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农业发展十篇

近年农业发展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农业

一、嫩江县气候条件的基本特征

嫩江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属于中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多雨。年平均气温较低，无霜期80-130天，雨热同季，年日照2，728.2小时，年平均气温为0.4℃，全县从南至北积温在2500-1600℃之间，相对湿度年变化明显，夏冬季相对湿度大，均大于70%，春秋季相对湿度小，均小于70%，最大8月份79%，最小4-5月份达0。全县降水多受季风影响，以冷锋雨和气旋雨为主，集中在6-9月份，南少北多，北在550-600毫米，南在500毫米左右，年降雪量140-150毫米。幅员面积150万平方千米，耕地面积67万平方千米。自然环境适宜大豆、小麦、甜菜和马铃薯等作物生长，是黑龙江省的麦豆主产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嫩江县大规模开发，再加上土地不合理利用，环境保护不力，区域性环境变化显著，主要有：降水阶段性明显，暴雨次数增多，雨水量大，气温呈波动性上升，冻土层深度持续减少，自然灾害逐年严重。

二、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深刻改变了嫩江流域水文循环过程及其规律，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和时空变异性，相继带来支流河道断流、水旱灾害频发、湿地退化和土壤次生盐渍化等一系列突出的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不确定性，必将对区域水安全、粮食安全和湿地生态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

1、降水变化

2012年嫩江县降水量531.5毫米，比常年多49.1毫米，比去年多200.6毫米。降水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初夏、秋季和冬季。其中，1-2月降水偏少，春季降水比常年偏少，夏季比常年偏少，秋季比常年偏多，11-12月比常年偏多；降水峰值月出现在6、9月，降水量6月为140.1毫米，9月为175.2毫米。

夏季高温少雨、干旱

6月上旬降水偏多，降水量86.4毫米，同比多300%。后半月开始连续高温天气，直至7、8月持续降水偏少，8月降水仅26毫米，出现严重干旱，对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

秋季降水严重偏多，9月份出现二次暴雨洪涝灾害。

秋季降水严重偏多，9-10月降水量为211.5毫米，比历年多182%，秋季和9月降水之多均为历史上最大值。9月份降水量为175.2毫米，比常年多228.7%。全县基本普降暴雨二次，造成严重秋涝，对秋收工作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2、自然灾害情况

嫩江县近几年来由于气温上升的影响，气候变化不稳定，异常气候出现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气候变化特别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加使农业生产面临产量波动增大、布局与结构调整、成本与投资增加等问题。气候灾害的时常发生严重影响了嫩江的农业生产。而产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气候灾害特别是低温、旱涝的综合影响，是大幅度大面积减产的主要因素。

3、气候变化对农业土壤生产力的影响

气候变暖后，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化肥释放周期缩短，要想保持原有的肥效，就需要加大施肥量，不仅增加了投入，对土壤和环境也不利。其挥发、分解、淋溶流失的增加对土壤和环境十分有害。因此，气候变暖引起的农业成本投入的增加和对农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4、气候变化使农业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增加、危害程度加剧

随着气候变暖，作物生长季延长，昆虫在春、夏、秋三季繁衍的代数将增加，而冬温较高也有利于幼虫安全越冬。高温还为各种杂草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此，气候变暖可能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气候变暖后，各种病虫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即向高纬地区延伸。在高温条件下，由于作物的生育期缩短，作物、杂草和病害之间的相互关系会以不同的方式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因而病害感染的方式有可能改变。气候变暖还会改变作物和禽畜病原体的地理分布，目前局限在热带的病原和寄生组织将会蔓延到亚热带甚至温带地区。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将不得不施用大量的农药和除草剂，而这又将加剧环境污染。

三、适应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适应对策

1、不断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北方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水可能趋于更不稳定或者更加干旱，这必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而，这些地区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和抗灾减灾水平。

2、选育抗逆品种，采用稳产增产技术。针对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未来光、温、水资源重新分配和农业气象灾害的新格局，改进作物品种布局，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和低温等抗逆品种，采用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预防可能加重的农业病虫害。

3、科学地调整种植制度，适应气候变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候变暖，生长期延长，对我国北方粮食生产可能有利，因而要充分利用这一机缘，科学地调整种植制度，大力发展黑龙江的粮食生产。

近年农业发展篇2

现在就农业科学技术这个侧面，分析一下它在近代落后的过程、原因和教训。

一、过程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源远流长，汇集丰富。在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步具备，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中国古代三百多种农书就是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已推广了铁犁。十八世纪他们把条播机当作新发明，而我国汉代已经有了这种东西。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们已进人轮作复种阶段。中国古代农业在能量循环利用、用养结合、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制造精巧的农具、利用自然力，特别是水利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创造。凡是深人研究过中国古代农业的外国学者都是叹为观止的，他们称为中国农业历史之谜，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是创造了奇迹的。可以说在经验科学范围内，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熟较早，水平较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了呢?这得先从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说起。英国产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同步发生的。农业革命既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也是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当时在农业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具改革，推行条播机、中耕机等马拉农具，二是实行轮作制，用牧草、根类作物、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轮作，代替过去的休闲制;三是家畜由放牧到舍饲。因此改善了管理，增加了肥料，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些变革和欧洲中世纪比是巨大的革命，但它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并不比欧洲落后。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蒸汽机开始用于农业的固定作业，也有了蒸汽动力的绳索牵引犁。笨重的蒸汽机在农业上虽然没有象工业上使用那样成功，但不失为第一代农业机械动力。再者农业化学对植物营养、土壤、肥料进行了研究，企图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生产，用实验方法来探明农业中的因果联系。这说明欧洲农业开始由手工向机械作业，由经验向理论过渡。这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和欧洲比，不但发展速度落后了，而且水平也落后了。如果以李比希1840年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作为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魄话，这刚好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巧合，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就是在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落后了。虽然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了，但当时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欧洲、北美洲的农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拿美国来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前仍然是马拉农具，施肥很少，产量不高。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与西方比真正出现大的差距是在二士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这时西方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半个世纪来发生的事情。

二、复杂的因果链条

中国有成功的农业历史，但没有发展为现代农业科学，而且在近代变得落后了，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更需认真总结。

从欧洲近代的发展来看，有几个因素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业的兴起，基础科学的产生，国际交流，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欧洲之所长，正是中国之所短，我们可以从它的反面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1.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衰落

在明代，江南农业有新的发展，水田作业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很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和科学著作:有徐光启的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总结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和同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都毫不逊色，互有长短。问题在于中国始终没冲破旧的束缚，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步履维艰地爬行着。帝国主义的人侵又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内外交困，农业生产日趋凋弊，从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停滞了。1639年出版的《农政全书，，是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此后再没有什么新发展。除1742年由皇帝授命编辑出版的，并没有多少新东西的《授时通考》外，不过出现了些小型地方农书。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连小型农书也没有了。直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才开始零星地介绍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然而这己是移植过来的技术体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有多半个世纪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处于空白阶段，旧的东西停滞了，新的东西还没有产生。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的要从农业生产中去寻找。没有生产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经验，科学技术就会枯竭。当我们处在空白时期时，欧洲农业科学技术却迅速赶上来，相比之下我们就落后了。

2.工业的落后使农业机械技术始终处于手工阶段

由机器作业代替手工作业，使农业越来越带有工业的特点，这是近代西方的趋势。资本主义初期，农业曾支援了工业。当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使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部门显得逊色，后来工业又反过来支援农业，使农业成为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产业。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造是不能实现的。中国在宋代就有比较繁荣的工商业，到明代工商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纺织业、陶瓷业、采矿治金都是很发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以致于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拿不出象样的产品和中国抗衡而求助于鸦片作武器。中国并不是不具备发展为工商业大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工商业发展看作是农业的腐蚀剂，有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危险性，竭力推行“重农抑末”的政策，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重本抑末”在古代保护过农业的发展，但在近代不但起不了保护农业的作用，而且危害了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只能停留在手工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工业虽也有些发展，但总是带着殖民地的特点。帝国主义只允许殖民地提供原料，发展轻工业，不允许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以便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都是在钢铁产量和机器制造业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实现的，中国近代始终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3.农业基础理论科学没发展起来，农业生物技术处于经验阶段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各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的历史，也是农业科学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的历史。十九世纪中叶，化学继办学之后，成为带头学科之一，化学也带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突破，就从化学的运用开始的。二十世纪初，农业各基础理论学科先后成熟并独立出来，它们是:微生物学和病理学、土壤学和肥料学、植物生理学和动物营养学、遗传学和育种学、昆虫学和农药学及农业气象学等。这些学科既区别又联系构成了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是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多出于匠人之手，有讲究实际的传统，有较高的技艺，这是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水平较高的原因，但匠人们由于条件的限制而轻视理论，一些科学家也不乏高度的哲学概括，而理论上总显得空泛，没有实验科学的根底，这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以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植物学为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和西方在科学发展上的区别。1858年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合作翻译的.植物学，，是中国首先介绍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的书，原本是英国林德利(Iindely，2799一2565)的代植物基础》(ElementsofBotany)，它和中国传统的偏重于实用方面的植物学(如本草学)有相当大的差别。它介绍了包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植物的内部构造，各种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不是按实用而是按亲缘关系的分类。这已经是近代建立在观察、实•验基础上的普通植物学内容，是基础理论著作，偏重于自然规律的阐明而不着重于经济价值。这是西方生物技术发达的基础。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跟着生产跑，无法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农业生物技术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

4.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农业的发展，断绝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

近代科学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在技术上接受了低地国家的成果，德、法、意则受到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而美国农业是直接来自欧洲的。英国在农作制方面，德、法在农业化学方面，美国在农业机械方面，俄国在土壤学方面，在近代都各有长处，它们的交流共同促进了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繁荣。海外的贸易既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道的开辟，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生物资源的一次大交流。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航海业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常接受朝贡或派出使节，保持着半开放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交流。自郑和以后，中国的航海业不行了，西方强大起来了。封建统治者害怕与国外接触会动摇自己的地位，妄图关起门来做世界中心的美梦，不知道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知道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近代科学发展如千帆竞发的形势下，中国却在孤立中沉没了。中国的锁国政策是小农经济保守性的反映。小农经济曾促进了中国古代集约农业的发展，到了近代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它自给自足，规模狭小，再生产能力弱，没有专业分工，基本上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国内，而且表现在国际交流方面。当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我们不得不和国外发生关系，然已处于被动地位。帝国主义的入侵，强制农业商品化，进行不等价的掠夺性的交换，使农业生产恶化。这时虽然开始介绍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然而在如此低下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无法扎根的。

5.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农业的压力又成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因素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近代才突出起来的。据估算中国历史上人口是在五、六千万上下波动，人均耕地至少在十亩以上，人多地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封建的传统观念是鼓励多子多孙，把人口增加视为兴旺发达的表现。康熙时人口突破一亿，道光十四年(1834)达到四亿，清代时不到二百年人口增加了八倍，人多地少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近代史上工业革命前后，发达国家人口巨增是普遍现象。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工商业发展很快，城市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劳力短缺是主要问题，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提高效率。中国的工商业一直没发展起来，城市容纳的人口很有限，增加的人口主要留在农村，人多地少是主要问题。大量的人口给农业增加了压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拼命复种和垦殖，恶性循环就从这里发生了。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对农业科学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要求就不那么迫切。人们宁愿去雇用劳动力而不愿使用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直靠投人大量的劳动而进行集约经营的基础。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我只说到了与农业科学技术直接有关的因果链条，而那些原因的原因基本上没有涉及，需要历史学家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迫”，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虽无补于过去，却有益于今天和明天。西方近代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落后的，今后应该怎么办，都需要历史地加以总结。

1.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造成的，这一点，我们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制度上超过了资本主义。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将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们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物质墓础薄弱，旧的影响较重，经验不足。好的社会制度还要有好的组织形式，好的管理方法。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各种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

2.农业机械技术是由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要提高农业机械技术，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先搞工业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最后不得不返回头来武装农业。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我们必须工农业同时发展，既不能掠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也不能发展农业不强调工业。工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时，农业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

3.农业科学技术要不停留在经验阶段，就得发展基础科学理论。我们既要重视应用问题的研究，也要重视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技术的突破是以理论突破为前提的，从达尔文发现杂交优势到杂交玉米的育成，从李比希的“归还说”到近代化肥工业的建立，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理论准备。直到现在农业科学中还有不少领域是经验性的东西，还不能称为科学。只有在基础理论科学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农业。

近年农业发展篇3

关键词：吉林省；农民增收；收入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吉林省是农业生产的大省。2012 年吉林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接近15%，从全国角度来看，这一比例亦接近12%；从吉林省从业人员构成来看，2012年，吉林省从事农业相关生产的人员接近600万人，在总从业人数中占比接近45%，而加工业行业的从业人数不足20%，服务从业人数也不足40%，农业从业人数远超加工业及服务业。但是，近年来，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却年年下滑，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吉林省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总体来说，农民收入状况不如人意。综上所述，如何结合吉林省当地的背景和农业条件，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收入持续下滑的现状是一个现实而关键的问题。

1 吉林省农民增收现状

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东部，拥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产粮丰富，总产粮约占全国的1/20，是我国主要产粮区之一，一些指标上拥有着其他省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在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的商品、调出量以及粮食的商品率等方面。而吉林省拥有人口接近2700万，其中接近1300万为农业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占比接近50%，这些农业人口中，又以纯种粮食的农民居多，因此通过实现吉林省接近1300万农民的增收，不仅能够实现吉林的振兴，还能够保障我国国家粮食的安全。

1.1 吉林省农民增收概况

一个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通过农民的收入状况反映出来，收入越高，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也越低。具体农民收入包含内容丰富，有工资性的、财产性的、转移性的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经营的收入，而家庭经营收入又分为农业的和非农业的收入。吉林省农民收入中，绝大多数为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占比不到1/10。农业收入是指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吉林省农民大多数都停留在这一阶段，没有发展其他产业，换言之，吉林省农业收入水平不够高，有待提高。由图1可以看出，目前，随着吉林省农业收入的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比起2003年，其纯收入翻了接近2.5倍，已经由不到3500元/人增加到每年人均纯收入接近7800元，年增长率超过9%。并且收入构成趋向多元化，转移性和财政性收入不断增加，相比而言家庭经营收入持续下降。根据国家农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下，人均农民纯收入要达到近万元每人，由此可见，虽然吉林省农民收入获得了增加，但是其水平还是需要提高，具体的提高方法主要有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等，通过这些方法增加农民收入，最终达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1.2 吉林省农民增收与江、浙两省比较分析

江、浙两省是我国较为发达的省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GDP，还是自然、社会资源方面来分析，吉林省与之相比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主要涉及农民纯收入、农民收入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

1.2.1 农民人均纯收入

分析吉林省和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民纯收入，据相关数据显示，2004～2012年，三省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三省的数据比较如图2所示。有图和表知，在农民纯收入方面，吉林省在总量和增长速度上都与浙江和江苏两省相距很大，以2012年为例，浙江省农民纯收入为14552元，江苏省为12202元，两省皆突破万元大关，而吉林省只有7509.6元。

表1 吉林、浙江、江苏2004～2012年农民纯收入比较

图2 吉林、浙江、江苏2004～2012年农民纯收入比较

1.2.2 农民收入结构

由表2、表3可以看出：农业收入一直是吉林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其占总收入的比重55.5%，占吉林省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可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非常快，从1999年的85.7%十年间下降到55.3%，平均每年下降2%，照这样的速度下降下去，不到8a的时间，2017年农民家庭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将下降到50%以下。江浙两省的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0%左右，且总量上要比吉林省高很多。工资性收入是吉林省农民收入的第二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由1992年13%增加到2012年的14. 3%，平均每年增幅为0. 2%。江浙两省农民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据主要部分，这可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总量以及贡献率看出。吉林省政策性补贴的增长幅度显著，可以看出，自2003年开始政策性补贴在持续的增长，其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由2003年的1. 9%持续增加到2012年的14. 0%。可见国家对农民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强。

表2 2012年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表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年鉴（2012年）。

表3 2012年江、浙两省农民收入结构表

1.3 吉林省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1.3.1 农民收入总量不高

吉林省土地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两者皆在全国数量中占据了约1/5的比例，但是，吉林省的粮食产量更高，2012年，吉林省的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的比例超过10%，并且是第20次在全国粮食产量中位居首位。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对吉林省农民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吉林省的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其年人均纯收入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1元到如今2012年已经超过了7500元。但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收入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包括：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增长量也偏低，不能和城镇居民比。

数据显示，吉林省农民年均收入分布大多在3000～10000元，比例接近60%具体分布来说，年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在10%左右，年均收入在1000～3000元的，比例接近25%。3000～10000元的收入中，以5000为分界点，大约各占一半，而收入超过10000元的不足5%，如图3所示。而就具体的人均收入而言，吉林省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偏低，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约占30%，其中500元以下的占比接近一半，而在1000元～3000元这个范围比例又接近40%，剩下为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由此可以看出，吉林省农民人均收入总体水平偏低，更不用说和城市对比来看了，因此，吉林省迫切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及改善农民的现状，发展农村经济已经成为重要问题。

1.3.2 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

而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靠自身农业发展而获得的，更多时候是依靠于政府给予的补贴或者政府进行的政策倾斜，例如粮食价格调整保护，而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只能增长一时，而不能一直增长，没有可持续性，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彻底解决了农民收入结构的问题，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关于农民收入结构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只有的增收能力才是根本之策。实现“输血变造血”，增强自身活力。

从吉林省农业收入构成中来看，随着粮价上涨，农民的家庭收入获得了增加，与此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产品收入，但是，农产品具有低附加值、农业产品单一等缺陷，并且农产品收入对于环境天气的依赖性强，而农民通常没有很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措施，这导致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够稳定。

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均收入都有着良好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大发展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发挥的机会。具体来看，吉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构成指数分别为21.44%、42%以及36.56%，第一产业中农林牧渔的比例分别为59.07%、2.55%、36.77%以及1.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三大产业中，农业的比例超出了其应占的比例，这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小并且起不到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包括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发挥、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得不到提高以及农产品的附加值得不到提高。

表4 2012年吉林省三大产业构成

数据来源：2012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最近几年，牧业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导致了经营牧业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吉林省牧业收入显著增加。例如，在2012年，牧业产品价格涨幅巨大，这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从表5数据上来看，人均牧业收入接近1500元，相对于之前约为1000元的收入，增长明显，增长比例接近50%。

表5 2012年吉林省农产品价格结构

由上面可以看出，牧业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近年来吉林省的农业政策方面一直都是重视种植业而忽视牧业，随着经济发展，部分农民看到了牧业发展的潜力，自主自发地投入到牧业中，去发展牧业，但是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发展，为了全面促进牧业的发展，政府要做到：积极推行发展多元化农业；调整产业结构，重视牧业。

1.3.3 自然条件制约问题

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东部，地势平坦，且我国最大的平原之一就在此地，因此吉林省发展成为了我国主要产粮区之一，主要种植作物为大田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水稻等。前文提到，其一些关于粮食产量的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在吉林省，粮食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对于粮食的种植离不开土地，因此耕地对于吉林省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政策影响，例如“退耕还林”等措施，使得吉林省的耕地资源变得稀少，农民多、耕地少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严重威胁着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离不开耕地，特别是吉林省作为一个国家粮食供应大省，耕地资源的较少意味着农产品产量的减少，这不仅影响了吉林省的农民收入，造成吉林省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更加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2 吉林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2.1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

对于农业投资总量的加大，要做到：增加投资力度；强化投资意识；引导农业部门的私人投资流入。具体来说，应该做到：

2.1.1 对农业投资力度方面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进行调整，通过这两方面可以确保农业以及农民收入的稳定发展和增长。

2.1.2 对于强化投资意识方面

主要在于其他行业和部门的投资意识，如工商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具体方法有：通过农业优惠政策等政策手段提高农业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本；坚持和完善集体提留制度以及农村的集体经济功能以及准确把握公积金、公益金等的比例。

2.1.3 对私人投资方面

通过土地承包制度的继续和完善来鼓励农民的私人的、长期性的投资，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持久的土地经营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民收入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提高农民的私人投资收益。

2.2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具体的实施措施有：除了原有的对大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外，更进一步需要加大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侧面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在农业科技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以科技带效率，以科技创收入的方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教育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要扩大教育投入。具体方式有：加大义务教育建设，通过对基础，也就是农村青少年的发展促进整个农村的发展；对于农村的现有劳动力等，加强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村的知识水平，同时这也是农业收入增加的基础。

2.3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

完善农业的科技创新，首先就要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在具体措施上要做到：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体系的建设要在吉林省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当地相关农业院校、科研单位的基础上，体系的建设还要把握重点，也就是对吉林省农业发展产生制约的关键性问题；要根据吉林省农业发展的实际，重点关注和鼓励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农业生产企业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支持方面包括财政、金融、技术等，鼓励其进行科技创新；积极探索高科技并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科技化，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积极与国际创新接轨，鼓励集成创新和再创新，提高吉林省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核心竞争力；建立多元化农业科研体系，由政府引导，社会广泛参与，从而逐步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

3 结语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关键。分析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环境下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民收入总量较低，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还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加强农业投资力度、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加快农科科技创新等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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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曲军，胡胜德.工业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9 （10）：98-101.

近年农业发展篇4

财政部近日透露，中央财政今年将拨出55亿元专项整治农村环境。今年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要求地方予以配套，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资金配套比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1.5、1：1、1：0.5。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日前正式公布。意见提出，要加大高等学校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力度。鼓励和引导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实行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国务院设定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核心区域

国务院近日印发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综合考虑各地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基础等因素，按照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梯次推进的思路，以“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为核心，着力建设重点推进、率先实现和稳步发展三类区域，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我国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召开新闻会，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就《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年用水总量已经突破了6000亿立方米，大约占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74％，很多地方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过度开发，已经超过其承载能力，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刚性措施就难以扭转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日益加剧的被动局面。

农业部启动“百乡万户调查”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业部近日启动了2012年“百乡万户调查”活动，选派123名机关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27个省份开展为期1个月的驻乡进村人户调查。

未经授权不得用绿色食品标志

农业部近日公布了《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要求，未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通用类农机具最高补贴额30万元

近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2012年全国通用类农业机械中央财政资金最高补贴额一览表》，公布了通用类机具最高补贴额。总体上补贴额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价格的30％，单机最高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对总量趋于饱和的小麦收割机适当降低补贴额度；对于薄弱环节的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等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12万元，甘蔗收割机、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20万元，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30万元。

农业部将严厉惩处农机补贴违规企业

日前获悉，农业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机化主管部门监督，严厉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深入推进农机化系统廉政建设，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高效、廉洁实施。同时，重拳打击农机企业、经销商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决不姑息，坚决取消产品补贴资格或经销补贴产品的资格，追回骗取套取补贴资金，触犯法律的依法严惩。

坚决制止强迫或限制农民 流转承包地

据农业部近日公开的信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依法落实和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将成为2012年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首个要点。今年将坚决制止和纠正强迫或限制农民流转承包地等行为。

随迁子女教育将纳入财政保障

近日，教育部网站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目前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回答。袁贵仁表示，已经成立了一个由多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工作组，正在深入研究和论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考等重要问题，今年要将随迁子女教育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农业部拟用蔬菜自给率考核市长

一个城市，如果出现菜地总量减少、蔬菜的合格率不达标等问题，有可能市长要被问责。近日，农业部定点市场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会上透露，农业部将研究完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措施。

逐步实现全国就医一卡通

中国卫生部近日了《居民健康卡管理办法(试行)》，一种集就诊卡、结算卡、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居民健康卡”，近期将在河南省、辽宁省锦州市、广东省佛山市等地试点发行，全国就医“一卡通”正在逐步实现。

我国水产品出口额连续十年居全球首位

从农业部渔业局获悉，2011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4.8％，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据海关数据统计，2011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816.1万吨，进出口总额258.1亿美元。其中，进口额80.2亿美元，出口额177.9亿美元。

严肃查处涉农隐蔽性乱涨价乱收费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全国涉农价格与收费专项检查将从3月1日开始，5月20日结束。重点对水利水务部门收费、农村基础设施收费，农产品流通收费、农村中小学收费等开展检查。

2011年农村集体土地违法投诉最集中

国土资源部近日通报：去年全国各级12336国土资源违法线索处理中心共受理近9万件线索，反映土地违法违规的线索为5万件，其中群众对农村集体土地违法占地投诉较为集中。

农业部明确今年种植业重点

近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2012年种植业工作要点》，明确了2012年种植业工作的总体要求，即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定促进粮食稳定发展的目标不动摇，立足抗灾夺丰收，强化政策扶持，依靠科技进步，全力夺取粮食好收成，努力促进种植业全面协调发展。

2012年黑龙江省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将提高到290元

今年黑龙江省新农合统筹区域内政策范围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提高到75％以上，贫困人口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报销额度可达90％，人均筹资标准由2011年的230元提高到为29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费50元，

我省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7591元居全国第10位

从黑龙江省统计局了解到，2011年我省64个县市(不含市辖区冲25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超万元、51个县(市)浓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水平，东宁、绥芬河等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已接近15000元，是全国水平的2.1倍。2011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7591元，比上年增长22.2％，增幅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0位。

近年农业发展篇5

关键词: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发展研究

总理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居民)增收主要渠道一是依托本地资源,充分利用该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多角度发展农业;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有特色、有规模、有档次、有效益的特色农业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快节奏生活造成的心理压力、都市中心城建筑森林的苍白,城市居民对郊区农业休闲旅游需求日渐增强。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有助于农村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能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 年全国旅游的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就体现了国家对发展农村休闲旅游的重视。沈阳市农业休闲旅游业已经有一定基础,但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当前的形势。

一、郊区农业休闲旅游概述郊区农业休闲旅游是在城市郊区范围内以农业文明、农村文化、农家环境等资源规划成为特色地域景观而开展的区域性旅游活动。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资源基础。农业旅游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第四,农业休闲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业休闲旅游起步晚,但发展较快。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国内一些都市区域的旅游市场开始导入乡村旅游模式,并很快形成超速发展的态势,目前全国至少有十万家。沈阳的郊区休闲旅游在新城子区、苏家屯区等地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如新城子区马刚乡中寺村的水果种植示范园,曾家沟村的三利国家A A 级生态农业示范园,苏家屯区白清寨乡的农家民俗体验游,马耳山生态旅游区的挖野菜、采摘樱桃、品农家饭旅游活动等等。

二、沈阳市近郊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优势分析

发展旅游需要的客观条件主要有四个,即:有人、有闲、有钱和便利。具备这四个条件,旅游就会有重大的发展。沈阳市在近郊发展农业休闲旅游以上四个方面都已经具备:

一是“有人”。沈阳现有人口数量为720 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有度假休闲的需求。城市规模越大,前往郊区旅游城市人口基数越大,郊区旅游越容易发育。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城乡景观的空间差异就越大,城郊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城市居民旅游出行率就越高。

二是“有闲”。目前,我国每年有114 天的法定假日,加上带薪休假,沈阳市的工作人口每年将有三分之一的假日休息,有充足的时间旅游。

三是“有钱”。2005 年,沈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年增长13.2% ,为10098 元,达到小康水平,已经做到“有钱”。

四是“便利”。近郊位于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地段,临近城市,是距都市人最近的“自然界”,也是短途旅游的最佳去处。近郊的交通一般纳入了城市交通的大网络,公路四通八达。截止2005 年,沈阳已建成农村公路6198.4 公里,近郊区各村都已经有了较为宽敞的道路,很多地区甚至已经通了公交车。形成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意愿。因为休闲旅游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对农业休闲旅游的意愿取向直接关系到该产业的生存。本人曾经就该问题随机调查周围人群,90%以上的中青年(45 岁以下)都有“乡村游”的愿望。虽然该调查不具有普遍性,但至少说明想要“乡村游”的城市居民数量庞大,发展农业休闲旅游潜力巨大。

三、沈阳市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积极作用

农业休闲旅游投入少、收益高。农业旅游项目可以就地取材,建设费用相对较低,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有游客就有利润。在经营的过程中,农户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并未停止,还可以按游客的需求种植作物。因此,近郊发展休闲旅游与农业生产- 58 -农业经济2007/ 【农业发展】7不但不矛盾,而且二者的和谐发展还可以带来以下益处:一是增加农民收入。旅游者观光的同时带来了购买力,农民也获得了旅游者的消费收入和购买农产品的收入,使其效益远优于传统农业。以新城子区马刚乡中寺村为例:该村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开办农家院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休闲旅游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大产业。该村村委会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 年到2005 年间,全村该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90 万元、120 万元和200 万元。二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休闲旅游将农业向第三产业扩展,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马刚乡中寺村160 户人家中,已有82家经营农家山庄,从业人员200 多人,约占中寺村人口总数的35% ,并提供劳动就业岗位500 多个,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三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都市综合症”随之而来。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

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农业休闲旅游集农业劳动、农产品生产及休闲、度假于一体,给人们增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四、沈阳市农业休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沈阳市四个郊区开展农业休闲旅游的村镇越来越多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与北京、四川等农业休闲旅游开展早、经营好的地区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旅游项目缺乏特色,呈现同质化。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推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看农家生活”,虽然异于城市生活,但如果“天天都一样,次次都相同”,项目总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必定会下降。项目的同质性使旅游点间可以轻易替代,也不利于培养游客对该旅游点的忠诚度。

二是景点分散且知名度不够。沈阳近郊农业休闲旅游整体上是一种小而散的自由发展状态。农业旅游资源广泛分布在各村镇,他们各自为战,缺少合作,且旅游资源的等级不高,知名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较少,这也成为发展的“瓶颈”。

三是农业与旅游业结合不完全。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许多地方缺乏对旅游的理解,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开发,旅游活动单一,也缺乏必要的服务。例如鱼塘仅提供了钓鱼场所,不提供鱼杆、鱼饵等垂钓工具就可能使大多数游客放弃钓鱼,从而减少旅游收入。

四是忽视旅游产品售后服务问题。旅游也是产品,也应该有产品的使用信息反馈和产品的售后服务。绝大部分开展了休闲旅游的村镇只提供迎来送往的基本服务,没有旅游产品售后服务体系,从而导致游客流失。

五是开发建设不规范。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正确的指导等原因,有些村镇开发过程中缺乏规划,硬件设施较差,各类用地参差不齐。一些乡村道路、停车场、公共厕所、住宿地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设施过于简陋,整体布局杂乱无章,与旅游业脱节,无法形成整体的风格,破坏了游客对农村旅游点的好映象。

六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各村镇基本上把发展休闲旅游等同为经营饭店和旅社,旅游经营者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服务人员以当地村民为主,多数未受过正规培训;经营者对服务人员的雇佣方面也不够规范,没有就业协议,服务人员的利益缺乏保障。

五、加快发展近郊休闲旅游业的对策建议

针对沈阳市近郊休闲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是保持特色。鲜明的特色,独特的旅游区形象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在建设过程中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异质特点。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应使它有所创新和发展,但要避免开发后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

二是提高市场知名度。知名度的高低意味着游客对该旅游点了解的多少,就意味着客流量的多少,更意味着旅游点收入的高低。提高旅游点的知名度应做好对自身的广告宣传、与旅行社紧密的合作以及在节庆假日加大宣传力度等工作。

三是加强与周边景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旅游点之间的恶性竞争,会严重阻碍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要注意与附近景点构成互补,丰富产品结构,扩充产品数量,增加游客的可选择性。要把一个地区的旅游景点纳入整个地区的旅游网,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旅游项目的开发要结合季节的转化,针对不同季节的特点和农业的特点推出相应项目,比如春季郊外踏青,夏季观景避暑,秋季采摘果实,冬季冰雪项目等。

五是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内部管理。在发展旅游的硬件方面,必须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完善的旅店、餐厅以及休闲娱乐场所。在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加强对服务人员技术培训;二要加强对游客宣传教育,增强游客维护生态环境意识;三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就业协议,确保受聘人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四要积极建立完备的旅游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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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农业发展篇6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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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农业发展篇7

关键词：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一、当前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现状

1.什么是休闲农业旅游

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题，在农村自然环境中，利用农村生活项目等农业资源来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体验的一种休闲旅游形式叫做休闲农业旅游。这是一种以增进农业体验为目的的适应人们观光、休闲的新型旅游形式。休闲农业旅游在国外发展较早。欧洲在60年代就已出现了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意大利“国家农业旅游协会”旨在指导城市居民去农村拾趣，体验乡野气息。亚洲日本休闲农业始于70年代，近些年得到大规模发展。在我国，休闲农业旅游起步较晚，直到80年代才出现发展苗头，近几年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农业旅游产业发展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休闲农业旅游项目、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

2.当前国内休闲农业旅游的几种发展模式

国内休闲农业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再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下，逐渐形成的发展模式中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有如下几种模式。

农务参与型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早期这种发展模式在我国可通俗的认为是农家乐，所谓农家乐，指的是在农家吃饭，在农家住宿，帮农家干活，享农家娱乐，买农家特产品。现在模式逐渐发展成由农民提供或出租耕地，让游客参与耕作、种植、经营，游客作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体验耕作的乐趣、享受收获的喜悦。经过最初发展阶段的摸索，如今项目日趋成熟，获得大部分有充足时间、有劳作能力消费群体的钟爱。

乡土民俗体验型休闲农业旅游模式。这种模式的消费群体定位在境内外热爱文化探秘、人文资源的旅游爱好者们，模式的发展以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为载体，或以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为主题，依托于一些区域的特色村落开展的一种深度体验型休闲旅游项目。随着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者走进国内，而我国人文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国内乡土民俗体验型休闲农业旅游模式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观光果园采摘型休闲农业旅游模式。模式以绿色自然景观和人工田园风光为载体，主要利用农业生产的过程、农业生产的成果销售来获取收益。

二、当前农务参与型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情况

当前农务参与型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出现了对城市近郊闲置土地实行集中土地租赁，经过开发后，按小面积进行二次租赁给农务参与型消费者，以此来获得经济效益的项目。这是一种新型的农务参与型休闲农业旅游项目，目前基于这种形式的现实版“开心农场”项目日益兴起。

所谓现实版“开心农场”指的是消费者利用租赁来的小面积土地进行种植或者养殖来达到休闲、锻炼、旅游的目的，在劳作中亲近大自然、感受生活的乐趣。通过现有的资料分析与走访河北省内的一些“开心农场”项目，分析出项目具有两大典型模式特征。第一个是项目的经营位置多位于城市的近郊，租用的是城市近郊的空余农业用地，大面积租用后进行总体规划调整，再分区域按面积收取租赁、服务费用，以此为项目盈利手段。二是主要消费者层次清晰，定位准确，消费者多为时间充裕的、有劳作能力的中老年人。种植方式精耕细作，且多是人工耕种的传统农业种植方式。

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管理上存在着先发展后监督的观念。发展至今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首先，国家没有统一的行业发展规范，缺乏可以依据的相关规定，各地基于自身建立的规范规定良莠不齐，缺乏整体性，产业横向品牌发展较难。其次，农场转型发展存在限制，因为国家规定不得随意更改土地使用性质。最后，有些农场模式单一，对消费者吸引力有限，无法持续发展。

三、现实版“开心农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国内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诸多开心农场项目，经营规模、经营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消费者对于行业的评价比较极端，产业前景堪忧。经过分析模式发展中涌现的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缺陷，要做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引导支持。

1.政府在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要进一步的强化

“开心农场”的盛行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转变。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愿意去亲近大自然，去自然中休闲娱乐，追求健康的休闲方式。政府主导作用一是体现在政策的支持、资金的优惠，二是体现在监管方面。尤其是政策的支持方面，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要给予这些开发经营农场主们充足的信心和支持，让他们敢于发展、敢于扩大规模，促使这种新型发展模式逐步走入正轨。

2.农场主给予技术支持，加强服务观念

农场要配备相关的专业技术员给予承包户种植技术支持，大部分承包户缺乏种植技术和方法，要培养其自信，以免积极性受打击。加强服务观念，结合自身项目实际情况，落实好服务措施。比如位于交通不便郊区，农场可以在市区定点定时班车集中接送。相关休息娱乐、现摘现做餐饮服务也应该配备齐全。

3.完善基础设施功能，构建有品牌、有特色的现代化农场

比如目前北方开心农场项目在冬季便无法经营，利用率不高，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来提高利用率，冬季新建温室就是解决的方法之一。扩展思路，温室还可以应用于种植观赏花卉等等，使农场的经营项目深度化，构建出自身品牌、自身特色。

近年农业发展篇8

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个阶段全覆盖，每年资助金额近1000亿元，资助学生近8000万人次。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受助学生累计达3.4亿人次，资助金额累计达到3526.17亿元。

 

九省份中职生学费全免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据了解，目前已有9个省份将免学费范围扩大到所有中职学生。2011年，395万名中职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占在校生总数的20%。近年来，中职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在校生从2005年的1600万名增长到2011年的2205万名。

 

中组部、农业部2013年首期大学生村官培训班开班 中组部、农业部联合举办的2013年首期大学生村官培训班近日在北京韩村河村开班，来自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0名大学生村官及党委组织部的同志参加为期7天的培训。农业部决定继续举办20期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坚持“村庄是教室、村官是教师、现场是教材”教学模式，帮助大学生村官理清发展思路，增强创业意识，提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

 

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有望免试升学 为进一步扩大职业院校毕业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部将出台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免试升学政策。同时决定印发并实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规划（2013—2015）》，继续开展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话活动，加强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等。

 

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研讨会在京召开 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和职业教育专家，就构建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制度、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规范及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等进行深入研讨。

 

农业部启动全国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行动 近日，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技中心与全国农企合作企业签订了《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战略合作协议》，预计2013年将全国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企业扩大到200家，重点与100个示范县对接，省级、县级农企合作企业与1000个示范乡、10000个示范村对接，通过示范带动，免费为1.9亿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指导服务。

 

2013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全面启动 近日，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印发《2013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指导意见》，投资5亿元，在14个省区开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重点扶持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马铃薯贮藏窖、果蔬通风库、冷藏库和烘干房等产地初加工设施。

 

农业部2013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近日，农业部根据《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推介办法》，组织遴选了2013年160个农业主导品种和100项主推技术。

 

《基层农技推广》电子期刊创刊 日前，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联合创办的《基层农技推广》电子期刊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刊印。该刊全国公开发行，以服务农业生产发展、满足农民科技需求、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宗旨。

近年农业发展篇9

基于农业对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粮食安全、创造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

赞比亚近年来已经把农业作为经济多元化政策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据赞比亚政府去年下半年公布的数据，该国玉米产量去年达到创纪录的270万吨，农业产值预计增长7.6%。

莫桑比克政府近年将促进农业发展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早在2008至2009财政年度，莫桑比克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已经占财政总预算的5%，超过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支出。去年，该国政府又将农业预算所占比例提高至10%，以提高粮食产量，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具有农业发展潜力地区的公路投资，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

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是南非政府的五项优先任务之一，也是该国确定的增加就业的重点领域之一。近年来，南非政府一方面加快进程，让更多人拥有土地；一方面增加农业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收入不断增加。

坦桑尼亚去年初实施农业灌溉计划，以改变该国3000万公顷土地中只有不到1%能够得到灌溉的现状。此外，该国也在积极准备实施“农业第一”计划，在全国引进优良种子和机械化耕作方式，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则开始着手实施减少粮食进口的计划。据安哥拉通讯社近日报道，该国将从今年起执行旨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计划，以减少对外部粮食的依赖，第一阶段计划将率先在3个省实施。埃塞俄比亚政府去年制订了5年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提到决定增加农业投资，争取在未来5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近年农业发展篇10

[摘要]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文集》第3卷,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政权实行的是，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的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政府的“”，要求实行，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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