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经济发展十篇

近年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 经济发展 乐白道街道办事处 村镇建设 脱贫致富

一、农村经济发展与村镇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村镇建设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综合分析，村镇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同时工作贴近基层、工作繁琐、环节复杂，基层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给村镇建设带来极大挑战。

二、农村经济近年发展措施探讨――以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为例

（一）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基本情况简介

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位于云南省红河开远市，全处面积414.9平方公里。乐百道村下辖9个村民委员会、2个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7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96个自然村，121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27518户共计78051人，全处在册耕地面积51693亩，人均耕地1.26亩。国道323、326线、滇越铁路从辖区内经过。

（二）乐白道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持续推进，在土地管理、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征用地、农民再就业等方面机制更加灵活，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近年来经济获得了稳步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受到资源、环境、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问题。

1.发展的有利优势。（1）在建设新型社区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乐白道街道办事处五年间开展了两次集中农转城工作，涉及45个自然村，转户29415人，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累计流转土地9505.166亩，以农房、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抵（质）押贷款3亿元，完成了5个村（居）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美丽家园”建设为乐白道村发展提供了条件。五年来，辖区30个自然村先后被列为州、市“美丽家园”建设示范村，4616户农户参与“做特民居”项目，其中拆除重建1611户、改造提升3005户，累计兑现建房补助资金4405万元，为1758户农户协调贷款1.12亿元。投入3180万元实施示范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美化亮化，人居环境大大改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起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3）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思路。结合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特点，确立了“种植、养殖、加工一体的山区半山区”的发展思路，带动农户增收。结合山区自然条件，种植万亩核桃示范基地、万亩杉树林，推广发展中草药产业，打造蜜桃、冬桃等优质特色水果产业。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存在的困难与问题。（1）面临管理转型问题。目前，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还处在村民向居民过渡的阶段，新型社区的管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包括群众对新的就业、生活方式不够适应，“村民变市民”过程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等问题，在社区管理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有待解决。（2）存在很多民生问题有待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生问题还面临严峻的考验。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再就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还很突出，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等诸多问题还存在。（3）山区发展有待加强。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地处山区，发展受到地理环境限制：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二经济来源单一，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三是劳动者素质偏低。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制约了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的发展。

（三）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

1.做好村庄重点工作。（1）做好精准扶贫工作。针对目前乐白道街道办事处还有不少贫困户的问题，做好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部署，完善帮困脱贫方法，积极协调人员、项目、资金，督促指导贫困村、贫困户实施好扶贫项目，帮助加快脱贫步伐。（2）大力发展四项指标工作。四项指标工作指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项目编制和向上争取资金这四项工作。通过招商引资有利于盘活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引进发展资金，为项目提供帮扶，是推动乐白道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的重点途径。基于此，应当高度重视项目工作，继续推动四项指标工作做大做好。（3）积极做好维稳工作。在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发展的过程中，在征地、拆迁等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必须做好维稳工作，帮助群众疏通矛盾，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首先，应认真排查和梳理重大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控制和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配合市级职能部门做好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其次，应做好重点群体和重点人员的稳控工作，开展全处基层安全联防队建设工作，定期开展联防队员轮训工作。

2.抓好农业生产建设。首先，通过改良品种、推广增产增效的实用技术来提高单产和品质，做好蔬菜产业合理分区。其次，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和预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蔬菜种植区分为服务开远城市菜区和外销菜区。此外，打造优质特色水果产业。突出以甜脆蜜桃为特色的温带水果种植，进一步改善产品品质，不断扩大市场空间，逐步实现与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的成功对接。最后，实施好科技兴农工程，做好农业科技入户新技术推广工作以及各项试点示范工作。

3.夯实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加快山区干线公路的升级改造，加快推进山区农村客运站建设，解决山区群众的出行安全问题。其次，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配合申报水利工程项目。此外，进一步做好有线电视网络修复改造工作，更换老化的有线电视干线和入户线，做好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的各项移交工作。

4.有序推进社会事业。首先，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室建设工作，认真做好自然村“四位一体”阵地建设工作。开展好传统节日期间节日文化活动，组织社区、村委会举办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文艺联欢，广场文艺演出活动等。其次，进一步加强对低保、五保、孤儿、老年人、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的管理，按时足额发放补助金。加大救灾救济资金投入力度，及时开展受灾群体救济工作。此外，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培训工作力度，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造更多岗位。举办失地农民再就业技能培训，做好劳务用工协调工作，做好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等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征缴目标任务。

三、结语

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发展具有较好的先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要更快更好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实施管理升级，围绕“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工作思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抓项目、抓改革、抓稳定，全面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作者单位为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乐白道街道办事处农经站）

参考文献

[1] 李志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J].西南农业学报，2006（1）： 41-43.

近年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旅游经济 地理集中指数 泰尔指数 新疆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新疆自治区14个地州市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同时根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阎顺①的分类，将新疆旅游区分为四大旅游区。四大旅游区分别为亚心（亚洲中心）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亚心旅游区包括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地区；北疆旅游区包括克拉玛依市、伊犁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南疆旅游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疆旅游区只包括哈密地区。所有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1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相关统计资料。

应用地理集中指数②和泰尔指数等指标方法③，从时空上综合的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1―2010年14个地州市的旅游经济差异，亚心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南疆旅游区三个区域城市间以及四个地带间的旅游经济差异的特征及变化进行定量研究，并从时空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从而深入了解新疆14地州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特点、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集中指数表明某项经济活动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指标，指数值较小，表示该项经济活动的地域集中程度较低，区域分布较为均衡；指数值较大，表示该项经济活动集中程度较高， 地区差异比较明显④⑤。而泰尔指数可以比较旅游收入和当地GDP这2个经济指标的地区分布， 该系数能够分解为组内和组间差异，是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泰尔指数越大， 说明地区旅游经济差异越大⑥⑦。为了侧重表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本文选取新疆14个地州市的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GDP三项指标，将新疆14个地州市分为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四个地带进行对比，并对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北疆旅游区和东疆旅游区四个地带内部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进行分析。

二、新疆各地州旅游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一）入境游呈较强波动变化，国内旅波动不明显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分析，2001―2002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呈现上升趋势；2002―2004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呈大幅度下降趋势；2004―2006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又呈上升趋势；2006―2009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趋于缓慢下降趋势；2010年新疆入境旅游差异下降到十年来最低。而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在此段时间序列上没有新疆入境旅游差异波动明显。2001―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变化不大，2007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这十年来达到最小。2007―2009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有缓慢上升的趋势；而2009―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差异又趋于缓慢下降趋势。

（二）地带间及地带内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波动状态

表1显示，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度波动程度较南疆旅游区和亚心旅游区的明显，同时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国内旅游经济收入不平衡度高于亚心旅游区、南疆旅游区和区域间的，且2007年的不平衡度达到最大，达到0.59。而南疆旅游区、亚心旅游区和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呈轻微波动状态，2009年亚心旅游区内部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最大达到0.30，到2010年亚心旅游区内部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又开始回落。2007―2010年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直到2010年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达到十年来最低0.05。2001―2010年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波动不大，但2010年区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达到了这十年来的最大。

表2显示，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南疆旅游区和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指数明显高于亚心旅游区的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度指数， 并且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指数的波动程度较南疆旅游区的较大，在2006年南疆旅游区和北疆旅游区城市内部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指数达到十年来的最低，分别为0.70和0.60。2001―2008年时间序列上亚心旅游区城市内部入境旅游收入的不平衡度指标指数一直波动较小，但2008―2009年期间该地带内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指数迅速增大，而2009―2010年期间该地带内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指数又迅速回落。在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波动较大， 2001―2002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缓慢上升趋势，2002―2005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但2005―2007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又呈上升趋势，2007―2010年时间序列上地带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不平衡度呈下降趋势。

（三）入境游和国内游收入空间集聚度较高，梯度明显

根据计算，2001―2010年，新疆国内旅游收入空间上的集聚度较入境旅游收入的不明显。新疆的国内旅游收入可以形成四个等级：乌鲁木齐的进入第一等级；阿勒泰、伊犁州、喀什、吐鲁番、哈密、巴州、阿克苏进入第二等级；塔城、克拉玛依、昌吉州、和田、博州进入第三等级；克州进入第四等级。它们的国内旅游收入在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同样通过计算，新疆的入境旅游收入在等级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乌鲁木齐进入第一等级；喀什、伊犁州、吐鲁番进入第二等级；其余地州市进入第三等级。2001―2010年时间序列上，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入境旅游收入方面，新疆14个地州市的旅游收入整体上在逐年增加，到2010年各地州市达到了这十年来的最大值，但是在2003年和2009年各地州市的旅游收入反常，没有随整体趋势的发展态势，这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7.5”事件所致。

三、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性分析

（一）空间集聚度原因分析

1、受政策和旅游交通设施的影响

为加快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决定将旅游业列为全区经济发展具有优势和潜力的产业，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旅游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口岸优势，搞活边境旅游。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外国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主要通过航空方式入境旅游，而目前新疆最大的两个国际航空港一个是乌鲁木齐的地窝铺机场，另一个是喀什机场。乌鲁木齐是整个新疆的交通枢纽，是整个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因此吸引了较多的游客。除此之外，喀什与伊犁州因为口岸优势，在边境旅游这方面吸引了不少的入境游客。综合以上因素，入境客源市场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州。

2、旅游资源的禀赋原因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旅游资源禀赋不同，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不同⑧。如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对国内游客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对于欧美的游客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如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沟，哈密地区的哈密瓜，伊犁州的那拉提大草原，首府乌鲁木齐等能给国内游客特殊印象的地州市的旅游资源是吸引国内游客的重要客观要素。

3、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的影响

旅游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南疆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薄弱， 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步较晚，从而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低于北疆区和亚心区。从区位上讲， 乌鲁木齐的区位条件最好，其次是吐鲁番。目前， 新疆的旅游业发展与区位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

（二）时间差异原因分析

1、2001―2002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促进了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 给新疆旅游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加快新疆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时，对于一些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优先发展了入境旅游业，如乌鲁木齐市，而那些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没有接待能力。故2001―2002年期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2、2002―2004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下降趋势

2003年，由于全球受“非典”影响，此段时间不再存在所谓的接待能力的优势，新疆各地州市的入境旅游收入都下降。因此，此段时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下降趋势。

3、2004―2006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

随着2003年“非典”的疫情的消失，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增大，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恢复了以前的优势，因此此段时间序列上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

4、2006―2009年之间的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又缓慢下降

2007年阿富汗发生暴乱，由于新疆与阿富汗接壤，影响了入境游客的进入；2008年是全球的奥运年，使得众多的入境游客聚集在奥运的举办地北京；2009年新疆发生了打、砸、抢、烧的“7.5”事件，严重影响了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使得有接待能力的地州市也没有了发挥能力的舞台，因此2006―2009年之间的新疆旅游经济差异缓慢下降。

四、 建议与措施

第一，所有的地州市都应做好稳定工作，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旅游的发展（如2009年的“7.5事件”导致新疆整体旅游业的下降）。

第二，对于旅游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州市，政府应给予资金补贴，已达到完善基础设施的目的，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在拥有旅游资源（如博州的赛里木湖）的前提下，政府应出资加强知名度的宣传。

第四，像喀什伊犁州那样借用边境、口岸优势来发展入境旅游一样，阿克苏、 博州、塔城、阿勒泰等地州市也应利用边境、口岸优势。

参考文献：

①阎顺. 新疆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J]. 旱区地理，2001 （4）

②林明水等. 近十年来福建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演变分析[J]. 学社会科学，2011 （1）

③叶护平，韦燕生. 中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J].地理世界，2004 （8）

④陆林，余凤龙. 中国旅游经济的时空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2005 （3）

⑤陈秀琼，黄福才. 中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J]. 地理学报，2006 （12）

⑥阎同生，陈丽红等河北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分析[J]. 产业经济，2006 （5）

⑦杨国良，张捷，艾南山等. 旅游流失结构及空间差异化特征[J].地理学报，2006 （5）

近年经济发展篇3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 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近年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4]司长玉.《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研究》.2006年5月.

近年经济发展篇5

 

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西方经济学，也分幵放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革幵放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的革命”。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我改造和发展。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没有固守“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幵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新常态”论

 

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告诫全党：把经济新常态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否能够既超越国际上通行的五大目标、五大指标，又能够不断地创新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逐渐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进出口增长率，国际收支;财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主要(四项)污染物排放减少;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协调的多目标体系，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相匹配，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指挥棒”，再次演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乐章。

 

“两手合力”论

 

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两手合力”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两大推手，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发挥不同作用。改革幵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是对经济与政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重大关系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前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必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于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五十条”)。而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十八大都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六十条”)，明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同时他也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针对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辩论，不仅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两手合力”论。20M年5月26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还只有比较短的历史，不是一个长期演进、高度成熟、法治完备、充分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此，有着深刻认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这些缺陷而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不能对此自由放任，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作为东方巨人，的确需要“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协调配合，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要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两只手都要硬”，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基本经济制度”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经过三十余年经济改革，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载体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否要加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如何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2014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巨要加强”，并且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实现加强;2014年8月，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2015年7月，他在吉林调研时将国有企业定位为，“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并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并明确了下一阶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进方向。2015年9月，中央正式下发了“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像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所预期的“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而且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方显英雄本色，越做越强。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中，中国国有企业已经从2000年的占据9家，上升到2014年的84家，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加速崛起、大规模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表明：作为“经济巨人”，用“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长远。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做活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共同富裕”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经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通过什么路径才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要不要共同富裕?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不断探索。改革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先富论”，从而为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进而实现小康找到了一条务实之路。后来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最终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人21世纪，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幵启了共同富裕之路，也为后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创造了条件。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如何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其薄弱环节在哪里?2012年底，在河北调研时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至2015年，他在海南、云南、陕西等地调研时多次论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定下了重在“全面”的基调。

 

共同富裕思想，特别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重要性。就是要在“四化同步”过程中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以工业化、信息化补农促农，让农业强起来;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补农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乡村规划和管理水平，特别是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让农村美起来;要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进步中补农民收入增长的短板，确保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提高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民富起来;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补1亿农民工身份转换的短板，鼓励各地方创新人口管理和户籍改革，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落户城镇。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对农村人口中的各类贫困人口，对残疾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聚居区、边疆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采取有针对性如做法，因地制宜、因贫施策，补“短板之短板”，为经济极弱势群体也带去小康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2015年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未来5年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由于中国贫困线标准已经高于世界银行刚刚宣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那么中国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提前十年实现世界减贫目标(指贫困发生率小于10%)。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也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敢于作出这一庄严的政治承诺。

 

“人民主体”论

 

经济思想的宗旨，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个大写的“人”不是油象意义的“人”，而是三亿多“人民”，是无数个人汇集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2013年8月，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指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同年9月，他在“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又指出，中国要“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发展与人民发展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国家对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着眼于扩.大人的“总能力集”，即从延长人的自然生命和提高入的发展能力两个维度，实现社会人力资本总量的不断积累，进而获得社会进步、全民进步。

 

党中央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谋划如何更好地对十几亿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就使宏观上的国家发展规划与微观上的人民发展规划统一起来，将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具体化。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发展的首要原则，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有关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更好地发挥人民发展规划的应有作用。

 

“五大发展”论

 

经济思想的理念创新，集中体现为“五大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是经济思想的行动纲领。《建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舰开和共享念，每一方面都騰了经济麵贿关内容;《建议》文本对五Mfi念加以厮，効经济唐纖导经济发展实躕是出了具体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梭心位置，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主动力。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更趋平衡。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绿色革命”，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给人民以绿水蓝天、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是在共臝主义原则下，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世界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坚持共享发展，就是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着力增强人民在发展中的获得感，切实保障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五大发展”理念源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发展实践，既总结了以往中国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又与时倶进。它倡导创新发展，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认为增长质量比经济体量更重要，这就超越了以往“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动力理论;它倡导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革命”，这就超越了以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倡导开放发展，开创共赢主义新型大国外交时代，这就超越了以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角色和定位;它倡导协调发展、共享发展，这就超越了以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是中国五年规划设计中的重大突破，指明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同时又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有着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各方面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不仅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也为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知识和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十八大以来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新华网，20彳4年2月22曰。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

近年经济发展篇6

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1、200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趋缓

2004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增势良好。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降温、私人消费增长转弱而明显放缓。欧洲经济增长虽可望持续，但增速也将有所减弱。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已处于一体化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连动影响十分明显，进而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根据野村证券的有关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日本GDP要下降0.6%，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也是如此。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2006年水平。联合国预测报告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2%，比2006年减少0.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均适度放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将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全球需求上升势头也会减弱，世界贸易增长也将相应放慢。据联合国预测，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7.8%，比2006年减少2.3个百分点。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印和东亚等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进出口额已占GDP的70%。世界贸易从1988—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贸易自2002年二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达到10.9%，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了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至三季度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3.4%、13.2%和13.9%，基本保持2005年全年增长13.7%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加快，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日本进口增长继续提高，一、二季度，日本进口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7.5%和19.1%，三季度又增长16.8%，均高于2005年全年15.6%的增长速度。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台湾地区等的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预计2007年这些经济体仍然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扩大

2007年，受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望保持强劲增势，将成为拉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显著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后，私人消费上升势头趋弱，由于目前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幅度将明显减缓。2006年以来，欧元区内需明显复苏，尤其是企业投资增势良好，呈现出新一轮增长的迹象。2007年，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政策调整(如德国提高税收等)影响，增幅略为放缓，但总体增势依然强劲。日本经济则将继续维持缓慢回升态势。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拉美地区多个国家政府换届后，有望推出新的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6%。根据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和2.7%。2006年二、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分别仅为2.6%和1.6%，增速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利率上升以及住房市场降温，国内消费受到影响等。但是总体上看，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放慢，但是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不至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住房市场放缓将使200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并将继续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抑制消费者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下跌将会给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带来正面影响，有助于美国经济稳定。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较快增长后，欧元区三季度表现依然强劲，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2006年和2007年预计分别增长2.4%和2.0%，其中2006年的增长率将是过去六年来的最高纪录。至2006年10月，日本从2002年4月开始的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57个月，平了二战后景气周期的最长纪录。受国内需求扩大的支撑，日本经济仍将保持乎稳增长的势头。但是日本经济总体上看是处于恢复状态，如果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或是国内政策应对不当，日本经济仍有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自2002年世界经济开始重新加速增长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IMF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8.2%。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8.3%和7.3%；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东盟4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4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4.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6.3%。该地区的石油出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该地区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预计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4.8%和4.2%。

除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如贸易自由化和灵活的汇率体制、财政及赤字的减少、投资和外贸环境的改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发展措施完善等。但是，持续高油价、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禽流感疫情以及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影响。

4、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2002年开始从谷底回升，2004年二季度开始，增势曾出现减缓，但是2006年继续大幅度回升。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其中以金属和矿产品的价格增长幅度最大，2006年一至三季度，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8.4%、57.7%和62.4%。相对比较，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升缓慢，但也接近了1995和1996年的前期高点。

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主要商品的供应趋紧而需求大幅增长。例如，由于金属矿石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储量、资金、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金属矿石的供应大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2003年以来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钢材和一些石化产品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局部动乱、罢工、生产事故等一些临时性突发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对市场供应心理预期等，减少或中断的担心，更加剧了市场炒作气氛。

近年经济发展篇7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关 键 词】经济史/理论经济学/现代化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近年经济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3-2738（2011）12-0111-01

摘要：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使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石。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政治后果

中国近代经济是指鸦片战争后前这段时间的中国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洋务运动的进行，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中国近代经济成分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继而导致中国近代政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使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鸦片战争起，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并凭借其所取得的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或进行投资。

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的入侵，在中国近代史上分为两个阶段。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以商品倾销为主，资本入侵为辅。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强烈冲击着中国城乡手工业，促使其衰落。第一阶段各国对华资本输出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航运业，银行业，船舶制造业以及一些出口产品的加工业等方面。到1894年，总投资约为2758.8万美元。当时各国对华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在华外国银行的业务也局限在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汇兑方面。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入侵的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后到一战前。此阶段，帝国主义不仅继续对华进行商品倾销，而且扩大了对华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对华资本大量增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清政府的借款。从1894年到1911年，清政府共向各国借款120382.5万两，实收借款66053.596万两。这些借款不但条件苛刻，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大多以中国的关税、盐税及内地税为抵押，而这些又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因此，帝国主义通过借款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第二、对铁路和工矿业的投资。在铁路方面，从1900年到1911年，清政府举借用于铁路修建的外债共计2.8亿两。列强通过这些借款取得了中国铁路的建筑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等。在工矿业方面，帝国主义增加投资很快。1895年到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重要厂矿约136家，资本一亿多美元，几乎为此前50年各国在华工矿业投资的13倍。第三，帝国主义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1895年前，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有8家，16个分支机构，而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家银行，85个分支机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成为资本输出的指挥、执行机构，对华借款、投资、储蓄、贸易等经济活动，大多通过银行来进行。实际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

上述情况表明，资本―帝国主义通过逐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经济进行控制，从而逐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外国人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操纵中国政权，清政府逐步沦为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同时，为了确保在华的既得利益，列强从未间断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出动洋枪队，镇压太平军；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列强结成统一战线，血腥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把军舰开到了港口江面进行威胁。外国势力在中国近代政治力量中占重要地位。

二、洋务运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统治基础，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必须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它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民用工业和新式学堂等举措，把中国带进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在“自强”的旗号下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第一步。鸦片战争惨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使清政府的统治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在此情况下，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厉害和先进，极力主张引进近代西方军事工业。1862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全国许多省份，都以“机器局”“制造局”之类的名义，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其中有的如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模。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而且使外国的机器制造之器也由此运入中国，中国社会因此出现了若干近代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中国自身具有了近代社会的气息。

洋务运动在“求富”的旗号下创办的民用工业，使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社会真正迈入近代社会。

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民用工业。这些企业涉及到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等交通运输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类企业先后办了二十多个。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较大的一个。1877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用机器采煤的大型煤矿。九十年代初，张之洞在湖北主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个规模相当大的钢铁冶炼工厂。1880年左宗棠成立甘肃机器制呢厂，等等。在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中，除了官办之外，还有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本进入近代工业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铺下了路石。

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客观上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这个根本上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开展，还改变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结构，汉族地主逐渐取代满族地主的地位，乃至于最后基本掌控了清政府。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袁世凯，直至清亡。

三、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石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19世纪6、70年代。学界一致认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阶段。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二十一家军用工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到1894年，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棉纺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局和兰州织呢局等，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厂。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阶段。1896年―1898年和1905年――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两次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潮。据统计，此阶段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新增24.6家，新投资总额达988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于民办企业，改变了甲午战争以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在地域分布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步向内地伸展。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占大头，但重工业已露头。

辛亥革命后前，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繁荣的黄金时期。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新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共379家，资本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1430万元。据1920年的统计，新设工厂的单位资本额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6%，而1914年则只占11%，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一战前19年间所达到的水平。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近年经济发展篇9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 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近年经济发展篇10

近10多年来，在非洲的中国人已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而来华的非洲人仅在广州就大约有20万人，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

近现代以来，基于共同的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历史记忆，基于共同的发展诉求，现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短短60年里走过了建立、发展和全方位快速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跃增到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中国自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非洲还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

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深陷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非洲经济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却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长接近6%、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财政状况逐年改善的好成绩。而非洲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国家近10多年来对非洲的大量投资以及对非贸易的大幅增加（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

德国《经济周刊》早在2006年就载文指出，“中国……令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认为这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这块大陆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非洲有54个国家和近10亿人口，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动荡，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但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因此，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和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完全是一种于双方都有利的互利共赢行为。

中国政府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的同时，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

在贸易领域，为解决中非间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近年来加强了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差。为进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从2005年起，中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4月，中国可统计的对非洲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在非洲兴办的各类企业达2000多家，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项目遍及50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