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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发展十篇

时间：2023-07-28 17:50:43

近年来经济发展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高速铁路；高铁经济；问题探讨

近年来，我国的高速铁路的进步带动了高铁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卓有成效的促使我国各省各市的优秀人才、各类资源能源的进行均衡配置，这对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一、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所谓高铁，即高速铁路的简称，相较于普通铁路而言，高速铁路也就是胜在时速比普通铁路多很多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的时间成本。而高铁经济，则是有高铁衍生出来的，依托高铁速度的优势，使得资本、技术、人力物力、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高速铁路沿线城市之间完成优化配置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也就逐渐形成了高铁经济这一种的新兴产业经济形式。高速铁路能够带动该行程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进程，这在我国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强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大，同时，我国还是人口大国。因为地域的差异性，我国的资源能源分布不均，为了迎合我国的整体发展，因此，就需要进行物资运输。而高速铁路运输时代的到来，则有效的缓解的我国人口流动、物资运输、资源配置的难题，减少了时间的耗费，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高速铁路是一种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适合我国地理经济发展的运输方式。

我国高铁的发展有效的占据了我国未来新能源利用的制高点、政治的制高点，高铁经济的发展也打破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瓶颈。研究了一些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对它们的前后几年的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后，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吸引了海内外商家投资的热潮，旅游行业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我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高铁建设带来的高铁经济发展还表现在当地交通行业、房地产经济、旅游行业、物流行业等附属行业的兴起与强化，有效的整合了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多种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高铁的发展带动高铁经济效应提升了区域经济并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其实，综合近几年的高铁与高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高铁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这其中还是会存在少许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并进行理性的思考以寻求对策加以解决。

1.高铁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快速而被人们所接受，是目前航空运输最强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是传统运输行业呢？一定也会受到高铁行业的影响而出现较大的落差对比。

2.高铁的发展刺激了人才、技术、资金、资源能源的流动，因为高铁的建设“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城市之间人员的流动性，使得人才、技术、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都往经济水平高的城市流动。从另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综合能力强的城市吸收了综合能力弱的城市的资源能源，那么，这个过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弊端出现。

3.高铁的发展拉大了城乡之间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产业链上的发展不均衡，在原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随着高铁建设的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越来越大的。而且高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通道，使得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而传统的工业化行业则面临着转型的境地。

三、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合理对策

1.高铁建设吸引了人才往发展水平好的城市行进，吸收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那么，受到高铁建设弊端的城市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才引进机制来留住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以此来提升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再加上大城市的人才竞争激烈，属于供过于求的状况，那么，优秀的人才引进机制会很好的吸引人才驻留，构建适合人才发展得平台。

2.高铁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各地间特色商品的流通，因此，中小城市更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合理的加强自身的专业化产业分工，彻底的激发产业链带来的聚集效应以及规模效应，充分高效地利用当地资源以实现资本的供给输入。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再加上快速的高铁这一交通运输工具，能有效的提升城市间的整体经济水平，尤其是高铁沿线中小城市的发展状况。同时，还可以适当的发展当地的旅游行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通过输入大量当地劳动力的情况下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率。另一方面，高铁沿线中小城市还可以建立健全的招商引资计划，通过吸引外资的注入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3.现今的城镇发展规划极不协调，自高铁体系建设后，加剧了城镇之间的差异化，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的城镇体系，通过促进城镇发展来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我国的城市因为地域的局限性，各地的经济发展优势均各有特色，因此，可以建立多层次的、多样化的城市合作关系，主要是涵盖了产业链、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市场的开拓、人力资源的开发、技术的更新等等，加强法制建设，建立起人文素质高的城市。

四、总结

随着高铁建设的进程日益加快，以高铁运输为主的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伴随着高铁衍生出的高铁经济效益也日渐显现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近年来的“高铁”与“高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只有有针对性的合理去处理高铁建设与高铁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利用高铁建设将我国的高铁经济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总体而言，高铁建设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作者单位：嘉善县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1] 杜纯布.推进中国“高铁经济”健康发展的理性思考[J].中州学刊，2011（03）.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2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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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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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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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三、标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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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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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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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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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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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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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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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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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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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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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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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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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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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发展篇3

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1、200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趋缓

2004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增势良好。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降温、私人消费增长转弱而明显放缓。欧洲经济增长虽可望持续,但增速也将有所减弱。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已处于一体化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连动影响十分明显,进而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根据野村证券的有关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日本GDP要下降0.6%,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也是如此。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2006年水平。联合国预测报告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2%,比2006年减少0.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均适度放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将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全球需求上升势头也会减弱,世界贸易增长也将相应放慢。据联合国预测,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7.8%,比2006年减少2.3个百分点。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印和东亚等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进出口额已占GDP的70%。世界贸易从1988—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贸易自2002年二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达到10.9%,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了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至三季度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3.4%、13.2%和13.9%,基本保持2005年全年增长13.7%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加快,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日本进口增长继续提高,一、二季度,日本进口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7.5%和19.1%,三季度又增长16.8%,均高于2005年全年15.6%的增长速度。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台湾地区等的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预计2007年这些经济体仍然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扩大

2007年,受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望保持强劲增势,将成为拉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显着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后,私人消费上升势头趋弱,由于目前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幅度将明显减缓。2006年以来,欧元区内需明显复苏,尤其是企业投资增势良好,呈现出新一轮增长的迹象。2007年,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政策调整(如德国提高税收等)影响,增幅略为放缓,但总体增势依然强劲。日本经济则将继续维持缓慢回升态势。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拉美地区多个国家政府换届后,有望推出新的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着扩大。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6%。根据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和2,7%。2006年二、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分别仅为2.6%和1.6%,增速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利率上升以及住房市场降温,国内消费受到影响等。但是总体上看,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放慢,但是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不至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住房市场放缓将使200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并将继续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抑制消费者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下跌将会给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带来正面影响,有助于美国经济稳定。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较快增长后,欧元区三季度表现依然强劲,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2006年和2007年预计分别增长2.4%和2.0%,其中2006年的增长率将是过去六年来的最高纪录。至2006年10月,日本从2002年4月开始的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57个月,平了二战后景气周期的最长纪录。受国内需求扩大的支撑,日本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但是日本经济总体上看是处于恢复状态,如果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或是国内政策应对不当,日本经济仍有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自2002年世界经济开始重新加速增长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IMF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8.2%。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8.3%和7.3%;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东盟4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4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4.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6.3%。该地区的石油出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该地区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预计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4.8%和4.2%。

除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如贸易自由化和灵活的汇率体制、财政及赤字的减少、投资和外贸环境的改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发展措施完善等。但是,持续高油价、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禽流感疫情以及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影响。

4、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2002年开始从谷底回升,2004年二季度开始,增势曾出现减缓,但是2006年继续大幅度回升。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其中以金属和矿产品的价格增长幅度最大,2006年一至三季度,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8.4%、57.7%和62.4%。相对比较,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升缓慢,但也接近了1995和1996年的前期高点。

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主要商品的供应趋紧而需求大幅增长。例如,由于金属矿石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储量、资金、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金属矿石的供应大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2003年以来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钢材和一些石化产品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局部动乱、罢工、生产事故等一些临时性突发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对市场供应心理预期等,减少或中断的担心,更加剧了市场炒作气氛。

2006年上半年,国际油价延续了2003年以来持续攀升的态势。国际油价高开高走,在4月份大幅飙升,一举突破每桶70.75美元两个关口,此后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近代、经济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14.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1-4128（2011） 09-0272-01

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中国从战前的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就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做简要概述。

1 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生产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直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国门洞开，特别是“五口通商”后，英国大量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东南沿海一带盛产的家庭手工业品销售陷入困境，自然经济首先从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解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深度和广度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步伐。甲午战争后，列强大量资本输出，同时加大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2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但早期资本输出已开始。主要表现为：

一是办洋行。1854年上海黄浦江畔已经洋行林立，共有一百二十余家，1867年天津也有洋行17家。

二是开银行。1848年英商东方银行上海分行开业；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那时候，中国没有自己的银行业，金融业被外国人独霸。

三是经营轮船公司。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等。基本垄断了中国远洋和内河的航运业。

四是设工厂。鸦片战争后，外商在通商口岸设立船坞和各种加工厂逐渐增多。他们利用中国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经营企业，获取暴利

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政治上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经济上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通过争做中国的债主，强迫贷款，抢夺路矿和办厂权，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例如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厂矿，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共有一百三十六家。这些企业规模大，设备好，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居于垄断地位，尤其是机械开采的煤矿业、铁矿业和新式炼铁业。如在一九一九年全国机械采煤总量中，帝国主义控制的占百分之七十六。其他如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等，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很大。

3 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曲折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某些条件，加上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起。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都是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甲午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工业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据统计1895-1913年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新建工矿企业全国有549家。1894-1913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年均速度为15%。

一战期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发展的春天。1912-1919年8月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达13000多万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通过“币制改革”、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又一次短暂发展的机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纵观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其历史命运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它的产生和发展给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一股新气息，它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推动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但民族工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始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4 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除了农民和地主阶级外，在外商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五口通商后，出现了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买办商人，形成买办阶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买办势力也不断发展起来。他们成为外国列强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他们在帮助外国列强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买办阶级的财富也日益增强。如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朱志尧，在1899-1909年十年间，就开办了榨油厂、铁厂、纱厂等新式企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开始统治中国，中国的买办资本得到迅速发展，它利用国家政权积累起空前巨大的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形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它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为代表。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是最黑暗最腐朽的资本主义，成为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

5 封建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据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广大农村封建生产关系仍占主导地位，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鸦片战争后，虽然列强的侵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相反，列强为了使中国长期成为它们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场地，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发展为资本主义，却极力培植在华人和统治工具，维护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就整个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言，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参考文献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3-0036-11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人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①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总需求的贡献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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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30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井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插．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串的曼著提高，外来工业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才促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表1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单位：％

说明：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渭贯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根据上表数字可知，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呈较弱的下降趋势，其比重由1887年的95．5％降至1936年的90．2％。49年间仅下降了5．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11％。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走势，但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特征，并且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具有较强的关联，二者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基本相同，这表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牵动作用。我们看到，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1887—1936年间年平均增长为1．5％(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平均增长为0．9％，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日本(1889—1938)为1．5％，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0—1940)为0．5％，挪威(1865—1930)为0．9％。[1](P274)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同于或略低于同期世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平均水平。

一般说来，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以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887—1936年的49年间，如上所述，以1933年不变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平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0．9％．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5]

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2]，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占29．5％。[3][P171]这说明，在中国总体的经济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却得以超前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人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人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换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低下，从而限制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04％增至1936年的5．3％，但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4]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份额和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二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综上所见，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二者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同步，这表明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近代化已经起步并有所发展，但远未实现经济的起飞，则决定了社会存在闲置资源和未饱和的生产能力。这样，总需求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就对近代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方向和强度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波动的态势，二者相关性较强。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呈现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起点，则1930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931年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为上升期，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5](P5)而另据刘佛丁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近代经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中长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周期，其上转折点为190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从1914年开始，在1931年达到顶点转入衰退，至1935年降到低点，从1936年起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6]由上可知，上述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趋势与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周期波动状况基本一致。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内在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这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衰退时期。而同期国民消费需求的名义总额，受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牵动，虽然呈激烈上升趋势，但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却大幅度下跌，亦与经济增长状况显示大体同步的波动态势。

表4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说明：国民收入蚤朋为1887、1914、1936、1952年。

资料来源：①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中数据计算；②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人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资料来源：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

、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市场供给的变化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使消费品供求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促进了商品量和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据统计，1840年时国内市场几种主要商品总值为38，762万两．折合5．7亿元，至1894年时增至141，225万元，即半个世纪增长1．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到1920年时为69．4亿元。即26年间增长4倍，年率约6．4％。[7](P996)以上所言为埠际贸易，．而非全部商品流通量。另据吴承明先生估算，1920—1936年中，国内市场商品总值由924，433万元增至1，680，694万元[8]，16年间增加82．1％．年均增加值达47，266．3万元，年递增率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54％，增长率为2．7％。滴品总值和商品流量的增加是消费品市场扩大的反映，在19世纪70—80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缓慢的，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进入20世纪以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20—30．年代更为显著。[9](P266)仅就消费品市场而言，迄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规模已经形成了由楔人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在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所组成的三重消费品流通格局[10]，它们彼此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消费社会面貌的形成和发展，并进而对资源流动格局的变化起了加速作用。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市场的扩大。迄至1936年时，中国全部交通运输业中。新式生产的部分已占到30％以上．铁路里程从1895／1911年的9618．1公里增至1932／1937年时的2l，036．14公里。[11]([P180]铁路货运量则由1920年的8．9亿吨公里，增加为1936年的17．8亿吨公里。[12](P59)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1913年中国实际上尚无公路可言，1921年公路里程也只有736英里，到1935年已竣工的公路里程达59，900英里，15年间增加80余倍。[13](P39)轮船1900年为19，749吨，1920年为158，150吨，到1936年时猛增加为576，875吨[11](P227、P234)．36年间增加28倍。民用航空业始于1929年，到1935年时已有三家航空公司设立了十条通达全国的航线，通航里程超过1，680，000英里。[13](P39)商品流通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表明国?壬???芰Φ脑銮浚??币彩窍?研枨罄蟮木咛宸从场?o:p>

表8 近代中国进口货物结构变动(1873—1936) 单位：％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73页。

其次，促进了消费品进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进口是本国对国外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进口规模取决于本国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受汇率的影响。进口增加。扩大了国内市场供给，也表明国内对国外商品及劳务需求的扩大。从本质关系上看，进口是由出口来支付的，因此，进口需求越大，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越大。我们仅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从表8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消费资料的进口值远远大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而用于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消费品的进口总额又较消费品原料的进口为巨。二者之和在19世纪末期所占进口货物总值比重高达90％以上。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生产资料进口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消费品进口的绝对值仍在迅速增加，迄至30年代，进口的直接消费品比重仍达50％左右。就是生产资料中进口增长最快的建筑用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富有阶层修建住宅所用。20世纪30年代汽车和汽油的进口骤增，除用于军事目的外，也有相当比例用于私人消费和政府经常性消费支出。

再次，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推动了消费品价格水平有较大幅度上涨。中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物价总水平上涨速度加快。传统社会晚期的200年间(1640—1840年)，物价上涨了不足一倍，而1887—1936年的近50年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3倍有余。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亦表现出同样的上升态势。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白银流人和货币贬值的结果。[14](P26)但不可否认的是，供求关系的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对物价总水平上涨也起着重要的牵动作用。一般说来，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总需求是总供给的影子，总供给是总需求的结果，二者密不可分。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需求不足时，生产过剩，市场销售疲软，部分产品价值无法实现，形成积压，需求相对于生产规模严重不足，导致物价下跌；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需求膨胀时，受社会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名义总供给(Nominal total supply)总是大于实际总供给(Real total supply)，从而造成物价上涨。

随着近代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总需求和消费需求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结果是，使产品价值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量逐步显示出来。同时，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虽然近代中国物价的迅速上涨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价格革命有相似之处，但其波动的幅度和涨落的速率明显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对近代中国工业化是有利的。较之西方国家，它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小，而在周期的繁荣时期，慢性的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和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

四、消费需求的上升与投资需求的变动

消费与投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会发生相互作用。西方经济学中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或加速作用表明，收入或消费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剧烈变动。当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上升时，会带动投资以更大的幅度增加。这是因为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缓解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就必然增加消费品生产，这就要求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又要求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也得增加投资。这说明，消费需求的膨胀会引致投资需求的膨胀；反之，收入减少。消费需求下降时，会带动投资需求以更大的幅度减少。因此，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同向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出靠需求来引导，靠投入来维持是一种必然现象。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运行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主选择虽然受到强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但与传统社会相比，的确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特别是消费者具有的实际经济意义明显加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需求上升要求产出上升，进而诱发投资需求上升的连锁反应日益显著。

另外，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民收入总量的上升及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的增强，首先带来了个人收入水平的上升，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转换。近代中国国民收入，1887年为143．43亿元(为1936年币值，下同)，1914年为187．64亿元，1936年为354．6亿元；同期国民消费需求分别为151．90亿元、152．49亿元(1917年)、322．14亿元。[5](P5)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需求间差额的形成和发展，为投资需求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缺口的形成和扩大，必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牵动边际储蓄倾向即边际净投资比率的上升，投资需求随之扩大。

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对投资需求总量上升起着促进作用。例如，1936年与1917年相比，近代中国国民恩格尔系数由．74．34％下降到63．40％，下降了10．94个百分点；非食品类中的享受与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需求的比重由4．52％上升到15．01％，上升了10．4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食品支出绝对额的下降，它或维持原有水平或继续上升；而非食品支出比重的上升，不仅表明这类消费需求相对比重的上升，而且意味着其绝对额的不断上涨。因此，食品类消费和非食品类消费总量的保持原状在受人口驱动下导致的上升以及其自身在受收入水平牵动下的上升：都必然要求用于这些生产的投资需求不断扩大。

因此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持续增长条件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所产生的投资需求相应增长的经济现象在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也是存在的。

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重视供给方面的因素，扩展到结构转变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引致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一新的思路和方法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转换

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和不断增长，近代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时期。虽然这种结构转换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是很缓慢，但它确实是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换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大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部门虽系旧式生产。无近代方向的投资可言，但旧式农业投资是呈上升趋势的。第二、三产业投资结构中，其投资绝对量都不断增加。但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大于第三个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前者为10．4％(1894—1936)，后者为7．3％，而且第二产业投资所占第二、三产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894年的6。8％上升到1936年的19．6％；而第三产业呈下降趋势，由93．296下降至80．4％。[5]三大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动反映在相应国民收入的变动，其方向是一致的。

表9 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单位：％

资料来源：据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中数字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缓慢的变化。50年间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887年的69．63％下降到1936年的64．50％，工矿交通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0．10％上升至15．53％，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大体保持在20％左右。仅就工农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变动而言，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1887年时农业占工农交通运输业总生产的比重为90．44％，工矿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仅为9．56％。[15](P9)1920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分别为63．46％和36．54％，而至1936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则分别为56．54％和43．46％。[8]其中，新式生产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占6．21％，到1936年增至13．04％。新式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也由1920年的18．19％增长为1936年的32．46％，同时期，它在交通运输业中的比重由50．47％上升为57．91％，表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的进步。同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呈上升趋势，由1920年的14．05％提高为1936年的21．81％，它在交通运输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由50．47％升至57．91％。[7](P740—743)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部门的拓宽以及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加速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据统计，近代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呈微弱的下降趋势,1887年为80％[16]，1932年为77．7％[17]，1936年为75．52％[6](P182)；同时期非农业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却由1887年的20％上升至1933年的22．3％，又至1936年的24：48％。其中，若将就业人口划分为近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来考察其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887年虽已萌发近代部门端倪，但我们仍可视其为全部传统生产，而到了1933年，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已达1034.3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9％，传统产业部门就业人口为16507万人。占94．1％。仅就非农业产业部门而言，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为26．4％，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占73．6％。[17]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需求牵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但受投资规模的限制和较高的土地租率和土地收益率的影响，使得中国的资源配置倾向于传统农业的局面难以改变，其向近代产业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变动和升级的作用仍然有限。

(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出现上升趋势

“霍夫曼定理”是以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名字命名的关于工业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他通过对近20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大体要经历“霍夫曼比例”从高到低四个阶段，而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第四阶段，“霍夫曼比例”将降到1．0以下。[18](P59—60)

表10 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的变动

注：①消费品工业指生产消费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行业；资本品工业指以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机器业、水泥业、水电业、矿冶业等行业；②1894年、1911—1913年，1920年、1942年为资本额；1933年为净产值。

资料来源：①—③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甲表2、3计算；④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⑤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3页。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一般是通过演进性的类型，发端于纺织、食品等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一些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则开创了工业化以资本品工业起步的发展模式，中国即为其列。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被动进行的，早期近代政权主体一一晚清政府始终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引进了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图强”为目的创办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工业撇开其他含义，仅就工业性质而言，当属资本品工业。晚清政府为‘强国’而推行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生产的“逆霍夫曼定理”发展战略，其政治目标函数是实现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治夷”之策，但客观上完成了“霍夫曼比例”的超前转换，从而有利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生产资料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到了1894年，“霍夫曼比例”为0．73，消费品工业占同时期本国全部产业资本额和产业工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2％和43．63％，而资本品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8％和56．37％。[19](P1202)

如前所言，晚清工业结构中资本品工业的核心是军事工业，该时期的机械及五金工业还只是修配业，真正的制造业等行为尚未出现。因此，整个工业部门是残缺不全的，其经济结构极不协调，这反映了近代化早期工业经济结构的畸形特征。其后随着政府参与经挤活动的衰退。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的增强，改变了中国工业发展道路及工业化类型，消费需求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日渐生效。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品工业生产比例上升屈工业产品生产进口替代步伐加快，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已基本上转为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如上表所示，1911—1913年期间，全部本国工业资本总额中，消费品工业为15，084万元，其比重达52．1％。资本品工业为13848万元，比重达47．9％，纺织、食品等行业产业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额66．24％，机械五金、冶炼、铸铁、化学等行业所占比重为33．76％[20](P55)，该时期“霍夫曼比例”上升为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工业经济仍不断增长，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这表现在，随着国内外资本竞争日益加剧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工业资本日益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工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整个工业体系中，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的资本额、工人数、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步上升．重工业部门所占比重相应减少。工业企业数增加，工业投资总额稳中有增。到1920年，仅民族资本工业企业总数达1759家，工业投资总额达50，062万元，产业工人数557，622人。[20](P56)。同期全部本国工业结构中，消费品工业资本额达33，545万元，占59．4％，资本品工业资本额达22，939万元，占40．6％，“霍夫曼比例”又上升为1．460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自发调整，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生产能力已实现较强国产化，其在工业结构中已跃居绝对优势地位，两大行业企业数达1，302家[20](P57)，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6％，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57．7％[22]，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绝对量却呈增长趋势，其资本有机构成及生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电力、钢铁、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并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地位逐步上升，工业部类增多，企业总数增加，使整个工业经济结构比以前有较大改善，工业经济结构已由原来的重型结构转变为轻型结构。这是近代中国工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年本国消费品工业产值达103，651．5万元，占72．7％，工人数占64％，工厂数占60．6％，而资本品工业产值为38，926．2万元，占27．3％，工人数占36％，工厂数占39．4％。[11][21](P105．P91)“霍夫曼比例”高达2．66。若加上外国在华投资，1933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83．2％和16．8％，其“霍夫曼比例”为4．89。[21](P91)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开始注重与军事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各种矿业生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等行业生产，使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部门生产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导致“霍夫曼比例”重新下降。如1942年资本品工业工厂数、工人数和资本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6．9％、33．7％和50．03％，消费品工业的相同指标则分别占全国的63．19b、66．3％和49．97％，动力设备分别为64．6％和35．4％。该年“霍夫曼比例”为0．99。[21](P93)

纵观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变动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历史性转折点即该比例向小于1．0转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的高级阶段，而是发生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中国“霍夫曼比例”是在消费品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尚未起步或很低的基础上实现超前转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抑制消费需求和向资本品工业部门倾斜的政府投资行为和政策来维持的。随着中国近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化发展道路逐渐纳入最先发生工业化国家“轻纺工业一一整个轻工业一下重工业”的一般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动轨迹，到了20世纪40年代，．霍夫曼比例”重新降至1．0以下，从一个偏面反映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三)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

“霍夫曼比例”的重新上升变动反映了中国近代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较快增长，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必然要求资本品工业部门即生产资料生产相应有更快的增长。实践证明，剔除早期工业化启动时期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即受政府政治目标函数牵动下资本品工业生产大于消费品工业生产，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资本品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快发展。从表10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工业结构中。1911／13—1942年期间，资本品工业生产比消费品工业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此期间所占全部本国工业生产比重由52．1％下降为49．9％，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资本品生产所占比重却由47．9％上升为50．1％，年率达6．9％。另据美国学者章长基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金属品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比以纺织品为代表的消费资料生产以较快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全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呈波动的下降趋势，1912年占21．9％，到1921年上升为44．1％，这个比重一直维持到30年代初期，以后迅速下降至1945年的5．3％。同时，金属、矿产、电力等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电力部门占总生产的比重由1921年的3．3％增加到1936年的22．1％，到1945年更增至50．4％。以1933年为基期编制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动状况表明，消费品生产指数，1912年为8．3，1937年为68．2，1942年下降为22．7；而金属品生产指数由1912年的4．7增至1937的年283．0，1943年达最高点595．3，电力工业亦尤为突出，由1912年的2．5增至1943年的251．8。[23](P312—315)1936年时中国供电事业的发电容量达到631165KW[24]，1944年为最高点53．3亿度。[11](P100、P146、P147)

即使不考虑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仅从物质消耗方面来考察亦呈上述同样趋势。如1903—1936年期间，以1933年为100，水泥消耗指数由1．9上升至133．1，钢铁消耗指数由19．5增至140．1，机械消耗指数由12．8升至132．6。[25](P245)这些物质消耗都属于中间需求，而这些中间需求又都是由原材料、机械设备以及建筑设施等构成的。因此，只要整个工业生产增长的同时物耗率上升，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会较快的增长。

一般认为，资本品工业比重及其增长速度的相对增加是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亦有学者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提出工业化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为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阶段；第二阶段为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阶段；第三阶段为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均衡增长，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阶段。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亦出现了上述第一、二阶段的状况，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和消费增长诱发投资需求的牵动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更快增长的依赖程度也不断上升，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即总供给得以较快增长的产出效应客观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同时，生产资料较抉增长又是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供给结构变动和供给增长效应的又一具体反映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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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Consumptiv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odern China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6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先进的国家。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中等发展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70年代退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无论是前一种数据还是后一种数据，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名次随之逐渐前移，朝着回到世界经济先进国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进。预计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条从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8世纪（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萌芽。这种萌芽逐渐地、曲折地壮大。19世纪4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40年代，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20世纪50～70年代，市场经济从萎缩到被计划经济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市场导向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从市场经济的3个主要方面，即市场主体的自立性，市场体系的完善性和运用市场机制的规范性来看，市场经济经历了发展——衰落——恢复与发展的“之”字路。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7

[关键词]20世纪近代中国

外债学术史

Abstract : The thesis sums up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in 20th century ， the one part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is field by inspecting all kinds of achievements which have getten on the different times and research condition ， the other part analyses the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theory ， method and framework ， which will make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 20th century ， modern China ， foreign debt ， research history

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立论角度各有侧重，运用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回顾某一领域的学术史时，仅仅罗列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剖析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本文结合不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不同学术条件，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并力图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发展趋势，以冀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 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中国近代外债史的专门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时值财政问题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债务危机，有关部门对外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编辑有《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债款说明书》（1925年4月）、《交通部经管各项债款说明书》（1927年4月）；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 “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二、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利用《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和奏稿、北洋政府公报以及日英美等国档案，按年编制了各时期的外债表，逐项排列借债者、贷款者、币种、款项、数额、利率，除此之外，还编辑了若干专题统计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只在外债统计表之前作简要分析说明，无法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外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未免遗憾。《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刘秉麟未完成的遗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外债的专著，该书三编分为“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但总的看来，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债史研究论文，如《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粤川汉铁路借款问题》、《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国资本与芦汉、津镇、粤汉诸铁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1907-1908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美帝与庚子赔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15等等。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6和1959年中国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的情况下，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中国大陆的外债史研究者比较注重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剥削本质，认为外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外国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们互相之间剧烈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益的工具。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实现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反革命的内战”17；“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18。

此时，台湾的学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是一致的19，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为因果的。领土的攫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攫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外债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20。

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8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9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147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050927两)，电讯借款7笔(8738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383192两)，河工借款4笔(3330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910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新中国外债则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国举借外债，是出于强国富民的需求，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及技术，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外债事业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近年来经济发展篇10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