等细分市场呢？

由于强势品牌在消费者大脑中有特定的认知，即认知于某一解决方案。如果同时传播两种甚至三种概念（如防蛀、美白、口气清新）会削弱消费者大脑中原先的（防蛀）认知，损害品牌的形象，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一是推出另一个品牌，但代价高昂。二是如果概念不是相互矛盾的话，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二合一”方式进入其他细分市场，如“防蛀+美白”、“防蛀+口气清新”等，“防蛀”是主导概念，其他的则是附加概念。这是市场细分的逆向思考：市场组合，即以一个概念为主导，以其他概念作为辅助手段，在巩固原先细分市场的同时，进入其他细分市场。这一定位的关键在于，进入其他细分市场的收益不应以主导细分市场的损失为代价。否则，就意味着原先强调的“防蛀”概念受到损害。消费者就会减少购买高露洁的防蛀牙膏了，因为“防蛀”的有效性被削弱；后来，消费者也不会购买高露洁的美白或口气清新的牙膏了，因为不符合领先法则；再后来，消费者也不购买高露洁的防蛀牙膏了，因为其他品牌占据了这个认知。

定位需要收缩思路，当企业经不起诱惑而推出多种概念时，想让消费者在头脑中巩固一个品牌赋予的所有认知是不现实的。企业要做的就是找到认知中的“空白点”（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抢先把你的品牌跟这个空白点联系起来。

尽管定位是基于顾客认知的，并非意味着顾客就会接受。企业与顾客沟通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些矛盾，这样会削弱顾客的接受程度，因此整合传播工具就很有必要。

（四）整合传播工具再沟通

今天，消费者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得到产品的信息，如广播、电视、报刊、海报、亲朋好友、销售人员、使用过程等等。假设一个消费者通过电视广告了解到某品牌的洗衣机技术一流、质量优异（这类的信息一般是企业有意传递的），后来该消费者买了一台该品牌洗衣机，使用后却发现故障不断。这就意味着从电视广告和亲身体验过程所获得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的信息会冲击消费者的大脑，他（她）原先所秉持的原本就不强的信念立刻崩溃了。即品牌在消费者大脑中的认知不再是原先正面的，而是负面的认知，若消费者再通过新闻了解到其他用户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负面认知，然后通过口碑影响到其他消费者。

这种矛盾的信息很容易识别，但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另一种混乱信息的危害性。混乱的信息并非是相互矛盾的，而是概念太多，结果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认知，进而影响到购买行为。营销者应该把消费者能够获得组织产品或服务信息的所有方式都看成沟通的渠道。这些渠道传递的信息就不能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即消费者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都应该是一致的。这样才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其大脑中的认知，当这种“一致的信息”正好符合其面临的需要时，才会产生购买行为。

营销传播的沟通模式

既然市场是在人的头脑中，产品或服务是由顾客头脑中的观念（概念）所构成，信息的接收主要是累积式而非替代式的，我们就可以确定一套相应的信息沟通模式（见图1）。

（一）结构―了解大脑的信息构成

营销者在传播信息之前，必须了解目标客户大脑的信息构成方式。根据前面的分析，信息在人的大脑中都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储的，而概念又是分层次的，基本上分成三个层级：高层级、次层级、基本层级。高层级里的概念代表着某一大类产品（事物）的共同特征，如一提到“家电”这个概念，通过对顾客的访谈或问卷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特征：需要消耗电能的、有技术含量的、日本家电质量高等。而次层级也由一系列的“概念”所构成，它是“家电”这个概念的具体分类，当然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如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等，但这种分类方式只是从大的方面根据它们的功能进行的，并非顾客头脑中的分类，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家电的这种分类方式，一般顾客的分类更为直观：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音响、DVD、电脑（电脑在早期根本就没有进入人们大脑的分类系统）等。次层级里的每一个概念所包含的信息都不相同，它区别了不同品种的各自特征，它们的共同特征在高层级里面。次层级下面就是基本层级，基本层级涉及的产品就更具体，如电视，分为显像管电视、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等，这里往往跟具体的品牌联系起来。

（二）领先―利用领先法则

领先法则指的是，同类信息中首先进入人们头脑中的信息会留下持久的印象。由于基本层级里包含大量信息，新的信息想要替代原先的信息是很困难的。如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一般的目标市场基本上一致，意味着相互竞争争夺客户，先把产品打入市场的企业会获得领先优势。后进入者基本上只有两种办法让顾客接受信息：要么等待“领先”的企业犯错误，要么在另一个方面创造“领先”。这里的犯错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如领先者“不对产品进行改良、升级换代”等都属于此列，这就为后进者“替代”领先者的信息提供了机会，通过不断地向市场传播“有更好的产品帮助顾客解决问题”这种强化方式来改变顾客原先的认知。当领先者不犯错误的时候，后进者很少有机会通过正面进攻领先者的方式获取优势，但可以创造另外一个方面的“领先”。这就导致市场的不断“分化”，像细胞分裂一样。如原先的电视机，分化成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后者又分化成背投电视、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等。换言之，市场的分化过程就是某一类产品的信息在顾客大脑中层级不断增加的过程。如果没办法在高层级领先，可以在次层级上领先，否则就在基本层级里领先。一个品牌能够领先的话，意味着它在那个层级里处于主导地位，一旦顾客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该品牌就会成为购买的首选品牌。

一旦企业可以在某一个概念上创造领先，就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沟通主题。

（三）主题―确定沟通主题

主题，即一个品牌的核心价值。根据前面的领先法则，有时不论是先进入市场的品牌，还是后进入者，都可以在多个方面创造领先，但最好不要这样做。第一，一个品牌在多个方面都领先的话，难免顾此失彼，容易把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前面分析过，后进者创造领先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领先者犯错误。这样就削弱了领先者品牌在人们头脑中的认知度。第二，根据前面的市场分化原理，分化的市场对应的顾客价值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一个品牌没办法支撑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如“豪华”与“实惠”就是两个冲突的概念。第三，分工与专业化，使得人们秉持业精于专的信念，多个方面第一往往是降低而不是增加了可信度。这就意味着，沟通主题应该简单、明确而单一。

确定沟通主题后，就应采取不同的沟通渠道和方式把这一信息传播给目标受众。

（四）强化―变化沟通形式

强化指的是沟通的频率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这个频率既要让人们不遗忘你的主题信息，又不至于引起厌烦。这就需要利用不同的沟通渠道，因为单一渠道传递的信息的可信度要低于多渠道传递的同种信息。由于人们有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其实在信息接收的形式（注：不是信息接收渠道）上也有多样化的偏好。前面强调主题单一明确，并非意味着把这单一的主题传播出去的形式也是单一的，如果是这样，会引起目标受众的审美疲劳，反而会对该品牌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所以，营销者要围绕单一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变化沟通的花样，让这个主题一直保持新鲜感，这样沟通效果就大得多。

结论

这是一个混沌的时代，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企业的思维方式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遵循这样的思考方向：市场在顾客的大脑中，产品就是解决方案，以符合顾客大脑中认知的方式去定位解决方案，但信息传播和沟通的渠道（工具）多种多样，当这些不同渠道传递给顾客的信息发生矛盾和混乱时，会削弱组织的产品在顾客心目中的认知，这样就必须整合所有（即企业组织利用的）的传播工具，使得顾客从不同角度获得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唐・苏尔茨等著，吴磊以译.新整合营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2.罗伯特J.斯滕伯格著，杨炳钧等译.认知心理学（第三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3.Theodore Leavitt. Marketing Myopi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July-August 1960,P51.

4.里斯，特劳特著.新定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9

刑事政策的概念是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正确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对于构筑科学的刑事政策理论体系、制定有效的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学界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纷争

刑事政策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德语Kriminalpolitik，后从日本引入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刑事政策”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尔巴哈于1803年在其所著的刑法教科书中提出的，后由亨克和李斯特等学者推而广之。国外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主要有几种：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①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总和；②德国刑法学家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③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对策。④

我国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代表性定义主要有：刑事政策是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犯罪、犯罪者以及犯罪诸现象，根据以镇压、压制或抑制和预防犯罪为目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有指导意义的活动或措施；⑤刑事政策是运用刑法武器同犯罪斗争的策略、方法、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灵魂；⑥刑事政策是国家、社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诸多处遇手段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⑦刑事政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根据我国国情和犯罪状况制定和运用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改造犯罪人的各种刑事对策；⑧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⑨

由此可见，中外学者对“刑事政策”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大谷实根据刑事政策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对刑事政策概念进行了归类。他认为有三种层面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定义：最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有关犯罪的所有政策；狭义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对策；最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人及其有犯罪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据这个标准，费尔巴哈所使用的是最狭义的刑事政策概念，李斯特、安塞尔使用的是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其他学者一般都使用的是狭义的刑事政策概念。这种分类虽有助于我们认识刑事政策的复杂性，但仍不能对刑事政策概念进行准确的描述。

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分析

学者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刑事政策的主体是什么？刑事政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刑事政策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刑事政策选择的措施、对策是什么？刑事政策的属概念是什么？如若将刑事政策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显然就将刑事政策限定在了政策的制定方面，而将执行政策排除在外。事实上随着国家至上的一元格局向国家―社会二元格局转变，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市民社会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急切需要参与对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而将国家与社会都包含在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中，就自然要考虑到刑事政策的执行。将刑事政策所针对的问题仅限于犯罪，则意味着与犯罪相关联的其他违法行为被排除在外了，而犯罪与违法是很难割裂开来的，只有将犯罪与违法都作为刑事政策针对的问题，其抗制犯罪的结果才能有效。将刑事政策所追求的结果限定为打击犯罪，就说明刑事政策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单一的。而将刑事政策追求的结果限定为抗制或对犯罪的合理反应，那就意味着刑事政策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将刑事政策所确定的措施、对策限定为刑罚范围，便说明人们只相信刑罚是抗制犯罪的最有效手段，刑罚是刑事责任承担的唯一方式。而对刑事政策的措施、对策的选择不限于刑罚，还可以包括其他非刑罚方法，则反映了人们并不认为刑罚是抗制犯罪的唯一选择，符合刑法谦抑精神。将刑事政策限定为静态，那么刑事政策就只能是独立的、平面的，是政策本身。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动态的，刑事政策就表现为系统的、运动的过程形态。将刑事政策纳入公共政策体系考虑，便不难发现以上五个问题恰恰是公共政策的构成要素。可以说，解决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刑事政策的概念就可以获得较明确的表述。

关于刑事政策的界定之所以陷入争论之中，原因有三：一是受历史发展的限制，现代刑事政策发展于19世纪末，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之今天还是相当低的，人们对犯罪的认识，对刑事责任的认识相当有限，自然难以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二是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国各民族对于犯罪的反应、表达方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刑事政策方面就有所不同，⑩如此便难以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刑事政策概念；三是公共政策的理论未引进刑事政策研究领域，于是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

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

刑事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公共政策相比，刑事政策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主体的特定性。刑事政策的主体是特定的而不是随意的、普遍的。从刑事政策的过程来看，至少分为两个阶段，即刑事政策的制定阶段和执行阶段，每个阶段的参与主体都是特定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主体只能是国家，而刑事政策的实施主体则包括国家与社会。

内容的多重性。刑事政策所涉及和解决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首先，面对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限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还应包括违法行为在内。原因在于犯罪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区别并非一目了然，需要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而且违法是可以向犯罪转化的。其次，犯罪人和违法行为的犯罪原因、手段、社会危害性，以及他们的法律权利义务、未来的发展都是刑事政策考虑的问题。同时受违法犯罪行为影响而可能改变命运的被害人也应当成为刑事政策的关注对象，对他们的安抚与补偿是现代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自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兴起的被害人补偿制度和恢复性司法就是最好的说明。

目标的明确性。刑事政策目标的确定对整个刑事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与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的目标如何确定，因个人认识上的差异可进行不同的选择。有人认为消灭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目标，有人认为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是刑事政策的目标，还有人认为改造犯罪人才是刑事政策的目标。不同目标的差异取决于对犯罪的不同认识，但目标必须明确，否则行动就会失去方向。同时确定的目标还应符合社会的发展实际，不能超越时空界限成为空中楼阁。现阶段，我国刑事政策目标为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比较合适。犯罪是人的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客观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因此犯罪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现阶段要彻底消灭犯罪并不现实。如果仅把改造罪犯作为目标，则刑事政策的效能会被大大低估。因此，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目标是现实可行的。

时空的有限性。“刑罚世轻世重”、“治乱世用重典”都说明刑事政策受时空的局限，因此没有永恒不变的刑事政策。因为社会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内呈变化态势，所以刑事政策也必然要因时因地有所变化。

刑事政策措施和手段的合理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刑事政策，其实就是对社会控制犯罪所依赖的资源进行选择和再分配。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刑事政策的手段和措施要有效，要对控制犯罪产生作用，同时还要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否则会出现既浪费资源又难有成效的尴尬局面。

刑事政策的系统性。刑事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绝非单一的措施、对策、计划与准则。同时刑事政策是一个运动过程，从制定到完成包含诸多的内容。简言之，刑事政策有自身完整、科学的体系机构。（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②③[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④[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页。

⑥高铭暄，王作富：《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⑦储怀植：《刑事一体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⑧谢望原，白岫云：“加入WTO后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与革新”，《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消防的概念及意义篇10

关键词：消防 监督检查业务 物联网技术

中图分类号：TU9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087-02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运用先进的技术来实现生产和生活各领域的智能信息自动化已经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需要的趋势与方向。因此，在当期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新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物联网技术作为新兴的技术和产业，在社会经济与现代化的建设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1 物联网技术的来源与发展情况

物联网技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物物相连接的互联网，物联网的含义是：借助射频识别、红外线感应、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技术等等信息传递感应设备，按事先约定的协议，实现任何物品和互联网相连接，从而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与通信，从而实现智能化的辨别、定位、跟踪、监督和管理的一种新的网络概念。“物联网的概念”就是在“互联网概念”的前提下，把它的用户断延伸和扩展到其他任何物品和物品之间，实现信息的交换与通信的一种网络概念。

物联网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末提出来的，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传感网络技术研究团队在微型传感器、终端传感设备、网络通信、芯片开发和无线智能传感器等领域取得极大的成效，研发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在突尼斯2005年举行的国际信息社会峰会上给物联网技概念下了定义，随后物联网概念在世界普及。物联网从2009年的到来极大的发展，国际商业机械制造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策略，把智能化理念引入基础建设执行中，扩大了其的发展的广度和空间。

伴随着近几年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物联网实现了信息技术智能化，并被广泛的运用到了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居智能化、医疗智能化、城市智能化、交通智能化、物流智能化、环保智能化、农业智能化和司法智能化与M2M平台等等随之出现，这些都给物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

物联网的四大关键性技术包括：国际电联报告将用来感知的网络传感技术、用来识别的射频设别技术、用来思考的智能技术和微缩事物的纳米技术。

2.1 网络传感技术

网络传感是在很多空间上分布的自动化装置运用传感器对不相同的空间地域的物理和环境情况进行监控，无线网络传感技术借助对传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现代网络技术和嵌入式计算机技术，来完成采集、传送并处理分布式信息的一体化，借助微型传感器来实现对空间环境和监测对象的实时感知与监测。

2.2 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可以在没有人干预的各种恶劣环境中运用射频信号辨别目标对象实现获取数据信息的目的，射频识别由耦合元件和芯片构成的电子标签，可以对标签信息实施读写操作的阅读器和用于传递标签机阅读器相互之间的射频信号的天线这三个部分组成。

2.3 智能技术

智能技术即运用相应的技术与手段将智能系统植入物体以实现物体智能化，从而实现人和其他物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2.4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及综合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把单个的原子或者分子变成优良性质并且可投入使用的微型纳米材料。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物联网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方向：一是“尘埃智慧”，就是运用各种传染器设备的互相连接和通信，组成智能化功能的网络；二是射频识别技术的物流网，是借助物品物件的标识，加强物流和物流信息的管理，并借助对信息的整合，组成智能信息挖掘；三是数据“泛在聚合”意义上的物联网，其认为物联网早就了很大的数据海洋，应该借助对里面的每个数据实施属性的准确标识，全面实现数据的资源化，这不仅是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物联网的使命所在。

3 消防监督检查业务中对技术的要求

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任务比较繁琐。这项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检察人员熟悉各类规范和标准，还要求其对建筑的结构内部的消防设计以及消防设施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任何的偏差都有可能会是检查对象遭到错误的评判，由此而忽视火灾的隐患性，最终可能导致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带来无法挽回的火灾损失。在建筑审核的过程当中，消防检查业务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筑结构内部的消防设计、固定的灭火设施、消防系统的供水设施，以及自动报警设施等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然而，在日常的检查过程，各类消防设施的状况仍旧需要检查。在这种状况下，这么繁重的检查项目都由防止火灾的检查人员依次的的进行排查的，这样一来，除了工作量大的弊端之外，经常的疏漏以及偶尔不必要的火灾隐患也就在所难免了。

针对消防检查业务牵涉到这么多的消防设施，而且，这些设施的状态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倘若物联网技术可以在消防检查这一领域中得到应用的话，消防检查工作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就会得到提高，从而降低火灾隐患。

4 消防监督检查业务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在消防业务中，物联网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在监督检查业务中也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运用。在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时，新兴物联网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运用，能不能使监督检查的负责人员繁重的工作量得以降低，能不能使自动化的监督检查得以全面的实现。这些问题都能从消防工自身的要求以及物联网技术能否实现来考虑。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在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时，物联网技术会有很广阔的使用前景。

（1）从消防监督业务的需求方面看，对这么多设备的检查应用物联网来解决问题。假如建筑结构内部的各种类别的消防设施都安装上了电子标签的话，检查人员就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来自动读取各种类别的消防设备的情况，进而就能够观测了解各种类别的消防设施在物联网应用终端的状态，从而对其实进行定时或是不定时的检查。另外，在所有的大型建筑的内部都有消防控制室，而消防控制室里面的控制设备则负责对各种类别的消防设备情况进行监控，假如在控制室内的控制实施上安上数据的采集装置，与此同时也规定数据的采集装置能够和消防监控中心，或者是信息中心的计算机或者服务器相连接。那么，检查人员就能够直接的经由监控中心的终端或者是经由从服务器调取的相关的数据，以此来实现对检查目标的定期的检查。

（2）从网络角度看，互联网是物联网技术的基础，如今公安消防部队专门设置了贯通全国的专用网络，这些网络不仅包括处理日常互联网的数据，借助建立云存储和云计算框架，完全可以做到对大量监控数据的传输与处理工作。假如容量不够的话，还可以通过与公共网络来完成海量数据的传输和处理。所以，在网络层这一层面上，物联网完全可以实现成为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最好的帮手。

（3）从应用角度看，物联网可以给用户提供各种数据，供用户进行数据的分析与理解。此类数据还能够当作消防一体化业务平台的基本数据，便于消防部门间开展工作。实际上，物联网在消防部门的运用已得到了初步发展。公安部消防局在2011提出，要把物联网运用到消防领域中，从而提高消防各部门的工作水平和效率，确保火情报警的正确性，节约报警的时间，随时对火灾进行监控等功能。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物联网技术的充分利用，既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消防工作的效率，又能为消防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对于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加快了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同时，也为消防技术设备的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