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十篇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1

四、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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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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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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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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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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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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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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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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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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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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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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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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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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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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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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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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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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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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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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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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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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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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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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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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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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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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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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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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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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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竞争力；主成分分析；指标体系；评价模型；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

21世紀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改变着全球乃至国家、地区的经济与环境的发展格局，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也面临资源的枯竭和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这必然会制约区域发展，影响人类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是一种招牌，是树立良好形象加强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生态环境竞争力作为区域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运而生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世纪70年代区域竞争力日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区域竞争力的定义、内涵、理论演变、影响因素、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有益的研究，如Kitson等[1]2004年的研究中所表述的，由于区域竞争力本身存在缺陷的评价指标以及过度设定的政策，因此其一直是一个晦涩难懂的概念。芦岩等[2]通过对国内外竞争力研究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区域竞争力是经济区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有效配置资源，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其他同类区域）更多的财富、占领更大份额的国内外市场，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应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全球经济、环境发展战略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4]，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根本。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提倡绿色经济，而环境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突破口[5]，因此生态环境竞争力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前沿领域。肖红叶[6]在《中国区域竞争力发展报告》中研究各地竞争力时候提到了环境要素，但只是作为一个基础影响要素，其在区域竞争力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随后学者们对生态环境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势度测评方面[7]。在此基础上鲁金萍等[8]不断完善并定义了生态环境竞争力，即为一个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及其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能力，是区域竞争力的一个有机组成内容。何炎炘等[9]认为生态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生态资源支撑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具备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生态竞争力可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劣，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重庆作为直辖市，地处西南地区的咽喉部位，更应该注重生态城市形象的提升，关于重庆市生态竞争力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只有一些基于省域尺度的全国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研究。笔者对2002—2012年重庆市生态竞争力状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为重庆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1研究区概况

重庆是我国设立的直辖市中唯一地处西部的市，处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商业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10]，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快西南部区域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要地。重庆多山地、丘陵，内部地质地貌复杂，土层偏薄，石灰岩层较多，水土流失、石漠化面积扩大，生态脆弱。境内温暖湿润，水量丰富，长江自西向东穿区而过，其干流长度在境内为708.8km，占长江干流总长度的11.2%。

2重庆市生态竞争力体系建构

指标体系建立是参考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印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11]，李宗尧等[12]、何炎炘等[9]设立的生态竞争力指标体系，龙伟等[13]提出的重庆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选取了更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建立了更为合理、科学的重庆生态竞争力指标体系（表1）。

3重庆生态竞争力实证与综合分析评价

3.1数据来源及处理数据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以及《重庆水资源公报》等，部分数据是通过计算而获得。其中有些指标的优势度是与赋值成反比的，因此首先需要将这些逆向数据正向化，然后通过标准化剔除单位差异。该研究标准化处理所采用的公式是：

式中，xi为第i个指标的均值；Si为标准差。

3.2生态环境竞争计算

3.2.1生态环境竞争力计算模型的确定。主成分分析法是应用多个变量之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法，来解释原始数据的大部分变异[14]，是一种将多个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变量（主成分）的统计分析方法[15]。该研究中二级指标竞争力计算是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借助于SPSS来完成的。其中各二级指标体系之权重主要是借助于方差贡献率求得。其公式为：

式中，Wj为因子系数；Fij是得分系数矩阵。

一级指标得分采用二层指标的算术平均法来确定。其前提是各二级指标对总生态竞争力的影响重要程度是基本相当的，即S=（S1+S2+S3+…+Sn）/n，因此，生态竞争力评价模型为：

3.2.2生态环境竞争力计算。利用以上构造的数学模型，对2002—2012年重庆市生态竞争力进行计算与分析，得到各年生态竞争力综合得分，从而判断近年来重庆生态环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为生态重庆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资源禀赋竞争力。

资源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促进生态环境良好发展。因此首先需要测算2002—2012年重庆市资源禀赋竞争力。通过对二级指标资源禀赋下的7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贡献率方法来确定权重，可得出资源禀赋竞争力评价模型：

（2）环境质量竞争力。

由于环境质量指标数量较少，因此在主成分分析中只能提取1个主成分，然后再利用方差贡献率确定权重，得到评价模型：

（3）环境污染竞争力。同样环境污染竞争力也只能提取1个主成分，利用方差贡献率可求出其评价模型：

（4）协调能力竞争力。

协调能力包含12个四级指标，对这些四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即可获取2个主成分：

再利用方差贡献率确定的权重，最终得出协调能力评价模型：

一级指标总生态竞争力采用算数平均法求得。即：

3.3结果分析与评价2002—2012年重庆市生态竞争力变化趋势见图1。

分析图1可得出以下结论：

（1）近年来生态环境竞争力优势度不断提升。近年来重庆生态环境竞争力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直辖以来重庆市作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16]，中央支持力度加大，开展了一系列重点项目，如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加快坡地改造，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进行污染物控制与治疗，建成全市生态环境预防检测体系，这些都推动了重庆生态环境的建设，其成效近年也开始显现出来。

（2）生态竞争力中，二级指标所包含的四大竞争力优势度发展存在差异。近年来重庆生态环境競争力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依然存在差别，其中资源禀赋、环境质量、协调能力都在不断提升，优势度逐渐上升，而环境污染竞争力依然在逐渐减弱，2011—2012年稍有改善。从环境污染竞争力因子载荷结果来看，污染主要表现在耕地施用化肥量、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上。说明近年来重庆响应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号召，积极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利用科技创新开发新能源，控制企业能源使用以及排放，这些做法初有成效。但就目前而言，环境污染是短板，其依然是制约重庆市生态竞争力提升的瓶颈。

（3）各二级子系统竞争力变化速度存在差别。资源禀赋、环境质量、协调能力都在不断提身，但各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存在差别，其中资源优势度上升速度最快。从资源禀赋因子载荷结果来看：第一主成分在森林覆盖率、建设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人均公共绿地上载荷最大；第二主成分在自然区的比率上载荷最大。归纳起来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绿化程度与环境效益。可见近年来重庆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进行坡耕地改造，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成效明显。

协调能力竞争力发展速度较快。通过协调能力竞争力主成分分析中提取出的主成分，可确定各个因子对主成分的贡献率。从协调能力因子载荷结果来看：第一主成分在这几个因子上载荷最大，即人均GDP、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归纳起来就是反映人民收入、生活水平和环境治理效益；第二主成分在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中比例载荷最大。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人民的生活质量、科技水平以及教育素质。可见直辖以来，国家对重庆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重庆经济社会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迅速，同时在国家近年来低碳经济的推行下，重庆也特别注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切实将生态文明、科技创新融入生态重庆建设之中。

虽然环境污染竞争力优势度依然在下滑，但是在国家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重庆环境质量得到控制，近年来优势度也在改善。

（4）从空间角度来说，与全国相比，重庆生态竞争力提升力度需进一步加大。从纵向上看，2002—2012年重庆生态建设成效明显，生态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为宜居重庆、生态重庆的营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从横向上看，重庆生态建设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相对比较落后，生态环境竞争力位于下游区，处于劣势地位。2009年重庆生态竞争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于26名[17]。生态建设进展缓慢。这与重庆自然基础、经济发展、文化等多种因素有关。重庆作为地处西南地区之门户，多丘陵、山地，山高坡陡，碳酸盐类岩石，土层稀薄，水土流失多发、石漠化逐步扩大，生态基础薄弱，生态环境依然有恶化趋向，需继续不遗余力地治理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生态建设的步伐。

4结论与展望

健康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有利自然资源，也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必要武器[9]。该研究借助于SPSS软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初步测算了2002—2012年重庆市生态竞争力，其结果可为重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由于获取数据的限制性，不能将所有指标都罗列出来，也有某些指标内涵存在少许的重叠。在评价模型的计算过程中，虽然避免了权重选择的人为随意性，但是在因子提取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少许数据的缺失造成一定的误差。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3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熵值法；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F205；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3-0017-04

一、引言

能源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以能源为发展基础的资源型城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以油气资源为主的东营市、大庆市，以煤炭为主的大同市、鹤岗市等。能源的富集为这些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但它们也极易陷入“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些城市伴随资源的不断勘探开发，经济发展的能源依赖效应、社会就业的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开始制约其经济-环境-社会（E-E-S）复合系统的正常演化，复合系统的脆弱性逐步加剧。因此，有效评估监控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对于实现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已有研究中，诸多学者对脆弱性的内涵、评价方法及其防控措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脆弱性内涵方面，通常认为脆弱性是E-E-S复合系统的固有属性[1]，外部扰动因素是诱发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关键因素[2]，脆弱性是系统质量重建发生的过程，包括结构变化、行为变化（对外界的回应）以及自身发展的变化，脆弱性可分为突变型、渐变型、可逆型、单向可逆型、强加型和自然型等几种脆弱转变类型[3]；基于上述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脆弱性评价先后出现了现状评价、预测性评价两类评价方法，并涉及关联度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多种具体的分析方法[4-7]。针对一些特殊的区域，如重大水系、山体、地震多发地带等，应用各方法提出了脆弱性防控措施等[8-11]。例如， Timmerman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而系统不利响应的质和量均受控于系统的弹性，该弹性标志能承受灾害事件并从中恢复的能力[12]；王经民等运用关联度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因子选择，对黄土高原105个水土流失重点县展开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并按脆弱性程度的大小对脆弱区进行相应的划分[13]； Kleinosky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社会脆弱性时，基于指标简化下，利用Pareto排序计算社会脆弱性，总体脆弱性为暴露于社会脆弱性相乘[14]；邓文武等在对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利用适应性开展研究后，提出了加强耕地和建设用地不适宜区域还林、合理规划耕地和建设用地等衡阳盆地土地利用对策[15]；徐小玲在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研究后，提出了完善生态保障体制、特色生态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改造等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互动对策[16]。

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本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敏感性指数和应对能力指数两个方面构建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函数，更符合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过程；第二，应用TOPSIS方法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整体脆弱性函数，更能有效地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东营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评估东营市近10年来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发展情况和变化规律，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主要措施。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方法

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表现为内外部敏感性及应对能力的共同影响，高脆弱性代表该复合系统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能力，据此，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子系统脆弱性函数为：

式中，i为时期数，V为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程度；S表征子系统对内外部扰动的敏感程度；R表征系统对扰动的应对能力，包括事前的应对能力和事后的修复能力两个方面；K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依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取相应的值（本文2001―2008年取06，2009―2010年取09）。

式（1）体现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程度，而子系统敏感程度、应对能力用熵值法及理想解（TOPSIS）法获得。

熵值法是一种从一组不确定事物中提取信息量，按照信息熵的大小来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TOPSIS（理想解）法，通过测度各评价目标与最优、最劣目标的距离（最优、最劣目标分别以理想解与负理想解表示），计算各目标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并按理想解贴近度的大小进行排序，以此作为评价目标优劣的依据。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年份；j为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数；C为理想解的贴近度，S+、S-为各评价目标与最优目标的接近程度；A为各目标到最优或最劣目标的距离。C取值为0～1，C值愈接近1，表示相应的评价目标越接近最优水平；反之，C值愈接近0，表示评价目标越接近最劣水平。

（二）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可比性、科学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系统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应从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入手，在对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时应从其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着手，由此，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由目标层、系统层、维度层和指标层四个层级构成，如表1所示。

三、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东营这一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其2003―2012年脆弱性相关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信息网、东营市统计年鉴等。

（二）实证分析

依据熵值法，计算得到东营市2003―2012年E-E-S复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指标及应对能力指标权重，进而获得东营市10年来各子系统的敏感程度及应对能力，见表2。不难发现，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应对能力指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较大，东营市经济子系统敏感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而应对能力基本呈现波浪形变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在油气资源的支持下，东营市经济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社会子系统敏感性基本呈现剧烈的波动态势，而其应对能力呈现逐年提升的特征，这说明东营市在经济发展支持下，社会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统筹效果显著，东营市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环境子系统敏感性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近10年来，敏感性指数近乎翻倍，其应对能力也呈现显著提升趋势，这充分表征了东营市油气资源生产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营市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较大的投入。

结合表2、式（1）～（4），本文测算了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复合系统脆弱性，见表3。显然，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8年脆弱性最高；社会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2003年脆弱性最为显著，这与上文分析结论一致；而环境系统脆弱性则是经历了高-低-高-低不断变化的过程，存在较大不稳定性，而从复合系统脆弱性演化规律来看，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前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构建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应用熵值法和TOPSIS方法，评估东营市E-E-S复合系统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分析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包括：（1）近10年来，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而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的大幅下降，但是近4年来，东营市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趋势并不明显，需要引起关注；（2）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脆弱性的激发，虽然其环境子系统应对能力持续提升，但环境子系统敏感性近年来上升更为显著；（3）东营市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呈现高低反复，充分说明东营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政策存在不连贯性，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治理思路，因此，转变环境治理的思路和模式是当前东营市防控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关键所在。

基于此，本文建议东营市从以下三个方面同步采取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措施：（1）加强东营市生态环境监管，从源头上控制环境的破坏与环境污染，严格审核上马项目，有计划地减少、拒绝高污染项目在区内上马，合理布局项目地理区位。（2）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企业、个人循环经济意识，推进科技创新，制定稳定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树立典型企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3）优化修复，着力提升东营市生态环境质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强的主体――资源型企业，应优化资源配置，并建立油田企业、政府、城市资源使用者等多方面参与的生态环境优化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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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徐小玲.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4

近海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也最受关注的区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随着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近期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的显著变化，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为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近海，生态安全，海洋生态系统评估，管理

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近海资源、环境和空间已成为支撑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近海又是地球表面不同圈层的交汇区，具有生产力高、生物和生境多样性丰富等特征，但也承受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区域[1]。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出现显著变化，造成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化，危及近海生态安全，也损害了近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及其对人类的福祉。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有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宽阔陆架海区和具有巨大输水输沙量的大河河口海域。中国政府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大力开发海岸线资源、海岛资源、港口资源、滨海湿地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浅海油气资源等，在沿海一线和近海海域建设了核电站，港口、人工岛、海上石油平台、海上风力发电站等大型海洋工程项目以及“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等各类渔业工程项目。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海岸带有限的空间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也给近海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出现了近海环境恶化、生态灾害多发、渔业资源衰退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堪忧，需要采取适宜的管理对策[2]。

1近海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近期形成的新认识，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广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在保障人类生活、健康、福祉、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狭义上的生态安全则是指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3]。在我国，近20年来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受到密切关注，许多学者对生态安全概念进行了解析和发展[4,5]，并围绕生态安全理论、生态安全评估和预警方法，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海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海生态安全的关注首先源于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深入认识[6]。近海海域拥有多样化的生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通过不同生物种类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近海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功能（如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物质循环、有机质合成和能量传递等），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Liquete等人[7]将近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梳理为三大类14种，涵盖了食物生产、水体调控、生物材料、水质净化、大气质量调控、海岸带保护、气候与天气调节、营养物质循环、生物调控、旅游景观等诸多方面，这些服务高度依赖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然而，近海生态系统面临陆源污染、气候变化、富营养化、过度捕捞、生境丧失、无序养殖和物种入侵等多重胁迫，而且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仍在不断加强。过去100年里，全球人口数量、工农业生产和渔业捕捞活动的快速增长对近海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压力，其影响前所未有。以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改变为例，大量化石燃料燃烧造成了大气CO2浓度的快速上升，不仅导致海水温度上升，还加剧了海洋酸化问题，并引起了海平面上升、海流改变、水体层化加强和溶解氧浓度下降等间接效应。1980—2011年，大气中CO2含量平均每年上升1.7ppm，从2001年开始，这一速率开始上升到每年2.0ppm[8]。可以预期，大气CO2含量上升对海水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影响短期内仍会持续加剧。出于化肥生产需求，从19世纪末至今，进入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活性氮增加了约20倍。20世纪90年代，通过化肥施用和化石燃料燃烧等过程进入环境中的氮达到1.6亿吨，远远超过陆地生物固氮量（1.1亿吨）和海洋生物固氮量（1.4亿吨）[9]。据估算，从19世纪末至今，全球活性氮入海通量增幅接近80%；到2030年，全球近海生态系统的氮通量还会再增加10%—20%。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受到化肥施用、污水排放等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每年经由河流从陆地输入海洋中的溶解态磷约有400万—600万吨，是自然状态下的2倍[10]。过量输入的氮、磷营养物质加剧了近海富营养化问题，也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近百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许多重要生境丧失，海水温度上升，缺氧、酸化等问题开始显现。目前，全球50%的盐沼湿地、35%的红树林、30%的珊瑚礁和29%的海草床因破坏而丧失。受全球变暖影响，海水表层水温持续上升，加剧了水体层化现象，这会减弱营养物质交换，又可能导致中、低纬度海域初级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在近海许多海域，因富营养化导致的底层水体缺氧现象已非常普遍，对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底栖经济动物造成巨大的胁迫，甚至影响到渔业资源。海洋酸化问题则会影响到颗石藻等初级生产者以及珊瑚礁和牡蛎礁等重要生境，甚至导致食物网结构的改变。除上述变化外，更令人关注的是近海生态系统发生突发性生态灾害事件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是逐渐变化的，但一旦环境因素的影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可能会突发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生态格局的更替现象（regimeshift），危及生态安全。在近海，与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有害藻华问题、缺氧问题，以及渔业资源的崩溃，都是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这种大幅度、非线性的生态系统变化，一方面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恢复的难度增加，甚至无法恢复。在我国，近海生态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11]。大部分近海河口和海湾区域面临着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在渤海、南黄海、长江口邻近海域、东南沿海、北部湾等海域，不同类型的有害藻华问题突出；长江口邻近海域和黄、渤海部分近岸海区底层水体缺氧问题逐渐显现；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海域面积不断增加，天然岸线不断缩减，珊瑚礁、红树林以及河口区等重要资源生物的生存生境丧失。这些问题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

2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2.1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

对近海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和信息获取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石。当前，我国在近海生态系统的观测与能力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海洋信息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要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需要系统部署，提升对重点海域的长期观测、原位观测和实时观测能力，同时在机制与体制上解决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的问题。近海生态安全及生态灾害问题的出现是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动的体现。生态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常具有滞后效应，短期研究难以揭示数年或几十年的变化趋势，也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因果关系[12]。因此，获得近海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的信息对于揭示近海生态灾害成因、解决近海生态安全问题极为重要。其中，甄别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甄别长期压力与短期波动、甄别可调控因素与不可调控因素非常关键，这也属于长期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国际上知名的长期观测网络，如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US-LTER）、英国环境变化监测网络（EC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在生态系统长期变化与示范服务方面取得很多重要成果[13-15]。但是，长期生态研究网络中与海洋相关的部分难以满足国家解决海洋问题的需求，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国家长期观测断面，并开展相应的长期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断面、欧洲的大西洋观测断面、英国哈迪基金会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仪长期观测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先例。我国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只设有胶州湾、大亚湾、三亚湾3个海洋长期观测站。虽然不同的部门与项目也设立有近海观测系统，但远不能满足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和研究的需求。随着近海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基于已有观测系统，针对近海生态安全、生态灾害、近海生态系统评估等问题设立我国的部级长期科学观测断面与观测网，优选观测指标和分析方法，并进行数据质控标准化。通过长期观测揭示影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变动的关键过程，构建近海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体系，提出近海生态灾害防控、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措施与对策。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预警、预报具有时效性，需要在部署长期科学观测网的基础上，从科学和技术2个方面着力提升针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实时、原位观测能力，包括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原位传感器的研发，提升观测精度和实时数据传输能力，以及对实时观测数据的分析能力。目前针对物理海洋学要素的传感器技术相对来说较为成熟，但是化学海洋学，特别是生物海洋学传感器仍然存在技术瓶颈，无法满足对海洋生态安全预警预报的需求。如何突破这些技术瓶颈，构建和完善多学科耦合的近海观测网，对于我国近海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的管理至关重要。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是所有学科领域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由于海洋观测的特殊性，数据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采取开放的数据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如何、获取和使用长期观测数据,以及对数据用户和数据提供者的要求。对于我国的海洋观测，如何进一步优化数据管理，并提供体制与机制上的保障，确保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是需要从国家和各部门层面重点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在我国近海信息获取方面，需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顶层设计，统一海洋数据标准，建立有效的海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立体观测手段，开展重点区域加密观测，传感器网格化系统集成；建立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体系，实施典型生态系统的实时监测与灾害预警。

2.2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预测研究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是海洋管理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它以“生态系统途径”为指导原则，通过科学认知，了解和掌握海洋环境的健康状况，分析人类活动等压力给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海洋管理和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平衡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量化的科学标准。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在河口、海湾等近海生态系统的评估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围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核心问题，如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以及标准等[16,17]，各国政府和学者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相比其他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边界具有开放性，结构功能也更为复杂，不同海域的生态系统又具有特异性，加之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认知差异，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以及评估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已从单一的生态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特征[18]，逐步发展成为涵盖生态、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以及强调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学科综合研究[19,20]。目前，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和应用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有2种：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指示物种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中一个或多个指示物种及其生理生态指标和结构功能指标的监测，对物种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21]。指示物种法相对简单，对数据量需求较低，因此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较早得到应用。常用指标有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ofBiologicalIntegrity,IBI）、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海洋生物性指数（AMarineBioticIndex,AMBI）和底栖生物指数等。但是，指示物种法也存在指示物种筛选标准不统一、对生态系统变化的指示作用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对复杂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不同组织水平、层面、尺度的指标进行筛选和提取，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人类活动、人类健康等指标也被纳入指标体系，结合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指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服务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演变趋势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毒理学等方法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等新技术，已成为目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工作中最常用的评估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模型方法有海洋健康指数（OceanHealthIndex,OHI），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及其改进框架，以及赫尔辛基委员会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HELCOM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Tool,HOLAS）等[22-25]。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在国外已有一系列成功的项目和计划，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有许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加拿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五大湖区生态系统健康开展了系列评估研究[26]；美国环境保护署《全国近岸状况报告》[27]，对其近岸水体状况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自建立河口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系统后，又开展了“生态健康监测计划”[28]，并对大堡礁海域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估研究。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提出了较完整的海洋环境评估技术指标[29]，并进一步制定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将定期海洋环境监测及评估纳入动态管理进程。国内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继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并在近海多个河口、海湾等开展了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工作。然而国内目前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大多是对国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借鉴和引用，以及针对应用对象的适应性改造。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特征的本土化指标体系的建设仍在探索阶段，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理论、方法和验证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人类压力、全球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之间的关系，建立更综合、全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制，利用更有效的生态系统评估、预测模型来支持更有效的管理决策，了解恢复生态结构功能的重建机制和方法，并通过有效的保护政策来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2.3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基本理念是从生态、系统和平衡的角度思考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是科学家对全球规模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一种响应，作为生态学、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的复合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2]。20世纪80年代，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方法-模式体系[30,31]。在此基础上，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提出要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念。Long等人[32]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发展简史予以了概括，并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15个原则。综合上述理念，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基本内涵是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内在关联性，在科学认知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对海洋开发活动、海域使用进行全面管理，以保护海洋健康和维持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余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得以迅速发展。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于1998年出台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成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典范[33]。美国的一系列国家海洋政策报告都高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如《21世纪海洋蓝图》《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34]。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国家、海域、学科领域，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的研发、政策的制定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撑。其中，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35-38]、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管理[39,40]、海洋空间规划[41-43]等方面研究进展尤为突出，为我国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特定生态系统的管理都要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特点相一致，全球性的评估并不能满足国家和亚区域尺度决策者的需要[12]，一个国家的评估结果也无法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决策。因此，要综合管控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必须发展基于我国近海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我国已经高度认识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对于维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针对我国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树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的理念，把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沿海岸线受损生态得到修复与整治[44]。与此相适应，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也开展了理念的推广与科学研究。研究海域涉及到天津近海、胶州湾、莱州湾、江苏近海、黄海、东海等区域[45-48]，主要侧重于围垦和渔业的影响以及基于上述问题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这表明我国对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开始得到重视，但总体上看，我国尚未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体系。

鉴于此，针对当前我国近海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灾害问题，需要在观测、研究、评估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海域，构建近海生物（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示范工程，沿岸重大工程设施的海洋安全示范工程，近海生态灾害预测、预报与防控示范工程，提高重大海洋事务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在示范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整个近海生态系统风险评估智能专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基于海洋大数据服务基础平台的建设，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模式，针对生物资源以及有害藻华、低氧、水母暴发等生态灾害，形成高效、智能的观测、预警系统，与沿海地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密切合作，推进观测资料和模拟结果的实时共享，支撑高效、智能的海洋生态安全管理系统，提升我国近海资源开发利用、近海生态环境保护、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孙晓霞 于仁成 胡仔园 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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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傅伯杰,刘世梁.长期生态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及趋势.应用生态学报,2002,13(4):476-480.

13牛栋,杨萍,何洪林.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LTER）信息化基础设施现状、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LTER信息化基础设施战略规划介绍(I).地球科学进展,2008,23(2):201-205.

14于秀波,付超.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的战略规划——走向综合科学的未来.地球科学进展,2007,22(10):1087-1093.

15李文华,张彪,谢高地.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资源学报,2009,24(1):1-10.

20张朝晖,石洪华,姜振波,等.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来源与实现.生态学杂志,2006,25(12):1574-1579.

30褚晓琳.基于生态系统的东海渔业管理研究.资源科学,2010,32(4):606-611.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5

关键词河口海岸人类活动环境变异资源利用巨大挑战

引言

河口是流域和海洋的枢纽，既是流域物质的归宿，又是海洋的开始；海岸是陆地和海洋的过渡带。河口海岸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集中地带，各种过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地质的）耦合多变，演变机制复杂，生态环境敏感脆弱。河口海岸地带又是经济发达、人口集居之地，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增加了河口海岸地区的压力。同时，流域的高强度开发，如森林的破坏、高坝的建设、跨流域的调水、化肥的大量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加上全球变化、全球变暖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岸侵蚀，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安全和生存质量构成严峻的威胁。因此，河口海岸的研究、开发和保护是当前世界沿海国家和科学家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纷纷提出了研究目标、计划和治理对策[1—3]。

河口海岸带汇聚各种陆地（流域）物质：淡水径流、泥沙和化学物质，在海洋动力波、流、潮及其巨大能量的作用下，改变其例边界和底边界以及区域生态环境[4]。入海泥沙及化学物质的75～90％归宿于海岸带。因此，以流域为纽带的人类高强度经济活动赋予流域环境的压力最终向河口转移、汇聚，通过物质和能量通量的变化对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海岸线长18000km，拥有37万km2的领海和约300万km2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据20世纪80年代统计，我国入海河流总经流量，占世界人海径流总量的3.9％；总输沙量占世界总量高达10％以上。其中，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江河的径流和输沙总量分别占全国的73％、82％左右。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占陆域国土13%的沿海经济带，承载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创造全国60％左右的国民经济产值，它的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极大的依赖性，也使海岸承受沉重的环境压力。与此同时，面积约300万km2（占国土的31.4%）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聚居7一8亿人口，人类生存发展对流域资源的需求之切和赋予环境的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它是人类活动最频繁而强烈的区域，植被破坏、建坝筑库、截流引水、工业和民用污水排放、农药化肥面源污染等产生的环境后果势必向河口及其邻近海域传递转移。近年来，大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已出现许多引人关注的问题。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库和择日而举的南水北调工程还会进一步改变长江、黄河中下游的水沙过程及通量，所有这些会对东部沿海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也是当前我国河口海岸面临的严重挑战。

1挑战之一：河流入海沙量急剧减少

河口是流域物质入海的必经之地，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通道，陆地的物质流一水、沙、化学物质，通过这个通道输送海洋[5]。在河口和邻近海岸陆海相互作用中，河流入海物质是海岸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算，每年由陆地进入海洋的物质约有85％是经河口搬运入海的，可见，河口在陆地物质入海中起着重要作用。陆海物质交汇、咸淡水混合、径流和潮流相互作用的河口地区，产生各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沉积过程。其中，入海泥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河流入海物质在口外的扩散，形成的冲淡水飘浮在盐水层上面，形成河口锋，泥沙在河口沉积，形成三角洲。

我国主要河口与世界上其它许多河口一样都面临着入海泥沙显著减少的现象。全球入海的泥沙总量为180一240亿t/a[6]，在50～80年代，我国河流每年挟带20亿t的泥沙入海，占全世界人海泥沙的10％，其中主要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占80％左右。黄河过去年输沙12亿t，素以多沙称著于世。黄河在1960年由于三门峡水库截流出现第一次断流，之后，自1972年起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黄河下游断流日趋严重（图1），1997年利津水文站就断流13次，累计226天，河口330天无水沙入海。黄河的断流导致入海泥沙锐减，近几年的黄河来沙仅相当于50年代的l／60，2000年黄河入海泥沙不到2000万t。

长江年入海泥沙在70年代以前近5亿t，近30年来入海泥沙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图2），90年代比60年代减少了l／3，比80年代减少21％，到2000年入海泥沙为3.4亿t。而长江的入海径流50年代以来呈波动变化，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河道大量采沙，使得入海推移质泥沙大量减少。中小河流存在同样的问题，渤海湾沿岸许多入海河流成了有河无尾的现象，如滦河入海泥沙在引滦工程后减少了95%[7]；胶州湾80年代的入湾河流泥沙量仅相当于50年代的2～3%。浙江一些山区河流因上游大量用水，河口航道由河控型转变为潮控型，引起了航道的淤积。可见，目前主要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通量变异，近年我国河流入海沙量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

河流入海物质流是一个变数，变数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其中流域人类活动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泥沙的变化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恢复。中国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而近50年来，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8.7％增加到2000年的16.55％，这有利于水土保持。我国海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河口众多，淤泥质海岸分布广泛。近年来流域开发日益加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断增加，高坝占世界的一半，加上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实施，对河流入海沙产生明显的改变。河流入海泥沙的改变，直接引起河口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岸的冲淤演变。水库的建设对水起到调控作用，而对沙则起了拦截作用。目前我国大中小水库有84944座，主要集中在三大流域长江、黄河和珠江，共计占75％以上，其中长江流域就有43948座，占一半左右，黄河及华北平原9842座，占11.6％，珠江主要部分10845座，占12.8%。当务之急要考虑的问题是，即将竣工的长江三峡工程对径流的调节和泥沙的拦截；即将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分别调水130一170、130～140和120一170亿方，对长江口水沙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的入海泥沙从80年代以前入海泥沙的总量近20亿t，至20世纪末降至不足10亿t，甚至可能只有5一7亿t。入海泥沙锐减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河口三角洲海岸岸滩在新的动力泥沙环境条件下发生新的冲淤演变调整，过去淤涨型河口海岸，淤涨速度减缓、转化成平衡型蚀型。黄河三角洲从过去年均造陆23km2，演变为大面积的侵蚀后退，使胜利油田受到潮淹堤坍的威胁；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滨海湿地大面积丧失和滩涂资源减少。尽管近年来长江口期间带滩地保持着较高的淤涨趋势，但水下三角洲堆积速率已明显趋缓，初步研究表明，近20年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已出现大范围的侵蚀，这一问题不容忽初。

2挑战之二：入海污染物质显著增加

河流入海物质流除了淡水径流及其挟带的固体径流一泥沙外，还包括化学径流（污染物和营养盐）。入海化学径流因为人类活动而呈现恶化现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田大量施肥和城市工业化发展排出的大量污水。我国的农田面源污染严重，化肥施用量与年俱增，从1978年的884万t增加到1999年的4124.3万t，20年时间增加了4倍多（图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十分快速，50年代我国城市化程度仅为10～12%左右。90年代中期近30％，而目前城市化程度已达36％。城市化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从而用水量也大量增加，1985年全国生活用水量仅51.9亿t，而1999年全国供水总量达467.5亿t，其中生活用水189.6亿t，生产用水236.5亿t。城市化导致了污染化，就陆地水而言，我国的水质污染非常严重。目前，我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约50％以上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8]。全国1997年废污水总排放量584亿t，城镇污水排放量达584亿m3/a[9]。全国河流长度有70.6％受污染，根据10万km的评价河段，IV类以上47％，而1984年IV类以上21.8％。1999年长江总评价河段31106km，其中I类水质仅6.6%，Ⅱ、Ⅲ类水质39.5％和33.1％，IV类以上达20.8％。长江三角洲地区IV类及以上占82.5％，所以，长江口及杭州湾排海污水所引起的海水污染范围较严重。另外，人类快速增长的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残水区域正经历废物排放、热与辐射污染、疏浚、海岸建筑、采矿和掠夺性开发的巨大影响。

由于大量污水排放入海，使得近海海域水质恶化。沿海不少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逐年下降，近海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域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根据1999年全国近岸368个监测站位数据表明：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以劣IV类和Ⅱ类为主；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总体上东海污染最重；其次是渤海、南海、黄海。报道称“沿大部分滨海地区，水质劣手I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区域扩展至距岸10—30km，而江苏、上海、浙江以及辽东湾沿岸，已扩展至距岸120——200km处”。长江口营养盐入海通量和污染物排海量大幅增加，以致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成为我国沿海劣质水分布面积最大、富营养化多发的区域；长江口水质标准不到IV级。由于水质恶化，沿海赤潮频发。近年来，我国急速成为一个赤潮灾害多发的国家，自1972年起发生频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损失以10亿元计。其中东海发生频率最高，其次为黄海和渤海、南海、长江、珠江口外海域都发现了底层缺氧区。富营养化是我国近岸海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无机氮、无机磷为代表性营养盐在我国四个海区均严重超标，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和工业化发展迅速的近岸海域。所有这些都表明，由河流入海物质通量变异引起的河口海岸带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严重的威胁。

3挑战之三：河口与滨海湿地丧失与修复

湿地是生命之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之一，它具有多种功能，有降减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它是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许多濒危水禽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场所。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湿地面积（包括滨海、河口、河流、湖泊和沼泽）大约2500万ha，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6%，其中河口和滨海湿地约为500万ha，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生态系统。

然而，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近年来我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致使湿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迅速降低，湿地生态系统正面临衰退的严重威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反映出：芦苇、沼泽、泻湖等滨海湿地丧失约50%，我国红树林从50年代的5万ha降为目前的1.5万ha，丧失70％以上，珊瑚礁由于人为开采、电厂温排水、海上倾废、透明度下降等，近十年来，近岸珊瑚礁80％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岸侵蚀、滩涂围里等使得滨海湿地面积减少。如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总面积约4500km2，其中潮上带湿地2000km2，潮间带1000km2，潮下带1500km2。8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断流的不断加剧，下泄泥沙的锐减，黄河三角洲原生湿地不仅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严重威胁，而且受海水侵蚀，大面积后退，期间带湿地范围减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人类认识到，破坏湿地就是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湿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专门签署了湿地保护公约。1992年我国加入了国际湿地缔约国，一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湿地的研究。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73个，其中部级的18个，在保护生?锒嘌院蜕镒试捶矫娣⒒恿酥匾饔谩T谑乇；し矫嬗邢铝形侍庑枰⒁猓浩湟唬夜0兜卮浠榭霾钜焐醮螅械氖怯俳0叮械氖且劳撕0叮械南喽云胶猓俳0队锌煊新6杂诓煌暮0抖乇；びτ兴畋穑虼耸匦枰扇《；ぃ黄涠壳肮噬鲜种厥雍0妒氐男薷垂ぷ鳎纳坪0渡稻哂械奶厥夤δ芎突指瓷锏亩嘌浴U庵只指垂ぷ饕彩且虻囟欤缑拦涌谛薷醋橹贫?010年100万英亩修复目标[10]，其中也包括种草和群众教育等工作。我国沿海省市实际上已在做了一些湿地修复工作，如长江口九段沙生态工程，大米草种植以及多种形态的生态工程。今后在修复工作方面需要加强深化研究，有效地组织实施。

4挑战之四：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

目前，全球性增温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已引起了世界沿海国家的高度重视。据IPCC（1995）对过去100年的海平面评估认为上升了18cm，对全球海平面变化的预测认为2050年时将上升20cm，2100年时上升49cm[11]。根据近40多年的验潮资料分析，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2.0mm/a，与全球上升速率一致[12]。对于局部地区来讲，海平面变化更重要的是其相对变化。相对海平面上升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全球性（绝对）海平面上升、区域地壳下沉和抽取地下水或沉积物密实等引起的地面沉降。我国沿海，尤其是几大三角洲地区，因人为原因地面沉降严重，区域性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远大于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

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海岸侵蚀后退、沿海平原低地的淹没和沼泽化、河口和地下盐水入侵、海洋动力增强，特别是风暴潮灾加剧、海堤失效等，这将严重制约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对我国沿海平原海岸城市群密集的地带，威胁很大。世界半数以上海岸受到侵蚀，这其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从Bruun定律可知，微小的海平面上升可引起较大的岸线后退[13]。海平面上升又为海水入侵提供了动力条件，海洋动力增强引起海岸侵蚀加剧[14]。海平面上升，滩涂地带首当其冲，据估计[15]，海平面上升0.5m，滩涂将损失24％～34％，如上升1m损失44%～56%，使低潮滩转化成潮下带。虽然我国重要的平原海岸地区有海堤的保护[16]，海岸线受人工约束，海平面上升无法保持原状向陆位移，但会引起海滩的下蚀，危及海堤和海港等工程设施。同时，海平面上升不仅使沿海湿地面积减少，而且湿地受海水地下入侵而加剧盐碱化。目前海岸侵蚀的各种因素中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比重较小，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累积性。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6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影响;昌吉市

中图分类号：X8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12.007

Analysis of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ji City

MA Wen-juan， PU Chun-ling， SU Li-li， JIANG L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Xinjiang 830052，China）

Abstract：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effe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ji city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during 2003-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10 years ， Changji city land use structure change was more intense， grassland sharp declined sharply， traffic and urban village and industrial l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rable land， orchard land and woodland were increasing amplitude of slow. （2） The growth of construction land had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creasing ecological land had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land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twofold，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land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chemical agricultural land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he effective use of l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land， and conc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and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 use chan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Changji city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环境条件，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1]，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能够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并能促进各种环境条件的协调发展。相反，盲目随意地开发和利用土地，甚至人为地破坏土地，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后又会反过来制约土地的持续利用[2-4]。近些年来，昌吉市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5]，所以深入地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通过研究昌吉市土地利用详细变更调查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为昌吉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生态环境提出建议。

1 昌吉市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1.1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昌吉市国土资源局2013年更新数据（表1）所示，昌吉市土地总面积797 103.33 hm2，农用地523 590.38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5.69%;建设用地22 804.13 hm2，占2.86%;未利用地250 708.82 hm2，占31.45%。

1.2 土地利用现状特点

1.2.1 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齐全 昌吉市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齐全，这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复杂地形、气候特征以及长期以来人们有效地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结果，在12个一级类57个二级类的土地利用类型中，除没有旱地、茶园、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湖泊水面、沿海滩涂和沼泽地外，其余地类均有分布[7]。

1.2.2 各类型用地面积差异大 昌吉市地貌类型可大致分成山地、平原和沙漠。由于沙漠的大面积分布，所以裸地、沙地等其他土地面积也相对较多。加之昌吉市地处天山北麓，其草地面积的分布也比较广泛，而其余地类占比较小，各类型用地面积差别较大，见图1。

1.2.3 土地总量较大，人均相对较少 昌吉市土地总面积为797 103.33 hm2，耕地面积为98 388.51 hm2，人均土地面积为2.15 hm2，远低于新疆人均土地面积水平，而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27 hm2。

2 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2.1 土地利用变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昌吉市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昌吉市2003―2013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见表2。

2.2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可以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来表示。单一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表达的是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1）

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的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8]。利用公式（1）计算出昌吉市土地利用动态度，结果见表3。

2.3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2.3.1 耕地、林地、园地面积均增加 10年间，耕地、林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昌吉市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过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较多，因此导致耕地面积增长的幅度较为缓慢。园地面积增长幅度大是由于受前些年市场经济与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疆各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比重不断增长，而昌吉市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农业资源对种植果园十分有益，而且经济效益较好，因此加大了林果业的种植，致使园地面积增加较多。

2.3.2 草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昌吉市草地面积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减少趋势，原因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牧草地地类的含义变化以及农业结构内部调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抛荒等，而利用开发未利用地等方式来增加草地面积又十分有限。

2.3.3 建设用地利用动态度大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的利用动态度较大。由表2可看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增长迅速，接近于增大1倍（图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建设用地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2.3.4 未利用地有所开发 其他土地利用动态度为8.62%，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10年间昌吉市对未利用土地的开发、改造和利用的幅度加大了。

3 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地利用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土地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和价值的交流与转换过程，其结果往往导致土地生态系统组成的变化。无论生态环境是恶化还是改善，都与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可大致分为：土地利用规模和布局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两大类[9]。10年间昌吉市土地利用结构和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致使昌吉市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使用功能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3.1 农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昌吉市农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农用地的生态影响与效应也相对明显，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区域小气候，增加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农用地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由于农业结构内部调整、非农建设占用和抛荒等原因，造成昌吉市草地面积的大幅剧减，这又会带来草场退化，土地植被覆盖度减少，部分土地沙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耕地、林地和园地面积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但并不是每年都有所增长。其中耕地减少是由于建设用地占用和农业结构调整;园地和林地减少是因为建设用地占用果园和土地开发。而增加的耕地、林地和园地多是由未利用地开发和草地转化而来。未利用土地在开发过程中容易形成外部不经济性，土地被开垦利用后，造成土壤质量指数降低。农业结构内部调整，耕地、园地的增加导致土地的综合利用指数增大，用水量较大的土地增加，水资源大量减少，土地干旱，植被稀少;新增的果园多是由原本植被较好的草地或者疏林坡地开发得来，果园生态系统结构和植被层次较为单一，涵养水土的能力远不如植被密集的草地，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农业排灌设施的增建，致使大部分有机质和微量元素流失，在造成土壤质量下降的同时，还会减弱土壤的生产能力;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的大量使用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10-13]。

3.2 建设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近些年来，昌吉市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旧城改造，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益。然而建设用地的增加，在提高昌吉市经济水平、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3.2.1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随着昌吉市城镇村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对居民点用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增加的同时，占用了大量的农用地资源，将处于自然、半自然状态的林地、草地、园地以及耕地的生态系统转换为人工生态系统，原来比较复杂多样的自然植被大部分被建筑物快速取代，降低了植物的多样性，改变了土壤的物理形状，造成土壤生产能力、透水排水和吸热散热功能下降;城镇居民点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垃圾、污水的排放又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2.2 交通用地 昌吉市交通用地的面积在10年间增长了近一倍，其主要原因是公路和农村道路的修建。新增的农村道路和公路占用了较多的农用土地，对土壤结构和地表植被造成破坏，导致土层结构破坏、土壤的通透水能力下降、植被减少、路面硬化等;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废水及机械碾压和人员践踏对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会造成影响，水土流失和风沙活动加剧。

3.2.3 水利设施用地 随着用水需求的增大和农业灌溉设施的建设，水利设施用地不断增加。水利设施在产生巨大正面效益的同时，也给其周边及其下游区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各种明显或潜在的问题。水利设施的增建，改变了生物生存的环境，可能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和物种的迁移，进而造成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改变;水库的建设损坏了水域的自然流态，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消极影响。

3.3 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也会改善生态环境。昌吉市近些年不断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全面推进耕地及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度开发难度大的未利用土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改良中低产田，治理盐碱化、沙化耕地，解决污染农田和水土流失等问题，集约利用土地，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和作物的生长环境，优化农业生态系统，促进了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建设生态农业用地，既能涵养水源、增加土壤水分和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的通透性，又能提高农作物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林地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逐步提高，改善区域的气候条件;增加坑塘水面，扩大水域面积，形成人工生态系统，增加空气湿度。同时生态工程的建设，如修建滨湖河中央公园、高压走廊改迁、街景美化改造，开放6个街头游园，新增城市绿地等，既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又促进了昌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又会反过来促进或制约土地的持续利用。通过对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建设用地的数量越多，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生态用地的数量越多，对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就会越大;农用地数量的增长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般来讲，生态农业用地对环境会产生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弱，而化学农业用地对环境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比建设用地负面影响程度要小得多。

随着乌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昌吉市作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中心之一，该地区城市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而由于城镇化过快带来的新增人口的需求，城镇原有居民的改善型需求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旧城改造、市政建设的拆迁带来的刚性需求等，极易导致不合理用地现象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昌吉市土地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健全土地综合管理系统，加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监管体系;加强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严控非农建设用地规模，综合整治城镇环境;提高人口素质，科技保护生态。上述研究可为该市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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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婷.河南省周口市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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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雄.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建设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9.

[5] 曹蕾.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6] 李水玉.土地利用规划中生态建设研究的理论与实践[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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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凌云，张悦国，王佳，等.环首都经济圈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协调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为例[J].中国水土保持，2013（11）：60-62.

[11] 赖星竹.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研究―以南江县为例[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12.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1－0044－04

一、“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这场运动风起云涌，其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最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前环境问题。探讨生态保护全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列入人类发展日程的标志。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联合国要求该委员会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该委员会于1987年将经过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诞生。在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进行了否定，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得以通过；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环境资源委员会；1994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21世纪日程》，这是中国政府根据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制定的，它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推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部级的“21世纪行动计划”。1996年，为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实现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环境保护目标，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加入WTO，在世界环境与贸易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2005年，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提出了遏制生态退化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目标；200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中明确提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6月，总书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提了出来。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可见，摒弃工业文明的弊端，走一条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领导人所接受。因此，确立“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人类文明观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二、“生态文明”问题的凸显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建设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度的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生态环境还在迅速恶化，危害日益严重。

首先是水环境形势不容乐观。我国水环境面临的总体形势是：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水环境容量，来自工业生产的氮、磷污染物在水中长期累积，加速了水环境的恶化；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大量减少了生态用水，加剧了水环境污染；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降低了水源涵养功能，使水环境更趋恶化。2005年，我国七大水系四类以上水质占59％，其中有27％为劣五类水质，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近岸海域超四类海水水质占34.5％，超标污染物质主要为氮和磷。湖泊水体富氧化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氧化。劣五类水质的湖泊占43％，“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湖体水质均为劣V类。

其次是大气污染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字表明，2006年，在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559个城市中。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只占4.3％，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占58.1％，三级和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占37.6％。目前我国向大气中排放的各种废气数量很大，远远超过大气的承受能力。2003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58.7万吨，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1791.4万吨，生活来源的367.3万吨。烟尘排放总量1048.7万吨，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846.2万吨，生活烟尘排放量202.5万吨。其二氧化硫排放量超出环境容量近一倍。我国每新增一单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为日本的近两倍。我国大气污染的成因具有多样性：燃煤排放的大量烟尘，如SO2和NO；机动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城市清洁度差，扬尘污染严重。所以，我国当前大气污染的特征是复合型的，即煤燃烧+汽车尾气+扬尘。大气氧化性增强。能见度降低。与世界上相关城市比较。我国的城市空气污染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人体若长期生活在超过空气质量三级标准的环境中，其身心健康将受到损害。

再次是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全国共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脊椎动物6347种。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近600种。但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野生物种的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和遭

受破坏，加上一些地区的滥捕、滥猎、滥采，导致野生动植物数量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据统计，全国共有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到了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已确认有258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

我国生态环境的客观形势表明，生态功能衰退的趋势始终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日趋下降，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严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风固沙区植被遭受破坏严重，导致沙尘暴频发。此外，我国的江河洪水调蓄区生态系统退化、湿地面积减少、森林质量不高，生态调节功能下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说明生态环境本身更加脆弱，而且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经济损失巨大。由于中国技术和管理水平比较低下，经营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严重，因而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近年来不断呈上升的态势。据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我国1992年环境污染损失约为986亿元，占当年GNP的4％。据中国社会发展中心估算，1993年我国环境污染损失为963亿元，占当年GNP的2.8％，生态破坏损失2394亿元。占当年GNP的6.9％。1997年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8％。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西部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九省、自治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494亿元，相当于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其次，影响社会安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国目前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70％死亡的癌症患者与污染相关，20％的儿童铅中毒，大城市里每10对夫妇就有1对因污染影响生育H。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纠纷5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地区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失调。致使土地荒漠化越来越严重。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

再次。加剧了自然灾害。在类型众多的自然灾害中，除了火山活动之外。许多自然灾害都与人类破坏生态密切相关，特别是洪涝、干旱、泥石流、沙尘暴等频繁发生，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直接后果。

最后，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废弃物污染以及辐射污染等严重地损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江河断流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激化，给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另外。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也进一步削弱了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能力。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三、“生态文明”思想的建构

我国生态环境变化的趋势已经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国际政治关系。但我们始终没有改变环境问题仍在恶化的趋势。实践证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科学技术，而且涉及社会整体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有效遏制环境问题。

社会整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准则，要求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并体现为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生态文明与社会的其他文明形式关系十分密切。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进步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最深刻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人类自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必须将生态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内在地体现在人类的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尺。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共中央党校“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整体文明研究”课题组，在2006年10月曾对全国8省市200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关于“全面发展应主要包括的内涵”这一问题中，选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项内容的高达77％。选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一比较规范答案的有16.8％，认为仅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有9.8％。这就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这一点已成共识。

重视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要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要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换言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为指导，从思想认识上实现三大转变。1.必须摒弃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口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2.必须克服资源短缺的瓶颈、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3.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生态文明概念已经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72.6％的人赞成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使用，有72.2％的人主张我国应当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8

1气候的明显变化

1.1气温根据建站以来的气象资料统计表明，以10a为一个周期，气温在年、季、月变化上其位相变化基本相同，只是在振幅上有所差异。气温呈波动式变化规律，冷暖交替出现。突泉县气温年变化呈季节性单峰值分布，每年7月份最高，历年平均值22.8℃，1月份最低，历年平均值14.0℃。4—9月为生长季节，无霜期为146d，有利于多种植物生长。1961—2009年年平均气温逐年在上升，上升幅度达1.3℃，年变化率为2.6%，气温的明显变化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增加，大气污染物增多，形成了大范围的温室效应，所以造成气温的明显增高。建站以来的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2007年6月10日,为41.2℃。连续几年来，大于35℃的高温日数也在增多。

1.2降水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没节制的乱砍乱伐，导致气温逐年升高，气象灾害频繁发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降水量发生了明显变化1961—2009年的降水量以10a为一个周期，年降水量变化不是十分明显，但近20a来出现大旱大涝现象非常频繁，同时，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1991、1993、1998年降水量都在600mm以上，1995、1997、2004、2006、2009年降水量只有200多毫米，尤其2009年7月份降水量只有24.3mm，是建站以来的最少值，这种时空分布极易形成气象灾害，旱灾和局地洪涝发生次数在明显增多。

1.3大风日数变化风速就是对空气运动速度的测量，是空气运动的水平分量。大风是瞬时风速≥17.0m•s-1为标准。随着近几年来封山禁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的实施，禁止乱砍乱伐，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风日数明显减少

2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2.1气候与农业的变化从农业气象观测角度来看，作物生长季有效积温是衡量作物生长环境热量变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因子。年平均气温在升高，无霜期也在增加。气温在升高则加大了土壤水分的蒸发，导致干旱；干旱又使气温升高，致使干旱加剧。从4—9月土壤水分蒸发量与积温和降水的关系可知，水分蒸发量与积温成正比，与降水量成反比，即在降水正常的条件下，由于积温的增加，蒸发量增加，干旱发生概率高，而在降水量减少的年份，蒸发量越大，干旱程度越重。气候变暖，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这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作物的需要，而施肥量的增加则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壤板结或盐碱化，同时，气候变暖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因此不得不增加施用农药和除草剂，破坏了已建立的生态链，增加作物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

2.2气候与地下水位的变化随着近几年来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地下水逐年在发生变化（注：由于迁站2008、2009年使用的是新站记录）。

3气象灾害防御对策

3.1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制订灾害防御预案要有效地防御气象灾害的危害，首先必须加强气象灾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并制定灾害防御预案，为此，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不断提高预测预报工作水平，特别是中长期预测预报的精确性；二是要根据预测预报结果安排各乡镇春季的播种时间和适宜播种的品种；三是要制定气象灾害的防御预案。

3.2切实改变种植习惯，发展避灾农业大力推广适宜的新品种，适时早播，减轻或避开不利天气条件，要改变早收的习惯，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全面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以防促治”为方针。在一些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和具有重要功能的区域，应实行强制性的保护，建立特殊的生态功能保护区。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9

摘 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海洋环境灾害、陆源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形成，但仍不够完善，立法内容应当充实和调整，效力等级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体制有改革之必要，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亟需创新，南海生态安全保障专门立法属于空白；因此应当完善南海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制度，完善南海生态灾害应急处理制度，修改生态安全保障的刑事法律，改革南海执法体制。

关键词：南海；生态安全；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0609

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关系到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总体目标能否实现，也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域，北临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西南及南边毗邻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面积大约356平方公里，主要由海南省管辖。南海在我国海洋经济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通往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因此，必须保证南海的生态安全。但生态安全的保障本质上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本文拟对南海生态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尽绵薄之力。

一、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洋公报》）指出，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较好水平，主要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基本满足海域使用要求，赤潮和绿潮灾害有所减轻，但江河污染物入海量增加，溢油等突发环境事故灾害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严重。近岸局部海域富营养化、海洋环境灾害频发和海岸带生境破坏是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1]《2009年南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下简称《南海公报》）披露：“南海区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30 750平方公里，比2008年增加21.3%”；南海区海域近岸水体营养盐污染严重。2005年至2009年，南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从11 200平方公里增加到30 75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则从1 420平方公里增加到5 220平方公里，污染海域面积明显增加，水体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营养盐。可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

（一）海洋环境灾害

海洋环境灾害主要包括溢油事故、赤潮、绿潮、海水入侵、风暴潮、土壤盐渍化等。《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海洋报告》）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人类开发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灾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影响较大的海洋环境灾害主要是溢油事故和赤潮。

油类污染是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通常包括油船泄漏、油罐破裂、海上油井井喷或泄漏、炼油厂排放油污、拆船排放油污等，其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甚至数十年内都难以恢复。近40年来，全世界每年因人为因素而流入海洋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至少有1 000万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2]南海海域曾经发生多起漏油事故，虽未酿成重大灾害，但也足以让人警醒。如：2004年12月珠江口曾经发生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溢油污染事故。[3] 据《南海公报》，2009年9月一艘巴拿马籍集装箱货船在珠海高栏岛东南长咀附近海域触礁搁浅，造成燃油泄漏入海。2011年2月三亚海域发生一起邮轮油污染事故，三亚海事局配合随船监督的海南局船舶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了较大范围的海域污染。[4]目前，南海海域可能引发石油污染的隐患较多，主要包括：作为我国海上石油开采的主要地区，海上油井存在井喷或泄漏的危险；作为世界主要航运通道之一，货运船舶甚至油船发生漏油或因海难事故导致大规模油污染的可能性始终没有消失；此外，在沿海各地的拆船作业和炼油厂也都可能排放油污。油类是目前三种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

赤潮也是南海时有发生的环境灾害。《南海公报》陈述，2009年南海区共发现赤潮8次，都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累计面积约391.3平方公里，与上年相比，虽然次数相同，但累计面积有了显著扩大，2009年10月至11月在广东珠海市淇澳岛至香炉湾附近海域的赤潮面积一次即达到大约280平方公里。虽然目前南海赤潮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未发现人类中毒、死鱼事件，但是对南海赤潮的危害性切不可小觑，须极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二）生态恶化

《南海公报》披露，200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省三省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对南海区7个生态监控区的10个近岸生态系统进行了监测，其中4个属于亚健康状态，1个处于不健康状态。南海区近岸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水质污染以及天然岸线和栖息地减少，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受人类直接干扰破坏、生态灾害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构和功能退化。《2009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南公报）和《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海南公报》）也通报了类似情况。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10

[关键词]若尔盖高原 湿地 湿地退化

[中图分类号] S717.19+5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3-250-1

若尔盖高原是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东缘，海拔在3400-4000m之间，平均海拔3500m，因地质为若尔盖地块而闻名，地貌类型主要以丘陵、山地、河谷及低山为主。若尔盖高原属大陆性高原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700mm左右，这些特点都为若尔盖地区形成湿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

1若尔盖湿地现状的透视

湿地是指水生与陆生生态系统的中间过渡地带，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及涵养水源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维持生物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湿地也被称为“地球之肾”，与海洋、森林组成了地球三大生态系统[2]。

我国湿地面积占全球湿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若尔盖湿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原始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由于若尔盖湿地位于黄河、长江的上游源区，若尔盖湿地每年可以为黄河提供约30%左右的水量，因此，若尔盖湿地对黄河及长江的生态和环境都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随着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作用，若尔盖湿地正面临着沙化、湿地萎缩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截止到2000年，若尔盖湿地17个大型湖泊中已有6个干涸，湖泊总面积萎缩近850hm2，濒危物种已超过50种，还有很多物种数量在不断减少。因此，分析影响若尔盖湿地退化的原因，对该地区实现生态恢复及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气候变化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尤为重要。

2若尔盖气候变化对湿地退化的影响推断

若尔盖湿地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共同作用引起的。其中，人为原因是加速若尔盖湿地退化的因素，人为的扩大牧场面积，使得牲畜对草地过度践踏，造成草层低矮，土壤板结。此外，过度放牧也使得鼠害横行，大量窃食牧草、打洞，这些都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沙源，从而加剧湿地和草场的退化。

若尔盖地质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是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若尔盖湿地在喜马拉雅山的作用下，中间地块正出现隆起的趋势，使得地下水量减少；气候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降水及蒸发量对湖泊、沼泽的影响和对植被的影响[3]。

2.1气候变化的趋势判断

经过近几年的观察，若尔盖地区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及蒸发量增加。

通过分析过去30年的气候数据可以看出，若尔盖地区年平均温度比以往增加0.226℃，春季温度升高0.165℃，夏季升高0.268℃，秋季升高0.378℃，冬季升高温度为0.249℃；年平均降水量比往年减少11.56mm，其中，春季降水减少0.175mm，夏季有所增加，增加了4.439mm，秋季减少17mm，冬季减少1.17mm；年均蒸发量增加7.621mm，春季增加1.265mm，夏季3.165mm，秋季2.348mm，冬季为0.844mm。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温度比以往呈升高趋势，秋季增温最为显著；降水除夏季外都呈减少趋势，秋季最为突出；而蒸发量与温度呈相同趋势，一直在增加，且增加幅度很大。

2.2气候变化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判断

2.2.1气候对湖泊、沼泽的影响解析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近50年来，该地区气温升高近1℃，尤其是夏、秋两季，增温最为显著，且升高速度越来越快，温度升高使蒸发量增加，地表水严重流失；而降水量却有所减少，这就造成若尔盖湿地的水量不足，加快了湿地湖泊及沼泽的退化。截止到2000年，湖泊较1975年萎缩近35%，沼泽萎缩20%左右，河流更是萎缩48%左右，对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的远期影响不可估量。

2.2.2气候对草地沙化的影响解析

气候条件中的水分及热量对植物的生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草地的影响。近几年，气候的变化也加快了草地的沙化。此外，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冻土融化，土壤水分流失，不利于植被的生长，使沼泽变成草甸；温度升高也使得若尔盖地区的积雪量减少，从而减少了地表水的供给，造成土壤变干结板，随着地表颗粒的不断堆积，草地的沙化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2004年草地沙化面积比1999年增加了4300hm2，也减少了湿地的面积，造成湿地退化严重，进而给自然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3对若尔盖湿地的整治措施选项

3.1建立健全气候检测系统

在对若尔盖湿地进行整治时，首先要建立健全气候检测系统，实时了解湿地的气候变化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对于降水较少的春季和冬季，可以适当的进行人工补给，确保湿地的水量需求。

3.2大力恢复生态系统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湿地环境越来越恶化，而湿地环境的恶化，也使气候条件不断恶化，久而久之，就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已经退化的湿地积极进行恢复，可以通过排水沟渠改造、植被恢复及实行放牧管制等措施，来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恢复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实践和试验，才能真正的保护好湿地生态系统。

4结束语

随着国家政策及宣传工作的不断推广，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湿地的保护与研究。但是，目前我国的湿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人为破坏导致湿地沙化严重，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其中，气候变化是湿地不断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温度不断升高、降水量不断减少，以及蒸发量的增加，使得若尔盖湿地的状况不容乐观。国家及政府应采用相关措施，加大对湿地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检测系统，并积极恢复生态系统，切实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赵建，朱建清，张杰，王建东，王松涛，罗浔，杨志荣.若尔盖退化、沙化草地的治理[J].四川草原.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